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未写完的长篇《正红旗下》，像一方存储老舍文学密码的黑匣子。当人们在读罢作家毕生浩繁的作品而终于惊喜地发现它的时候，也无意间走近了一个理性结论：老舍各式各类的作品，大多与《正红旗下》有内在联系，满族出身的这位作家，实际上，一生都没有别离他的民族特有的文学真谛，在其一生的创作个性中间，参差明暗地，总融入着自己的满族艺术素质。
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个姗姗来迟的概念。以往，人们常常误以为，只有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写下的作品，才属于少数民族文学范畴，而不习惯于在用汉语文创作的作品中，剥离和理解少数民族文学的这样一个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亚种。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作家们运用汉语文，写作了不胜枚举的优秀作品。直到相当晚近的阶段，学术界才真正看清了将这份重大的文化遗产，重新归还到少数民族人民名下的重大意义。老舍的文学，就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具体分野来划分，该当属于满族文学，这句话，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说出来还会让某些有识之士感觉茫然，而随着文学学术研究深入到了今天，却早已经为绝大多数学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
认定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把老舍的作品看作少数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当然不是出于给某个民族争一位文化名人的世俗愿望；捅破这层窗户纸，将有助于研究者放开眼界，进一步发掘和提炼老舍的艺术特点和成功经验，还会有利于文学艺术民族化发展方向的探索。
最近一些年来，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界，不单是满族作家们，中国各族作家们关切老舍及其创作的情况，都在与日俱增，他们正在从老舍的辉煌成就中，寻觅可资自己借鉴的“真经”。我们感到，如果运用老舍的创作道路来探测我国多民族文学的现实发展，用老舍作品在民族文学流变中的多重意蕴，来比照着摸索少数民族文学的内在规律，会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老舍在满族文学的发展史上，是其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一道至关重要的桥梁。他诞生于晚清，辞世于共和国建立17年后的“文革”之初，其文学生涯横跨了现代文学发展全过程而直抵当代文学发展第一阶段的结束，他的创作，对满族文学的历史性拓展，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民国年间，满族特殊的社会处境，决定了它的文学命运不会太好。这期间，虽说于老舍之外，也先后出现了儒丐、王度庐、端木蕻良、舒群、李辉英、马加、关沫南、胡可等几位有较大成就的满族作家，但终究人数较少，整体影响也不是太明朗。真正能够在这一时期代表满族文学传统与满族文学形象的，首推老舍。他以本民族前辈作家展示过的卓越艺术天赋，纵横驰驱于文学创作各个领域，造成了文坛上诸多轰动效应。他创作于现代与当代两个文学阶段的大量作品，全面地继承发扬了满族文学的优良传统，他关注城市下层人的生活悲剧（承袭着和邦额、文昭、奕绘等清代满族作家之遗风），解剖自己民族由盛而衰的历史教训（推进了曹雪芹的思考），用最受读者喜爱的大众口语来烹制艺术佳肴（弘扬了文康的语言情趣）……而他在传统之上又多有开拓，在创作间熔铸了更多的现代观念与现代手法，使作品成为体现时代文明的艺术。他留给满族后代作家的，远比他从本民族前辈作家手中接过来的遗产要多。满族作家文学的流变史，迄今未满四个世纪，这部并不很长的历史，是令人感奋的。假如说纳兰性德和曹雪芹是满族古典文学发展时期矗立其间的两位艺术巨人，那么，老舍则不仅是满族现代和当代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是满族文学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无可替换的重要纽带。老舍的名字，如同纳兰性德和曹雪芹一样，不仅早已成为满族文学的骄傲，而且也成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
老舍，在中国现代与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中，是极其为人所瞩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他的超越民族和国界、超越历史的文学业绩，无可置疑地证实了，少数民族作家，完全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大作为。他的成功，对中国后起的少数民族作家说来，可谓是“挡不住的诱惑”。
世上所有的现存民族，都有自成单元的传统文化，都有与传统文化相联系的民族文学。在各个民族社会彼此完全隔绝的年代，文学的民族性最是浓烈、鲜明，文学对民族文化的依赖性也最彻底。但是，也正是如此，十足的民族性，往往成为文学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取得成功的羁绊。老舍的经验证实，处在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少数民族作家，不应当，也不再可能到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找寻成功之路，要勇于走进广阔的充满异质文化碰撞的天地间，在接受外民族文化冲击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民族文化的内在魅力和外在风采。老舍自幼生长于本民族开放式的文化土壤中，既深入地植根于满族文化，又对汉族等中原民族的文化有一份真切体验；他在青年时期便旅居英伦，环游欧亚，后来又到过美洲新大陆，对中外文化的异同也有精密的观察。在这一系列文化巡游之后的回归，对于产生出超越民族狭隘文化眼光的大作家，具有特殊的作用。<br></h3> <h3>我国现代文坛上的少数民族作家，从他们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上分析，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本源派生—文化自恋”型的，他们在本民族文化环境中生成，民族传统浸透了他们的思维与习尚，在任何时候遇到异质文化影响，都会本能地恪守自我，抵御干扰，习惯于以本民族文化价值尺度去评估一切客观事物；第二种是“植根本源—文化交融”型的，其特点是对本民族文化具备骨肉般的体认，并以本民族的文学创造者为基本自识，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文学发展抱着强烈的责任感，却又在与外民族的近距离接触中，虚怀若谷，大胆汲纳，从而建立起自己具有多重文化参照系的、以本源文化为基准而又博采众长的崭新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并把这种观念注入创作实践；第三种是“游离本源—文化他附”型的，这类作家从小生活在他民族的文化环境下，基本没有领受过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即便成为作家之后也很少做过向本民族文化回归的努力，他们的作品从题材、语言、手法到审美追求，都已与本民族文化大致无涉。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坛上，这三类作家各有其阵容。第三类作家因不能占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典范位置，故而在民族文学的发展中不被人们过多注意。以往一直受到特别重视的第一类作家，曾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起到过开创性作用，不过，他们的作品由于缺乏时代气息，缺乏与他民族文化产生互动、共振效应的内部机制，也愈来愈被冷淡了。只有第二类作家，在新时代的文学发展中构筑了显著的创作优势，他们的作品，既含有本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又建有与外民族读者欣赏需求彼此沟通的渠道，从而展现了在人类文化进入多元并存、交流互动时代的强有力的外向冲击性。老舍，就是这第二类少数民族作家的天才代表，也是这个新的文学时代刚刚降临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之时所出现的少数民族新型文化与新型文学的先驱。人们日益看清的是，老舍在横跨“满族—汉族—西方现代民族”这多重的文化系统之上所打造的属于自己而超乎常人的精到的文化视角，对这位少数民族作家登临人类文学的高梯级，是多么地必要和重要。</h3><h3>人们过去往往爱用一种疑惑的眼光看满族文化，以为只有像以往某些民族那样，长久坚持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才是地道的、名副其实的民族文化形态，而满族文化似乎是早已为他民族所“同化”。殊不知，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或迟或早都要发生。尤其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所有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异化着，民族间的互相影响大大超出人们的逆料。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中国现有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几乎达到总数90％以上的作家，均在用汉语文写作，连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一向以本民族文字创作见长的少数民族，作家们用汉语文写作作品的比例，也在不断地大幅度地上升。满族在清代曾经半是无奈半是进取地走上的那条语言转轨之路，现在已然出现在其他许多少数民族的脚下。这其实也很正常，人类文明进程从来如此。同时，国内外无数例证又说明，逐步放弃本民族原来的语言文字，甚至洞开民族间的文化壁垒，都还离着一种民族文化的最后被“同化”，离着一个民族的最后被“注销”，相距有十万八千里的路程。</h3> <h3>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正处于加速流变之中。有所失亦有所得。失去的，是文化与文学的某些外在表征及由这些表征带来的隔离保护机制；得到的，则是少数民族文学在更广阔的时空间更自由的发展。不用担忧这种流变使少数民族文学损失过重，满族文学的历史和老舍的成功告诉人们，原本健全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可以产生能动的代谢补偿机制，当传统文化的外在特色开始模糊之际，其内核的种种固有因子却加倍地活跃起来，偿付外在特色的缺损。清代满族文学，貌似与中原汉族文学一致，却没有瞒过慧眼只具的汉族文艺批评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评论纳兰性德（字容若）的词作时曾卓有见识地指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习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王国维这里所说的“自然之眼”和“自然之舌”，用今天的语汇，即属于民族的传统审美定势，它是民族文化的潜在因素，在民族文化的交流中，不可能跟民族文化的外在表征同步丧失。当然，随着民族间交往的年深日久，传统文化的内核特质也会在一个长时间内慢慢淡化，这时，负有本民族文化使命的作家，其主观能动性的施展，便有优劣之别了。老舍在满族文化受到社会不公正的排斥的情况下，并没有疏远自己民族的文化本源，他懂得在民族文化的比较中，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民族不分大小，其久经磨砺的传统文化中都会有真金子在，于是他悉心地去体味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反复的创作实践中，有胆有识地将满族传统文化的美质溶解其间，教作品在题材、风格、手法、韵味等方面，呈现出一番有别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作品的文化气象。这也许正可以说是老舍之为老舍的绝妙之点。今天，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化上的大量交往，带来的是本民族文化程度不同的变异，其中一些民族的文化变异还相当严重，他们的作家回过头去用传统的手段写本民族封闭性的生活题材，已越发地不可能。这时，老舍的示范性经验就是重要的了：下力气去向民族文化的深层探取，以现代文明的目光辨别民族传统的成份，再把能够有益于时代的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充分张扬出来，便可以重获一派生机，进而发展、创新。</h3><h3>老舍的创作成功还告诉人们，在多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文学时代，民族文学要走向广大读者，要走向世界，其创作者就应当具备深刻的文化审视意识。世界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现代文明的曙光，已经次第辉耀于中国各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的民族，让许多民族的文化人，都看到了民族旧有文化的弊端，从而产生了重新认识自我民族和重新塑造自我民族的欲望。老舍是最早具备了这种神圣忧思的现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之一。他在20年代早期作品《二马》里，就说出过“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这般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语。他一生的许多作品，都是围绕检讨民族文化的主线展开的。晚年的《正红旗下》，更是把这种民族历史文化的批判精神发扬到了超高水准，他命中要害地抨击了“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这样尖锐的批评，由一位毕生热爱着自己民族的伟大作家口中道出，份量是极重的，其中包含的民族文化扬弃力量也是宏大的。满族，是个一向没有被人们真正说清楚的民族，在不足400年间，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又在自身发展中孕育了何等样儿的悲剧！ 一代又一代的满族作家在思考，在探讨，在自省……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最先发出了“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感叹，敲响了“须要退步抽身早”的长鸣钟，可以说是这种运用文学进行民族自审的先声了。从清代到当代，以老舍为代表的满族文学家，又在同一方向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说明，满族这个在中国现有的56个民族中较早“碰壁”的成员，愿意成为最先冲出历史“迷宫”的民族。其实，中国的少数民族，哪一个没有历史教训和文化教训需要归结呢？民族的自我超越意识和深层次的文化省视意识，对每个力图走出历史“怪圈”从而迎头赶上现代文明的少数民族，都是必需的。提到传统文化，各民族作家们的感情和心理会产生复杂微妙的震荡，他们的心间，都扭结着扯也扯不开的“民族文化情结”。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尽管千差万别，然而，社会和时代的迅猛变化，已经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人，再也没法躲避自己对民族文化重构的责任了。</h3> <h3>老舍作为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杰出代表，他在民族文学竞技场上的大成功，与他所出生其间的民族——满族所持有的开放型的民族文化品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多民族文学事业正在发展，时代不仅对满族，而且对一切少数民族的作家，都提出了培养自己开放型民族文学品格的要求。老舍的事例证实，只有在开放型的民族文学品格之上，才有可能发现通向民族文学最高荣誉的阶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只要对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享有植根其间的位置，就不必担心在塑造开放型品格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恰恰相反，少数民族文学新的更高级的生命形态，必会应运而生，放射光彩。
如同现今的世界上尚未出现过纯粹的非民族的文学一样，现今的世界上也越来越不可能再产生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学在各自范畴内的一切扩殖，均须在多民族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中实现。老舍和他所创作的满族文学，就是在这个民族文学彼此剧烈互动的年代，充满自信地成就了自我。
三四百年之前，满洲民族的文化，发生了一场由原生态的萨满文化体系，向广泛吸取汉族等兄弟民族文化营养的多质文化状态过渡的大变迁。那场民族文化的“涅槃”，对该民族来说，福兮祸兮，一言难以曲尽。然而，日后的世人到底还算看到了，满民族的“次生文化形态”，以能量来说，并不低于该民族的“原生文化形态”，在中国多民族的现实生活中，依旧显示着独特的能动的意义。
我们也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来提取老舍在中华多民族文学流变时代的蕴涵和价值。<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