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钟里往事

美友14339564

上海的盛夏，鲜有凉风，在阳光和蝉鸣的共同炙烤下，常熟路一带像是婴儿般睡了过去，连个鼾声也没有，街头成排的梧桐树就像是条薄毯，温柔地盖住了所有的生气。然而，一到晚上，暑气退去，这个街区突然热闹起来，像是要把那储蓄了十几小时的能量通通耗尽。

　　一个满头白发的男人，缓缓地，熟门熟路地步入常熟路113弄。晚上光线不好，但住户家中亮着的一盏盏灯仍能清楚地勾勒出这里典型的英式建筑线条。这里是建于1930年代的善钟里，曾经住着大批的资本家和抗日名将。

（高锟先生2009年获得诺贝尔奖实况）

看老人家脸上的皱纹和斑点，约莫应该有超过70岁。但他的腰板挺直，表现出与年龄不符的漂亮仪态。他走进了12号，按响了三楼的门铃。事后我才知道，他是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光纤之父高锟。得奖的时候，他已罹患阿尔滋海默症，趁着记忆还没有完全丧失，专程来了一趟上海，寻找他曾经住了十年的家。或许是命运使然，我也姓高。他的那个家，也是我曾经住了36年的家。

（高锟自传《A time and a tide》中的书页）

　　那时我家住在三楼，小些的房间朝南，窗外是长乐路780号，一幢漂亮的英国乡村式建筑。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那棵古老的大樟树，夏日里，大树微微摇晃，传出阵阵带着清香的凉风。不知是大樟树的帮忙，还是窗户正对着华亭路形成南风走廊的原因，邻居们都说这间屋子最风凉了。爸爸在窗户顶上挂了棵吊兰，长得特别茂盛，与旁边一串他爱吃的红辣椒相映成画面。房间不大，但邻居们喜欢聚在这里搓麻将。我父亲解放初期从老战友处获赠了一副象牙制的麻将牌，比常见的稍小，甚为华美。爸爸对其非常珍爱，即使1967年造反派到我家扫除，他也硬是将牌藏在壁橱深处，没有交出去。12号得以坚持着每周末的游戏，大人们称之为"四圈"，就是轮流坐庄四个轮回的意思。不久我在桌旁也学了个差不离，三缺一时上台，一旦胡牌便感觉自己高大起来。

　　我家另一间房朝西，正对着京剧大师周信芳家的院子，靠墙的那一面曾经是周家自搭的戏台。周大师的戏我不懂，可那明亮绚丽的灯光，伴随着热闹的声响，还是让我震撼。记得有一次我扒在窗台上怎也不愿意去睡觉，为此爸爸还发了通脾气。

　　1966年周信芳全家被迫从原来主楼搬到汽车间小楼里。周家有个保姆，我们叫她鸭嘴阿婆。周家产生变故后，她搬到我们隔壁的汽车间里，周家的小菜还是由她继续买。鸭嘴阿婆本事了得且个性凶蛮，她总是隔夜在排队位置上放上压着砖头的破篮子，得以抢先买到紧俏食品。我妹妹和她成了朋友，在菜场也得到了方便。

记忆中的善钟里由两部分居民组成，一些是大资本家，他们住着独栋花园别墅，比如对门的11号平日大门紧闭，显得很神秘。另外更多的就是像我们家这样的干部宿舍了。文革开始，资本家们率先倒下，纷纷被抄家，甚至被赶出家门。11号的住户被驱逐后，那里先是成了红卫兵司令部，不久又被空置，变身弄堂孩子们的游乐天地。记得那个花园里有好多无花果树，我们总会在夏天去摘果子吃。时隔不久，我们这些干部宿舍也受到冲击。记得那个晚上，爸爸妈妈一起把外婆叫进屋关门谈了些话，不久外婆就开始整理衣物，因为外公是工商地主，她要被迁出户口回乡下了。外婆的脸上挂着泪珠，不时轻轻地抽泣一下，那年我才12岁，幼小心灵被这声声抽泣鞭笞着，那情那景让我好痛好痛！这条弄堂里，有被剃阴阳头的，挂大木牌的，扫地的…惨不忍睹。

（照片选自《A time and a tide》）

　　一些人以泪洗面的时候，阳光从另一些人的身边升起了。15号歌剧院宿舍里的朱逢博因为《白毛女》唱红了中国。夏夜在弄堂乘凉，不时听到朱老师练声： "北风那个吹，雪花儿那个飘…" 她的歌声有感染力，至今回忆起来依旧是那么甜美，我们几个孩子总会忍不住跟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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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着写着，我愈发思念那个家。上海的初夏，天难得放晴，显出湛蓝。另一个姓高的老头，因为和高锟同样的原因，走入了113弄12号。三楼的钢窗被新住户换成了铝合金，显得突兀，但狭窄的木质楼梯和泛黄的马赛克依然保留了岁月的痕迹。楼下疏于打理的花园里，葡萄藤结出了绿色的果实，与一旁的杂草争夺着阳光和养分。

我重逢了失联多年的一楼老邻居，他的老母亲前一天去世。房间里设着个灵堂，放着佛音。我在遗像面前深深地鞠躬，和她道别，也道别了我的青春，一个无奈与希望并存的时代。

新民晚报《夜光杯》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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