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战场见闻系列篇（九）—— 穿插途中发生的事

瑪麗

作者 陈朝荣

攝影 陈朝荣

编辑 玛 丽

谨以此文献给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负伤和活着归来的战友！

1979年3月14日，战地记者陈朝荣前线归来，广西龙邦凯旋门留影。（广州军区宣传科记者段秋生攝）

　　越南扣旺310高地，被炸毁的敌军械仓库。战地记者陈朝荣，1979年2月26日上午。

作者陈朝荣与战友曾沙（中）、玲姐（左）

1979年2月20日上午8时，我（作者）跟随师基本指挥部顺利进入越南北方一个小县城——通农，它就坐落在我们昨夜露宿的这座山下。这个六、七百户人家的县城，比我国南方的一些“大队”（八十年代以前地方行政编制，“大队”即现在的 “村” 一级行政单位）所在地的规模还小。

县城只有一条主要街道，从北向南100米左右便转向右。十几家大小商店，有的关门闭户，有的敞开大门，最高的是两层瓦房。

街道右边，停着一辆接一辆的我方军车，左边一队队战士聚集在一起，等待出发命令。街上没见到一个越南人，全是中国兵，好像过去野营拉练一样。

据说，17日晚上我坦克部队经过通农大街时，许多当地群众跑出来看热闹，原来，战斗未开始之前，群众听到县和村的干部宣传，中国军队只是在边界闹一闹，最多两三天，不会打到通农这里来，我们有苏联人的支持，根本不用害怕。因此群众毫无思想准备，当他们见到这么多坦克车通过街道，还以为是开往边界抵抗中国军队的越南人民军，好奇地赶来围观。当他们看清坦克上的标志和塔乘在坦克上的兵之后，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赶紧回家收拾行装和细软，开始逃难。18日上午后续部队经过通农时，再也看不到一个越南百姓。

　　我军方車队经过越南通农县城，就如同我国70年代的公社大队模样。1979年2月20日上午8时。

中国援助越南的 “解放牌” 汽車

中国援助越南的 “中国大米”

车队经过通农，全城空荡荡，不见一个越南民众，商店里的货物仍摆的整整齐齐。店门大开，却没有一个指战员进入商店“光顾”，也许怕背上“私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黑锅吧。不过，数日之后，听说这些商店及部分仓库的财物，均被“集体充公”。尤其后续部队更为不像话，除了部分充公，私拿的也不少。

　　过了通农，是一片较大的开阔地，算是通农郊外的“小平原”。路两边都是水田，但还未放水耕作，干枯的稻草根周围长满杂草。

这段路较平坦，我们每辆车的距离也拉大了。但不知什么缘故，车队仍然走走停停，速度很慢。这时开始看到，路边丢弃有担架、背包、电话线轱辘和一桶桶的702压缩干粮，估计是先头部队或民工遭到敌人袭击而弃下的。才行进5、6公里，就见到丢弃的担架有十多付、背包十几个、干粮二十多桶。出发前上级曾要求，在越南境内不能留下任何一件东西，但眼前，刚进入真正的战场，便丢盔弃甲，此情此景，显得有点狼藉。

左边是一个山包，山下公路边有两间瓦房，车队又停止前进。我们下了车，见到水沟边扔着两支“三八大盖”（旧式步枪，使用重机枪子弹）。奇怪：越南人民军现在用的都是自动步枪、冲锋枪和卡宾枪，哪来的“老爷枪”？我们分析是越南民军（我国称民兵）藏了多年的武器，过去用来打法国鬼、美国佬，现在有可能是拿出来对付我们中国军队的，把我们当作“侵略者”来对待，也许看到我们人多势众，弃枪落荒而逃。

车队继续前进，右边是座无名高地，我们经过山下，见到两具我军战士遗体。他们穿着军装，扎着腰带，一个戴着军帽，“红星闪闪”，另一个帽子丢失。两位战士“两面红旗”仍挂在衣领上。

趁前面停车的机会，我和郑科长下了车，走近遗体一看：这两位战士都是胸部中弹牺牲的。从血迹判断，大约是一天前。是哪个部队的？郑科长脱下烈士的军帽，里面写着部队的代号，我解开另一位的腰带，同样写着代号，原来是１２１师361团２连的兵。我们再往山坡上看，也躺着一具遗体，背囊丢在一旁。

车队上了山路，颠颠簸簸，走走停停，我脑中浮现烈士的遗体，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战士们为了消灭敌人，冲锋陷阵，前仆后继，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算是够伟大。但他们牺牲后，遗体却弃于荒野，真是使人见之伤心。但愿收容队伍早点上来，让烈士的遗体有所归宿。

这时，我忽然又想起了刘显祖。战场上千变万化，枪弹无情，老刘是否避过了这一关，安全到达目的地？或许，他紧闭双眼，躺在路边或山岗上……

上了一座不高的山腰，车队又停了下来。只见司令部机要科谢科长夹着皮包，戴着极深的近视眼镜往师长这边跑。到了师长的车旁，敬了个礼，递上一份电报。王师长推开车门，下车接过电报，走到路边阅报，警卫连长紧跟在一旁。

王师长看完报，签了字，递给谢科长，并交代：发个报到367团1营，上级通报扣兰方向可能有敌人空降，请他们转告侦察连刘显祖带一个排前往搜索。

“刘显祖还没有死？他还活着！” 这一意外惊喜，使我不由自主地推开车门跳下车，真想跑上去问王师长：刘显祖真的没死？！但这是多此一举，没必要再问了，师长向机要科长的交代很明白，不就证明刘显祖百分之百没死吗？

自从16日晚上送走刘显祖他们之后，几天来心里总觉得酸酸的。其他任务容易完成，他给我交代的“临终嘱咐”的确难办。如果他真的死了，战后面对他的妻子，一个失去丈夫的亲属伤心落泪，或哭得死去活来时，我们如何安慰，第一句话如何启口……

这下好了，刘显祖没有死，这个艰巨的任务不再需要我去完成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过了那黄，前面是一个山隘口，车一辆接一辆往里钻。这时，看到路两边又有十几具尸体，有的躺在土坎边，有的倒在排水沟里。尸体中，多数是战士，一部分是民工。担架、背包、背囊、压缩干粮、电话线放线架，一路都是。

进入狭隘的山口，见到的尸体越来越多，这里以民工居多，有的还手握拳头，双目怒视。出了山口往左拐弯，公路高低不平，公路左边又高又陡的“桂林式” 石山，山上数不清的大洞、小洞、钟乳石，处处可见；右边是一道约百米宽的河流，向东南流经高平、我国广西水口关、龙洲，汇入左江。 河床右边是沙石滩，靠公路一边河水齐腰深，公路下面是10米左右的峭璧。

这里地势十分险要，只要在山上朝公路的任何一个洞里安上一两挺机枪，除了坦克装甲车之外，步兵、炮兵很难从这里通过，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这段路约3公里左右。山坡上、山崖下、沙滩上烈士遗体处处可见。

军指挥部通报，这一地段叫魁剥，121师后勤指挥所（简称后指）前晚在这里遭敌伏击，伤亡惨重。

18日晚上22时左右，由121师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副部长率领的后勤指挥所第一梯队，包括３６１团干部战士和民工近千人经过这一地段，由于广西民工队是出发前才编入部队的，和干部战士互相不熟悉，加上广西男人大部分脸型较瘦，颧骨突出，多数与越南男人长相差不多，越军特工队部分人员趁机混了进去，并掌握了部队内部情况、领导人在行进中的位置。当进入魁剥这一险要地段时，特工人员溜至队伍后面，向部队领导、干部战士及支前民工开火。埋伏在半山腰的越军几个火力点也向下面公路上的人马疯狂扫射，政治部副主任王子富、后勤部副部长尹家庆、招待所所长王振叠以及野战医院一批医护人员、干部战士、支前民工当即倒在血泊中，有的中弹后掉进右边河里。顿时，队伍大乱，尤其民工，哭爹喊娘的，担架、干粮、装备抛下后到处找地方躲藏，越乱越惨，越惨越乱。而前卫营走得太快，距后指约5、6公里，听到后边紧密的枪声爆炸声，不仅没有回援，反而走得更快。121师这次魁剥遭伏击，伤亡396人。庆幸的是，大乱一阵之后，该师医院院长（具体名字没听清楚）带着没有受伤的医护人员、干部战士及部分民工往回突围，挽回了不少生命。

山上虽只有几个敌人火力点，却杀伤力很大，军指挥部通报123师，要求师基本指挥部及下属部队通过这一地段时，要提高警惕，不能作较长时间停留。

几天后又听说，我们的影友、121师摄影干事谢勇豪也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120照相机还在河内展出哩。

今天上午，我们师机关的干部就有部分人在议论１２１师后勤指挥所前晚遭到袭击的事，同时，还听说也是18日18时30分，１２１师后勤第二梯队从通农出发后，准备通过魁剥上游的宗梅铁索吊桥向扣屯附近的８０９高地穿插。

为了保证这支队伍具有一定战斗力，由3个机枪连、3个营属炮连、100炮连护驾、还有卫生队、担架队、军马所、勤务排、通讯连的骡马分队、支前民工及各单位掉队的一批人员共289人、骡马105匹，在团副政委郑赞正率领下，也是因人员庞杂，队伍拉得太长，行动缓慢，行至宗梅以西200米处时，副政委下令部队及民工集结待命，按顺序分批过桥。

19时20分，团后勤过桥中，发现吊桥的另一头被敌人封锁，郑副政委即命令炮兵参谋何铭成到桥头组织8连1排压制敌人火力，掩护部队过河。因敌人火力较为隐蔽，未能消灭，部队仍无法通行。

这时，发现两名越南特工队员摸到100炮连附近，当即被干部战士捉住。经审讯，特工队员供出，敌人准备包围消灭我们这支后勤梯队。

副政委立即命令部队迅速撤离险区，并命令各分队做好战斗准备。随后，和干部股田股长到桥头观察敌情，选择骡马涉水过河的地点。谁知，遭到敌人暗火力的袭击，副政委牺牲，田股长负伤。敌人以更猛烈的火力向桥头射击，何参谋指挥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并召开紧急干部会议。根据100炮连指导员徐家钦的建议，成立临时党支部，并召开支部会，进行分工，做好一切应变准备，坚决抗击从正面向我冲击之越南军队。

越南人民军约50人分两路企图向361团后勤梯队包抄，在干部战士的抗击下，敌人丢下20具尸体大败而退，但是40分钟后，越军又组织了50人，在两挺机枪和60炮的掩护下，发起第二轮进攻，仅仅10分钟，又将敌人打得狼狈逃窜。

19日4时30分，越军又组织了60人，在60炮和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发起第三轮进攻，在后勤梯队的狠狠打击下，又败退了。

由于连夜战斗，大家极度疲倦，加之弹药紧缺，前方的道路又不明，他们只好改变路线，与１２１师基本指挥部汇合。

进入魁剥这一地段，引起我们的警觉。指挥部指示车队一辆紧跟一辆，不能停留。

一名身靠路边石壁的“遗体” ，双腿伸向路中，我们的车轮从他脚边擦过。我和郑科长探出头看时，他的两只眼珠仍在转动，嘴唇微微颤抖，原来他还活着，只是腿打断了，动弹不得。天呐！都30多个小时了，人还活着，１２１师为啥还没派人来收容这些人？“遗体” 想和我们打招呼，又喊不出声来，受惊、饥渴和流血过多，使他奄奄一息。按理说应停车将他救上车，但指挥部要求下午2时赶到班马，时间紧迫，且指挥部不是救护队，不可能这么办。这一地段情况复杂，敌情不明，指挥机关不能在此地久留，以免受到敌火力的再次杀伤。我们只能向他招招手示意后边有救护队伍。

这时车队的行进时速不足20公里。

过了30米左右，石缝里钻出两个民工，哭哭啼啼，要求跟指挥部走。因不了解他们的身份，我们只好劝他们继续躲避敌人的视线，等待收容队伍。

右边，一位负伤的干部坐在担架上，他的腿被打断，动弹不得。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１２１师医院的军医，在前面的战斗中，腿被打断，民工将他抬上担架。18日晚经过魁剥时，敌人的枪一响，民工将他连担架丢在路边，各自逃命。惨剧发生后，这一带出现短暂平静，他爬不动，走不了，仍躺在担架上，经过一天一夜，忍着疼痛，忍着饥饿，遇到紧急情况就躺下装死。今天见到自己的人来了，终于坐了起来，挂着泪花，向我们招手。我们大声告诉他：收容队伍很快就到了，坚持下去。

前面不足一公里就是这条傍山公路的尽头，因为没桥，汽车右转弯下坡，开到河边冲过河，经过对面沙石滩，接上通往河安的公路。

第一辆是嗄斯51卡车，冲到河水深处忽然熄火，车上的几个战士急忙跳下车，淌着一米深的水推车。

这一来，指挥部行进的速度受到影响，只好每辆车按4—5米的距离，靠路边停下。几十部大小车辆，还有火炮，像一条龙似地摆开。

第一辆车过了河，第二辆车又熄火。我们利用这一间隙，坐在河边，谈论刚才见到的情景。

路边、山坡上、河滩，仍可见到１２１师战士及民工的遗体。河中间的一个长满芦草小树的小洲上，也躺着一具。我心里仍无法平静。除了战斗故事片以及反映古代战争的电影镜头中见过这么多尸体之外，今天是亲历其境，目睹这一悲壮的场面！

我站起来，回头仰望不足10米宽、坑坑洼洼的小泥沙公路和公路左边高峭的石山，从汽车转入山洼口，就可看到小石山一座连一座，还有一块块巨大的石头挂在上面，大石洞小石洞一个接一个，是典型的桂林式岩石。如果在上面藏有一个排兵力，布置几挺轻重机枪和一批手榴弹，就可阻止半个团以上的兵力通过，真有“魁剥天险” 之称。不光山险，转过身，脚下不足百米宽的河，河对岸一排茂盛的竹林，竹林下的沙滩就足足占了河道的一半。而我的脚下是悬崖和河道，河水湍急。万一遭伏击，情急之下跳下河，也会被激流冲走。这里真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呀！

“嘎嘎嘎！嘎嘎嘎！”几梭子弹掠过上空，打破了平静，打断了我的思索。这是2月20日上午10时正，大家听到枪声，立即卧倒在地上。只见毕副师长高喊一声：“有情况，做好战斗准备！”

刹那间，枪声大作。机灵的警卫连连长指挥1排占领山崖下的一个土包，防止敌人冲下山。1排战士以土包和巨大石块为掩护，向山上开枪。连长回过头来，又带领几位警卫兵，把师长推到一丛大毛竹旁，几个人握枪注视河对岸。

在我们后边不远的炮团指挥连连长，命令2排跳下河，游过去占领河中小洲，朝对面的竹林射击。

与此同时，河对面远处一阵阵高射机枪射过来，有的打在半山腰，有的打在河对岸的竹林上。随着“咯、咯、咯” 的响声，只见对面的竹林，一排排拦腰折断，子弹落在河中，激起朵朵水花。

有七、八发炮弹打过来，四、五发在半山腰爆炸，两发落在公路车与车之间的间隙上，发出震耳的响声，掀起一柱柱泥沙，还有一发落在河中，泥沙和水花飞溅。

41军121师后勤指挥所在越南魁剥地域遭伏击地形图

作战间隙，战地记者陈朝荣（中）和司令部参谋贝仁肖（左）、韦国扬（右）在越南茶灵831高地作战值班室。1979年3月12日

　　我们几位背手枪的干部，无法发挥火力，只好溜下河边，蹲在坡上。我的右边是郑科长、军区黎干事，左边是师鲍副政委、毕副师长和司令部机要科长。公路上炮弹爆炸掀起的泥沙，洒在我们头上，河中的水花，溅了我们一身。鲍副政委指着机要科长老谢的皮夹：“老谢，你这个夹子要特别小心呐！” 副政委的警卫员，端起冲锋枪向河对岸扫射，扳机紧扣，30发子弹一下子倾泻出去，他迅速卸下子弹夹，换上第二夹，继续射击，又换上第三夹…… 到底有没有见到敌人，他也不知道。我和副政委每人接过一个夹，帮他装子弹。

我脑子里正在翻滚：指挥部是不是真的被敌人包围？１２１师后勤指挥所的惨剧是否将会在我们这里重演？万一真的被敌人包围，无法突围出去将怎么办？

自从出国作战命令下达，尤其是今天见到的一批又一批倒在异国的烈士遗体后，我们已经做好了脑袋随时搬家的准备，按照几天来干部战士总结的通俗语言：“出国打仗，等于脑袋挂在腰带上，随时可能丢失。” 生与死，已不是眼前考虑的范围。蹲在旁边的几位师首长，他们的生命价值连城，我们的小命算得了什么？

我正在思考的是：敌人冲上来后，照相机怎么处理，砸烂或丢进河里？已拍过的胶卷，里面很多记录了领导和部队的活动，是军事秘密，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一个个扯开曝光能否来得及？出国前设想拍一套战场上的完整记录，今天是否变成泡影？老母亲和妻子女儿正在营房等着我，万一指挥部被“一锅端 ”，如何见到她们……当兵的命太不值钱！我再也不敢往下想。他妈的，真是一肚子闷火！我一咬牙，拔出手枪，朝着河对岸猛扣扳机：“砰！砰！砰！”一下子送出了5发，以泄心头之恨。看着枪口还在冒烟，忽一转念：傻瓜，河宽百把米，手枪顶个屁用！况且也没见敌人的影子，这不是瞎放是什么？我把手枪插回枪套。

心情平静下来后，回头往公路上看：路边架起的两门60炮，正在不断往河对岸轰击，地上丢下十多个空弹壳。再仔细听听：山上往山下打，山下往山上放，对面打过来，这边射向对岸，……枪声、泥沙、水花、烟雾，犹如大年除夕钟声响过之后大街小巷放鞭炮的热闹情景。

到底还是老兵有经验，蹲在鲍副政委旁边的毕副师长（战前由炮团团长提升为副师长），一言不发，全神贯注地在思考，然后，站起来看看路上的炮弹坑。奇怪，2发炮弹不偏不倚，落在每辆车之间的空隙上，一辆车也没被击中。还有4发落在半山腰的火力点周围，听听炮弹呼啸和落地的声音，断定是75加农炮。

“激战” 了近10分钟，没有见到对岸“敌人” 出现。他和鲍副政委分析：我们的前卫部队已打入敌纵深，敌人再不可能出动主力部队，小股部队除了60迫击炮外，不可能有75加农炮。对面打过来的高射机枪和75加农炮，分明是我们的前卫部队在班马方向见师指挥部遭受敌火力点的袭击，支援我们的火力，“遭伏击、受包围” 是一场误会。

鲍副政委听后拍掌：“对，完全正确。”

在我右边的郑永正科长一听，马上闯上公路，边招手边高喊：“停，停，停止开火，各单位停止射击！”

真是 “ 一语惊醒梦中人。” 枪声全部停止了。

毕副师长分析的不错，不愧为一位老炮兵。

原来，山上的几个敌火力点仗势欺人，每当见到我方部队人不多，尤其是指挥机关零散民工经过这一段时，放几梭子弹冷枪，搅乱部队阵脚，然后躲进山洞看热闹。这次见我指挥部在这里停车，免不了放它几梭子，搅一阵子。当看到下面的部队乱哄哄，又受到我驻守班马先头部队的高射机枪和75加农炮的回敬，便停止骚扰。而我驻班马先头部队增援指挥部的火力发射不准确，高射机枪的子弹把河对岸的竹林扫得东歪西倒，2发75炮弹打在公路上，引起大家的误会，以为指挥部遭到袭击，受到包围，引起一场虚惊。仅仅这十几分钟，子弹壳、炮弹壳，遍地皆是。各单位清理人员时，无一伤亡。

几辆车过河之后，后面的司机有了经验，下坡时开足马力，往河里直冲，冲至对面的沙石滩，再也不会熄火。

河对面的浅滩上，躺着两具战士遗体，一位是胸部中弹，一位是脑壳爆开。随着汽车往前冲，水往上涌，遗体在浅水中飘荡，真是目不忍睹。战士们的鲜血，随着这条河流的水，流向西江，流回祖国。

我的心又是一阵悲凉……

20日3时，师基本指挥部经扣兰，到达宿营地—班马。班马，其实是个低洼地，右边一座不高的山包，公路从旁边经过。左边是一片耕地，远处有两座四、五户人家的小村落。

我们的车刚停，我见三个人站在5米外的水沟边，其中一个的背影很熟悉。我下了车，走上去，拍着他的肩膀：“刘显祖，原来是你！你还没死？”

“老陈，你也没死？” 高兴地握着我的手。

其实，上午从师长的口中，我已知道他没死，只不过战场上见面，说 “你没死 ” 是表示祝贺的意思。

我们都没死，应该互相祝贺。侦察连的两个兵，也和我寒暄起来。

“老陈，我们人没死，肚皮快饿穿了，有什么好吃的？” 老刘说。

“车上大把干粮。” 我带着两个兵，打开车门，让他们搬了一桶“702”，几块散装的干粮和两个罐头，回到水沟边坐下来。他们三个狼吞虎咽，啃着干巴巴的干粮。我把军用水壶递了过去，他们轮流喝了水，再啃干粮。

老刘他们是“命大福大”，还是“列祖列宗” 保佑？三天来，竟闯过了一道道的敌人封锁线，顺利到达这里。

　　368团4连战士 “一级战斗英雄” 刘勇在123师庆功大会上代表战斗英雄、模范单位发言。

　　作者 陈朝荣

致敬

为共和国英勇献身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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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2日初稿

2018年7月13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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