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作品导读：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一）

老 关

撰写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是老舍晚年特别重要的一次创作活动。为了说明它，有必要略微详细地介绍一下作家写作该作品的来龙去脉。

老舍是满族人，他来自旧日京师积淀厚重的旗人文化氛围。——这是我们已经在这部书的前边许多章节中间反复涉及的史实。在远自20世纪20年代发端而直至50年代捧出的一系列创作里面，老舍相当充分地调动着他的满族生活及满族文化库存，他既写京城满族的社会生活与人物遭际，也把满族特有的文学风尚、审美情趣和历史眼光注入作品，让读者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文学卓而不群。

老舍这位满族作家，对待自己的民族出身，对待本民族题材的创作，曾经有过复杂的心绪，这同样也是事实。从一个方面看，他的民族自我认定意识是明确的，从来没有表现出对身为一名满人无所谓的态度；他的民族情感浓重，不单在社会交往中始终保持着与满族同胞较为密切的接触，在文学创作中，也时时体现出对族人命运的热切关怀；他还具有跟许多满族同胞一样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愿意凭借自身方方面面的刻苦努力和出色表现，为民族增光正名。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在先前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间，他又相当被动地，要面对着教他的民族心理备感压抑的现实：清朝末年最高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以及旗人社区的精神衰退，不可避免地遭来了各民族舆论的纷纷物议，而辛亥革命之后，因为执政的统治阶级不可能真正突破民族藩蓠的局限，致使社会上一味歧视、鄙视甚至于排斥所有满族人的情况，持久而且普遍存在。老舍是个文化人，他对到处充斥着民族偏见的现实，会比一般的本民族同胞更敏感些，也更痛苦些。再者，自他跻身文坛以来，与之频繁交往的许多文艺家和社会活动家，亦多是站在辛亥过后的思想基点上看待民族问题，包括有的很要好的朋友，都自觉不自觉地常向他甩来一些对满人来说不大受听的微词，这就更让老舍心含戚戚，有口难以辩白。他固有的民族自尊观念，因受到反复的折磨，只好将其深埋于心底。在一个长达三四十年的漫长过程中，他不肯轻易向外人、更不愿在正式场合上谈及自己的满族出身，凡在作品里写到满族题材、满族人物的时候，也尽量地不动声色。他已经不敢奢望读者从他的作品中辨认出满族文学的民族属性。

假如以为老舍将自己的民族心理深埋不表，是一种自卑的表现，恐怕也不太准确。一些蛛丝马迹，说明他还是愿意在关键时刻为自己民族站出来说话的。写《四世同堂》，他曾借小文夫妇这对明显地暗示出旗人身份的人物形象，歌赞了都市里的满族平民正直、良善的性情和在生死关头勇于奋起反抗外侮的民族气节，可说是他20世纪前半叶创作活动中最富有民族倾向意味的一笔。还有一件工作中的小事情，也证实了老舍心间珍存着鲜明的民族情感：抗战结束后，来自东北地区的满族青年诗人丁耶，以个人的家族史作为背景，写了长诗《外祖父的天下》，作品被转投到当时国内进步文坛上的一家重要刊物《中国作家》，编委们对这部诗作的评价分歧较大，能否刊载，一时定夺不下，“最后老舍先生说，这首诗虽然不那么成熟，但感情真挚，反映了东北满人生活的特点，生活气息浓” ，遂使编委们被说服，该诗也获得发表。类似的能够体现老舍满族心理的例证，还有一些。

老舍民族心理的整体开放，是在他年过半百之后的事情。进入了共和国社会生活的老舍，因为时代巨变，感受到了劳苦大众社会地位的普遍上升，同时，也明确地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奉行的民族政策所带来的变化。20世纪的50年代前期，共和国政府正式认定了满族作为共和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员的位置 ；满族的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出现在国家级的议事场所（老舍本人就获得了这样的荣誉）。随后，他又担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在中国作家协会里面成为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副主席……从切身的体验中，他捕捉到了少数民族地位攀升的实感。他不断地从北京城里那些与自己经常保持接触的满族群众嘴里，了解到他们有所改善的生存状况，知道旧时代弥漫于世间的民族偏见，正在有效地得到纠正。他还有机会去新疆和内蒙古等地，亲自考察了包括满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实况。关于满族，让他最激动的，就是旧社会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一大批底层同胞，已在社会公正和自食其力的前提下，找到了走向幸福的人生道路。

老舍不再有任何理由，需要掩饰个人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心理。很快，他就成了社会上最令人们熟知的满族代表人物。

他是个每得到任何一份社会认定，总要以十倍的成绩来加以回报的人。作为作家，他更知道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应该怎样把个人久久激荡于怀的民族情感兑现出来。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迈向繁荣的一个热启动时期。来自不同民族的作家，为创建各自民族的新文学，都焕发出了空前的热情。这对老舍也是一种鼓舞和鞭策。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倡议下，召开了旨在关注和推进民族文学发展的座谈会，老舍本人就是那次会议的主持者，他跟若干位不同民族的作家齐集一堂，兴奋心情溢于言表。各族作家们见到了他这么一位德高望重、本人又是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文学前辈，都非常高兴地坦露心声，大家说，中国作家协会应当下设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我们就选老舍先生来当委员长好了！老舍不无诙谐地向大家作了个揖，连说：不行，不行，我可不如你们，我把我们老祖宗的话全忘了，你们听我这一口北京腔儿，能当委员长吗？但我一定争取当个委员，把咱们全国各民族作家团结在一块儿！

1956年 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老舍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的报告》，在这个中国文学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系统报告中，就诸如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开展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民族文学的翻译和创作问题、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推进中国兄弟民族文学发展的具体措施等项，一一阐述了看法，他希望：“让所有的兄弟民族都以热爱祖国的精神吟唱自己的诗歌，以自己的语言与风格写出历史的今天的现实主义的故事与戏剧”。1957年 5月，老舍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前去乌鲁木齐，出席中国作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的成立大会。他在那里逗留了半个月，竟没能抽出空暇游览一下神往已久的吐鲁番等地，而是把时间全用在了与各民族的文艺家们交朋友上面。他在当地作了10次“座谈报告”（这是他临时自造的一个词，主人们知道他身体不好，难以应付太多的长篇报告，于是多安排“座谈会”，但每每遇到各族文学爱好者大量递条子、提问题，他“只好作大段独白，等于作报告”）。老舍实在累得不轻，却为能结识许多的朋友感到高兴，他说，各民族的“朋友比高山大川更重要。” 1960年，老舍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目为《兄弟民族的诗风歌雨》的发言，提出：“以汉族文学史去代表中国文学史显然有失妥当，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兄弟民族又各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今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无疑地要把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包括进去。” 同年，他在百忙中撰写发表有关新疆各民族小说创作和有关傣族民间叙事长诗的评论文章。还是这一年，他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是一篇较1956年的报告，在内容上更为翔实和透辟的报告，报告中，在全面介绍各民族文学创作队伍的时候，有这样一句短语，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满族：作家有胡可、关沫南与老舍等。”

至此，老舍已把自己整个儿摆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格局以里。

人们于是也就合乎情理地期待着：该是老舍拿出典范的满族文学作品的时候了。

其实呢，老舍心间确有经过了长久酝酿的满族题材。远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老舍就想写一部反映清末社会生活的家传体长篇小说。从他这个旗族后代脱离母体呱呱坠地，到来在世上即逢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兴起，再到八国联军入侵和屠城，包括父亲的战死、母亲在极度惨淡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小生命以及一家人的生存维护下来……都是些在作家心中被掂量了不知有多少回乃至多少年的文学素材。他“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开始收集资料。他收集了八国联军的侵华史料，收集了各种民间传说和故事……他曾请他的朋友代他邀请了不少北京的老者回忆当年的刀光火影，这些谈话极大地丰富了母亲讲述过的当年惨事。” 1935年，老舍首次向读者透露了他心间还藏着这样一些特殊的写作念头，在《我怎样写〈离婚〉》中，他若明若暗地谈到：“也许这是常有的经验吧，一个写家把他久想写的文章撂在心里，撂着，甚至于撂一辈子，而他所写出的那些倒是偶然想到的。有好几个故事在我心里已存放了六七年，而始终没能写出来；我一点也不晓得它们有没有出世的那一天。” 这段意味深长的话，告诉人们，他是打20世纪20年代末在文坛刚站住脚的时候，就琢磨起来要写某些特定的题材了，而这些题材，又偏偏是很难想象“有没有出世的那一天”的题材，也就是说，一旦将其写出来面世，可能会碰上相当大的阻力（老舍一向写东西笔头流畅，人也勤奋，他说的作品难以出世的原因，大抵还是出在客观方面）。最早出来注释老舍这番说法的，是作家的总角之交、名学者罗常培。1944年他发表了《我与老舍——为老舍创作二十周年作》一文，不仅公开了老舍多年来就有的这项创作计划，还就这一计划发过语重心长的议论：“让我这三十多年的老友说几句话，那么，老舍自有他‘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地方，既不是靠着卖乡土神话成名的作家所能打倒，也不是反对他到昆明讲演的学者所能诋欺。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希望他有更伟大的成就以塞悠悠之口。十年前他就想拿拳匪乱后的北平社会作背景写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当时我极力鼓励他……七年的流亡生活，遂不得不使这一计划停顿了。然而我还觉得只有他配写，只有他能写，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比瞬息京华和风声鹤唳一类的玩艺儿意味深厚，我尤其希望文艺界能够助成他的盛业！……如果社会上和文艺界还让老舍继续贫血，以致他‘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到他创作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还看不见他那本未完成的‘杰作’脱稿，那不是他自己的责任，而是社会和文艺界的责任！”

罗常培与老舍有同样的民族出身和民族情结，有彼此息息相通的了解，他的热切期待，显然是出于对这部“杰作”的通盘预测——其中令他最感兴趣的，当然要包括作品必须写到的清末民初京城旗族社会场景。遗憾的是，写上面这篇文章的时候，罗常培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舍实际上已经在1937年离开山东之前，动笔写过这部长篇了，它的题目是《小人物自述》，不过该作只写出了一个开篇部分并且刚在刊物上发表了 4章，这次创作活动就因抗战全面爆发而中止了。假如罗常培见到过那部仅有开头的《小人物自述》，可以想象，他会感到失望——老舍在那部作品中，只字未提居于故事核心位置的“小人物”（“我”）一家人的满族背景，在涉及社会重大历史事件方面，也看上去缩手缩脚。辜负了罗常培期待的责任，是不能由老舍个人承当的，民国年间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笼统“排满”情绪，令老舍在写到本民族、本家族的历史时，必须对其中的民族因素做出必要的回避。《小人物自述》的开篇四章，从而在老舍的创作历程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它再清楚不过地记录了处在民族歧视的社会状态下，要书写某些特定民族题材，该有多么难。
让我们把视线再拉回到共和国创建之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老舍确切地感到，自己终于有可能放开手脚写他的那部家传体小说了。他开始扎扎实实地重新构思和酝酿。其间，他有两个作品，在这一创作方向上是具有探索性质的：1956年发表的话剧《茶馆》，明白无误地刻画出了常四爷、松二爷等满族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博得了观众的普遍首肯，为全面塑造满族人物和满人的社会生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61年，他又写了话剧《神拳》，力求用科学史观评判清末社会斗争，不仅达到了思想的新深度，而且照作者自己的话说，是“总算吐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老舍并没有在《神拳》中写进京师八旗将士投入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内容，他觉得，能把体现爱国精神的义和团写出来，就等于是为写同样具备爱国精神的旗兵们，趟开了一条路。
在老舍筹备重写家传体长篇小说的时候，他意外地获得了一份良性刺激。有一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间休息时，老舍在休息厅里遇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位国家领导人招呼着老舍，要跟他谈谈满族。毛泽东一开口就让老舍激动不已，他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个皇帝都是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接着，毛泽东一一历数了康熙的政绩：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片广阔的领土，在全国多民族的状态下发明和实行了统一战线政策，在用人制度上奖罚分明……毛泽东还对康熙学习国内多民族文化和西方科技的精神赞许备至。毛泽东谈话时，刘少奇、周恩来随时插话，表示跟毛的见解完全一致。
老舍惊讶了，他没想到共和国的领袖们会对满族及其杰出人物有如此深的研究和这样高的评价。回到家里，他把这份沉甸甸的收获转达给一家老小，说，自己简直是换了脑子，换了眼睛！激动之下，老舍甚至于忽发奇想，想要放下手边其他一切创作计划，专门写一部表现康熙皇帝的大作品。这个计划后来终于没有兑现，不光是因为他太不了解清代上层，也由于在当时的整个社会气氛下，把封建皇帝当文学作品中着力歌颂的主人公，毕竟还不可能。
1961年夏天，老舍到呼和浩特，访问了在那里居住的满族市民。接待他的两户主人，都有旗人下层典型经历，他们的诉说，使老舍再次体验了旧时代满族人民的命运，他将这次活动写成了访问记《新城喜见百花新》发表出来。这对他即将动笔的满族题材创作，是又一次催促。
这段时间，他就心间积存已久的长篇小说计划，着手进行了新一轮的资料搜集。因为历史过程和人物命运、故事梗概早已是滥熟在胸，他把最后的调查重点，放在了京旗满族的风情、习俗、语言等方面。北京文联有位满族学者金受申，是老舍早年在北京一中教书时候的学生，眼下已是专门研究旧京与旗族社会风习以及北京方言土语的专家，老舍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常任顾问”，时不时地请他到家里，促膝讨教，追问些在当初顶不起眼儿的掌故琐闻、习俗细节、口语用法。

1961年年底的一天，老舍铺开一摞印有“中国作家协会”字标的稿纸，首先，郑重地向上边写了四个大字：“正红旗下”——这就是他要振作精神从头写起的那部家传体长篇的新题目。作家出身于清末京师的正红旗满洲，所谓“正红旗下”，也就是“在八旗之一正红旗辖制之下的旗人们”的意思。这一回，由题目开始，他就要教小说毫不含糊地显示出满族文学的奇姿异彩。

老舍当时敢于把 “正红旗下”四个字当作大部头作品的题目，并不是盲动。十余年以来的创作经历，使他明白，文坛上空的政治气压走高还是走低，将格外敏感地左右所有作家作品的前途。摆在面前将要写的，正是一部地地道道表现旧时代、旧题材的小说，若在文艺政策的风向标指向极“左”的时候，这类作品自然绝对是“不许出生”的。

他又赶上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两年前的那场“大跃进”，从各个方面危及了中国的社会发展，这个阶段为了纠偏，执政党的治国政策再度作出调整，除政治、经济上大大减缓了不切实际的要求，在文艺范畴也推出了一个较此前宽松得多的氛围。已经多少有点儿叫人听着陌生了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又被一再提到，那些被弄得灰头土脸儿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摘帽子”、“卸包袱”，一批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却偏偏遭到批判和禁演的作品，又被允许拿给人们欣赏。这使文艺界的大多数人感到快慰，他们私下把这一新出现的时期，唤作“小阳春”。老舍的《正红旗下》，就是在这个“小阳春”节气里命笔的。

1962年3月，由周恩来、陈毅等人亲自主持，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即著名的“广州会议”）。老舍也被邀请与会。这次会议最突出的基调，就是提倡允许作家在一定的大前提下，发挥专长，自由选择每个人熟悉的题材来写作，倡导作家们心情舒畅地从事艺术活动；会上，周恩来、陈毅等还代表各级组织，就以往一些过火的作法，向大家陪礼道歉，给大家鞠躬。这个会开得生动活泼，到会者纷纷说出了心里话。老舍也发了言，他公布了自己的创作秘密：“近来，我正在写小说，受罪不小……” 他所说的小说，当然是指的《正红旗下》，看上去，他对完成这一写作计划踌躇满志。与会的朋友们，也都为得到了此项信息而高兴，因为，广大读者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到老舍的长篇小说新作了。

1962年一整年，老舍没有发表任何稍大一点儿的作品。知情的人们，都在翘首等待着他的长篇新作。写作中的老舍，也很“入戏”，他经常约些老朋友来家中，给他们朗读正写着的《正红旗下》，让大家提意见。

孰料，“小阳春”来也迟迟，去也匆匆。1962年下半年，“理论权威”康生等人，在文艺界一手炮制了“《刘志丹》‘反党小说’案”，将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以及有关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和文学工作者，统统扣上了能置人于死地的“反党”帽子，一时间，长篇小说创作，几乎是成了作家们谈虎色变的禁区。老舍的《正红旗下》，本来就有些“叙旧怀旧”之嫌，再被无端罗织点儿更吓人的“罪名”，也不是难以想象的。在此形势下，老舍不得不暂且搁笔。然而，糟糕的局面在其后非但不见转机，反而愈演愈烈，随后，文艺领域极“左”的权势者大举卷土重来，掀起所谓文艺作家都要“大写十三年”（即只准写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新人新事”）的大浪头，“双百”方针没人再提了，一道道有形、无形的禁令，把创作者们的手脚紧紧地捆了起来。老舍至此已是万般无奈，他把《正红旗下》这一浸透大半生心血构思和筹措的小说创作活动，彻底撂下了。被锁入抽屉、而且再也不向人们说及的《正红旗下》，已写完的开篇部分的文稿，计164页，共11章，约8万字。

这一惨痛教训是在好多年后才让世人看清的。老舍一生写出了那么多不朽之作，无一不是以其熟稔的旧北京社会下层生活为题材的，《正红旗下》本可以成为这中间最具艺术魅力的一部。但是，“左”倾文艺政策冷酷地剥夺了作家起码的民主权利。一个特有的题材，对一个特有的作家来讲，常常起到决定其成败的关键作用，老舍是最懂得这个道理的。曾经有人问老舍，如果把你和赵树理的创作题材互换一下，能不能写出同样好的作品？老舍的回答斩钉截铁：“那，我们就全毁啦！”

《正红旗下》远未出世，即被扼杀了。可是，老舍决意要写满族，要拿出满族文学的典范性作品，却已经到了矢志不移、如醉如痴的程度。既然写旧时代的题材要遭遇封杀，他就只好重新规划，去写满族人民的当代生活。

1964年的盛夏至深秋，他不顾年迈体弱多病，先后前往条件较差的北京郊区密云县檀营村和海淀区门头村，做较长时间的调查、采访。檀营，曾是清代八旗副都统衙门所在地，满洲和蒙古八旗的将士们，曾经世代驻守该地，以拱卫京师的安宁。清政权解体之后，旗兵及其家眷开始自谋出路，檀营才由格局严整的驻军营房，渐渐地变成一个满、蒙古、汉等多民族杂居的村落。老舍在村里的公社社员家中，一住就是 三个月，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从他们那些平实、朴素的往事追忆中，作家了解到，自民国初年起，旗族群众失去军饷，悲惨万状，又逢社会上“笼统地仇视一切满人”，“整整齐齐的檀营就慢慢变成‘叫花子营’了！”惨景一直维持到共和国建立，满族贫民“分到了土地，由无业变成了有土地的农民……由不会劳动变为会劳动……由会劳动变为热爱劳动”，这才“吃饱穿暖，幸福日增”；老舍对此感触良多，他认为：“上述一点很简单的事实，却含有深刻的意义。劳动救活了一大群已快饿死的人，起死回生！”

门头村，是香山脚下一个村子，也是历史上旗人聚居之地，村里不但有许多八旗满洲、八旗蒙古的后代，还有少量乾隆年间起义战败后被编入旗籍的南方苗族人的后代，据说，旗人作家曹雪芹晚年写《红楼梦》的“黄叶村”，就在左近，在门头村等地，长久以来一直流传着不少曹雪芹的传说。老舍在门头村体验生活时，又向满族同胞们打问了许多当地的社会变迁和民俗民风情况，他渴望着，自己能步前辈文学大家曹雪芹老先生的后尘，以眼前的社会现实为素材，为世间再留下些像模像样的作品。他在那里写过寄赠郭沫若的一首律诗，其中就有“金玉红楼终是梦，镰刀碧野遍地花”的句子。

20世纪的60年代中期，整个文艺界的政治神经，越绷越紧，批判种种“毒草”的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传达了“这些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的高层严厉指责之后，作家们已是岌岌然如履薄冰，他们的作品中，也只能剩下些声嘶力竭的“革命”口号了。老舍要写的反映满族农村新生活的作品——一部题为《在红旗下》的话剧剧本，就在这样的局面下，于1966年年初，百般勉强地写了出来。不难想见的是，在如此教人无法忍受的政治高压底下，让老作家写他从来就不熟习的农村生活，结果将会怎样。《在红旗下》，这部老舍晚年情感所系，不惜扶杖采访，迎受了艰难困苦才写成的满族题材剧作，彻底失败了，据后来见到过那部作品的人士说，简直不敢相信那是出自老舍笔下的东西。

接下去，便是“文化革命”，便是老舍生命的终结，以及人都死了还要“踏上千万只脚”的诋毁、诬陷……

迟至1979年，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开篇部分11章 8万字，才得以与广大的老舍作品爱好者见了面。有这个结局，实在得感谢作者的遗属，十多年里，他们历尽危难，才把这部尚未完成的小说稿子掩护下来。

话剧《在红旗下》一直没有发表，也许，它永远也不可能发表了。

老舍有生之年的最后两部大作品，都是写满族题材的。老作家肯定是想要用一份特殊的、足以显现民族文学属性的业绩，来回报养育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殷殷此情，惟天可鉴。

但是，老舍事先肯定料想不到：最精彩的，只能写出开头；写完了的，彻底地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