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被打败——致敬束星北先生

申行者

天气炎热，图书馆的自习大厅也是一样的闷热，呆了一上午就撤离了，老老实实的坐回自己的书桌前。独处的时光总想整点什么事，于是重新翻阅《束星北档案》，尝试为这本六年前相遇的书写一点读后感吧。

第一次读这本书还是2012年的时候，当时在网上购买不得，跑去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那时，晚上没事经常会看看书，说实话，这是一本有点枯燥的书，作者前后花了8年时间整理了几千万字的卷宗及资料，并按图索骥实地走访了近百人，所以书中有大量文件原稿及被访人的采访稿，读起来不会像小说那样轻快连贯。但是，一旦走进束星北先生的世界，就让人忍不住想一直读下去，记得当时花两三个晚上把书看完了。这是第一本把我看哭的书，凌晨两点，室友已经睡熟了，窗外一片漆黑，泪水啪嗒啪嗒滴在纸张上，台灯暖黄色的光束照射下来，像结界加持，我知道这不是难过的泪水，而是为一个悲壮的生命所深深地感动。那一刻，我知道了有的人可以被毁灭，却绝不会被打败。

束星北这个名字可能熟悉的人不是很多，我也是在研一的时候才知道，而且让人犯难的是，虽然他被称作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但却并没有机会取得多少瞩目的科研成就。一般的介绍总是要抱大腿的说他是李政道的老师，是“中国的爱因斯坦”。翻看档案，束星北在1930年师从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激发了他对研究相对论的兴趣，后来经过导师爱丁顿的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继续读书，“他利用广义超复数系，通过黎曼空间度规的线性变化，推导出一些与黎曼几何类似的结果，并在四维情况下，得出了狄克拉方程，使狄克拉相对论电子方程具有更合理的数学基础和更完备的表现形式，”最终通过“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取得了理学硕士学位。后来束星北又将克里福特群引入量子力学，同时开展引力场与电磁场统一理论的研究，但是他的很多课题和想法还未完成的时候，被母亲一封信改变了计划，束星北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回到战乱的祖国，从此再也没有出去。

回国后束星北先是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后到浙江大学任物理系教授，之后由于院系调整又去了山东大学任教。关于束星北授课和科研工作的精彩记述有很多，这里挑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讲一下。1952年底，中国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受邀去山大做报告，当时物理系、数学系的老师们以及学校主要领导人都到场了，大礼堂座无虚席。报告进行了约50分钟后，会议主持问需不需要休息一会，讲到兴头的王先生说不用，在他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身材高大的束星北突然走向讲台，看着台下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说完捏起粉笔，一边在王竹溪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了。束星北完全不管会场出现的躁动，一口气讲了大约有四十分钟。事后校领导专门找他谈话，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山大的名声，束星北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

束星北不同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更像是古代里的侠客，刚直不阿、黑白分明、嫉恶如仇，最见不得不公与黑暗，这样的品性使他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回避或沉默。所以，在各种运动迭起的时代，束星北遭遇了比别人更激烈的打击。在浙大执教期间，曾因为苏步青教授在三反运动中遭到不公正对待，束星北闯进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找干部理论，最后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大斗争批判的罪魁。1954年，又因为公开反对时任山大校长华岗的“马列主义第一”，支持“自然科学第一”，束星北再次被学校列为重点批斗对象。

后来，束星北先是被逐出山大物理系，又被派往月子口水库参加劳动改造，最后被派到青岛医学院打扫教学楼的厕所和清洗实验室。这时的束星北已经跟过去那个神采奕奕、侃侃而谈、声如洪钟的形象判若两人，变成了一个憔悴、浮肿、目光散淡的老人。去青岛医学院报到的那一天，“束星北头顶着蓝色带护耳的棉帽，双手拄着拐杖，背抵在墙上，好像不这样撑着，人随时会倒下去。”领导当着全体成员给他训话时，束星北像个雕塑，眼睛和身子好长时间也不动一下，只是他的腰背还像过去那样似军人般坚挺着。

束星北在青岛医学院的“转折点”是修好了一部损坏的脑电图机，脑电图机的起死回生在青岛医学界引起了轰动，青岛的各大医院都慕名请他来做修理工，而他总能够“手到病除”，一时声名鹊起。从此，束星北有了运动改造以来期盼的技术改造，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进行自我改造了。在修理仪器时，束星北还顺手进行一些小的改造，比如通过使用电池降低灯丝电压，解决了真空管易烧坏的问题。

书中还讲了很多束星北先生在改造过程中对科学事业锲而不舍追求的故事，这里只讲一个日常小片段，也是这个故事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束星北这个人，跑去图书馆借到了《束星北档案》，得以认识中国科学史上这一颗遗落的明珠。那是一段束星北女儿的回忆录，她说，有次带着孩子去看望被下放的父母，当时父亲在街上打扫卫生，远远的看到校门口一个人佝偻着身子扫雪，他一身黑棉衣黑棉裤，在漫天皆白的世界很是醒目。父亲看见孩子就抱过来不撒手，但随后又慌张地折回去，走到路旁的雪地上胡乱掩埋着什么。这时，束星北的女儿才发现，路两旁的雪地上，竟是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她立马泪湿了双眼，记起父亲说的，他最怕的不是政治压力，而是不让他做事情了。

所以，在中国宣布研制成功核武器的那个夜晚，束星北的女儿回忆道，“窗外的大喇叭突然就惊天动地了，我只是隐约听到核武器和中国政府几个断断续续的句子，还没明白核武器是什么意思，就预感到中国发生了大事情。先是楼道里弄出了很大很骚乱的动静，跟着无数的人冲上街头，并喊起口号来，整个城市在顷刻间地动山摇起来。”在这个时候，束星北的女儿却听到了父亲发出了奇怪的声音，最初她甚至都没意识到这是人的叫声，那个声音短促干硬、间隔时间很长，当奇怪的叫声再次响起时，她才意识到那个声音来自父亲。“以后无数次回忆起这个声音时，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绝望的嗥叫，只有森林里遭受屠杀的野兽才会发出这样的嗥叫。再往后，嗥叫声被哽咽声代替了，我才明白，父亲哭了。”

在这之前，束星北的一大批朋友、熟人、学生如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先后消失，参与到核武器的研制中，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的“核弹梦”碎了。

1972年，李政道受到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会见，周总理谈起中国科学和教育人才的“断层”问题，希望李政道能为“断层”问题做些工作，比如介绍海外的才学之士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也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造成中国断层的原因不是中国没有人才和教师造成的，中国不缺解决断层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这是一个巨大的资源闲置与浪费。”后来，李政道适时地提出了束星北的名字，“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就在国内。”

1978年束星北彻底平反，我很感动的读到，复出后的束星北马上又“原形毕露”了，“那个直言快语、敢说敢做、黑白分明、嫉恶如仇的束星北，那个把学术标准和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标准混为一谈的束星北，那个不讲情面不讲方式，也从不顾及人家面子的束星北又回来了。”在青岛与老友王淦昌重逢时，他说，“没办法，人是不会改变的。”其实这世界上被各种外力改变的人有千千万万，但有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是熬不成的鹰，一有机会，还会翱翔到自由的天空下。

平反后的束星北来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任教，他又一次站到了讲台上，讲他最拿手的牛顿力学。作为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束星北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他拼命地想抓住点什么。他极需要补课，需要寻找过去的感觉，极需要尽快地缩小或消除与世界隔开了三十年的距离。他要重新修改完成于1960年的《狭义相对论》，这部起笔于1957年被打成极右之后的著作，一些材料需要更新，有的思想观点也需要修正。他还需要研究黑潮，他还希望能够带出一批高水平的学生。”

“1979年航天部试验的中国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慎重起见，国家有关部门在学术界广泛征求有关科学家意见，有人推荐了束星北。”“中国的洲际导弹试验颇为世界各国所关注，数据舱的接收与打捞时限也显得尤为重要。有人对束星北担当此任提出了异议，最后还是钱学森拍了板。”结果，束星北以一台计算机、一支笔、一摞纸，没有用研究拨款的100万分毫，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束星北还期望能够有最后一搏，他常常搬着个小马扎独自坐在海洋研究所物理楼前面的操场上，沐浴着阳光，眯缝着眼睛，经常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在工作，他说，“一个人坐在阳光下，思考他的相对论，很集中，也很放松，无数的思想和过去的积累会想阳光一样碰来碰去，容易产生爆炸。”但他同时也承认，“要形成体系很难，也许是终生的遗憾。”

1983年，束星北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将遗体无偿捐给青岛医学院，做解剖和医学实验材料之用。”因为他常年注射肾上腺素，血压和心脏却一直很正常，有悖于临床观察反应，他认定这是一个医学课题。只是，那个期间正值各级领导班子“大换血”，束星北的遗体在繁忙与骚乱中被遗忘了。当本书的作者找去青岛医学院访谈的时候，办公室主任指着不远处的一副双杠说，“那就是他的归宿。”束星北永远的躺在了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

 

后记：之前在网上看到中山大学物理系老师写的“关洪：一部浮夸的科学家传记——评刘海军《束星北档案》”，我觉得有这样质疑的声音是好的，历史总是相对的真实，不同的声音能促进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我也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作者要将书名起为《束星北档案》了，档案意味着最大程度的还原事实，尽可能的摆材料、摆证据，而不是作者的口气在述说，虽然读起来会枯燥一些。还是很感谢刘海军耗时8年完成了这部三百八十页的著作，替我们得以揭开历史的一角，认识束星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