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逝的花头巾

齐襄儿

飘逝的花头巾

孙晓芳

那年，我离开五三农场去潜江师范读书。

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来自当时荆州地区所管辖的各个县级单位，如钟祥县、京山县、天门县、潜江县等，也有少数几个同学是来自外省的。

新生们进了班，就等于是一张张青春年少的陌生面孔拼凑在了一起。同学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热情洋溢地彼此打探相互的籍贯，你家是哪里我家是哪里。我说我是五三农场的。

五三农场在哪？班上没人听说过五三农场，就连我的班主任也不清楚五三农场在哪里。

有一次，班上的几个同学在校园内的白玉兰树下闲聊，他们就拿一连串的问题问我：五三农场以什么人群为主？你怎么像北京人一样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还有的问我：五三农场大不大，在哪里？

我说，五三农场解放后才成立，人口很少，面积也不大，地处钟祥、京山、天门三县交界的荒原地带；这片荒原芦苇丛生，荆棘遍布，是各种兽类的栖息地，人们称之为“百里荒原”。

一九五三年，时任湖北省省主席的李先念提议在三县交界的荒原地带建个农场，于是李先念就派时任武汉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周季方来这里建农场。建场奠基时，李先念亲自来到五三农场，在何集分场潘台生产队开挖了历史性的第一锹。因农场奠基时间为一九五三年，就以年代为标志，称之为五三农场。五三农场的工人来自全国各地，各个省份的人都有，尤其是山东、河南、湖南来的人居多。就语言来说，农场人讲话可以说是“南腔北调四方音；就人群而言，则是“五湖四海八方人”。

我如数家珍，把五三农场介绍了一番。本以为同学们会认同我的家乡，可听到的却是他们不以为然的唏嘘声。一个女生不屑地说，原来是个蛮荒的弹丸之地呀，和我们县的历史、面积、人口、资源等等相比，你们农场简直就是个小菜园子！这个女生的话引起了一阵哄笑。

听到这个女生这么说我的家乡，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但我没有和她争论不休。

还有一次，班上一个男生坏笑着问我，五三农场的女孩子是不是都像你一样，身材高挑、秀眉秀眼、一口普通话呀？我脸忽地一热，没有回答他的话。

那个年代，女孩子很羞涩别人谈论自己的模样和身材。遇到男生如此直白的问话，女生就会像踩了地雷一样，浑身不自在！如果一个男生痞着脸盯视某个女生，讨好她，说她长得好看，这个男生通常没有好结果。性情温淑一点的女生，通常会板起面孔扭头就走；要是遇到脾气暴烈一点的，她就会对着男生“呸”一声，然后再故作愤然地补上一个词组：“阿飞”。我当时不知道“阿飞”是什么意思，就偷偷请教班上的女生，她们一脸鄙夷地告诉我，怪不得你来自小农场，连个“阿飞”都弄不懂，阿飞是“流氓阿飞”的省略语，说白了就是“不要脸”。

听了她们的解释，我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在班上，我总是谨小慎微。让我在班上一直谨小慎微的，还有家庭的贫困。

我父亲是一所分场学校的老师，他的工资很低，一家人全靠他的那点工资过活；而且，当地老师的工资还总是被单位拖欠。尽管如此，父亲总是会想办法确保我每个月的生活费。他说，在家里过日子，赊也好欠也好，怎么都能过；在学校就不行，没钱买饭菜票就得饿肚子。

知道家里困难，在学校里我平时就十分注意节俭。食堂好一点的菜我向来不过问，问了也买不起。我总是买便宜一点的菜吃。我们农场有个酱品厂，我常常带一些吞豆酱、辣椒酱和萝卜条之类到学校，这些酱菜又便宜又下饭。

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活蹦乱跳的，正是能吃饭的时节，常常是刚刚放下碗马上又饿了。尤其是下了晚自习后，常常是饥肠辘辘的，饿得有时都睡不着觉。

在我的师范记忆中，我从来没有零食的概念。在正餐之外我借以填补饥饿的所谓“零食”，就是熟麦粉。熟麦粉就把麦子放在锅里干炒，直至炒得金黄灿烂，然后用小石磨磨成麦粉。下了晚自习，用开水搅上一小碗香喷喷的熟麦粉充饥，那简直就是一种大美的享受。那种香味至今想起来都让我陶醉，念念不忘，总能勾起我美好的师范回忆。

读师范时，我最怕春夏之交那段说冷不冷、说热不热的节点。班上的女生都盼望在这个节点穿上好看的衬衫呀，裙子呀，弹力踩脚裤呀，等等，以此来展示被严寒压抑了一冬的窈窕身材。唯独我没有这份心情。

每到春夏换季，我总是那两件细棉布碎花衬衫，而且是小裁缝铺剪裁的，土里土气的，也谈不上什么款型样式。我十分羡慕女生们穿的各种颜色的连衣裙。

有一次，我从食堂打完饭朝宿舍走，班里的一个男生捧着碗跟在我后面走。我回过头来，好奇地问他，你跟着我，你有什么事吗？男生尴尬地停下脚步，局促地捧着碗说，你头上的花头巾真好看，你很像我读过的一本小说中的人物。我一边吃着饭，一边问他，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他说，小说中的那个女孩像你一样，身材高挑，总是在脑后束一条蓝色的花头巾……

那时，女孩子都喜欢用头饰来美化自己的气质。家里富裕些的女生，今天戴个蝴蝶夹子，明天斜插个镀金钗子，变着法儿整饬自己的头发。一些发夹之类，不喜欢了就扔掉再换新的。我也喜欢各式各样的发卡，可我舍不得花家里的钱。我用来束发的唯一饰品，就是一元五角一条的花手绢。

师范一年级下学期，班主任走进教室宣布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全班学生准备去赤壁市写生，时间是一个周，费用是每人一千元。一听到外出写生，又是去赤壁古战场，教室里一下子炸了营。拍桌子的，击板凳的，啸叫的，击掌的，一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

我高兴不起来，我知道家里拿不出这笔钱来。

我当然也想去。我带着一丝希望走到公话亭，鼓起勇气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把班上外出写生的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很平和很直接地说，算了，别去了，哪里写不了个生呢？

我沮丧地放下电话，在校园的一棵白玉兰树下站了好久好久，直到晚自习的铃声响了半天我才进教室。

班主任任统计外出㝍生名单时，只有我没有报名。班主任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家里困难，拿不出钱来。班主任说，这样吧，你还是去，费用吗我在总费用中挤出你的费用就行了。

班主任这样一说，我赶紧摇头，顿时很坚决地说，谢谢老师，我真的不去。

那几天，因为要外出写生，同学们兴奋得难以自持。教室里谈外出写生，无心上课；宿舍里谈赤壁古战场，无心按时就寝，一个个恨不得马上出发。

因为贫困，我远离了他们青春的热烈，远离了对班集体统一行动的专注。一个无缘一同前往的人，是无法与他们同亢奋同喜乐的。那几天，我显得十分孤独，成了孤岛上的一只蓬雀，静静地在宁静的草丛间感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少女孤单和落漠。

同学们出发前的那个夜晚，我避开了她们黎明前的青春热闹，悄悄走出宿舍，静静站在白玉兰树下，透过叶隙望着湛蓝的夜空。泪水像两根温热的线条顺着我的脸颊流着，流着，有委屈，有羡慕，有渴望……十七岁的我，心里好想和同学们一起去赤壁。十七年来，我一直在农场长大，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来潜江，我也向往更远的赤壁。

出发前，班主任对我说，班上还有个张同学因身体原因不能去赤壁，出于安全考虑，你们俩本周不能留在学校，必须回家。张同学是钟祥的，和你同一个方向同一路车，她在钟祥县城下车，你能带她回去吗？我说，她在钟祥县城下，我在县城下面的罗集下，没问题，老师请放心！交代完，老师安慰我说，这次去不了也没什么，你还小，长大后你一定有能力去更远更大的地方！

同学们出发去赤壁的当天，我父亲也赶到了学校接我回农场。

父亲坐在前排的座上，我和张同学并排坐在他后排的座上。

汽车缓缓出了站，出了潜江县城。

六月的江汉平原，映入眼帘的是平展无垠的绿野，空中飞着一群群的白色的鸟，风中夹着五谷初熟的扑鼻馨香。

我打开车窗望着窗外，田野的风吹着我的头发，吹着我脑后束着的蓝色花头巾。在风的吹拂下，我的心就像我长长的头发一样飘舞了起来，舒展了起来。

我没有发现，风把我脑后的花头巾吹松了，把它吹出了车窗。

我惊叫了一声，我的花头巾！

父亲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回头望着我。我说，我的花头巾吹出了车窗。父亲不以为然地说，吹掉了就算了！

我望着那条蓝色的花头巾，有个男生曾傻傻地跟着追看的花头巾。

我望着那条蓝色的花头巾，它在平原的风中飘舞着，飘了一会后，它就悄无声息地落在了田野上。

多年后的今天，我想起了那条飘逝的花头巾。它是我少女时代的一段苦楚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