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知青姐姐们(原创)

清风明月(邵云)

<h3>图片 清风明月(部分网络)</h3><h3>文字 清风明月</h3> <h3>1975年春,我们生产队来了五个如花似玉的女知青。她们就住在我家房后生产队为她们专门新修的四间大瓦房里。<br></h3> <h3>个子最高气质优雅的名叫张丽,是革命老红军的后代;时常乐呵呵的笑声很爽朗的名叫黄秦,父母都是中学老师,书香门第;文文静静的很腼腆的名叫文晓清,父亲是县委秘书,母亲是县医院医生;长的白白胖胖的,头发黄黄的,不太爱说话的名叫宋小娟,父亲是县农业局局长,干部子女(宋小娟是后去的);皮肤黑黑的,长的敦敦实实的有点男娃性格的名叫张小健;长的小巧玲珑,瘦瘦弱弱的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名叫张桂平。<br></h3> <h3>五个女知青的到来,给寂静的村庄注入了新鲜血液,整个村子都像沸腾了一般。收工后,总有不少人跑去知青点串门。看她们每个人的房间都布置像新房一样,新的床、新的被单、新的书桌、新的书架、雪白的墙壁上新贴的偶像画,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好看!记得当时我还在城固四中上高中,周末放学回家看到她们特别开心。<br></h3> <h3>她们来的第二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后,每天都和几个知青姐姐在一起。白天一起出工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在一起说笑嬉闹,那时的农村没有电视、手机,一直在那玩到家里人叫上几次,才肯回家睡觉。后来,住在最边上一间屋子里的文晓清觉得一个人住着孤单,索性就让我把床也搬到她的屋子里给她做伴,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h3> <h3>左起一:黄秦 中间:文晓清 右边是我</h3> <h3>记得在我回乡后不久,生产大队就重新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和几个知青姐姐都进了宣传队。农忙时,我在生产大队放广播,那时每个村庄都安装了大喇叭,早、中、晚一天播放三次。晚上生产大队办有夜校,我负责经管播音设备。农闲时,宣传队就开始排练文艺节目。我和几个知青姐姐都是文艺宣传队里的舞蹈队骨干。<br></h3> <h3>几个知青姐姐在家里时可以说过的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公主式生活。下乡后,她们不光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自己动手做饭。刚来时,吃水都要去村后的娘娘庙跟前的水井里挑水才行。直到我们家在院子里打了一口压水井,她们才没去那么远的地方挑水了。</h3><h3><br></h3><h3>一开始她们什么农活都不会干,割麦子把手都磨破了,白白的胳膊上被麦秆划的一道道伤痕。回到家里,累的躺在床上谁也不想动手去做饭,直到谁要是实在熬不住了,就去随便做点简单点的饭菜将就着吃,有时甚至连简单的下饭菜也没有。</h3><h3><br></h3><h3>记得有一次收工后,因水缸里没有水了,她们谁也不肯去挑水,就连饭都没吃又去出工了,生产队长知道后批评了她们,又心疼地让她们回去休息、做饭吃。后来她们就轮流值班做饭,生活才算勉强好点。<br></h3> <h3>看到她们生活过的如此清苦,我们这些回乡青年可算是享福了。那时我们家有我母亲专门在家做饭料理家务,生活开的也比较好些。</h3><h3><br></h3><h3>记得那时,只要我家做好吃的,我都要给他们端上一大碗让她们尝尝。后来几乎每到吃晚饭时,我都要盛上一大碗端到她们那里去吃,她们你一口,她一口,三下五除二几下子我的一碗饭就被一扫而光,看着她们吃得那样香,我心里特高兴。吃完一碗,我又回去盛第二碗过去,大家再一起享用,后来被家人发现了,我只好是碰到好吃的饭菜,才端着饭碗去她们那里一起吃。看见她们炒菜没有油了,我就偷着把家里的猪油拿些给她们。<br></h3> <h3>我们住的地方离县城不远,出了县城西门,六公里多就到了。我们村就在公路边上,知青姐姐们回城也很方便。一开始,她们总想着回家,但因收工后,就没了返城的班车,她们就一周回去一次。后来不到一年,她们就用自己劳动所得都购买了自行车,有时下午收工后,就可以骑上自行车回城,第二天早上又赶回来出工。</h3><h3><br></h3><h3>我们队里的田地都在平川,出了村就是。分口粮时,给她们分的是我们一个半人的口粮,全是谷子和麦子,她们一般都吃不完。吃菜给她们分的有菜园地,自己种。所以,也从未有人反应过她们有谁偷过别人家的菜。</h3><h3><br></h3><h3>三夏大忙时,有时生产队早上四点多就出工了。她们从开始的不敢下水田,怕水蛭咬人,到后来一点也不怕了,见到水蛭爬到腿上,就用手在旁边拍几下水蛭就掉了。她们几个中,最多的一早上可拔秧苗四百多个,比当地社员拔的秧苗还多。知青姐姐们好像很快就适应了插队的生活,她们生活有热情,干活有劲头,生活还是挺不错的,并不像有些地方所说的那样知青是好吃懒做。</h3><h3><br></h3><h3>我们生产队土地很少,队上办有副业,因我们村后的斗山下面几乎全是石灰石,我们生产队就利用自然资源开办了两个石灰窑。平时有几个固定的人专门在那烧窑管理,到装窑和拖煤胚子时就会多去些人帮忙。因为有副业,我们队的分值也高,那时一天一个满分工是十分,也就是男人干一天是十分,女人干一天八分。记得那时我们宣传队要是晚上加班排练节目,每人还给加记两分工。凡外出演出,加记五分工。那时一个满分工的工值是两元五到三元钱。上半年下半年各分红一次,年终有结余了还会补发分红。</h3><h3><br></h3><h3>由于分值可观,知青姐姐们从开始的怕出工,到后来几乎不缺工。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干,到后来几乎个个都是劳动能手。她们有的被评为生产队的青年突击队员,有的被评为生产标兵。黄秦因插秧插的又快又好,被称为我们队里的插秧机。张小健因吃苦耐劳干活干劲大被誉为疙瘩牛。文晓清因写的一手好字,被称为文先生。她们各有特长,个个都很出色。</h3><h3><br></h3><h3>记得有一次,因线路故障,我没去大队放广播,就和几个知青姐姐一起去田里拔秧插秧,到上午收工时,几个姐姐分别都拔了三四百个秧,而我拔的秧苗还不到一百个。我父亲批评我笨,说我拔的秧苗个数少不说,还个个像蚂蚁上树一样,人家插秧的人也不好插。我从心里感到愧疚,更是心服口服的佩服几个知青姐姐。</h3> <h3>我和知青姐姐们相处两年多,就像亲姐妹一样。每逢有好看的电影,她们就约我和她们一起骑上自行车去城里看电影,晚上有时就住在她们家里,第二天早上又一同回来出工。有谁看上了时尚好看的布料,我们都去买一样的布料做一样衣裳。说真的,有时我都几乎把自己当成了她们中的一员了。<br></h3> <h3>最难忘最开心的就是我们在文艺宣传队的时候。我们一起唱歌、一起跳舞、自编自导自演。我们的节目有独唱、舞蹈、地方小戏、快板、相声、小品、折子戏等应有尽有。我们的宣传队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很受群众欢迎。有点小名气后,还经常应邀去别的公社、去水库大坝工地、去治河大会战工地等慰问演出。那时我们去别的地方演出时,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台大型拖拉机,装上我们的服装道具和全体人员,那时的路况也不好,晚上演出虽然很辛苦,路途也很颠簸,但我们却很开心,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我们站在拖拉机上有说有笑,一路高歌,一路欢笑!记得在演出返回的途中,在那风清月朗的夜晚,我们会在颠簸的拖拉机上情不自禁的你一句,他一句的吟诗抒情,放声高歌,感觉生活是如此的惬意,如此的美好。</h3><h3><br></h3><h3>后来,我们的节目,陕南地方小戏《山乡来客》被选中参加在县人民大剧院举办的全县文艺汇演比赛,我们的节目获得了第二名,那是我们宣传队的最高荣誉,也是我主持过的一次最高规格的文艺演出。那一桩桩,一幕幕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就连做梦,也时常梦见我们一起出去演出的情景。<br></h3> <h3>当年我们生产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人员不齐)合影</h3> <h3>和她们相处两年后,我因参加了一九七七年的全国高考,于次年二月就要去西安上学了。临走时,我们像亲姐妹一样依依不舍,你送我一支钢笔,她送我一双袜子,她送我一条漂亮的手绢……我们互赠礼物留作纪念。上学期间,我们还经常书信来往,放假后又在一起像以前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开心。<br></h3> <h3>后来,几个知青姐姐们也陆陆续续的相继返城参加了工作。听说,张丽在34号信箱工作,黄秦在35号信箱工作,宋小娟在县百货大楼当营业员,文晓清在铁路部门工作,张桂平在房管局工作,张小健在县氮肥厂工作。在我参加工作之后,我曾去35号信箱,也就是城固彤辉机械厂看望过黄秦。其余的几个知青姐姐我再也没有见过。<br></h3> <h3>时光荏苒,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几十年。当年我们曾在一起生活过两年的知青姐姐们,你们都好吗?</h3><h3><br></h3><h3>我有个愿望,下次回城固,我一定要打听你们的情况,取得联系方式,在大家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在城固我的老家,在你们曾经挥洒青春和汗水的地方再次相聚,感受岁月的沧桑和美好,重温我们的青春年华,重温我们的姐妹之情。我想,那时我们会有很多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br></h3> <h3>曾经住在我家房后的知青姐姐们,你们现在一切可好?我好想你们!愿我们能早日想见!<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