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之三(作者：张瑞祥）

胡杨树

当 地 知 青 中 第 一 个 党 员
 
　　1973年初春的一天，旗知青办打电话通知我说，旗里“一把手”要找我谈话。我有些莫名其妙，立即骑自行车进城。
　　知青办钱继福副主任引领我来到刚刚到任不久的旗委书记、旗革委会主任王会龙同志的办公室。但见屋内铺着木地板，和其它办公室一样生着火炉，只是比别的屋多了一对暄乎乎的沙发。一位高个子、戴着领章帽徽的解放军首长和蔼地与我握手。钱主任介绍说，这位就是旗委王书记。王书记问过我的年龄、籍贯等情况后，说明了找我谈话的意图。
　　他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都十分重视。旗委也正在认真总结以往相关工作经验教训，下决心进一步抓好这项工作。我已听说了你下乡以来各方面的情况，旗委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希望你继续努力，起好带头作用，协助我们作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篇大文章。

　　接着，王书记讲了一段出乎我意料的话。他说，你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非常对的，但是接受再教育的同时，还应反过来对社员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改变保守落后的观念。现在公社已经成立了，应帮助社员们安下心来发展生产，建设自己的新家园。
　　旗委书记关于知青与社员之间应互相教育的话，确是一个很新颖的观点，此前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讲法。我想我们这些知青娃娃既没能力，更没资格教育别人，自己还是老老实实地接受社员们的教育吧。至于“应帮助社员们安下心来发展生产”的话，我知道是指我们公社有些社员，对于把自己由原来所在的国营农场划分到现在的生产队，国家职工变成社员之事想不通，坚持要求返回原单位这件事。我下乡以来与社员们朝夕相处，多次听到这部分社员的诉求，我不知道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他们的要求对不对，是否还有实现的可能。但我知道，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是本本分分的人，何况他们向上级提出自己的意见时，没有一人耽误了生产劳动。

　　1973年5月4日，共青团阿巴哈纳尔旗委在人民电影院召开纪念五四青年节暨“双先”表彰大会。我被评为“优秀团员”，奖品是一个盖着旗团委公章的很小的塑料皮笔记本。不久，我又参加了全旗知识青年“先代会”。

（这个由旗团委颁发的小笔记本，是我走上社会以后第一次受到的奖励）

　　5月9日，受公社党支部委托，学大寨工作组的几位同志集体和我谈话。他们从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讲到党的宗旨，再讲到农业学大寨。在肯定我的成绩并指出我的不足之后，明确地要求我近日内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交上来。这使我感到十分惊愕，随之而来的是十分激动。在那讲究“政治挂帅”的年代，一个人能够被党组织“纳新”（那时称发展新党员为“纳新”）是无尚光荣的事情，何况我是下乡才一年多的知青。

　　5月27日晚上，在公社大会议室，召开了有我所在生产队社员和全体知青参加的群众大会，征求大家对接纳我入党问题的意见。到会社员和知青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了对我下乡以来工作的肯定和对我加入党组织的支持。会议开得很热烈，大家炽热的情怀令我至今难忘。

　　5月29日，公社党支部一致通过了纳新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决议。

　　1973年10月中旬，我和公社领导一起，到旗里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那次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给福建莆田知青家长李庆霖的复信）。
　　会议期间，旗革委会组干组（即旗委组织部）领导正式通知我：你的入党问题已经旗革委会党的核心组会议研究批准，从今年5月29日起，你就是中共正式党员了，你是全旗下乡知青中第一个纳新党员，希望你不要辜负党和贫下中农的期望！

　　我入党了！
　　在我即将跨入18岁门槛的时候，实现了人生的一项崇高愿望，当时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
　　后来我才得知，在接纳我入党过程中，组织上对我的家庭出身等问题进行了严格的“政审”，结论是“张瑞祥……家庭成分中农，该同志父母及其本人政治历史清白”。而我父亲单位那位赵领导嫌自己在本单位胡整不过瘾，一路造反竟然坐上了全旗“挖肃”专案组（群专）副组长的交椅，他屡屡制造冤假错案，大搞刑讯逼供，最终把自己送进班房，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应了“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那句老话了。

“  红 星 闪 闪 放 光 彩 ”
 
　　入党，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奉献。其实，我入党后与之前相比并无变化，因为我始终在辛辛苦苦地劳动，扎扎实实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1974年3月，城关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会议与会人员合影。倒数第二排左边第二人 戴皮帽子的是本人。这幅照片是做完这个“美篇”后才在手机知青群里首次见到，个人觉得很珍贵）

（知青代表1974年3月参加公社农业学大寨会议时合影，后排左三是本人。感谢“知青微信群”使我在参加这次合影照近45年后第一次见到这幅照片）

　　不过，我除了比他人多参加了几次会议外，还名副其实地享受了一回党员待遇：当年冬天我在锡林河水库参加翻修大坝劳动，公社秘书委托运石料的车老板捎来一张字条：上级通知，党员同志观看内部批判电影，请准时到场。字条里还夹着一张电影票。我一看就是当日下午四点的，遂立即搭车进城。那一场接连放映了三部日本二战影片《啊！海军》《山本五十六》和《日本海大海战》，看得头晕脑胀，散场时已是午夜时分。

　　转眼，我们下乡已进入第三个年头。这是个不平静地年份。
　　新年伊始，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件家喻户晓的大事：《人民日报》1974年1月5日在头版头条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刊出一位名叫柴春泽的知识青年给他父亲写的回信并加了“编者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报立即转载。在极短的时间内，柴春泽的名字疾风一般吹遍全中国。

　　柴春泽是赤峰市六中学生，1971年12月中学毕业后带头下乡到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玉田大队。他立下“扎根农村60年”的誓言，插队期间严格要求自己，1973年夏入了党。就在这不久，柴春泽曾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父亲写信给儿子，要求他务必听从父亲安排，通过招工返城。柴春泽不仅回信拒绝父亲安排他回城工作的意见，还在青年点公布了来信，并向知青部门求援，帮他“堵后门”。
　　当时，不少地方知青工作上出现较严重问题，有的知青家长愤而给毛主席写信“告御状”，社会上“知青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的舆论日益广泛，引得广大知青人心浮动。而此刻报道柴春泽这个“先进典型”，对教育广大知青安心务农，无疑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使这个比我年长三岁，和我同乡（同为赤峰市区人）、同时插队、同时入党的柴春泽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和影响，我觉得他有很高的思想境界，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36年后，本人与当年全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柴春泽〈左边戴眼镜〉首次见面。“文革”后柴曾冤狱，后来被平反 落实政策，从事教育工作。对了，他还办了一个网站，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柴春泽给我的名片）

　　就在我学习柴春泽，用其言行衡量并查找自身差距的时候，一个我们始料不及的问题发生了。

　　这年春季，由于我们公社从旗奶牛场、蔬菜农场划拨过来的社员们要求重返原单位的呼声日益高涨，旗里最终做出妥协，决定允许这些人全部返回原单位，并恢复他们国营农牧场职工的身份。消息传来，社员们兴高采烈，纷纷回原单位报到去了，而幼稚的知青们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不知所措。

　　社员们陆续走了，生产队解体了，我们种的菜地悉数交还刚刚恢复的劳改农场，以社员、生产队赖为基础的城关公社的前途瞬间成了未知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青们顿时慌了神。

　　见公社领导都已赋闲在家，大家便到旗里询问我们这五十几名知青何去何从？但是当时“批林批孔”如火如荼，领导们应付运动已是焦头烂额，城关公社知青去向问题一时还上不了议事日程。知青们便“放了羊”，纷纷搬行李返城回家住，一些知青为生活计，只好自己到社会上打零工去了。

　　转眼夏天来临。一个令人心动的消息给知青头上笼罩多日的沉闷注入一股清风：一些大中专院校老师来锡，在知青中招生！不少人跃跃欲试，准备一跳龙门!
　　但人们随即发现，由于招生名额有限，“粥少僧多”，这个自诩“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实际上演变成了一场“走后门”的大比拼。

　　知青家长们坐不住了，凡略有些门路的则“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为使自己的孩子上学，真是煞费苦心。
　　我亦怀着复杂的心境和同学们一起到招生办一看究竟。一名据说是内蒙古某大学的招生老师油头粉面地坐在那里，那副颐指气使的态度，那种恨不得伸手把知青家长口袋掏光的贪婪以及见到某些女知青时那种几近垂涎的下作，至今令人作呕。我当时真想赏其一拳，然后带领无辜的知青同学们回到阳光照耀下的“广阔天地”。

　　但，是走是留关系每个人的前途，值此关键时刻，我的正义感早已没有份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缄口无言，默默告退。
　　“招收工农兵学员”一事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人们对“走后门”切齿痛恨却趋之若骛，第一次知道了“以权谋私”这四个字组合到一起的龌龊后果。
　　有几名知青终于在“招生”搏击中胜出，高高兴兴到外地上学了。他们都是我的知青好伙伴，我打心眼里替他们感到高兴。我到车站为他们送行，衷心祝福他们从此潮平岸阔，顺风扬帆。

　　那一段日子真是郁闷啊！
　　我是在全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上作为知青代表发言表过决心的人，我是当地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人！我真的想按照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扎根农村，真的想像邢燕子、董加耕那样，当一名人民满意的好知识青年！可是正在我认真实践自己诺言的时候，偏偏遇到“釜底抽薪”——生产队解体这样的事！
　　那些天，深感报国无门的我多次独自坐在光秃秃的锡林浩特敖包山上，惆怅地目光掠过远处的人们（当时旗党委、旗革委会等都在山脚下的贝子庙里办公），呆呆地凝视着天边散淡的白云，不知饥渴，忘了时间……

（几年后一个冬日，已身着戎装的我不经意中读到一段诗词，骤然间让我产生了强烈共鸣：“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我的目光定格在辛弃疾七百多年前的词上，脑海中却立马浮现出自己当年敖包山愤懑无助的情形）

　　——路在何方？
　　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一天，到任不久的公社党委书记龙有田和革委会主任杨增昌找我谈话，告诉我旗里领导正酝酿如何保留城关公社建制问题，已基本确定城关公社机关迁至敖包山北部，以原胜利农业队为基础，重新划定所属地界。所有知青也随着过去。杨主任说，根据旗领导指示，旗委组织部和公社领导已就组建城关公社党委的事交换了意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原则提出了班子人选（“老干部”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龙书记，“中年干部”是杨主任，“青年干部”是我）。二位领导要求我当前侧重做好知青的思想工作。他们还交给我一项临时任务：协助公社做好今年冬季征兵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的征兵工作，虽然不像80年代那样被一些青年人视为就业的跳板火暴异常，但解放军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参军是广大青年人憧憬的目标。

　　可是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征兵强调极高的政治标准，因而又使得不少有参军梦想的人望而怯步。

　　别的地方且不论，我们公社的征兵报名就应者寥寥。从社员角度说，返回原国营农牧场已是定论，与其让子女费很大气力去当兵，吃几年军粮再脱下军装重新找工作，不如直接跟着父母回场子一步到位当职工；就知青而言，下乡三年已受了不少苦，何必再当兵扛枪遭“二茬罪”呢？再说当兵政审太严啦!我走访了一圈适龄青年，结果令人失望。有的男知青则对我讲，你要是报名我们就报名。
　　说实话，我是很想当一名解放军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但我之所以也有迟疑，除了上述要扎根农村的诺言使我两难外，内心还有一个重要顾虑：我是回族，我想部队会因为不方便提供清真伙食而拒绝接纳我的。但既然有人提出让我带头，那就带头报个名吧！于是我主动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应征登记花名册上，很快就有八九个青年报了名。

　　名单送到旗征兵办公室。12月20日，按照征兵体检5∶1的规定，我与其他应征青年一起参加了体检。我认为自己的任务到此完成，就到食品公司干活了（我们曾连续两年组织知青利用秋末冬初农闲时节，到该公司参加季节性牛羊肉食加工劳动，旨在增强知青集体观念并增加收入）。

　　突然一天下午我家里来了几位穿军装的不速之客，而那天我正好收工早刚回家。
　　军人到访使我们莫名其妙（那一刻我确实把报名参军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一位接兵部队的朱姓指导员问清楚我的名字后，对我上下审视一番，随即和我开起玩笑：别人当兵是上门找我们，你当兵却是我们登门见你。原来他们是从应征青年资料中发现我是党员，特意前来看我并家访的。
　　从他们相互交换目光的神情看得出，他们对我是满意的。我大致介绍了自己目前的情况和公社对我下一步工作的考虑等。朱指导员看出我的犹豫，笑了起来，说你的名字既然上了我的花名册，你们公社就不能干涉我们的工作喽，不过我要代表部队谢谢公社为我们培养了好苗子。农村是广阔天地不假，部队还是革命大熔炉呢！到部队锻炼锻炼错不了！至于回族用餐的事，你就别多虑了，我们是解放军，是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办事的！

　　——我入伍报名表上政治面貌一栏填写的“中共党员”四个字，成了压倒一切的首选条件!

　　12月28日下午，我正在食品公司车间干活，突然一名知青跑进车间并大声呼喊我的名字。我随他来到院子里，只见公社党委龙书记手扶着自行车，笑吟吟地等候在那里，很多在这里劳动的知青围绕着他，大家都很激动地样子。
　　龙书记从挎包里取出一个上面写有“城关公社革命委员会 收”字样的信封递给我。原来里面装有旗征兵办公室的《入伍通知书》。

　　龙书记说，我这几天正准备去和旗武装部讲，让他们不要挖我们公社的“墙角”，没想到部队的同志动作快，看来是留不住你了。好！既然是组织上定了的事，咱也别婆婆妈妈的说啥了！

　　公社决定给我开欢送会。时值隆冬，公社干部大都住在城里，遂因地制宜，把欢送会开在我们家里。公社领导、曾与我朝夕相处的原生产队领导、社员代表及闻讯而来的知青同学们济济一堂，为我壮行。我百感交集。这一纸《通知书》，这一场欢送会，便宣告我的知青生涯就此了结了吗？

（1974年12月30日，城关公社为我开欢送会并赠送《毛泽东选集》。这本“毛选”我带到部队，多年后转业时又把它从部队带回锡林浩特。《内蒙古党史》杂志2018年第5期发表我撰写的《我读〈毛泽东选集〉》一文，记述了这段故事）

除了《毛泽东选集》外，公社还送我一个宽9Cm、长13Cm的小笔记本。

这个小本子是我到旗人武部报到时，人武部发给我做纪念的。

　　我如期到征兵办报到。
　　刺骨的寒风中，接兵部队的同志带领我们四十多名新兵在红旗广场出操，以检验是否有体质不适者。我被指定为3个临时班长之一。理发 洗澡 换装。晚上集体看刚刚上映不久的影片《闪闪的红星》。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影片结尾潘冬子参加红军，头顶红星在鲜花丛中昂首前进的画面，引起新兵们强烈的共鸣！直到这一刻，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我也参军入伍了，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

1975年1月9日晨，我们告别亲人，告别家乡，启程向着遥远的目的地进发。
　　
　　再见了，洒下我汗水、承载着我人生理想的城关大地！
　　再见了，哺育我成长、居住着我父老乡亲的锡林草原！

　　汽车奔驰，家乡渐远。眼望窗外新的天地，我感慨万千。
　　知青三年，是我人生路上一段难得的经历。我心底默默发出肺腑之言：感谢敬爱的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培养！感谢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同志对我无私的亲人般的再教育！谢谢全体知青同学对我的鼓励与宝贵支持！
　　务农有缘，青春无悔。我想，有“三年知青”这段永生难忘的经历“垫底”，今后前行中可能遇到的一切艰难险阻都应能够“对付”！

　　新兵们沉浸在光荣入伍的幸福之中，一路欢笑，一路歌声。我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合唱中来：“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 ……”

（我在新兵教导队结束为期3个月训练时与战友合影。前排右二为朱金友教员，即到锡林浩特接兵的那位朱指导员；最后排左一是本人）

（知识青年的经历，给我奠定了厚重的人生基石。在部队，我成为巴彦淖尔军分区及其所属部队1975年入伍的数百名战士中第一个提干的；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未犹豫，不彷徨，依然谨记初心，一步一个脚印 行走在人生道路上）

（为编辑“美篇”，把能找到的部分证书放在一起拍个照）

（《我的知青岁月》至此就和您说再见了。前后3期，啰啰嗦嗦一万八千字，一定占了您不少时间，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