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五七干校的排房里住过（二）（原创—孙晓芳）

齐襄儿

曾在五七干校的排房里住过（二）

孙晓芳

我们那排房子的东头住着一位大爷，孩子们都称呼他张大爷。我家从农科所搬到“牢房”时，张大爷和儿子已在这里住了好些年了，属于老住户。搬到“牢房”时，看着房子东头这对少言寡语的父子，我心里就有了点疑问，怎么一直没见过张大爷的老伴呢？疑问只是在心里，那时我年龄小，不敢打听这种事情。从邻居们偶尔的闲聊中，我倒是听到了一些有关他们父子的事情，那也只是一鳞半爪，给不出个所以然来。

张大爷的儿子叫喜子，身板魁梧结实，面像和善，言语不多，人很本份。在我的记忆里，还从没见过他与人争吵的事情。

父子俩吃饭时，喜欢在门前支张小桌，桌上摆一个搪瓷盘，上面总是堆着两种馍，一种是玉米窝头，张大爷吃，一种是白面馍，喜子吃。小桌上常摆着一个棕色的瓦钵，里面装着菜汤。大多数情况下，父子俩就是这样以面食过着日子。

喜子憨厚善良，谁家做重活时他总要前来帮上一把。

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一直没有工作，为了解决家里烧柴的问题，她时常背着洋镐、挖锄和短柄斧子去田边或路边挖些树蔸子回来劈柴烧。

我母亲在门前劈树蔸子时，喜子总会热情地凑上前来，说，婶子，还是我来吧！我母亲是个喜欢讲客套的人，总是说，哪能劳你呀，喜子！喜子就憨厚地笑笑，说，婶子不让我劈几把，以后我家缝被子的事就不劳婶子你了。我母亲就笑了起来，说，有劲你就劈吧。喜子于是高兴地对着手掌心“呸”地一声，接着就起劲地劈起来。

我母亲劈树蔸子是从外围一点一点向中心劈的，喜子就不同了，他从家里拿来几个半尺见长的钢钎，用竹柄八磅锤把钢钎锤进树蔸子的正中心，先将树蔸子胀开，一分为二，然后用洋镐劈，最后用斧头劈，通常是没费多少功夫，一个硕大的树蔸子就劈成了满地的劈柴。家里劈柴时，我的事情就是晒劈柴，晒好后在屋檐下把劈柴码起来。那时，住在“牢房”的住户，每家门前的廊檐下都堆着码得整整齐齐的劈柴，为了防雨，通常还要在劈柴上面盖上一层废油毡或塑料布。平时，人们是舍不得用劈柴的，一般要留到过年时才用。

有一次，母亲对我说，我已把自留地耕了，接着该耙田了，你随我一起去站耙子吧。

来到田里，母亲让我站在牛拉的耙子上，以增加耙子吃土的压力，她自己则牵着牛在前面走。耙田的耙子，像个长方型的“回”字，木头做的，耙底钉着许多根锐利的粗钉子。

这是我第一次上耙子，心里直打颤。母亲一个劲地叮嘱我，站稳了，别打野，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耙了几圈后，我渐渐适应了耙子的惯性，逐渐掌握了身体的平衡，站得稳多了；可没想到，那头水牛莫名其妙地突然逆起了性子，不听使唤！母亲用力拉着牛鼻绳，想驯服它。没想到的是，水牛还是挣脱了母亲手中的牛鼻绳，猛地朝着田边的水塘跑了起来。水牛这么突然一跑，后面的耙子就被掀了起来，我没有防备，突然一个后仰，一下子从耙子上被甩了下来，仰面倒在田里。幸好牛是朝前奔跑，满是铁钉的耙子没有倒扣在我的身上。

母亲吓坏了，我也惊恐万状。

这时喜子刚好从田边经过，见此情状，急匆匆地跑到田里，把我拉了起来，急哧哧地责怪我母亲说，婶子，怎么能让小孩子站在耙子上呢？牛惊了，一疯跑，别说小孩，大人也得甩下来呀！要是牛朝后跑，耙子扣在人身上，那可就出人命了。

说完，喜子赶紧跑到水塘边把水牛牵回到田里，说，婶子，你去田边歇着，我来替你耙地。又说，芳妮子，这里没你的事了，回家去吧！只见喜子站在耙子上，左手牵绳，右手扬鞭，熟练地耙了起来。没多久，喜子就把我家那块自留地耙得平平坦坦的。

我们住在“牢房”的人家，厨房里都是一个土灶台和一个煤炉子。炒菜、蒸饭多是在灶台上，煤炉子则是用来烧茶炖汤，或者冬天取暖。那时，家家户户的柴都不够烧。每到冬天，家户人家都要去田里拔些棉柴回来。每逢这个时节，喜子都很忙。今天帮这家拔棉杆，明天帮那家拖棉杆，拖回来后还要帮人家堆成垛。

帮了忙，家户人家总想留喜子吃饭，可他一概拒绝。他常说的一句话是，隔壁邻居的，没这个必要的。

喜子人好，住在“牢房”的大人小孩都很待见他。谁家蒸了包子，包了饺子，总要给这一老一少送点过去尝尝。

喜子到了二十七八岁时，还没有说上对象。邻里的婶子们替他着急，也不停地替他张罗，可就是一直不见成效。

婶子们也弄不清楚，这么一个好后生，又有工作，怎么就说不上个媳妇呢？

喜子当时在罗汉寺油厂烧锅炉，与他同龄的那拨人一个个都喜结了良缘，可他却一直单着。不过喜子好像没事似的，不急不躁，每天依旧从厂里到家里，从家里到厂里，独来独往。

师范一年级的那年暑假，也许是觉得自己长大了，也许是一种好奇心在作怪，我就鼓起勇气问张大爷，喜子的妈妈怎么就从来没见过呢？

张大爷问我，你没听大人们说过喜子妈的事？

我摇摇头，说，真没听说过。

张大爷说，喜子妈的事，大人们都是知道的。

我说，我真的一点不知道！

见我一脸诚恳，张大爷就给我讲起了他的经历。

张大爷的老家在新野县南部一个叫王庄的地方，这里的许多穷苦人都有一门耍猴的手艺，他们常年在外漂泊，走村穿巷，靠耍猴戏来挣点家用。在新野，耍猴是一种自古以来的传统手艺。二十几岁那年，也就是1958年，听人说湖北在建农场，需要劳力，张大爷就随自家的一个耍猴的堂叔从新野老家一路步行，硬是徒步走到了农场。

张大爷和他的堂叔在何集分场黄台队落了脚。起初，他和堂叔共住一间草棚，吃的是窝头咸菜，干的是垦田开荒。那时年轻，一身力气，张大爷不觉得苦；可堂叔耍猴戏耍惯了，吃不消这里的农活，没多久就悄悄离开了何集，回家耍猴戏去了。

1972年，总参024部队五七干校撤了，五三农场接管了五七干校所属的土地、房屋、机械、耕牛等财产，并在这里建起了罗汉寺分场，当时叫新场。

罗汉寺分场新建，急需人力，总场领导就从其他分场调来许多青壮劳力组成突击队来支援罗汉寺，张大爷于是从何集调到了罗汉寺。

四十二岁那年，张大爷老家里的人来信说，族里人在老家给他相了一个对象，让他回去领人。

回到新野，家里人很直接地对张大爷说，这女子已有了四个月的身孕，要她，你可以立马领走；不要，你就当白回来了一趟。

张大爷当时没问什么，除留了点回农场的盘缠，他把身上带的钱全给了这女子的娘。

这女子跟着张大爷来到了罗汉寺，她肚子里怀着的就是喜子。

生下喜子四个月后，这女子突然就不见了。张大爷就写信回新野老家向族人打听情况，问这女子是不是回了新野；族人说，这女子没回来过。头几年，张大爷总是向老家人打听喜子娘的下落，一直没有结果，后来也就懒得再问了。

张大爷独自拉扯大了喜子，当亲生的儿子一样养着。

我问张大爷，喜子知道自己的身世不？

张大爷说，小时候，喜子总说，人家有妈妈自己为什么就没妈妈，妈妈去了哪里？我就骗他，你妈妈在新野老家，等你长大了，我就带你回新野见你妈妈。后来再大一点，他就闹着要回新野，我只好把实情告诉了他。后来醒事了，喜子就再也不问自己妈妈的事了。

喜子三十岁时，老家人给他张罗了个媳妇。由于“牢房”的住户都是一家一间半，喜子结婚后，房子太小，张大爷就在屋山头搭了间披厦，把房子腾给了喜子小俩口。

喜子结婚时，“牢房”的住户们都来给他凑热闹。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女孩子热情地帮他剪喜字，贴喜字，贴窗花，帮他在房梁上拉长条彩花，他的新房让我们几个女孩子给弄得花花绿绿的。

见我们忙了一天，喜子给我们每人一个小小的红纸包。我们打开一看，包着两元钱（这种两元面值的人民币，已退市了，正面是一个维吾尔族姑娘和一个彝族姑娘的头像，背面是“南天一柱”），我们都拒绝不要。其中一个女孩学着喜子的口头禅说，隔壁左右的，没这个必要的。听见那女孩的模仿声，我们几个就哈哈笑了起来。

喜子对我们说，哪能不要呢？小红包，只是一点意思，代表着喜气，不要就是不给我面子了！

我们一个个笑呵呵地收下了。

邻居们像是了结了一桩心事似的，把喜子的新房闹得喜气腾腾。看见喜子成家，隔壁左右谁还能不高兴呢？

喜子媳妇的长相，属于那种说不出优点，也指不出缺点的类型，不爱说话，也不喜欢和邻居们唠家常，总是待在屋子里。

喜子的儿子三岁时，喜子媳妇突然和喜子闹起了离婚。婶子们就赶紧劝和，好说歹说，这女子就是不说为什么要和喜子闹离婚。

喜子不离，这女子就带着孩子走了。

师范二年级时，我父亲调到了长滩中学，我们一家离开了那排“牢房”。

后来听人说，喜子媳妇带着孩子走后，罗汉寺油厂不久也倒闭了，喜子下了岗，常在附近给人打点散工。喜子有烧锅炉的资格证，本可以外出打工，可张大爷年龄大了，没人伺候，也就难以外出打工。张大爷去世后，喜子去了钟祥，在一家私企里烧锅炉。

前年去钟祥出差，东找西找，找到了朋友告诉我的那家私企，想去看看住排房时的邻居喜子。

这家私企的人告诉我，来过这么个人，不过已走了，去了哪里不知道。

接着，我让一些朋友帮我打听喜子的情况，还真打听到了喜子的下落。

朋友电话告诉我，这些年，喜子一直在广东，在中山的一家企业干着老本行，给厂里烧锅炉，他一直没成家，还是个单身汉。

朋友把喜子的电话发给了我，我赶紧拨通了喜子的电话。

喜子问，谁呀？

我说，你仔细听听，猜猜！

喜子说，听不出，很少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说，我是晓芳呀，记得“牢房吗”？我们是邻居呀！

喜子惊诧地说，唉呀，是芳妮子呀……

听见喜子在电话里叫我芳妮子，我的鼻子突然发起酸来，眼眶也湿了。

这是一个太遥远太遥远的小名，一个连我自己似乎都快遗忘了的小名，这个小名似乎只属于住在罗汉寺排房的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