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其秀其人

方圆

　　抗战时期淮阴“四大魔王”之一的花其秀，有着这样一段奇特而扭曲的人生历程。

　　社会环境的改变，很容易使一部分人的身份产生双重性。如伪满州国皇帝溥仪，国内战争时期的高级战犯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沈醉等，由曾经的敌人经过改造成为人民的一员。抗战时期淮阴“四大魔王”之一的花其秀，也有着这样一段奇特而扭曲的人生历程。

1939年3月初，日军侵占淮阴后，市区清江浦有“四大魔王”，他们各占一方，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争斗。清江浦的老百姓被他们搞得人心惶惶，敢怒而不敢言。这四个“魔王”就是吴引崇、花士槐、胡履义、花其秀。他们原来都隶属国民政府，抗战事发后转投向日本人的怀抱。

　　花其秀，1915年出生于淮安县黄码（今属淮安市清浦区），原名黄迺华，系过继给姓花的人家，化名花实夫、花炎、花萼。1938年始历任国民党淮阴特工指挥站长东直属小组义务组长、江苏省特务处行动队队员、淮阴三区情报员、淮阴县情报室主任等职。1939年3月1日，日军侵占淮阴后，于1941年初投靠日军，成为日特兴亚社的骨干分子，先后充任淮阴宪兵队特高班工作员、情报队长，淮阴宪兵队特务站工作部部长，淮淮涟泗（淮阴、淮安、涟水、泗阳）四个县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后又任汪伪淮海省警备司令部第五支队上校支队长，汪伪中央政治保卫局淮海省直属分局淮阴支局局长（办公地点在东长街基隆巷美国所建教堂内）；继之又任国民党苏鲁战区抗战纵队第五支队上校支队长。

　　在花其秀做国民党淮阴县情报室主任期间，夏士寅投靠淮阴城内的日军，县长杨昉派花进城干掉夏士寅。花进城后不但没有去干掉夏，反而投靠了日军。期间，他的势力范围跨淮阴、淮安（今楚州）两县在闸口向东至水渡口。手下有特务近200人，个个手持20响盒子枪，脚踏自行车，到城镇下农村，吆五喝六，耀武扬威。他上澡堂洗澡，水烧热了要让他一个人先洗，不许卖票，洗时外面是他的保卫人员，池子里只有他一个人，旁边放一条板凳，板凳上放着手枪。他在淮安县走到哪里，街两边都有十多个挎盒子枪的随从开道，威风凛凛，住在哪里，那里的房子上就架起机枪。

他作恶多端，现仅举两个例子。一是1943年春天的事。黄码有两个伪保长，原是刀会头子，花其秀在黄码时，一次刀会要杀他，这两个伪保长出面把他保了下来。有一天天未亮，两个伪保长到淮阴找到了他，二人说他们保上有两个人误杀了花其秀的两个高足，特来求情饶了他们。花一边说“不算什么！”一边迅速进城，带了两卡车日伪军去了黄码附近，烧了前后三庄。他回来后跟那两个伪保长说，他刚才干了一件小事，不要见怪。等那二人回去一看，气昏了，却无可奈何。二是关于丁三乔的事。当时淮安河下镇二帝阁有个开口袋店的妇女丁三乔，三十来岁，很有姿色，原是淮安县有名的银行家谭六太爷的小老婆。丁三乔的父亲是盐河北一个庄子上的地主，被镇压了，丁三乔要替父报仇。花其秀知道了，特地到丁家去玩。丁三乔要花去杀死魏卢庄蔡德华。于是，花派人夜里去魏卢庄抓了蔡德华，连夜带到淮阴东长街酱园巷厕所里，用刀把头砍了，将无头尸拖到双摆渡（现环城东路向北直对处），从船上抛到里运河。

　　由于花其秀杀人如草芥，所以两淮老百姓都不敢正眼看他，有些人家孩子哭闹不好哄时，大人就喊：“花其秀来了！”孩子往往就吓得不敢哭了。可见他这个“魔王”称号在当时是名不虚传的。

1945年9月新四军第一次解放淮阴城，花其秀在中共政策的感召下，主动投案自首，戴罪立功。攻下淮阴城时，花其秀带领我方攻城人员，摸到伪二十八师短命“军长”潘干臣躲藏的极其隐蔽的地下暗道中，一举击毙了拒不投降的潘干臣。1946年9月国民党破坏和平协定，大举侵犯解放区，花其秀随淮阴新四军北撤山东，先后在晋、冀、鲁、豫边区搞土改，在华东渤海区社会部工作，1948年任济南市刑警队副队长（这时李士英任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因抓捕了不少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而立功。1949年5月任上海市公安局治安股股长，在此期间因利用职务之便吸毒而被罚劳役一个月，之后调刑警一科任科员。1950年调苏南行署公安局工作队工作。

1951年花退职回淮阴时苏南行署公安局发给一万万元（旧币，折今天的人民币约一万元）给予自谋职业。他用此款在清江市区开了家杂货店，由于不善经营，亏本关门。其原因一是原先用钱大手大脚惯了，二是大有“仗义疏财”之味道。顾客购物赊欠，他从不催还，更不记账；顾客购买一斤盐或糖，他不用秤，用大勺子舀一下就倒给人家，远远过一斤。这样做生意怎能不亏本！他儿子叫他去要欠账，他干脆地说，不要了。

1951年花回淮时，淮安县黄码农民得到消息后，欲用上百头的生猪换花其秀的人头。但当地公安部门对花其秀采取了保护性拘留。之后，花被安排在市棉麻公司上班。

1961年，花其秀曾成为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李士英、包厚昌的座上客，受到热情接待。这段经历，现已70多岁的陈志刚老人当时一直陪同着花其秀，是最直接的见证人。

1961年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最为严重的一年，物资严重匮乏。是年春天，在淮阴铸造厂（前身为复兴隆锅厂）浴室内洗澡时，炼焦工段工段长花其秀和厂统计员陈志刚互相聊天。花说：“工段由于无煤炭已停工多日，实际我能搞到，到南京找省里领导人解决，把握很大，而且数量不会少，你跟厂领导说一说，如能同意，你随我一道去，但差旅费要厂里报销。”当天，陈志刚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向厂书记孟乐民汇报。第二天，孟书记通知陈，同意他们去南京。陈到财务科借了50元出差费，并开了介绍信购买了两张直达南京的汽车票。第三天将近中午两人抵达浦口过江到中山码头，在一邮局内，花其秀直接打电话给副省长管文蔚，管立马派轿车将花、陈两人接到省委招待所——江苏饭店，安排住下，吃了午饭后休息。晚间，轿车将两人接到管文蔚家中设宴招待，副省长李士英、包厚昌也在座。花其秀诉说了厂里困境，要求解决2000吨煤炭。管指着包厚昌说：“你找他，他分管计委、物资，我不管。”包笑着说：“哪有那么多给你！”包因有急事先走了。管文蔚对花、陈两人说：“不能解决那么多，物资紧缺。”第二天晚上由李士英在家宴请，花其秀又不失时机地提出煤炭的事，管说：“我们已和老包讲过了，没有多也有个少。你多住几天，不容易来一趟。”花其秀紧追不舍：“我们厂停产已几个月了，工人放假了，很着急，不能多待。”因是月初，包厚昌说：“这个月计划已分配完，下月计划还未分呢，你再着急也没用，你就待几天。”第三天晚上由包厚昌宴请。花其秀又迫不及待地说：“我已和厂领导拍过胸口了，数量少了，回去不好交差，务请三位省长架架势。”第四天省领导开会，未能见面。第五天上午，轿车将两人接到包厚昌办公室，包说：“物资太紧张，以后这类事不宜再提了，你个人有问题可以解决。”随手将下个月500吨徐州煤炭调拨单递到花手上。包接着说：“再玩几天，惠省长将要回来，你们好长时间未见面了。”是时，省长惠浴宇正在北京开会，否则见到花也会同样热情接待。但花其秀急不可耐地要回淮阴，因为他向厂里夸下的海口还等着去兑现！

花、陈两人在南京数天时间，晚上由省领导宴请，白天则安排轿车接送游逛中山陵、玄武湖等景区，中午回招待所就餐。最后一天省政府办公厅派人将两张直达淮阴的汽车票送到招待所。在宁期间，管文蔚等省领导对花其秀可谓关怀备至，询问花身体如何，有问题找他们，写信或打电话都可以，他们会跟市里联系。

回到淮阴，厂领导对他们此次表现非常满意，每人奖励50元。没想到的是，500吨煤炭厂里一吨也未能留下，市里全部给了淮阴发电厂。陈志刚回忆说，当时他有点想不通，白跑了一趟。孟书记开导：“没白跑，煤炭全都给电厂，是市里一盘棋，统筹考虑，电厂要停电了，全市都得停产，你们有功劳。”由此可以想像到当时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紧缺的程度。1961年春，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铸造厂撤销，花其秀失业。1962年6月，花其秀给江苏省委副书记李士英写了一封信，反映因其所在工厂关闭，无经济来源，生活困难，请领导帮助解决；同时还对去年省领导对他的热情接待表示谢意。李士英接信后很快写信给淮阴地委书记方振，并将花其秀的原信附后。给方振信的内容为：“我三月间在淮阴和你们谈及花其秀，不料六月他给我来信，如此人守法，望给碗饭吃。”此信由淮阴地委副书记李昌文批给淮阴市常务副书记谢承炤，李昌文的批文为：“此信是李士英书记亲笔信，请按此信精神办理。”谢承炤将此信交给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张适生，张主任又交办公室秘书陶镇学办理，陶秘书找市委副书记徐俊（分管工业）待面示。很快，徐俊让陶秘书告诉花，可安排到石化厂或农药厂工作，叫征求花其秀意见。花在办公室回答说：“工厂工资较低，我家人口多，收入不够生活，想搞一个废品收购站。”于是陶秘书又到市商业局找商政股孙伯人股长协调。于是，发证后花其秀在大闸口自办了一个废品收购站。

不久，因其所收废品违犯了公安部门有关规定，要处罚他。当时市委书记江季缇、副市长曹森在省里开会，李士英对江、曹说，如果情节不重，是否可以不予处罚。随后将花安排到闸口土产品合作小组上班。文革中，“造反派”还为此事批斗江、曹，说他们是包庇历史反革命分子。李士英给方振的这封信在文革中也被“造反派”搜去，作为“造反派”批斗地、市委领导干部包庇反革命分子的物证。时任市委办公室秘书的陶镇学复制了该信（这时尚无复印机）并加盖了市公安局公章，以备查证，可惜因搬家而未能找到。在给花其秀安排工作前，城北公社副主任庄贵前拨款300元为花其秀维修了房屋，那时花其秀在东长街的住房确实破烂不堪。

1963年底，笔者参加工作，1964年调到淮阴市（同年9月改为清江市）土产杂品合作管理处私改科上班。所谓私改，就是对私改造。土产杂品商店、废旧物资商店、大众寄售商店等若干合作商店及各个合作小组均归属管理处领导。私改科直接对这些商店人员进行管理。当时花其秀是闸口土产杂品合作小组组长，在接触中笔者对其印象颇深，他个头较高，做组长工作肯卖力，经济效益较好，待人接物也热情，未发现有违法行为。花其秀的胞弟黄兆万也在土产杂品商店上班，是一个本分人。

文革前，管理处归并到清江市供销社。文革中笔者曾是供销社专案组组长，既未见到花其秀本人，也未见到花的档案，当然“造反派”也就未能对其实行“专政”、“批斗”，其时花其秀正在受到市公检法系统保护性拘留。但在1966年底花也曾“亮相”几次，江苏省委副书记陈光在清江市人民剧场被“造反派”批斗时，花其秀胸前挂着大牌子，“喷气式”站在台上陪斗。此外，还曾先后陪过副省长包厚昌、地委书记杜文伯、市委书记江季缇批斗。后来花曾炫耀说，他出去挨斗必定有大干部陪着，实际是陪绑，意思一下，站在汽车上游街不用捆绳子，挂的牌子也没有干部的大，待遇也比那些干部高一些。这也是实话。

花其秀在拘留期间成了大忙人，因他属于“三开”人物，涉及面广，了解事情多，是“活档案”，许多单位和“造反”组织外调人员络绎不绝。政府怕他被人谋害，故收监保护。凡是找他内查外调的必须通过市革会审批，看守所所长同意才行。一般他只嘴说，不动笔，个别特殊的才动笔写材料。三顿饭他都不在号子里吃，吃小灶。

他曾对笔者说过，1946年他去过延安，上过抗大，听过林彪讲话、听过毛主席讲课，还见过朱老总、陈老总等中央领导，在延安还入了党，1949年在上海任治安股长时因吸毒而被开除出党。这些，当时我深信不疑，现在仔细推敲，从时间推算，从他的履历来看，除吸毒一事，其他均不太可能，可能是自我吹嘘，抬高身价。

1970年9月17日，中共清江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发了469号文“关于对花其秀问题的处理决定”，文件最后说：“一九六八年花被拘留以来，认罪态度尚好……经研究决定：对历史特务花其秀不捕、不判、不戴帽子。”

出来后由财贸系统革委会补发了5000元工资，同时发还了所扣自行车，被安置在博古路土产杂品合作小组上班。

在那极左思潮的特殊年代，对凡是有历史问题并且已经作过结论的人，都要重新审查、重新结论，逐一过堂，对花其秀这样的历史特务更不会放过。

　　据悉，花其秀在日伪期间曾冒着风险营救过惠浴宇、管文蔚、李士英、陈光、黄赤波（黄先后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局副局长、上海市公安局长等职务）等新四军高级干部，这就不难理解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们对花其秀待如上宾的事实了。这也说明共产党人对曾经有罪但后来又有益于人民的人，不计前嫌，宽大为怀。

近日，笔者走访过的王乃荣老人讲述了一件当年当事人亲口向他叙说的一段经历。

日伪时期的一天，花其秀到越河街天泉巷7号天泉浴室洗澡，有两个荷枪实弹的随从守卫在浴室大门两旁，不许人进出。这时有两个便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缴下两守卫的枪，取而代之守住大门，同时另一拨人迅即进入热水池子。这时警惕性非常高的花其秀伸手取盒子枪，来人喝令：“住手，不许动！”并抢先一步从凳子上拿走枪。花其秀明白来者不善，随即见风使舵道：“兄弟，有话好说，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来人让其快速穿好衣服，左右挟持，出浴室大门沿天泉巷向北到达同庆街折向东，经四门楼又向北沿着通京大道（这时已是石板路）到小市口，再拐向东经水渡口街出东圩门，再向北继续走，直到脱离日伪控制的范围。经过东圩门时，守卫的伪军见是花其秀，虽觉蹊跷，未敢阻拦。到达目的地，来人直接言明：“我们有两位新四军的干部陈光和李士英，被日本人抓获，你一定要营救他们出来，否则你性命不保。”花其秀连忙答应。最后，陈、李两人被成功营救。

1945年9月第一次解放淮阴城前夕，围城新四军中一些领导干部身患重病，无条件医治，于是通过关系找到花其秀，花设法引进城内，送往仁慈医院进行医治，病愈后花又亲自一一护送出城，这其中就有黄赤波。

1980年夏，花其秀病故，终年65岁，他的奇特人生划上了一个句号。其遗体没有火化，用棺木装殓，安葬在他的老家黄码乡。当时清江市公安局派股长杜兆基送了花圈，同时送了50元丧礼。他的死，说来也令人感慨。那天中午花在清河浴室（现水门桥北，门朝东）洗澡出来后，一位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不慎将其撞倒，他个头大跌得较重，年轻人执意要带他去医院检查，他从地上爬起来活动了四肢，扭了下腰，觉得没什么，立马说：“没事，你走吧，我不会赖你。”未想到当天夜间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