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岁月的风雨：图说我的延长往事

信天游

《半个世纪的回望：图说我的知青往事》下篇

不要为青春叹息

生活从来不表示歉意

不要对明天犹豫

自己的路别人无法代替

留在延长

从1971年开始，延安知青的格局发生了变动，一大批知青因招工、招干、招生，陆续离开了农村。1972年12月初，我接到延长县革委会组织部门通知，我被招收为国家干部，要求尽快报到。私下里我得到消息，如果本人拒绝留下，今后的招工不予考虑。

那个年代大多数知青的人生选择，只能是被动地漂浮在时代大潮中去碰运气。虽然我内心一直残存着当音乐指挥或电影导演的梦想，但自知希望渺茫，至于是潜伏在县城还是工厂等待时机，我无所谓。

就这样，我的人生旅途拐上了另一条道路。

　　从卫星图片上看，延长县城就像一条带鱼横在延河与山麓之间。当年我初次在县城闲逛时，就曾感叹延长街道竟如此单一，从西到东只有一条大概不超过3里的“长安街”。

“长安街”两边没有高楼大厦，居民住房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公家单位也多为平房或石窑，很少有楼房，就算是楼房也没有超过两（三）层的，因为自来水上不了楼。

插队四年，我进延长县城的次数屈指可数，早先是跟着踅梁社员挑担进城卖农产品，后来是随安沟公社知青宣传队到县城演出或路过县城去延安。如今，这里将是我新的安身之处，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会待多久，也许两三年，也许五六年，也许更长。不管怎么样，按照农民的说法，我毕竟“进城了”。

　　报到后，我被分配到县知青安置办公室，当时叫“安置办”，后来改为“知青办”。

与我同样招干的东方红知青金德本被分到雷赤公社任团委副书记，这大大超出他的思想准备，请求组织上重新考虑，遭到拒绝。金德本一咬牙一跺脚，毅然赴雷赤履职。后来，已到延安地区革委会当干部的东方红知青邵明路返回延长，被任命为交口公社党委书记，他把老同学调到身边当助手，两人在交口掀起改革风暴，干得风生水起。1977年高考，金德本考上南开大学，毕业后曾在国务院港澳办、驻港联络办等部门工作，直至当上司局级高官。我想，在金德本不断进取的仕途之路上，当年东方红插队的磨难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历练，一定让他获益匪浅。

事情就是这样，当你陷入某种“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困境时，最好硬着头皮给自己找出一点曙光，以鼓舞士气。不然怎么办？路还要走，饭还要吃，生活还要继续。与其垂头丧气，不如垂死挣扎，杀出一条血路。

正式报到后，离新年只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县里给我们放假去处理私人事务。当我再次回到东方红，已经成了这里的客人。基建队开了欢送会，女子小子们纷纷送我小本、纸烟、瓜子，礼轻情意重。知青小组的欢送会已经变成礼节性的了，被欢送的人越来越多，而欢送的人日渐减少，送就是了，无欢可言。接下来的时间，我又以延长人的身份，陆续送走一批批奔赴工厂的安沟知青宣传队战友和东方红的插友。

1973年的新年钟声对我而言，仿佛是新征程起跑的发令枪声。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可我不再是那个知青了。我将以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形象继续在延长这块土地上奋斗，谱写新的篇章。

部分知青干部在延长毛主席故居

知青干部

延长县留了多少知青干部，我没统计过，估计有三十来人吧。反正从县委县革委到各公社，从公安局到广播站，从学校到县医院，延长县许多重要部门都有知青干部的身影在晃动。说句玩笑话，要是在革命年代，这些人可都是起义的骨干。

知青干部的到来，无疑给延长干部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经过两三年的锻炼，其中的佼佼者被提拔重用，担任了公社党委书记、团县委书记、县妇联主任等重要职务。

说到这儿，不能不提及当时的县委书记李忠发。李书记是个改革型领导干部，他懂农业懂经济，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同时他又具有大局观和创新意识。他深知，要想改变延长的面貌，干部是决定因素。他之所以大胆启用知青干部，就是要借用知青干部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敢想敢干的优点，去冲击延长干部队伍思想保守、因循守旧的一潭死水。而知青干部也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增长了才干和经验。

1990年后，在北京的部分知青干部聚会

我不知道延长的知青干部后来去向何方，从事什么工作，但我相信，和金德本一样，插队和基层工作的磨练，将会成为一笔精神财富，伴随他们一路同行。

县安置办干部合影

下乡

在县级政府工作，下乡镇、去农村是家常便饭。那个年代不比现在，我印象里整个延长县委县革委只有几辆北京212吉普，是为主要领导服务的。普通干部包括局委办等中层领导下乡，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奔驰00”牌自行车和省油省电但废鞋的“11路”，顺道了，就坐一天一班或几天一班的长途汽车。

参加工作后，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我无数次下乡，就凭着这三种交通工具，穿越在延长的山川沟壑中。我有过身陷困境的时刻，第一次下乡，在我准备返回县城的当天，大雪封路，班车停运，我愣是从交口公社步行90多里回到延长。有一次下乡，“奔驰00”坏在半道上，我只好顶着酷热的骄阳，推车40里回到县城。还有一次，我绕道延安去雷赤公社下乡，车到宜川县云岩公社时，司机借口大雨把路冲坏，死活不去雷赤，害得我启用废鞋的“11路”步行了40里。

　　我第一次下乡，也是工作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刘家河公社和交口公社调查知青现状。我对安置办刘志忠主任的安排十分不解，他不但不给我这个菜鸟配备师傅，反而让我独自一人出行。也许是人手紧张，每个人都得独挡一面；也许他想检验我的能力，看我是否能堪大用。出发前我做了一些准备，阅读了有关资料，拟定了调查提纲，尽可能做到心中有数。

我在刘家河和交口待了10天，跑了5个大队9个生产队，和20多名知青或开座谈会或单独聊天，也向队干部了解了情况。说实话，真正下去实地接触未走的知青，他们的境遇之差，困难之多，精神状态之沮丧，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招工未走的知青大概分四种情况：因家庭问题过不了政审关的，占大部分；因病或其他原因长期留京不归错过招工的，有一定数量；招工批准了，但本人不愿去或体检不合格刷下来的，是第三位；最后一种是本人表现不好，未被推荐的。这些知青情绪波动较大，思想包袱沉重。家庭包袱让他们感到没有出路，经济包袱让他们生活艰难，身体包袱让他们不知今后该怎么办。更有个别人，三种包袱同时压在身上，几乎喘不过气来。

对这些知青的境遇我既同情又叹息，却爱莫能助，唯一能做的，就是如实将情况写进调查报告，并提出建议，以期有关部门能采取措施，尽快缓解他们的处境。这次下乡促使我多侧面地认识了知青的生存状况，相比踅梁和东方红，真的是“东边下雨西边晴”。

独自下乡最大的好处是行动自由，跟领导下乡，各种束缚随之而来。我倒不是怕领导，毕竟我是在机关大院长大的，小小年纪就见过不少被称为叔叔伯伯阿姨的处局级甚至部级干部，所以，我与各种领导相处从来不紧张局促。可我毕竟年轻，有些规矩不太懂，难免会冒犯领导。
我从安置办抽调到“整队办”（全称可能是整顿大队领导班子办公室）后，有一次随整队办主任赵保国下乡检查工作，同行的还有办公室的第一笔杆子（抱歉我实在记不起他姓甚名谁了，且用“笔杆子”代称）。刚开始下乡吃派饭，我就像在踅梁那样，一进窑洞就跳上炕沿儿坐下，并没意识到有何不妥。赵主任皱皱眉什么也没说，“笔杆子”却教导起我来：“你这个小吴呀，不懂规矩，领导还没上炕，你咋就先上去了！”我一愣，心想吃个饭还有长幼尊卑的讲究呀？马上跳下炕，礼让赵主任和“笔杆子”上炕端坐后，才把边儿入座。
一路上，只要“笔杆子”一说“你这个小吴呀”，肯定是我哪儿又出问题了。比如酒席上，比你职位高辈分高的人不入席你不能先坐下；主宾没动筷子，你不能第一个先吃；别人敬你的酒你一点不喝就失礼了；酒杯空了，你不能只给自己倒，还得替别人满上。参加座谈会，你最好把嘴忘在住地，领导讲话是他的职责，你别动不动也想说两句。讨论调查报告，你发言领导可以随时插话，领导讲话你万万不可随意打断，等等。我知道“笔杆子”的教诲并无恶意，他既要维护领导的尊严，又要防止我出乖露丑给县政府丢脸，同时也在引导我这个小老弟入乡随俗，让我这个对人情世故、乡约民俗一窍不通的知青“大老粗”多有受教。 下乡调研、检查工作只能算走马观花，真正锻炼人的是驻队蹲点。在去整队办之前，我被抽调参加第三期路线教育宣传队，在张家滩公社张家滩生产队驻队五个月。
驻队和插队截然不同，在农民眼里，你不再是知青，而是“公家人”，你代表的是县政府。农民评价一个干部，首先看你办事公道不公道，敢不敢碰硬；其次看你有没有办法解决实际问题，至于是不是贪图享受，多吃多占，农民并不特别在意。穷乡僻壤，多吃能吃多少？多占能占什么？哪像现在，老百姓第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和早就该回家卖红薯的昏官庸官。

参考图片：挑水抗旱

在农村蹲点，你无所作为，老乡就轻看你；你什么都敢碰，就得有两把刷子，否则会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我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只能以不变应万变，像在踅梁和东方红那样，以诚相待。我选择参加劳动作为切入点，向老乡表明，我不是那种“白天看看报，晚上放大炮（宣讲文件），早上睡懒觉”的蹲点干部。插队四年打下的底子发挥了作用，挑水抗旱，我和社员一样挥汗如雨；往山地送粪，一趟来回十里，男劳力每人四趟，我一趟不落。劳动使我与社员找到了共同语言。农民不喜欢来虚的，他们都是受苦人，你能受苦，他们就认可你，心就贴得近了，你说的话他们就能听进去。

张家滩最让我头疼的问题，是干部不团结。大队支书老郝和前任队长老任多年不和，两人又都是能人，身后各有一群支持者。任搞生产有一套，许多社员拥护他当队长，郝是书记，总有办法让任当不成队长。其实，郝和任的恩怨起因于一件小事，由于缺乏沟通，憋在心里，日积月累，造成了长期隔阂。我多次找郝和任聊天谈心，苦口婆心地化解他们的心结。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的努力总算有了回报，两个人终于坐到一起，把憋在心里多年的话说出来，并在社员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后来在郝的支持下，任重新当选生产队长。

当时我曾担心，二人和好是给我一个面子，会不会等我走后又旧病复发？四个月后我参加一个会议，见到张家滩公社的干部，他们告诉我，郝和任看来是真的团结了，宣传队撤离后，他们俩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张家滩的革命和生产很有起色。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欣慰。

当年，我从北京上山下乡，来到地处黄土高原的延长；四年后，我又一次上山下乡，走遍了延长的山山水水。第一次下乡，“我们种下青春，收获了成长”，第二次下乡，我们经受磨练，走向成熟。我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希望无论采用什么形式，都应该让未来国家的栋梁有机会深入社会最基层，接触最普通的劳苦大众，这样，他们才有可能真正把大地踩在脚下，把国运扛在肩上，把老百姓装在心里。

如鱼得水

从1973年到1976年，不管我在哪个部门工作，除了下乡，我干得最多的差事是写材料，什么调查报告、汇报材料、年终总结，偶尔被拉去给县领导写讲话稿，那种按一定套路写作的官样文章把我弄得苦不堪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跳出苦海见晴天，去从事可以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的文艺创作。

县文化馆馆全体成员

在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分管文教的副县长扯皮一年多后，1977年1月，我调到县文化馆任副馆长。其实，在此之前我已多次应老馆长卢云峰之邀，协助文化馆编排节目，组织晚会，并随延长代表队参加过地区文艺汇演，所以，去文化馆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如愿以偿，如鱼得水，到文化馆后抓创作、选苗子，办油印刊物，辅导基层单位排练节目，也干得风生水起。除了相声，我还尝试了以前未曾涉猎过的文艺形式，创作了陕北说书、陕北二人台、坐唱、哑剧、小歌舞等节目。

　　1977年6月，县文化馆组团参加了延安地区第二届群众文艺汇演，在事先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后来居上，取得不错的成绩。我们的小歌舞《给毛主席拜年》获得表演奖。我和搭档胡龙纪表演的反映学雷锋热潮中干群关系的相声《送鸡蛋》获创作表演奖。

在延长说相声

我说相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小学四年级我11岁的时候。那时我在北京三里河三小上学，记不清是在开学典礼还是某次学校大会上，我和另一个同学表演了相声《香蕉皮》。
我第一次写相声，是在5年后的1964年8月7日，我在北京四中上初三。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因为这段相声处女作讽刺的是美国武装侵犯越南后谎话连篇的丑态，已经发黄的稿纸上记载着：于参加示威游行当天中午写就。
自编自演相声，既是我的爱好，又是我不同时期人生经历的见证。留在延长工作后，我先后写了6段相声，最早是和安沟公社知青、当时在团县委工作的李连元合作，后来换成了城关公社的知青干部胡龙纪（小毛）。我和小毛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我已记不清了，反正我们一拍即合，日渐默契，从延长演到延安，从延安演到西安，一路捷报频传。
1973年3月我在安置办工作时，根据在农村的生活体验，构思了一个老革命支书带领群众学大寨的相声《英雄赞歌》，这是插队以来我写的第一个相声。作品在延长县欢迎延安地区文化工作检查团的晚会上首演，获得好评。作品经过修改，于1975年10月参加了延安地区第一届群众文艺调演，获创作、表演奖。《陕西日报》11月30日发表时更名为《大寨花》。12月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在省政府礼堂对演出进行了录音并随后播出。

在西安演出的化妆照

1976年4月，作品改名为《老书记》，代表延安地区参加了陕西省曲艺调演，经过组委会、专家、群众三个评审组评选，在十个相声作品中名列第一，初定为代表陕西参加全国职工文艺调演的作品。谁知正式宣布前出现变故，时任省文化局革委会主任的军代表插手，指责该作品歌颂老干部而不写年轻干部，手段传统而没有新意，下令取消赴京参演资格。虽然许多人为我抱不平，但这点打击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我回到延长继续等待明天的太阳。
1977年7月6日，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山洪袭击了延河川道上的所有村庄。事发当晚，我就在严阵以待的防洪队伍中，当轰隆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时，我们立即向高处撤退，立足未稳，洪水就像发狂的野兽奔腾而来，漫过公路，呼啸而去。我此生第一次看到如此凶猛的洪水，惊得目瞪口呆。
经过20天紧张的抗洪救灾，文化馆接到三天后在表彰大会上演出的任务。我仅用一天时间就写出了相声《银线传友谊》，赞颂了兄弟地区供电局为抢修延长供电线路所做的奉献。这种速度在我写相声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从《英雄赞歌》、《老书记》到《送鸡蛋》、《银线传友谊》，我自编自演的相声演出过多少场已经淡忘了，我只记得，当时我和小毛说的相声，成为延长晚会上广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里我想对胡龙纪说：小毛，还记得我们在延长说相声，在延安、西安说相声的情景吗？我逗你捧，配合默契，给多少人带来欢笑，我们自己也从中获得乐趣和成就感。若不是省文化局军代表粗暴干涉，我们就能代表陕西赴京参加调演了，这也许会是我们人生精彩的一页。恨也罢怨也罢，都是过去的事了，让它随风而去吧。谢谢你当年的合作和付出，祝你晚年安康，全家幸福！

盲人艺术家

1977年10月下旬，正在北京探亲的我收到电报，让我去西安参加陕西省文艺创作会议。会议开了9天，平淡无奇，感觉有关部门好像是奉命行事，摆摆样子而已。拨乱反正的年代，受害者和加害者都在忙碌，控诉与辩解，揭发与掩盖，平反与拖延纠缠在一起，拨而仍乱，反正不易，开一次会难有什么效果。

我倒是另有收获。作为延安地区的代表，我与陕北说书老艺人韩起祥住同一个房间。韩起祥在中国曲艺界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身贫苦，3岁患天花失明，6岁父亲病逝后，母子相依为命，乞讨为生，曾因被人欺侮投河自尽获救。他13岁学艺，开始说书生涯。1938年23岁时他从老家投奔延安，之所以说“投奔”，有书词为证，“想红军，盼红军，我弹三弦跟红军”，说明了动机。

　　韩起祥在延安编新书说新书，逐渐享有盛名。1946年8月，韩起祥先后为毛主席、朱总司令说书，毛主席称赞说:“书，你说得好。今后你要为工农兵多说新书。”1958年韩起祥当选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分会主席，后来在参加全国曲艺汇演时又受到周总理接见。“文革”期间，这位盲人艺术家却被诬陷为“三反分子”、“黑帮”，遭到迫害。我估计，参加创作会议时的韩起祥正处于已经平反，尚未启用的阶段，否则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哪轮得到我与他同住。

有一天半夜，我被吵醒，见韩起祥仍坐在床前，嘴里念念有词，什么“三弦就是机关枪”，什么“瞄准四人帮”，原来他在创作打倒四人帮的陕北说书。我说：“韩老，这么晚了您还不睡呀？”韩起祥的回答把我逗乐了，他说：“白天黑夜对我来说还不是一样样的。”

经过几天相处，我了解到韩起祥许多身世，分手时他还送给我几本以他身世创编的陕北说书《翻身记》，这是韩起祥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正是看了《翻身记》的部分篇章和有关报道，我萌生了以韩起祥传奇经历为素材写一部电影剧本的想法。

　　1978年4月，我随韩起祥及其女弟子回榆林老家横山，当汽车来到无定河畔，韩老一下车就扑倒在沙摊上，200多斤重的身躯在沙滩上忘情地翻滚，口中不停地喊着：回来了！回来了……他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深深打动了我。

同年6月，我的电影剧本处女作《光明曲》完成，经西影厂报名推荐，获北京电影学院78届编剧进修班入学资格。

“安沟驻延办”

我到县安置办工作后，我住的窑洞就成了迎来送往的“大车店”，为叫着文雅，我称之为“安沟驻延办”。原东方红的知青，不管是仍在农村还是已当干部的，只要路过延长，就到“驻延办”休息、蹭饭，有时还留宿。还有踅梁的老乡，进城办事也到我这儿歇歇脚，喝口水。不久前，原东方红知青崔希通在一个帖子里提到，当年他回延长办户口，吃住全靠我，我还找了辆马车送他远行。吃住肯定没问题，只是我实在记不起，我从哪给他弄的马车，莫非我这儿真是大车店？
能在“驻延办”和我同炕而睡的，肯定是关系很近的人，我记得祝文、邵明路、金德本等就是常客。我们躺在炕上谈天说地，无外乎是近况、困境、计划、将来，当然还涉及情感的私密话题。工作几经变动，“驻延办”也几度迁址，最后落脚在县文化馆。

1977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高考的消息。其实，在此之前早有小道消息流传出来，有心者已经在摩拳擦掌，蠢蠢欲动了。此时的我正在北京探亲，对是否参加高考犹豫不决。我当然想上大学，可我念念不忘的音乐、电影类院校没有招生消息，理工科我想都不想，文科似乎也没有太大诱惑力。
11月中旬，当我从西安开完创作会议回到延长时，发现“驻延办”已经被占领，与我相熟不相熟的知青在金德本、吴北玲带领下开设补习班，为高考做最后冲刺。这个时候距高考只有十多天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我将放下十多年的数学公式塞进脑瓜里，谈何容易。
俗话说“一心不可二用”，可我却一边心不在焉地复习，一边张罗送水做饭，一边又满脑子想着韩起祥的剧本。一心三用的结果可想而知，最终，我陆续送走了领到录取通知书的“驻延办”过客，自己仍坚守阵地，等待下一拨客人。

幸运列车

没有上成大学我既不遗憾也不沮丧，似乎一切早在意料之中，我开始心无旁骛地构思、写作关于韩起祥的电影剧本。都说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不敢说善于抓住机会，只能说碰巧遇到了机会。
1978年4月，我刚从横山回来，就接到通知，去参加为期半个月的延安地区第一次电影创作会议。会上讨论了11个本子，我的《光明曲》只有提纲和已经写出的前两章，却受到关注，西影厂参会的编辑韩俊峰认为，选题不错，已写出的部分能打动人心，是值得扶持的好苗子，我就此认识了老韩。
5月我得到消息，北京电影学院招收编剧进修班学员。我快马加鞭，赶在6月份完成剧本初稿，送到推荐单位西安电影制片厂，在老韩的帮助下，总算搭上了这班幸运列车。

延长县副县长、宣传部长、文教局长及文化馆同事为我上学送行

不管怎么说，我都得感谢命运的眷顾。如果没有舍弃高考复习时间参加省创作会议，就不会结识韩起祥；如果没有被韩起祥的传奇经历打动，就不会有剧本《光明曲》；如果没有及时完稿的《光明曲》，西影厂的推荐名额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如果没有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的学习，就不会有后来我人生旅途上的西影岁月和青影时光。碰上了才算运气，抓住了才叫机会，但前提是，时刻准备着。否则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曾经有运气和机会与你擦肩而过。

北京电影学院朱辛庄旧址

编剧进修班

1978年9月至1979年6月，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学习。此时的电影学院临时栖身在北京昌平县朱辛庄原北京农业学校所在地。给我们授课的专家学者，不少是当时电影界的权威大腕，内容涉及中外电影史、美国、苏联等国家电影概况，以及电影类型、剧作分析、剧作技巧等等，相当全面。那时我们每周都有几天坐班车进城，在中影发行公司和电影资料馆观摩普通群众看不到的中外电影，八个月下来累计有几百部。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拼命吸收着养分，为后来从事电影剧本编辑、创作做了充足的储备。这次学习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就好像陕北老农进了京城，才知道好吃的东西不光有米酒油馍摊米黄，还有满汉全席、哈根达斯和拉菲干红。

　　78届编剧班人才济济，许多人后来成就斐然。有当选中国影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省影协副主席的，有成为国家一级编剧、担任电影厂文学部主任的，有获得国内各种影视编剧奖、香港电影金像奖编剧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不一而足。

他们的名字影视圈外的人未必熟悉，但如果我说出《大决战》《大进军》《离开雷锋的日子》《月亮湾的笑声》《焦裕禄》《苗苗》《似水流年》《爱情与遗产》等作品的名称，相信50岁以上的人都耳熟能详，这些作品就出自他们之手。

　　编剧班的大多数同学，分别四十年我再未见过。这些年不管是一帆风顺还是历经坎坷，有一点肯定相同：都已进入人生晚秋时节。看着照片上同学们当年风华正茂的英姿，不禁感叹岁月无情。

路在何方

编剧进修班结业后，来自电影厂或文化系统的同学回到原单位，其他同学开始八仙过海自寻门路，为自己找一个能学有所用、施展才华的单位，其实就是希望由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和西安电影制片厂想从编剧班补充新鲜血液，分别与我进行了接触。电影所搞理论，制片厂搞创作，我左右为难。但北京的诱惑更大，见面了，谈话了，鸭子挂进炉里了……可惜白忙活，进京没指标！

　　西影那边也出现问题。原来想要的七八个人也因为进省会的指标卡了壳，包括我在内的三个陕西学生尚有一线生机。

延长方面也遇到麻烦。县里虽声称一定放我，却又纠缠着商调和调令有别而始终不松口。为此，我不知找过县领导多少次，他们总是和颜悦色地安慰我不要着急，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面对这些太极高手，我哭笑不得。

我焦急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路在何方？我心里实在没底。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我已经学会处变不惊，不会再因为事情悬而未定就魂不守舍，自乱阵脚。就算去西影的事告吹，那又怎样！命运让人难以捉摸，唯一能把握的，是你自己准备怎么办。当时我拟定了一个五年学习、写作计划，做好了在延长打持久战的准备。

　　实际上，在北京活动工作单位时，我已经在构思第二个电影剧本了，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残疾人励志的故事。经编剧班同学介绍，我认识了史铁生。我到史铁生家去过几次，与他进行了长谈，史铁生还将他的日记、书信拿给我看。史铁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不装。他没有因为引人注目而在外人面前豪言壮语，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无奈就是无奈，困境就是困境，他并不刻意表现坚强和乐观，却又从骨子里渗透出做人的尊严。

与史铁生的接触，对我确定剧本的立意和主人公的基调颇有帮助。回到延长后，我用个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剧本《春风轻轻地吹》。剧本打印出来后，我寄给了电影学院的老师，编剧班的同学和插队时的好友，收到的反馈是令人鼓舞的，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同学让我对剧本精雕细刻，由他们向厂里的导演推荐。

1979年12月下旬，事情突然出现转机，西影为了表示诚意，专门派人来延长协商我的调动。当面锣，对面鼓，两天后，来人带着我的档案返回西安……

又是几个月的等待，终于尘埃落定。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直指西安。

我前脚刚离开延长，峨影厂为我请创作假的公函就到了，可惜晚了一步，我已经是西影的人了。我是在一个月后才收到从延长转来的这封信，初到西影，诸事缠身，我最终没能去成峨影。就这样，“春风轻轻地吹”过之后，便没了踪影。

我离开延长前组织的最后一台演出

离开延长时，我差三个月就满32岁了。从1969年2月到来，到1980年7月离去，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近12年，这可是我人生最精华的年月啊！
有人不堪回首，有人刻骨铭心，有人百感交集。每个知青都有权利对自己这段青春做个评判。我不强求你，你也不要强求我。将来历史如何评说并不重要，只要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别了，延长！在这块黄土地上，我留下过姓名，留下过身影，留下过汗水和泪水，苦闷和激情，所有这一切终将随着时光的流逝风吹云散，水过无痕。
然而，我带走的思念将伴随我一生一世。

捧一把黄土离开家
天南海北忘不了它

山在水在石头在
人离开了心还在

延河在我心上流
梦里唱起信天游……

参考图片：今日延长县城

收尾的话

在微信群发布《半个世纪的回望：图说我的知青往事》之前，我已经十多年不参加各种聚会了，除九十多岁老妈的群，其他群我一概不入。人生苦短，来日无多，我总算学会了按照自己内心的意愿去生活，能放下的我都放下了。

“知青往事”完稿时，本来只打算发到我和老伴各自的知青群，让当年的插友分享我的回忆。没想到许多人转发给熟人，熟人又转发，渐渐就到了两千多人的规模。我知道，是因为它唤起许多与我的经历背景相同、环境相似、故事相异的老知青共同的记忆。

随着我人生旅途走入不同阶段，与我有共同记忆的人越来越少，而且说实话，除了插队，再没有能让我梦魂牵绕的岁月了，也就再没有能让我“图说往事”的激情了。

在写作两个“往事”时，翻看日记，回忆历史，浮想联翩，感慨万千，我仿佛又重新走过了一遍自己的青春。终于完成了一桩心愿，我可以安心的归隐乡间，继续去过不被打扰的晚年生活。

我曾经的同学、插友以及有缘相识的故人，多数人我还记得名字，记得你们当年的音容笑貌。相见不如怀念，各自珍重吧。

信天游

2018年7月于北京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