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闯关东之路

新科

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全家人踏上闯关东之路。这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家也受到了文化革命的冲击，我当时已经初中毕业在家。一天夜晚，把家里的行李及日常用品收拾一下，用一辆地排车装上，偷偷地向济宁火车站出发。

那时火车是烧煤的蒸汽机车，不但速度慢，而且逢站必停。我们买的济宁到依安的车票，我记得是27元1角一张。那是把家里的一头猪卖了，才买到的几张票。

检票进站后，看到的黑压压的人。火车停下后，人们像发了疯似的往上挤。火车的窗户是开着的，人们从窗户爬进车内。我家带的东西多，孩子又多，好不容易挤进车内。火车里到处是人，人挨人，人挤人。有两个朋友送我们上车，还没等到挤下去，火车已经开动了，只好到下一站再下去。

车内过道上全是人，想从车的一端到另一端，简直比登天还难。吃的是自己从家里带的干粮，没有水，只能忍着。三弟那年三岁，坐在座席之间的小桌上，火车到站停车时，外边下起了小雨，三弟把小手伸出窗外，让雨点落在手上，然后把手放在嘴边，用力地吸吮，看了真让人心疼。

一路上倒了两次车，经过四天四夜，才到了依安。现在只要二十多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到依安刚下火车，就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往各公社的客运班车都不通，全家人只好挤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没有吃的，父亲到大街上的各个饭店去买饭，怎奈都要粮票，一个馒头才五分五，二两粮票。我家刚到黑龙江省，没有粮票，有钱也不卖給你。沿着大街走到尽头，才找到一家不要粮票的，父亲欣喜万分，买回了几个馒头。父亲回到旅馆，把馒头分给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时，两个公安警察尾随而来，把父亲叫出去盘问了一番。原来这个县最近发生了一桩命案，公安正在破案，父亲到一家饭店推门而入，这家饭店用红色油漆刷的门，还未干透，蹭在手上，公安以为是血迹，又见这人出入这么多家饭店，以为是流窜作案。全家人虚惊一场，长长地呼了口气，忐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目的地是依龙公社农民大队，从依安到依龙还有九十里地。一直等到第三天才通车，汽车在雪道上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依龙公社。依然到处是雪，父亲把我们安置在依龙饭店，打电话给二舅，叫他来接我们。农民大队离依龙十二里地，父亲走着去迎接大车，我们就在饭店里等着。当年，父母亲三十四岁，我十六岁，大妹十三岁，二妹十岁，二弟六岁，三弟三岁。看别人在饭店吃饭，不由得饥肠辘辘，母亲只好买了一碗鸡蛋汤，给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充饥，没有粮票这里也不卖给馒头的。等了半天，二舅和表哥赶着大车来接我们了。原来父亲和二舅没碰上，父亲就一直走到农民大队。闯关东的生活由此开始了。

万事开头难。全家七口人，五个孩子，要吃要住，要落下户才能生存。父亲身强力壮，是个好劳动力，可是一个太少，只好把十六岁的我也算作一个劳动力，就说是十八岁了。落户时说是中农成分，要说地主人家不要。先是落户在农民五队，因为上水库他们都不愿意去，就临时要了两个人。我和父亲上水库干了两个多月，他们又说不要了，主要是我二舅和一个社员发生矛盾，他们借文化革命之机进行批斗，还勒令我们全家从农民大队搬走。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忽然想起长发大队有一老乡陶文福，暂时到他那里躲避一时。我和父亲拉着一辆地排车，母亲和弟弟妹妹有的走着，有的坐在车上，顶着凛冽的寒风，向双阳公社长发大队(也叫瓦盆窑)走去。三十里地，走了大半天，来到长发，暂时在陶文福家北炕住了下来。没有烧的，我就上地里去拣。有点小米苞米面，舍不得吃，我和大妹妹挎着筐，拿着斧子，到人家的土豆地里，把去年没拣干净的土豆刨出来。天寒地冻，风把土豆刮得露出一点皮，用斧子把冻土豆砍出来，拿回家中，化了以后洗净，到碾子上压碎，再拍成饼状，烙熟了就可以吃了，连点豆油都没有。父亲则和陶文福到处找落户的地方，过了两个多月，终于在孟常七队落下户。所谓落下户，就是生产小队的干部同意要，在这儿干活，到秋天分给一份口粮，什么布票油票一律没有。后来因为隐瞒成分，又受到批斗，房后的墙上被刷上“打倒逃亡地主"之类的标语。后又遣返原籍，被送到双阳公社，好在一个姓崔的公社干部按照政策规定没让我们回去，差点儿把刚满月的三妹送给别人。没有住的地方，找一家有北炕的，人家住南炕，我家住人家北炕。搬了多少次家已经记不清了，直到五六年后，才找人脱坯垒起两间房子。几年也不买件衣服，大的不能穿小的接着穿，补丁摞补丁。村里一老汉看了大妹妹穿的衣服，说像翻穿皮袄毛朝外。生产队连续三年受灾，一年干到头，只分给二三百斤粮食，一分钱也拿不回来。想起经历的这些苦难，看看今天的幸福生活，真是感慨万千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