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兵的传奇

尹建国

（报告文学）

一个老兵的传奇

——记原沈阳军区后勤部纪委副书记谢宁

尹建国

引子

1947年的冬天。中国的东北，天寒地冻，风雪漫卷。

这是一块失去控制的土地。从贫寒农民到乡村富贾、地方军阀、山林匪霸，谁也不清楚这块土地最终会由谁来管理。呼啸山林的各色土匪以抗日者的面目开始劫掠，一些伪军在国民党的策动下不断发动武装暴乱。

吉林榆树，一个不大的小镇同样被冰雪覆盖着。这看似一片净土的雪国城镇，其实暗流滚滚，各方势力趁势而动。

11月20日的傍晚时分，一个书生模样的青年，站在自家门口的栅栏前，抬头看着漫天的雪花若有所思，一个时辰过去了，积雪漫过了脚面，竟然浑然不觉。他瘦削的身躯，在雪地里显得突兀又峻拔。

他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日本人投降了，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自己可以堂堂正正进入课堂，携着国语教材，教授孩子们汉字了。但是，为什么大街上还有那么多荷枪实弹的军人来回走动，为什么自己的家里还住着一帮衣衫褴褛像军人又不像军人的军队。父亲说，住在家里的军队，是东北民主联军的西线支队，他们在家里稍作休整后，不几日就要出发了，说是还要继续打仗。这些人都是好人。“与谁打”“国民党”“土匪”。

父亲没有说谎。这支部队在家里住了将近半个月了。他亲眼看到又是帮着父亲挑水，又是帮着母亲打扫院子。从来不动家里的一粒粮食。这与他过去见到的衣冠楚楚的日本人的军队和假洋鬼子的伪军以及打家劫舍的土匪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渐渐地对这支军队有了好感，由好感又渐渐变成了敬重。

他之所以站在雪地里久久不肯回屋，任由雪花寒风吹打着已经冻得发紫的脸颊，他是在凝视远方，眺望着刚刚离开他家，已经逐渐消失在雪夜中的那支让他敬重的部队。

他的耳畔不时想起部队临走时，父亲嘴里的那个叫周静河的周参谋，问他想不想当兵的对话来：

“想不想当兵”

“想”

“等我们到了地方，就派人来接你”

“好”

想到这，他的心脏跳动的更加剧烈，不知是紧张还是高兴。

那一夜，他失眠了。

就这样他站在栅栏边上，一直守候了三天。

三天后，周静河参谋果真没有食言。他如愿跟随着一个叫张培良的人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西线司令部临时驻扎地郑家屯。

那一天，他的父亲送他到栅栏外，拉着他的手念了一首词：“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那一年，他19岁。

这个他，便是我要讲述的本文主人公——谢宁。

也就是从那天起，谢宁，这个看似柔弱的书生，从此拉开了他将近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

少辞桑梓，携笔从戎

地球自诞生人类以来，战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正义的，自然就有非正义的。有侵略，自然就有反侵略。

战争，可以消灭一个政权，同时也可以消灭一个民族。

要消灭一个民族自然就要先消灭这个民族的精神，所谓的精神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消灭文化自然要从文字入手，消灭了文字，文化也就无从谈起了。

日本帝国主义深谙这个道理。日本人狼子野心，窥我中华久也。他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妄图一口吃掉中国。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中华儿女奋起反抗，血染长城。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最终把日本人从中国的版图上驱赶了出去。

在日本人侵占东北的几年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殖民我们的文化，他们以办学为借口，让适龄儿童学习日文。

出生于1928年的谢宁，孩提时代，在日本人的威逼之下，不得不进入到所谓“国高”读书。在此期间，身为书香门第的谢家人，深懂民族大义，深知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从小就培养谢宁爱国主义情怀。坚决不做亡国奴，根植在谢宁幼小的心灵里。他一边在国高读书，一边在家里自学中国传统文化。

1944年的夏天。“国高”毕业的谢宁，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学校教员。

一年多的教师工作，让他深刻意识到作为亡国奴的屈辱。驱除鞑虏，还我河山的意愿时时刻刻在警醒着他。同时警醒着他的，还有要把自己学到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完全灌输给学生。多难兴邦，这是他那个年纪所悟出的一个既浅显又深奥的道理。

1945年的8月15日。

这是令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日子。

一觉醒来。天变了。

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人们手舞足蹈，奔走相告。

小镇上的一切都变了。

一夜之间，大街小巷涌现出无数穿着灰色衣服，肩背长枪的军人。

有人说这是传说中的八路军，有人说这是传说中的新四军，有人说这是传说中的抗联。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打鬼子的英雄。

当兵的念头，也就是在那一天，就像疯长的野草，开始在心里蔓延。

这是我在2018年的7月10日见到谢宁老人时，老人断断续续讲述的记忆片段。这片段就像黑白胶片上映射的灰褐色的斑点，有点耀眼。

在拜会老人之前，辽宁传记学会的秘书长王莉给我简单写了几条老人的生平简历。简历很简单，我数了一下，从1928年4月出生，到1988年9月离休，总共不到100字。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个人简历，最吸引我眼球的并不是老人在各个年龄段的任职的职务，而是1928年这个年份。1928至2018，90年整。耄耋之年的人了，老人的记忆力如何？老人的身体状况如何？老人是否还能方便行动？语言表达上是否还口齿清晰？这些都是我所担心的。

那天的上午，当我们敲开老人家的房门时，让我没料到的是，开门的是谢宁的夫人***，而站在旁边的正是谢宁本人。我正准备认真看一眼老人时，没想到老人却开口打起来招呼：“快进屋，快进屋”声音很是洪亮。

等我们客套一番坐下来后，我仔仔细细又端详了一眼老人。沙发上的老人，干净利落，神采奕奕。满头银发，身板笔直，眼睛明亮，上身一件白色的T恤，下着米色休闲裤，既时尚又简约。

我明知故问：“谢老，高寿了？”

老人扭头瞅瞅了老伴，又回头看我一眼，微笑道：“90后啦”。随即引来一片笑声。

话题自然要从老人当年参军说起。

说起参军，老人很是兴奋。

“咋当的兵？”

老人的回答显得很轻松，很自豪：“接来的呗。”

说起这件事情，谢宁的老伴的插话，让我豁然开朗。

“当年，谢宁在本地当教员，他不是有文化嘛，又懂日语。那时，吉林郑家屯那边还有很多没有被遣送走的日本的军医、护士等，被收编在咱们的部队里。需要对他们宣讲我们党的民主政策，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改造，稳定这些人的情绪，为我们所用。当时，东北民主联军里正缺少他这样的人才。况且谢宁很想报国参军，就这样他被接到部队，一到部队，就安排他到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当了一名宣传干事，属于排级干部。”

“老谢，我说的是不是这样啊？”

“基本正确”“人家过去问我，咋当的兵？我说，接来的。”谢宁一边应着，一边解释着。

“那时候，日本人还有很多没有撤退呢，与日本人接触得会日本话啊，我会讲日本话啊，就给日本人出日文的小报，毛主席的‘目前的形势和政治任务’是我翻译的第一篇文章。”

老人的话匣子就这样被打开了。

那就给我们讲讲你所经历的战争吧。

老人沉默着，半天没有说话，似乎在思考，又似乎在回忆。我屏住呼吸，仿佛在迎接一场雷霆万钧、硝烟弥漫的战争画卷。

但是，我失望了。

接下来，老人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

“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从海南岛打到三八线，朝鲜没有我没到过的地方。”

没有想到老人会这样的平静，平静的有点让人好奇。这句简单到无以复加的平淡，其中所包含的信息量实在太大。戎马一生的老人，让我肃然起敬。

永远不能忘记人民群众

“《西线战勤》报，滥竽记者当。办报业务忙，科长把手帮，兼译日文报，不时出洋相。登台演歌剧，改当中队长。辽沈战役起，投身大海洋。鏖战近两月，回首望沈阳……”

——摘自谢宁诗抄。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曾经有两个著名的论断：“我们的队伍就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革命要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这是我们的党的传家宝。

解放战争初期，老百姓的觉悟到底有多高？他们愿不愿意加入到我们党的阵营中来？我们要求每一名老百姓都是“革命者”，其实真正有觉悟的革命者是极少数的。如果你把革命的道理讲的通俗易懂，接地气，也就是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悦之以文，他们才愿意听，才会真心跟你走。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历史的验证。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这也是我们取得革命成功的密码。

在谢老家里，谢老的爱人***挂在嘴边上的话，谢宁一辈子，没有拿过枪，光拿笔了。他是没有拿过枪的兵。

“在随部队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给我们讲讲最让你难以忘怀事情吧”

“还是让我来说一段故事吧，这也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次重要经历。”

大概在1950年的三四月间。四野南下的部队在雷州半岛徐闻一线日夜“练海”，正准备解放海南岛。我所在的十五兵团后勤部抽出部分人员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在湛江、海康一带组织征粮工作。

突然有一天，兵团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胡洛夫同志召集我们开会，说是战士李吉恩在押运粮食的途中打死了民工黄某等两个人，召开公审大会，然后执行枪决。要求我准备公审大会的有关事宜。

在准备公审大会事宜时，我了解到李吉恩枪杀民工的经过时这样的。一天夜间，李吉恩负责押运一船粮食由雷州前往徐闻。船上除李吉恩之外，还有四名船工。开船后不久，海上突然起了大风，李吉恩从小在东北长大，那遇到这样的事情，慌忙让船工靠岸。几名船工说，风浪太大，刮风天容易触礁，不能靠岸，就这样僵持不下。由于双方语言不通，风大浪高之下，打手势也无法理解对方的意图。李吉恩为保护粮食，端起枪，强迫船工靠岸。但，几名船工不但不听，反而咧开衣服，露出胸膛，直挺挺地向李吉恩逼近。李吉恩以为对方要下他的枪，在心慌之下，突然扣动了扳机，首先将冲在最前面的黄某打倒，而黄某身后的一名船工继续往前走，李便开了第二枪，另外两名船工一看出了人命，便不再争吵了。

直到第二天天亮。李吉恩押送另外两名船工到雷州县政府“报案”后，部队才知道此事。后经地方政府转到部队调查审理后认为，李吉恩在执行任务中虽然语言不通，误杀了群众，但是那毕竟时两条人命。人命关天，为了挽回部队在群众中的影响，决定召开公审大会，判处李吉恩死刑。

公审大会选定在黄某的家乡——离湛江市二十余里的一个小村镇召开。群殴清楚的记得，那天的天气很是晴朗，我与几名工作人员和李吉恩一起同坐一辆卡车前往。车上的李吉恩当时已经面色如土，低头不语。

会场设在一片高大的灌木丛中，死者的灵前按照当地风俗摆了新杀的两口肥猪。现场显得既悲怆又肃穆。

我作为李吉恩检察起诉人，向法庭起诉，因为我不懂当地方言，找到一位既懂广州话，又会雷州话，又会讲普通话得青年给我当翻译。

李吉恩，二十一岁。哈尔滨西付家 区人。一九四七年入伍。他一一回答完我得讯问后，承认杀人有罪，未为自己辩护，接着胡洛夫副主任代表法庭提出判处李吉恩死刑，以偿还死者性命。

当时因为是公审大会，自然要求各界代表上台发言。第一个上台发言的是湛江市某中学的校长，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神情严峻，语言缓慢地用北方人也能听懂几分的广州话说道，李吉恩不是故意杀人，只是因为语言障碍而误杀了群众，况且他是为了保护支前物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采取的行为，这与一般情况下的杀人完全不同，现在的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判处李吉恩死刑只能让亲着痛仇者快……

他的话讲完后，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不少人为之点头称是。公审大会的气氛骤然为之一转。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胡洛夫副主任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突然，一个老弱的妇人，颤微微地走到李吉恩的跟前。双手紧紧拉着李吉恩的手，已是泪流满面。老人对着台上的人说：不能杀他，我的儿子死了，我多心疼啊。他可是从万里以外的地方来解放我们的啊，只因为他不懂方言才误杀了人，你们如果把他杀了，他的母亲不是比我更心疼更难过吗？

老人边说话，边从怀里掏出了一块饼子，让李吉恩吃下，并说：孩子，以后你就是我的儿子。此时的李吉恩已经泣不成声了，他扑通一声跪倒在黄妈妈的面前，嘴里喊着：“妈妈！妈妈！”

公审大会的会场已经哭声一片。

此时，会场上突然有人喊：“留下他，打老蒋。”“让他将功赎罪”“不能杀他。”

公审大会开不下去了。经过紧急研究，决定暂不做出判决。由胡洛夫副主任上报上级组织审定。

李吉恩一案，最后经十五兵团政治部批准，改判其有期徒刑五年，监外执行。

再后来，听说李吉恩于1950年8月随军北上，十个月后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

老人讲完这个故事后，把头靠在沙发上。眼睛望着天花板，久久没有移动。

老人的日记中对这段记忆是这样记载的：“运粮任务紧，海员昼夜忙。北军习水战，海天两茫茫，公审李吉恩，留他打老蒋。军民鱼水情，群众永勿忘……”

战斗在朝鲜的前线

“朝鲜战火起，返戍鸭绿江。朝战逆转急，敌军逼边疆。大军迎头上，雄姿气昂昂。……”——摘自谢宁诗抄。

去拜访谢宁老人之前，我便知老人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因为这个原因，我特意读了一遍上中学时学过的一篇课文——《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课文是作家魏巍的名篇，他激励和影响着整整一代人。

魏巍最大的贡献是“最可爱的人”，他为人民子弟兵树立了一座英雄丰碑。

见到老人后，我才知道，谢宁曾于魏巍和著名作家楼适夷等一样，冒着敌人的炮火，行走在志愿军中间。怪不得初见老人时，老人说，朝鲜没有我没到过的地方。

我过去只知道魏巍写过很多描写志愿军战士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但是，来到谢老家中，我才发现，谢宁老人也写了许多篇战场通讯。

那天，在谢老家中。我看到谢宁老人于1951年3月 28日发表在《东北日报》上的 一篇名为《战斗在朝鲜的后方》通讯报道。这篇报道被老人剪下来粘贴在一个红色的笔记本上。剪报已经发黄，一看就特有年代感。

在剪报的下面有一行俊秀的字迹，，特意标注该篇通讯后来被丁玲主编的一本书籍收录进去。

当年的报纸是繁体字，我费了很大劲认真读完了这篇《战斗在朝鲜的后方》。

掩卷深思，不由得让我浮想联翩。

我不仅被谢宁老人当年的才华所折服，更被里面的故事所打动。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你可以从魏巍笔下的“松骨峰”战斗中找到答案，同时你也能从《战斗在朝鲜的后方》找到证据。

谢宁在这篇报道的开头这样写道：

东线长津湖歼灭战的时候，某军后勤部全体同志，为供应作战部队，不分男女与身体强弱，都参加抢运粮食的工作了。他们要到海拔一千九百公尺的雪寒岭和死鹰岭的西面和北面去背粮，运到岭的东面和南面再转给部队。在零下三十几度的冷风里，还没有爬到山顶，衣服就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头上冒着热气，眼毛上挂着白霜。热的无可奈何，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再继续向上爬。每向上爬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力量和坚毅的决心。

可是，终于爬 到山顶了，下山的一面岭坡更陡。背着东西简直没法走下去，更不容易爬下去。但是，抢运的同志们没有向困难低头，他们不怕危险，想出了一个办法——把粮袋绑在身上，倒在岭上往下“滚”。滚到 能 爬的地方就爬，不能爬的地方再滚。树枝 、石头 刮破了衣服刺破了皮肉 ，粘上雪水像针扎的一样疼，可是，谁也顾不上这些，继续向下滚。身上，外面是雪，里面是汗……，他们就是这样一次次地翻过来，爬过去，直到修通了雪寒岭和通往长津湖的公路。

这篇通讯的最后写道：

一月某日，护士曹贵、于广贺等四位同志向后面护送二十六名重伤员。他们一夜走了一百一十里盘山山道。早晨天刚放亮，他们就把伤员隐蔽在以个很偏僻村庄里，准备天黑再走。下午他们去河边取水准备给伤员做饭的时候，来了四架飞机，飞机在上空盘旋不到一圈，就开始向下俯冲扫射并投掷炸弹和汽油弹，小山村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曹贵、于广贺在敌机扫射下冲向黑烟弥漫的房子，往外抢救不能行动的重伤员。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一个一个地把十六名重伤员和十名轻伤员安全地抢了出来。

同年发表在《东北日报》上的由谢宁采写的通讯报道《一切为了伤病员》，在国内同样引起巨大反响。

《一切为了伤病员》主要是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担架队在朝鲜前线以爱祖国，爱伤病员的伟大精神，用自己的血汗谱写的一曲英雄赞歌。

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在汉江南岸的战斗中，由鸭绿江边一直赶到三八线以南某担架队的一个中队，接受了一个紧急抬运伤员的任务。他们每一个夜晚都要趟几次水，爬近百里的山路，把轻重伤员运下去。有时，公路甚至偏僻的小路都有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的骚扰，不得不选择横越高山大岭，从没有人迹的地方爬上爬下，在荒山野岭上开辟新的道路。

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个雨后的夜里。担架队一中队五组组长韩德才和两个队员从火线上抬下来一个伤员。他们刚趟过一条小河，准备向岭上攀登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六七丈高的陡坎。面对着悬崖陡壁，韩德才虽然是个二十几岁的壮小伙，也感觉束手无策。况且此时敌人的照明弹不断地在头顶上闪亮，敌人的炮弹不断地轰炸着侧翼的公路和山道，火光照的如同白昼。他们最后想到一个办法，拆掉担架上的绳子，再把每个人腰间的所有的绳带结在一起，先由一个人爬上去，把绳子挂在上面的大石头上，在把棉袄脱下来，铺在冰滑的陡坡上。然后由另一个人把伤员放在背上，拽着绳带，踩着棉袄往上爬，终于在拂晓之前攀上了陡壁。

像这样的困难，担架队不知遇到过多少次。在担架队中流行着这样一个快板：“爬上一岭又一山，山岭不断岭连山。荒山僻道悬崖陡，前进一步满身汗。左手攀住小树枝，右手拉住大石岩。爬上山腰往下看，涧深崖陡眼发眩。千辛万苦都能受，一心为了伤病员。”

亲临长津湖战场

“东线长津湖，后勤供不上。爬越雪寒岭，英雄护路忙。冻肢如焦柱，呻吟断肝肠。诗人情更重，热泪涌泉淌。球鞋大沿帽，烈士堆成行。坦克上万辆，巨蛇卧山岗……”

——摘自谢宁诗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古代军事用语诠释了战争成败的关键。

作战物资的充足与否，武器装备是否完善，伤病人员能否得到及时的救治等，是关系到战争进程与结果的重要因素。只有后勤保障做好了，才能为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点无论是对于古代战争还是现代化军事战争，都是毋庸置疑的。

1950年的11月24日。朝鲜战场上的双方都在忙。

在亚洲中部朝鲜半岛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数十万穿着单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正在忍受着饥寒交迫和严重冻伤，他们按照计划穿行在异国冰天雪地的大山之中。

1950年的冬天，志愿军第9兵团（辖第20、26和27军）与美军第10军所属陆军第7师及美国海军陆战1师，在朝鲜半岛那个叫长津湖的酷寒地带狭路相逢。志愿军官兵一举打破了“联合国军”试图在1950年圣诞节前发起“结束朝鲜战争总攻势”的狂妄计划。

《解放军报》2016年4月的一篇文章《长津湖战役：朝鲜战场上超越极限的血色军魂》称，长久以来，长津湖战役因其过于残酷的事实以及所引发的巨大心理冲击，成为“中美两国都不愿提及的血战”。

王树增在《朝鲜战争》一书的第四章“圣诞快乐”，就是专门来写这一场残酷之战。书中借美国海军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乘直升机察看战场态势写道：“从中国俘虏单薄的衣服上看，他们不可能经受住如此的寒冷，他们如果一动不动地在这里的雪地上趴上哪怕半个小时，就会被冻死——无论如何，中国士兵也是人。

朝鲜战争结束后多年，在日本出版的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著作中，日本人这样描述：中国军队在美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的情况下，虽然苦于缺乏装备、弹药、食品和防寒用具，但仍能忍耐一切艰难困苦，忠实地执行命令，默默地行动与战斗。第一波倒下，第二波就跨过尸体前进，还有第三波和第四波继续前进。他们不怕死，并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中方史料称，长津湖之战对于整个朝鲜战争来说，影响深远。志愿军九兵团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将美国人彻底赶出了朝鲜东部元山平原地区，在战略态势上得了分，一举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大局。

当然，关于这场战争还有有一句著名的话，这是一个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句话并不麦克阿瑟说的，而是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说的。他的这段话还有一个前提——“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

对于这场战争，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了。

经历过这场战争并能存活到现在，可以说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了。

但是，谢宁老人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听他以平和的语气慢慢讲来，还是心头为之发颤。

谢宁写过一篇《长津湖战场见闻二三事》的文章。

他作为一名后勤保障人员，又是作为一名负责宣传工作军人，每每身临战场，都会用他敏锐的视角把残酷的现实用文字记录下来。

在他眼里的“长津湖之战”与其他作家、记者和政治家的眼里所见到的又有所不同。

老人讲，1950年12月上旬，东北军区后勤部组织工作组赴朝。

我所在的小组分工了解东线长津湖战役的后勤保障情况及经验教训，组长是宣传部长楼适夷。

12月12日，我们一行五人由集安过江，经满浦、江界、仲岩、云松里、龙水坪，过雪寒岭，到达长津湖的柳潭里战场。

12月14日晚饭后，我们由钟羽一部长陪同，由朝鲜北部的江界出发。当时，天下着小雪。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看到路上的部队大多数没有戴棉帽子，而是把毛巾扎在大沿帽上，用来捂住耳朵和脸颊。

这么冷的天为什么没有戴上棉帽子呢？

后来在长津湖畔见到一些烈士的遗体，也都是头戴大沿帽，脚上穿着回力球鞋。我询问钟羽一部长才得知，从华东来的部队缺乏防寒防冻经验，准备不足，行动仓促，还没有等换装完毕，就过江投入了战斗。结果，造成了大量的非战斗减员。

在雪寒岭东面一个小山村里，我曾看望过一个野战医疗队，那是一间没有丝毫烟火的学校的教室，里面挤满了数十名待后转的伤员，几乎全是冻伤。冻伤的四肢，像烧焦的木头一样乌黑。医疗队的同志说，救治的办法只有一个，必须大面积截肢。当时，哪有条件救治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伤病员，痛苦的呻吟。

12月18日夜，我们乘车向雪寒岭进发。午夜过后，我们爬上1125高地。

高地的左侧是悬崖峭壁，山谷中参天的树木上落满了积雪，在月光的映射下，显得迷茫又阴森。

旁边一个山坳里，有一个草屋，里面住着一个工兵连，他们负责守卫在这条供应东线部队的咽喉要道的。

据说，长津湖战役正酣时，岭上岭下一段路不能通行，部队供应极其困难，煮好的粥饭送到阵地上就已经冻成了冰坨子。虽然这样，战士们还是如获至宝，他们把粥饭用石头砸成小冰块，有计划地食用。

为供应部队作战急需，后勤机关分队的同志，部分男女老弱，全部出动参加抢运粮食和药品。

从寒雪岭下来，我们在离公路不远的一个村庄住下。12月22日早饭后，我们开始第一次白天行军。没有走多远，便进入美军遗弃大量坦克的地段。一字长蛇阵式的坦克群，像一条僵死的巨蟒，静静卧在被白雪覆盖下的崇山峻岭当中。

我们穿过几里长的坦克群，又爬过一道雪深近膝的山路，最终来到长津湖畔的柳潭里。战斗虽已结束了数日，但是战场还没有彻底打扫。在一座公路桥旁，又一堆美军的尸体，衣服几乎被当地愤怒的群众扒的精光。

这堆美国大兵的尸体到底有多少，当时没有去数。但是事过三十年后，当时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在其著作《朝鲜战争》一书中这样写道：“第一陆战师师长史密斯把沿途负伤的人用卡车载运出去，只丢下那些在柳潭里战斗中被打死人员。撤退以前，为在那里阵亡的八十五名官兵举行了战场葬礼。”

在长津湖战场上所见所闻，谢宁以平缓的笔墨娓娓道来。虽然没有恢弘惨烈的战争场面，静静读来，却有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震撼。

有关他的这段现场实地记录，我反复阅读了几遍，给我的感觉只有震撼，除了震撼还是震撼。

这震撼，除了包括我们后勤保障没有考虑充分之外，就是对我们中国军人的敬仰、敬佩、敬重。

关于这场长津湖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专门召开了一次后勤保障大会。

1951年1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那次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大会。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宣传干事的谢宁既式会务工作人员，也是那次会议的文字记录者。

那天，提到这次会议的时候，谢宁老人显得很是激动。

“当第九兵团后勤部部长关忠礼汇报道战士们反映大沿帽很不方便，钻树林容易被刮掉时，周总理当即问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还存有多少顶大沿帽。当杨立三部长回答完后，总理以征询得口吻说，还是改为解放帽好不好？杨立三部长回答说，好。1951年发夏装时，果然就改为了解放帽了。当关忠礼汇报中讲到战士挂彩后，苏式套头上衣没法脱、剪开后又不能系时，总理又征询杨立三部长意见，马上决定改为敞口系扣上衣。”

谢宁老人边回忆，边用手比划着。特别是说到周恩来总理得时候，老人眉色飞舞，乐得像个孩子一样，既可爱，又可敬。

当时，看着老人开心得样子，我就想，老人笔下的“最可爱的人”不就正就坐在我的对面吗？

那天从谢宁老人家出来，阳光很是强烈，我匆匆走到一棵大槐树下，躲荫凉。阳光漫过枝蔓，在我脚下洒下一片耀眼的琉璃。那一片片琉璃在我的眼前渐渐汇成一个个光点，然后汇聚成线，就像一组时光的胶片，悄无声息地铺展开来。

时光是流动的，岁月是有声的。我的脑海里开始逐渐浮现出老人这一生所经历的事，经历的人。

仔细想想，谢宁老人的一生其实就像这阳光一样，让你温暖着，感动着，流动着。

记得哪部电影有这样一句台词，你想了解过去吗？你想进入时光隧道？当然可以，只要排除你现在生活里的一切事物，想象那个年代的事，想象那个年代的人，在头脑中想象那个时代的人、服饰、情景、一直想一直想，不要停，你就能达到。

2018年7月15日星期日

尹建国写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