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眼井的岁月里（四）

凌均坚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这是我父亲家里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父亲家里有六个人住在城市，乡下尚有爷爷奶奶需要补贴和照顾，家里不仅吃饭穿衣人多，而且还有四个人要上学。这其中均圭(我的堂兄，他幼年父母双亡，当年由我父亲抚养。)在长沙市读中专，我在衡阳市八中读书，大弟弟均基读小学，小弟弟均国后来在一九六一年也开始上学，因此家庭负担很重。而另一方面父母工资却又很低，家里收入少。我父亲在市印刷厂工作，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元。母亲是一九五八年参加工作的，她先在父亲单位做家属工，后到城北纸盒厂上班，每月工资只有十八元。这菲薄的工资能养活这么多人吃饭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要供我们几个弟兄上学就更加难了。幸好那时均圭读中专的学费及在校食宿费全部由国家包干，父亲就只给他每学期五元钱作为零花钱，这才減轻父亲肩上的部分压力。另一方面那时厂里对困难职工还是比较照顾的，父亲每年都能从厂里借一些钱来筹措学费或解决其它困难，同时每到年底，厂里多少还会发一些补贴给困难职工度过年关。

　　可是从一九五九年起，父亲家里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那一年先是母亲忽生重病在医院手术治疗，住院费用虽是父亲从厂里借的，但加上前几年的老欠，沉重的债务使得原本就已经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然而祸不单行，就在母亲康复出院重新上班后不久，紧接着全国性"天灾人祸"的苦日子来临了，这种可怕的苦日子立刻使得全国城乡生活一切都乱了套。当时由于农村粮食普遍欠收或绝收，造成人们吃穿用所有东西都出现奇缺，于是除了城市居民的基本计划口粮之外，其他原来计划分配的物资都全部取消了票证，这样市面上几乎所有东西的价格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突然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狂涨。譬如猪肉，在过苦日子那几年里，老百姓日常根本就吃不到，平时我们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基本上都吃的是没油少盐的红锅菜，只有在春节和国庆节才有少量的计划猪肉供应。猪肉在黑市场虽然有卖，但价格贵得吓人，原来憑票供应时只几角钱一斤，一下子却涨到几元甚至十几元。

　　那时候父母亲发工资时要先按月扣还父亲十至二十元的欠款，这样一来父母亲每月实际发下来的工资总共就只有四十多元了，这些钱在购买每月定量口粮、和每人定量的二两黑菜油或者糠油之后，所剩无几的钞票往往不几天就用光了，他们的口袋里经常没什么钱。几十年过后我的小弟弟均国曾谈起那时一件辛酸的往事：有一天母亲帶他上后宰门买菜，买完菜回家时他看到别的小孩在吃冰棒，他也想吃，就几次吵着要买，结果冰棒未吃到，还挨了母亲一记耳光。当年幼小的他肯定会有些怨母亲狠心而气得哭起来，但现在他早已明白这一定是母亲囊中羞涩，当时口袋里确实连买冰棒的两分钱也掏不出来。

　　父亲家里那时候除缺钱外，同时还缺粮。这是因为没有猪肉和食油吃，大家肚子里都没有油水而饭量大增，自然家里的口粮就不够了。我那时正在八中读书，过苦日子前，我每个星期天和放寒暑假都要回三眼井家中。过苦日子时由于学校不能转星期天的口粮回家，为了不加重家里的负担，从那一年开始的三年苦日子当中，我星期天就很少回家了。

　　然而八中也并非世外桃源，在那里我同样要过苦日子，也同样要忍饥挨饿。那时为了填饱肚子，我跟同学一起上山和到野鹅托圹边挖过野菜，也吃过食堂里的瓜菜代饭，和吃过那先后蒸过几次、人吃了尿就多、越吃越饿越瘦的"革新饭"。在常宁大义山挖矿时、以及回校后刚开始读高一的那段时间，这是我记忆中在学校里最苦的日子了。那时候，在大义山我们每天都要辛苦地挖八、十个小时铁矿石，可大家吃的几乎天天都是老南瓜煮稀饭，喝的是使人容易饥饿和拉肚子的含硫山泉水，真是又累又饿又缺乏营养，因此在大义山我患上了拉肚子的毛病。回学校后我不仅继续拉肚子，而且发现自己身上还生有虱子。我知道这一定是因为大义山的溪流水太冷太凉，我在那里没洗什么澡，再加上自己身体虚弱而造成的。于是我趁返校放假的机会赶忙回家，在家里先洗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然后把带回家換洗的内衣内裤和床上被套，统统用煮开的滾水燙过一次，这样终于把身上的虱子全部消灭了。但是拉肚子的病因为没有去管它，最终加剧了变为拉痢疾。发病的那天是下午的一节自习课，我突然觉得肚子很痛又急着要解大便，当时跑厕所已来不及了，就连忙跑到教室外靠塘边的蓖麻地里，十多分钟拉了好几次，拉的全是红白冻子。这时我非常疲倦，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被走出教室的同班同学关颖荃看到，他见状立即把我背到学校隔壁的工人医院。在医院里医生给我输了两瓶点滴，笫二天我又去医院打了针並买了两天的药，才把痢疾止住，之后拉肚子的病又拖了快两个月才好，这还多亏了高中同班好友杨小雄。

　　杨小雄家里经济条件较好，那时他每周星期天都要回家去吃饭，而把学校的伙食让给我，这样我在星期天就能吃到两个人的饭菜了。另外他父母每个星期还要给他两元零花钱，这些钱照例是他和我一起，到市一中门旁的饮食店里去吃面条和喝甜酒汤，从高一到高二差不多两年时间都是如此。因而在这最困难的苦日子里，我不但没得水肿病，身体康复后体重还略有增加，全赖小雄友所赐也。好朋友相助虽不曾报答，但此情我从不敢忘，至今仍铭记在心。

　　一九六O年是过苦日子的第二个年头，这是三年苦日子当中最苦的一年，这一年父亲家的生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首先还是家里的粮食短缺。那时为了照顾我两个弟弟的成长发育，父母亲只好自己少吃而忍饥挨饿，结果营养严重不足，眼看着他们的身体一天天瘦下来。当时父亲虽然想了一些办法，如托人到茶山坳粮库去买麦糠，到郊外去挖野菜，以及以瓜菜代饭来补充，但这些都只能是充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后来野菜越来越难挖到，麦糠也买不到了，最终导致父亲在年底得了水肿病。在这种百般无奈的情况下，父亲也曾想过下放到乡下老家去当农民自己作田种菜，但由于母亲坚决反对、再加上他不属下放对象而未成行，要不然那时我家就真的要散了。

　　然而“屋漏偏遭连夜雨”，一方面是家里缺粮全家人都在饥饿中挣扎，而另一方面则是父亲欠印刷厂老帐太多，加上苦日子中厂里资金也非常紧张，因此这一年秋季开学时父亲未能在厂里借到钱，我的住校学费就成了问题。临近开学那几天，父亲心里很焦急。那年我已经十七岁了，看到父亲因水肿病而憔悴的身体、和为我筹措学费而心急如焚的样子，当时我心里也很不好受。我想自己都很快就是男子汉了，应当为家里承担一些责任，于是我跟父亲说：“让我休学一年吧，我能拖板車，也能给人打短工，等我攒够了学费，明年再上高中也不迟。”父亲听后沉默了好一会，最后他摇着头叹了一口气说：“让我再想想办法吧。”过了两天后，我见到了从衡阳县城西渡风风火火赶来的二舅父。也不知是父亲告诉他还是别人转告他的，总之他知道了我要休学的消息，就急忙带了三十元钱来给我做学费，这真是雪中送炭，从而及时解决了我无钱读书的燃眉之急。我记得那期的学费加食宿费总共是四十八元钱，有了这三十元钱，父亲又添了十来元钱，再加上我暑假中拖板車赚的几元钱，终于在开学后两天我报到入了学。我记得也就是那一天，舅父在临别回家时，还语重心长地叫着我的小名对我说：“增徕仔！你母亲英年早逝，临终前她还含着泪水叮嘱一定要让你长大后好好读书。你绝不能辜负母亲的期望，一定要好好努力读下去，今后如再有困难你就直接来找我，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还有什么能比亲情更使人感动的呢？舅父的肺腑之言顿时使我的眼角湿润起来。

　　其实二舅家里经济並不宽绰，他那时在西渡镇小学教书，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元，舅妈在县农业银行上班，两人工资加起来也不过八十多元。可他们有四个幼小的儿女，还有一个老岳母，全家七口人生活，又是过苦日子时期，家里肯定也困难。但舅父母硬是毫无怨言地省出钱来帮助我，解决了我高一和高二两个学年差不多一半的学费，剩下不足部分就主要靠我自己寒暑假拉板車来解决了。

　　那时为湊学费，我差不多拉了四个假期的板車。说到拉板車，我首先要感谢我初中同班的好朋友王宗环，如果没有他的带路和启发，我是不可能想到靠自己的劳动来赚取学费的。王宗环的父亲是一位搬运工人，贫寒家庭出身的他比较早熟。他从小就热爱劳动，且头脑灵活，做事看问题比较客观实际，在苦日子还刚露头的一九五九年年初，他就在白沙洲他姨妈家的旁边空地上挖土栽种红薯，我曾跟他从市里拉过一板車煤灰垃圾去作他地里的肥料。一九六O年暑假，他知道我交学费困难，就主动喊我同他、以及他的邻居罗亮生一起去拉板車。板車都是他们自家的。罗亮生是以拉车为生的，所以他一个人拉一部车。我和王宗环拉另一部，他拉我在后面推。暑假天气炎热，我们天未亮就去拉货，只拉上午半天。我记得跟他们拉过湘江河边酒厂的酒糟，也到七里井去拉过黄泥，这些东西都很重，装满一板车基本上都超过一千斤，拉起来很吃力，上陡坡时更加累。这个假期我虽然没做几天事，也只赚了几元钱，但我却学到了拉板車一些筒单的知识。

　　于是在这年的寒假里我开始独自拉车送货。送货的板車是印刷厂的，当时厂领导见我父亲太困难，就免费借了一部旧板車给我使用。那时父亲在印刷厂营业部搞销售业务，跟市里一些单位的采购员比较熟，顺带就让我给这些单位送去印刷好的报表帐本等印刷品。这些东西都不重，一般都只有一百多斤，比拉黄泥和酒糟要轻得多。但送货的路途比较远，很多厂矿单位都在郊外，送一趟来回要三、四个钟头，回到家里多少还是有些累，不过为了不耽误学习，下午休息时我仍坚持做假期作业和复习功课。就这样我一个人拉了两个假期的板车，每个假期大概能赚二十元钱的学费。我最后一次拉板車是我和均圭两兄弟一起，那是在一九六一年的寒假里，再过一期他中专就要毕业了。

　　均圭是一九五八年在衡阳市八中初中毕业的。毕业后由于我父亲家庭经济困难，他无法再升高中，同年就考入了长沙畜牧兽医中等专业学校，这是一所学费及食宿费由国家全部包干的学校。可是上学第二年，就是苦不堪言的苦日子了。那时他一个人远在他乡，人生地不熟，每一学期除我父亲寄给他五元钱零花钱外，他得不到家里任何温暖和照顾。至于这少得可怜的五元零花钱，也顶多只能买牙膏牙刷和一些学习文具用品，因此在苦日子中，他是我们几个弟兄当中过得最苦最难的一个。在长沙读书的三年时间里，他既没有钱用，又经常吃不饱，营养严重缺乏，另外还要承受孤身在外的精神折磨，因此在一九六O年他也得了水肿病。一九六一年虽然比上一年有所好转，但寒假回来时他的水肿病仍未痊愈，当时面黄肌瘦，一个二十岁身高一米七以上的男子汉看起来顶多只一百来斤，叫人确实有些心酸。不过经过这几年苦难的磨炼，他的精神状态尚好，一听说回家拉板車有钱赚，他很高兴。

　　那个寒假我俩主要是从火车西站运回供生产用的纸张到父亲厂里，也给水泥厂运送过牛皮纸包装袋。这两种东西都不轻，装满一車都有好几百斤甚至上千斤，虽没有一车黄泥那么重，但比我原来一个人送的货要重得多。另外把纸袋堆装到板車上还要有一定的技术，搞不好走到路上颠簸几下绳索松动，纸袋就会垮下来。幸亏厂里的搬运工唐师傅热心，他帮忙並教会了我们装車。那时我们俩共拉一部车，一个拉一个推，两个人轮流拉，但他的年龄和力气都比我大，拉车自然以他为主。刚开始送货非常辛苦，尤其在上三角线和打线坪等一些陡坡时特别费力，上一次坡中间要休息好一会。后来拉车技术熟练了，再加上我十二岁的大弟弟均基也来帮忙，三个人拉就更轻松些，也快一些。那个假期是我拉车以来赚钱最多的一次，我们总共赚了五十来元，其中三十元给我凑学费，剩下的钱都给均圭帶到长沙学校作零花钱去了。

　　一九六二年父亲家的经济状况开始有所好转。这首先是由于国家经济有所好转，市场东西便宜了，钱变得值钱了，我家也跟着受益。二是母亲上一年已由家属学徒工转正了，工资也由过去的每月十八元加到二十九元，家里的收入增加了十一元。三是均圭中专毕业后分配到衡阳市农业局工作，减轻了家庭的负担，这样父亲的日子比前几年好过一些了。虽然还欠有厂里的债务，还未完全脱困，但至少不用我假期再拉板車来赚学费了。而那时实际上要我再拉板車也不可能，因为这一年我已经读高三了。这是关键的时刻，我必须努力学习，争取明年考上大学。

　　也许真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通过这几年的艰苦努力，我终于得到喜人的回报。那就是在高中二年级时，我有幸评上了学校的乙等奖学金。那一年我们年级四个班共有十多个同学得奖，除高三十班唐永年同学一个人独得甲等奖外，其余的都是乙等奖。我所在的高三十二班好像只有三个人得奖，除我以外，我记得还有王和生和姜玉梅两位同学。奖学金钱不多，乙等奖只有七元钱，但这毕竟是一种荣誉，由此也更坚定了我考大学的信心。第二年果然不出所料，我又幸运地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这是我在三眼井最高兴的一天。那天，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在激动兴奋之余，我不禁联想许多，感慨万千。时至今日，当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往事时，我至少可以这样地说：那时的我既没有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也没有辜负舅父对我的资助和期望，因此，我那几个假期的辛勤劳动、以及我所有的艰苦付出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