跨越香江的思考——读《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听雨轩随笔

1997年，香港回归，重庆直辖，我上大学。后者跟前者没有任何瓜葛，重庆直辖却与我上学有着直接联系——我几乎是冲着重庆直辖才去西南政法的。四年求学时光，所思所想所悟与法治紧密相依。十年以来，人世漂泊，心情沉浮，每天蝇营狗苟，写一些无关自己心情的文字，说一些无关自己心声的话，从事无关自己法律专业的职业。只是偶尔回首，对知识的渴求依旧，对自由的向往依旧，对理想的憧憬依旧，对法治的期许依旧……或许，再过十年，还有很多“依旧”依然“依旧”，那么，就让自己“梦里依稀闻法语”吧。

这是2007年我在天涯论坛首开博客时写下的话。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家事国事天下事，纷纷于岁月红尘中穿梭，一件件翻滚，一件件定格，成为历史任人述说，貌似波澜不惊，实则惊心动魄。

十年过去了，我已经在其他平台写作阅读，天涯博客也成为了自己写作的历史。近期整理往日小文，偶然在网上查阅时，发现了上述话语。

香港，这迷人的香港，勾起了我的无限思绪……

于是，我第三次翻开了强世功教授的《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这本作者口中的“小书”，纳入甘阳教授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论丛的第三辑，201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此前，部分内容曾在《读书》杂志连载，并于2008年以《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为书名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想，对于大部分非政治学、宪法学领域的人而言，香港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熟悉，是因为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举国欢庆，举世瞩目，是炎黄子孙期盼已久之事，每一个中国人都再熟悉不过。陌生，则是因为绝大部分人对香港的认识都仅仅停留在由于清政府的无能，导致香港被英国人占领的层面。至于占领之后回归之前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事，进入“后97”时代香港与大陆、香港与英国、香港与世界的关系如何？则是非常陌生的领域。不仅是普通人，其实知识界也是隔行如隔山，大部分人同样是一知半解。

大家之所以对香港问题会这么隔膜，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制度因素来看，“一国两制”的实施，使大陆与香港之间的交流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障碍和限制，没有在两地工作的实践经历，很难对香港问题有深切的体会和把握。从宣传舆论来看，站在国家治理的全局高度，对涉及香港问题的舆论报道不可能很全面，人们只能从中得到一鳞半爪的消息，难以形成完整准确的认知。从学术研究来看，如果研究得太深入，势必曲高而和寡，得不到太多人的关注，如果太浅显，则又触及不到问题的实质，必须有个度的精准把握。

强世功教授的这本著作，恰恰绕开了上述三个问题，可谓在天时、天利、人和的条件下写就。这本著作，成书于作者借调香港中联办做研究工作期间（2003-2007年），是作者研究香港问题成果的集中展示。整本著作由13篇文章构成，每一篇都独立成章，叙述清楚一个问题，同时又相互呼应，构成了对香港问题研究的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这是一本很好的学术著作，对很多问题作出了精辟的研究和讨论，但全书却没有故作高深的生涩学术用语，行文非常流畅，让人有一翻开就想一直阅读下去的冲动，作者用生动流畅的语言带领读者经历了一次愉悦的学术之旅。

这本著作，开辟了了解香港问题的新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承认过满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直主张对香港拥有主权，因而香港问题对中国政府而言，不是归还主权，而是恢复行使主权。1997年，香港整体回归。对于历史不太陌生的国人可能知道，香港共分为新界、九龙、香港岛三个部分，其中香港岛于1842年割让，九龙于1860年割让，新界则是于1898年租借，租期为99年。对于同为被割让的港岛和九龙，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其中九龙城寨曾于辛亥革命前后回到国人手中。20世纪80年代，中英启动谈判的时候，英国人刚开始竟然天真的不但认为《南京条约》有效，而且还幻想能根据当初租借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延长新界的租期。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碰上了邓小平这颗硬钉子，不但新界延长租期纯属妄想，就连九龙、香港岛本身，也让中国人一鼓作气给解决了，老牌殖民帝国在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栽了大跟头。作者作为一名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和宪政理论学者，自由穿梭于法学与政治学之间，深入浅出的道出了香港问题的“前世今生”，特别是深刻解析了香港回归前后各方力量的角逐，让世人于风平浪静之下感受到了国家较量的暗流涌动，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弱国无外交的“外交铁律”。

这本著作，开启了香港问题对话的新模式。二战之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已经意识到大英帝国将不可避免的走向衰亡。为延缓衰亡的节奏，他于1947年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成功挑拨了苏联和美国从雅尔塔会议以来形成的合作关系，创造出“冷战”格局，迫使美国与英国结盟，从而利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大英帝国不至于彻底崩溃。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大英帝国的辉煌毕竟已成昨日黄花，只能苟延残喘而已。尤其是1956年英法出兵阻止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行动的失败，标志着大英帝国开始走向崩溃，从此进入了“非殖民地化时期”。英国人自然不甘心从历史谢幕。1982年，马岛战争的胜利，给了英国人错误的自信。带着这份荣耀与傲慢，撒切尔夫人踏上了中国，开启了与邓小平的谈判之旅。众所周知，最终“铁娘子”败给了“钢汉子”，以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台阶摔跤的小插曲宣告了英国人以“主权换治权”图谋的破产。从此，英国开始考虑如何在香港布局，以使自己能够体面、光荣的撤退。不得不承认的是，英国人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中，切实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帝国的技艺”。英国人无论是通过政治手段，还是通过法律手段在香港布下的局，都给香港的回归和回归后的治理栽下了很多“钉子”，挖了很多的“坑”，致使争取人心回归的进程受到很大影响。香港人长期在英国人的统治下生活，领土的割占不可避免造成心灵的割占，仅仅从香港的角度或者西方的角度看香港，“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客观存在的。作者作为“局外人”，不仅从香港的角度看香港，而且从中国的角度，甚至从全球的角度看香港，试图开启香港不同派别之间的对话，增进不同派别之间的理解，进而增进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学者言说的力量，牵动各方从不同角度加深对香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理解，使各方能够理性、平和的展开对话，可谓开启了香港问题对话的新模式。

这本著作，启迪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新视野。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如果放到现代政治理论的框架下，是无法准确下定义的，特别是难以契合现代“国家”的定义。然而，如果放宽历史的视界，从历史上的中国来看待今天的中国香港，看待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就会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其实，无论是明清时期的边疆治理，还是当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甚至再往前回溯，中国的经略周边的政策，无不给当下的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解决香港问题的智慧，无疑是华夏文明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的，从根本上讲，香港问题不能仅仅从狭义的国家视野来看待和界定，更准确的说，应该从华夏民族、中华文明共同体的视野来看待和建构。正如作者在后记所言，中央对香港的执政，是在非直接管制下的执政，往往要“以外交方式办内政”，这种治理模式，进一步丰富中央的执政经验，对于未来处理台湾问题甚至是处理国际区域问题都积累了不可多得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问题就绝不再是单独的香港问题，而是新时代下如何提升中国总体治理能力的问题，如何强化中华文明共同体辐射力的问题。

不经意间，这本著作出版已经8年，书中提出的很多观点，也在时光的流逝中被吸收或淘洗。

唯有那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始终在金紫荆广场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