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眼井的岁月里（三）

凌均坚

　　我在三眼井生活的那些年，都是国家经济困难、市场上物资紧张、许多东西都要憑票憑证按计划供应的年代。因此，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城市居民的生活普遍都过得比较艰难。

　　那时候在城市里，市场上似乎所有东西都缺，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生活中最紧缺的东西还是这三类：第一类紧缺的，是国家对城市居民的口粮和食油的供应。在我的记忆里，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城市居民的粮油一直是由国家按指标定量供应，而且这三十年来所定量的指标也基本未变。那时候，城市普通居民和机关干部一样，都是每人每月口粮(大米)定量二十七斤。学生的定量要高一些，我读小学时虽跟居民一样，也是每月二十七斤，但到初中就增加到三十斤，高中时又增加到三十三斤。工厂里的生产工人是根据劳动强度按工种定量，劳动强度最重的工种，每月最高可定量四十五斤，我进厂后按工种定量为每月三十四斤。而食油的定量所有居民都一样，都是每人每月半斤，只不过在过苦日子那三年当中，却减到每人每月只有二两了。那时候米和食油要憑粮证到粮店购买，到饮食店买馒头、包子和吃饭则要用粮票，因此那时每户每月憑粮证可领二、三斤粮票，但这些粮票要扣除相应的口粮指标。粮油指标国家控制得很严格，每年都要按户口本重新核定一次。这些指标一经核定后，国家都能确保供应，即使在最困难的"天灾人禍"三年苦日子里，即便农村农民没饭吃，城市居民也从没有断过粮，同时为鼓励居民节约用粮，没有用完的粮油指标还可以长期保留。

　　粮油是定点供应的，我们三眼井一帶的居民一直定点在常胜路粮店。那时，我在家时每月都要跟父亲、或者我一个人单独去粮店买一两次粮油。买米买油都要排队，一般排个十多分钟能买得到，但如果在月初、或者要想买到当年的好米和好油，就要排一、两个小时的队了，也有时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长队，店里说粮油已卖完，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除大米外，店里有时也卖其他粮食，如面灰、面条、以及玉米、红薯等，当然买这些粮食也要扣除口粮指标。我记得当年面灰和面条算主粮，都是一斤指标买一斤，而玉米和红薯属杂粮，一斤指标可买两斤玉米粉或玉米颗粒，一斤指标则可买到五斤红薯干。

第二类紧缺的东西是猪肉和猪油。它是根据市场供应情况，憑粮证发放猪肉票和猪油票，一般每人每月都可领肉票几两，每户每季可领猪油票半斤，不过在那三年苦日子当中，其他月份都没有，就只在过春节时才平均每人发几两肉票，那时国家也实在太困难了。这些肉票和油票规定都要当季买完，跨季作废。猪肉猪油也定点购买，我们那里定在新菜场和后宰门市场的肉食店，买时必须要带粮证和票证去当场核实，而且都要排长队。特别是买猪油，半夜十二点左右就有人拿着小凳子小靠椅去排队了，也有的家庭派人轮换排。大约在早晨七点钟开始卖油，往往不到一个小时就不卖了，这时店里的屠户喊一声：“卖完囉！下次再来吧！”然后把店门一关。对此大家都习以为常，于是没有买到油的人顶多打几个哈声，伸几下懒腰就各自带着凳子回家去了。不过有一次买油时，却让我紧张害怕而又自责了好一阵子。那是在小学六年级放暑假的时候，有一天天未亮，母亲叫我带票证跟同屋邻居一起先到后宰门肉店排队，天亮后她也来了，可结果猪油未买到，我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把带来的油票丢掉了，吓得我那一整天都躲在大伯父家里。晚上回家后，父母亲虽然没有怎么责骂我，但是一想起这三个月全家都没有猪油吃，我心里总觉得很不是滋味。

　　然而肉店里最紧俏的东西还是猪头、猪脚和猪内脏(统称小货)。这些小货数量太有限了，实在无法按计划分配，因此那时在市场上根本就看不到，肉店里也从来未公开卖过。据熟知内情的人说：这些小货除部分卖给内部职工外，其余大部分都卖给政府部门有职有权人员、和其他能互相利用的关系户了。那时候城市里供电也很紧缺，于是经常跟用户打交道的供电所用电监察和营抄人员，也都是肉店的关系户。多年后老同学杨小雄曾谈起过这样一件难忘的往事：七十年代中有一年，他春节前准备买几个猪肚子带到武汉的伯父家去送礼，可是跑了不少肉店，买了几天就是买不到，于是他只好求助老同学蒋贞松(蒋当时是供电所抄收班长)帮忙。老同学求助，老蒋自然满口答应，当天就到某肉店联系，肉店负责人也自然是滿口答应第二天一定解决。但第二天杨小雄去买时，却没想到仍竹篮打水、两手空空而归，得知这一消息后，于是蒋贞松一气之下，便叫手下人员将该店电表封停，到第三天，杨小雄终于如愿买了几个上好的猪肚。这事这话现在听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夸张可笑，因为这些猪肚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然而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年轻人来说，有谁会想到四十年前市场物资供应竟是那样的匮乏？！

　　第三类东西是棉布、棉花、蔬菜、副食品、烟酒以及手表、自行车等耐用品和高挡消费品，这类物品虽然没有一、二类物资那么重要，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须品，也较紧缺，也必须排队购买，其中有一些还要憑票。如到百货店买衣服和买布要憑布票，买被子和棉花要有棉花票，另外还有蔬菜公司发的豆腐票、粉丝票、鸡蛋票，副食品公司发的白糖、糖果饼干、及肥皂票等等，总之，那时只要市面上某种东西一紧张，就要发票憑计划供应，而且这些票都是发出后限期购完，过期无效。有时候有的憑票物品较为充足时，店里就不收票作计划外物品卖，但这些计划外的东西要比憑票的贵一些。那时候市场上既不许农民上街卖农副产品，也不许城市里有小商小贩买卖东西，老百姓要买，就必须到国营或集体所有的百货店、蔬菜店和副食品店去。蔬菜和副食品不定点供应，我们三眼井居民都就近在后宰门和新菜场购买。蔬菜店一般早晨七点到下午三点营业，店里新鲜好的蔬菜卖得最快，顶多一个小时就被排队卖光，不新鲜的大约到上午十一点左右也卖完，下午基本上没菜卖，有的店铺下午就干脆关门休息。

　　至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耐用品和高挡烟酒，一般的百货商店都看不到，只有解放路百货大楼、中山南路华僑友谊商店、钟表总店和副食品中心店等几家柜台上有，但都不随便卖，都是摆样子给老百姓看的。特别是那些高挡烟酒更为紧俏，那时全市就只有华侨友谊商场、和副食品中心商店的专柜上才看得到。这两个店里的专柜都装飾得较为豪华，上面琳琅满目地摆着五粮液、茅台等名酒，和中华、熊猫牌等名烟。这些烟酒的展览确实让人大开眼界，但遗憾的是它从不对外销售，老百姓只能看却不能买，有钱开后门也买不到，因为它是专供市政府几个招待所接待贵宾、以及市政府召开有关重要会议使用的。

　　而凤凰、永久和飞鸽牌自行车，上海和首都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蝴蝶和蜜蜂牌缝纫机，在这些店里的专柜里都有。这些东西都是国家名牌产品，都是一般老百姓、特别是年轻的新婚夫妻梦寐以求的四大件，也被社会上时髦地称为“三转一响”。但当时这些东西一是价格比较贵，如自行车和缝纫机每件单价都在150元钱以上，手表一块也要100多元，收音机每台70至80元左右；二是货源紧缺，老百姓如要购买就必须找熟人开后门。例如我在一九七O年结婚前为买两块手表，就是找隔壁邻居刘月晖帮的忙。那时刘月晖在市百货批发站当会计，手里有些权，她年前给了我两张表票，等了十多天表店到货，元宵节后一天我在市钟表总店买的。这两块表的价格都不菲，其中上海牌手表一百二十元一块，另一块是一百一十元的首都牌。当年我每月工资是三十八元九角三分，买一块表就得花费我三个月工资，现在我每月退休金是三千多元，如折算为现在的价格，每块表得一万元以上，也算不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