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眼中的海南春天

空谷幽兰

苏轼的一生命途多舛，仕途上大起大落，被贬多地，最后被贬至海南儋州。那个时候的海南岛还是个蛮荒之地，是朝廷流放那些犯了重罪、死不悔改的罪臣的首选之地。

苏轼当时感到“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他在赴海南途中，给弟弟苏辙寄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时的苏轼已将海南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终点、最后的归宿。

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苏轼终来到了海南儋州，来到了他想象中的海天之外。宋代，儋州瘴雨蛮风，环境恶劣，偏僻贫穷，文化落后，乃化外之地。据说当时的空气和饮水都含有毒素，常年云雾郁积。

苏轼的暮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儋州度过的，儋州是苏轼生命中最艰难的岁月。即使在艰难的岁月中，苏轼依然是旷达乐观的，异域的景象令他感到新奇。

苏轼到儋州的第二个春天，写下了这首《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

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

【宋】苏轼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面对常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前人咏叹的大多是身处荒凉的异乡而油然生起的羁旅漂零、流落他乡的悲愁之情，而苏轼却以他的豁达宽容之怀发现了这边陲的绚丽与生机。

在中国词史中，这是第一首热情赞颂海南春天的诗歌，一改人们对天涯海角蛮瘴僻远的印象，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开拓了中国古代诗词题材，词中体现的那份旷达，对中国旧时代知识分子也有深远的影响。

苏轼发现，在这偏远的海岛，依然有中原的文化习俗。词的上、下片的首句，都写了立春的习俗。古代立春日有“鞭春”的仪式，届时，地方郡县长官出祭先农坛，造土牛、梨具等，官吏持彩杖击牛，表示劝勉农民努力耕作的意思。

“春牛春杖”即写出了鞭春仪式。古时农历十二月出土牛以送寒气，第二年立春再造土牛，以劝农耕，并象征春耕开始，耕夫持梨杖鞭打土牛。而“春蟠春胜”，描绘出了立春之日农户家家挂春旗，贴着剪成图案或文字的剪纸。这两句描绘了当地人们兴高彩烈地迎接春天的情景，也寓示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个描写，突出立春习俗的同时，也突显了苏轼在异域他乡中感到的熟悉感，偏僻蛮荒的海南依然有中原的习俗，这让苏轼能很快融入到海岛的生活中，表现出他和当地人们的和谐相处以及在这个春日的喜悦之情。

“无限春风来海上”，真实地描绘了地域特点，海南的风和中原的风不同，那扑面而来的惬意春风是从海上来的，这是海南独有的春天景象，苏轼用白描的手法不加雕饰地刻画出海南春风的清新怡人，“海上”一词，也给人词的境界开阔之感。

而“一阵春风吹酒醒”则点出了迎春仪式宴席上人们酣畅淋漓的喝酒，美好的春天加上人们愉悦一的心情，大家都沉醉在这一盛大的节日习俗中;简单一语，却勾勒出了迎春时节人们兴致勃发、情趣盎然的欢快场面。

春天时节，百花盛开，海岛也不倒外。一句“便丐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红”，苏轼用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把春天比作“为农作物催生助长的农工”，而且把春天拟人化，在人们的乞求下，春天把桃花染得像人肉的颜色一样粉润，这不仅形象地写出了桃花的色泽，而且间接写出了海南人的特色。海南地处热带北缘，四季如夏，在太阳照射下，海南人的脸总是红扑扑，恰似桃花之色;而以桃花比作人的肉色，比喻新颖别致。此一句，便引人无限的想象，拓宽了词的意境。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在“三冬不见霜和雪”的海南，杨花早开，词人在此发挥了想象，那纷纷扬扬的杨花恰似那海南不得见的雪花，由此感叹“不似天涯”，言外之意，虽置身海岛，却如在中原，使得自己少了漂泊在外之感，这也让他对地处一隅的海岛内心有了认同感与归属感。或许正是这种认同感与归属感，才让他发出了“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的感叹。

全词格调高昂，笔调欢快，色彩鲜明，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即使是遭遇贬谪之厄运后所作，词中也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情怀，这种精神值得后世学人学习。

在语言运用上，本词重复用字也是一大特色。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同字相犯”是败笔，但苏轼的这首《减字木兰花》全篇共44个字，“春”字就出现7次，“春风”两次，“红”两次，“花”两次，在短短一首词里这种同字出现频率之高是很罕见的，苏轼运用自如，不仅没给人繁复啰嗦之感，相反增强了词的韵律美，不仅很好地描绘了海南的春天，也很好地抒发了自己喜悦的心情，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这得益于其高深的文字修养及运用语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