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前的北京生活

菲菲

我出生在西城区靠近长安街的一个大四合院里。院子有两进，走进两扇朱红的大门，迎面是一面影壁墙。右手是一个不大的跨院，左边是外院的一溜南房。外院和里边大院子隔了一道女儿墙，中间是一个月亮门。外院月亮门两旁，各有一块长约三米，宽一米的空地。春天，地里开满了西番莲、步步高等各色艳丽的花。靠进墙边又种了些丝瓜、扁豆一类的爬藤的蔬菜。秋天，细长的丝瓜和翠绿的扁豆挂满爬架。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外院西北角的一丛紫丁香和晚香玉。初夏的夜晚，我们在院子里喝茶聊天，萤火虫从身边飞过，丁香和晚香玉的香气袭人，沁人心脾。走进月亮门就是我们居住的大院。十字洋灰甬道把大院划出四块土地，分别种了槐树、榆树、花椒树和枣树。即使是骄阳当空，院子里也是满院的树荫。甬道两边摆了十多盆直径五、六十公分的大花盆。花盆里种了无花果、石榴等水果。还有架竹桃和玉簪棒这两种花。无花果由青变紫变软就熟透了。熟透的无花果顶上裂开小口，招来不少蚂蚁。它一拨一拨成熟很快，要马上吃。在我家上学习小组的同学们都品赏过它的美味。妈妈最喜欢玉簪棒花，这种花象极了古代仕女头上的玉簪，大概因此而得名。它奇香无比，每到晚上妈妈总要采几个大白花骨朵放在有水的小盘端进屋里，顿时满屋清香。这种花开放后香味就大减了。架竹桃开粉的色花，味苦，大人们都说它有毒，所以我们都远离它。我最喜欢那棵枣树。每年的九月份是枣子成熟的季节，哥哥冒着被洋辣子蛰的危险爬上树，用长竹杆用力敲打树枝。我和两个姐姐在树下扯着床单接，为的是怕枣子掉在地上摔裂。大枣又脆又甜，那段时间我们的衣兜里都是它，走到哪吃到哪。妈妈把没有裂痕的枣装满一个小坛子，喷上白酒封严，过年时才能打开。坛子打开后枣香和酒香扑鼻而来，这就是全家爱吃的醉枣。
我很小的时候，院子里住着我们一大家子。爷爷，奶奶，姑姑，妈妈，老保姆陈奶奶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我的爷爷非常和善，从没见过他发过脾气。他瘦高个，有一年夏天走在胡同里，为了躲太阳竟被房沿碰破了头。即使这样他也不声张，悄悄包扎一下了事儿。奶奶就不一样了，我从小就怕她，我从来不敢和她老人家发生正面冲突。说起我小姑姑在我记忆中她很厉害，我们都很怕她。她的哥哥姐姐，也就是我叔叔和大姑姑们都在国外，我爸爸在外地工作，只有这个小姑姑在爷爷奶奶身边，不免被骄宠。记得家里有一个横放的玻璃柜，里面都是她的玩具，但我们谁也不敢动。我记忆最深的是柜里摆着的一个胳膊腿会动，蓝色眼珠会上下翻的化学娃娃。实际就是现在的塑料娃娃。我喜欢的不得了，但从不敢拿出来玩，每次只能扒在玻璃门上看看。后来姑姑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分了楼房后才和奶奶搬离四合院，那时爷爷早已去世。她大我十几岁，仍然健在。姑夫前几年去世了，儿子一家远在加拿大。她副局级待遇，家中雇用一个小时工和一个住家保姆。即便是现在，她也锐气不减，大小姐脾气犹在，吹毛求疵不知气走多少个保姆。可我们兄弟姐妹倒也不计前嫌，看在她是长辈的份上，经常去看她。
我的妈妈是一个性格温和的知识女性。北京艺专毕业，专修中国画。我们几个可能都继承了些妈妈的遗传基因，爱画画，并且在老年大学学画，打发退休时光。可惜解放后妈妈放弃了专业，在财政部门上了班。
现在要说说我的老保姆陈奶奶了。早年间不像现在都雇年轻的保姆，那时侯兴雇老人当保姆。陈奶奶是河北省清苑县人。其实她并不姓陈，这是她丈夫的姓，可她丈夫早就去世了，给她留下了一双儿女。她含辛茹苦养大了两个孩子，正赶上抗日战争爆发了，她儿子当上了八路军的交通员。在一次过封锁线的时候，被鬼子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用刺刀挑死了他。陈奶奶成了烈属。可能是想离开老家的伤心地，四八年我一出生她就到了我家，开始了她佣人的生涯。儿子是她永远的痛。当我陪着她做针线活或夜晚坐在走廊上看月亮时，她经常会想起伤心事，边哭边嘴里诉说着。每当这时我都惊恐万分，一个劲儿地说陈奶奶你别哭了，别哭了……。我们全家对她都很好，但她对我最好。因为是她一手带大我，所以我从来没上过幼儿园，这也不能不说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遗憾。

　　我的小学离家很近，同学也大都是一个胡同或住在附近的。老师把班上同学分成几个学习小组，分别安排在家比较宽敝的同学家。每天放学后，都要在学习小组做课后作业，我家安排了一个小组。那时候的作业负担很小，不像现在的孩子负担那么重。我们只用半小时左右就把作业写完了，再预习一下第二天的功课，剩下时间全是玩了。女生最爱玩羊拐，几个洗净染上红颜色的小羊拐，再加上一个小沙包，一玩半天。先把小包向上扔，然后赶快把羊拐翻面再接住包，直到每个拐翻四面再一把全都抓起来，一局才算完成。时间长了，吃饭的圆桌面上的漆被刮掉成了"大花脸"，少不了挨一顿说。屋里玩完又到院子里。把皮筋一个套一个套成一根大绳，口里念念有词: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二十一……。两人扯两头一人跳。跳够了又跳房子，把地上用粉笔划成一间间"房子"，然后一级级往上跳。院子里玩够了，又跑上大街和男生一起玩垒球。满胡同的跑，直到听见陈奶奶惯有的河北口音的喊声:琳儿呀，来呀！这才收兵。天色已晚，该吃晚饭了。这时的我已是灰头土脸，满头大汗。在这时候，要是被正好从东口放学回来的我哥看到，免不了挨一顿说。"挺大丫头，满街疯跑，回家去！"我乖乖回去。
爸爸不在北京工作。他是傅作义部队的一名师长，后随傅作义起义。全国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工作。爸爸不在北京，妈妈上班忙，陈奶奶又管不了，哥哥比我大十多岁，俨然一个家长。对于他我是言听计从。其实他比我更能玩，更会玩。北屋窗台上摆满了他的养蟋蟀的小罐，什么油葫芦、灶王爷，各类品种聚全。时不时的和别人斗蟋蟀，以此为乐。一米五宽的大走廊摆了几个小箱子，箱子里养了不少小白鼠，走近了一股股尿骚气。大一些，哥哥又迷上了放幻灯，用一百度的电灯泡多费电啊！把我爷爷气的够呛。紧接着又喜欢上了照像洗像。爸爸给了他一架德国莱卡像机，他如获至宝，照了像用像片放大机自已放大，他的房间变成了暗室，把像纸先泡在显影液里，捞出来再泡在定影液里，最后再贴在玻璃上为的是让照片发亮，玻璃窗户和玻璃板上贴满了他照的像片。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并在第一届百花奖中，拿了摄影大奖。哥哥游泳滑冰无所不能，不愿意去游泳馆，偏爱游护城河。护城河年年暑假出事。妈妈让他去淘然亭游泳馆，并且让他带我一块去。我俩游泳证也办了，我游泳衣也买了，可就是坐在池边不敢下水，气的他一下子把我推下去，吓哭了我不说，回家还起了一身风疙瘩。被妈妈狠狠说了他一顿。

　　在我上初二那年，陈奶奶有了回老家的想法。人老思故乡、叶落归根是每位飘泊在外面的老人的想法，陈奶奶也不例外。可她舍不得我，我更舍不得她。从我一记事儿，哥哥姐姐就在育才小学住校。学校是供给制，一周才回家一次，所以平时就我俩在家。即便姐姐放假回来，如果陈奶奶出门买东西也只带着我。要是姐姐在后边跟着，她就会往回轰。直到现在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聚会时，还会以此为笑料呢。她爱护我，呵护我，你说她离开我，我能舍得吗。在她离开的日子里，我整天以泪洗面。只要看到写字台玻璃板下的我俩的合影，都会哭一埸。后来像片被藏起来，直到我下乡时，才拿出来给我留作记念。让我欣慰的是陈奶奶回到老家后县政府按烈士家属待遇给她盖了新房，也算是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陈奶奶走了，我的心像是被陶空了一样魂不守舍。妈妈看到我这个样子，每个周未，让我去他在缸瓦市的西城区财务局找她，在外边吃了晚饭，再带我去中山公园或劳动人民文化宫游园。那时既没电视，也没更多的娱乐活动。所以一些公园就举办游园晚会。晚会节目很多，有相声、京剧、歌舞等，但让我至今不忘的，还是北京曲剧大师魏喜奎唱的巜啼笑姻缘》，她那凄凉委婉的唱腔我至今不忘。其实妈妈最爱听的是京剧，有时也带我上长安戏院听戏。我去以前先要问妈妈，戏里有女的吗？如果没有我就好不情愿。我哪是听戏，最喜欢看的是花旦头上的头饰，亮晶晶的真美呀。至于她们伊伊呀呀唱的是什么，早就被忽略了。但多少还是受一些影响，我喜欢京剧的程派唱腔，尤其喜欢程派青衣张火丁。

　　在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中，属大姐最漂亮。她很小就参了军，50年全国刚解放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大姐在五三年随部队开赴朝鲜战埸，可部队刚到丹东还没过江，战争就结束了。但是她们这批"抗美援朝没过江"的战士，仍被划作参过战的，所以一切待遇都和参战部队一样。大姐现在八十多了依然健在，我们经常聚会见面。大姐参了军，哥哥有他的特殊爱好，又是男孩子，所以他们从育才小学毕业后，我和二姐自然相处时间要多。我和二姐相差五岁，她从育才小学毕业后，考上了石驸马大街的女八中。放学后我俩一块学习，一齐去粮店买米、买面。因为那时陈奶奶年岁己大了，又是小脚走路吃力了。我和二姐好的时候勾肩搭背，穿着漂亮的连衣裙逛大街。说是逛大街哪有现在这么多地方玩呀。无非也就是南、北闹市口的几个小零售商店。商量着买个发卡、或者买几尺玻璃丝。不好的时候少不了为了抢一个台灯看书互扔粉笔头。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唱歌。她嗓子比我好，细高细高还微微发颤。我嗓音偏低接近女中音，但这并不能影响我俩的合作。不知她从哪弄来一本巜外国民歌二百首》，天蓝色皮十六开小歌本。每当闲着没事我俩就唱开了。大姐夫会拉小提琴，姑夫虽然学医，还有点美声基础。拉的唱的好不热闹。巜三套车》是姑夫的最爱。二姐比我简谱识的好，所以我们学了很多的歌，二百首里几乎一半以上的歌都会。那时候小而天真，歌曲里"爱情"俩字不好意思唱出来，一唱这俩字就牙疼似的哼哼过去。二姐退休后宝刀不老，买了架钢琴，又学五线谱学弹钢琴。我也喜欢钢琴也买一架，可五线谱没毅力学，钢琴也弹不成曲，至今就是一个摆设。

虽然我是女孩子，可有时候淘起气来男孩比不上。五几年胡同里不像现在，都是柏油路不见一点土。那时候胡同都是黄土铺路，春天一刮风漫天黄沙睁不开眼。政府也有办法，除了冬季，春夏秋三季，每天下午有专人摇铃，听到摇铃声，各家各户都要端出一盆水泼街，不论是洗菜水还是洗脚水都行。那天听见摇玲声我马上端了半盆洗菜水就出去了。刚想泼，发现胡同口拐进来一台大卡车。要知道那时候车很少，不要说胡同，就是长安街上车也不多。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端着盆等车走近了，把半盆水全泼在驾驶室里，司机是个麻子脸，弄的他满脸的水珠。他嘎的一下停了车，下了车冲着我就过来了。这时候我的胆儿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洗菜盆哐的往地上一扔，哭喊着一溜烟往屋里跑，后来还是大人们跑出来好话一萝筐才把人家劝走。从那以后好长时间我都怕见卡车。
还有一次在放学回家路上，看见一个三轮平板车拉着两块大白冰。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大夏天这冰从哪拉的，又拉到哪去。冰很沉，车蹬的很慢，我跟在后边，边摸冰边往脸上抺。忽然发现拦着大冰块的粗绳子记的是活扣，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把绳子拉开了。没等冰溜下地我就跑没影了。后来想起这些淘的没边的事儿真是既可笑又后悔。

我也有能坐的住的时候，那时候我最爱读姐姐的文学书(50年代高中语文叫文学），书里的文章如：莫伯桑的巜项链》、高尔基的《母亲》、鲁迅的《药》等都是我喜欢的文章。

　　那个年代的孩子，一年中最盼望的事儿莫过于过春节。
春节前的几天，陈奶奶就开始突击蒸豆包、蒸馒头了。一攒攒一大坛子，这样，整个正月就不用蒸馒头了。单有一个小屋不生火，放过年的物品。里面充满了海带、大葱、腊肉和各种食品的混合味，也是我忘不了的那个年味。那时候天比现在冷，东西也不爱坏。年三十的晚上全家围坐在圆桌旁，我记忆最深的是吃火锅，吃着、聊着。气氛热烈。但聊天可没有我们小孩的事儿。家中规矩极多，大人不上桌小孩不能上、大人没动筷子我们就不能动、胳膊肘不能杵在桌子上、不能翻菜吃只能夹自已这边的、吃饭不能叭叽嘴、吃饭不准说话等等等等。特别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管的我们一个个就象小木偶。
年三十一直到十五，鞭炮声不断。但我从小就怕放炮，看见胡同里有放炮的捂着耳朵就跑，特别是震耳欲聋的"二踢脚"。还有一种叫"耗子屎"的小炮，点着后四处乱窜，听说还能钻进棉裤脚筒里，烧坏棉裤呢。每当这时我便躲得远远的。
北京人过春节，有一项重要的活动，一项几乎大人孩子都参与的活动，那就是逛厂甸。厂甸实际也就是一个大型庙会。厂甸位于琉璃厂附近的一条大街上。从年初一至十五这条街上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商家的叫卖声和人们大呼小叫不绝于耳。卖吃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最有特色的要数扛在肩上的一米多长的糖葫芦，和串成一大串像鲁智深脖子上的佛珠一样的山里红。人们肩上也少不了五颜六色的大风车，风一吹风车哗哗的响，更增添了节日的喜庆。而我最喜欢的是手工艺品摊位上的红绒头花和一种大红色的小玻璃葫芦，葫芦上面两片纸做的绿叶子，小巧可爱。这两种玩艺儿我每年必买的。其实妈妈并不愿意让我们去厂甸，这地方鱼龙混杂太乱，怕我们出事。于是哥哥就成了保镖，在拥挤的人群中前后照应，我们边走边吃着买来的酸枣面、桂元干、炸灌腸等好吃的。直到安全回家。
说起吃，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胡同口有一个卖烤白薯的小摊，摆摊的老头姓关，烤的白薯甜味半条胡同都能闻到。小摊上还有不少零食，汽水糖、豆根糖、江米团、酸枣面、蝴蝶型的棒棒糖。更奇葩的还有卖苹果皮干和柿子皮干的。我只要兜里有俩钱，光想往小摊跑。我最爱吃汽水糖，一个像打针药水的小瓶，尖上咬一个小口，一股甜水就流出来了。陈奶奶的枕头下永远压着一叠一分钱的票子。就是那种黄色纸票。每到下午一个推自行车的小贩喊:"苞米花铁蚕豆"老太太就扭着小脚出去了。一分钱苞米花，一分钱铁蚕豆，够我吃半下午。直到现在，我对这两种不值钱的小吃仍有儿时的情结，时不时要买来吃呢。当然七十的人了，吃起铁蚕豆费点劲了。
　　妈妈反对我吃小摊上的吃的，说不卫生。她给我买吃的就高大尚多了。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有一个西点铺，妈带我去买奶油蛋糕吃。现在的奶油蛋糕怎么吃也吃不出那个味来。圆或方的蛋糕一圈蜡纸，下面的蛋糕蓬松软香，奶油花凉凉的香甜可口，看到那么漂亮的奶油花，总不舍得下嘴。那时的奶油吃到嘴里不像现在的奶油那么塇，一吃就不是纯奶油的。
　　儿时的生活是美好的、难以忘怀的，又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结束了北京十六年儿童和少年时代。在一九六四年九月，我蹬上了北去的列车，开始了北大荒二十八年既平凡又轰轰烈烈的知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