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记忆

酒仙

故乡的记忆

人们都说，人老了，就容易回想起往事，我也未能免俗。平时尽管自己嘴上不服老，但现在一个人闲暇时，故乡久远的一些往事，就常会不经意间的在脑海中闪现，仿佛时光又回到了当年。两年前，当我读到小学、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马骧转发到朋友圈的文章《故乡》中的一句，“浓浓乡情，悠悠情思，谁也割不断那绵绵的故乡情”时，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带出了我内心深处的思乡之情。今天，不再顾及才短思涩，就用文字记录下脑海中记忆的情景，也算是给自己内心的一个交代吧。

1. 玉佩弄

江苏省常州市是我的故乡。它是一座有着32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曾有过延陵、南兰陵、武进等名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始改常州。因地处江南，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市内有多条内河。自古以来形成了“城依水、水连桥、桥满城”的城市格局。常州有记载最早的桥梁是阖闾桥。为春秋吴王阖闾时建造的。到南宋时，叫得出名的桥梁就有58座。到了晚清时更是达到了创记录的1283座。如今，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使很多古桥都消失了。现在还存有一百多座古桥，其中有58座被列入了各级的文保单位。这些桥承载了家乡人的记忆，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常州于1949年设市。上个世纪60年代市区很小，从最北边的青山桥（我奶奶家就在它的附近）到最南边的马公桥，相距也不过十多里路。

　　我出生在北大街东侧临街的一栋平房里。北大街位于市中心附近，它南北走向，长约五六百米。据蔷薇看中国介绍：北大街在南宋嘉定年间建有高爽楼。上有更鼓报时。明正德年间重建，称“三吴第一楼”。最南头过了甘棠桥（南宋绍兴三年兴建），就是当年的商业中心。百货大楼，副食品商店，红星剧院等都座落在这里。北大街路面不是很宽，加上两边的人行道也宽不过30米。从出生地向南走六七十米路西，有条东西走向的小弄堂与其交汇，那就是北大街上较有名的玉佩弄。

　　这是50年代的北大街。

　　这是50年代的常州红星剧院。

　　这是60年代常州市副食品商店。

　　这是80年代初市中心的照片。

　　我父母在1950年先后从家乡到了辽宁省阜新市，並参加了工作。好公（外婆）带着我曾在家乡分别上了一年的幼儿园和小学。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和好公住在玉佩玉3号。记得小时候爷爷常会坐人力黄包车，从三堡街河对面的陶家村来玉佩弄看望我们。直到长大后才知道，这里是好公的三妹和五妹的家，我们只是一直借住在这里的。

　　70年代的三堡街。

　　玉佩弄的名称据说是来源于古代贵族妇女佩戴的装饰品玉佩之意。玉佩弄路面是由条形青石和青石两侧横向竖立的青砖铺就的，全长不过百余米。当年这样的小弄堂就像蜘蛛网一样，互相交联的伸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整条弄堂宽窄不一，弄堂口最宽，有7、8米宽。最窄处在2号和3号之间，相距不足三米。西邻5号是栋二层红砖小楼，是市卫生防疫站，平时很少见到有人出入。往里紧挨它的是座公共厕所。有露天的小便池和一个五六平米的封闭式粪池，上面留有洞口，用于起、倒粪。上世纪60年代末，家家都还在用马桶。每天清晨，妇女用竹刷子刷马桶的“沙拉沙拉”声不绝于耳。她们三三两两边刷边说笑着，全然不顾及旁边在露天小便池方便的男士。那时家乡的这一习俗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是在市中心的红星剧院。不管是白场还是夜场，散场后，剧院外面的露天小便池旁，总会站着一排长长的男士，其身后是蠕动着的人群，大家都见怪不怪，相安无事。当年家乡何以会有这样的风俗？露天小便池又是在何时被取消的？我已无从知晓了。

　　我是在1968年8月初，因病向学校提出休学申请后，和好公一起从阜新回到常州养病的。刚开始时，看到好公拎马桶很费力气想帮着拎，却惹得好公哈哈大笑说：“哪有男小佬咕倒马桶的，会被人家笑死的”。碍于世俗观念，我只好跟在好公后面帮着拎冲刷马桶的水了。厕所对面是一面高三米左右，长30余米的围墙。围墙中间位置有扇双开的包铁皮的黑色大木门，那是玉佩弄4号，据说，当时里面住着的都是市委的领导们。平时很少看到大门开着，给这座深宅大院披上了件神秘的外衣。再往里走，弄堂两边都是些具有南方特色的青砖黛瓦，高低不一的老房子了。

　　玉佩弄3号是幢两层三开间的砖木结构的小楼。除两面山墙和北墙是用青砖砌筑的外，南墙、楼板、楼梯、阳台、房间隔断等都是木质结构。背阴的北山墙砖缝里长满了一条条暗绿色的、绒绒的青苔。向里开的包白铁皮的老式大门朝向北面，木门槛很高，约有40公分。

这里一共住有四家人。一进门的中间屋是四家共用的厨房，各家放些煤球炉，八仙桌，竹碗柜，水缸等物件。

一层东屋住的是方师母一家，当年她看上去有50多岁，胖胖的个子不高，人很慈祥。她很注意自身形象，即使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也总是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方师母没有工作，靠两个已工作的外甥女膽养。据说，她姐姐嫁给了一个国民党的师长，解放前跟丈夫去了台湾。留下的三个女儿，是由她一手带大的。方师母一生未婚，当年抚养三个外甥女的艰辛可想而知。当时，比我大一两岁，三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的小外甥女小新，和她住在一起。小新当时正和住在玉佩弄4号的一个小伙子遮遮掩掩的热恋着。

方师母或许是因为有海外关系的缘故，她在与他人交谈时，往往从不与人正面平视，而总是边干着手中的活，边不时的抬起低垂的头来斜眼向上看你一下，再低下头来应答。平时也不多与人交流，只是在邻里送给她最爱吃的臭鸡蛋时，脸上才会露出一丝羞赧的笑容。不知是否因为这个嗜好，1973年，我和弟弟离开常州插队的农村结束知青生活，回到山东父母身边后没几年，就听说她因患胃癌不幸去世了，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一层西屋，住着汪先生一家五口人。汪先生不到50岁，长得高大魁梧，人很精明，有些秃顶。说话嗓门很大，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他是北方人呢。其实他们夫妇两人是地道的上海人。汪师母长得很富态，说话声音很轻柔。一看就是养尊处优没有出过力的人。她不工作，在家料理家务。

上海男人会做家务和顾家爱妻的优点，在汪先生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事无巨细，他都会用商量的口吻，征求汪师母的意见。在常期间，我从没见过他们夫妻二人发生过口角。他们有三个女儿，大的14岁左右，小的八岁。三个姐妹中，二女儿丽华长得最漂亮。因此，也格外受到汪先生的宠爱。每天早上起来捅炉子，做早饭的必是汪先生。晚上下班回来时，他常会把第二天吃的菜捎带回来。傍晚的菜价比早市的要便宜些。他也是个热心人。晚上，大门的插销，多数情况下都是他问完各家人都回来后，由他插上的。

　　厨房的南墙，是由三扇对开带玻璃的木门和通顶的亮子组成。从窗门上的老式铜环把手上，可看出房子的年久。出门有个近三米宽的天井，沿着天井向左走约20米余，就到了玉佩弄1号的天井。天井中央有口井，从它的井口围石上沿，被提水绳子经年累月磨出的道道光滑圆润的凹痕，可以看出它年代的久远。这里是附近居民汲水洗衣，淘米洗菜的地方。井水冬暖夏凉。盛夏季节，家家都会把西瓜浸泡在刚打上来的井水里。食用时冰爽怡人。

　　一进大门，左手边是紧靠北墙的又陡又窄的暗红色木楼梯。楼梯踏步很窄。上楼时，后脚跟都要露在外面。扶着油光锃亮的扶手上行就到了楼上。东屋是三姨婆和民舅舅的居室。中间和西屋两间屋子是五姨婆一家五口人住的。南面有半米多宽的通长木制阳台。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几百米开外的市百货大楼。当年文革两派武斗时，曾有流弹穿窗而入。吓的大家睡了几天木地板。

当年，三姨婆60出头一点，还在街道缝纫组里上班。每月三十几元。她老人家一生坎坷，心地善良，与世无争。丈夫解放前在银行工作，1949年被单位从云南派驻到台湾工作。从此夫妻二人几十年隔海无音讯，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把四个儿女抚养成人，其间，她所经历的生活上的艰辛和情感上的煎熬是旁人无法感受到的。直到70年代初，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丈夫才带着夫人第一次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两位老人才得以再次相见。（三姨公到台湾后，开始还苦苦期盼着，直到1959年见回大陆无望后，才又成了家）。为避免相见时的尴尬，三姨公的大女儿敬阿姨，陪同夫人去了杭州等地游玩。可以想见，当两位老人四目相视时，他们内心深处会涌动着怎样的复杂情感呀？后来，三姨公又回来了几次，我母亲也曾二次专程回常州与他见了面。可看出他老人家对家乡、对家人的眷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层“海外关系”，三姨婆在文革中受到过不白之冤。被单位群众专政，逼迫她交代问题。三姨婆对她丈夫在台情况一无所知，实在不知要交代什么问题。单位认为她不老实不让回家。被关押期间，三餐都是好公做好后由我送到单位的。见面时也不能多说话，看到她老人家一副憔悴而又无助的样子，真让人痛心呀。

后来才知道，原来有一个叫沈山的我方掌握的国民党特务，被上面误认为是三姨公了。三姨公名叫孙省山，沈、省二字家乡话同音。三姨婆被错关了半个多月后，又被稀里糊涂的放了回来。文革的毒害，真是伤害到了每一个普通百姓家庭。受此惊吓，三姨婆明显苍老了许多。

　　这是我和三、四、五姨婆家的舅舅阿姨们的合影。（最右边的是我）

　　多年来，只要好公和我回到常州，就住在中间屋，把比我小几岁的青青阿姨挤到西屋，加床和父母一起住。虽然当时的居住条件很简陋，但浓浓的亲情，让大家每天都过得其乐融融。每到晚饭后，大家都会围坐在一起打扑克，下跳棋，下围棋，充满了温馨，让人暂时忘却了生活中的一切烦恼。我的围棋就是在这期间跟民舅舅学的。他当年可是常州围棋界的知名人士。常带我到外面去观摩他人下棋。现在，我每天接送完孙女上下学，空暇时间，就上网和棋友纹枰论道，尽享手谈的乐趣。

我在玉佩弄3号生活过多年。它见证了我的成长轨迹，也见证了好公和长辈们对我的太多的厚爱。令我永生难忘。同时，它也给我留下了一个深藏内心的美好记忆。

那是我刚回到常州养病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一天，我闲来无事，站在北窗前，百无聊赖的向外张望。突然，对面玉佩弄2号楼上的窗户上，出现了一位看上去比我小的女孩儿，她正微探出上身全神贯注的在竹杆上晾晒着衣服。她身材娇小，乌黑的头发盘在头顶上，雪白的肤色衬托出了她那特有的古典婉约的美，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会常有意无意的在北窗口前逗留，每当她出现时，就会默默的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看到她要抬头望向我这边时，就会心虚的立刻躲开。虽然我们住在对门，却一直无缘邂逅。当时，正值我对前途充满迷茫的时候，她的出现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丝慰藉。时光荏苒，不觉50年过去了，当年的她也正走向古稀，愿她一切安好。

　　如今，随着故乡城市建设的发展，很多知名弄堂都先后被拆除了。1995年，玉佩弄1号和3号也未能逃脱被拆除的厄运，原址上盖起了中亚大厦。幸运的是，玉佩弄5号后面的大部分都被保留下来，得以继续向后人展示它那古朴幽静的风貌，2004年我和老伴及弟妹回常州安葬父母的骨灰时，特意去玉佩弄3号看了看，面对人去楼空的原址，心中只有无尽的伤感和温馨的回忆了。

　　这是玉佩弄5号。当年的市卫生防疫站。妹妹攝于2004年。

　　这是觅渡桥小学的前身，冠英义堂。

2. 觅渡桥小学

觅渡桥小学是我的启蒙小学。小学一年级，我是在这里度过的，它是故乡的一所历史悠久的老校，创建于清朝道光21年，（1841年），瞿秋白家族的祠堂就在学校的东邻。1907年，当时的学校因扩班校舍不足，曾借用过瞿祠氏堂开班教学。

我上一年级时，学校是坐落在市区内曾经有过的，历经了千余年的一条逶婉绵长的内河旁的一栋高墙宅院内。学校两侧连着青砖黛瓦的普通民房，给人感觉学校原来是个大户人家的宅院。（后来才知，这里原来是觅渡桥堍庄三贤祠）。木质的黑漆大门朝南，木门槛很高。中间是对开的主门。两边各有一扇旁门，只依稀记得学校不是很大，进门不远，有座两层的木结构的教学楼，室外的木楼梯在楼的东侧，别的已无印象了，更记不起启蒙老师了，现在想来真是件憾事。

学校大门前几米开外有座小石桥，叫觅渡桥。学校也因它而得名。它是当年常州知府李嵩在1513年建造的。1921年翻新扩建过。 靠学校这边的桥头两边，经常会有挑担的小商贩，在这里向孩子们兜售些小食品、小文具、小玩具等物品。小食品等都是放在挑搂里用木板隔成许多小方格的方形容器里，上面盖有玻璃板以防灰尘。记忆最深的小食品是甘草和桂皮。每段甘草长约五公分左右，一分钱能买几根。那时能吃到糖块，对孩子来说都是件很奢望的事情，能嚼到甜丝丝的干草和别有味道的桂皮，都已心满意足了。这些现在的孩子恐怕都无法理解了。

当年，我每天上学，从玉佩 弄3号出门向左拐，前行七八十米走到弄堂底再往左转，沿着弯弯曲曲幽静的青石小路，向西南方向前行五六百米，就到了觅渡桥小学。 后来随着市政建设的需要，学校和附近的民居全部陆续被拆除了，流淌着一千多年，曾经给常州带来过无限风光和繁荣的内河，也被填平了。有些地段的河床还被利用来建成了人防工程。（当年建防空洞用的红砖，都是摊派到每一位市民头上的）。真让人有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慨。古老的小河，流动的清波，古色古香的两岸人家都已渐行渐远了 。唯有对母校的美好记忆，随着岁月的沉淀，还深深的留在我的脑海里，让人难以忘怀。

2015年8月，我带孙女回常访祖时，曾特意去故地重游。如今，学校大门前已是一条宽敞的马路了。五层教学主楼和平整整洁的操场，令人耳目一新。2000年学校被教育部确认为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学校东邻的瞿秋白故居也已装饰一新，对外开放了。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让儿时的觅渡桥小学已不复存在了，但它当年隐身于古老的弄堂里的情景，已成为了故乡难忘的记忆。

　　这是现在的觅渡桥小学。

　　这是当年的瞿氏祠堂。

　　这是重新开放的瞿秋白故居。

3. 老虎灶

老虎灶，曾经是江浙一带盛行的供应开水的地方。因炉灶的形态与老虎相似而得名。现在说起它来，恐怕年轻人都会感到很陌生了。但对于家乡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听到它，我想都会在心中引起温馨的回忆和思绪上的涟漪。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老虎灶已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了故乡岁月的记忆。

老虎灶一般依据占地面积的大小，可分为只供应开水、兼带有茶室和设有盆湯供人洗澡这三种。在当年，普通老百姓家中都使用煤球炉，烧点热水也不是很方便。老虎灶上便宜的价格、随到随有的方便、能够喝喝茶，洗个澡和朋友聊聊天，确实给附近的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和便利。尤其是冬天，晚饭后，拎着铜制的“汤婆子”，到老虎灶上灌满开水，回到家里包上特制的包布，放进被窝里除去被中的寒气，入睡时那叫一个爽啊！那时，城里乡下集镇，老虎灶随处可见。

　　记得1968年，我从辽宁阜新回常州养病时，出玉佩弄弄堂口往右手边走约20米余米处，就有一座沿街朝东的老虎灶还在经营着。这家老虎灶的规模不算大，有五六十平米。没有澡堂。整个东墙是由宽窄不一的木板组成的。木板高约两米多，宽三四十公分，每块木板上都用墨汁写上了编号，按顺序镶嵌在上下两根导槽里。清晨，当店员把木板一块块卸下，堆靠到房屋外墙的两侧后，屋内的情景便一览无遗了。靠南墙边摆着几张桌子，供人喝茶。炉灶安在屋子正中偏北的地方，灶头朝街向东，灶尾烟囱朝西

炉灶长不足三米，灶面前部安有几口烧锅。烧锅中间有一个上料口，上面用铁板盖着。为充分利用余热和同时保证随时有开水供应，在烧锅和烟囱之间，顺着烟道还安有两个相对小一些的烧锅对水进行预热。当前面烧锅里的水快卖完时，伙计会用铜制大舀勺，把后面锅里预热过的水，舀到前面的烧锅里。然后补水继续预热，如此循环操作。

当年，老虎灶上燃料用煤的极少。大部分烧的都是廉价的废木材，刨花和稻糠。这家烧的就是黄澄澄的稻糠。在炉灶后面的池子里堆得像小山一样。每次需要加料时，赤膊肩披毛巾的伙计就会掀开铁盖板，快速的用长铁钎子，捅开炉内结板的表面，这时红色的火星，就会成群结队，争先恐后的伴着热浪欢快的飞向屋顶，伙计动作麻利的向炉内倒入几桶稻糠后，迅速盖上盖板。水烧开后冒出的蒸汽，会象轻雾一样漂浮在屋顶的上方，久久不愿散去。灶膛内烧剩下的稻糠灰是很好的农家肥料，会有人定期用车来运走。。

　　民舅舅平时爱喝红茶，家中我最年轻，打水的任务就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那时候的暖水瓶的外壳大多是细竹子编的。后来慢慢有了带各种形状孔洞的铁皮做成的外壳了，那是利用工厂加工冲压产品剩下的边角余料加工的。现在这两种外壳的暖瓶市面上早已见不到了。

当时，人们是用一种名叫“竹筹子”的来进行买水交易的。“竹筹子”是用厚竹片做成的。长约七八公分，宽一公分左右。正面相同的位置上，都用烧红的细铁棍烙上发黑的相同的店家记号。一根“竹筹子”面值一分钱，可打一暖瓶开水。顾客需事先到柜台上用钱换成“竹筹子”。人们每次换一角两角不等，可省去每次打水都要换筹的麻烦。那时用“竹筹子”代替钱进行交易的地方有很多。如：老虎灶、小吃店、小澡堂等地方，是很普遍的现象。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是油条店里使用的“竹筹子”，由于经年累月的与油接触，个个都油光锃亮的，一看就知道是油条店使用的。那时候油条店是很少的，方圆很大一片居民住宅区，才会有一家。

有些店家还会根据自家店的需要，在“竹筹子”上烙上不同形状的记号，来代表不同的面值。记得最高面值是两角钱，是在离玉佩弄不远的局前街上一家门朝南的小澡堂里使用的。民舅舅常会带我来这洗澡。在这里，我第一次有点不好意思的享受到了搓澡服务。现在的洗浴条件虽然远胜过去了，但再也见不到当年澡堂内的一景了：在休息室空中旋转着飞来飞去的白色毛巾，那是服务生为每一位刚出浴的，或坐或躺着休息的顾客，送去的擦汗毛巾。他们抛送的毛巾又远又准，绝非一日之功。

　　这是当年的竹壳暖瓶。

现在我常会想，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当年人们都约定成俗的使用“竹筹子”，让我看到了故乡民风的淳朴和人们的道德水准。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煤球逐渐被液化气、天然气所替代。国家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也日益重视。老虎灶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至于，它是什么时候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已无从考证了。但是，随着岁月的流转，它已成为故乡记忆的组成，犹如故乡的民俗、特色小吃一样，成为深藏在我心底里温馨而又美好的记忆。

　　在每一位游子心中，对故乡的思念，犹如趟过记忆的长河，令人魂牵梦绕。我虽然离开故乡几十年了，未能见证它的日新月异的变迁。但是，在退休后远离了社会、生话中的喧嚣和浮华的今天，才猛然发现直到现在，在我内心深处最难忘的还是故乡的那亲友们、那小桥流水、那曲曲弯弯的弄堂、那令人垂涎的小吃、那青葱难忘的岁月、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