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人“九都八迁”的学习笔记

PHF

按照目前较为普遍接受的“东来说”观点，秦人先祖应是东夷部落，和商人同属东夷集团（商和秦的始祖均是其母吞卵而生，并以玄鸟为图腾，另莱芜有河曰“嬴水”）。因而才会助商灭夏，又在周灭商后参与三监之乱。秦人是在商建立后“受命西迁”还是三监之乱后被迫“谪迁 ”，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离开熟悉的故土跋涉到险恶的陌生之地，怎么看都应是被迫之举。清华大学刘国忠先生在《清华简与古代文史研究》中指出：“根据清华简《系年》第三章记载，周武王死后，出现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原先商朝重臣(秦人先祖)东逃到商奄(今山东曲阜一带)。于是成王东征，杀飞廉，并将一部分‘商奄移民’强迫西迁，其做法类似后代的谪戍。这些西迁的‘商奄之民’被发配到朱圉山(在今甘肃省甘谷县)一带抵御戎人，而这些西迁的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甘肃省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遗址也提供了考古学上的证据。

朱圉山是秦人（那时还不称为秦）西迁后的第一站，从此开始在甘肃东南部的陇南及天水一带发展壮大。虽然史书所说“西垂、西垂宫、西犬丘、犬丘”是不是同一个地点还有待商榷，但大体可以认定为同一个区域。到了这支‘商奄之民’被称为秦，已是飞廉的六世孙非子了。

秦人的祖先非子是大骆的小儿子。《史记·秦本纪》记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因其有功欲以为大骆适嗣，遭到大骆长子老丈人申侯的反对，周孝王只好“邑之秦，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秦本纪》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非子受封之前居犬丘时，尚属犬丘大骆一宗，秦人称秦是开始于非子被封于秦时。“秦邑”大体位置在今甘肃天水市清水县和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带，清水县县城西北牛头河与樊河的交汇处的李崖遗址以及当地秦亭、秦谷地名均可为佐证。

“秦邑”是秦人第一都和八迁的起点。此后历经秦侯、公伯、秦仲三代，均以此为都。周厉王时，西戎犯周，并灭了犬丘大骆一族。周宣王即位后，乃以秦仲为大夫，使伐西戎。秦仲被西戎所杀。宣王于是召秦仲子庄公等兄弟五人，与兵七千，大破西戎。庄公同时拥有了犬丘之地，并迁都于此。这便是秦的第一次迁都，“犬丘”应是秦人第二都。

庄公被封为西陲大夫，与西戎进行艰苦卓绝拉锯式的斗争，替西周守护边疆，生存环境极为险恶。襄公即位后第二年西戎又大举进犯围攻犬丘，俘虏去了襄公的哥哥世父，襄公为了暂避西戎锋芒，被迫东越陇阪，迁都于汧（qian），并在那里建立临时性的都邑，汧是秦人第三都。近年在陇县城东南的边家庄和磨儿塬村先后发现春秋时期的贵族墓地和城址，其地与文献所载襄公都汧的地望基本相合，当为襄公所迁汧邑之所在。

襄公徙汧的一年多后，被西戎所虏的世父获释，局势有所缓解。襄公七年救周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在西犬丘立西畤、祠白帝，表明此时的西犬丘已被收复。襄公虽已徙汧，但一些重大活动仍在西犬丘进行，说明西犬丘并未因襄公徙汧而失去其作为故都的地位，况且秦的祖陵、宗庙等还依旧在那里。种种迹象表明在襄公的后期阶段，秦的政治重心可能又移回到了故都西犬丘。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后来的文公何以在西犬丘即位，并以此为都了。文公的迁都汧渭之会，并不是徙自汧邑，而是从西犬丘迁徙而来的。

《史记》记载：“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虽然在汧渭之会所建秦都的精确位置待考，但此次迁都展示出文公利用占卜制造舆论引导民众的智慧和秉承历代秦公遗志矢志东进的决心。

秦宪公（宁公）二年（前714年）将秦国国都由汧渭之会迁至平阳，又称“阳”，即现在陕西宝鸡陈仓区。宪公、出子、武公、德公父子四人以平阳为都共有36年，在此期间开疆拓土，宪公先是伐荡社，武公时出兵东伐至华山，又伐邽、冀戎、灭小虢，疆土不断扩大。同时这也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宪公死后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武公而立出子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又杀出子复立武公，等武公掌权后诛杀了这帮乱臣贼子。武公卒后并未把君位传其子公子白，而是立其弟德公。公子白死后，他的后人就以白为氏。白起便是其后代，与廉颇、李牧、王翦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位列战国四大名将之首。武公时初设县制以管理所得之地，也开创了残酷的“人殉”制，据载其死后葬平阳，从死者六十六人。

平阳地处盆地，地势“居下临高”，非常不利于防守。这个地势也导致每年的大雨季节，水从高处冲下来，一度冲坏过平阳宫。德公元年（前677年），将秦国首都迁至雍城。雍城遗址位于陕凤翔县以南，雍水以北，纸坊河以西的高地上。建有宫殿大郑宫、雍高寝、雍大寝、雍受寝等。秦国从秦德公元年 (公元前677)到献公二年 (公元前383) 以此为都长达294年。

秦人在雍期间经历了19位国君。秦德公死后，长子秦宣公继位。之后是秦宣公之弟秦成公，之后是成公之弟秦穆公继位。秦穆公（?－前621年）在位39年，有百里奚、蹇叔、丕豹及公孙枝等贤臣的辅佐，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王位，在《史记》中被认定为春秋五霸之一，国力达到该时期鼎盛。以后依次是秦康公（在位12年）、秦共公（在位4年）、秦桓公（在位28年）、秦景公（在位40年，葬位于凤翔县南指挥村秦公一号大墓）、秦哀公（在位36年，期间有“申包胥哭秦庭”这一典故，与吴王阖闾时代有交集）、秦惠公（秦夷公之子，夷公未立而亡，遂立孙惠公，在位9年）、秦悼公（在位15年）、秦厉共公【秦厉公】（在位34年，期间三家分晋）、秦躁公（厉共公之长子，秦怀公之兄，在位14年）、秦怀公（厉共公之庶子，秦躁公之弟，在位4年）、秦灵公（怀公之孙，在位10年）、秦简公（怀公之子，秦灵公之叔，在位15年。期间，魏国任用吴起、李悝、魏成子等人进行改革国力大增，秦国被魏国夺取河西之地，失去重要产粮区，国力衰落，退至洛水）、秦惠公（简公之子，在位13年，国力继续衰退，与楚国结盟）、秦出公（惠公之子、秦献公堂弟，在位2年其母主持朝政，因此又被称秦少主）、秦献公【师隰xi,公子连】（秦灵公之子、秦出公堂兄，在位23年，也学其他国家大力改革，废止人殉，迁都栎阳，户籍相伍，推广县制，显王派使者祝贺“献公称伯”）。

秦人这段历史相当复杂或者说丰富，竟然出现了两个秦惠公，让人费解。尤其是厉共公后，权臣贵族把持朝政、弑君易主，国政不稳、国势日衰。这期间既有秦穆公“霸西戎”，也有后来的衰落和献公的革新图强。后来秦孝公在《求贤令》中亦是把穆公之鼎盛作为开端，把逐渐国敝凋零、丢城少民，引以为国耻。雍城是秦人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站，秦国在跌宕起伏中发展壮大，也为横扫六合积蓄了国力。

雍城早期是以河流为城的“城堑河濒”，是“水上秦都”，秦国在都雍城近二百年之后才正式构筑城墙（《史记秦本纪》“悼公二年，城雍”）。整个秦雍城遗址总分布范围达51平方公里，由城址、秦公陵园（应有23位秦公葬于此）、国人墓地和郊外宫区组成。秦雍城城址略似正方形，东西长3300米，南北宽3200米，坐北朝南。历经300年的不断修建，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秦国都城。在雍城北部还发了“市”遗址，这是秦国官方在城内设立的专门从事商品交易的市场。城市还发现了多处陶制排水道，可见当时雍城的城市设施之完善。献公迁都栎阳后，秦人的宗庙仍设此，秦王政加冕典礼即在此举行，直到西汉以后才逐渐废弃。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献公元年，止从死，二年，城栎阳”。这里面提到了秦人另外两个具有前线指挥部作用的国都，一个是灵公建立的泾阳、一个是献公建立的栎阳。

秦灵公执政，欲扩张穆公时期之版图，收复河西之地，便迁都泾阳，将“指挥部”搬迁到战前，便于激励和指挥，这也是迁都重要原因之一。近年在泾阳县西北和口镇发现一处秦汉时期的宫展遗址，规模颇大，推测有可能为灵公所都之处。灵公的迁都泾阳，主要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以便遏制晋的侵伐。因为当时的秦国已非昔日穆公时的强盛，原所占据的晋河西之地又得而复失。而晋师伐秦往往渡过泾河，深入秦之腹地，直逼秦的大后方。所以灵公所徙都的泾阳，在当时来说也只是作为军事性很强的临时都邑。灵公死后，继位的简公名不正言不顺，其即位后对于泾阳的灵公势力，不能不有所顾忌，设法远离灵公势力所在的泾阳，自在情理之中。故而简公移回雍城而未居泾阳，或直接就是在雍城即的位亦未可知。若此，则灵公后的简、惠、出三公均当居于雍城，而以泾阳为都可能只是灵公一世。

献公乃灵公之子。据文献载，灵公死后，由于秦宫廷的矛盾斗争，太子献公未能继位，反而立灵公叔叔悼子，是为简公。简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亦称出公，即位时年仅四岁。但出子立二年就连同其母被庶长改等大臣所杀，原因是这些大臣又重新接回当时尚居于魏之河西地的献公，拥立其即位。由《吕氏春秋·当赏篇》的记载看，从献公的迎立，到出子及其母的被杀，整个事件都发生在雍城。那么，出子在位的短短两年，亦当居于雍城。献公的即位是在雍城，第二年徙都栎阳也应是自雍城而非泾阳。献公迁都栎阳，应该是和其父怀有同样的目的，靠前指挥收付河西之地，同时也远离那些阴险保守的旧势力。

栎阳（Yue yang）位于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官庄村与古城屯村之间(在关中环线的“武屯”十字路口向东，非今临潼的栎阳镇）。太史公说栎阳的地势是“北却戎狄，东通三晋”，地理位置重要便于作战。孝公时期，黄河和崤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孝公有大志不得大才，于是发《求贤令》，招来商鞅登上了秦国的舞台，也登上了历史璀璨的舞台。商鞅建议孝公将都城栎阳迁到咸阳，这也是变法的需要，旧栎阳已经完成使命（河西已无忧），加之格局太小，栎阳为都34年后成为故都。

公元前350年，孝公迁都咸阳城，走完了500多年迁徙之路。秦人以此为都，实现了逐鹿中原的梦想，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大帝国的伟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