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人间诗词——探究诗词评论教学

杜永红

诗词教学需要文学理论的指导，否则我们只会附和教参的只言片语，自己蒙在鼓里不说，还可能误导了学生。没有一定的文学理论基础就无法具备古诗词品鉴的能力。  

　　古诗词鉴赏家认为一首好诗取决于志、言、形、意、神五个要素。“诗以言志”“在心为志，言之为诗”由此可见，“志”乃写诗的第一要素。古诗词鉴赏家又说：“诗缘情。”那么“志”与“情”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呢？

　　“志”有志向、志愿、志气、意气等意思，“情”有感情、动情、情动于中等意思。我个人认为，“志”体现的是“超我的意志”，“情”乃“自我的情愫”。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解读“志”“情”的区别与联系是较为合适的。

“形”即“象”。那么物象与意象又有何区别与联系呢？明代王夫之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所以“立象以尽意”。物象只是表象，意脉是內质。物象的叠加只能实现构图美，惟其与意脉贯通契合才能营造出诗情画意，亦即意境。

我个人觉得 “神”即是“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的“境界说”强调的是“真”，失真即无境界可言。但“真”与“美”是有距离的，将“真”转化为符合审美意味的“美”即是富有诗意。

按照古之诗词鉴赏家的方法品鉴古诗词不免“断锦裂缯”。我个人认为 ，任何文学作品都离不开“景”“事”“情”“理”“气”这五个要素，诗词也不例外。这五个要素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情因景发、景以情显，故而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以事传情、借事说理，所以事因情、理而传奇；寓理于景、托物言志，故而景因理而夺目；情中有理、理中含情，所以反常合道（古诗词不以理性逻辑为依据，而以感情逻辑为依据，故而看似违背常理，实则震撼心灵）。

古诗词情理兼具仍不够，还得有“气”。没有“气”，何来意境和韵味？气定才能神闲！这个“气”可以是李白式的飘逸豪迈，可以是杜甫式的沉郁顿挫，可以是文天祥式的浩然正气，也可以是王维式的清幽恬静。“气”即风格，风格体现诗人词人的人格，什么样的人就会写出什么样的诗词。

以景、事、情、理、气的依存关系来品鉴古诗词，既关照了宏观，又注重了微观，既看到了表层，又透视了内核。清叶燮认为诗歌的创作，要“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理，要“无理而妙”；事，要想象为事；情，要隐隐约约。理、事、情如此发酵方能产生“诗酒饭文”所言之效果。

简言之，伟大的诗人独具慧眼，总能选取触动心弦的“物象”，这就是诗词鉴赏家所说的“灵视”。伟大的诗人别具一格，总能创造出独一无二、传诵千古的诗篇，这即是诗词鉴赏家所说的“形体之万殊”和“万有之变态”。伟大的诗人独抒性灵，总能言人之未言，言人之不敢言，这就是诗词鉴赏家所说的“无理而妙”。

过去我多次尝试以文学评论的方式讲授古诗词，有得有失。得之于对古诗词有了较为深刻的体悟，失之于品鉴古诗词能力差，以致人云亦云，错把下品当上品，甚至尽信诗词鉴赏家，错误解读，遗害无穷。

 《关雎》无“哀”

《关雎》因其中和，位列诗三百之首，此乃诗词鉴赏家的共识。孔子评《关雎》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而不放纵，哀而不至于悲伤。从古到今，人们崇信之至，从未怀疑，故而品鉴《关雎》无不引用此句，以正视听。但是紧扣文本加以分析，你会发现不尽如此言。

孔子所言之“乐”当显见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这三句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乃一见倾心，一见钟情。因其文静而倾心，因其善良而钟情。

此乐缘自倾慕！

“琴瑟友之”字面意思是弹琴鼓瑟亲近她，但没到“琴瑟和谐”的地步。

此乐缘自距离！

“钟鼓乐之”字面意思是击鼓敲钟使她快乐，言外之意已是琴瑟和谐了，只可惜是梦境。这就是叶爕说的“以想象为事”。

此乐缘自美梦。

在我看来这“乐”当是叶爕所说的“形体之万殊”“万有之变态 ” 。它是“形质俱变” 的乐。因爱慕而乐，这仅仅是君子的一厢情愿，君子与淑女之间的距离并未因这一厢情愿的爱慕而缩短；“琴瑟友之” “钟鼓乐之”皆因君子与淑女之间的距离缩短而乐。其实他们之间的距离从未缩短，甚至在拉开。“求之不得”已经暗示距离在拉开。可是君子心有不甘，现实无法实现，便躺在床上辗转思念，思念无尽便化作美梦来实现。诗词鉴赏家一致认为，“钟鼓乐之”当在梦境。在我看来，“琴瑟友之”亦是梦境。如果“琴瑟友之”不是梦境，那么就与“求之不得”前后矛盾了：明明拒绝了，怎么又接受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点现代的罗曼蒂克了。从隐性的意脉来分析，“琴瑟友之”已在梦中。这位君子求之不得后，茶饭不思，长夜不眠，他满脑子都是淑女劳作的倩影。就这样辗转反侧，相思难眠，挨到天亮时分，却偏偏入眠了，在梦中，他弹琴鼓瑟，打动着淑女，淑女一脸娇羞，默默不语，默许他“得寸进尺”。在梦中，锣鼓喧天，他终于抱得美人归。

但这毕竟是个梦，好梦留人睡，梦醒复辗转，这怎么能说是“乐”呢？君子与淑女之间的距离从未拉近，反而越来越远，何乐可言？

可是君子就觉得快乐，因为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你看明明不乐，却让人沉浸在爱情的无法自拔的快乐中，这就是“无理而妙”！

所以孔子所言差矣！这怎么能是“乐而不淫”，这是初历爱情者的真切体验，仅此而已。

至于“哀而不伤”更是无凭无据。历来认为，“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写的是相思之苦。但是“苦”与“哀”差别甚大。此处的苦，是因无法抑制而产生的，醒了也想，睡着也想，魂牵梦绕。但这苦中有甜，苦中有乐，因为君子脑海中浮想联翩的都是淑女采摘荇菜时的美丽倩影。前面的重章叠句已经做了暗示。端庄、文静、美好的姿态仪容已经镌刻在君子的脑叶上，使他无法忘怀，这难道不是甜甜的幸福吗？这难道不是终身都要忆及的快乐吗？不管她答不答应，她永远是你的心上人；不管她愿不愿意，她永远留存在你的心中。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的美。所以《关雎》无关哀伤，只与苦乐有关。

以苦乐的辩证关系来解读《关雎》，方得此诗三昧。我仿孔子评此诗曰：“乐而有苦，苦而有乐。”

教学此诗给我最大感触是，挖掘隐含的意脉，不能被诗词鉴赏家蒙蔽了双眼；抓住关键诗句，不能被名句所误导。《关雎》的意脉就是爱情，是相思之苦乐交织的爱情。爱情不是占有欲，而是心心念念：看着、想着、盼着彼此越来越好。《关雎》一诗的关键诗句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这句忽略了，整首诗的意脉就断了。

《蒹葭》：幸福常在河之彼岸  

《蒹葭》给人一种隔岸相望，依稀可见，迷蒙朦胧之感。《蒹葭》的景是朦胧的，一片苇荡，芦花泛白，霜洁露白。“蒹葭苍苍”“蒹葭萋萋”“蒹葭采采”复沓中强化着芦苇丛生。“苍苍”“萋萋”“采采”皆茂盛义。芦苇丛生，必然阻碍视线造成一种时隐时见的朦胧感。课下注释只关注三个词语的相同义，却忽视了三个词语的差别。“苍苍”有灰白色的意思，这是以芦苇之色状繁盛貌，而且与整个意境所渲染的洁白色调一致，更重要的是因其有“灰白色”之义，故而还渲染了一种忧郁的心绪；“萋萋”是茂盛义，但较之“苍苍”，给人感觉苇荡看得更真切，因有水相映，在视觉上给人一种明艳的观感，显然比蒹葭苍苍更有生机和活力，给人以希望；“采采”有神采之义，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苇荡富有如此的生气和活力？诗人此处未着一字，但仔细想想，应该是“风”“光”“雾”的作用。无风则芦苇低垂，垂头丧气；有风则芦苇随风摇曳，精神抖擞。光照不足、晨雾弥漫则苇荡一片迷蒙；光线充足、雾霭消散则苇荡碧水映青，富有生气。“苍苍”“萋萋”“采采”还暗示时间的推移。我们常说“风光无限”，看来无风无光是难成诗境。无风之景缺乏摇曳美，是不动之景；无光之景缺乏明暗变化美，亦是不动之景。不动之景与静景是有本质上的差别，不动即是死景，而静景不死。  

《蒹葭》最让人称道的地方就是留白即唐代司空图所说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人确实未在“风”上着一字，但我们感受到风荡芦苇，芦花采采的风貌；诗人亦未在“光”字上着一字，但我们察觉到了阳光由暗而明的流动，眼前渐次呈现了一幅芦苇丛生的全景高清图。 所以“蒹葭苍苍”“蒹葭萋萋”“蒹葭采采”万万不可小觑，仅作复沓解。这三句不仅暗示时间的推移，而且营造一种由朦胧渐变为明朗的意境，更为重要的是它在衬托人物心境，从而起到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任何文学作品都不能脱离整体把握的原则，就诗词而言，景、事、情、理、气永远是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割裂。其实情、理、气聚合起来就是“人”。当我们把“人”置于景、事之中来认识，这个“人”就是有血有肉有灵的！

《蒹葭》中的男子不管他追没追到伊人，他都不会放弃，他对爱情是矢志不渝的！我们从他眼中的景察觉到了他那颗矢志不渝的心。

《蒹葭》里的人物亦是朦朦胧胧的。我们看不清男女主人公的样貌，只是觉得他们心灵圣洁；我们看不清伊人在哪里，只知道她在彼岸；我们看不清男子肉体凡胎，只知道他不停地溯洄、溯游地追寻，只知道他有颗坚贞不渝的心。《蒹葭》里的人是无相之人。《老子》有言：“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忽恍。”这与叶爕所说的“惝恍以为情”有相通之处。正因人无相，所以我们只能去关照心，故而《蒹葭》里的人是无相有心之人；正因为无相，所以从古到今读过《蒹葭》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五官移植到《蒹葭》人物的脸上，以寻求心灵的相通；正因为无相，诗人所要告诉我的真谛才会那么地旷日持久，穿越时空。

这生命的真谛就是：美，从来就不是眼睛发现的，而是心灵看到的；人，生而为人就是要追求真、善、美的，不管它是否可望而不可即！  

讲授此诗，这生命的真谛要讲透，而不能似是而非。解读诗词不是不可以多元理解，但要紧扣文本，切不可脱离文本，随意赋意，更不能人云亦云。过去我们一讲授此诗，就说什么可望而不可即。因为过度强调这层意思，所以追寻者的那颗心被彻底忽视了。然后给学生的造成的错误认识是男子追寻的是不切实际的东西，应该追寻那些实实际际的东西。这点非常可怕，我们已经够实际的了，物质、功利充斥着这个世界，这使得我们失去了幸福和快乐，难道我们还要将这些病变的基因复制给孩子吗？  

《蒹葭》绝不可能宣扬这些！伊人在彼岸的位置变化已经在暗示我们：追寻美直到永远也不厌倦！“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涘”伊人由岸边至水边，这难道不是正在慢慢地向追寻者靠近吗？“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伊人由汪洋一片水行至小岛又至小洲，美最终由虚无缥缈，无迹可寻而落在了实地：岛洲之上。这难道不是在告诉读着：只有你不断追求美好的事物（当然包括爱情），美好的事物终会成为落在岛上的“翠鸟”，长在洲中的萋萋鹦鹉洲。  

老师们！如果我们告诉孩子，爱情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那谁还会相信爱情，不相信爱情的世界恐怕是动物世界。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幸福常在河之彼岸，溯洄、溯游尽情追寻。  

至于有些古诗评论家认为此诗以爱情喻君臣，以伊人喻居于海滨之隐士。依据是屈原在《离骚》中曾有此喻。我个人觉得文学还是少些政治色彩为好，香草美人一与政治粘在一起，肠胃就用自己特有的语言告诉我们，香草不香，美人不美。

 《登幽州台歌》：胸中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

《登幽州台歌》是一首古体诗，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诗句多为“流水句”。

黄周星评此诗曰：“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此评可谓把准了诗脉。我们常说“意在象外”，把握住意脉，才能搞清楚意象群落是如何建构的。初讲此诗真如诗人一样，茫然不知所措，不知该从何说起。后来发现，这是因为忽视诗题的缘故。大多诗中用典往往寄托着诗人、词人的情感志趣，可陈子昂却把典故隐含在诗题中，可能是因为这个典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吧！一提“幽州台”读者自然会想到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甚至会联想到因燕昭王礼遇而拔七十城的乐毅。如果再稍加引导，读者也可能会联想到相隔百年的李贺所吟诵的“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诗句。可想而知，黄金台对于怀才者的重要性。

诗人登上幽州台，登高望远，天地悠远空旷，诗人却未写极目所见，而是思接千载，望千古，想足底，缅怀昭王黄金台。诗人想象自己若是生在那个时代，必是生逢其时，提携玉龙为君死的。可是诗人恰恰是生不逢时，生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怎么也找不到出口。

“前不见古人”的下一句应该会自我慨叹吧，可诗人笔锋一转，却去写下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时代：“后不见来者。”古人已逝，黄台做了土，昭王未转世，谁来修葺复为金！前世早错过，此生又蹉跎，来世仍不遇，这是何等的落寞！于是整个世界都死寂了，只剩下天地悠悠，只剩下无言无声的哭泣。天地悠悠，站在幽州台上的“我”是那么地渺小，只有哭泣提醒了“我”的存在。这怆然是对悠悠天地的悲愤，这哭泣是对这个世界的哭诉。陈子昂若在诗中哭出声来，此诗倒不怎么孤凄悲凉了。他那无声的落泪湿透了纸背。

一个人尽目力之所及也无法看到千古，无法看到后世，但诗人就是有悖常理地写下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我们读来不仅不觉得有悖常理，反而觉得合乎情理。原因何在？诗词遵循的是情感逻辑。假如诗人有一双千里眼不可能看到近千年以前的时代，也不可能看到身后世，但在情感上是合乎逻辑的，诗人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从自信到悲己，诗人在不断地自我矮化，直至成为悠悠天地间渺小一点。时代的压抑，不仅让他对今生不报希望了，甚至前世、后世亦复如是。这绝非不理智，而是极其清醒的认识，至今而后谁敢否认？这就是诗家所说的“反常合道”。

过去我们解读此诗把“后不见来者”理解为今生今世的君王，我觉得这样解读削减了原诗的情感张力，应做“后世”理解。因为诗人显然谈的是三生三世，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有志难申不是怀才者的问题，而是难遇、不遇的问题。所以贤士遇明君这真是旷古奇缘！

陈子昂靠巧施手段，他的才华才受到当政者的青睐。胸藏锦绣无人识，街上闲游偶遇琴。一把琴两千钱，卖买各怀心。卖家得钱觅知音，买家摔琴寻伯乐。琴人皆不凡！合璧骚人观。子昂抱琴来，未成曲调摔琴去，惊得众人目口呆！陈子昂朗笑道：“摔琴只为观诗文，大家评头亦论足。”字字珠矶，个个赞叹！锦绣诗文动京城，才华出众得重用。

福祸相依，幽州台上涕泗流，武氏刀下赴幽冥。陈子昂用生与死、沉与浮的人生证明了三生三世怀才不遇的事实。

《早发白帝城》：痴而入诗，乃为诗也

余光中在《寻李白》中写道：“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三句诗行囊括了李白主要的诗歌内容。李白斗酒诗百篇，无酒不成宴，无酒也不成诗。李白被称为“诗中谪仙”，那么他的诗之所以冠绝群雄，原因何在？  

高棅认为：“盛唐绝句，太白高于诸人，王少伯次之。”胡应麟在《诗薮》中亦说：“七言绝以太白、江宁为主，参以王维之俊雅，岑参之浓丽，高适之浑雄，韩翃之高华，李益之神秀，益以弘、正之骨力，嘉、隆之气运，集长舍短，足为大家。”  

太白以绝句冠绝群雄，《早发白帝城》应是“压卷之作”。此诗乃太白花甲之年遇赦而作。这时的李白历尽了升沉荣辱，在郭子仪的涡旋下死里逃生。劫后余生的太白放下了，完完全全地做回了自己。他只是那个豪迈飘逸的太白，不是那个摧眉折腰的世俗李白（他曾在书信中不止一次地阿谀奉承权贵）。放下了功名，放下了抱负，只剩下回家。“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他醒了，不再游醉乡而不还。

诗题一个“早”，首句一个“朝”，表露了不如早归去的心境。从何归去？彩云间！“彩云间”高而不胜寒的虚幻，李白片刻也不想停留。何处是吾家？

“千里江陵一日还”“还”字值得玩味。“还”即是“归”，李白从贬地夜郎假道白帝城而归江陵。从获罪到赦免，李白只需一日便忘了，归来他依然是个少年。这首诗没有丝毫暮气，谁都不会相信它出自一位花甲而且刚刚豁免罪行的老人之手。杜甫诗云：“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圣听闻收复失地，喜不自胜。较之杜甫，李白归来的喜悦是无以言表的，所以整首诗不着一“喜”字，整首诗也没有用任何表露心绪的字眼。这份喜悦，任何表情都无法承载，它只在李白的心底，无法倒出。在“世人皆欲杀”的陌路穷途，竟能幸免于难，这样的喜悦，李白甚至来不及高兴，他身体的所有细胞和神经都惊喜过度而反应不及。猝然而至的幸运过后，我想李白是悲切的。回想他的一生，活得一点儿也不潇洒：仪表堂堂不是他，五短身材、相貌平平才是真实的他；潇潇洒洒不是他，寄人篱下才是真实的他；直挂云帆济沧海不是他，失意散发弄扁舟才是真实的他；天子呼来不上船不是他，“云想衣裳花想容”，阿谀贵妃到肉麻，才是现实中的他。

李白不白，他也不是仙，不同的境遇，不同的李白，只有在诗歌中，我们才能见其衣袂飘举、豪放飘逸。他是诗中的谪仙，现实中的失意人。所以我认为李白遇赦后，喜悦来不及反应，悲切倒是袭上心头。

人生就是这样，你的贵己与达官贵人的轻蔑是无法求平均值的！反而他人的轻蔑、蔑视消磨掉了你的贵己，于是你的人生成了负数，只剩下悲己。

升沉荣辱过，死里逃生过，花甲之年人生无多，放下一切，轻松来过，这绝非举重若轻，而是放空自己后的风轻云淡、风清日暖、风清月朗，故而轻舟能过万重山。

佛家、仙家写诗定要“不动心”。李白是仙家，写此诗反而“动心”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整个画面是动的：白帝城的彩云在浮动，三峡中水在流动，水中舟在顺流直下，舟中人随舟而下，两岸猿啼个不住。正因一切在动，所以能冲破一切的阻遏。舟随激流冲破了黄牛滩的弯环，冲破了滟澦堆的暗礁，归去无可阻遏！三峡的险恶就这样被诗人所冲破，所无视，因为太白只想回家。

只想归去，船行似箭，归心似箭，画面在动，心动于中。

元朝杨载在《诗法家数》中讲到：“绝句之法要宛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有实接有虚接，承接之间开与合相关，反与正相依，顺与逆相应，一呼一吸，宫商合谐。”  

“两岸猿声啼不住” 很关键，由船行之快，忽然宕开一笔，写猿猴之啼。看似“句绝”但“意不绝”。猿啼不动心，心动归江陵。李白只关注归去，猿啼个不住，也阻挡不了那故乡水不远万里来接归舟。猿啼不动心，是因释放了悲，故而舟更轻。这样写了，宛曲回环，耐人寻味。

李白的诗之所以冠绝群雄，原因在于：一是极端情感在两端奔突转化，恣意汪洋，让人血脉喷张（不像《关雎》那样中和）；二是想象瑰丽，无人能及（也就是叶爕所言的“以想象为事”）；三是诗随意转，痴而入诗，不受羁绊。

“不痴而不能为诗”《早发白帝城》痴于归，故而无视山峡艰险，不闻猿猴悲啼。动心，归心似箭；不动心，悲啼不闻。动与不动皆因痴。

从此李白是“真人”，诗中谪仙，字太白。

《羌村三首》：横逆不可当

《羌村三首其一》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其二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

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其三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这三首诗为“连章体”即一题多咏，分则独立成篇，合则有机统一。这是诗圣在结构性内涵上的独创，语如连珠，一气呵成。

三首诗协奏成回乡三部曲：其一，回乡的喜悦；其二，回乡的矛盾；其三，父老慰问。杜甫以“回乡”为题，吟咏了多种情愫：喜悦、矛盾、感喟、惭愧……  

中唐戴叔伦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戴叔伦关于“诗家之景”的论述，与前面所言之“以幽渺为景”如出一辙。诗中的物象总以“陌生化”的形式呈现，力求“形质俱变”。杜甫晚年则反其道而行之，俯仰之间皆是诗，寻常之景皆入诗。人们认为杜甫晚年诗作不及先前水准，不仅不工，而且不雅。黄庭坚却为之倾倒，认为老杜晚年诗入至境，不可及。众人以为然。朱熹讥之道：“如矮子看戏相似，见人道好，他也道好。”朱熹对杜甫诗的较为中肯，他在《清邃阁论诗》中称杜诗“初年甚精，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

杜甫擅长律诗，早年诗作尤为精工：既要符合格律的要求，又要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这简直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杜甫晚年的诗作，尤其是他到夔州后所写诗作很随意，用朱熹的话形容就是：“老去诗篇浑漫与”。  

就以《羌村三首其三》为例，杜甫以“鸡”开头，写了“乱叫”“斗争”“上树”三景，三景如一轴乡村鸡图。“鸡”这一物象，在诗中时有出现：“鸡鸣桑树颠”（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鸡升茅店月”（温庭筠《商山早行》）。这里的“鸡”是司晨报晓之雄鸡，而杜甫所绘之鸡乃黄昏之鸡。日薄西山，群鸡乱叫，叫得人心烦意乱，所以诗人不用“鸣”来形容鸡。紧接一句“客至鸡斗争”就更妙了，眼见群鸡争斗，诗人却倒装写来：“鸡斗争”。这么一倒装意趣尽出：不仅将鸡拟人化，而且语意含讽。这样原本“五德之禽”在杜甫诗里“形质俱变”转化为喜乱叫、好争斗的可恶形象。乱叫扰耳，斗争闹心。声声乱叫入耳，争争斗斗入眼，诗人几乎失聪失明。心意烦乱必至注意力分散，故而未闻叩门之声。别人诗中物象是“蓝田日暖，白玉生烟”；杜甫诗中物象是“寻常巷陌，鸡犬相闻”。杜甫诗中物象因情而形质俱变，所以又是那么的不同寻常、非同凡响。于是俯拾皆是诗，仰首皆是境，横逆不可当！  

我觉得下面几句诗关键在“老”字上。我们关照到“儿童尽东征”，方能理解了“父老”的含义。因战乱，他们沦为“空巢老人”，他们守着废墟，幻想着“儿童尽归”。这种盼望渐渐地荒芜了他们的心，老景一片凄凉。荒寒的岁月，荒芜的情亲，却从未荒芜了乡亲。就在一日将尽之时，携着薄礼带着薄酒，几人相搀扶，深情慰问。迟迟暮年，薄暮冥冥，竟能重逢，故而听闻归来，几人无须合计，等不得天亮，耐不住滴漏，乘着夜色撅住这难得一见、后会无期的重逢。夜将尽，年已暮，此一聚不知何时才能相见？沉郁之气尽出！  

那酒，色是浊的，味是淡的。“倾榼浊复清”当如是解。这样的岁月，绝没有酿出清酒的食粮；这样的岁月，绝喝不出醇香的酒味。所以，这酒，色定是浊的，味定是寡淡的，酒入愁肠定是苦涩的！此处杜甫用味觉来写，以酒味状人生的况味，让人五味杂陈、唏嘘不已！

杜甫调制的这坛酒：色泽，时浊时清；味道，时淡时苦。这酒色中调了时艰，浸着伤痛，色泽斑驳；这酒味，调剂着悲苦和深情，掺杂了感时伤世和人生的况味，五味杂陈。日暮父老放还身，薄酒儿童尽东征，这些眼见寻常之景在意脉的作用下聚合成不可言说的悲苦：于父老而言，一提伤心事肠断羌村里；于诗人而言，一闻伤心事惭愧肠腹中。不提也罢，不说也好；更是提不得，说不得；只要一提说，酒入愁肠便作苦涩泪。所以诗人略去了伤心的对话，略去了歌唱的内容，不能诉说，不能歌！长歌当哭，哭即是歌词，哭即是歌调。留下的空白，让感情在这空白处发酵！做为读者的我不敢去想象那对白、那歌词、那歌调……  

杜甫之所以被尊为诗中之圣，我认为一方面在于他为诗歌制定了标准；另一方面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成就了他沉郁顿挫的诗风。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

他忧以天下，所以见闻民生疾苦，惭愧不已。这种愧怍彰显其“圣”，圣者在仁，仁者爱人。庸常之人见闻人间疾苦往往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种冷漠弥漫成了世态炎凉。而诗圣一副热心肠，体察人间冷暖，甚至穷愁潦倒，穷途末路，还要兼济天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这是真正的济世情怀！心怀济世者，心胸才会真正的博大，所以他的诗总在一个宏大的情景中抒发情志，给人一种沉郁顿挫之感。  

他乐以天下，所以听闻关军收河南河北，他欣喜若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一位老诗人纵酒放歌全因忧乐天下。是呀，国破家亡、国破身亡，他对家国的辩证关系体味最深，他对个人命运与国运的辩证关系理解最透。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无国哪有家？国破家必亡，国破身亦亡。这“亡”不是流亡，就是死亡。

因其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所以总感觉自己做的不好，做的不够。这样的惭愧，我们在诗王白居易的《观刈麦》中也领略过：“念此私自愧，竟日不能忘。”他们在诗歌的国度称圣称王，就在于自感有愧于苍生，故而常怀仁爱之心。  

无愧即无耻，无耻即无义。这让人联想起末世王朝：大明。闯王兵临城下，明朝危在旦夕。崇祯为了给守城士卒发饷， 低下高贵的头颅，恳求权贵为国捐款。崇祯定了捐款标准：“以三万为上等。”内阁首辅魏藻德，捐了500两，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万两，没有一笔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2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

权贵们哭穷、耍赖、逃避，奇葩事层出不穷：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

情急之下，崇祯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己的岳父周奎。他知道周奎有钱，也以为大难临头，他身为国丈，与大明的皇家利益休戚与共，怎么也有些担当吧。于是他派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此时的表现，堪称影帝，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说：“老臣安得多金?”他还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勤俭节约的清廉官员，举例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他坚定地给皇帝女婿的计划打了个一折，只肯捐1万两。

这是1644年3月10日，距离京城陷落、崇祯自杀还有8天。

崇祯听徐高回复，很郁闷，也不好逼国丈大人太甚，但皇帝想，1万两太少了，怎么做榜样呢?于是把数额从10万两变成2万两。

周奎眼看糊弄不过去了，怎么办?于是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求援。

周皇后深明大义，要求父亲也要深明大义，为权贵们作出表率。做完思想政治工作后，周皇后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

周奎又干了一件奇葩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万3千两。

在这次皇帝哀求权贵们捐款救亡运动中，总计募捐20万两。  

结果大明亡了！

魏藻德被捕入狱，十指被夹断，万两白银尽交出。魏藻德终因酷刑致脑裂死于狱中。其子魏追征又被逮捕，因家财罄尽，父死无所贷而被斩首。

哭穷的大明重臣陈演，被囚禁后，主动交出4万两白银“助饷”，仅售得四天自由。4天后，李自成出京攻打吴三桂，因惧明朝旧臣趁机在京作乱，决定杀掉一批明朝旧臣，陈演便被捉回斩首。

那个守财奴国丈周奎，遭严刑拷打不说，无数奇珍异宝被抄没，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  

那些在崇祯面前哭穷的“铁公鸡”们，在闯军的酷刑前，纷纷交出了惊人的财富。

史料记载：经过残酷拷掠，李自成军共得银7000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后来运往西安。

这就是大明铁公鸡重臣们的下场！

这些重臣不可谓位不高、权不重、财不多，可身首异处为天下笑，何也？

他们既没有文天祥捐尽家资，拯救国难的气度；更没有文天祥舍身取义、视死如归的气节。他们一味地自私自利、中饱私囊、损公肥私，却没有丝毫的愧疚。

他们亦没有杜甫穷亦济世、舍己为人的胸襟，他们一生只知盘剥百姓、鱼肉乡民，他们的富贵是建立在百姓的困窘之上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们从来不以为意。

所以“富则兼济天下”从来就是大多数富人的谎言；“穷者独善其身”一直就是穷困潦倒者聊以自慰的微言。

诗圣以自己的人生改造了这句名言，将它阐述为“穷则兼济天下”，使之成为“至理”。

《江雪》：诗是有声画

“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柳宗元《江雪》中的雪景如在目前，堪称绝唱。“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融合了画，更富有诗情画意。所以诗中的画应是写意的，应是动静相生的。

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提出：“诗有四格：曰兴，曰趣，曰意，曰理。”在我看来，兴、趣、意、理不可割裂，应是相互交融的，而且还应增一格：情，更近乎完美。

《江雪》的画意全在“无”与“有”。“无”与“有”相悖形成了此绝句的趣、意、理、情。

“千山鸟飞绝”，千山失色，鸟儿噤声，不出巢，皆因雪。雪满山而鸟绝，绝即是“无”。“万径人踪灭”，雪迷津度，不见人，还是因雪。冰雪塞川而人迹灭，“灭”亦是“无”。“绝”与“灭”对，整个世界被满天大雪彻底改变。大雪灭绝了旧世界，创造了新世界；大雪亦灭绝了旧我、旧境界，重塑新我、新境界。“绝”“灭”形成的白茫茫一片。浑然一体的“白”被“一舟、一翁、一垂钓”所填充。“绝”“灭”形成的宏阔与“一舟、一翁、一垂钓”这些微末形成强烈对比。对比中世界更大，舟更小，翁更渺。如远观而不可见其形。诗人巧妙转换视角，由远而近，由俯瞰而特写细视。好像诗人手持两镜，先用放大镜看雪中江山，后用显微镜看茫茫江雪中的独钓翁。

似无还有，似有还无，反常合道，无理而妙。

绝句关键在于第三句，宛曲变化尽在此句，此句绝佳，结句当如舟行顺水，水到渠成。

《江雪》第三句：“孤舟蓑笠翁”既宛曲变化而又不着痕迹。前两句言鸟飞绝人踪灭，此句忽现老翁，本该突兀，但读者不觉突兀。原因何在？言人踪灭必显此踪奇；言人踪灭必暗示此人早至，其踪已被大雪覆盖，似从天而降。诗人越是夸大“绝”“灭”，读者愈要追问翁迹翁踪，翁从何来？

翁从长安来，不问长安事。永贞革新，百日即废。二王已逝（王叔文被赐死，王伾病死），物是人非。八司马皆被贬，流落天涯，壮志未酬。刘禹锡二十三年折太多，柳宗元永州柳州无还期。十年永州伤心地，三百诗文在此成。所以贬地亦是福地。身贬心豁达，功名不就诗文著，因祸得福。披蓑戴笠弄扁舟，不学垂钓碧溪上。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历来教学有误读。评论家误把“钓雪”解释为“钓鱼”，致使此诗格调大减，境界全无。为人师者可以崇拜大家，但绝不可迷信大家。我们应本着“吾爱大家，吾更爱真理”的原则去传道、授业、解惑。   永贞革新后，柳宗元滞留永州（湖南）十年，滞留柳州（广西）四年，死于柳州任上，年仅47岁。这期间他受尽贬谪的悲凉：我们在《小石潭记》中体会过他那悲从中来，无法排遣的苦楚。这期间他也得以超脱，不问世事，孤标傲世，遗世独立。十四年贬谪，一生的宦海沉浮，他饱经沧桑。他的人生壮年太短，中年倏忽而过，暮年又来得太快。那独钓寒江雪的超然，让这位倏忽老去的人显出清癯。

所以孤寂不再是折磨，成了清静之享；所以鸟飞绝人踪灭诗人不以为意，他从绝灭中走来，这场雪一如他人生的灰烬。他从灭绝中重生，这场雪是旧人生的祭奠和新人生的帷幕。他活了47岁，但他的人生从未谢幕，他流传千古的诗文，证明了他生命的永恒。

近代俞陛云在《诗境浅说续编》 中说：“空江风雪中，远望则飞鸟不到，近视则四无人踪，而独有扁舟渔父，一竿在手，悠然于严风盛雪间。其襟怀之淡定，风趣之静峭，子厚以短歌为之写照，志和《渔父词》所道之境也。”  

孙绍振认为，俞陛云所说的“襟怀之淡定”“风趣之静峭”不可忽视，因其图画画不出，视觉不可见，而它正是理解此诗的关键。

“独钓寒江雪”他钓的是雪，而非鱼。钓鱼，沽名钓誉，他短暂的生平无此行径；钓雪，绝尘而去，他在人间的江雪上遗世独立、简傲绝俗。他从未对“鱼”动心，这种不动心是为“襟怀之淡定”。不动即是“定”，因“入定”而不觉孤寂，不感寒意。所以正真的傲骨当为“定而不动心”，正真的傲世当为“定而不染尘”。

《江雪》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柳宗元语）

“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柳宗元是也。

岑嘉州诗因“雄”而美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

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这三首诗是岑参鼎足而三的杰作。“沉雄淡远”是岑参诗歌的风格。他两度出塞，其边塞诗名作大多成于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任上。岑参与高适齐名，合称“高岑”，他们是唐边塞诗的集大成者，因而人们把他们诗称为“高岑体”。虽然同属边塞诗，但两人风格不同：高适更多关照边塞将士的苦寒，而岑参以“好奇”来观照边塞军旅，多写他过去从未见过出塞一见震撼不已的边塞自然风景。岑参一改以往边塞诗悲苦艰辛的格调，尽情抒发慷慨豪迈之气，从此边塞诗的题材与内容得以拓宽。   岑参最擅长七言歌行。其韵脚绵密，有时两句一转，有时三句、四句一转，不断奔腾跳跃，处处形象丰满。所以读岑参诗不能忽视其诗歌韵律，这种独创性的韵律变化，增强其诗的“沉雄”之气，吟诵其诗有一种演唱“进行曲” 的感觉。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与《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都是在封常清征讨入寇吐蕃和其支持下的叛镇播仙时写就的。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大抵是岑参于天宝十三载充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判官时所作。他接替了武判官，所以武判官卸任归京，封常清设宴饯别。    

人教版初中语文选了参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两首诗，我个人较为喜欢后一首。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歌行体。歌行体就是古代的“自由诗”。这种自由较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显然诗人非常节制。其诗句整饬而又灵活多变，既有对仗工整句，又有流水句。  

杜甫说“岑参兄弟皆好奇”（《美陂行》） “雄奇瑰丽”是其突出特点。岑参以好奇的热情和瑰丽的色彩表现塞外之景。  

三首诗都写到了“风”。“轮台九月风乱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视听结合，一个“乱”字写出风的无向、无节奏；一个“吼”字写出风的劲厉。接着又以飞沙走石来状写风之狂。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剑河”凶险之地，“风急”战事更急，“雪阔”雪大似阔叶。凶险之地，战事紧急，风急雪阔叠加为“沉雄”之气。那雪片如深秋的阔叶，萧萧而下，因风而起，纷纷扬扬，又似撕碎的乱云飞渡。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北风卷地状如风卷残云，连韧草都未幸免。以白草之韧来衬朔风之劲。朔风袭来，雪花乱飞，秋未去冬已来，边地早寒，令诗人倍感新奇。  

岑参笔下的风，没有萧森气，却有狂、急的脾性。风一起，将士眉飞扬。风越狂，将士越面无惧色；风越狂，将士越威武雄壮。从这狂风走来的将士必然拥有必胜的信念；必然迎来敌人的献捷；必然创造卓绝千古的功业。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那原本肆虐的狂风，一路怒气凶凶，至此，竟化作和煦春风，肆虐尽无。那寒雪，乘风乱飞，至此，尽化为片片梨花，簌簌落衣襟。那古铜色的脸竟绽开笑容，那铁衣似乎软化成了葛巾布衣。于是边塞不再仅仅是悲壮，洒脱豪迈在春风梨花中生根发芽。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敌人闻风丧胆！在狂风的衬托下，将士们所向披靡，如风一般势不可挡。这样的勇武之师可以吓破一切来犯之敌的肝胆。远望就已“望风而逃”了，还哪敢近身肉搏呢？如风般的勇猛，吹响了边塞诗的惨烈，吹来了戍边将士的雄健。

“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以往的边塞诗中将士总在两难中矛盾着，总在苦寒中哀怨着。回家与报国，亲情与功业，艰辛苦寒与富贵险中求，战死沙场与九死一生等等撕扯着戍边将士和诗人的心灵，使他们痛苦不堪，郁郁寡欢。岑参诗中的将士不犹疑，他们心甘情愿赴沙场；岑参诗中的将士不痛苦，他们信念坚定，目标明确。男儿活着当建功立业，不枉此生；男儿死了当名留青史，重于泰山。大风起时守四方，大风止时静边尘。好男儿应做追风少年，只等风来，尽情飞！逆风飞翔更豪迈。风来携着视死如归的雄心，风停带回凯旋而归的豪情。

所以爱国诗人陆游赞曰：“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渭南文集·跋岑嘉州诗集》）

这三首诗都写到了“雪”：《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以雪为线索，现实了空间的转换，由胡天飞雪写到雪湿罗幕，空间也从室外转换至室内。雪穿罗幕，室外似东风夜来，梨花满树，室内白雪制冷，雕弓难控，铁衣难着。本应营帐外冷，营帐內温，可诗中偏偏反常，外暖內冷。

诗人为什么这么写呢？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给出了答案。雪造就的冰天雪地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沙漠雪海，引向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外。天空中密布的阴云又把人们视线引向了万重云霄之外。纵横交错间，空间得以无限延伸。

什么才能填充这无限的空间呢？飞扬的大雪，别离的愁绪。愁绪淤积蒸腾为愁云，愁云遇冷凝结成雪花。于是无限的空间被愁云、飞雪交织着，浑然一体，物我为一。正因如此，将士（包括诗人）心中满别情，武判官归京，确给人一种冷寂之感，所以诗人以室外暖，室内冷的反常来表现离别的惆怅。其实，大雪天寒是事实，“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心灵的超然；帐内寒气袭人亦是事实，只不过离别的惆怅加重了寒意。中国诗歌总是遵循感情的逻辑，故能反常合道。按理说，雪之作用至此已到极限，可是偏偏要打破这极限，于是雪上马蹄又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渺远。

那么这无尽的空蹄印又该用什么来填充呢？用读者的思绪！这思绪，许是担忧离人的归程；许是别离的依依不舍；许是伫立目送者心随蹄印归去的无尽的羡慕……

诗人停笔了，但诗并未结束，那些思绪再次蒸腾而起，化为满天愁云，凝成纷扬的雪，物我为一，浑然一体。此乃“言已尽而意无穷”。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茫茫雪原如海。雪海、黄沙、烟尘叠加成空阔辽远、狼烟四起的画面。雪景本该是静的，诗人却让狂风打破这种静谧：大风起，雪涌如海，黄沙入天。于是大地白茫茫一片，浑然难辨；于是天空黄沙弥漫，昏黄幽暗。风搅动了整个世界，飞沙走石，卷起千堆雪，挟沙染黄了天。那大漠孤烟不再直，而作烟尘飞。雪落马背，化为汗珠，又凝结成冰。这么严酷的环境，理应滴水成冰，而诗人偏让马背化雪，复凝成冰。这一笔，让我们看到了人马口中呼出的白气，战马身上蒸腾的热气。热气腾腾，在空中、马背凝滞，而后复蒸腾。这蒸腾的热气背后是将士、战马的热血沸腾。严酷本可以冻住这个世界，沸腾的热血却让这个世界消融。敌人不畏严寒，这热血沸腾却令敌人胆寒。诗人借助冷与热，阐释了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冷可以改变世界，但不会征服世界；热可以融化世界，热血有时真能征服世界。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的雪是阔叶雪，急风狂吹雪，大雪纷飞似无边落木萧萧下。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运用冷热对比及冷热转换，而是极言其冷：“沙口石冻马蹄脱。”马蹄冻掉，将士又会如何？恐怕不只是足肤皲裂吧！马蹄冻掉，铁骑怎么前行？铁骑都寸步难行，士卒当举步维艰。于是这种对峙恐怕是旷古未有的。在这种情形下，耐力得以可怕呈现。所以取胜的关键不在谋略，亦不在勇猛，而在将士的韧性和耐力。大雪、严寒屏蔽了运筹帷幄，冻住了勇猛。谁能耐得住严酷，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突破严寒、战胜自己、严阵以待、众志成城，这都将载入史册、名留青史。

载入史册的应该是千年不化的冰雕，应该是风急雪阔中的鏖战。这雪冻住了世界，冻掉了马蹄，却无法阻碍边塞将士前行的脚步。

庄子在《庄子·让王》中说：“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这首诗当为：“身在雪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驰骋疆场、保家卫国、建功立业，这是再合理不过的功名路，较之居庙堂之高，正襟危坐，作威作福之流不知高尚了多少倍！

舍生忘死而换来的功名不应厌弃，只应珍视。

易安词因“瘦”而美

醉花阴

宋 ·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夏承焘评此词曰：“这首词末了一个‘瘦’字，归结全首词的情意，上面种种景物描写，都是为了表达这点精神，因而它确实称得上是‘词眼’。以炼字来说，李清照另有《如梦令》‘绿肥红瘦’之句，为人所传诵。这里她说的‘人比黄花瘦’一句，也是前人未曾说过的，有它突出的创造性。”（《唐宋词欣赏》）  

抓住“瘦”字，就找到了这首词教学的突破口。窗外薄雾浓云笼罩，室内龙脑香缭袅，这是愁的外化。情郁于中，必发之于外。那烟雾仿佛是从词人的胸中升出，丝丝缕缕，弥漫空闺，笼罩天空。词人也像金兽香炉一般，吐着愁云，销得憔悴。词人透过薄雾，却望见了满天的浓云，这何止是望穿秋水，怎能不瘦？ 重阳佳节，想登高只一人，她登高怀人，若远望，必见其瘦削；重阳佳节，想插菊亦是一人，人菊对视，人比菊瘦；重阳佳节，想饮酒必是独酌，篱笆墙下，试问闲愁都几许？篱笆骨瘦，黄花色衰，美人简直瘦骨嶙峋！落日余晖，酒入愁肠，瘦美人如何遣愁？“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古诗十九首》）情愁无可排遣，只能消瘦下去……  

  在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记载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所谓“夺胎换骨”是指点化古人诗意，因旧生新、推陈出新、争奇避俗，以造成新的意境。

黄庭坚在《再答洪驹父书》中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眼入于翰墨，入灵丹一点，点铁成金也。”“点铁成金”是一种汲取经典书面语言以熔铸诗歌语言的方法。从“铁”到“金”熔铸过程，就意味着诗歌语言必须是经过诗人锤炼而成的。

词虽“别是一家”但这两个方面诗词有相通之处。  

李清照化用《古诗十九首》中“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两句翻出新意：“暗香”既指淡淡的菊香，又指悠悠的思念。这思念哪只是盈袖呢？整个心都充盈着这思念。明诚“负笈远游”，太学求学，尺素不足以寄情，如馨香般的思念，他又嗅闻不到，易安只能空消瘦……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思念销魂，思念如西风烈，直让人形容憔悴。西风撩起门帘，窥见空闺，旋即逃开。西风本就是来制造凄清的，却也受不了这空闺的寂寥。卷珠帘露出容颜，竟比那风中凋零的菊花还要憔悴。一卷珠帘将空间隔开，珠帘内空空，篱笆墙下独酌；珠帘内兽喷香烟，篱笆墙下暗香盈袖。珠帘内又隔纱帐，似隔非隔，加之香烟缭袅，独守空闺的人被空闺围困。思念对人的困扰就如这珠帘、纱帐、烟雾一样，让人恍恍惚惚、浑浑噩噩。纱帐内置一玉枕。词人不写床榻，不写无眠之人，只写这玉制的枕头。冰凉的玉枕，孤枕难眠；夜半的凉气，凉彻肌骨。词中让这种凉从外凉到内，从头凉到脚，从寸寸肌肤凉到那颗孤寂的心。从逻辑上讲，这种凉应该是由内到外的。当这由内到外的凉遭遇了夜袭的冷便骤变出冷清。是“凉初透”还是“透心凉”看似矛盾，实则意脉相通。

李清照在《声声慢》中写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亦是如此。“冷冷清清”是环境给人的感觉，外在环境触发内心的情感，而且不断发酵，愈发强烈。环境冷清，孤寂凄惨，内心忧愁，由外而内，层层渲染。由环境之冷写到身体之冷再到内心之冷，冷到无以复加。其实这一切都是心冷所致。相比之下，《醉花阴》含蓄蕴藉，就如唐司空图所言：“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及，若不堪忧。”（《诗品·含蓄》）

元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正易安作也。”

有人认为这一记载不属实，我同意此说。赵明诚收到爱人的相思词作，不感怀于心，而是务欲胜之，这太不解风情了，所以不合逻辑。赵明诚应以泪为词。赵明诚善著文，不善诗词，不可能有“务欲胜之”的想法。

李清照对赵明诚的这份感情未曾改变。明诚负笈远游，清照为之消瘦。夫妻二人因元祐党事而几乎困于干涸的爱床之上，但清照身在父母居，魂在明诚侧。明诚赴任湖州太守，中途中暑而逝，清照把对明诚的思念寄托于丈夫未完事业《金石名录》的续编上。

生，远隔天涯，心心念念，一刻不断；死，阴阳两隔，心灵追念，从未忘却。他们爱情比不上在天愿为比翼鸟的刘兰芝与焦仲卿，比不上化蝶的梁祝，比不上还魂的杜丽娘，但很真实。李清照虽改嫁，但绝不会使这真实的爱情蒙尘。

《醉花阴》之相思似乎给赵明诚与李清照的爱情奠定了基调：他们在相思中度日。相思苦又遇上靖康耻，谁解其中味？只留给晚年独居金陵的“易安”独尝了！

《归去来兮辞》中写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易安不易呀！

一经运用，便得“风流”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宋 辛弃疾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宋代：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京口”即镇江，英雄用武之地也。辛弃疾一生壮志难酬，无用武之地的英雄登上用武之地：京口北固亭。他登高怀远，感慨万千而作词于此。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写于公元1203年（宋宁宗嘉泰三年），辛弃疾时年64岁；《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于公元1205年（宋宁宗开禧元年） ，辛弃疾时年66岁。公元1207年（开禧三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但辛弃疾已卧病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九月初十（阳历10月3日），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拳拳爱国之心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八岁。

辛弃疾42岁闲居江西上饶带湖，其间虽两度出仕，但都为期很短。20多年，辛弃疾大多赋闲在家！

读《美芹十论》、《九议》，我们佩服辛弃疾的安世之才。苟且偷安的南宋小朝廷却将这么一位匡扶社稷的能人遗弃乡野。处江湖之远的辛弃疾愤懑不平、忧心忡忡，大呼：“杀敌！”赴幽冥。他因爱国而愤慨，这两首词最能体现他的这种情怀。

“煮酒论英雄”的典故，可谓家喻户晓。要论三国谁是英雄，孙权必在曹、刘之下。可这两首词却对孙权推崇备至，缘何如此？我个人认为与用武之地“京口”有关。孙权在此建立霸业，刘裕在此称帝，辛弃疾现在镇守此地。推崇孙权，其实是词人自己渴望建功立业，重整山河。

所以词人登楼望远，不断质问。声声问，问天地，问历史，问朝廷，也是问自己。

“何处望神州？”北方陷敌手，残缺不全，让他怎么忍心望？狼烟四起，让他怎能望得清？远望尽凄迷，近望满眼风光。朝廷怎么能忘记失地，抛却生民，偏安一隅呢？

这一问，问出了血泪！

“千古兴亡多少事？”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万事付东流！可是这千古兴衰能付笑谈中吗？别人能，而他不能！也许历朝历代的兴衰更替是不可阻挡的规律，可宋是自取灭亡，后世可把这当做笑谈，可生在两宋的人，又怎能谈笑风生呢？

这一问，问出了愤激！

“天下英雄谁敌手？”在辛弃疾心中励精图治者方为英雄，真英雄才能主苍茫大地之沉浮。辛弃疾不言当世，而言三国旧事：煮酒论英雄。曹刘为三国之雄。曹操之子不乏人杰，曹丕著有《典论》，曹植著有《洛神赋》。曹丕的政治才能胜过曹植，曹植的文学才华胜过曹丕。可以说是虎父无犬子。刘备就不行了，老子英雄儿混蛋。乐不思蜀的刘禅丢尽刘备的脸，也把江山拱手让人。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又如何呢？从太祖、太宗到神宗再到徽宗、钦宗到高宗……辛弃疾心中历数着宋之帝王，数到高宗，他的心都数凉了。他不愿，也不敢再往下数……他只能往前，在其他姓氏的朝代“数风流人物”。借古讽今，是无奈之举，谁愿意嘲讽自己所处的时代呢？谁不想生逢其时？谁愿意生不逢时？

这一问，问出了失望，甚至绝望，也问出愤懑！

“生子当如孙仲谋”巧用典故表达忧愤。辛弃疾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

“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典故出自《三国志》。

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曹操率大军攻濡须口，与孙权相持月余，孙权用水军围曹军，俘三千余人，淹死的曹军亦有几千人。后孙权几度挑战，曹操坚守不出。于是孙权亲自驾船从濡须口入曹营。诸将皆以为搦战，欲以攻之，曹曰：“此乃孙权察我军容。”命令严整军队，弓弩不得妄发。孙权船行五六里，奏乐而返。曹操远见舟中军队仍严明整肃，不禁脱口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辛弃疾刚拙自信，难言之隐亦要言。在忧愤的催促下他斗胆写下这个典故；在文韬武略的综合作用下他意欲痛快淋漓而欲言又止，留下后半句待人们在心中共鸣。咱们先别说骂得如何巧妙，骂得如何痛快，就这骂当权者的勇气，古往今来有几人欤？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不识苏轼、辛弃疾之雅量和胸襟是无法读懂他们词中的旷达和豪气的！真心痛，忧愤才会见诸词；假心痛，再悲情万状，也是无病呻吟。我们常常读到那些捂着胸口大呼心痛的诗词文赋，因其不是真心，所以起不到大声疾呼的作用，干吼得时间长了，自己就干呕。

辛弃疾的胸襟博大：心怀天下、收复失地；辛弃疾的雅量高致：遗世独立、孤高傲世。辛弃疾本想登高大声问，以消胸中的块垒，可是三问三答后，义愤填膺、满腔愤懑。真正的爱国者，恐忧多乐少，真个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焉？”即使民殷国富也许他亦是忧虑重重。忧患意识已注入每个爱国者的血脉中，他们不仅在国难当头时忧愤，而且常常居安思危。

我们再来看看南宋那些所谓“快乐”者的嘴脸：“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千年调》）只要能满足他们的私欲，他们随时都能陪笑。他们才不管国家、民族的危急存亡。只要自己利益不受损，就永远开心快乐。快乐自己，哪管他人死活？生在这样世界里，辛弃疾只能刚拙自信，不为众人所容了。

明代杨慎在《词品》中说：“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我认为《永遇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以其胸襟和雅量位居辛词第一。

六十六的辛弃疾再次登临用武之地京口北固亭寻觅英雄。历史英雄无觅，当今英雄末路，伤感和愤懑一起涌上词人的心头。什么样的英雄都经不起岁月的淘洗，经不起历史车轮的碾压。东吴大君孙权无觅，南朝宋武帝刘裕无觅，北魏拓跋焘无觅。历史的舞台拆了又搭，搭了又拆，可拆拆搭搭到今朝仍没有辛弃疾的舞台。镇江，多少英雄在此建功立业，而他只能独自登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人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此时此刻，辛弃疾不禁追忆当年：二十一岁的他，勇闯敌营，生擒叛贼张安国。南归已经四十三年，从二十一岁到六十六岁，人生走过四十五年春秋，可自己的愿望却仍在原点，甚至在远离原点。按理辛弃疾应像孙权一样年轻有为，而且有一番大作为。可怜白发生却无所作为。不忆当年，又能如何？这回忆没有丝毫的自我夸耀，有的是满腔悲愤。原想借国家的力量收复失地，不曾想南归如陷囹圄，白白损耗生命。只能在追忆、梦境中虚度此生。我想辛弃疾后悔了，如不南归，两千人的队伍也许会不断壮大，失地也许会寸寸收复。四十五年，凭志同道合之力，亦能成就一番事业。回到国家的怀抱，我想他感受到的恐怕是温柔醉乡中的梦魇：不时因山河破碎而惊醒！

南宋朝廷不是偏安一隅，就是急躁冒进。当时韩侂胄筹划隆兴北伐，计划不周详，准备不充分，草率冒进。辛弃疾的谏言不仅没有被采纳，而且因此遭忌惮，不久就被弃置不用。

他与廉颇跨越千年而同病相怜，只不过他比廉颇更可怜。廉颇老矣，赵王还想重用他，不是郭开使坏，廉颇必是老当益壮，勇武不减当年。“三遗矢”让廉颇梦断魏国。可辛弃疾连被试的机会都没有。相隔千年的天涯沦落人，廉颇若知，魂魄必越千年来会幼安。幼安若能，必穿越那千年时空去会廉颇。若相会，他们会不会抱头痛哭？哭自己，哭身处的时代……

廉颇败在了“屎”上，这个事儿既让辛弃疾笑叉气，又让辛弃疾背过气。奸佞当道，便是英雄末路。不是廉颇输不起，而是赵国败不得。

68岁的辛弃疾再被起用：诏令赴任临安，可他再也不能赴任了，他只能在阴曹地府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了。辛弃疾南归四十多年，正值壮年不见用，生命到了尽头，却又想起用他了。这是个笑话，但我们怎么也笑不出来！这是个悲剧，但幼安在慷慨激昂中过完自己的悲剧人生。昏庸无道的当权者总在制造笑话；胸襟博大、雅量高致的英雄却在这笑话中独饮这悲剧的苦水。

什么是生逢其时？贤臣遇明主，惺惺惜惺惺，如鱼得水；什么叫生不逢时？贤臣遭遇了昏君，明珠暗投，如水生铁锈。

辛弃疾忧愤地活着！眼见“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再不收复失地，北方民心尽失呀！可是他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谁来揾这英雄泪呀？

一位立志驰骋疆场的将军竟被逼向田园，南宋的能耐无可限量！这样的人生遭际，无意中拓宽了辛词的内容和题材。辛弃疾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地步。

于是，我们读到了“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的清新淡雅；读到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的一往情深；读到了“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的大适融然；读到了“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的倔强刚拙。

辛弃疾用胸襟、雅量、才学将豪放词推至一个顶峰，有评为证：

刘克庄在《辛稼轩集序》中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

济南二安，易安不易，幼安未安……但是他们都在词上独树一帜。

横槊气概，英雄本色

《念奴娇·赤壁怀古》

宋 ·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人生有三个关键点：生是起点，重生是转折点，死是终点。“生”若尸位素餐就是活死人。死而复生，重塑自我，重塑生命，即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人之生死并不简单，有活着就死了的，有活尸复生的，所以人就是在生生死死中塑造自己的生命的。

《怀渑池寄子瞻兄》

宋代：苏辙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

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

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

《和子由渑池怀旧》

宋代：苏轼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这两首诗记录了苏轼人生的起点：赴京赶考。苏轼人生的起点很特别：父子三人一同上路。一路走来倍尝艰辛：云横秦岭，山回路转，马死途中，蹇驴嘶鸣。旧题终剥落，雪泥鸿爪，无迹可觅，但父子一路当是永恒的记忆。路途崎岖，携手共进；宦海沉浮，同舟共济。从背起行囊开始，苏轼就有了退路。这退路就是亲情。父子情深，即使一败涂地又何妨？手足情深，即使一生失意又如何？

苏轼人生的起点是盛大的：苏氏文章擅天下，一门父子三词客。不仅如此，仁宗非常赏识苏轼兄弟，认为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苏轼成了宰相坯子，英宗也想按宰相的步调来培养苏轼。他打算召苏轼入翰林为知制诰（知制诰是晋升宰相的必历职位）。宰相韩琦以苏轼年轻恐不服众为由谏止。英宗纳谏，安排苏轼入直史馆，以期苏轼熟史知鉴，将来委以重任。

苏轼人生起点很高，当时之世都认为苏轼乃廊庙之器，必有番大作为。

可“乌台诗案”让苏轼的人生从高起点处跌落，从此宰相坯子苏轼变成了豁达居士东坡。

御史台上树栖乌，御史衙内钟弃毁。寻章摘句罗罪名，断章取义陷牢笼。百般构陷置死地，世事大梦几度秋。几度秋后胜春日，结庐东坡几垄地。

豁达总在死过后！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黄州是苏轼的又一个“出生地”。在此地，苏轼得以重生。从此他叫苏东坡，从此词坛注入了豪放，惊现天地奇观。

苏轼二十一岁声名鹊起，四十二岁身陷囹圄。二十一年人生跋涉，不见其高，却跌落谷底。世事无常，祸福难料。四十岁跌落谷底，有几人能复站立爬起？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谪居两年后所作。此时，苏轼已四十七岁。小舟载酒秀才来，笛吹酒酣赤壁下。风起水涌大鱼出，山上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与公瑾，怀古伤今自叹息！

滚滚长江，江入大荒，这宏大壮阔触动了东坡；浪花四溅，涎玉沫珠，这细微碎裂亦触动了东坡。那江水当是时间推移、朝代更迭；那浪花应是千淘万漉，英雄落幕。赤壁非赤壁，踪迹实难觅。可东坡偏要在赤鼻矶寻觅赤壁的遗迹。这显然无关乎地点，只关乎情结。

周瑜破曹三十四，苏轼遭贬四十五。四十五十默无闻，活在人间何足畏？谁不想年轻有为？谁又愿意人生多艰？连突兀岩石，都想刺破苍穹。惊涛骇浪也抵不过乱石的锋尖，顷刻间碎裂似雪。男儿也应壮怀激烈、顶天立地、开天辟地。

清代词论家徐轨评东坡词曰：“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词苑丛谈》卷三）。

什么是英雄？就胆识而言，想做真正的英雄就得把五分钟勇气无限期地延长；就气度而言，想做真正的英雄就得“大知闲闲，大言炎炎”；就执着而言，想做真正的英雄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往往是要么成功要么成仁。

英雄逃不过生命的终结，逃不过岁月的淘洗，逃不过时代的变迁。但生命终结后却万古流芳，岁月淘洗后却永载史册，时代变迁中却亘古不变。英雄的个体生命必然终结，英雄的精神品质却会生生不息。英雄就是那滚滚长江浪头的花，他们装点了生命，点缀了岁月，修饰了时代。

英雄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念奴娇•赤壁怀古》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江流滚滚、浪花朵朵、乱石穿空、碎沫似雪，这如画的风景中，处处隐藏着英雄的情结。滚滚长江蕴藏着豪迈奔放的英雄气概；朵朵浪花意蕴着短暂激烈的英雄人生；乱石穿空隐喻着横空出世的英雄壮举；碎沫似雪暗示着壮志难酬的英雄悲情。江山依旧如画，一时豪杰不在。

不做一时豪杰，要做就做万世英雄。

可怜东坡连一时豪杰都做不了，还谈什么万世英雄？

遥想八百年，孙策周瑜攻皖，迎娶大小乔，真个是功成名就时，洞房花烛夜。周郎事业爱情双丰收：既抱得美人归，又挫败了来犯的劲敌。而东坡四十七岁劫后余生，只能神游三国，一睹英雄风采。人生多艰，早生华发，笑中含泪，洒酒祭月。笑吧，别人笑我，我笑自己，多情的人总被无情的世态所恼。

“乌台诗案”不仅拷打了苏轼的躯体，也拷问他的灵魂。为了置他于死地，何正臣之流苦苦钻研他的诗集，肆意曲解，罗织罪名。他曾引为知己的保守同僚大多三缄其口，见死不救。拷问过灵魂，苏轼死了，东坡诞生了。从此，指斥时弊的苏轼让位给了豁达超逸的东坡，济世情怀的苏轼让位给了倾荡磊落的东坡。于是在一时豪杰与万世英雄之间，东坡另辟蹊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

初到黄州时的喧嚣，继而临皋亭听涛，最后定居废弃军营，垦荒种田，营建“东坡学堂”。至此，东坡居士，清风明月，悠闲度日；至此，东坡居士，与贤为友，放乎中流。黄州流传着好多东坡与黄庭坚、佛印的逸闻趣事。他们互相打趣，自我解嘲。打趣中见友谊，打趣中藏禅机；自嘲中有超然，自嘲中有不屑。   苏黄出游，佛印隐身舱底，掀板突现，三人大笑不止……

东坡打坐，问佛印似何？佛印对曰：“如佛。”佛印亦复如是问，东坡笑对曰：“如粪。”

东坡灵感忽至，挥毫写下：“八风吹不动”，自感得一奇句。送至对岸佛印观，佛印补一句“一屁过江东”。东坡读罢，怒而过江理论。佛印平静和悦地说，我言非虚。东坡闻言，转怒为喜，两人朗笑不止……

人人口言淡定从容，可往往为了点儿“屁事”按捺不住。东坡与贤为友，在彼此嘲弄中脱俗。黄州，使苏轼蜕变为东坡。从此，东坡不再匆匆，从容淡定度余生。

其实，被贬黄州前，苏轼的思想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可能当时苏轼并未意识到。苏轼明白了“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开始留恋人间，于是他远离帝都，靠近亲情；放慢脚步，自请外放。

公元1071年（乌台诗案发生前八年），苏轼自我放逐，任职杭州，只为远离政治纷扰。公元1077年苏轼请调密州（山东诸城），远离权力，只想与弟相聚（苏辙在山东济南任职）。

离开黄州，东坡的步履更慢，虽有途中丧子的原故，我想更主要的是想远离庙堂。元符三年四月东坡奉诏返京，但他走了一年多，从哲宗朝走到徽宗朝也没有走到汴京。元丰七年四月，神宗启用“皇帝手札”诏令他移汝州，但他又走了一年多，从神宗朝走到哲宗朝也没有走到汝州。因为他人生的终点不再是汴梁！

人生如棋局，“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东坡大彻大悟，不再为当时志世而奋力向前。他更愿意放浪形骸，弄舟而逝，江海寄余生。

大苏游赤壁就是见证，他面对“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誓言。

元丰七年（1084年）东坡打算在常州终老，因为常州是一个既远离了政治纷争，又能与亲朋朝夕相处的幽静去处。可惜东坡未能如愿，他人生的下一个落脚点被哲宗和宰相章惇圈定在儋州（海南）。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花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在他人看来，这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的严惩。可东坡竟在此地写下了：“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的诗句。

“此心安处是吾乡”呀！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绘出了苏东坡被贬儋州的路线：从惠州沿西江而上，舟行百里至梧州（宋朝广南西路，今广西梧州），南转雷州半岛，然后渡海登海南岛。

花甲老人，先别说遇赦活着回来，就是能活着去海南岛已经是传奇。更奇的是，迁谪路上竟与弟苏辙相遇。苏东坡到梧州时，闻知被贬雷州半岛的弟弟苏辙经过这里，便写了‘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诗句派人追上。兄弟俩在藤州见面后，相伴同行到雷州半岛。这是他们兄弟俩生前最后一起度过的日子，之后再也没能相见。

从宿县题旧壁到移官山东再到藤州相见，兄弟二人聚少离多。东坡不惑之年一直想远离政治，靠近亲人。可置身宦海中，政治可以让他降职远调，他却无法远离政治。即便是离亲人近些的人之常情也难以实现。

把苏轼呆过的地方在地图上用笔画线连起，我们就会看到苏轼人生的轨迹。眉山眉州是苏轼的出生地；二十一岁辗转到汴梁，汴梁是他人生的起点；四十五岁被贬黄州，黄州是他的转折点；六十二岁被贬儋州，儋州是他遭贬的最后一站。其间还有好多的落脚点：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常州、惠州……

苏轼的政治起点是保守派，当他看到保守派废尽新法时，他认识到两派乃一丘之貉，于是他再次进谏。他嘲讽新党的弊政，他抨击旧党的腐朽。新党不容他，旧党不原谅他。从此，他无党无派，自成一派。于是他自请外调，想做个逍遥派。

贬谪成就了苏东坡！贬地越多，政绩越多，越来越多的百姓了解了他。他每到一地，关注民生、新修水利、疏浚河道、夯筑堤坝、造福百姓，所以他所到之地，百姓都很怀念他。正因贬谪，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正因贬谪，他流芳百世，为人缅怀。

所以人生何必规划，栖身何处，无法预料，亦无法预设。出生地，尚在腹中，人人皆不可知；起步的地方，全说运气，人人皆无法未卜先知；人生的拐点，福祸难料，人人无从知晓。就像苏轼没有料到一起步就是宰相的步调，一跌落竟是命悬一线。他想选择常州终老，皇帝偏让他远徙儋州。常州终老，他却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终老之地，葬身之地，苏轼皆如愿以偿。可换作他人恐难如愿。油尽灯枯，想要安葬何处，将死之人说了不算，如果葬地路途遥远，扶柩归葬恐困难重重。既然生死之地都无法可选，又何必劳心劳力，何不随遇而安，来去自由。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