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故事之四，一一我的母亲

羊儿

母亲离开我们巳17年了。17年来，我无时不刻地思念着母亲，梦里也常常见到母亲和我们在一起时的情形，醒来后常常是“感伤从中起，悲泪哽在喉。”不愿从梦中回到现实中来，总幻想着自己仍然依偎在母亲身边，想把美梦延续下去。昨晚，我又梦到了母亲，醒来后，往事如潮水般在脑海里涌起。十七年了，岁月流逝，对母亲的那份思念却依然强烈，依然藏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不敢去触动。但当回忆的潮水冲开那不敢开启的闸门后，我提起笔来，在难抑的心痛中，让自己心中积压了17年的对母亲的思念汨汨流出，写下此文纪念母亲的96岁诞辰。

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母亲生我时已34岁了。从小我就在外婆、父母亲和哥哥姐姐的爱护下长大，他们对我的疼爱造就了我从小依恋他们的性格，我的成长受家庭影响很大，而母亲，则是我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也是我今生最热爱、最崇拜的卓越的女性！

　　我的母亲常如璠1922年8月10日出生在山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当时常家在山西是一个名门望族，如今有名的常家大院就是母亲祖上的庄园，常家大院这支常氏，在清朝时巳是晋中望族，曾出过46位四品以上官员，更不乏进士、举人、秀才、书画名家和商人。可母亲除了遗传基因带有常家的血脉外，并没有沾到常家的任何光。因为我的外祖父，在母亲出身两个月时就因病去世了。外祖父年轻时就离家读书，当年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儒雅俊朗。大学毕业后，在山西日报当编辑，本来前程应辉煌，可在他29岁时，因患阑尾炎没及时医治，最终阑尾穿孔导致腹膜炎而去世。外祖父去世时，母亲才出生两个月，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当时外祖父因读书在外已离开常家多年，在太原谋生并和外祖母结婚。而外祖母当时在太原当小学教师（外祖母系我国第一批女子师范毕业生。）所以外祖母在外祖父去世后，没有带母亲回常家，而是靠一己 之力，一直教书，独立将母亲养大。

值得一提的是外祖母的家世。当年外祖母的父亲王建屏，21岁时考中清朝的秀才，后入山西农林学堂学习。可他年轻时却痛恨当时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萌发了嫉恶如仇的进步思想。他是山西省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因在山西、内蒙等地秘密发展同盟会会员，播撒反清革命火种，被清朝政府投入监狱两年多，被释放后，积极追随孙中山投身于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期间和阎锡山一起，志同道合，曾结下很深情义。辛亥革命期间，曾外祖父曾任《晋阳日报》主编、省主席顾问、山西省参议员、山西省民政次长。辛亥革命后，阎锡山投靠袁世凯大肆杀害革命党人，曾外祖父因与阎锡山政见不合，受到阎锡山的排挤，在五台山愤而出家为僧，后创立了山西省佛教协会并任会长，法号力宏。（曾外祖父的故事以后再叙。）曾外祖父当年很注重对儿女的教育，我的外祖母就是在他的教育培养下，从小立志，要做一个有知识的女性。十几岁时竟独自走出家门，到太原读女子师范，毕业后教书，创办了山西省岢岚县女子小学并任校长。外祖母教了一辈子书，在外祖父去世的情况下，守寡独自带大了我的母亲。

母亲跟着外祖母长到两岁时，便寄养在乡下奶妈家里，但母亲身体很差，患有哮喘，而且奶妈家里很穷，条件也差，这期间母亲患了伤寒、痢疾。但母亲命大，患伤寒时高烧了几天，怕肠穿孔不敢吃喝，居然死里逃生痊愈了。虽然母亲从小体弱多病，但性格却很独立、自强。她4岁时回到外祖母身边，从小喜欢读书，并受曾外祖父的影响，小小年纪显示出自己的出类拔萃。母亲八岁那年，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党义课，即讲三民主义，教育学生要像孙中山先生那样，立大志，做大事。母亲的党义课考了100分，校长就推荐母亲代表山西忻县小学生参加县上学生“立志”的演讲，母亲在演讲中说自己立志以后要当教师，教贫民百姓认字，不能让他们当“睁眼瞎”。演讲获得了热烈掌声，并荣获第一名，得到时任县长奖励的两个乒乓球，一支笔和一张毛巾以及《三民主义理论之体系》、《伦敦避难记》等小册子。

母亲在读书期间，除了完成学校的规定作业外，外祖母给母亲布置了不少作业，唐诗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诗经的一些篇目一律要背诵，有时还要连起来背，大学与中庸要背整本书。由于外祖母的严格施教，母亲在1933年山西省的高小会考中，考了忻县第一名的好成绩，并考取了山西省立女子中学一一太原女中。

在太原女中学习时，学校条件很好，有图书馆，母亲每天课后都要到图书馆去，阅读了不少中外名著。正当母亲16岁的青春年华时，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鬼子侵犯到山西，我的母亲再没有了安静的读书环境，没有了安定的生活。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她和许多热血青年一起，走上街头游行、演讲、义演，宣传抗日。多年以后，母亲给我讲到这些时，仍不忘自己当时在太原柳巷街头演讲时举着旗子，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情景，还给我唱起她们当年义演时唱的《松花江上》这首歌。当母亲唱到这首歌时，眼中泛着的泪光让我在母亲身上似乎看到了《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影子。

抗战爆发后，母亲不能读书了，瞒着外祖母报名参加了护士救护班，可救护班开往前线时，母亲的哮喘复发，没有走成。后来日本鬼子打进了太原，外祖母带着16岁的母亲跟着学校向后方撤退，撤退中，学校解散，孤儿寡母，甩掉随身行李，随着大批难民，一路赶马车、爬火车、颠沛流离到了成都。

若干年后，我在母亲的自传中，看到母亲曾写下的《抗战初期》：“平津鸣镝神州忧，黑水白山血泪仇。故国山河将破碎，全民奋战执吴钩。书里意气风华茂，敌忾同仇壮志遒。慰病扶伤勤护理，长街义演作吴牛。”

到了成都后，这里已聚集了许多来自山西的难民，山西的同乡们组织成立了同乡会，并在成都的古中市街建立了“山西会馆”。我的外祖母虽是女性，但性格坚韧又有文化，是同乡会理事中唯一的女性。同乡会自筹资金在成都的梵音寺街创办了“晋蓉小学”，外祖母任教务主任。晋蓉小学的创办让在战争中流浪来川的孩子们没有失学，又有了自己学习的家园。解放后，国家接手了晋蓉小学并改名为“古中市街小学”，再以后改为“梵音寺街小学”。

　　母亲随外祖母到了成都后，随即考入了树德中学，当年的树德中学就已是全国有名的中学，据说那时南开中学的教学质位居全国第一，树德中学居第二。树德中学的校长是杰出的教育家吴照华先生。树德学风淳厚，且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全部住校，统一校服，统一食宿标准。不准任何人搞特殊，学生一律不准请假旷课。树德中学的老师们，个个才高八斗，母亲在树德三年期间，受教于罗孔昭、魏炯若、罗孟桢、李书农、胡衡宇、叶仲翔等学识渊博的先生，并以其天赋和超人的勤奋，刻苦学习，成绩优秀，期期考试是年级前三名，除了免学费、伙食费外，还年年得到“申太夫人”（树德董事长孙德操将军的母亲）奖学金。树德的三年，母亲的学费全靠奖学金支出。高中毕业时，母亲三年总平均成绩95分。校长吴照华先生对母亲说，若母亲考入中央大学，则董事长孙德操先生仍可保证母亲的大学费用。但母亲考虑到外祖母孤身一人在成都，便选择了金陵大学，并考取了金陵大经济系的第一名。

50多年后，母亲写了一篇《一九四O年前后的树德中学》，发表在成都文史资料第29辑上。母亲还在她的诗中深情地写到：

“岷峨峻伟气雍容，

锦水粼粼似玉龙。

胜地名都多毓秀，

育人树德蔚成风。

将军慷慨黉宫建，

校长辛劳声誉隆。

聘得良师弘教化，

英才济济遍寰中。”

母亲还盛赞当年树德的校风：

“树德形成树德风，

达才弘化胜千钟，

寒门颖异承褒奖，

纨绔疏慵拒入宫。

桢国千家成校训，

尊师重教发盲聋。

孜孜不倦勤悱愤，

浩志他年百丈虹。”

抗战期间，华西坝上五大学云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母亲在金陵大学读了两年半，后抗战胜利，金陵大学迁回南京，母亲又转到华西大学继续读书直至毕业。在华西坝5年，母亲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富有诗意的青春年华。

华西坝，位于成都锦江河畔，1910年，美国、加拿大、英国的教会共同在此创办了华西协合大学。在这片绿草如茵的土地上，矗立着许多中西合壁的建筑，宫殿式的教学楼，典雅庄重的图书馆，箭式的钟楼，弓式的荷花池，潺潺流水上的小桥，到处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抗战期间，五所大学均迁址至此，一时间，坝上名流荟萃，学者云集。各大学都有自聘的专家教授，（历史学家陈寅恪、钱穆、顾颉刚、徐中舒；哲学家冯友兰、贺麟、伍非白；语言学家呂叔湘、李方桂；文学家董作宾；考古学家学家冯汉骥；外国文学家吴宓、罗念逊……）以及其他学者如朱自清、梁漱溟、童第周、薜愚、周太玄等都在华西坝执教或做过演讲。加上还有众多的外籍教师，华西坝真是一片文化圣地。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汇集。大学期间，除了国文、中国史，其余课程都是英文讲授，当年教授母亲英语的，是一名美国教师，他不仅用英语给学生授课，而且要求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也用英语，所以母亲的英语非常流利。40年后，母亲仍能以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给学生授课。大学的五年，是母亲最青春焕发的时期，母亲不仅在这5年中接受了中西文化的滋养，而且在此期间与父亲结了婚。婚后一年，我的大哥出生，母亲休学了一年，此时生活较为安定，但母亲没有沉湎于温馨的生活中，而是在大哥一岁时又重返校园，继续学业，并于194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

1949年，我的二哥出生了。1950年，母亲把孩子交给了外祖母，到成都华阳女中教书，并且在那里一教近10年，我和姐姐也在这期间相继出生。母亲在华阳女中教书时，由于学校离家很远，母亲只能一周回家一次。大哥、二哥由外祖母带着在城里生活，我和姐姐则跟着母亲住在华阳。每逢周末，母亲就背着我，牵着姐姐，走路、乘车，辗转十几里路回到家中与外祖母、父亲和哥哥们团聚。回到家后，母亲还要洗衣、检查哥哥的作业，其辛苦可想而知。母亲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时，用“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来形容从华阳回成都的一路艰辛。

母亲当时虽然已有四个孩子，且那几年她的哮喘病频繁发作，但她不为身体、家庭所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终身所爱的教育事业中。

母亲爱学生，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她当教师几十年，从不斥训学生，不仅认真教授他们知识，还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有个贫困学生，冬天没有棉袄穿，坐在教室里瑟瑟发抖，母亲第二天就把我大哥的一件大衣和绒衣给了这个学生。有的学生交不起学费，尽管我家当时生活也很困难，但母亲也会将自己的工资扣除一点帮学生交学费。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家有一本大影集，里面密密麻麻的贴了许多学生的照片，有的照片还是半寸的（当时照半寸的照片比1寸的更省钱）。小小的照片背后，学生们给母亲的留言称呼均是“亲爱的班妈妈”！这是一种多么亲切的称呼，他表达了学生们心中对母亲的爱和尊敬，也是母亲心中莫大的欣慰！

1956年，母亲被成都市教育局调到了成都十七中任教，且一直担任高三班的班主任。在十七中的十年班主任生涯中，母亲班上的高考升学率一直在区上居高位。那时母亲不仅是班主任老师，还是学校的语文教研组长、学校的工会主席，并且连续每年都被评为“先进教师”、“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还连续三届当选为成都市人大代表。1965年，四川师范学院发出调令要调母亲到川师中文系任教，可十七中的校长坚决不放母亲走，他白天跑教育局，晚上到我家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恳切之情感动了母亲，母亲继续留在了十七中。

母亲调回成都十七中后，我们一家人从此团聚。古中市街32号的小院里，常常回荡着我们兄妹的欢笑。那时我们家孩子多，生活虽然清贫，可却非常和睦快乐！那时我们最盼望的是过星期天，因为有时到了周末的晚上，父母亲要带我们去看戏。常常是外祖母带着大哥、二哥坐公交车，父亲骑车带着姐姐，母亲骑车带着我，一大家人高高兴兴的到新声剧场去看京剧。现在想来，深感那是多么温馨幸福的时光啊！

记得我6、7岁时，母亲的哮喘经常晚上发作，那时医疗条件太差，哮喘发作时一般是口服氨茶碱治疗。可母亲长期用氨茶碱，哮喘急性发作时效果不佳。有时母亲晚上哮喘发作时，呼吸困难，不能平卧，由于缺氧而口唇发绀，非常痛苦！我的父亲，——一个很有担当的男人，在医院后勤部门工作，他没有学过医，就去请教医生们遇此情况该如何处理？医生告诉父亲，当哮喘持续发作不能缓解时，可肌注半支肾上腺素。我的父亲就买来注射器、煮针管的小铝盒以及消毒用的碘酒、酒精，请教了护士，学会了肌肉注射。以后每遇母亲哮喘发作不能缓解时，父亲就在家给母亲注射肾上腺素。这是一种强心剂，也有舒张支气管痉挛的作用。每次注射后，母亲的哮喘立即得到缓解，可接下来的是剧烈的心动过速，还有头痛。我那时和父母亲住一个房间，看到母亲虽然哮喘缓解了，可却因心动过速，心慌而不能入睡。常常是闭着眼睛靠在床头休息。到了天亮，母亲又支起病体，到学校给学生上课去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年，以后姐姐也学会了肌肉注射，有时就由姐姐给母亲打针。再后来，大概是我14岁左右，那时父亲到五七干校去了，哥哥姐姐下乡了，家中只有我和外祖母、母亲、大嫂四个女性了。在此种情况下，我和我的大嫂（一个斯斯文文、见到打针就心里发怵的文静女性）只有硬着头皮跟着父亲和姐姐学习肌肉注射。有一天晚上，母亲的哮喘又持续发作不能缓解，我和大嫂手忙脚乱地在蜂窝煤炉子上煮沸了针头，消好了毒，就由我来给母亲打针，可我吓得战战兢兢，手发抖不敢进针，此时母亲越喘越厉害，大汗淋漓，情急之下，大嫂从我手中接过针头，眼睛一闭就给母亲扎了进去。拔出针头时，我和大嫂、母亲以及守在母亲身边的外祖母，全都是一脸汗水、泪水。那个令人心惊胆颤的夜晚现在想起都不堪回首！

多年以后，我成了一名医生，当我第一次知道肾上腺素的药理作用后，其震惊和心痛只能用“痛彻心扉”来形容！我不能想像母亲当时注射了这个药后，遭受了怎样的痛苦折磨！同时我也感谢上苍，保佑母亲竟然在那么羸弱的病体下、在那么危险的状况下，一次又一次地逃过了死神的魔爪！有时我真的有点相信命运了，我觉得老天爷是太可怜我的母亲，不忍心将母亲唤去，留下我们成为失去母亲的孩子。

在母亲身边长大的孩子是最幸福的孩子，我们家虽不富裕，但亲情极其浓厚。我家是北方人，平时吃面食多，不大会做菜，一到星期天，母亲就会炖一锅肉和土豆。可就是这锅肉，父母亲基本上是给我们几兄妹吃了，他（她）们只喝一点汤。那时我们年少不懂事，现在想起好痛心！在父母亲身上，我们耳濡目染了良好的家风，看到了父母亲对外祖母的孝敬。外祖母一生命运坎坷，教了一辈子书，年轻时就守寡信了佛，一辈子吃素。在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极度匮乏，外祖母为了给我们省下口粮，悄悄吃糠，以至于便秘腹胀，体重才60多斤。母亲知道后心痛不已，等第二个月领到了工资，就赶快到点心铺去给外祖母买了两块“高级点心”，谁知刚把点心捧在手心，就被一个饿慌了的男人一把抢了过去塞进了自己嘴里飞奔而去。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抢劫吓傻了，欲哭无泪回到家中。我已记不得当时母亲是怎样给外祖母讲述的这件事了，只记得母亲后来时时因“中午吃不完学校的饭菜”，而在晚上下班时饭盒里带了一点饭菜回来。

母亲在生活上尽力给我们关爱，在学习上也很注重对我们的培养。儿时的印象中，我家的书柜放满了书，大部分是父母的书籍，但还有不少是我们兄妹的书。有大哥读的《人民文学》，有二哥读的《少年文艺》、《十万个为什么》，还有我和姐姐读的《红领巾》、《小朋友》以及大量的连环画。以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中外名著也在书柜中年年增加。这些都是母亲每月从自己几十元的工资中扣出来给我们买的。文革期间，学生以极其狂热的心情投入到了政治运动中，学校没人来上课了，教师也经常闲赋在家。这期间，母亲并没有放松对我们的培养教育，母亲让我们背诵毛泽东的诗词，她说毛主席的诗写得很好，大气磅礴。家中原有许多中外名著，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破四旧烧了许多，当时母亲悄悄藏起来一部分。我们不上学了，正好有时间，母亲就推荐了不少好书让我们在家里阅读。如《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红岩》《青春之歌》《鲁迅全集》《牛虻》《红与黑》《茶花女》《家春秋》等。

　　1968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发出之前，刚刚大学毕业，新婚燕尔的大哥就被分配到了云南保山军垦农场工作，紧接着，家中的顶梁柱、我们的的父亲，也到了川医在凉山昭觉的五七干校，很快我的二哥和姐姐也随着上山下乡的潮流，下到彭山的农村。知青下乡时，我的姐姐才刚满16岁。想当年，母亲16岁时为逃战乱，与外祖母舍弃了自己的家园，吃尽苦头，一路颠沛流离到了四川。而今姐姐16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女孩，也只有离开爹妈，被赶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人生在有些阶段竟有如相同的经历。

按当时的政策，我们家所有去军垦到干校下农村的人，都领不到一分钱的补贴，在沉重的现实压力下，母亲借钱为二哥和姐姐买来布料，为孩子们准备被子床单等一系列生活用品，母亲买来布，自己动手缝制床单。听姐姐讲，妈妈当时心事沉沉，一不注意，竟将做被里的布一剪拉到底了，这就意味着要多做大量的背工活路了。时间紧，被子长，母亲和姐姐一起，一针一线赶紧缝起来，母女俩谁也不言语，母亲把自己对子女的爱，全都黙默默无语的融进了这千针万线中。而这三片半幅拼缝起来的被子，针针线线，凝结着母亲当时多少的担忧和愁绪，多深的爱和希望啊！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我的大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云南军垦农场，二哥和姐姐中学毕业也下乡到彭山当了知青。家中四个儿女一下走了三个，且姐姐下乡时刚满16岁。母亲的心，随时都牵挂着儿女，每隔半个月都要给儿女们写信。1970年1月，云南通海发生7.8级大地震，而当时我的大哥在军垦农场为写一篇通讯报道正出差在通海。地震发生后，所有的通讯都中断了，电话打不通，电报发不过去，写信更是石沉大海。整整一个多月，大哥音讯全无。母亲和大嫂急得四处打听消息，可是谁也不知道通海地区的情况。有一天深夜，大家都已睡着了，母亲突然翻身起床，衣着单薄的从楼上的卧室奔跑下来，跑到院子的大门口去开院门，父亲紧随着母亲下来，看到母亲站在大门外痴痴的望着空无一人的街口，母亲哭着对父亲说，她的儿子平安回来了，她分明听到了大儿子叫门的声音。父亲知道这是母亲思儿心切产生的幻听，把母亲劝回了家。母亲上楼了，可被惊醒的我却在被窝里伤心哭了一场，为大哥的安全担忧、害怕而哭，为母亲对儿女深沉的母爱而哭。

一周后的一天，我们日思夜想的大哥终于回来了！大哥回来时，走路是跛行的，那是因为大地震发生的当晚，大哥住在一个招待所，为了逃生，从二楼窗户跳了下去，所幸窗口下面是一堆沙土，大哥没有骨折，但膝关节仍受了伤。

后来我读母亲曾写过一首诗，其中“夫去干校子离乡。日则枵腹夜感伤。”的诗句，应该就是忆及的当时情景。

文革中期，各学校都开展了“复课闹革命”的运动，鼓励学生们回学校上课。但疯耍了两年的学生们，大多如同脱疆的野马，在外面放任自流，不想回学校读书。当时“读书无用”的流毒严重影响了年轻人的思想观念。母亲那时也从半赋闲的状态中复苏出来，她又像从前一样，每天早上提着包精神抖擞地前往学校。可是到了学校一看，各班教室里基本上只有半数的学生，甚至有的班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坐在教室里。母亲急了，和学校领导小组沟通后，母亲开始了她的家访工作。全班40多个学生，母亲挨一挨二的去拜访家长，白天家长不在就晚上去，平时不在就星期天去，去的次数多了，连院子里的邻居也认识了常老师，主动出来帮着做动员工作。三周后，母亲班上的学生已达到全勤。母亲告诉她的学生们：你们以后要建设国家，没有知识行吗？你们的父辈以前建设社会主义要扫除文盲，以后国家要发展，科学要进步，你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努力学习，扫除“科学盲！”文革后期母亲教了三届学生，有的爱学习的学生还到我家来请母亲补课，并和我成了朋友。

我1972年初中毕业后，顶替父亲到华西医院后勤部门工作，那时各大学已经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母亲一直鼓励我去读书，并在家中给我辅导，重新复习了初中的全部课程，还辅导我学习了部分高中教材。经过三年的准备，1976年，我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进入了四川医学院医学系学习。

改革开放时期，我们的国家以日新月异的变化飞速发展，对知识的渴求也成了我们这代人的急切需要。那个年代，我们兄妹均已结婚生子，在为生活辛劳奔波。但母亲告诫我们要实现人生的志向必须站在人生的高度。母亲鼓励孩子们要继续学习深造。在母亲的鼓励督促下，我的哥哥、嫂嫂、姐姐、姐夫、我的丈夫均在三四十岁时，以自己的努力，进入高等院校进修、学习，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可喜的成绩。

我们的母亲，不仅给予了我们生命，哺育我们成长，还是我们兄妹人生道路上的恩师，她教我们做人的道理，教我们认识人存在于世界上应实现的自我价值。母亲曾写了一首《示儿女》勉励我们：“为文从政并医商，百尺竿头路更长。审问求知勤砥砺，慎思明辨细端详。胆须豪壮心须细，智应圆通志应方。玉盏金盘何足贵，父传祖教慎勿忘。”

1977年，母亲从成都十七中退休。可退休后的母亲也没有歇下来，成都教师进修学校、成都工业学院都聘请母亲去教汉语言文学，7年后，中国第一比丘尼、佛学教育大家隆莲法师，为了振兴佛教教育事业，培养佛界精英，于1984年创建了我国唯一的一所高等尼众佛学院一一四川尼众佛学院。隆莲法师特意邀请母亲担任佛学院英语、汉语言文学教师。十几年的时间，母亲从第一期尼众佛学院的学生教起，整整教了13期学生，为我国的佛教教育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也与隆莲法师结下了深厚佛缘情谊。

当年从尼众佛学院毕业的学生，现在均已是我国各大寺庙的住持，九华山广福庵、上海沉香阁、洛阳齐云塔院、峨眉山伏虎寺、成都爱道堂、雁荡山白云庵以及不少佛学院，海天佛国、高山圣界，都有母亲教过的学生在弘扬佛法。

母亲1977年退休时，正是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际，母亲也再次开始了她新的人生追求。她参加了成都市诗词学会、银杏诗词社、成都市楹联学会，发表了诗词二百余首，出版了自己的诗集《玉壶冰吟稿》。那几年春节期间成都市都要举行的楹联比赛，母亲每次均参加，几乎是期期中奖。母亲写的纪念孙中山的一幅长联，被福州中山纪念堂收入馆中。写了十首《兰花吟》，被台湾兰花杂志收录发表。并且还写了众多的影评、剧评、散文等，为此，母亲被成都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母亲一生体弱多病，哮喘伴她终身，年轻时就有失眠，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没有哪天不吃药。可是母亲对疾病的态度是镇定乐观的。记得60年代的一个冬天，大概是寒假期间吧，天气很冷，有一天我和母亲坐在火盆边，温暖的炉火旁，母亲拿着一本书在给我念，正当我听得入神时，突然听到母亲咳嗽了一声，与此同时，只见母亲拿起放在身边的一个广口玻璃瓶，从口中一下吐出了小半瓶鲜血！我当时就吓得哭了起来。可母亲却轻轻的擦干口角的血渍，漱了一下口，然后镇定的告诉我这是支气管扩张的咯血，叫我不要害怕，并把书拿给我让我继续阅读。我当时哪还看得进什么书？脑海浮现的全是一片殷红的血！可母亲却坐在旁边淡定地问我看书看到哪一段了。还有一次是母亲晚年（78岁时）患了癌症后，疼痛折磨得她不能入睡，我守在母亲床边陪着她，可母亲却催促我早点回家，我想多陪她一会，给她服了止痛药再走。可母亲却淡定的对我说道：你快回去吧，你放心，我睡不着就背英语单词，从A字母开头背起走，看我还能背得下多少单词，我背着背着就会忘了痛，就会睡着。我亲爱的母亲啊，苦难、疾病可以折磨您的身体，但都不能摧垮您的意志！您是我心中最坚强的女性！

母亲对生死之事一向达观，晚年在疾病缠身数年的情况下，仍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母亲患癌症后，我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焦虑、恐惧、无助的情绪中。反而是病中的母亲，忍受着化疗给她带来的巨大痛苦来劝慰我，叫我要正视人生中发生的灾难病痛，要看淡人的生死。为了怕我们因她的离去而伤心痛苦，母亲给我们写下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首诗：

“生死之事顺天然，

病痛缠绵苦不堪。

针刺刀伤无所惧，

排解起坐难上难。

此身本是人间客，

欲登彼岸运载船。

心无挂碍当辞去，

明月清风共往还。”

2001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全家人簇拥在母亲身边，与母亲一起过年，我亲爱的母亲那时病情巳很危重，但她硬撑着病体，坚持和她心爱的孩子们一起，陪着我们的父亲过完了94岁生日。（父亲的生日是大年初一） 两天后， 在那个冰冷彻骨的凌晨，母亲离开了我们，安然西去。

母亲走了，带着对儿女们无限的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十七年了，母亲的背影已渐行渐远，可我们对母亲的思念却日渐深沉！母亲的音容笑貌在我们心中依然清晰鲜活，母亲的教诲在我们脑海里仍然记忆犹新。天地悠悠，唯母爱永存！

母亲走了后，我潜意识中笃信生命的轮回。我祈愿来世能与母亲再相逢，仍然要做母亲的好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