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龙往事 外篇 - 诺那活佛

大江

　　这儿来说一个和新龙（瞻对）密切相关、颇富传奇色彩的诺那活佛的故事。说他，我们又得把日历翻回到民国七年的川藏战事。

诺那活佛系统，原是昌都西北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昌奇寺管家。诺那活佛的前世，对藏传佛教宁玛派教义深有研究，在该地区的信众中享有崇高威望，被清朝皇帝赐以呼图克图封号。

“呼图克图”,是清朝授予蒙、藏地区藏传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呼图克”为蒙语音译，其意为“寿”,“图”为“有为“有寿之人”,即长生不老之意。原是藏语“朱古”之蒙语音译,意为“化身”,即汉语俗称中的“活佛”。凡册封“呼图克图”者，其名册皆载于理藩院档案中，其下一辈转世，由清廷加以认定。

诺那活佛因封号得自清廷,“对汉军颇有好感”。这好感可不一般,民国七年驻昌都刘文辉部川军彭日升与藏军开战时，诺那活佛和他的寺院就站在了汉军一边,帮助彭日升所率川军攻击藏军。那次战争结果是川军失败。川军统领彭日升兵败被俘,被押往拉萨投入监牢，据说后来病死牢中。助战的诺那活佛自然也没有好结果，他同样被西藏地方政府逮捕，押往拉萨关入监牢。

诺那活佛押解至拉萨，十三世达赖再三诱降不成，乃于拉萨郊外掘一土牢，深约四、五丈，牢底宽仅五、六尺许；于1918年夏历五月十五日，囚诺那活佛于土牢之中。在土牢上叠架木石，仅留五寸许一个孔，以作透气及送食物之用。派有若本(相当于连长)率藏兵三百人监守，一日只送一食；据说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传令三次置毒于食物之中，诺那活佛食后竟安然无恙，使监守藏兵大惊失色。诺那活佛于土牢之中，唯诵经念佛，心一境性，暇则以手指掘土，暗挖通道，遇石乃改向再挖，久之竟成长穴，乃于1924年夏历九月十三日，乃由土牢逃出拉萨，共被达赖所囚六年之久。

诺那逃出生天,不敢在西藏境内久留,便一直往尼泊尔去了。到了尼泊尔，因王室成员都信奉藏传佛教,并不为难于他。许多藏传佛教高僧都涉猎医术，诺那活佛医术高明，他到尼泊尔时，正逢王室公主患病,经他病施药并兼以法事，公主很快痊愈,王室对他更是优礼有加。而诺那最终的目标是要逃往中国内地，尼泊尔国王便厚赠川资，助他取道印度，前往中国内地。

不久后，诺那到达北京，那正是段祺瑞主政时期。他面见段,游说他派兵经边,收复民国七年边军战败后的失地。但段正忙于应付内地军阀间的争战,无暇他顾,诺那只好留在京城中讲经说法。在此期间,四川军阀刘湘的驻京代表李公度也成为他的信众。李邀他前往重庆。诺那想段政府不能助他,或许刘湘这样的四川实力派可以助他,便应邀去到重庆。到了重庆,刘湘并无经边的打算。诺那失望之余,便于1927年,转道前往已是蒋介石做了领袖的国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

在南京,诺那广收信众,讲经说法,影响日众。

那时,在南京的蒙藏委员会,有一个年轻的藏族人格桑泽仁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是巴塘人,是康区藏族青年中最早接受现代教育的人。赵尔丰改土归流后在巴塘开办初等小学,格桑泽仁成为这所小学的第一期学生。辛亥后转入外国教会在巴塘办的华西小、学,1917年到昆明上中学。后来,国民政府决定开发西康,在康定新设西康屯垦使署。为网罗培养人才,屯垦使长官刘禹九在当地开办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格桑泽仁考入这所学校就读,并因通晓汉藏双语被任命为屯垦使署宣慰员。后又分别为九世班禅和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工作。再后又转往南京,因他平时留心时事,对康藏时局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为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传贤所赏识，举荐他到国民政府工作，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并兼《蒙藏时报》社副社长,其间力中国国民党。格桑泽仁在任期间培养康区藏族眚年,参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受他影响,巴塘、康定等地许多有文化基础的康区青年到南京任职和求学。这些青年人,在南京聚集在格桑泽仁周围,成立了“藏族青年励进会”。格桑泽仁自任会长，意图还是为将来改变家乡，建设家乡储备人才。

诺那活佛到了南京，两人同为藏族，又都倾向于中央政府，自然过从甚密。有材料说,格桑泽仁“在各方面为诺那揄扬”，一是说他教法高深,一是说他倾心中央，在昌都时，助战边军的旧事。这样的高僧自然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考试院长戴传贤亲自接见诺那。戴传贤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深研佛法,作为政府高官,更关心西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戴传贤的种种询问,诺那无不给以很好的答复。这使戴传贤深感满意,认为将来国民政府开拓康区，诺那也是格桑泽仁一样不可多得的人才，就荐举他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并批准他在南京设立“西康诺那呼图克图办事处”，由李公烈担任办事处长。李公烈是最初将诺那引荐给刘湘的李公度之弟。诺那为增加同康藏地区的联系,又在康定设立“诺那呼图克图驻康定办事处”。任命原类乌齐三十九族头人邛布彭措为主人。都见彭措也叫那麦彭措。民国七年后,他率族人助彭日升川军攻击藏军。战败他被藏军施以刖鼻之刑。以后有家难归,长期流落在康定一带。“那麦”,在藏语中,就是没有的意思。他没有什么?没有鼻子。这回,他出任诺那的办事处长,算是又拾回了过去做部落头人时的部分荣光。

日本人步步进逼前,西南地面为整个国家的后方,康区则是这个后方更纵深的后方,其局面的安定比任何时候都更显重要。国民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有“先定康,后图西藏”的战略设想,同时,中央政府也忌惮这一地区完全处于刘文辉这样的地方实力派控制之下,一直在寻机楔入一股另外的力量。先是借大白之战的时机,委派格桑泽仁为国民政府参议,再派他以西康党务特派员身份,带领部分在南京学习工作的康区青年回到家乡,蒋的意图要他在康区建立国民党组织,在刘文辉的地盘上,培养一股异己的力量。

格桑泽仁回到巴塘,见刘文辉驻康区部队,大部陷于甘孜炉霍一带与藏军的战事之中,又值康定兵变,马旅长被变兵枪杀,便联络当地实力派，提缴驻巴塘守军两个连枪械,成立西康省防军司令部，委任自己的秘书黄子冀为巴安县长。同时公布五条政纲:一、实行地方自治；力图民族平等；三、废除乌拉差役；四、改进耕牧技术；五、发展文教事业。这是藏族历史上,由藏族人自己提出最与世界大势相契合的先进且有系统性的政治主张与施政构想。此前,西藏地方政府也曾力图有所变革,曾派出几位留学生去英国留学,那些人学成归来却未曾在西藏社会产生影响。倒是那个派去监护这几位留学生的官员龙夏,曾经希图在促进西藏社会变革方面有所作为,结果却是触怒保守派下狱,并被剜去双眼。这是一个血腥的警告,不准睁开眼睛看到西藏之外的世界!

史料未记载格桑泽仁在巴塘的激烈举措，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那里引起了怎样的反应，倒是他所造成的这个事变，被藏军视为一个良机，当时唐柯三正在调处大白之战，川军和藏军在川藏大道北线甘孜炉霍一线陷于对峙局面。这时,驻川藏大道南线上的要点巴塘的武装,不再是刘文辉的部队,而是格桑泽仁的旗号，自然不在唐柯三调处范围之内。藏军随即向巴塘发动进攻。藏军进攻前,经格桑泽仁说服共同举事的贡嗄寺武装叛投藏军。藏军围攻巴塘三个月,格桑泽仁力童单薄,无力再战,遂以请求援兵的名义,潜出巴塘,经云南转回南京。“康人治康”,有很好的理念,借以实现这个理想的手段,却仓促草率，未经实际施行,便告烟消云散。

1946年,此后再无大作为的格桑泽仁于忧郁寂寞中,病逝于四川青城山。

那个时代,真是康区的多事之秋！大白战事未了，中间出了一个格桑泽仁领导的“巴塘事变”大白战事刚了，善后工作如大金寺院重建，僧人安置等项尚未结,长征中的红军又逼近了康区。为阻挡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十六军进驻康定，国民政府又宣布在西康设立“西康宣慰使公署”,任命诺那活佛为宣慰使。这自然是出于两个目的。一、如红军经过这一地区，可以借诺那的威望动员地方武装抵抗；二、趁机在刘文辉这个地方军阀的地盘上楔入另一股力量。宣慰使公署下分设秘书、宣慰、总务和地方武装四组分设组长一名,组员若干。曾追随格桑泽仁在巴塘与藏军战斗的西藏商人邦达多吉为宣慰组长和地方武装组长,由湖北人韩大载任秘书长。

1935年西康省建省委员会成立，诺那活佛是委员之一。蒋介石在成都召见了诺那活佛，并于6月22日任命他为“西康宣慰使”，给予一千名装备齐全的军队，令返康区防堵红军，并表示需要时可向西康军阀刘文辉要求支援。

诺那从南京往四川，到重庆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重庆别动总队派别动第一大队部指导员江安西及中队长何树屏率一个中队八十余人，随诺那进驻西康。江安西是巴塘人士，在巴塘教会学校受过教育，同时被任命为宣慰使公署的藏文秘书。四川军阀刘湘因与诺那有多年的供施关系，加上和刘文辉斗争的需要，也调拨了两个连的兵力，编为宣慰使公署特务大队，任命曾在其军队中任过旅长的秦伟琪为大队长，随诺那入康。

1935年6月,诺那由成都启程,以煊赫的仪仗高调入康。史料载他“乘坐八抬黄轿,前后华盖宝伞”。诺那入康后,刘文辉对他也以礼相待。

8月初在康定召开宣慰大会，宣扬国民党“勘乱剿共德政”和“三民主义功效”，攻击工农红军，并在康区布防堵截红军，策动道孚、炉霍、甘孜、新龙等县寺庙及土司武装抗拒红军。

宣慰使公署广招在康区拥有实力的地方僧俗首领到康定参加宣慰大会。这些地方首领中便有瞻化县上瞻对头人甲日•多吉郎加。秘书长韩大载主持大会,并代表国民政府向康区各界表示慰可,诺那发表长篇讲话，宣扬教法之外,号召拥护贯彻中央政令，巩固边防，维持治安，在五族共和国家加强团结等等。

接下来,宣慰使公署又以调查民情为名,秘密召集康属各县土司头人,寺院住持等会议,要他们]反映地方情况。其实,就是搜集于刘文辉不利的材料。果如他们所愿,事后,公署很快收到控诉二十四军在康区横征暴敛、为非作歹的书面材料三百余件。公署当即转呈国民政府中央,此事又很快被刘文辉知晓。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9月,诺那离开康定，计划沿川藏大道北路各县进行宣慰活动。当诺那一行到达折多山外塔公寺,有乾宁寺喇嘛来报,有一个排的散兵正在乾宁抢劫寺院财产。诺那当即派邦达多吉和江安西率部将这股散兵包围繳械。经查,这些散兵是二十四军与红军作战失败后退下来的。公署缴获他们的武器后,发给路费,遺散回家。

公署进驻道孚后，又获悉二十四军余如海旅三个营在北面的丹巴县被红军击溃后，旅长不知所往，其中两个营败退道乎县城。这些失控的败兵,沿途抢劫,进驻道孚后,吸鸦片,聚赌,军纪败坏。公署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堂皇名义,决定解除这两个营的武装身的实力。为避免冲突,公署以慰可之名,设宴请排级以上军官出席。同时,公署武装将宴会场所悄然包围。酒至半酣时,秘书长韩大载假中央名义宣布:二十四军驻康区军队,由宣慰使公署接管,听候改編。并当即勒令赴宴的各营营长签发繳械命令，由江安西等率武装，前去兵营宣读缴械命令，并保证士兵们繳了枪械后，保全性命，并照发军饷。以此办法,将二十四军两个营顺利繳械。不久,又发动地方武装，将余如海旅另一营在行军途中包围缴械。这三个营,大部士兵被遣散,留下的士兵,改编为宣慰使公署直属的武装力量。

此一事件发生后,刘文辉自然万分恼怒,调一个团的兵力出康定向道孚进击。公署驻康定的秘书陈济博早把刘文辉出兵的消息与日期电告诺那。

结果公署立即调动武装一千余人，由那麦彭措指挥,将刘文辉部队击溃。此战胜利后,诺那将刘文辉派驻道乎的县长撤职，另委任别动队员徐某为县长。直属公署领导。

事后,在只有诺那、韩大载、江安西和邦达多吉参加的会议上，诺那活佛说:“一个人吃大蒜,吃一个口臭，多吃几个亦是臭。”意思是以这种方法化二十四军的武装为自己的武装，既然已经开头，就不能半途而废，只能继续进行下去了。

会后,公署在稳定住道孚这个立脚点外，派出邦达多吉率他自己的私人武装前往巴塘，那里有二十四军一个团，他们的打算是要按道孚的方式,将这个团也解决了。邦达多吉,西藏人,出身于西藏三大商业家庭的邦达昌家族,曾任藏军军官。后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冲带领所属二百余人枪离开西藏,长期驻扎巴塘。

长征途中的红军一、四方面军,从泸定桥等处过了大渡河,在丹巴大金川一带盘桓一段时间,便北上去了阿坝草原地带,并未进地区,而二十四军的主要兵力都用于防备红军进入雅安一带,以致康北一带几乎没有驻军,这便给了诺那的宣慰使公署很大的活动空间。

邦达多吉出发后,江安西从别动队中抽出三十名精干人员,每人配长短枪各一支,组成一个警卫排,随他出发肃清康北各县二十四军的残余部队,并撤销各县原任县长，另委县长，并由别动队中派出一名队员协助县长办理县务。江安西巡视了康北数县,都早无二十四军部队驻守。后来,江安西侦知地处德格和瞻化两县之间的白玉县有二十四军的一个连,便动员地方武装二百余人,半途设伏,迫使这个连缴械投降。

大白之战后的瞻化1932年5月,刘文辉部击溃藏军,收复瞻化。战后，瞻化全县按原上瞻、下瞻、河东、河西四总保又编成四个土兵营，以原委四个总保为土兵营长。同年,修复了被藏兵破坏的从江东通往江西岸县治的雅砻江大桥。原县衙建筑被藏军焚毁。继任县长因陋就简,将县衙就设于县城关帝庙内。

1934年,西川邮政管理局甘孜三等局在瞻化设立邮政代办所。这是瞻化县继设县之初即开办小学外,第二件趋于现代化的机构设置，瞻化县磨房沟、日巴、拉科等地有汉民进入开采沙金矿。

当时瞻化地面,四个总保中,以上瞻总保甲日•多吉郎加势力最大,可以和其抗衡者,只有下瞻总保。可惜多吉郎加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便从甘孜招一婿翁须协巴入赘,“二女并嫔之”。两女中,一女姓名不传,一女青梅志玛性格强悍。男方也是甘孜大户出身,自然也不愿意事事听从妇命，以致家庭不睦,夫妇间屡起纠纷。大户人家,夫妇相争,不只是情感可题,重要的还是土地财产和百姓的控制权,最后矛盾达到难以调处的地步。翁须协巴主动多方结纳县长,县府便在家庭纠纷中倾向于男方,这让青梅志玛对县府极其不满。

此时,上瞻与下瞻两总保间因争夺一块草场又起了纠纷。读惯大历史的读者会说,怎么都是这样的鸡毛蒜皮呀!但那个时代,康区土酋间的争端,都起于这样的小事。有一本甘孜州政协印行的书《西康史拾遗》,出于冯有志先生之手。冯先生民国时期长期在西康工很多事件都是其亲历,自有相当史料价值。他在书中也记载了这次瞻化两总保争夺一块小小草场的官司：“地方县长,亲往查勘。见这片草场,都在下瞻对境內,上瞻对仅在交界处有宽仅一米,长约数米的一小地段,照理这片草场属下瞻对所有,便把这片草场判属下瞻对所有。

这件事在青梅志玛看来,是县长不待见上瞻总保的又一例证。当即便带了贴身随从,到康定告状。这时,国民政府正在筹备西康建省。刘文辉主持西康建省委员会,康区各县县长都是他所委派,青梅志玛自然告状无门。在康定,也有人告诉她,西康建省委员会虽属于国民政府设立，又与中央政府不完全是一回事。青梅志玛得到指点,便将状子递到了国民政府中央直属的重庆行辕。这时,诺那活佛已到达西康。行辕便将这状子转批给宣慰使公署,让他们就近处理。

1935年,上瞻总保甲日家女婿又怂恿县府出兵,袭击甲日家官寨。《新龙县志》大事记中说:“男方勾结瞻化县府官兵,袭围甲日官寨,甲日•多吉郎加逃至康定寻其女青梅志玛”。

诺那正担心插手刘文辉操盘的西康事务不能名正言顺，得了这上头批转来的状子,马上就带了随从前往瞻化。青梅志玛见宣慰使到来,又是藏人,又是活佛，当即前往参拜,并发愿皈依,做了诺那活佛的女弟子。诺那此来,真正的意图,是要夺属于西康建省委员会的县政府的权。但县府所属有一个排的兵力,让他一时难以下手。这青梅志玛便自告奋勇,集中上瞻土兵武装 向县城发起进攻。事情的结果《新龙县志》有载:“父女在西康宣慰使诺那支持下率武装返瞻化夺回家园，捉甲勇村批等数十人， 并趁势解除了二十四军驻瞻化县城一个排的武装，活捉县长、师爷、通司、退役营长等四人,并处死。这个被处死的县长叫郭润先。诺那就委任青梅志玛为膪化县长。

这青梅志玛不意间做了一县之长，她却不是受过教育的格桑泽仁，有康人治康的明晰主张，有改变家乡的宏图大略，她除了像过去土司们一样，借手中权力去解决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争夺更多一点的百姓、土地财富等同，不会另作他想。

宣慰使诺那在康北一路顺遂,到委任青梅志玛为瞻化县长为止，已经控制了康北道孚、炉霍、甘孜、德格、白玉、邓柯数县。但邦达多吉率兵回返巴塘解决二十四军驻军的事情却频频节外生枝，颇不顺利。后来,江安西也带领警卫排和大量地方武装，吉,准备对刘文辉部巴塘驻军长期围困。不想此时红军再忺逼近康区,这回,是从云南入境的红二方面军和进攻四川失败的张国焘朱德等率领的红一、四方面军各一部。

1936年，诺那组织地方武装在道孚、炉霍两度阻击北上红军，均告失败。退却到甘孜后,再次纠集德格等地数千地方武装,在当年大白之战时的主要战场,即甘孜白利一带和红军开战，结果被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击溃,指挥官夏克刀登受伤被俘。诺那只带着秘书长韩大载和那麦彭措等少数随从及公署所属特务大队几十人逃往瞻化。这时,北上的红军也已逼近瞻化。诺那所委任的瞻化县长青梅志玛已逃跑,不知所踪。诺那不敢在瞻化欠待,继续动身,准备南下巴塘。而下瞻对总保登巴多吉早恨诺那偏袒青梅志玛，正好借机报复,便将经过其领地的诺那一行设伏包围。公署特务大队临阵崩溃,诺那等被俘,登巴多吉当即将那麦彭措枪杀。依登巴多吉最初的想法,是想将诺那交给西藏地方政府处置。这时,红军过境的大部队进入瞻化,登巴多吉遂将诺那等交给红军,请求红军从严惩办。

红军部队优待诺那,将其送往甘孜。红军在甘孜组织成立了博巴人民共和国。这个藏族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副主席都由当地藏族人出任,其中一位副主席,就是后来为促成西藏和平解放而献身的格达活佛 诺那活佛和他的秘书长韩大载,在甘孜受到红军优待。可是,这位离开类乌齐寺院,在外漂泊二十多年的诺那活佛,此时已经七十岁高龄。就任宣慰使以来，日夜操劳，特别是与红军连战连败，骑马或步行，在高原崎岖道路上四处奔逃,惊惧之下已身心俱疲，重病发作。在甘孜,虽获红军首长接见，并尽力医疗，仍于1936年5月,圆寂于甘孜， 遗体火化后，红军又发给秘书长韩大载银洋二百元，护送诺那骨灰回到康定。诺那死后，国民政府中央随即电令撤销宣慰使署，韩大载又护送诺那骨灰到达重庆。国民政府追封诺那活佛为普佑法师，并拨给费用,由韩大载将骨灰送往庐山建塔安葬。也有资料说,诺那的骨灰是安葬在山西五台山。

诺那圆寂时,邦达多吉和江安西还在巴塘与二十四军驻巴塘部队对峙,听闻此消息,知道大势已去,便撤围罢兵。邦达多吉率自己的武装退回波密地区，江安西和所率别动队员部悄然离开巴塘,最后回到南京。

韩大载后又出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1975年病逝于武汉。著有《诺那大师传》一书。

诺那活佛和江安西等人,与此前的格桑泽仁一样，意识到改变藏族社会落后封闭的状况，唯有对这个社会进行合于世界大势的政改造，发展文教,开发资源,并怀有“康人治康”的政治企图,但己身力量弱小,无非是借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得以在康巴地区小范围内仓促上阵,一试身手，都只好从以非常手段攫取地方政权和枪杆子入手，结果陷入的还是过去地方实力派争权夺利的窠臼，形势稍有变化,自身既缺乏实力,更以没有觉悟的群众作为基础,仓促举事,政治主张未及施行,又转瞬失败。自己成为历史舞台上无数走马灯式人物中的一个， 成为人们谈说康区时， 一段有趣也有教训的谈资了。

红军北上后，刘文辉主持的西康建省委员会又重新向瞻化县委派了县长,并派出驻军维持治安。

再说那位青梅志玛。

1939年,那个短暂任过瞻化县长的青梅志玛以寥寥数笔又出现在一个人的文章之中。

做这篇文章的人,是当时的瞻化县长,名叫欧阳枢北。他在一份研究西康社会政治状况的刊物《康导月于》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作《瞻化土酋之过去与现在》。文中说:“顷常闻道孚松林口杀人越货,多为多吉之小娃(家奴)所为,西康科学调查团土壤组周昌 先生来瞻,为言松林口有女匪名曲媚芝妈(青梅志玛)者。嗟乎,此即多吉郎加 小人穷斯滥矣！”原来,这个青梅志玛当不成县长,又率家奴们]走上瞻对人的老路，出了家乡,在别县的地面上再行夹坝的勾当了。

青梅志玛的父亲多吉郎加,原是瞻化县地面上雄踞一方,一呼百应的人物,这时也威风尽失。欧阳枢北文中说,青梅志玛当了县长后，多吉郎加一族“使官府震惮,因而重振家声”。但红军来了，诺那宣慰使死了，因此“不幸屡踬,多吉郎加家自度无能为力,见老景如此，常自伤悼。笔者宰瞻，多吉郎加来见，但如穷鸟之投怀耳！因怜而训之，彼唯唏嘘涕泣不自胜。现政府尚与优容者,姑以其牵 制其他三区力量也”。

这时，上瞻区的实力派,是一名喇叭，自多吉郎加家势力衰后,有大盖寺喇嘛赤勒者，富有政客风度之喇嘛也，代多吉而有赫赫之名，日巴、大盖、物色等村皆附之。其势力骎骎然,驾多吉而上之,多吉徒拥区长之名而已。然赤勒头脑清楚,知政教终须分立, 事事常秉政府之意而行。

但这欧阳县长大意了。他这文章刚刚发表不久,青梅志玛就潜回瞻化。她暗中联系属下各路头人,约定6月某日举事,想要重演好戏，消灭驻军，驱逐县长。但她尚未行动,二十四军驻瞻化驻军陈晖先指挥官已得到情报。陈立即率两个连的兵力，从县城潜行几十里地，北上将青梅志玛包围发起攻击。激战中,青梅志玛的母亲被打死。青梅志玛叫父亲多吉郎加先行撤离，她自己战败后被俘，后被枪毙于瞻化县城。

从这般景象看来，瞻对这个民风雄强，号称铁疙瘩的地方，其势力此消彼长，纵横千年的地方豪強，在时代大幅度进步之时，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失去效能,终于显露出末世气象了。

和过去历代清军进剿瞻对不同，红军长征过瞻化境，当地豪强也试图抵抗,但几乎没有过一场像样的战事，都是稍一接触就败退来。最大的一场战斗，红军一个排与当地武装二百余人战斗，红军二十五人牺牲。但取得小胜的这股武装,随即就被赶来支援的红军部队消灭 又过了十四年，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仅派出一个排，未经战斗就解放了瞻化县城。瞻对,这个生顽的铁疙瘩终于完全被融化。不久,新政府将瞻化县改名为新龙县。

那时的新政权,将自己视为整个中国,包括藏族地区的解放者。这个意思,也体现在新改县名的举动中。瞻化一名中,要害是那个“化”字一一意思是以文明化野蛮,以汉文化去化别的文化。“化”之目的,是一个政治与都大一统的国家。而新政权的设想,正式确认是多民族的共和。至于这个目标是否始终坚持,或者有全部或部分的实现,应该是留待后来人的总结了。

（摘自阿来《瞻对，一个二百年的康巴传奇》）

新龙，康巴的圆心

在康巴藏区，新龙（瞻对、瞻堆）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它曾是唯一位于四川、地处康巴而又被西藏达赖噶厦政府管理的一块飞地。从雍正八年（1730年）开始，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朝政府六次发兵征讨一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民国年间，此地的归属权在川藏双方相互争夺、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中摇摆不定；直至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将此地解放……

瞻对地处康巴，康巴人以强悍闻名，而瞻对在康巴人中更以强悍著称。当地人也以此自豪：瞻对就是一块铁疙瘩！

现在来说说它的历史 -----

新龙，一个二百年的康巴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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