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故事(原创)

青海老兵（布衣学伟）

插 队 的 故 事

我读初中一年级时，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此时，正在读书的我们不知所措，被卷入到这场错误的运动中，在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浪潮中红卫兵们的人生命运起伏跌宕。两派相互冲击进入白热化后，武斗开始了，同学们分成两派自相殘杀。一时各地武斗硝烟弥漫。武斗结束后。大多数同学开始迷茫，徬徨，逍遥，思考，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1968年12月22日，傍晚。我家所在学院的高音喇叭发出紧急通知:晚上8点所有教职员工和家属子女准时到学院篮球场聆听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到者，后果自负。

于是单位的所有人都端着小凳子坐在篮球场上屏气等候最新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播音员齐月用他那磁性的语音播送了《人民日报》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紧接着在编者按中，发出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广播听完后大家陆续散场，左邻右舍们一堆一堆的围在一起议论。而我们却兴奋不已，从此就要离开家庭到广阔天地练红心了。草原好，可以骑马。陝北好，可以头围羊肚巾唱″信天遊"。海南好，种橡胶，看大海。东北好，棒打鱼儿，土地肥。新彊好，吐鲁番的葡萄甜又香呀，辫子长的姑娘会跳舞扭脖子。满脑子的幻想。父母们却个个沉闷又不敢乱说话。母亲们却躲在旁边偷偷地抹眼泪。

下乡的过程很快。学校工宣队和父母所在单位的工宣队到资阳考察回来后当即召开″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会上，工宣队领导说，资阳是个好地方，盛产甘庶，花生，大肥猪。当地的贫下中农非常欢迎知识青年去！如此好，好得沒法形容。随后，知青代表发言，广阔天地练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是要看他是否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下户口过程很快，同学们将户口交给学校，集体下户口。仅仅十天。九龙坡区就在工学院大操场召开了欢送大会。区革委会主任，军代表相继讲话。下乡知青每人发一顶草帽，上印几个大字:广阔天地练红心。一个军用水壶，就列队步行到九龙坡火车站。

这一天，是1969年2月5日。火车站站台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站台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老师，同学，亲戚，朋友，父母都在站台上相互话别。

下午5点钟，火车汽笛一声长鸣。各节车厢的车身忽地一动，人群”嗡"地一下，哭声四起。火车徐徐开动，车上车下一片哭声，喊声。站台的大喇叭播送出《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同学们使劲地摇着手：再见了，亲人们！再见了山城！我们再也不是学生，是下乡的知青了！

火车向北，长鸣一声穿过山洞，又呼啸向前。闷罐车里，女生小声抽泣，瘦削的肩膀抖动着。有的男生在抽烟，火光一闪一闪的照着一张沉思的脸。车厢里异常的安静只听到车轮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一会儿进入一个小站车轮并轨后发出″咣当当，咣当当"的声音。站台上的灯光从开了一道缝的车门照进车厢，光照在知青们的脸上都显得沉闷。火车"鸣"的一声吼叫再次冲进夜幕。过铁路桥了，车轮又发出″咣一当，咣一当"的声音。我站在车门边上，手捏着铁链想屙尿，冷风一吹又屙不出来。抬头望夜空挂着一轮满月。村庄，树林一闪而过。

车厢里还是分″男女界线"，一堆男生坐在南边，女生坐在北边，中间便是通道。沉闷首先被班上的女生张逸蓉打破。有个女生在嚼炒葫豆″嘎嘣"的一声传出，张逸蓉说，"也！吃独食嗦！拿出来！"，于是从那女生荷包里抓出一把分给旁边的同学。车厢里于是响起"嘎嘣，嘎嘣"的响声。男生堆里不知谁唱起了《三套车》一"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它跟我走遍天涯.....。"女生堆里不知谁发出一句，″左声左气的"。男生堆里就扯声吼气的合唱，″可恨那财主要把它买了去，今后的苦难在等着它.....。”车厢里有了一些生气。

张逸蓉家住桃花溪边，父亲是一个裁缝。因此她穿的衣服总是很合身，她身材丰满充满青春活力，两个眼晴圆瞅瞅的，碧波荡漾，滿目传情。是班上的美女之一。她常与工学院的几个女同学在一起玩。加之后来下乡与她们都在一个生产队，因此下乡的三年与她很熟，也一起度过了三年艰难的知青生活。

车厢里热闹了一阵，下半夜同学们随着铁轨发出的声音昏昏沉沉的睡去，天一亮，装着知青的闷罐车停靠在了资阳火车站。

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资阳县城。县里早准备了一百余辆大卡车。每辆车都装滿了知青和行李。每人发一纸包，里面是几片厚厚的腊肉和两个大馒头，冷冰冰的。汽车出了县城就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飞奔。冬季满目荒凉，就有女生又在抽抽泣泣的哭。

我下乡插队的地方是资阳县丹山区义和公社，到了丹山区，再走12里的路才到我下乡插队的义和公社三大队五小队。

生产队的正面是威峰山，从公社红旗水库下来的小河将五队与六队隔开。我下乡的生产队就在这平坝子上。每天的生活就是从生产队的队长那一声:″动一工一啰"的喊声中开始的。生产队长姓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壮年汉子，头上长年缠着四川农民的那种黑蓝色帕子，在头上盘成一圈，蓝布衣的腰上又缚着一条布腰带，劳动间休息时常″叭达，叭达"的吸旱烟，一米七几的个子，瘦瘦的身体显得很精干，五官很端正，在农村应算在美男子的范围里。他的腰上常挂一个小闹钟，凭闹钟时间喊"收一工一啰！"

有时红苕稀饭还沒煮熟，灶堂里的煤烟熏得泪水长流，队长便又站在山坡上喊:″动一工一啰！"，气得我们直嚷嚷。他的婆娘从来不出工，就在家里煮饭，喂猪。村里有打米房，她也从来不去打米。而是在家里用木捧在石盅钵里捣米。然后用畚箕筛米，完全的原始工具。饭煮好，队长回来吃了，用竹子烟杆抽袋叶旱烟，又要喊动工啰。真把我们几个知青苦煞了。

生产队长的家离我们住的知青房不远，仅二十米左右。一天夜里，他叫我到他家去给他在部队的二儿子写封信。我去了，就在他那泛黑的木桌上按照他口述的意思写完信。他吸着叶子烟，桌上的煤油灯光忽明忽暗地照着他油黑的带着皱纹的脸。烟锅里的叶子烟头也忽明忽暗的闪着火星。我问:″你儿子当兵好得很！"他说:″好什么，好吃懒做才当兵。"也！"我又问:″你在旧社会当长工受地主剝削生活很苦哟？"我知道生产队长是贫农出身。他说，还可以，甘庶收获季节，他就到内江去砍甘庶打短工。我问，能吃饱？他说，能吃饱，一星期打两次牙祭，吃红烧肉。也！还吃得好。我想，我们现在一个月还不一定能吃上一次肉，红苕倒是管饱。在我们的年代，看电影，小说都是这样描述，地主拿着鞭子抽打长工干活。就又问，干活时地主是不是拿着鞭子监督你们干活，他说，没有。干完活后，一人发十块大洋，他又从内江走回家。民国时，两块大洋就够一个人的基本生活。十块大洋还是很不错的。

夜深了，我回家睡觉，心想可能第二天早上他会晚一点喊动工啰。错得是，他按着他的小闹钟清晨又准时地喊:″动一工一啰！”。

望穿秋水这句话我是到农村才弄明白的，深秋，谷子收完了，水田关上水，烟叶杆抛在水田中沉淀。田中的一切微生物都停止生长。田中的水真是一眼望穿。有时能见鱼在水中游，水草在田里轻轻摇动。

太阳从威峰山上升起，桔红色的，没有光芒。隐隐约约的看见山峰上有一座房子，象庙，又象是一所小学，能见度好时，还看得见房子中的窗棂。很想上山去看看，是庙还是一所小学校？可直到离开生产队返回重庆，在农村的三年中也没有上去过。资阳属丘陵地帶，生产队附近的山都不高，威峰山就算高的了。究竟从什么地方上山也不知道。

劳动一天后，夜里看月亮爬上树梢，远处的威峰山只显出黑黑的山影，蟋蟀在床下鸣叫，远处偶尔传釆蛙声。风吹竹林发出″刷刷"的响声。又听到远处传来悠扬的笛声，勾起思乡的情绪，月亮升高了将水田照出一片亮汪汪的色彩。累了，在油灯下看看书，明天还要劳作，我又躺在冰冷的凉席上卷缩着睡去。

天蒙蒙亮，生产队长就又站在土坡上喊:"动一工一啰！男人挑糞，犁土。婆娘上山坡点碗豆啰！家家瓦房上的炊烟又袅袅升起，弥漫在竹林中。过了不久。壮汉子牵着水牛从田埂上慢悠悠地走出，男子皆挑粪桶。婆娘，女子，娃儿皆挑萝筐，走到晒坝上排着不整齐的队列。随来的狗“汪汪"地叫几声，被民兵队长踹了一脚，夾着尾巴跑了。民兵队长举一面红旗，拿一小本″红宝书"领着大家做″早请示"。那是那个年代每天要做的一个特定形式。大家迎着威峰山上升起的太阳挥动"红宝书"说:首先，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彊！万寿无彊！敬祝XX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完毕！大家就去干活。

点碗豆的活，就是前面的人用锄头刨一个窝，第二个人就撒种子。第三个人就将干糞抛一点在窝里，埋点土就算完成。当我将干粪挑上坡时问:″怎样将干糞撒到窝里？"农民说:″用手抓着撒。"我气晕了，这么臭，用手抓，怎么这么不讲卫生。便不做了，跑到山坡边上歇气，一会儿又想，别人都这么干还是回去做，于是就用手抓干糞，就这样干了一上午，回来用田里的水将手洗了好多遍。这就是在″炼红心"呀。

冬去春来，春天的风首先将生产队的一棵老杏树吹出了花蕾，红红的杏花绽放了，接着是田埂上的李子树开出了白白的花朵。再接着就是成片成片的雪白的梨花开了。又到一个育秧苗的四月天。一天，生产队长叫我，你跟我一起薅育秧苗的田。好！当我跳下田时队长早已站在田中，紧接着，男劳力将一桶桶大糞倒入田中，队长用手将糞与淤泥混合抓。那是臭气熏天的呀，那是人干的活路。可是，看队长一言不发的在干，自已也只有干下去。

干完活后，队长带着我又到小河边去将手脚洗干淨。我问队长:″三年大灾荒时，生产队得浮肿病饿死了多少人？"队长说，一百多人只剩六十多人。那就生呀！我说。队长说，饿着肚子那还做得了那种事。三年自然灾荒一过，生产队又发展到现在的一百多人。粮食是多么的重要，种地又是多么地艰辛，没下过乡的人那能体会到中国农民的苦难。沒有挨过饿的人，又怎能看懂《一九四二年》那样的电影。

我插队的生产队有三个院子。王家院子面朝威峰山。隔着几片水田就是谢家院子。西面就是刘家院子。生产队的人大至就是姓王，刘，谢，相互又是沾亲带戚的。在坡上做活路，石板路上走过几个男女来，大家就拿着锄头把或下巴搁在锄头把上聊起天来，那个男的是谁？那个女的是谁，那个队，那个湾，那个沟的人。那个女的长得白，(农村人常说，一白挡十丑)漂亮，是那个队的，嫁给谁谁。男人又是怎么，怎么地。他们说得清清楚楚，说够了。又开始挖地。对面传来队长的叫骂声:″你几个懒婆娘又在偷懒，半天不动一锄！"我说，队长骂人你们就让他骂呀？你们平常不是会骂人得很嘛？"这些婆娘就说，他是队长他是要骂人多嘛。表示出她们是应该被骂的。

那年，10月份的某一天，生产队长就带着两个农民要来给我们三个知青划分自留地。我们连说:″我们都不要自留地，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队长说:″你们不要自留地，以后吃菜怎么办？你们要自已种！几个农民线一放，每人一分二的地就算丈量完了。他们走了。我们也只好干瞪眼。种点菜试试看吧

种什么呢？点麦子最合适，点下去6月初就收获，省去很多麻烦。留点土就种点菜吧。来年的菜就没有人供应了。正想着，路边就走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农民，穿得脏兮兮的，是个老光棍。外号叫″刘九斤。"听一些村民又喊他″造糞机"，说他吃三斤红苕屙九斤屎。我们就叫刘九斤帮我们挖土，他默默地挖，也不讲一句话。挖完自留地，撒了一支烟给他。他就傻笑，一笑就是满脸的皱纹，腰上缠一根脏布带，脚上穿的一双水胶鞋都露出了脚趾头。手都是黑乎乎的如松树皮。

他家里我看过，一张床，一个灶，一口锅，其他什么都没有，是生产队典型的穷光蛋。他的故事倒听农民说过一点。说有一年的秋天，刘九斤在石板路边的水田中挖泥巴敷田埂。正好汤乡长从路上走过，汤乡长身披棉衣，上衣的口袋中插一支钢笔，抽着烟正在思考问题。这时刘九斤正高举锄头准备挖田泥。汤乡长猛一惊。叫:″刘九斤，你要干啥，谋害乡长，大胆！"这后果可想而知，刘九斤被绑到大队部吊打一顿完事。

麦子点下后，不到一星期，青青的麦苗就钻出土来。

麦苗青青，菜花黄，杏花谢了，梨花开。每日劳作后，吃红苕稀饭，没菜，菜还没种出就靠全村每户农民轮流端点各种咸菜。一日，谢家院子的一位村姑送一碗腌制的花生苗，好吃！这位农村妹子叫谢桃芳，是全生产队最美的姑娘，从打扮到气质一点不象农村人。她说，在成都亲戚家住了好多年，才回乡下。父亲原本在成都做工，土改时想回农村分几亩地，就从成都回到农村。唉！我想，一个人的命运说不清楚。她父亲不回乡，她也是城市的大美女了。命运也可能就逆转了。她还有一个表姐叫谢菊芬，也长得漂亮，比她活跃一些，爱说话，都住在谢家院子

我们的知青房就对着谢家院子，中间隔着几片水田。有时看到谢桃芳牵着一条水牛在田埂上慢慢地走，牛吃着田边的青草，不时地打一个响鼻。谢桃芳在田埂上一边纳着鞋底，一边放牛，姣好的身材倒影在清清的水面，甚是好看，犹如一幅田园山水画。

不久，谢家院子来了几位外地人，有一位看上去都快四十岁的男子，脸嘴看来也不周正，乡亲们说，是从湖北那个农场来的，说是给谢菊芬介绍的对象。谢菊芬那么一个活泼漂亮的女子竟嫁给这么一个死板板的男人。我们都有些惋惜，不就是一个农工吗？当时的资阳农村也很穷，女子想嫁到外地过一下好日子也无可厚非。她走了，从此后就再也没有机缘知道她的下落。

姐姐谢菊芬走了，妹妹谢桃芳还留在生产队，那一年她的弟弟也参军走了。她也要到土地上挣工分劳动。

田埂上蓝茵茵的葫豆花谢了，碗豆花也谢了，长出豆角。开始插秧了，一人插几行秧，象我们这些知青插秧手脚慢，渐渐落后就被关在田里，转头一看，谢桃芳巳经在后面帮我补栽秧苗，水波荡漾，影映着她美丽的微笑。

麦苗青了转黄，麦穗都含着饱满麦粒并带着芒刺。割麦子的季节到了，知青们借来乡亲们的镰刀就开割，腰酸背痛还要头顶太阳，渐渐又落在后面。割到地头的人便坐在地上休息。分了任务的，没有义务帮助你。只好让别人笑。谢桃芳过来帮我割麦子，汗水淌在她那红朴朴的脸上真好看。

转眼碗豆也收割了，碗豆藤被扎成一梱一梱的，各家分完自己挑回家。太阳落坡了，乡亲们用尖担挑着大梱的碗豆藤在田埂上排成一溜地走，太阳也收起了它的光芒向西斜斜地挂在天空。我用尖担插入柴垛刚转过身准备去插那一柴垛，其结果不是这边落下就是那边落下。一群顽童便在一旁哄笑，我一时很狼狈不知怎么办。谢桃芳却走过来帮我弄好，让我挑着走了，才挑着自己的柴垛回家。我很感激她的这一举动。她人美心底也很善良。

在下乡的那些年，什么农活都干过。除了犁田不会。有次见乡亲犁地，我就去学，犁头掌握不好，东倒西歪的终沒学成。

在农村要想评上十分工，并不容易，栽秧，打谷，犁田耙地，抬条石，跟壮劳力到威远县煤矿去拉煤，驾着鸡公车(一种单木轮，两手撑车把，要掌握平衡)木轮压在沙石路"吱吱，嘎嗄"，地响，能驮200斤左右的煤就不错了。但其辛苦程度还远不止这些。要自带干粮，步行几天，脚上打泡不说，夜里还要在别人屋檐下的地上借宿，那住得起旅馆。到了威远，驮上煤又得往回赶，又要受几天的苦，那时最想的事就是能吃上一顿肥砣砣的红烧肉，嚼得满嘴流肥油，那怕是瘟猪肉也行。但那时的农村办不到，肥猪是要送到公社屠宰交公的。谁敢私自宰杀，非被区上的李公安一绳子绑了收监再说。

于是我与同队的知青袁可清，在坡上做活路就常常观察别人的猪圈，巴不得那天别人家的猪瘟了，猪瘟是不送公的，可在生产队就地处决，全村人按人头分了打一次牙祭(四川人说吃肉的俗语)，

终于有一天，谢家院子有一头猪瘟了，消息传出，人人欢天喜地的。下午晒坝上就支起了木架，垒起一口灶来，铁锅上的水腾腾地冒水气。

老队长叼着竹子烟杆，吩咐刘九斤，″你好生把水烧赖了(烫的意思)，赖不下猪毛，你吃个裘肉。刘九斤鼓着腮帮子朝灶口吹，湿柴烟子熏得他滿眼泪花。

田埂上，几个壮汉拧着瘟猪耳朵往前拖，猪虽瘟，嚎叫的力气还是有的，四蹄向后立足泥地不肯向前，″呦呦"直叫，几个壮汉满脸油汗。另一个汉子用竹棍使劲抽打猪屁股，瘟猪才歪歪扭扭地押到晒坝，见一口大锅冒烟，知是大限来临，那更时一气长嚎。

杀猪要请猪把式来杀。不然没杀死，那瘟猪狂奔起来是不得了的。猪把式就是谢桃芳的父亲，谢家院子的谢老大。个子高，细长的身材，细长的腿，头上常缠绕一条深蓝布的长帕子，爱叨一根铜锅头的叶子烟杆。我问他为什么头上缠帕子，他说风吹了头痛。四川农民都爱盘头帕。乡干部爱戴蓝布帽子，时髦点的爱到丹山区理发店"拉火夾子”。一把火钳在煤炉子上烤着，烤到恰到火候，理完头，洗好发，剃头匠梗将火钳铗着头发″刺刺"一拉，头发青烟直冒，发絲立即弯曲，然后梳子一梳，一个″大背头"的发型顿时大放光彩。

谢老大自然消费不起，但在成都居住过多年也是见过世面的。当年土改为回村分地，又拖家带口的回到农村当了农民。

晒坝上，队长走过来对着谢老大问:″你拿把杀猪刀，啷个不动手？”谢老大不作声″叭叭"地抽着叶子烟。队长望望西斜的太阳说:″你杀了猪提笼肠子回去，工分就不计了。猪肝你么想，留到给老人下酒(红苕酒)。

谢老大来了精神，提着尖刀走向瘟猪，那瘟猪好象也不那么瘟″嗷嗷"叫着不肯就范。两人也没按做，谢老大拧着猪耳朵，细长腿绊住猪前蹄，就势一按，猪就倒地，猪的嚎叫声又高了一个八度。谢老大用膝盖骨压在猪身上，猪就乱蹬，用一辈子的力气嚎叫。这时只见刀光一闪，直刺猪胫下往胸腔斜里一攮。猪就抖着，连血带沬出来了。一婆娘拿一木盆接猪血。血溅到地上一些，几条狗便来添。谢老大一脚踹去，狗便夾着尾巴怏怏而去。

谢老大在猪脚上开条口，用铁条捅进去。队长那壮儿子刘大富便鼓着腮帮吹气，用线绑了，乱捧一阵打，把气打均勻。刘九斤便把开水淋在猪身上刮毛。谢老大便把肉卸开。保管员便按人头分肉。每人七两。家家的婆娘便回去烧火。三个院子的瓦房，草房便冒起炊烟。

我们生产队三个知青分了二斤一两瘟猪肉。袁可清便拿着土碗找队长婆娘要点辣子豆办，程漠平掌勺。我便烧火。也没有什么作料，猪肉在锅中生爆，加点盐，加点豆办，加点蒜苗炒熟就行。也没酒喝，也没白米干饭。有点红苕稀饭下着，吃肉不过夜。两斤肉吞下，也不够，肠子多月不见油，肉下去也没打着饱隔。那年月，有瘟猪肉吃也不错，绝对没人闹肚子，都是地道的粮食猪，听都没听说过还有什么化学饲料猪。

知青下乡久了，家中沒存留，除了窖坑中有点红苕，其他什么也沒有，完全的无产者。肚子饿得青綠绿的，有时也干点偷鸡摸狗的事来。

一次，中和区一位知青来玩，知青家也没什么招待的，就到八大队女知青张逸蓉，李远明她们生产队去玩。快到八大队时，见有个院子，有人就说，去摸只鸡，那就去吧。院子里没人，手就伸到鸡圈中去摸，鸡就叫喚，一会儿就不叫了。鸡脖扭断了。装到军用挎包里，一脸的喜色。到张逸蓉那里几个知青欢天喜地煮了鸡吃了。雨后草地上地木耳多，采来也当菜。到现在也想不出什么滋味。狼吞虎咽罢了。

狗肉好吃吗？当然好吃。一想到红烧狗肉那滋味绝对不摆了。可狗是有主的，且奔跑速度快，逼急了，也会隙牙裂嘴的咬人，不好弄。

我们生产队隔一条小河就是六队，六队隔一条公路就是七队。知青徐礼国就在七队。他们队原有三个知青，一个转走，一个当兵走了，剩下他一个知青。苦闷时他就拉一下二胡。有次，我们就到那他里玩。他说，他养了一条狗干脆打来吃了。我们说:″要的！"他就去喚狗，我们一看，哇！是条瘦狗。知青养的狗都是瘦狗，吃不饱又无人照料。知青常出去几天不归。狗就与猪抢食。又免不了遭农民脚踹，只有忍气吞声的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那能长肥。那狗一看知青们手拿扁担，一副凶相，知道狗命难保，就朝威峰山上跑，这一来，狗拼命跑，几个知青手拿扁担四面包抄地也跑，二条腿的跑不过四条腿的。一会知青们就气喘虚虚的跑不动了，但还是将这条瘦狗围在一小块葫豆土里了。这时这只狗也跑不动了，蹲在那里不动，它眼晴里那哀怜的眼晴盯着我们是那样的无奈。我丢下扁担，说:"算了吧！"大家便坐在田埂上歇气，狗它喘气。

唉！那真是，那年，那山，那人，那狗。这条狗那哀怜的眼神至今还刻在我的脑海中。

下乡当知青，肚子饿是一回事，精神生活也是极度匮乏。大队能放一回电影，那就是极大的享受。

记得那时的电影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和几个样板戏。样板戏片断则成为知青宣传队的主打节目。

有次，中和区演《英雄儿女》，其实看过很多遍了，知青们普遍认为王芳那对水汪汪的，圆愀愀的大眼晴好看，于是电影队走到那个队，好多男知青也跟到那个队看电影(类似于现在的″追星族")。那天下午，有一农民说，中和区演《英雄儿女》。于是有人就说去看，说走就走，我就和生产队的农民走到中和区去看电影。要走四十里路，看完电影已是晚上10点钟，又得打着火把返回生产队，来回80里路，回到家已是凌晨3点钟左右，睡一下觉又得出早工。年青时不觉累，有点精神享受觉得挺好的。

这次电影队要来放电影。全大队自是喜气洋洋的，放那部电影呢？在大队部，大队支书咬着旱烟，″叭叭”地抽着。不要小看李支书，解放战争时，鲁南战役的功臣，回乡后总是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头戴军帽，到县里开会也总是背着九宫格的背包，一派军人风格。农民说，演《地道战》好看。知青说，台词个个农民都能背下来，有什么好看，″球"！″李支书，干脆演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球"！那有什么好看！一位农民说。知青说:“好看！那里面有瓦西里和他婆娘亲嘴。" ″呀！" 那农民不开腔了。

李支书将旱烟杆在木桌上"嗑嗑"，好！就演苏联电影。

那天，大队部的土坝子上扯起电影布，正反两面都坐滿了人。《列宁在一九一八》演得火爆。当演到瓦西里与妻子告别亲吻时。人群里便爆发出″吔"的一声。

第二天上坡做活路。男人们便说:瓦西里婆娘好哟！一个鸡蛋都要塞到男人包包里。全村人都会说这样一句台词:“粮食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看完电影，兴奋一下，还得听队长清晨那一声吼:“动一工一啰！"男子们挑担上山给庄稼施肥。女人挖花生，拢苕沟，挑沟土。田里的秋水清了，深秋来临了。庄稼人一年有做不完的活路，受不完的苦。蟋蟀在床下叫着，我在石桌上趴着就着煤油灯看一下书就睡觉，在床上躺着透过没有封完的屋壁看夜空中一闪闪的星星。

不久，队上传出一件新闻，说队长大儿子刘大富的小姨妹与刘九斤私通。刘九斤就是那个被工作队称为″造粪机"的农民。怎么可能？刘九斤是队上最穷的穷光蛋，又脏又臭又丑的且四十岁左右，平常不说话，队上也没人理他。这件事让刘大富很没面子，虽说他这小姨妹长得不怎么好看，可是毕竟还年轻，以后怎么嫁人。可私通不定罪，刘大富也没办法。这刘九斤怎么勾搭上这女人也还是个迷？

一天，刘大富的小姨妹在土地做活路，刘九斤看看左右没人，便对这女子动手动脚，这下子被路人看到，赶快叫刘大富去看，这一下，刘大富暴跳如雷的指着刘九斤的鼻子大骂:″你这xx的。老子今天弄死你！"随即抽打着刘九斤押到晒坝上，村子里的人围拢上来，他小姨妹的衣服被刘九斤扯烂，站在一旁说刘九斤是強奸。刘大富找来一根绳子将刘九斤绑了个结结实实的并用竹棍抽打他，并押往公社。刘九斤一言不发的在田埂上走着。这让我想起了《巴黎圣巴院》的卡西摩多，刘九斤的形象真的很像这个丑陋的人。

太阳西斜，刘九斤佝偻着背绑着在前面走绳子的一端牵在刘大富手中，刘大富很壮，手里拿着竹鞭好象在赶一头猪或一头瘦牛，影子倒影在水田中很是凄凉。

第二天，看到刘九斤又佝偻着背扛着锄头去地里干活。可能公社觉得这丑人关着还要喂粮，放回来算了，刘九斤可能不怕关，关着还有饭吃。

不久，刘大富的小姨妹悄悄地嫁了，嫁到何处不得而知。生产队的人还是照常的做活，照常的受苦。

又过了两年，刘九斤瘦了，更不说话了，在冬天的寒风中，在四壁透风的屋内死去。队长让人打了一口薄棺材草草埋了，不几年荒草长满坟头。旁边的枯树上站着一只寒鸦“呱呱"地对着坟头叫了两声就向灰暗的天空飞去。

生产队受苦的人还有很多，一辈子受苦而没有远行过的人就数王家院子的王婆婆了。王婆婆姓什么我不知道？我下乡时，她就八十岁了。问她见过火车沒有，她说沒见过。问她到过县城没有？沒到过。她与农村女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她有一双三寸金莲，算起来，她应该是清未民初的人了。这个院子都是王姓亲戚。她早年丧夫，是跟着小儿子过生活。我下乡的最初三个月就是在她家吃饭。住在这个院子的堂房，堂房中间有神龛，却没有佛像，当时“破四旧”，谁敢摆这些。我们三个知青就住在堂屋，三张弯弯的木床还是下乡时分到生产队，队长叫人现摆的。

那一天，坐了一夜的火车又坐汽车，到公社分配完后，队里的民兵队长又推着"鸡公车"(独轮车，木轮子)来接行李，又走三里小路来到生产队。一天一夜的奔波来到王家院子这间堂屋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们坐在这里时，一脸的茫然。一群婆娘，女子，娃娃看知青，我却抱着行李坐在门坎上，看到王婆婆撩起长围裙抹眼泪嘴里说:″这些娃娃造孽哟！这么小就离开妈妈了。"

王婆婆晚上叫我们到她家洗脸，吃红苕稀饭。又烧水叫我们烫脚，问:″水赖不赖(热的意思)"我觉这婆婆的心好善良，脸好慈祥。特别是第二天上午又将我们的脏衣服收去，跪在池塘边上用木棒在石板上锤打，银絲般的头发被冬天的风吹起。我顿时想起小学时的课文《铁杵磨成针》中的老婆婆。

八月十五月儿圓，王婆婆估计我们想家了，又叫我们知青到她家去吃饭，吃过饭后，又将她儿子买的花生粘和花生糖用土碗端了一碗让我们回家吃，她家的孙儿们也吃不上几颗。她儿子在丹山榨油厂工作，解放初期在部队上，那时在广西剿匪，遭到土匪袭击，一个排只剩了几个幸存者，他活着复员也没有什么补贴。全队只有一个上过朝鲜战场负伤的老兵，每月有五元钱的殘疾补助。殘疾了不能干重体力活，只能跟着妇女做活路，工分少，日子也过得苦巴巴的。有次，我到他家看过，看见灶台上挂着一串熏得黑黑的小肉串。我问:“这是啥子哟？"他说:″是耗子肉。"我说:″这也能吃？"他说:“好吃得很！"我转头看见他家的墙壁上贴着发黄的复员军人证。上边盖着方格的红印章，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高岗。

夏收后，每户分了一点麦子，麦子要用碾子磨成粉才能做麦粑。我的天呀！一根木棒插到石碾子中要人围着磨转圈，人都变成驴子了。在电影上看过北方用驴拉磨，那驴的眼晴都蒙上布怕晕，人不晕死嘛？不过当农民就是受苦，王婆婆添磨，我们三个知青就轮流推。月亮就又高高地挂在夜空。

时光就这样象磨子一样一圈圈地碾过。王婆婆一家人对我们知青的帮助也真不少。

三年后，我离开农村返城，走的那一天，我去向王婆婆告别。她生病躺在床上，拉着我的手说:你以后可能见不到王婆婆了。我说:“一定会回来看她的。"我将自已的棉衣送给她。说好不送。当我走上小路，回头看时，深冬中她仍然柱着木棍，站在通往丹山的路边看着我。风吹起了她银絲般的白发，满脸皱纹的脸上流出浑浊的泪水。

有时说到″人民"两个字，有人感到很抽象，其实，这些实实在在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就是最好的人民。

当农民苦！当知青也苦！搞大会战就更苦！下乡的最后一年修红旗水库，一个月。每个生产队都要派主要劳动力。当时没有什么机械化。全靠着肩扛人挑的搞人海战术。无数队伍从坝下挑泥巴到坝上，到处红旗飘飘。从坝下到坝上三里路，排成队伍向上挑。中途不能歇气，人跟人的，挑着百多斤的泥巴简直就是饿其肌肠，劳其筋骨。挑到坝上堆在每队划的线内。主要劳力就口喊号子:″嘿哟，嘿哟，嘿嘿哟"的齐心协力的将石碾孑抛起再砸向泥土。这叫:"打夯"。也有十几个壮汉肩勒粗绳用力向前将巨大石滾子拉着向前走。这叫:″拉碾子"。都是重体力活。

干到中午1点，生产队的饭挑来，就吃饭。每人一勺干饭，红苕管饱。泡咸菜下饭，绝无什么红烧肉可言。饭后可休息一小時，就将两个箩筐拉开，中间架一根扁担睡觉。现在的人睡席梦思，吹空调，睡2米宽的床，吃安眠药睡不着觉，那是肉体得不到锤炼。灵魂得不到安静惹的祸。那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能睡着。

女知青也有很多参加修红旗水库，筑大坝的，其坚韧力在男劳力之下的，也有会走点关系的，跑到广播站写稿子，作播音，鼓舌呐喊助威助阵的。

晚上是睡在四大队某小队的保管室内，一盏煤油灯吊在樑上怱明忽暗的。一字溜的堆着谷草几十人就睡在谷草上。好的就用凉席铺上，没有席子的就干脆睡在谷草上。但人多太闹，睡不好觉。第二天便准备回生产队去睡了。

生产队离水库有八里路。要早上4点钟起床走到水库工地，再干到下午6点，又走回生产队烧火煮饭。天天重复昨天的故事。肠子都受到重度伤害不见油晕。可红苕却永运有吃的。知青说:″这是红苕国里尽朝晖。"

那时的女知青都没有什么穿的，青蓝二色打主力，有时也穿点蓝布的工作服。唯一能显美色的就是将衣服裁剪的合身，将青春气息透露出来。

资阳是粮食县，但粮食交了公粮，每人能分到手的，一年一百多斤谷子，打成米也就是七十多斤。显然顿顿吃白米饭是完全不可能的，吃白米干饭也是很奢侈的，就是吃过年饭，白米饭下面还是压着红苕。农民说请知青去吃过年饭，说成，今天在我们那里去吃豆腐。我们想，豆腐有什么好吃？还要说″请"。其实桌上的肉还是有的。酒用土碗轮着喝，不卫生但也只有随乡入俗。开席要长辈说:″请"，一桌子人才开筷。夾一筷子肉又要停顿，摆两句龙门阵，又说″请"，又开筷。但知青们受不了这些规矩，巴不得筷子“打连而杆"(筷子快速夾肉)也碍着情面，一顿饭吃得累。这就是当时农村的情形。

男女知青在一起吃饭，那就愉快了，好的抢着吃，吃完嘻哈打笑，好不愉快。只是好的吃食不会多，只是极少极少。有肉吃那才能喜形于色。

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回到资阳义和公社时，时间巳经过了十八年。从县城到丹山区还是那条沙石路没有变化。大队李支书又调到红旗水库管理站工作。去时见到他还在割草。坐在大坝上一起叙旧，看着波光鳞鳞的水面就想起修水库的那些日子，忍不住就“唉"地叹了一口气。可回头看看李支书他一位战斗英雄也没有什么享受，也还在劳作。他也在望着水库"叭达，叭达"地抽旱烟，也没有什么埋怨。中午就在红旗水库管理站吃了一顿刚打上的红烧鲜鱼。

那年月，女知青最高兴的事便是照相，虽是黑白照，但一年也难得照一次相。最时髦的摆拍动作就是站成一排，人多站两排，一律顺溜溜的将右边的长辦子甩到胸前照相。那就是最好的摆拍。比现在用两个指头叉开成Ⅴ字型摆拍好看多了。全国的女知青都爱这个造型的动作。因此看过女知青老照片会发现很多，很多。

这种造型动作不知是谁发明的，估计是从清朝梳的长辨子照片引申的。又估计是女知青们那黑油油的长辦子本身就是青春的象征。老太太们毛发稀疏且花白难看想这样照还不敢呢！

那时男女知青聚在一起，吃完饭，摆了龙门阵(聊天)那就是看一看照片。单人照是只能看不能送的，送了就有耍朋友的嫌疑，这在知青中传开影响是不好的，影响不好可能就要耽搁前途。因此，估计现在的老知青能拿出男女双方的单人照是极少的。

这是资阳县丹山区义和公社八大队的六位女知青。黑油油的长辨子一律从右边摆着。是当时女知青最时髦的摆拍。

十七，八岁的年龄总是朝气蓬勃的。每天的劳作又很枯燥，知青中也有一些文艺积极分子，落到农村也没有办法显现。农村那时也正在宣传计划生育，农民们不理睬这一套。该生照生，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区乡干部拿到这事一点也没办法，自已家里那个不是几个娃。但上级精神要传达，正好将知青中的文艺分子好好利用，吹拉弹唱更形象，学大寨，少生娃，勤出工，打好粮，粮食产量过"黄河"过"长江"(当时过"黄河"就是亩产600斤，过长江就是亩产800斤)。这些精神就可以从这些文艺节目中体现，农民也好接受一些。

这下，区县干部总算抓住了解决因难的″牛鼻子"，各地知青宣传队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知青们也高高兴兴踊跃参加，每天蹦蹦跳跳还能爭10个工分，总比脸朝黄土，背朝天強，四处演出还能挣工分。那些文艺积极分子更高兴，保不准还能演个主角，露个睑，扮个白毛女，阿庆嫂，杨子荣什么的。不会演的不要紧，舞着红旗出来在舞台上(农村的土台子)上左转两圈，右转两圈，一个弓箭步的造型动作一摆就行。

这样一来，县，区，乡都有知青宣传队四处演，农民也高兴得四处看。最后各大队也组成知青宣传队，自排自演的到处活跃。要说那个年代文艺最普及？也就是知青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最普及。

知青宣传队常演的是八个革命样板戏片断，《老俩口学毛选》《天上布满星》《北国风光》《学大寨》《大海航行靠舵手》《越生越穷》《太阳出来照四方》等等节目。各大队知青全部都上。有点表演能力的演主角，沒能力的演地主，狗腿子等等。

义和四大队有一支知青宣传队，表演到三大队来了。大队没有戏台子，只有一个村小的土台子，也没有灯光。李支书就在竹竿上挂了两个煤气灯。知青表演卖力，下面一片叫好声。最后一个节目《北国风光》。一个女知青跳到台前一个大劈腿呈“一字"形的在土台子上造型。引得农民伸长鹅脖子发出"啧，啧"声，继而惊讶的说:″这个女知青还会"撕卡子"。

这个女知青叫肖宁，精悍泼辣，口齿怜利。是新华厂的子女，样子长得一般，嘴大唇扁的，眼睛呈三角型，能在土台子上来这样一个造型动作却能让当时的农民膛目结舌的。

肖宁返城后不久，听说死于车祸，年龄也不大。

知青宣传队会乐器的知青不多，有乐器的知青更少，乐器在当时是奢侈品。私人拥有的极少。知青宣传队在大队，及公社一级的。有一，两把二胡或笛子，小提琴，口琴就很好了。大部分是干唱。但就这样也将农村的文化生活搞得很热闹。

偶然的一次，到丹山区赶场后到丹山医院的椅子上休息。就听到丹山知青莫怀戚抱了一把小提琴在一间空房子里拉《花儿与少年》。琴声悠扬动听。我觉得拉得太好了，至今难忘。莫怀戚是三十五中的。在农村呆的时间很长。与老三届，新三届都熟，可能也是“唯成分论"让他受了那么多的苦。当时他在丹山区宣传队是主力队员，很有志气且多才多艺。七七年恢复高考，他考入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专门从事写作，他写过多部作品。我没有读过。他对我也不认识。

下乡的第二年，便有知青选调回城了。我的知青屋正对着通往丹山的石板小路。看见三三两两的知青背着背包走，后面是一位农民挑着担子送。自已心里也感到空落落的。眼前的茅草房在破败，连水桶也少了一只，只好提水吃。屋里是石桌，石柜，弯弯的木床，床上是一铺终年不換的凉席。米在石柜中永远没有装满过。锄头在屋角孤零零地立着，好象呼唤着我去使用它。告别锄头的日子在那里？昔日知青热闹的日子在逐渐冷却。

下乡的第三年，决定一年不回家，天天劳动挣工分。

第三年，几乎是按主要劳动力评工分。肩膀上磨起了茧子，送公稂要挑100斤，农民要走九里路才歇口气，那我就奉陪。妇女的活路一概不做。农民挑糞上山，我也上山。插秧，挑秧铲子，打谷，挑谷子，梱谷草，晒谷子，摇风车等等活路与农民轮流来一样不落下。这样的结果是，虽然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练其了心志。为后来人生的大磨难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这一点是在六十岁以后才逐渐体会到的。

这一年，没回过一次家，用劳动补清了前两年亏欠生产队的工分，收获了自已的全部口粮。年终决算还羸了二十几元钱，当时一天的工分才值四毛钱。这钱还是生产队托另外的知青捎回重庆给我的，当时我已返城参加了工作。

离开农村的前几天我还在挑糞桶，给麦苗施肥。中间休息时，看见谢桃芳，她也在休息的人中。她说: ″你们现在好了，回到城里过日子，我在农村是没有盼头的。" 看见她哀哀忧伤的眼晴，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任何的安慰都没有作用，但这忧伤的眼睛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农村的女子要想离开农村几乎只有一条路，嫁人！

一九八七年夏，我回过一次农村。问当地的老人，老队长呢？死了。再问，他大儿子呢？也死了。怎么死的。热天做活路，回家就死了。王婆婆呢？早就死了。他儿子还在，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为此将桌子刮的白白净净的。我问，你老婆呢？生病死了。儿子呢？在外打工去了。留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怎么过？熬罢！那一顿饭吃肉，喝蜂蜜酒。说的什么话，现在也记不起来了，走的时候，我给了他一百元钱，他就滿房子的抓鸡，鸡就叫着东奔西跑，我拦做他，你留着吃，我带不了。生产队还是有变化的，家家都修了瓦房，吃的问题都解决了。光秃秃的山也绿起来了。

吃完饭又到谢家院子坐了坐，与谢桃芳的本家谢支书摆了摆龙门阵(聊天)。这位当年的壮汉子也老了许多。其间，我问:"谢挑芳呢？"他说:″嫁给新场公社一个小学老师了，你还记得谢桃芳。我说:“记得。"他说:″那你去看看她？"我说:″不去了。" 因为，我不太愿意看到一位美丽的农村少女变成一位农妇，为生计劳作而皱起的眉头。我更愿意在记忆中永恒的保留着一位清纯，善良，美丽的农村少女的形象。

在下乡的年代，女知青从来不化妆，也不敢化妆。那样的年代祟尚"不爱红妆，爱武装。"化妆容易被人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主要穿着就是青，蓝二色。有一件蓝花花的衣裳就不得了了。但单一的衣裳依然不能档做青春的气息。知青张逸蓉就是一位，她是同班同学，青春活泼，一双黑黑圆圆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又爱说笑，加之衣服剪裁合身，青春光彩煥发。下乡的几年中主要就是与她们几位女知青交往。有一次，在她们生产队玩，吃了晚饭天已黑尽。走回生产队还有十里路。她们几位介绍我们三个男知青到她们生产队的一位单身汉那里去住一夜。那单身汉只有一床被子，且没有被套，光棉絮。时值深秋，天气转冷。夜间四人一床光棉絮，冷起来就东拉西扯的。早晨起来一看，棉絮完全四分五裂，那时是真穷呀。穷的事情还有很多，坐火车就想逃票，这样就可省6元钱。

下乡第二年的春节临近。知青们就前前后后的回重庆过春节。我与生产队的同学袁可清准备回去，张逸蓉，李远明说也要同行。那就一路吧。到了县城火车站。从北京到来的火车挤不上，从成都过来的火车又晚点，什么时侯来也不知道。站台上满滿的到处都是知青。我们只有找到一堆堆起来的货包避风。

晚上零点左右，从成都下来的火車进站了，大家都奋不顾身的往车门前挤，她们的东西特别多，连蒜苗也买了几梱。好不容易将她们推上火車，自已也挤不上去了。最后，自已只能站在车门边上，后面也堆满了人，怕被甩下火车用一根绳子将车门扶手紧紧栓做。火车过了两个小站，自已被风吹得冷得受不了。车厢里面的人开始松动，自已才挤上车站在过道里暖和一下。这趟火车是慢车，每个小站都停，走走停停的终于走到第二天晚上九点钟才到重庆茄子溪火车站，为了逃票就在这个小站下了。

茄子溪火车站离家还有2O多里路，当时公交车已经沒有了，全靠步行才能回到杨家坪。望着一堆的东西，实在没有办法，只有背着东西走一段路，又去接她们。这样一直走到天亮才走回家。第二天睡了整整一上午才缓过气来。

重庆虽好，春节过后也不能久留，又怱怱返回农村受苦。小春过后，队里分了点麦子，张逸蓉她们生产队的分配比我们队还要差些。到我们这里来撮一些麦子，又到大队米房去打面粉。等待排队时，她在打米房的草地旁，看到絲瓜架上那柠檬黄的絲瓜花上有一只蜜蜂在低吟地飞着。那青绿的絲瓜叶上有一只浅绿色的螳螂站着用螳螂臂交错着洗脸。她摘下絲瓜叶，让螳螂来到草地上并用她的手指轻轻触碰螳螂。螳螂立刻用它的关刀式的螂臀向她的手指还击。我看她在逗玩螳螂，她却抬起头来，看见我在看她，大眼睛里不好意思地闪过一絲羞涩。我想，如果不下乡，可能我们还坐在明亮的教室读书，还会奔赴更好的学校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唉！没有如果，只有来世。现实就是这么殘酷。

下乡的第三年，知青开始进入大规围的招工返城了，有的知青也通过病退或顶替父母工作返城了。张逸蓉的生产队有四个女知青，一人转走，另一位同学也先期招工回渝了。剩下她和远明同学留在队上继续受苦。我们生产队的袁可清也招工调到资阳卷烟厂工作。剩下我与程漠平还留在生产队继续劳动锻炼。

这一年的12月份，父母所在单位来招工，我与程漠平，远明都招工回城了。两个生产队的知青都走空了，只剩下张逸蓉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农村。热闹的场面变得冷清，这种孤独，忧伤的滋味还是很不好受。好在过了半年，她也被招工到资阳四三一厂工作。与她从此一别，就是四十多年。最近同学群联糸上了她，她生活过得挺好的。

大批的招工过后，新三届的知青又开始下乡。留下的知青继续在农村生活，好一点的当赤脚医生，民办代课教师或学点手艺当木匠，石匠的，然后继续等待招工。义和公社的知青留在农村时间长的有的超过了八年。

1980年中央决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全部知青可以返城。

有极少数女知青因为与当地农民结婚而留在农村，后来也在当地乡镇安排了工作。一九八七年我回到丹山见到过两位女知青，郎为芳安排在供销社当营业员，黄均碧在镇卫生院抓中药。现在两人退休后在资阳城养老，她们两人的农民丈夫均已病逝。

2005年初夏，又回过一次生产队，是与几位知青同去的。到队上时，太阳已经西斜，威峰山下一片郁郁葱葱。土里的油菜籽低垂着绿得逼人眼。还有人在田里插秧。村村都通了土路，丹山到县城就是柏油路了。问一位挑糞的老人，到三大队五小队怎么走？老人说，就从这条路走下了就是了。″哇！"原来这老人是李支书，八十岁多岁竟然还在劳动。摆了几句龙门阵(聊天)就赶到生产队。找到王婆婆的儿子，还在。又让他找到几位当年的农民座谈了一个小时。分别时，我又送了每人几包烟，一包糖，就告别了他们。老人已经剩下很少的几位，王家院子有一位老人的儿子(我们下乡时他在西南农学院读书)已经是资阳县委书记了。问他怎么不到城里去住。他说: ″住不惯，还是农村好！"由于同去的知青还要各到各的生产队就怱怱向他们告别了！

时间一晃又过了十三年，写下这篇文章时，我也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估计队上的老人几乎都走了。我在心里说，别了！义和公社。别了！威峰山下的这个小山村。别不了的，是永远刻在知青记忆中那段下乡的岁月。

　　后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据不完全统计，从1968一1979年这十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到1623万人。极少部分在恢复高考后，又获得学习机会。这十年，全国少培养大，中专学生400多万，造成改革开放后人才的断带。拉大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增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邓小平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国家花了300个亿，带来三个″不满意。"农村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

笔者也是下乡知青，对这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一些认识。任何事物往往都充满了辩证法，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知青下乡通过实踐，受苦，真正了解了农业，农村，农民这个最基本的三农问题，了解了中国的根基在农村，中国的稳定在农村。改革的先行在农村。不管是革命还是建设，离开农村一切无从说起。知青的受苦锤炼了他们坚韧无比的性格。使他们敢于面对人生的一切苦难。

改革开放后，国企改制，几千万工人下岗，大部分都是下乡知青。这些吃苦耐劳的知青，上有老，下有小，靠打工，做小生意，下海经商等等事情隐忍地度日。他们为了国家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没有怨声载道，沒有自暴自弃，他们顽强生存，稳定了社会，是因为知青有这段吃苦的经历。

国家应该记住他们。他们的功绩虽然至今还沒有完全定论，但历史终将会作出评说，这些课题还是交给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去作结论吧！

为了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笔者写下了这段文字。也算是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留下一点念想。

作者简介：谭学伟，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74年在空11军美术创作训练班学习。曾任《重庆理工大学报》美术编辑。作品多次在国内漫画大赛中获奖。在各种报刋和媒体上发表文章300余篇。从重庆理工大学退休。曾当过知青，工人，军人。业余爱好：读书，写作，绘画，书法，音乐，古玩及手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