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作品导读：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老 关

个人奋斗“比登天还难”

1936年，老舍的写作生涯满了十个年头。这一年夏天，他如愿以偿，辞退了几年来想甩而没能甩掉的教职，成了一名“职业写家”。经过了整整十年的创作摸索，他在文学思想和艺术造诣上成熟起来。仿佛是为了全面展示自己此刻积蓄的文学势能有何等巨大，他向世间奉献了长篇小说 《骆驼祥子》。

这年春天，同在山东大学任教的一位友人，来他家闲谈，讲起在北京时用过一个人力车夫，那人买了车子，又卖掉，前后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老舍当即获得了灵感，表示“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 友人见他动了心，又补充说到另一项逸闻：有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趁军队转移，从中偷偷牵回来三匹骆驼，因祸得福。

“北平”、“车夫”和“骆驼”……在老舍的脑海里翻腾开了。除了对骆驼他不是太摸门儿，北平跟车夫，可是他一向就了如指掌的。北平城，那是他的人生与创作之基：“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一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至于人力车夫，即俗称所谓“拉洋车的”，在老舍早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亲戚、朋友和邻居里边，真是多得不胜枚举，他已然“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观察” ，既了解他们的命运，也了解他们的心路；老舍写过的作品，像《老张的哲学》、《赵子曰》、《黑白李》、《眼镜》、《柳家大院》、《也是三角》、《哀启》，已经或配角儿或主角儿地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这正是作家将写作的题材范围逐渐向贫苦百姓身上归拢的时候，他的心，他的笔，越来越自觉地瞄准都市里头那群“苦人儿”。虽然差不多是在同时，他有关知识阶层精神走向的思考和创作仍未中止，长篇小说《选民》（即《文博士》）的撰写尚在实施，但是，两相比照，能明显地看出来，作者还是将这次写北平人力车夫的创作活动，当成了顶要紧的一宗事情。为了写好这部书稿，他“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 ，通过信函、亲访等途径，向生活在北平的朋友、同窗、社会学和方言学专家们讨教，向拉过洋车的哥哥、表哥讨教。所调查的内容，已不只是车夫们一般的生活、劳作情形，还包括着有关洋车本身的知识、北平各“派”洋车夫在体力、活儿路、作派、气质、精神上的异同，乃至于作品中将要涉及到的骆驼的生活习性，等等。也许跟这次过细的调查研究不无关系，老舍进而还注意到：“巡警和洋车是大城市里头给苦人们安好的两条火车道。大字不识而什么手艺也没有的，只好去拉车……识几个字而好体面的，有手艺而挣不上饭的，只好去当巡警”。于是，他在谋画写北平洋车夫长篇的同时，又就手套写了另一部关于北平巡警生活的中篇，即《我这一辈子》。

老舍于这一年 7月中旬由山东大学辞职，旋即开始把关于洋车夫的作品写到稿纸上。刚过了两个月，这部题为“骆驼祥子”的长篇小说，其开头部分，就在上海的《宇宙风》杂志上，跟读者见了面！出手之速，叫知道一些他这次写作眉目的人们感到惊奇。“当发表第一段的时候，全部还没有写完，可是通篇的故事与字数已大概的有了准谱儿” 。这种边写边交刊物连载的办法，老舍从前不大愿取，原因是它容易造成篇章和艺术上的参差失控，可是，这一回是个极特别的例外，他不单主动采取了这种方式，还把作品写得神完气满，足见有了前期充分的准备，他已做到成竹在胸。

《骆驼祥子》全稿杀青时，老舍的兴奋已溢于言表，他告诉《宇宙风》的编辑：“这是一本最使我满意的作品” ，“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 。

这部小说，如实展现了都市人力车夫的悲剧人生。主人公祥子，是个从乡间来北平城挣饭吃的青年人，因为没有任何手艺，只能从人力车厂里租辆车子拉活儿。凭着卖力气拉车先糊口再发家，是他惟一的志向。他身体棒，心气足，干活实在，苦拼了三年，到底攒够了钱，买得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车。可是，新车没到手几天，就在一回拉客人出城的时候，被军阀手下的乱兵给夺了去，他也被抓了差。祥子趁夜晚逃出来返回市内，又开始从头做起，为宅门里拉包月。他继续苦苦拉车、攒钱，到了再一次快要能够买得起新车的时候，他的钱，又让借办案之名假公济私的侦探给讹诈光了。紧接着，祥子落入了车厂主刘四之女虎妞设下的圈套，无奈之下娶了这个比他大出十五六岁的老姑娘。由虎妞出钱，祥子又买了车子，不久，虎妞难产死亡，为料理后事，祥子再度卖掉自己的车。如此三起三落的厄运夹击，和种种不期而遇的坎坷折磨，把祥子拖垮了，他丧失了健壮的身体，也丧失了要强的精神，几年间便从一个出人投地的“高等车夫”，滑落成了“下三烂”的街头流民。

都市贫民是否可以依赖自己的奋发劳作，摆脱悲苦人生的控制和蹂躏，这在现代社会是个相当严肃的题目。小说《骆驼祥子》，首先即照准这一题目，做了深入开掘。祥子进入北平之际，本是个身强力壮、无亲无故、没有任何拖累的劳动者，他认定了“拉车是件最容易挣钱的事”，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以为自己只要诚实劳动、多挣少花，就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自立和富有，每过两三年填置一辆新车，并且“一辆，两辆……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然而，他以实打实的血汗付出，支撑着的，却是个虚空的幻想，一遍接着一遍，不是车子被乱兵抢去，就是钱被侦探讹走，他弄不清为什么自己一向咬紧牙关拼命干，结果却是这样背运，他总是既凄苦又懵懂地发问：“凭什么？”“我招谁惹谁了？！”他决不会想得到自己所遇到的累累打击，都是客观社会对他的必然捉弄，起初遭到损害，他还顽强地要求个人从灾难中自拔，巴望着能以坚忍的努力最终挣脱命运的羁锁。其实，乱兵抢走他的车，侦探讹去他的钱，都不是偶然间发生的事件，而是受当时军阀混战和吏政黑暗大局面所决定的常态事相，像他这样的城市底层小人物，本来就随时处在不公正社会的有效伤害范围。讹祥子钱的孙侦探，一面做着坏事，一面还没忘了叫倒霉的祥子弄个明白，他告诉祥子：“你谁也没招；就是碰在点子上了！人就是得胎里富，咱们都是底上的。什么也别再说了！”可惜的是，老实憨厚的祥子当时正在气头上，弄不懂他的话。至于祥子遭到的第三回经济打击，看上去像是来自虎妞强加到他头上的蹩脚家庭，实质说来，仍是个社会悲剧，当时他们的家庭已在经济上弱不禁风，虎妞一死，祥子只能眼睁睁地卖掉仅有的一辆车，换点钱来给她发丧，祥子从此更深地堕入赤贫阶层。可见再苦争苦熬的城市贫民，也是连任何一点日常生活中的意外事件都承受不起的。

作家不但详描尽写了主人公祥子的惨痛遭际，又围绕祥子故事，带写出来与他身份相近的许多街头人力车夫、以及与这些车夫相依度日的身边苦人们的不堪境况。像祥子时常遇到的那位老年车夫，家贫如洗，儿子去当兵，一去不返，儿媳又改嫁了，他只能拖着老迈瘦弱的身体，由十一二岁的孙子小马帮扶着，每天上街拉车，寒冬季节挣不到钱，爷孙们随时可能冻死在户外。老者和他的孙子，虽说拉的是自己的车，时运却比祥子更不济。即使是不擅长思忖世事的祥子，也从小马身上，看见了自己的过去，从小马爷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将来。“穷人的命，他似乎看明白了，是枣核儿两头尖，幼小的时候能不饿死，万幸；到老了能不饿死，很难。”后来，小马病了，没钱买药，就死在了爷爷的怀里头！小说后半段，祥子爱过一个年轻女子——小福子，她的凄苦故事，则更是对作品里面祥子等车夫们悲剧的有力补充，她是人力车夫二强子的女儿，二强子靠拉车养不起一大家子人，常借酒浇愁，以至酒后使气，踹死了自己老婆；小福子先前由二强子作主，嫁了一个军官，为得是用男方给的钱买来一辆车子，过了一段时间，军官所在部队调遣别处，她被抛弃，只好回到娘家，伺候父亲、照顾两个幼小的弟弟，面对着“醉猫似的爸爸”以及“两个饿得像老鼠似的弟弟”，小福子知道，惟一的办法是“她得卖了自己的肉”，她先作了暗娼，后来因为连作暗娼生意的地方也没有了，只好去到下等妓院“白房子”里公开卖淫，最终被折磨得上了吊。小说里，借着一位穷苦老人之口，道出了“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这样蘸满了酸楚的生命控诉！作品以祥子为中心，铺述的每一段贫苦人生故事，都交织在一起，证实了，都市底层的贫民们，无论老少，无论男女，怎样要强，怎样奋斗，终究都逃不出贫困乃至死亡巨网的笼盖。就这样，老舍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真切地刻画出下层贫民在不公道的社会中的极度窘迫。他告诉读者，社会一旦失落了正义与公道，贫富的差异，便自然构成不可逾越的人生鸿沟，一切人跟人之间最不合理最不平等的现象，均会随之产生和扩大。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去看世界，即使是像自然界的一场伏天暴雨吧，也会显出它对都市中不同人群的两面性：“雨后，诗人们吟咏着荷珠与双虹；穷人家，大人病了，便全家挨了饿。一场雨，也许多添几个妓女和小贼，多有些人下到监狱去；大人病了，儿女们作贼作娼也比饿着强！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在连风雨等自然现象都会不留情面地施虐于穷人的世界里，下层百姓中的任何一个人，想从厄运中跳脱出来，谈何容易！

在当时的世道下面，祥子式的奋斗与挣扎之所以会彻底破灭，不但在于他的幻想不切实际，还在于他那一切堪称酷烈的苦斗，都只是个人行动。人力车夫，这种城市街头的个体劳动者，其劳动方式决定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必然要带着一副小生产者的狭隘心胸面对生活。祥子为自己选定的摆脱苦难的道路，只能是孤军奋战；他的全部资本，不过是一己的年轻力壮与要强争胜。祥子不曾希望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外力的支持和援助。最初拉活儿，他就咬定，只要“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除了拉车，他杜绝一切嗜好，连跟别人多说一两句话的兴趣也没有。等到用三年血汗换来的头一辆新车被抢走之后，他仍未怀疑以前的奋斗方式，而是更铁了心地，去为挣得第二辆车子拼命，甚至“有许多次，他抢上买卖就跑，背后跟着一片骂声”，他都在所不惜。抢夺过来别人手中的活儿，与抢夺别人的饭碗差不多，他虽有一份内心的歉疚，可也准备好了安慰自己的理由：“我要不是为买车，决不能这么不要脸！”这就尤其反映出小生产者在争取自身生存利益时，彼此之间必然会产生的心理隔阂。书中就此写道：“同是在地狱里，可是层次不同。他们想不到大家须立在一块儿，而是各走各的路，个人的希望与努力蒙住了各个人的眼，每个人都觉得赤手空拳可以成家立业，在黑暗中各自去摸索个人的路。祥子不想别人，他只想着自己的钱与将来的成功。”几次三番的落败，连同周围许多人力车夫这样那样的惨痛下场，都没能叫祥子看清自己的失误在于个人奋斗道路走不通，他仅存的思想能力，只能教他服服贴贴地“认了命”。小说主人公的人生惨剧，首先当然是来自他所生活的黑暗时代，同时应当说，与其社会位置、思想水平带给他自身的局限，也是直接相关的。

“你想独自混好？”老人评断着祥子的话：“谁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谁又混好了呢？当初，我的身子骨儿好，心眼好，一直混到如今了，我落到现在的样儿！身子好？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去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我当年轻的时候，真叫作热心肠，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有用没有？没有！我还救过人呢，跳河的，上吊的，我都救过，有报应没有？没有！告诉你，我不定哪天就冻死，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蚂蚱吧？独自一个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个小孩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儿治它们！你说是不是？我的心眼倒好呢，连个小孙子都守不住。他病了，我没钱给他买好药，眼看着他死在我的怀里！甭说了，什么也甭说了！……”

这是那位当过车夫的老者——小马的爷爷，用毕生的辛酸经验，来开导祥子的一段话，该看作是小说中极要紧的一处表述。老者毫不含糊地否定了都市底层苦人儿中的随便哪一个，想要凭着身强力壮和心眼儿好，独自闯出一条生路来的任何可能性。这也正是小说作者意欲向读者们着重强调的社会认知。尽管书里的这位老者已然隐约地看到，穷人们的惟一希望，在于“成了群，打成阵”就“谁也没法儿治”，但是，他是绝对不可能再稍稍地前进一步，发现一种教穷人们联合起来斗争的正当方式。我们甚至不须隐讳，抑或就是作家老舍自己，在写《骆驼祥子》这部杰作的时候，也不大可能会认准，只有规模性的大革命，才是赢得社会解放和穷人翻身的必由之路。

作家眼光的这一持有，并没有妨碍《骆驼祥子》的成功。在小说的创作初衷里，原本就不包括为贫苦百姓“指引革命道路”的任务。老舍熟悉都市贫民阶层的社会地位，他用自己的心灵去倾听他们的悲号，理解他们的追求，也看得出他们一代代循环往复选择着的独自挣扎的人生道路，是怎样的不可靠、不足取，他愿意通过自己笔下的作品，表达对他们的同情与体认，并且告诉他们，再莫要从个人奋斗的方向上寻求出路了。

处在城市生活最下层的祥子和他的洋车夫伙伴们，既是被盘剥被凌辱的一群，又是各自小本经营的个体劳动者；这种人，散见于为各种社会浪潮不易冲刷到的社会角落，犹如颗颗砂粒，很难聚抱成团。从本质上讲，他们在城乡劳苦大众中间，是属于距社会运动间距最远的一伙，即便是革命时代真的来临，这个阶层也不会成为革命中坚。他们的解放有待于整个大变革引发的社会公正。不论老舍写作《骆驼祥子》的时候，其思想处在怎么样的层面，他都没有必要去讲解这样的政治哲理。《骆驼祥子》出现于文坛的意义，在于和盘托出了长久以来都市贫民悲剧最为恒见的真实原貌，继而有可能唤起全社会的深度关怀。我们不该仅凭作品没有展示深入的社会理想与道路这一点，就抱怨作家有意想要逃避政治或者淡化变革，老舍观察和反映社会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与我们日后的习惯性思维有所不同。何况，好的文学作品本身，不必一定就得是政治的教科书。

一部《骆驼祥子》，以主人公祥子苦苦奋斗挣扎终致彻底败落，并且他的精神也完全垮下来，而告结篇。祥子周边乃至内心最后能够感受到的一点光照，也被无情地掩灭了。这无情，并非作家之文笔使然，它来自冷酷世界的自身。老舍太怜爱他的贫民同胞们，也太痛恨戕害贫民同胞们的邪恶世道了，他必须无条件地忠实于自己多年来的社会体验，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他用《红楼梦》作者“悬崖撒手”式的写作路子，力透纸背地写出祥子们的最终“无望”。由此，老舍以一位庶民作家的身份，对自己命运相系的社会阶层，献上了无上的忠诚。

中国市俗的欣赏趣味，每每乐于在一出大悲剧的结尾，见到一个哪怕是十分牵强的“大团圆”。而祥子，在最后一次得到善良的曹先生关照之后，曾是那么欣喜若狂地到处寻找他的心上人小福子，也给安排类似的“大团圆”留下了足够的余地。小说的许多读者，到此也免不了会生出几分愿意看到遍体鳞伤的祥子就此否极泰来的期待。然而，作品并没有迎合这种廉价愿望，祥子千难万难找到小福子卖淫的“白房子”，小福子却已死去数日，他连个尸首也没能见着！作者这样拗着市俗读者的接受习性而书写，有其一定的冒险性。但是，老舍没有动摇，——或者可以说，他不肯向黑暗的社会妥协半分。这位一向注意切近大众艺术心理的作家，此时竟这样顽强地固守了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营垒，表示了对旧世界最大的轻蔑和凛然的决绝。

这部小说发表之后不久，在美国，首先出现了它的译著版本。原来，那里的译者和读者，也有着和中国平民相近的庸俗趣味，译著中，小福子真的被篡改成了没有死，故事结局，也真的就换成了祥子和小福子的“大团圆”。不过，作家老舍得知以后，曾经一再地表示了他强烈的不满。

《骆驼祥子》中完整的悲剧意蕴，对现代庶民文学的创作格调，是一次划时代的提升。

“文化之城”的“走兽”

假如只是注意到了《骆驼祥子》所演示的洋车夫的惨烈奋斗史，至多我们也不过体会到了作品的半数思想涵量。因为，在叙说祥子遭受社会不公正待遇的故事中间，还包裹着一部祥子的心灵史。这部心灵史，录下了主人公精神世界次第出现的困惑、无奈、痛彻、麻木、疲惫、崩溃，直抵“哀莫大于心死”的生命真缔。

前面一章谈到过，老舍在山东时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形成了两大主题：第一主题——关注古国“老”民族的精神蜕变，第二主题——关注都市下层“苦人们”的悲惨命运。他的中短篇小说，或分或合，基本都是围绕着这两个主题展开的。从文化精神及伦理道德层面解剖和观照人生，业已成为他独标一格的创作优长，不仅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作品证实了这一点，陆续发表的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也都是例证。《骆驼祥子》，乍从题材外壳上看，似乎与已问世的几部长篇不同，它描述的，是十分显见的“苦人儿”悲剧故事；然而，穿透故事表层，不难发现，这部长篇，其实并不像《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似的，较为纯粹地摹写社会底层人们在饥寒冻馁下的生计无着，《骆驼祥子》是把作家笔下逐渐沉淀成型的两大主题揉为一体，在写出主人公祥子个人奋斗终致惨败的同时，又将笔锋直触祥子的内心，细致入微地追踪捕捉着，这个本来异常淳朴的青年，是怎样被社会逼迫和诱使着，一步步向市俗观念的肮脏泥淖中跌落下去的过程。

写作《骆驼祥子》的时候，老舍还写着另一部小长篇《文博士》。后者仍是一部典型的审视精神文化的作品，讲述一个留美归国的教育学博士，在济南城里四下活动，以求混得优等的职位和相应的上流身份，作品揭露了知识阶层中私欲如壑的人物，热衷于委身权势豪门的卑微行径，对主人公的肮脏灵魂，有着诸多鞭辟近入里的勾画。于是，读者可以看到，从《猫城记》，到《离婚》和《牛天赐传》，再到《文博士》，老舍来山东之后写出的长篇小说，在全面省视都市精神文化的几个方向上，都已有了显著成果，而唯独在剖析底层贫民的精神走势上，尚需一部作品予以填补。老舍显然想到了这一点，他写出《骆驼祥子》，使问题得到了完满解决。

读过《骆驼祥子》的人会感到，小说开篇时的祥子与结束时的祥子，灵魂上简直判若两人。然而，由于有着作品扎扎实实、入情入理、层层递进的描述，读者已无法怀疑其结局的必然性跟真实性。小说像一部精准无误的灵魂扫描仪，为祥子这位起初心地相当纯正的青年，做了全套的心理疾患衍生变异记录，让人们看清了，最后那个在精神上一败涂地的祥子，完全是被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推搡着、挤压着，走到了灵魂总崩溃的地步。

我们自可以顺着心路历程，重新检视一下祥子的前后变化——

初到北平城里拉车的祥子，“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不让自己沾染上一丁点儿“不要强”的恶习，而“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那时，他的身与心，都是健康的。

第一次丢掉了自己苦熬挣来的新车，“祥子落了泪！他不但恨那些兵，而且恨世上的一切了。”他从乱兵的营盘里逃脱之时，顺手牵回了那里的三匹骆驼。这是祥子纯净心灵受到的第一次玷污。他的车是用血汗换来的，骆驼却不是；虽然“兵灾之后，什么事儿也不能按着常理儿说”，可祥子到底是头一回由个人的劳动所得之外，“和偷也差不远”地捞到了一定的补偿。有了这个经历，再回到城里拉活儿的他，就变得“只看见钱……不管是和谁抢生意；他只管拉上买卖，不管别的，像一只饿疯的野兽。”产生盲目敌视和报复整个社会的心理，是他心灵下滑的头一步。

继而，到杨宅拉包月，祥子见识了杨先生、二位太太与仆人张妈间“雄壮”的对骂，使他这个“最忌讳随便骂街”的人，懂得了破口就骂，才是城市里人跟人的“礼尚往来”。这又使他开始体察和领会小市民阶层独特的处世方式。

随后，既老且丑的虎妞，趁祥子从杨宅辞了事回到车厂子心里不痛快，软硬兼施地诱他成奸，“把他由乡下带来的那点儿清凉劲儿毁尽了，”使他“心里也仿佛多了一个黑点儿，永远不能再洗去。”祥子一方面本着正派的观念，悔恨自己“成了个偷娘们的人”，感觉“仿佛是碰在蛛网上的一个小虫，想挣扎已来不及了”，另一方面，心里又时时萌生着仍然“很愿试试的大胆与迷惑”。他原来持有的淳朴的伦理道德观，于此日见蚀落。

这时，大学教员曹先生雇他去拉包月。曹家人善待他，教他那颗正在下滑的心灵得到了一度的扶救，他也将心换心，诚恳地为曹先生做事。一次，赶夜路摔坏了曹先生和车子，他执意要辞事、让工钱，“好保住脸面”。是听了尤为世故的曹府女佣高妈的开导，祥子才收起“牛劲”，让“生活又合了辙”。不想，曹先生因在学校里秉公治学得罪了个别学生，被诬告到上头，遭到侦探的滋扰，也连累着祥子被讹去了再次辛苦攒下的买车钱。这回，祥子不仅对坑害自己的侦探感到愤慨，还在曹先生嘱他代为看家之时，动过将曹家东西捎走几件来偿还自己损失的念头。曹家当时没有人，而祥子的血汗钱，又是因曹先生而丢掉的，他这么想，跟前一次丢了新车却牵回骆驼，不过是一种逻辑的顺势推进罢了。这说明，他已不再拥有从前那种实打实的憨厚。

祥子不无艰难地战胜了要取走曹宅物品的邪念，没有做出对不起曹先生的事，他却无力摆脱虎妞在他前方铺就的一张“绝户网”。他又一次被迫回到车厂，虎妞以怀上了他的孩子相威胁，逼着他一道去跟车厂主、虎妞的父亲刘四摊牌，结果是祥子和虎妞在刘四断然反对下成了婚。婚后，祥子才发觉，所谓“怀孕”，不过是“女妖”虎妞骗取他就范的一个小计谋。他浑浑噩噩地，被领进了令他生厌生畏的家庭，虎妞不让他再去拉车，而只叫他整天陪着身边，吸他的“精血”。祥子陡然丢失了自由人的地位，丢失了健壮的体魄，也丢失了独立的人格，他的道德精神受到了灭顶般的轰击，感觉自己再也见不得人。他茫然走进澡堂子洗澡，想要洗净虎妞给他带来的那点污秽，可是，他的心灵却加倍受着熬煎，“他怕大家看他的赤身！”

后来，刘四变卖了车厂，携款他往，虎妞想依靠父亲的丰厚积蓄来过好日子的算盘落了空，她只好拿出自己所剩无多的钱，交给祥子重新买车拉活儿。这时的祥子，早就没了从前的心气儿与精力。他被暴雨激病元气大伤，而后不久虎妞又死了，他的家不再像个家，人也不再像个人。他对小福子萌生了好感，因为没法养活她那一家子人，只能狠心丢下这段情，到夏宅拉包月。暗娼出身的夏太太，轻易地诱他上钩，还把性病传给他。原先极要强极顾脸面的祥子，到了这会儿，却把这件平日最觉得可耻的事情，“打着哈哈似的泄露给大家”。生活的丑恶，教他看轻了生命，也看轻了羞耻。他从此吸烟、喝酒、偷懒、打架、撒无赖。当他得知自个儿一直暗恋着的小福子已经寻了短见，就更是变本加厉地放任自己，作践自己，甚而堕落到为了损人利己，出卖人命骗得金钱。

小说最后，祥子潦倒到陪着人家游街送殡以讨取一点儿吃食的光景。作家慨然写下：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祥子的悲剧是双重的：第一重悲剧是外在的，即在与贫穷作战中，他败得相当惨；而第二重悲剧则是内在的，即与自己灵魂深处逐渐滋生蔓延的卑微丑陋品质作战，他败得更惨。第一重悲剧，只是叫他那个人奋斗、劳动致富的梦想化作了泡影，第二重悲剧，则直叫他的人性瓦解殆尽。

从特定的角度看，祥子的后一重悲剧，是前一重悲剧的产物。个人奋斗一遍遍地归于惨败，伤透了他的心，他欲将自己的报复心理作用回馈于外部世界，而效果微乎其微；失衡的精神便引导着这种破坏性心理做逆向运动，去作用于自我的灵魂戕害，其效果，却是异常充分的。正如作品中所说的：“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

其实，祥子的精神崩溃，还有些更其深入的原因。譬如，虎妞强加给他的畸形婚姻，就对祥子的心灵，有着根本性的破坏。祥子本是个健壮的青年男性，存在七情六欲。起初，为了挣钱买车，他竭力排除个人一切其他欲念，全身心投入苦斗。可是，那辆拼命干了几年才挣到手的新车白白丢了，进入杨宅拉包月又遭人慢待而被迫愤然离开，使他深陷苦闷失落，这时，在他面前，突然间出现了虎妞为他“好心好意”摆下的酒菜，不啻是对他脆弱的心理防线一次强蛮的突破，他一时无法自控，几乎是没做什么抵抗，就在内心“慌乱”当中与虎妞发生了两性关系。这就埋下了祥子后来必得跟虎妞结婚的“祸根”。作品无意于谴责祥子的最初失足，因为作者历来就能够准确注意到，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多要“受到性欲与穷困的两重压迫”，故而常常把贫困男女涌动于衷的性欲，也看成是他们所遭受的人生苦难的一部分。祥子是个专靠出卖体力挣钱的人力车夫，没有充沛的体力，就不可能每日里拉着客人满街奔走；体力，是他谋生的全部本钱。而在人力车夫们的观念里，总是将人的性活动与葆有体力，看成是难以两全的一对矛盾，祥子听到过车夫伙伴的善意忠告：“干咱们这一行儿的，别成家，真的！”他于是“晓得一个卖力气的汉子应当怎样保护身体”。与虎妞成了家，他由心里泛起阵阵恐惧：人到中年才得到配偶的虎妞，有着过人的性要求，她“要一刻不离的守着他……把他所有的力量吸尽。”出自性恐惧的心理反弹，成了导致祥子心神交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何况，祥子从前是个顶要面子的人，他持有的婚姻观念接近于传统，希望能在成家的时候，“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作的姑娘”作内助。而落在他头上的虎妞，偏偏是个年纪比他大出十几岁、丑陋难看、性情乖张的老姑娘；祥子还没与她结合，就对她极其厌恶，到祥子走进这样一个家庭之后，他对家庭的反感便愈加严重，在人前再也抬不起头来的心理也愈加强烈，这同样成了他迅速堕落的心理基因。

祥子初来城里的时候已有18岁，按说，如果他以前真的是在小农意识占绝对地位的农民中间长大的话，会对都市社会种种不良的精神现象，有相当的心理承受力才对。但是，当时的祥子，显然缺乏这种起码的承受力，他单纯得叫人感叹，也叫人揪心。假使祥子刚到北平城里来的时候，就能比较地世故一些，油滑一些，也许后来的许多故事都不易发生。这就让我们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祥子原来真的是个地道的农民吗？

一个与作家的社会─人文位置相关的问题，在这里又一次被提出来：小说里的男主人公——祥子，是否也带有故都中间特别的一批人——旗人的特征 ？其回答，笔者觉得，应当是肯定的。这可由作品中反映的以下事项得到支持：

一，是祥子的名字；由在作品里一出现，“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就没有个姓”，而且，“有姓无姓，他自己也并不在乎。”这种情况，在汉族人中间很少见，也很难思议，而从清代中后期直到民国早期，在陆续改用汉字姓的北京（北平）旗人中间，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先前，满洲旗人各自拥有的满语姓氏，就不轻易示人，常常是只有家族内部的人自己才知道，在满姓改作汉字姓之后，许多人家仍旧保持着这种对外示名不示姓的习惯。那时，北京（北平）的市井风俗，对旗人男性，也常以其两个字名字的前一个字来作为代称，在对方年轻或者身份较低的时候，习惯于称之为“×（即两字名的前一个字）子”，而在对方年长或者身份较高的时候，则习惯于称之为“×爷”。

二，是祥子的语言；虽说他是个不大好说话的人，但每一开口，却总是一口明显的“京片子”味儿，而不是京外或者京郊农民的言谈和腔调，这证实了他在语言文化的归属上，跟故都以内的老住户们，原本就具有某种一致性（老舍写这部作品时，已注意到了让不同原籍的人物操不同方言，譬如：天津人杨太太嘴里的“怎吗札？”等等）。

三，是祥子喜洁、好义、讲礼貌的性格；在潦倒堕落之前，他曾经是特别地好干净，不管是在车厂子里还是到宅门儿里，总是眼勤手勤地主动打扫各处，“而忘了车夫并不兼管打杂”，这种“洁癖”式的穷人，在任何地方的农民中间都不易见到，而在当时的旗族中间却多得很。祥子起先又具备待人处世古道侠肠的一面，他肯于自己掏钱，给冻馁将死的老车夫祖孙买包子吃，摔坏了曹先生的车，立即想到该赔人家，等等，都体现出一种比人们常见的小农或者小市民们更近于古典的精神特点。还有，初来城里，他甚至于“最忌讳随便骂街”，这也并不是一般农民的特点，据京城老年人讲，只有传统的旗人，才顶不习惯张口就骂人，他们之间产生了龊龉，有的竟只能以当面说一句“我实在地恨您”来发泄。

四，是祥子的茕茕孑立的处境；他从开头到结尾，一直“就没有知己的朋友，所以才有苦无处去诉”。在民国初年的故都生活中，哪种人才有可能这般遭世间冷遇呢，恐怕也只有旗人了。

说祥子很像是旗人出身，从上述诸项中间均可得到印证。不过，一个突出的障碍却在于，祥子18岁以前不是城里人，他“生长在乡间”，有这一条，好像是又难以解释他何以可能是旗人了。其实，即便祥子是生长于乡间，也依旧不能排除他是个旗人的可能性，因为，有清一代的京旗满族，并不都驻扎在京师的城圈以里，在城外乡间驻扎的，还有成规模、成建制的三支旗兵部队及其家眷，即所谓“外三营”——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其中的火器营和健锐营，属于作战的机动队，分别驻扎在京西的蓝淀厂和香山脚下，而圆明园旗兵则是长期护卫皇家园林的部队，其位置也在京师西北郊。外三营的旗兵及其家小，因为世居郊外，与京师城内的市井习气彼此阻断，故而直至清末民初，仍较少受到荒嬉怠惰之风的侵蚀，较好地保持了纯朴、倔强和勇武的传统。 清廷垮台后，外三营的许多旗人，只好就地改事农耕，他们本来就缺少稼穑技能，加上军阀连年混战引起的掠夺和摧残，不少人在田地间谋不出生路，就只好丢掉土地，投奔到了城里来。祥子“失去了父母（他们会不会是死于战乱？——引者）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与这一历史现象正相吻合。假若这种分析有些道理，那么，顺理成章地获得相互证实的，还有以下两点：其一，祥子因为自小在京西地区旗人居住地长大，才对该方向上的若干地名以及走行路线，特别熟悉，为了从被乱兵掳去的地方跑回城里，“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其二，他虽生长在京外乡间，对在那里长期居留并从事农业劳动，却本能地不感兴趣；相反，他把古城北平当成“他的唯一的朋友”；进城后，一度被抓到远郊去，他仍“渴想”着这座“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的故都，认定“全个城都是他的家”。后来，每逢在城里实在困厄到了极点的时刻，他也总是斩钉截铁地提醒自己：“再分能在北平，还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可见，祥子从其心理和文化（虽然他并没有太高的文化）上讲，是绝对属于这座古城的。他若不是旗人，难有这份归属感。

从以上系列寻绎，我们再次得见老舍以满人作为作品主角儿而又不愿意明说的情形。发现这一点，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作家如果只是想写写北平下层的旗人洋车夫，自不必绕这么大的一个弯子，非教小说的主人公从乡间走来不可。可以想见的是，作家的用意，还包括下面一层：他是想要借祥子的心理变异，思考一下由昔至今，旗族下层人等的精神与心理演变规律。

且容笔者再来对作品中的“刘四─虎妞”和“二强子─小福子”两家，做些族属方面的观察。刘四，据小说中介绍，“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那时节该是清末，管钱粮仓库的库兵，必然是旗人；虎妞是他的女儿，也出不了旗人圈儿，她那豪横、爽利的性情，也是旗人女性中常有的样子 ；二强子，从名字上看，又是个没有姓氏而且在名后缀个“子”字的男性旗人，他的行为也很有旗人的特征：“在他醉了的时候，他一点情理不讲。在他清醒的时候，他顶爱体面。因为爱体面，他往往摆起臭架子，事事都有个谱儿”；而其女小福子被军人骗婚而后抛弃的经历，在民国前期，曾经是生活无着的旗族年轻女子们最典型的遭遇 。

这样从扩宽的视角上想，我们找到了祥子与刘四、虎妞、二强子们在精神上的对应关系。初来北平时的祥子，代表着原初本色的旗人精神，这种精神重伦理、尚淳朴，还葆有创造型的心态，愿以辛勤劳作来开辟新的生活；而刘四、虎妞、二强子们呢，则代表着彻底市俗化了的旗人精神，它的基本特点，是轻道德、贱创造，在没落的消费型心态上，建立起来扭曲的人生价值观。祥子最初跟他们那一套格格不入，后来，则亦步亦趋地为他们的价值观念所俘获，终于，将心灵的洁净变为肮脏，将品格的淳厚变为“精明”。祥子在短暂几年间完成的心灵蜕化，恰好浓缩进去了旗人精神文化长久以来不断由本元类型向市俗类型演进的大趋势。

祥子在这部小说里，乃是又一个“牛天赐”，心不由己、近墨者黑——是他们共同的人生轨道，二人的不同点，仅在于后者从一降生便落入畸形的精神文化中，而祥子是从18岁开始，才面对强大的异己精神力量。尽管祥子已有过18年相当纯正的心灵模塑，一旦遇到汪洋般涌来的市俗文化裹挟，他也只能一筹莫展地败下阵来。由此可见出老舍对弥漫于都市底层的蛮悍的市俗精神力量的估量与忧虑。

当然，小说提供的思考，不只停留于潜在的满族的精神文化层面上，它已具备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任何现存的民族，都经历过自己精神上的纯真童年，也都难免要面对继起的心灵走失阶段。忧思于此，正是一种成熟。老舍的非凡之处，在于他能够洞察自己民族丝丝缕缕的文化变异，并且将它尽可能清晰地投影于古国多民族的精神文化之屏，教来自任何方位的民族，都能从中观摩到自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作家从历史的特殊性出发，通过文学描述，触及了历史的深层规律，从而极大地扩充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含量。

曹先生和阮明，在《骆驼祥子》里，是被衬写着的一对人物。他俩身上都没有满人的痕迹。曹先生为人正派，处世传统，颇近似《黑白李》中的黑李。可是，他的品德以及才学，不但不能济世，连祥子也搭救不了，所以不能不说是软弱的。而阮明其人，则一点也不传统，更不善良，他在伪装革命时，内心阴暗，手段又足以惑世，是个将世俗观念中最见不得人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的人。这两个人物在小说中的对比存在，对强化小说的主题，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使读者在祥子的精神悲剧之外，深入一层地体验到，在不同的社会范畴里，美好的道德传统在丑陋的市俗文化面前，都随时可能陷进无奈。至于最后祥子为了金钱而出卖了阮明，只能解释为祥子的堕落程度居然也不比阮明差多少。

由清末到民国，北京（北平）众多的下层旗人在贫困线上苦苦熬煎。对这些人来讲，来自四周最激烈的批评，莫过于说他们是由于轻视劳动、不争气而自取绝路。作家老舍用这部小说告诉人们，他的穷苦同胞即便如祥子者，艰苦劳作，立志自食其利，把拉车挣饭当成“最有骨气的事”来做，也照例难有好的结局。祥子苦挣苦拼攒小钱的个人奋斗方式早已为社会所不容，他的那种讲体面、重自尊的旗人式的人生价值观，也必然要引领着他到处碰壁，直到体面的彻底沦丧，人性的全部蜕去。读者注意到，在祥子们的脚下，是永远也绕不出来的“罗圈胡同”——“无论走哪一头儿，结果都是一样的。”

祥子灵魂悲剧的成因复杂而错综，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社会的，又有性格的，既有历史的，还有民族的。而这一切，最终都化作一种整合的文化力量，作用于他的心理和人格之上。祥子爱北平，“他不能离开这个热闹可爱的地方”，可是到头来，他也正是被这个“首善之区”可怕的市俗文化给横蛮地吞噬掉了，他“还在那个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

老舍写《骆驼祥子》，切入点是城市贫民的生计，落脚点则是下层市民的心灵归宿。他的注意力，仍旧没有离开文化的批判。虽然文化的批判或许还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作者也无以旁鹜。

他只是说：“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

“职业写家”的艺术标识

老舍看重《骆驼祥子》的创作，他说过：“《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是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地作下去。” 这部作品没有辜负他的重托，全面体现了老舍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最高艺术水准，很为这位“职业写家”争光。

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这部长篇最令人赞叹的实绩。祥子，这个步入了都市下层而后迅速消蚀于其间的青年男子，起先是何等的正直良善，何等的教人同情，结果，又是那么的丑陋猥琐，那么的令人生厌，其性格与灵魂的全方位大跨度滑降，都曾借助于小说里确当传神的笔墨，得以充分体现。在故事发展中，祥子始终不擅言谈，很像他自己攒钱用的“闷葫芦罐”，这就更是要求作家，必须启用大量的行为和心理描绘，去把握与展示他在悲剧命运之下的人性扭曲过程。老舍不愿单靠“浮现在衣冠上的”或是“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枝枝末末，来装扮起一个仅从外表看去带有洋车夫特征的祥子形象，他的预定意向，在于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要让“笔尖上能滴出血与泪来” 。所以，祥子在故事衍进中的每一项能动的抑或是无奈的作为，都被赋予了一个统一的意义，即他无法避免的要朝着那惟一的方向——惨酷的心灵牢狱走去。正是如此，老舍笔下的祥子，城市底层人物中血肉丰沛的“这一个”，才以其所独具的社会意蕴与文化涵盖，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一个格外引人瞩目的艺术典型。

虎妞，是小说里面另一个使读者一朝过目便长久难忘的艺术形象。祥子不断蹈入更深重的灾难乃至迷失人性，与她直接相关，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虎妞自己也是遭受到社会无情伤害的牺牲品。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帮着父亲——“土混混”刘四经营车厂子，她早就失掉了青春年华，也跟着养成了一身男性化的“光棍”气，已经三十七八岁了，还未出嫁。她终于选中年轻、憨直的穷车夫祥子做自己的配偶，不仅仅是出于过盛的性欲望，也证实着在她的内心，依然存有一些美好的情感追求。她的年龄，比祥子要大出十好几岁，又长得丑，祥子不可能爱她，甚至对她一直有反感，但是，如从虎妞这方面来看，老和丑都不是她的错处，也不应该成为阻止她追求爱和正当家庭生活的障碍。她凭借多年在街面上闯生活积下的本事，靠哄骗的招数才与祥子成了亲，也是出于下策。此人有不少显见的人格缺损，粗俗，好享受，但是，她对待祥子的本意，并不是恨，而是爱，只是她表达爱的方式，已经被鄙俗观念弄得畸变异常。她口口声声挖苦祥子：“你不是娶媳妇呢，是娶那点钱，对不对？”却还不是个在钱上跟祥子斤斤计较的人，她真正关心的，是“咱俩谁该听谁的？”也就是他对祥子的人身控制权。这也是因为她过于老和丑，得提防着祥子随时可能甩了她。特别的人生经历，铸就了虎妞怪僻的性情，这性情又把她领上了最终连自己丈夫也不可能对她生发爱意的绝路。她以市井间的处世法则，向祥子撒下一张“绝户网”，殊不知，冷酷的社会也同样在向她悄没声地撒下另一张相似的网。结婚后，她自鸣得意要“凭心路吃饭”，一度幻想着，把手头带出来的私房钱花得差不多了，再去向有钱的父亲刘四“服个软”，就又能“挺起胸脯”过日子了，可终究没能算计过她父亲，刘四卖掉车厂卷着钱溜了，虎妞得知后立刻绝望了。她的结局是高龄分娩引发了难产，“虾蟆大仙”装神弄鬼，坑走了她身边仅余的七八块钱，她和未能出生的婴儿一道凄惨地死了。老舍写虎妞，无须参照任何社会学或政治学读本上类型人物的既有定位，他依据个人对都市“下九流”社会敏锐而丰富的感性体验，把一个从小就在市俗精神文化汤水中“泡”大的市井女子，连同那锅原汁原味的老汤，一股脑儿地端到了读者眼前。惟其如是，虎妞形象才得以从她的那一方天地之间，活脱脱地站起身，泼辣辣地走出人群。由于虎妞的性格跟祥子大不一样，作者刻画她，最主要的手段，是调用她有声有色的个性语言，往往是通过某个场合下虎妞的寥寥数语，就可以叫她形立神随，活现纸上。凡读过《骆驼祥子》的人，哪个不能多少记得几句虎妞的言谈——她第一次在小说里亮相，是祥子头回遭难后从城外返归车厂，虎妞正吃饭，撂下筷子就是一句：“祥子！你让狼叼了去，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话出口又脆又狠，既属于她的独特口吻，也把她对祥子暗地里的关切全囊括进去；她诱使祥子发生两性关系后不久，追到曹宅去找祥子，她指着自己事先塞了枕头的肚子，张嘴便是一通连珠炮：“我有啦！”“这个！”“你打主意吧！”其心计的狡狯和口齿的刚利，尽在三句短语之内；赶到刘四的生日席间，与父亲摊牌，她的话语简直比刀子还快：“我不要脸？别教我往外说你的事儿。你什么屎没拉过？我这才是头一回，还都是你的错儿：男大当娶，女大当聘，你六十九了，白活！这不是当着大众……咱们弄清楚了顶好，心明眼亮！就着这个喜棚，你再办一通事得了！”把个守了多年“女儿寡”，到底抓着机会能将满腔愤懑冲口而出的老姑娘心态，宣泄得酣畅淋漓。虎妞的艺术形象是多棱多义的，她的性格中间，泼辣、豪横、乖戾、狡黠诸点都颇突出，也不无率直、苦涩和堪怜的地方。为祥子计，读者对她的憎恶会多一些；而从她自身的命运着眼，她的苦其实也是汁浓味重的。

小说中除了祥子和虎妞之外，其他的人物形象，亦被刻绘得相当真确。为了展现贫民命运之种种，作家勾画了小福子、二强子、小马爷爷等人物的生存和心理情状，而在体现北平社会下层精神文化现象的叙事链条上，曹先生、阮明、高妈、夏太太以及“蛤蟆大仙”等人物，也都各自做到了曲尽其能，面目宛然。一部《骆驼祥子》，让读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老舍写起北平城形形色色的庶民人物来，真有探囊取物般地便利。

老舍不单极为熟习和善于塑造北平的各类人物形象，对当地的百业劳作、社会礼俗、风光气候诸项，也都做到了滥熟在心、状写自若。小说写的是都市洋车夫的故事，必然要涉及大量有关车夫们劳动和生活的内容，《骆驼祥子》在涵纳这一内容方面，其真实、精细和完整程度，足以超过一份上乘的社会学调查报告，人们不由得要生出喟叹，在同时代的作家中，老舍委实算得上最摸得透人力车夫行当底细的一位！作品里，刘四作寿的场面和礼法，相当具体地反映了旧时北平人的寿诞礼俗，既在小说中成其为一个必需的情节单元，又有着不容忽视的民俗学资料价值。随着故事铺展，作品对故都城外的拂晓景色、城内夏日瞬息万变的天气，以及大杂院里多户混居的凌乱不堪、祈福进香时节老城四处的热闹火炽……均有着运笔朴实、色彩浓重的展示，尤其是在第18节，作者大段地描绘了令人窒息的酷暑以及旋即骤降暴雨的过程，堪称是对北平盛夏之际天气现象极其精彩老到的捕捉和摹写。不怪人们好把老舍的作品，当做体现旧京风物习俗的百科全书，《骆驼祥子》确有这样的特点。

在老舍迄已完成的长篇小说中，《骆驼祥子》的语言，是尤其受到重视的，也是值得分外称道的。这部作品的写作，表现了对北京口语无条件的信任感和异乎寻常的驾驭能力，无论是出自各类人物之口的驳杂言谈，还是用于讲述故事的叙事语句，多以流行着的北平下层口语做基准。作者就此介绍过，在写《骆驼祥子》之前，“好友顾石君先生供给了我许多北平口语中的字和词。在平日，我总以为这些词汇是有音无字的，所以往往因写不出而割爱。现在，有了顾先生的帮助，我的笔就丰富了许多，而可以从容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因此，《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 的确，我们阅读这部小说，会时时感到老舍的这一自我评价，绝无虚枉：

……这么一想，他给自己另画出一条路来，在这条路上的祥子，与以前他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了。这是个见人就交朋友，而处处占便宜，喝别人的茶，吸别人的烟，借了钱不还，见汽车不躲，是个地方就撒尿，成天际和巡警们耍骨头，拉到“区”里去住两天也不算什么。是的，这样的车夫也活着，也快乐，至少是比祥子快乐。好吧，老实，规矩，要强，既然都没用，变成这样的无赖也不错。不但是不错，祥子想，而且是有些英雄好汉的气概，天不怕，地不怕，绝对不低着头吃哑吧亏。对了，应当这么办！坏嘎嘎是由好人削成的。

老舍的文学语言，从1926年摸索着写下《老张的哲学》起，到其后10年《骆驼祥子》的问世，终于达到了第一次前所未有的确切定型。他越来越自觉地积累和提炼自幼熟悉的北京方言，到底构建起了自己特殊的语言体系和语言风格。这一体系和风格，在现代文学发展阶段老舍藉以成就自我的诸条件中，当为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文坛内外，至此一致公认，最擅长以京味儿语言写小说者，已非他莫属。不过，他的这一创作优势，也在无意间裹进了潜在的弱点，《骆驼祥子》的语言，从体现十足的北京话韵味这一点说来，几乎登峰造极，但也因为其中有些词汇过于地域化和土语化，教北京之外的读者们感到有些费解（例如上面引文中的“嘎嘎”，本是北京市井间儿童游戏使用的一种两头尖、中间粗的木制玩具，外埠读者就未必都能明白）。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老舍才注意到这一点并着力加以解决。

北京下层百姓的日常口语，除带有少量的地方性土语词汇外，总的来说，有着澄澈、简捷、明快的特性，用这种语言写作，本身就便于使作品亲近社会上广大的庶民读者。如果说在此之前，老舍写作还偶尔出现借助某个文言辞汇来救急的情形，那么，《骆驼祥子》则是对这一其实并不总能被读者察觉的小毛病的彻底超越。据一项由语言学界所做的统计可以得知，决计完全依赖北平大白话来写北平庶民生活的作者，在这部总字数为107360个字的小说中，只选用了2413个不同的单字，大大少于常见小说的单字用字数量，而其中又有 621个极常用的单字因被频繁使用，已经涵盖作品总字数的 90％，“也就是说，学会 621 字的小学生可以阅读《骆驼祥子》的90％”。 这样，《骆驼祥子》在遣词用字方面，就具备了受到大众喜好的自身优势。

“五四”新文学运动出现以来，白话文学作品佳作迭起。这中间，用北京话完成的创作，也有不少。老舍从登上文坛以来，不间断地探索用北京话写作的路子，《骆驼祥子》的推出，使运用北京话写小说的水准，获得举世公认的上扬。周作人曾在所作《骆驼祥子》日文本序言中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 把老舍的《骆驼祥子》在京语运用上的成就，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相提并论，委实切中了关键，这个关键，就是满洲民族作家在民族文学发展中一贯坚持的对北京语言的眷恋和砥砺。

《骆驼祥子》的作品结构，也是相当讲究的。在总体上，小说设置了纵、横两套投影系统。从纵向上看，它以祥子进入到北平城之后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做线索，先写祥子在与外部社会的交往中，经济上遭到的连续打击，而后，将祥子的个人悲剧引向家庭和情感生活方面，逐渐映现出他在心灵上由被动受污到自甘堕落的轨迹，构成一部祥子全身心的“奋斗 ─ 幻灭史”；而从横向上看，以祥子为小说的基本轴心，向四周层层扩展，连带写出来北平贫民阶层乃至市俗社会系列的人物形象和精神现象，组成彼此互补、天衣无缝的艺术张力，强化着主人公祥子身、心双重悲剧的厚重感和社会意义。每个具体的情节单元的处理，又做到了既不蔓不枝又张弛有度。祥子先后到三个宅门里拉过包月，其间发生的大事小情，都关乎祥子的生存和前途，作者用墨的轻重、宽窄却大不相等，均以服从于小说的预定主题为要。在刘四的寿筵上，刘四和虎妞的吵闹愈演愈烈，恰在同时，一伙前来拜寿的亲友，却见怪不怪、处之泰然地在旁边照打他们的牌，一动一静，一闹一稳，形成强烈的对比，恰如其分地反衬出刘四父女间的这场火并，与“下九流”社会的“游戏法则”是何等的合拍。

曾以“幽默作家”著称的老舍，写《骆驼祥子》，既没有一味地恋栈于幽默，也没有盲目地排除幽默。这固然与这部长篇作品的题材有关（他的同时期的另外一些作品，写贫民悲惨命运的多远离幽默，而审视社会精神文化现实的多启用幽默，《骆驼祥子》在选题上属于二者兼而有之），也显示了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已步入成熟期。祥子在小说前半部，是颇教人们同情的人物，作家向他倾注的多是真诚的注视和殷忧，并不需要幽默；到了小说的后半部，祥子的精神无可如何地滑落下去，作家又抱着冷峻的眼光去跟踪他、思考他，仍然没有必要轻易地施以幽默，这是作家的良知使然。但是，对一些作用于祥子的社会负面影响，老舍却完全没必要那么客气，他对这类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之处，当然要还以颜色：

杨宅用人，向来是三五天一换的，先生与太太们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非把穷人的命要了，不足以对得起那点工钱。只有这个张妈，已经跟了他们五六年，唯一的原因是她敢破口就骂，不论先生，哪管太太，招恼了她就是一顿。以杨先生的海式咒骂的毒辣，以杨太太天津口的雄壮，以二太太的苏州调的流利，他们素来是所向无敌的；及至遇到张妈的蛮悍，他们开始感到一种礼尚往来，英雄遇上了好汉的意味，所以颇能赏识她，把她收作了亲军。

在这里，老舍还是那个人们熟识的“幽默作家”。

《骆驼祥子》在老舍的文学生涯中，是集多项艺术优势于一身的优秀作品，也是使老舍最终确定下小说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在此之前，醉心于新文学探索的老舍，曾经锲而不舍地对多种小说写法做过大胆尝试。像《微神》、《月牙儿》、《断魂枪》、《阳光》等，都在小说写作的形式方面，达到了相当精美和完善的程度。然而，总的说来，老舍个人的禀性、气质以及文学观念、写作态度和价值取向，则更倾向于本色的现实主义创作精髓。《骆驼祥子》是这种创作精髓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多重创作手段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产下的“优生儿”，这一作品的降生，使作家老舍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找到了自我，确立了自我。他后来明明白白地告诉外界：“我走过两条创作道路。《月牙儿》和《骆驼祥子》各代表了其中一条。我放弃了第一条道路，而采取了第二条。”

因为有了《骆驼祥子》，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包括其中处于不同政治态度和艺术派别的作家、批评家）也重新发现了老舍。老舍由此奠定了中国新文学最优秀作家之一的位置，成为了现代文学中描绘都市贫民命运的首席代表，其作品深广的人民性同时得到了普遍的认定。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这部东方现代庶民文学永不褪色的杰出经典，与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鼎足而三，共同托起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殿堂的宏伟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