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赵锥子胡同的故事

早行君

去英国旅游时，团里有个电影界的老前辈，旅行回来后送我一本他的自传书，书中谈到他年轻时的一段经历，这个经历就发生在赵锥子胡同，这也是促使我来赵锥子胡同拍片的原因。

从作者的回忆录中得知赵锥子胡同在前门外，离现在的友谊医院很近。

我原以为这些老胡同在旧城改造中已经消失了，但是在百度地图上一查居然还在，不禁心中暗喜。

我住的方庄小区离天桥不远，骑车半个小时就到。

好几年没有拍胡同了，这次是去一个有故事的胡同，心里还真是充满好奇的兴趣，精神为之一振，有点考古的感觉。

书中作者回忆的故事发生在解放初期，今天我实地走一遍，拍些照片也算是我对他回忆的回忆，不过这个回忆跨越的时间很长，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到现在，有六十来年了。

老前辈姓刘，六十年前他还是个军中小画家，按照当时的年龄还是小刘。小刘的家庭有些来历，父亲是国民党74师的一个旅长，黄埔毕业，但小刘却参加了解放军。

虽然是军旅画家，但那靠的是天分和自学成才，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小刘也想考进正规美术院校进行深造，所以，他就经部队批准由西藏跋山涉水来到北京，准备参加中央美院的考试。

小刘只身来到京城，下了前门火车站，两眼一摸黑，不知东南西北，那时的火车站也如今天的火车站外的广场，到处是揽生意和做小买卖的人，也有蹬着三轮车拉你住店的，小刘也就身不由己的上了三轮，糊里糊涂的就给拉到了前门外的赵锥子胡同。

赵锥子胡同靠近当时刚刚建立的友谊医院，因为离得近，来这里住店的很多是来看病和陪住的家属。友谊医院原名为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始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元帅和毛泽东主席亲自商定，由前苏联政府和苏联红十字会援助在首都建立的第一所大医院。

六十年过去了，北京各大医院门前的状况依然是人山人海，原因也和那时一样，北京有大医院，大医生，也有大医术，北京协和医院门前的胡同被患者及家属租住的满满当当，所以，社会资源不平衡，北京的房价哪里下的来！

赵锥子胡同景色

砖砌筑的老门楼

胡同里的小庙也改造成住家了。

老旧的窗格。

换个角度

胡同里

这曾是一个老饭馆。

胡同依旧但早已物是人非。

作者是这样叙述的: (为了叙述方便，这里的我就是书中的主人公小刘，请各位注意。)

我就这样坐着他的三轮车，被带到了前门外赵锥子胡同这家小客店。院子很小，正对面是一明两暗三间正房，东西两面又各加盖了四间客房，中间仅剩一条狭窄的过道，每间房子的面积很小，大概不到六平方米，房内仅有一个土炕，一个木凳，一张小桌，简陋得不能再简陋。

小客店的掌柜是一个中年寡妇，有一个十四五岁的黄花闺女陪着，也不知道是不是她亲生的，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但很会处事的账房先生在前台应酬，他的大名叫冯鹤眉，可大家都叫他蜂窝煤，还有一个看样子忠厚老实却欠机灵的伙计叫王宝堂，可大家背地里都叫他王八当，后来才知道，他表面上是伙计，实际上和掌柜的寡妇姘居。这里的胡同不同于东西城，解放前这里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百姓。

当时，这家小店的生意还不错，我进来时已经基本上客满，多是长期住客。我隔壁一位姓张，是哈尔滨某基建单位的一位副科长，为了方便去友谊医院治病，长期住在这里，时间一长，和医院的护士也熟了，一个叫方春的小护士经常在周末来看望他。与老张紧邻的是一位从香港来北京告状的上海女人，她的男人在内地工作，大概两个人离婚后财产分配不均，正准备去法院打官司，而老张虽然在东北工作，却是浙江宁波人，两个人都可以用上海话交流，于是上海女人便请老张代写状子，一来二去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与我正对门的是一位三十出头的独身妇女，来自湖南邵阳，此人神出鬼没很少与人交谈，可是女掌柜的说：她经常和附近的一些陌生人交往，并被发现有不轨行为，后来事发，被公安人员带走。

住在他俩隔壁的是两个从河南来北京治病的两个农民，其中一个彪形大汉，个头有1米85，一副典型的农民领袖的形象，对襟衣褂，敞口布鞋，酷似电影《红旗谱》里面的演员朱老钟，他自称是村里的突击队长，这次是村支书的父亲得了重病，受村支书的委托让他带他父亲来京治病，从联系医院到手术后恢复，他几乎每天往返医院，一条五尺大汉，为了节约，每天只吃两顿饭，每顿饭都是两个窝窝头和一碟辣椒酱，再加一大碗开水，可他平时非常爽朗乐观，经常和大家讨论自己家乡的趣闻乐事。

不过，他对我似乎很好奇，因为我为了准备考试，整天都在屋里复习功课，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推开我的门想看看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可太佩服你了，就是现在农村的大姑娘也不想你这样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他临走的时候说道。

在村支书的父亲手术后恢复期结束临出院前，他对大伙说：明个准备去颐和园看看，第二天一早便起身，直到傍晚才回来，大家问他怎么玩了这么长的时间，都去了哪些地方？他说只在公园的门口朝里望了望，又围着公园的围墙转了一圈，光来回的路上就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原来，他为了省钱没有坐公交去，而是从前门外的小旅店一直走到颐和园，到了公园门口也根本没有进公园大门。

自从湖南邵阳的女人被派出所带走以后，又住进了两个从东北某小县城来北京报考美院附中的学生，虽然我报考本科他们是报考附中，但都是报考美术专业，因此也在一起不时的交流一下。我以往对东北人生活了解很少，总觉得自己平时的生活已经够简单和节约的了，但当看到他们的情况，简直让我无法相信，他们在整个报考期间从来没有在外面吃过一顿饭，只见他们来时，各自从家里带来半布袋馒头和几个咸菜疙瘩，每顿饭就是就着咸菜啃两个凉馒头，吃剩的咸菜就放在窗台上，下一顿接着吃，渴了就找掌柜的要点开水，有时候干脆就喝自来水，由于他们初试没及格，便准备回家，但他们这时连买车票的钱也不够，幸好这时天已热，于是一个人将棉上衣卖掉，一个人将棉裤卖掉，这才够买回沈阳的车票。

日复一日，我紧张的准备着考试，对面那两个来京治病的河南农民走了以后，新住进一位年轻的女同志，据说他们单位是属于哈尔滨某中建公司的，现在国家为支援大西北的建设，公司要全部整体搬迁到甘肃兰州，由于是从东北到西北的大规模搬迁，公司批准给员工每人两个月的假期，然后分别在几个大城市集中后再分批去往兰州。

后来比较熟悉了，知道这位年轻女同志的名字叫欧阳慧春，她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这家公司的担任技术员和俄语翻译，是典型的新中国知识女性，她是山东青岛人，为了好记，大家都叫她欧阳或干脆叫技术员。由于是单身未婚，父母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回家中探视几天后，便决定提前到北京集中，并借此游览一下首都的名胜古迹。

这时，我的美院初试与复试都已结束，只等待发榜，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张，同时，与友谊医院经常来看老张的女护士小方也逐渐熟悉起来，再加上我们都是同龄人，我们便相约去附近的公园游玩，这也是我住进赵锥子胡同最轻松愉快的日子。

大约一个月后，女技术员欧阳终于接到通知，他们在北京集中的一批人要乘火车去兰州了，临别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相约到北海公园划船，女护士方春还带上了她的手风琴。我们的船划过一片茂密的荷叶，来到琼岛春阴对面靠岸，岸上有一片不大的草坪，方春拉着手风琴，我和欧阳跳了几圈华尔兹舞，旋转中，欧阳忽然对我说：教你两句俄语吧，我说：好吧。于是，她说了一句俄语，我也模仿语音说了一遍，我又问：是什么意思？她说：现在不告诉你，买本字典自己查一下就知道了，那样会记得更牢一点。

现在的胡同还保持着老北京人的生活特色，种花养草。

第二天，我和方春送欧阳去前门火车站，我们从赵锥子胡同对面的山涧口站乘有轨电车出发，在车站的大厅里，广场上已经集合了很多他们公司的同志，车站的大喇叭里播送着晓河的《勘探队员之歌》和苏联的《再见吧妈妈》《在遥远的地方》等歌曲.列车终于开动了，欧阳从车窗里紧紧地和我们握手，当手松开时，我们大声的祝愿她勇敢的投身于大西北的建设中，惜别的心情伴随着激动和热情，单纯的无一点其他感情的成分。

这些胡同文化总让人回忆起往昔时光。

送走欧阳后，我和方春默默走出车站，此时的前门大街已经是灯火阑珊，空气十分闷热，当我们走到鲜鱼口南边一个副食店时，方春突然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到里面吃点冷饮去吧！她似乎对这里很熟悉，我们上楼来到二层一个很雅致的房间，透过窗子可以看见下面热闹的大栅栏和前门箭楼的剪影。刚坐下，便有服务员走过来，方春指着玻璃板下面的冷饮品价单说：就要这个，两份。我低头看了一下，发现这个冰激凌的名字叫：情人梦。

冰激凌装在高脚玻璃杯里，是两个双色冰激凌球，上面点缀些菠萝片和樱桃，色彩鲜艳让人一看就赏心悦目。吃完后，带着沁人肺腑的凉气，我们走出副食店来到大街上，从这里向南不远就是赵锥子胡同。方春要自己走回友谊医院，我说：已经九点多钟了，我还是送你一段，反正也不远。刚走一会，方春忽然对我说：他过几天就要出国去莫斯科了，因为友谊医院是苏联援建的，最近医院挑选了一批中方医生和护士到苏联去培训和学习，这时，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在北海公园和欧阳跳舞时她教我的两句俄语，我便问方春：你懂俄语吗？方春说：出国培训时学了一些。于是，我便把刚学的俄语学说了一遍。方春听后反问道：你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摇摇头，方春默默的走着，没有回答我的问话。

忽然，一阵花香从墙内袭来，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到友谊医院的大门前，方春迅速的闪身进去，然后从栅栏里向我招招手说：那两句话是俄语单词，你还是买本字典自己查查吧！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那两个单词是俄语“春天”和“我爱你”，весна，Я люблю тебя。

过了些日子，我报考美院的通知来了，我没有被录取，大概是政审没有被通过，我也离开了赵锥子胡同，那个我住了半年多的小客店，不久，我被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美术组，赵锥子胡同成了我的回忆，一段难忘的回忆。

　　我到八一厂一个多月以后，我去天桥看歌剧《茶花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西洋歌剧是什么，完全沉迷在艺术的享受中，直到散场我才意识到公交末班车的时间早已过了，这可咋办？我忽然想到离这里不远的赵锥子胡同。来到熟悉的小店前，账房先生屋里的灯还亮着，蜂窝煤一看见我就赶紧把我让了进去，我说明来意后，蜂窝煤抱歉的说：今个很不巧，都住满了........这样吧，在我屋里搭个床板，你就凑合凑合行不？我毫不犹豫地答道：行！。我随后问道：我认识的老房客还有谁在？蜂窝煤说就剩东北的老张和香港来的女人。原来，老张先是帮着香港女人写起诉状，最后写着写着竞变成写结婚申请书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准备回八一厂，这时，店里的几个人也早就起来了，蜂窝煤一再的对我说：啥时候想来就先言语一声。寡妇女掌柜也急忙跟着说：这是咋说的呢，人家刘大同志这回是在电影厂上班，可别给耽误了，赶明儿个啥时候进城，晚吧晌回不去了就来咱这歇着，甭管有房没房，决不能让你睡在马路牙子上去！她身后那个傻堂子也不断地附和着：回见，回见了您那！这时，只见那个香港来的女人也嗲声嗲气说道：啥辰光酿阿拉到纳厂里厢睽睽纳电影是哪能拍法子咯好伐啦？正在洗脸刷牙的老张，牙还没刷完就端着牙缸子出来冲我大声说道：来了哈，老刘！虽然他是江浙人，可在东北待长了，满口的大茬子味。

后记

生活就如天上飘过的云朵，几十年像风吹过一样过去了，后来老刘又来过这里，他是这样回忆的：我希望还能寻找到记忆中的一些蛛丝马迹，但这里早已是物是人非，就连胡同里的居委会大妈都不知道当年那些人的下落和去向。我端着相机慢慢地在胡同里走着，彷佛又看见方春和欧阳年轻欢快的笑容和一起度过的短暂愉快的时光。（老刘的回忆到此结束。）

这次故地寻访，已离作者生活过的时间过去半个世纪。我在赵锥子胡同里走来走去，一直想找到作者原来住的小旅馆，但看哪家都像，但又不像。

不过，我终于把故事和现实联系在一起变成了眼前真实的场景。老胡同没有被拆除是我最大的庆幸也是我最大的收获。事后，我打电话告诉老刘我来赵锥子胡同采访的经过，老刘非常激动，不由自主的又谈起了往事和写作的坚辛。

生活真是一笔财富，我们都珍惜吧！

最后，我沿着通往友谊医院的胡同走去，仿佛方春就走在我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