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虎铜案——云南第一国宝

焦夫

牛虎铜案

　　牛虎铜案，高43厘米、长76厘米、宽36厘米。牛虎铜案实物现存于云南省博物馆，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牛虎铜案是战国时期铸造的青铜器，是古代祭祀时用于陈放牛羊等献牲物品的礼器。1972年春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李家山。

牛虎铜案原件（ 摄于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省博物馆

　 1992年，国家文物局将发现牛虎铜案的墓地列为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为展示以牛虎铜案为代表的这批珍贵文物，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1994年建成开放，成为中国第一座青铜器博物馆。

　　牛虎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艺术的杰作，也是云南第一国宝。它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葬群中墓坑最大，随葬品最多的24号墓。器物主体为一头大牛，站立状，牛角飞翘，背部自然下落成案，尾部饰一只缩小了比例的猛虎，虎做攀爬状，张口咬住牛尾；大牛腹下中空，横向套饰一只站立状小牛。大牛与小虎用模铸造，一次成型，小牛则另铸再焊接于大牛腹下。作为滇国的一件祭器，牛虎铜案在力学和美学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平，几近完美。

　　战国中后期至西汉末，以滇池为中心，东达曲靖，西至禄丰，北迤东川，南抵通海、华宁这一大致范围分布着一片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区域，这便是考古学称之为“滇文化”的边疆少数民族文化。

1972 年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地的“牛虎铜案”，是古代滇人祭祀时盛牛羊等祭品的器具，高 43 厘米，长76厘米，宽36厘米，重17公斤。形体为一站立的大牛，四蹄作案腿，前后腿间有横梁连接，以椭圆盘口状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中空，内立一小牛。牛后部一圆雕猛虎咬住牛尾，四爪抓住大牛的后胯。

这件作品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把牛和虎的动作、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这种既传神，又非常写实、细腻、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在我国的青铜文物中是为数不多的。它既具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

古滇国的能工巧匠不仅有高超的艺术水平，冶铸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对于铸造过程中铜和锡的施加比例也很有合适。兵器中锡的比例较大，以使其硬度提高；装饰品中锡的比例较小，以便造型，牛虎铜案上虎和牛的表情简单却清晰、纹饰浅却技法熟练，是能工巧匠们在两千年前凭手工刻画，令人叹为观止！

　　在古滇族的青铜饰物中，像“牛虎铜案”这样描绘虎豹格斗、群咬的激烈场面经常可以见到。表明滇人将虎豹作为勇猛威武的象征并以此为荣，堪称是一种图腾崇拜。有学者推测，“牛虎铜案”是古滇人进行宗教活动时用来摆放祭祀品的物件。从侧面看，它很像甲骨文中的“牢”字，这是一个表示祭祀规模的词。

　　在《楚辞·招魂》中有这样的描写，祭祀后人们会把肉扔到路边，等待那些森林中的虎豹把肉吃掉，如果如愿以偿，那么则表明神灵接受了人们对他的进献。牛作为农耕时代的重要生产工具是非常宝贵的，用牛来进献神可算是规格很高的祭祀活动了。因此，可以说牛虎铜案表现的主题是古人对神灵的敬畏之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中国文物考古界的一次惊人发现：在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祭祀器“牛虎铜案”。牛虎铜案成为云南青铜工艺品的杰出代表；牛虎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其后坠力使铜案身恢复了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

　　青铜器牛虎铜案是云南古代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原件现珍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于1995年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组定为国宝级文物。

　　通过牛虎铜案，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古滇国人民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其制作工艺体现了当时南方青铜器的发展情况。不论从设计还是制作上，牛虎铜案无不闪耀着古人的智慧，不愧为天下无双的国之瑰宝。

　　牛虎铜案穿越时空而来，作为古滇国最重磅的文化符号和滇青铜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是滇人后裔通往祖先国度的重要线索。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国文物考古界有两次惊人的发现：一是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二是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祭器“牛虎铜案”。从此这一北一南，一马一牛的精美雕塑誉满神州，轰动世界，并有“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之称。

1972年江川李家山石破天惊

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马袭乌鸦、鹰（鹞）掠马、马踏飞隼、凌云奔马等，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江及其妻合葬墓中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马踏飞燕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马踏飞燕”自出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高超铸造业的象征。 从力学上分析，马踏飞燕为飞燕找到了重心落点，造成稳定性。这种浪漫主义手法烘托了骏马矫健的英姿和风驰电掣的神情，给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感染力。既有力的感觉，又有动的节奏。马踏飞燕也是中国青铜艺术的奇葩。

　　1983年10月，马踏飞燕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5年铜奔马以“马超龙雀”这个名称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并一直被沿用至今。198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马踏飞燕

解读牛虎铜案

　 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

在丝绸之路上的甘肃武威，凌空飞腾、风驰电掣奔腾的宝马，右后蹄稳稳踏住了那只掠过的飞燕。有人说飞燕是龙雀，是风神，马是天马、汗血马。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惊人的想象力。看它，你来不及惊叹叫绝，人就会同想象一起飘飞起来！

出土于李家山、陈放在云南博物馆的“牛虎铜案”，与“马踏飞燕”都是东汉的同一时代的文物。看到牛虎铜案，我们会一下从飘飞的神话中悄然降到凡世，老僧入定般的呆在那里，沉重而不能动弹。从空中下来，站在坚实的地上，不能浪漫，不能飘逸，不能走神，不能幻想，诗意全无，心意沉沉。

这是一幅什么景象呀！一头健硕的牛，一只爬在牛身后的虎，一头在老牛身下的小牛。所有的“动”平衡在“静”之中。结构上的稳重和残酷的内涵统一在一起。老牛很安详，温和，岿然不动，没有痛苦的表情。而虎却是一种偷袭之态。牛头有两只弯弯的角，它本应当掉过头来对准偷袭者，但没有，却反向而立，甘受被噬之苦。这个画面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有说是为了形式美在牛尾加了老虎的，有说是为了重心下移加了小牛的，也有说两牛是母子情深，还有说是表现舍命呵护小牛的，更有说是残暴与驯良对比、善与恶对比的，还有从生命力生生不息解读为生殖崇拜的，更有的说大牛代表国家、小牛代表人民、老虎代表政权的……我却以为这个铜案表现了更深更大的生命和生活命题！

青铜器中牛的形象出现很多。牛也许是人类最古老的朋友，牛从来是驯善的象征，一直为人类奉献，可牛却总是人类杀牲祭祀的对象，牛同时成了苦难的象征。人类常把同情放在牛身上，却不公平地要宰牛祭祀。这个矛盾的死结数千年没有解开。

牛虎铜案是在李家山古墓群的考古中发现的，专家推算这里是古滇王的墓地。我不是考古学家，我更关心的是铜案本身展示给我们的启示。是的，它不仅拥有力学和形式之美：对称和平衡、造型和美感。

那头牛多么地可爱可亲，它的忍辱负重、舍己护犊化为一种平静安详、视死如归的神态，它呈现出的丰腴、富态、高贵，令人想起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美好的品德。在放大牛身的同时，背上那只兽却铸得瘦小狰狞，它也许代表恶，可它却会胜出。这是个多么可悲的矛盾之结呀，然而它却暗示着一种希望，就算老牛以身殉难，小牛却因此而能活下去，生命终究会生生不息。

牛和马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长久最忠诚的伴侣。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不经意间，恰恰在一南一北的古代丝绸之路上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昭示：牛、马，因性灵的内蕴，也会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辉。

牛虎铜案工艺品

　　牛虎铜案是滇国工匠秉承王侯贵族的意志而作，其中包括一些滇国特有的“文化符号”。虎为百兽之王，是权威的象征；牛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
　　虎噬牛既是现实世界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之间关系的真实反映，也包含了滇人对“死亡”这一生命终极命题的认识与理解——小牛从大牛腹下步出，与其解释为“护犊”，不如说是代表着“新生”，是生命的一种新陈代谢；“大牛”作为牺牲死亡的目的是为了“催生”新的财富与生命——小牛。
　　牛虎铜案既包含了“死亡”，又孕育了“新生”，巧妙地通过“牛”这一特殊媒介来表达稻作民族对财富和生命，风调雨顺、牲畜繁衍、国泰民安等愿望的渴求。

　　以牛虎铜案为代表的李家山青铜器是“国宝级的旷世文物”，是中华青铜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它们既和中原及西北青铜文化有着历史渊源，但又有着鲜明的边疆民族个性。对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古滇国的民族史、农牧史、冶金史、美术史、民俗史等等，均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