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校长访谈老知青.

霞光

党校校长访谈老知青.

龙正平

（根据访谈录音整理）

上世纪我国曾经执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为什么要实施这一政策？知青上山下乡，对上山下乡知青、对当今青年和未来年轻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怎样的意义？为此，中共柳城县委党校副校长侯陶明、韦春龙（女），6月1日从柳城县驱车来到柳州市，对当年柳城县插队知青、现为中国梦知青情广西柳州干部龙正平进行了专题访谈。

　　侯陶明：龙老师，您好!您是当年柳城县的插队知青。又是中国梦知青情广西柳州的干部。请您谈谈您下乡插队的经历和感受；谈谈知青上山下乡，对上山下乡知青、对当今青年和未来年轻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怎样的意义？以及您是怎样看待上山下乡的。

龙正平：侯副校长好。韦副校长好。作为党校校长，您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关注度如此之高，令我非常感动和敬佩。

　　侯陶明：您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哪年下的乡，到哪里插的队？

龙正平：我是原柳城一中（现洛崖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响应号召分配到本县洛崖公社寨隆大队龙大村第二生产队插队落户。我们生产队就我一个插队知青。

　　韦春龙：插队落户是把城镇户口迁到农村,去当农民种田种地啵。你们知青是自愿去，还是被强迫去？

龙正平：（笑）我们是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不但自愿去，还争着报名去。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全国各地掀起了上山下乡热潮。从学校一毕业，我就把户口拿到街道，报名插队去。当时，洛崖街道已经欢送了第一批40多人下乡，我是第二批。

其实，早在1965年，柳州地区组织一批高小、初中、高中毕业生，到来宾县插（建）知青农林场，洛崖街就有一二十人报名去，他们才是洛崖首批上山下乡知青。到1980年上山下乡结束，小小的洛崖街就有近三百名知青插队落户。

同是在1969年的1月，柳州五中好几百名知青，分配到洛崖公社的洛崖、寨隆、更祥、吉兆等好几个生产大队落户。在之后的七、八年间，柳州一中、三中、五中、九中、柳州铁一中、柳州铁二中等多所中学的五千九百多名初、高中毕业生都分配在柳城县插队落户。七零年之后，柳城县根据国家形势发展需要，每年都安置了一批又一批知青通过招工、招干、升学、当兵的途径返城。到1980年，留在柳城县的插队知青基本安置回城。

　　韦春龙：龙老师，当时国家对知青插队落户有补贴吗？

龙正平：有。插队头一年，国家发给每位知青每月生活费8元，大米38斤。钱和粮都没发到我们手上，由公社经大队发给房东（住户）。因为头一年我是住在房东家，与房东搭伙，房东吃什么我吃什么。插队的第二年国家就“断奶”了。什么补贴都没有了，完全靠自己插队头一年的劳动挣工分、挣口粮。

我们下乡时，国家还发给每人由两张长条凳、两块“鸳鸯”板搭成的一铺床，一套煮饭炒菜用的锅头。家庭困难的知青，发给棉被蚊帐。1970年后，国家给每个知青300元建房费，资金也是由公社经大队拨给生产队负责建成知青住房。这些安置政策，对促进上山下乡起到了积极作用 。

　　韦春龙：插队后，您遇到困难吗？知青和农民的关系怎样？

龙正平：最大的困难是过劳动关和生活关。初来乍到，我什么农活都不会干。我们生产队的大叔、大婶、大爷、大妈们都很关心我，把我当作他们的亲人。让我从最简单、最轻松的农活学起。刚插队的当下，正值“冬闲”。但当时开展“农业学大寨”，冬闲也不闲呢。队里的男社员牵牛去犁田“晒冬”，这是属于男人干的重活。队长安排我跟着女社员去种烟草、收芝麻、锄田基草干这类轻活。锄田基草的第二天，双手长满血泡，疼的钻心。军属韦大妈看到后心疼的对我说：“儿呀，今天你就不要出工了，在家歇一两天吧。我帮你向队长请假。”大妈把我看成她的儿子，我心里暖烘烘的，感觉手也不怎么痛了，咬着牙硬是坚持干下去。慢慢地，我的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韦春龙：插队生活苦不苦？

龙正平：苦。说不苦是假话。关键是怎样对待。比如，每年的“双抢”是一年里农活最忙、劳动强度最大、人最累的季节。如果经受不了，就会成为逃兵。“双抢” 就是抢收抢种。要赶在晚稻插秧季节前把成熟的早稻收割回来，接着就把牛栏粪挑进田、耙田、拔秧、插秧。为了赶上季节，每天干活都要挑灯夜战到晚上九点多，只有三、四个钟头睡觉时间。最要命的是，有好几天都是凌晨3点起来耙田。睡得正酣时，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就响起来了。多想再睡一会，很不愿起床。硬着头皮揉着惺忪睡眼，与男社员们在齐腿深的泡冬田里吆喝着牛耙田。当太阳爬上山头，我们耙好的一大片水田就像一面面大镜子，足够当天插秧时，队长才下令收工。这时已是人困牛乏肚子空。可我还要烧火做饭呢。队长玉瑞吉大叔、保管员龙科大叔不由分说拉我到他们家吃早餐、吃夜饭。

正是农民们亲人般的呵护关怀，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我看到了农民身上勤劳善良、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找到了与他们之间的差距，树立了人生价值取向的正确坐标，克服了一个个难关，得到了锻炼成长。1971年，解放军41军某炮团开车来接我到部队向指战员们汇报学“毛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1972年公社团委批准我加入共青团，1973年担任大队干部，1974年光荣出席自治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韦春龙 ：听说知青偷鸡摸狗，有这事吗？

　　龙正平：有。但这只是极少数现象，不能一根竹篙打死一船人。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好样的。插队在更祥大队毛村的五个女知青，是柳州五中68届的初中生。毛村是洛崖公社当时最贫困的村庄，粮食产量低，吃的是杂粮参半的稀饭。一天的工分值只有2分钱。但困难吓不倒知青姑娘。她们虚心学习农民刻苦耐劳、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闯过了劳动关、生活关、语言关。她们常说，贫下中农像对待儿女一样关心我们，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她们与村民的关系好比鱼水情深。公社、县授予她们为“先进知青小组”称号，出席了柳州地区先进知青集体（个人）代表大会。像她们一样的知青在洛崖公社、在全县都很多。每年各个大队都有不少知青出席公社、县召开的上山下乡知青积代会 。柳城县数千名知青与全国1700万知青在与工农结合道路上是积极进取的。毫无疑问，这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主流。

　　韦春龙：龙老师插了几年队？后来在什么单位工作？

龙正平：我插了6年队。1974年12月31日调到柳州地区粮食系统工作。在过柳州地区直属鹿寨粮库（蒸谷米厂），柳州地区粮食机修厂，柳州地区粮油转运站，柳州地区粮食局、柳州地区粮油贸易公司、柳州地区粮油总公司等多家单位工作。

侯陶明：依你的体会谈谈国家为什么要搞上山下乡，而不是多建工厂，安置就业？

龙正平：为什么要动员和鼓励城镇知青和回乡知青去农村当农民而不进工厂当工人？这要从中国当时的国情来看才能找到正确答案，不能用今天国家所处的条件去解决当时的问题。换句话说：知青上山下乡是由当时的国情决定的。

立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中国需要休养生息，快速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却面对美帝发动朝鲜战争把战火烧过鸭绿江的危险。我们被迫举全国之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把不可一世的美帝赶过了三八线。战争，使我们这个刚从百年战乱走向新生的共和国雪上加霜，一贫如洗，一穷二白。农村生产力落后，粮食产量很低。工业几乎是一张白纸。要建设，不仅需要大量资金，更需要大量粮食。几亿人的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拿什么去建设？去发展？解决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一方面，大量城镇人口包括每年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要吃饭，要就业。另一方面，农村又急需大量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开展科学种田，提高粮食产量。这就是当时我国的国情。因此，知青上山下乡便纳入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

到了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苏联撕毁合同，运走设备，撤走专家，催索（朝鲜战争军火）债款。国民经济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粮食供应和城市就业空前困难，大批工厂不得不停工下马，大量人员不得不精简下放。国际上，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美帝唆使老蒋在台海兴风作浪；印度在中印边境不断挑起事端；小日本配合美帝反华一和一唱；我们遭受外敌包围封锁的形势空前严峻。1962年，面对内忧外患，党中央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开始大规模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缓解粮食和就业压力。之后号召全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期方针，插队成为了安置的主要方向。

　　侯陶明：现在社会上有的人这样认为，上山下乡对一代人是苦难是折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您是老知青，吃过不少苦。您是怎样看待的？

龙正平：最近看了个视频：某地某历史研究会在知青当中煽起否定上山下乡情绪，鼓动闹事、要求“补偿”。在大会上，当闹事者要求他代表自己利益时，他不敢担当了，搞得无法收场，只好溜走。成了笑柄。我在前面讲过，建国之初到整个六十年代，我们的国情是农业生产力落后，面临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和城镇就业安置巨大压力，帝国主义封锁制裁，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这是我们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一般人都知道这段历史，难道搞历史研究的人不懂吗？所以，当他面对自己挑起的要求“补偿”的群体，只得开溜。为什么？理亏，心虚，没底气嘛！古训说：儿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我们的祖国母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备受西方列强蹂躏。新中国是在百年战乱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因此说，我们这代人，一出生在祖国母亲的怀抱，就注定是与母亲同甘苦、共荣辱的命运。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母亲富强、民族复兴去担当责任，完成使命。我们有理由埋怨母亲的“丑”吗？有理由向她伸手讨要“补偿”吗？这会让每一个有为青年都会感到无地自容。我们只有用自己的双手，去抚平母亲身上的伤痕，让她欣慰，让她微笑，让她美丽。

在文革时期，曾经有一种“上山下乡变相劳改论”被批得体无完肤。现在出现的“上山下乡是苦难折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论调并不新鲜。是新瓶装旧酒，与“变相劳改论”是一路货色。它们都来源于封建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在剥削阶级看来，劳动和劳动者自古以来就是最卑贱的，只有脑力劳动者才是最高贵的。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用剥削阶级世界观评判知青上山下乡，得出的结论自然是背经叛道，开历史倒车。然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劳动创造世界。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最高尚。可见，不同阶级、不同世界观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看法截然不同。当年，我们知青面对艰苦生活、艰辛劳动，常常用“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来激励自己。具有七年知青岁月的习近平，插队时还不满十六岁。在延安的梁家河过“四关”，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陕北的知青挺过来了，广西的知青挺过来了，全国的知青挺过来了。苦不苦？有的地方的苦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像不出。如果把它说是磨难，也无可厚非。问题是怎样看待。对革命者和有为青年来说，它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信仰。有了坚定的信仰，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才造就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一代民族脊梁，造就了53位科学院院士，造就了被党和人民誉为社会主义制度基石的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知青上山下乡，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支撑了国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促进了农村文明的进步，融合了城乡关系，巩固了边疆边防，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得到了锻炼成长。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站在个人得失的观点或用剥削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来评判，对它加以否定，是不可取的，也是我们反对的。

侯陶明：您有六年插队经历，请谈谈您的感悟和体会，谈谈上山下乡对新时代青年有哪些启迪？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和意义？

　　龙正平：据《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公布的数据，在二十七年间，全国共有1700多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几乎所有城镇家庭都有孩子上山下乡，它的影响不仅覆盖了全社会每一个家庭。对知青的影响却是一辈子的。

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有过插队的经历。这些经历已经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劳动虽然艰辛，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从农民这个生活在社会基层的群体身上，学到了教科书里永远学不到的知识：勤劳质朴、艰苦朴素的品质，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认识了农村、农业、农民这个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促使我实现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裂变和飞跃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体会到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伟大意义之所在。上山下乡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一辈子的。人生中遇到再大困难，都能泰然处之。上山下乡的经历让我在工作中做到兢兢业业、吃苦耐劳、不计名利、默默奉献。因此曾被授予“柳州地区新长征突击手”称号。也让我赶上高等教育的末班车，毕业于广西电大新闻学专业，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然，对上山下乡的认识是因人而异的，不可能强求一致。不管现在人们对上山下乡持何种态度，它毕竟对当时年轻人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发生了巨大作用。由此产生和形成了五千年农耕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撞击与结合所迸发出来的一种新的文化思想，这就是知青文化和知青精神。知青文化和知青精神在后知青时代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他们的上山下乡经历，所以他们有着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心、奉献心，有着敢于担当、敢于拼搏的知青精神，因此，才得以在这代人中间起着社会主义基石、压舱石的作用。

　　上山下乡的历史是不可复制的。但上山下乡所产生和形成的知青文化知青精神，是能够对当代对未来的青年人产生教育和示范作用的。在党指引下，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在生产劳动、科学实验第一线锻炼成长，这是青年人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从五十年代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到今天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当“村官”，当第一书记，就是新时代新一轮上山下乡的推进和继续。上山下乡的形式变了，是因为国情不一样了，但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不变的。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北大校庆的讲话中，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可靠接班人的理念，不仅是继承和发展了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思想、方针、以及工作方式、方法，也是对共产党初心的继承与弘扬。上山下乡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证明： 共产党是对的，上山下乡是对的。

　　侯陶明：龙老师，作为“中国梦知青情”广西柳州干部，请您介绍“中国梦知青情”的作用。

龙正平：“中国梦知青情”的全称叫“中国梦知青情文化艺术系列活动组委会”。它于2013年经中央党校批准成立，是以当年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为主要工作对象的公益组织，由中央党校指导，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那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是什么样的组织？中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苏希胜是这样回答的：“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是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领导机关高度关注、以从党政军高层领导机关离退休中高级干部为主体、以弘扬延安精神为中心任务的社会团体。”

“中国梦知青情”的成立，是为了肯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与否定上山下乡划清界线。上山下乡正确与否是衡量每个知青对上山下乡问题看法的分水岭。否定上山下乡的言论我们是不赞同，不支持，是要反驳的。是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所以在成立之初的2013年，我们就提出了拨乱反正，这是中国梦知青情最初的愿望。知青情为什么要和中国梦结合起来？就是要为中国梦加油。

通俗地说，我们有两个“纲领”。一个是把上山下乡问题搞清楚，这是“初级纲领”；另一个是“高级纲领”，就是团结引领全体知青融入到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去。中国知青是实现中国梦可相信可依靠的重要社会力量。要使大家知道这个群体，要知道他们整体的奋斗目标和他们今天为什么还在坚守。这个群体的整个轨迹，支撑着整个共和国的整个成长过程。他们的精神存在，会对后来的青年人起到启迪和教育作用。

”中国梦知青情”广西柳州干部龙正平

2018/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