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朱德领导创立二局~军委二局在长征前

白鹿西行

　　1932年10月，在周恩来、朱德领导下，曾希圣、曹祥仁首破密码成功，专事无线电侦察的红一方面军总部二局随之成立，国民党的机要通讯从此被红军牢牢掌控。周恩来回忆：“我们那个时候只有十几个人”。

一.密码拦路血洒赣州

1931年1月初，江西的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教育争取被俘技术人员，利用缴获的电台建立了无线电队，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

　　❄️遵照朱德、毛泽东的命令，无线电队开办训练班，培训技术人才。后来进入军委二局的学员有：一期的李力田、胡立教、李建华；二期的邹毕兆；三期的钱昌鑫(钱江)、唐道德(唐明)、李行律、钟福祥(钟夫翔)、肖森；四期的胡备文；五期的刘少宏、贺回仔(贺子明)、贺俊侦；六期的雷永通，以及红三军团训练班(教员吴如生、韦文宫、黄庆元)一期的曹祥仁，二期的赵宾玉、黄荣，三期的叶根等。

　 教员王铮、王子刚、刘寅

　 ❄️无线电队侦听，开启红军技术侦察，功不可没。

冯文彬说：“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我们所以能打得那么好，是同收译敌人的电报有关的”。“那个时候，王铮起了不少作用” 。

随后，红军在福建建宁建立了第一部侦察台，由新任无线电队政委伍云甫负责。

　　第三次反“围剿”期间，见习报务员曹丹辉用缴获的密本“壮密”，侦译到何应钦发给属下的密电，受到毛总政委的表扬。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无线电侦察划归方面军总指挥部谍报科，无线电队专事通讯。

12月，中央军委机关参谋部谍报科长曾希圣从上海来到江西，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部谍报科科长。

　　❄️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红军增加了1万7千人，包括40多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及8部电台。不久，国军通讯全面加密，红军的无线电侦察陷入困境。

　　刘寅回忆：开头国民党根本不知道红军有无线电，等到反三次“围剿”，他们知道了，慢慢就警惕了。特别是宁都起义又来了那么多队伍，国民党就更警惕了。

1932年2月的赣州战役，红军伤亡3000余人，其中10余名师团级干部牺牲，历时33天的攻城失利。失败主要因临时中央的错误指导所致，但也突显红军情报能力薄弱。

因不能译出加密电报，红军对国军的增援、夜袭和反包围毫无察觉，攻城部队猝不及防，受夹击，遭重创。

此役对侦察工作的警示是：单凭侦听电台明谈，已无法及时获取敌情，密码是拦路的高山。

二.破开密码二局诞生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毛泽东

❄️攻克“展密”

　　赣州重挫使曾希圣认识到，破开密码才能打破困局。他向周恩来、叶剑英、朱德报告，得到热情支持。

　　红军既无经验，又无教员和教材，破解国军密码十分艰难。曾希圣布置侦察台抄收敌台密电，按部别和时间登记，通过战况分析敌军电报；同时向加入红军的原国军电台人员了解国军密码情况，并和党的无线电通讯创始人周恩来一同探讨编码规律。

　　1932年5月，总部给谍报科增调1部侦察台，调来无线电二分队(红三军军部电台)报务员胡立教和九分队(红三军团军团部电台)最优秀的报务员曹祥仁。

曹祥仁回忆：侦察台抄的报有几大筐，行军时用扁担挑着，越积越多。7月，曹祥仁在报务当班之余，参加破译研究，与曾希圣一起苦苦分析、思索，但仍无明显进展。

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

8月20日，出现突破契机。红军攻占宜黄，曾希圣从缴获国军第二十七师1个军官的公文包中，发现1份第九路军指挥部发给守城部队的电报，其中30来个字已译出，密名为“展密”。以这份电报稿为基础，曾希圣与曹祥仁共同猜译余下的部份。曾希圣文字功底好，曹祥仁熟悉码子，二人密切配合，参照国军情况，将不断侦收的“展密”电报拿来对照研究。国军电文繁杂，文辞生僻，遇疑难军语，朱德和周恩来也凑过来猜字、推敲。经反复钻研，终于该年10月将“展密”贯通。

“展密”破开后，第一次完整译出的国军电报是一份作战命令，大家对猜译出的电文是否准确还没有把握，因此在发往前方指挥部的情报上还注明“不知确否，仅供参考”。当前方根据这份情报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后，大家非常高兴。朱总司令激动地说：“真了不起，如虎添翼！” 还摸着曹祥仁的头说：“还是你这个小孩子行。”

　　曾、曹破开密码后，国军每发1份电报，经过电磁波的自由传播，等于让红军也得到1个副本，由此打通了一条源源不断获取敌方核心情报的途径，成为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1月，张震将军评论首破国军密码“展密”的意义时说：“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彭富九将军缅怀曾希圣、曹祥仁

　　技侦部队首长、原晋察冀军区二局和第四野战军二局局长彭富九将军回顾二局的奋斗史，书写感言：江山代代出英豪，吾辈前驱数曾曹。

❄️成立二局

突破“展密”，标志着红军掌握了无线电侦察的关键手段。曾希圣、曹祥仁摸索到国军密码的编制规律和语言习惯后信心大增，一鼓足气，在2个月的时间里又连续破开17本密码。1932年底，中央苏区周围国军的通用密本全部被破解，红军对国军的动向了如指掌。

为了更好地给方面军首长提供情报，红一方面军总部成立二局，专事无线电侦察，曾希圣出任局长。

刘寅回忆：开头是一家，分得不那么清，后来侦察工作从通讯部门分出去，单独成立技术侦察台，再后来由曾希圣、曹祥仁等专门负责，成立了二局，二局、三局也分开了，那我就说不清楚了。我们和曾希圣、曹祥仁等同志都很熟，两个局是兄弟局，有亲密的关系。

　 福建建宁红一方面军总部

　　12月，邹毕兆自红三军军部电台调入二局，在报务当班之余参加破译，很快成为行家里手。曾曹邹遂成为二局的破译核心。

　　此时，二局的侦察台增至3部，技术人员达10余人，其中有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胡立教、李力田、王震、李廉士、李作鹏、叶楚屏、卢伟良等。

　　1967年5月13日，周恩来在军队内部的大会上，回顾创建二局的艰难岁月时深情地说：“回想35年前，我和你们一道创立这门工作的时候，可以说，是工作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那个时候只有十几个人……”。

三.指挥作战“如虎添翼”

无线电侦察情报具有来源权威，准确、可靠、快捷，经济、安全等特性，是红军以少胜多的法宝。1933年1月的枫山埠战斗是二局保障总部首长指挥作战的一个范例。

❄️敌变我变

1933年1月初，红一方面军歼灭了国军第五师第十三旅。为了报复，蒋介石命令吴奇伟率第九十师、第二十七师进攻金溪附近的左坊墟、黄狮渡，周至柔指挥第十四师和第五师在琅踞一带牵制红军。

1月6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二军分路迎击。6日午夜至7日凌晨，曹祥仁独自当班守机。

　　按常规，电台此刻应是激战前夜的沉寂。不料午夜刚过，5个国军电台突然发出“十万火急”的呼叫。信号稍纵即逝，曹祥仁集中精力，听、译并用，几乎是同时对五个台的信号进行选择、处理。他凭借扎实的报务功底，和对多种密本的超强记忆，以及对国军情况的跟踪，通过报头和前几组电码，迅速分辩出对方使用的密型，并在脑海中瞬间转化为电文汉字，即时作出判断、处理。

一开始他认为吴奇伟既已下达进攻命令，不会有新情况，于是首先侦听第十四师电台。抄了10多个字后，发现电文很长，像是个宿营报告。即转听第五师电台，电报是发往南昌的，想必与当前战事无关……。最后再转到吴奇伟部电台，从滴滴嗒嗒的信号中，他立即分辨出：“如下：（1）”三个字。他当即判断，这是吴指挥部电台正在下达新命令，敌情将有重大变化。他毫不犹豫地盯住这个台，把后续电报抄完并译出。

虽然这份电报前面已发的90多个字没有抄到，但恰好抓到国军临时改变部署，兵分两路合击红军主力的核心内容：吴奇伟率第二十七师和第九十师第二六八旅为左路，沿大道东进，经枫山埠进攻左坊墟，周至柔率第十四师、第五师为右路，由牵制改为迂回至杨家渡渡河，进攻琅踞、左坊墟、黄狮渡，企图切断紅军后路，形成大包围。

❄️果敢应对

军情紧急，部署不变，将受损失，左坊墟后龚村的红军总部也很危险。

周恩来、朱德领导二局创立，了解新式侦察的原理和工序，认识二局每一位同志，对二局情报坚信不移。他们闻讯立即调整部署：命红一军团，第二十二军星夜转移到枫山埠附近，伏击吴奇伟；红三军团仍向琅踞进击；增派红五军团到黄狮渡西南，阻击国军第十四师和第五师。

　　8日凌晨，周恩来、朱德来到二局工作现场。侦听人员紧盯着吴奇伟部电台，等待该部的出发报告，红军则在途中休息待命。大约8点多钟，侦知吴部向左坊墟进发，红军各部即分头向指定阵地开进。

　　9点30分，红一军团在枫山埠附近发起正面进攻，重创吴奇伟的铁军第九十师。在此过程中，二局侦知敌旅长夏梦中被击伤，大家都很高兴。黄昏，罗炳辉率红二十二军占领浒湾，追击直抵抚州对岸，红军大获全胜。

❄️技术过硬

曹祥仁用手指选定电台、耳朵捕捉信号、大脑随即把电波信号转换成数码，再根据数码从多本已破密本的记忆中选出相应的密本，最后再根据密本把密码转换成对应的文字，在瞬间完成如此之多的工序，没有纯熟的侦收和破译技巧与实践，没有高度的责任心是不可能做到的。

中国工农红军在苦难中寻求解放而激发出来的热情、智慧和毅力，常人很难理解。数十年后，还有不少人以为红军的破译人员是洋人培训出来的。二局推翻迷信，“泥腿子”在技术上压倒了傲慢的国民党。

实战证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二局情报又快又准，是红军快速应变的重要助力。

四.破“猛密”保障反“围剿”

1933年2月初，蒋介石坐镇南昌，调集50万大军，分左、中、右3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战前，中央军的通讯密码换成了特别本“猛密”。然而，“熟练而富有想象力的密码分析家，很快便能识破极复杂的密码”。敌之“猛密”使用不久，即被曹祥仁、邹毕兆在南丰破开，为第四次反“围剿”的情报保障奠定了基础，同时表明二局的破译能力在实践中有了长足的进步。

❄️守株待兔

2月12日红一方面军强攻南丰城受挫。23日主力向东韶、洛口撤退，另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向黎川佯动。

26日，二局侦知：国军误以为红军主力退向黎川。陈诚率3个纵队向黎川分进合击，令第一纵队司令罗卓英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在乐安的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向东，进至黄陂与第十一师会合，尔后继续向东，切断红军归路。

　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示意图

据此，红军主力分左右两翼隐蔽接敌，对分别沿摩罗嶂大山两侧东进的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设伏。27日下午，细雨蒙蒙，左翼的红一军团对进至登仙桥的第五十二师发起突击，随后红三军团加入战斗，该敌被全歼，师长李明被俘。同时，右翼的红五军团围歼五十九师大部，活捉师长陈时骥。

战斗期间，二局侦悉罗卓英率第十一师自宜黄南下驰援。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率主力撤离战场，至小布、东韶、南团地区隐蔽待机。

❄️迅雷手段

3月中旬，陈诚改分进合击为中间突破，分前后2个纵队交互掩护，向广昌推进。为创造战机，红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引诱国民党军加快推进。红军主力迫近草台岗、徐庄一带待机。二局侦悉国民党军果然将红十一军认作红军主力，命令前纵队速进。前后2个纵队之间的距离拉大到50公里。

　　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于20日凌晨3时下达命令：消灭前出的国军第十一师。此时，二局又截获2份密电：先得悉第十一师报告发现红一、三、五军团均在其附近，罗卓英怕吃亏，命令第十一师撤退到五里牌；随后再获悉，第十一师自恃是王牌不肯撤。

总部首长随机应变，先根据罗卓英的电令准备调整部署，其后又根据第十一师的复电决定维持原部署不变。

20日晨7时，重新下达作战命令，集中优势兵力“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岗]、徐庄附近之[十]一师”。

21日，红军一举消灭国军第十一师，击伤师长萧乾，在已消灭第五十二、五十九师的基础上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完全胜利。

　　对于第十一师之被歼，蒋介石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4月，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崇仁东南。此时，蒋介石正在崇仁城内视察陈诚的中路军指挥部。二局侦获敌报：蒋介石要乘船走水路回南昌，显示国军虽败，斗志未减。红军派兵设伏，准备截击蒋介石。若不是蒋介石临时改变路线，已被红军俘获。

五.中革军委二局成立

周恩来在福建建宁

与红一方面军部分领导合影

在反“围剿”斗争中，有了二局，红军首长指挥作战就像“玻璃杯中押宝”，“睁着眼睛打瞎子”。

❄️军委二局

1933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成立。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简称中革军委二局）在瑞金乌石垅成立，任命曾希圣为局长，负责前方二局（总部二局）；钱壮飞、谭震林（不久调走）任副局长，领导后方二局。

❄️前后二局

前方二局有电台3部，重点侦控国民党北路军。前方二局将侦收和破译工作分开，增加破译科建制，列为第四科，曹祥仁任科长。邹毕兆调后方二局负责后方二局的破译工作。

除破译科曹祥仁外，前方二局的工作人员有：译电校对李作鹏、段连绍、叶楚屏、卢伟良、林茂源、吴元、陈仲山、李云卿；侦收胡立教、李力田、李建华、宾玉、李廉士、胡备文、叶根、朱谋生等人。

　　后方二局的人员有：副局长钱壮飞；破译邹毕兆；译电校对有严重、邬一之、钟鼎新、戴镜元、钟能俊；侦收有王震、钱江、唐明、李行律、贺俊侦、刘少宏、萧蒲德、林仁贵、陈铭兴等。后方二局有电台3部，主要侦察对象是福建十九路军、广东陈济棠、湖南何键等。

❄️科学分工

1933年底，前方二局随周恩来、朱德回到瑞金乌石垅，与后方二局合并办公。1934年1月，前、后方二局正式合并，仍称中革军委第二局，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下设三个科：第一科破译，科长曹祥仁；第二科侦收，科长王震，副科长李廉士，报务主任胡立教；第三科校译，科长李作鹏。

　　合并后陆续调来的有雷永通、张树才、赖际发、郭显勋，还有机务员曾庆标等。合并后又增加1部电台，共有机器7部。至此，二局健全了组织，侦收——破译——校译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专业化程度和工作效率又有明显提高。军委最高层领导直接指导二局工作。总部将技侦情报通报给部队时，为了掩护二局，都用“谍息”、“密息”作来源；军委机关内部进行严格的保密教育，要求全体干部严格保守军事机密。

❄️秘密联络

除了侦察，二局还承担一些特别机密的通信任务，如邹毕兆即负责与十九路军及广东军阀的电台联络。邹回忆：“福建事变前，与十九路军就建立了电台联络，张云逸同志是派驻福建人民政府的军事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广东陈济棠又与红军建立了电台联络。这两处来往的密码电报，都不经中央机要科，而是由二局译报，具体由我负责。”

　　❄️二局成立以来，一直在总部首长亲自关怀下工作、成长。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几乎天天都要到二局来。

贺俊侦说：在瑞金的时候，周总理、朱总司令经常来视察，基本上每天都要跑一次，来分配任务，今天听哪里，明天收哪个。他讲的时候，我们的科长就写在黑板上面。许多任务是周总理亲自在那儿下达。紧急的时候，他一个是打电话，一个是直接跑上来。“周浑元，你们好好注意周浑元的。”就写上。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老总，主要是他们两个。

在总部首长亲自培育下，长征前二局已是一支装备精良，技术熟练，敢于攻坚，战功卓著的技侦力量。

❄️红星闪闪

　　1933年7月9日，中革军委以代主席项英名义颁布《中央军委关于颁布红星奖章命令》，授予“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和“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的红军官兵以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由钱壮飞设计，一等奖章金制，二等银质，三等铜质。二、三等红星奖章获奖者（一等奖章获得者仅朱德、周恩来、彭德怀3人），多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同时，还有在隐蔽战线上的3位密码破译人员：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破译科长曹祥仁和破译能手邹毕兆。

曾、曹、邹在受奖群体中的出现，标志着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队伍已走向成熟。此时，二局已破译密码100本。在二局全体干部参加的庆功会上，朱德总司令亲临会场，周恩来总政委亲手为曾希圣挂上了二等红星奖章，为曹祥仁、邹毕兆挂上了三等红星奖章。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对二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鼓励大家为革命战争把情报工作做得更好。会后，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与二局的同志会餐、联欢，亲自动员说唱、讲故事，热闹到了深夜。

当时的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吕继熙（吕黎平）亲眼目睹了周恩来给曹祥仁授奖的场面，并亲耳聆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军委总司令部特意召开了为情报机要人员庆功受奖的秘密大会。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会，表彰总部的情报、报务、机要人员，为立功受奖的同志祝贺，给曹祥仁同志亲自佩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的勋章。周恩来同志在大会上说：军委总部的无线电台、情报、机要工作很重要，任务极其艰巨繁重，红军作战的胜利，固然依靠党的正确领导，指挥的正确，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和武器的装备，但是情报工作准确与否是有关键性作用的。因此，红军的情报、机要和报务人员，应该受到重视和尊敬。现在听说有少数同志不愿意做情报机要和参谋工作，说这些工作单调，枯燥无味，不主动，无自由。有的甚至说，宁愿到前方去当个鸡头也不想在后方做牛尾巴。意思是说，鸡头虽小，但能啼鸣发号施令，牛尾巴虽大，可老在后头默默无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红军的情报、机要、报务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虽然不能说是望远镜，显微镜和千里眼，但把这些工作比喻为军委首长的‘助听器’、‘放大镜’、‘得力帮手或有力助手’总可以嘛！各项工作如同一部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是不可缺少的，都是革命战争所需要的，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什么大小高低贵贱之分。这次大会，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大家都一致表示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不闹情绪，安心工作。”

吕黎平认为，二局是默默无闻的英雄集体，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为胜利起了关键作用：“曾希圣、钱壮飞、曹祥仁等同志就是我军最早的情报专家。他们与无线电台的报务人员密切合作，不间断地从事这项情报研究工作，搞到了许多机密情报，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为红军作战胜利起了关键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为了保守机密，当时对这批同志既不能公布他们的姓名，也不允许宣扬他们的事迹。所以，红军的情报机要电台人员，是默默无闻的英雄模范人物。”

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夏季，临时中央一改红一方面军所善长的集中兵力、机动歼敌的作战原则，提出“主动进攻”、“分离作战”和“两个拳头打人”的作战方针。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看守苏区北大门；以红三军团为主编成东方军，开辟闽北新苏区，使本来处于弱势的红军，无法集中兵力，更显势单力薄。

❄️9月，蒋介石筹措大量资金，调集50万大军，上百架飞机，分东、西、南、北4路，以集中大量嫡系部队的北路军为主，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吸取以往的教训，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实行“以守为攻”，“广筑堡垒”，“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的作战原则；同时，加紧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要“抽干塘里水，活捉塘里鱼”。红军和苏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于1932年秋到达上海。他惊讶地发现红军有很强的无线电侦察能力。李德回忆：1933年，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几乎每天都能够看到最新的国民党电文抄件，从中清楚地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和作战命令。那时他就已经明白中央苏区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当时，“关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我大体上是相当了解的，有些是通过中央苏区发来的电报，在这些电报里，几乎敌人的全部无线电通讯都被有组织地窃听和译了出来。”

进入江西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后，李德对此感受更深。而他和博古到达建宁时却惊奇地发现，从事这项工作的都是一些年轻的娃娃：“第三天晚上，我们到达建宁。朱德和周恩来在前敌指挥部会见了我们。他们领着我们穿过了指挥部。指挥部有十几间房子，包括警卫人员有几百人，其中有整整一连被亲热地称为‘小鬼’的情报科的年轻工作人员，他们日夜值班，窃听和破译国民党的无线电报。” “无线电不仅用于联络，也用于侦探，国民党司令部的很大一部分的消息和命令都是靠无线电窃听和破译的。”

　　作为军事顾问，李德本来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但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作战指挥上倚重他，其他领导人对他也很尊重，李德因此享有很高的权威，在军事决策层中举足轻重。

李德非常注意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很快就从二局“相当准确的情报”中得知：国军计划从7个方向进攻苏区，其中3个方向在北路，每个方向上都有3~4个师，东北面还有陈诚10~12个师准备增援，要“把堡垒象楔子一样插进苏区的心脏。” 李德有一定的军事理论素养和正规作战经验，但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不懂得应用红军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一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他不切实际地使用正规战原则来指导反“围剿”战争，使红军的处境愈发不利。因此，尽管李德对二局的情报很重视，却不能很好地使用。

　　1934年1月，蒋介石平息“福建事变”后，重新开始对苏区的大规模进攻。李德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战对阵地战的作战指导，使红军像“叫花子与龙王比宝”，东堵西挡、节节失利，陷于被动。

广昌失守后，蒋介石对苏区组织6路进攻。红军分兵6路，消极防御，大量减员，根据地日渐缩小。

❄️7月中旬，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原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孔荷宠叛变，将事先标好瑞金中央机关驻地的地图交给国民党。蒋介石决定派飞机轰炸瑞金中央领导的驻地。二局侦悉蒋的上述计划，军委抢在轰炸之前，连夜将大部分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到了瑞金以西15公里的云石山地区。

　　❄️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蒋介石嫡系部队使用的密码已完全是自编本，许多升级为五位数，变换频率加快，但很快被破译科攻克。

二局的同志们昼夜加班，监控各个方向的敌情。在经济封锁下，每天的菜只是盐水煮竹笋，大家顽强地挺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共破译当面及周围国民党军密码352本。

当时中央红军周围有40多万国军，师一级的密码100%都破译了，团一级的临时抄临时破。邹毕兆回忆：“凡是蒋介石及各派军阀的密码，只要是与红军有关的，都一个不漏地破译了出来。”

然而，在敌强我弱、损失严重的情况下，李德仍命令全线抵抗，分兵把守，红军英勇拼杀，终无力抗衡。建宁失守，永安陷落，会昌筠门岭、福建连城、江西永丰龙岗被攻占。8月，广昌以南阵地全部丧失。

10月6日，石城沦陷。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长汀等狭小地区，人力物力濒临枯竭。中央红军处境危急，只剩下一条路——突围，且刻不容缓。

七.敌情有变提前转移

　　按原计划，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的日期为10月底或11月初，而实际上提前了近1个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二局及时向党中央报告：国民党军将提前发动大规模进攻。

❄️李德回忆，提前长征的原因有三：

一是“国民党加强了封锁区的堡垒设置”，紧缩对苏区的封锁，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已无法支撑；其二，9月初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秘密向红军“突然递交停战声明”，我方担心随着形势进一步恶化，陈济棠会违背与红军达成的默契，不仅不给红军让路，反而会积极参加蒋介石的围攻；第三个原因：“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情报），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

　　1934年10月江西中央红军被迫向西转移，1年多的征程“山高路险沟深”。在这股铁流之中，军委二局担负着为长途行军作战的中央红军，不间断地提供及时、准确情报的重大任务，系全军之安危。在险象丛生的万里转战之中，二局为长征的胜利，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1939年初春，毛泽东在安塞对军委二局的同志们说：“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是否能顺利达到陕北都很难说”。

　 彭德怀认为，具有“极大的冒险性长征”，之所以“免于覆灭达到陕北”，“幸赖红军的英勇和巧妙的侦察工作”。

(完)

🍁本篇制作为白鹿西行和贺安亚，其间得到邹雪芳魏华、彭宏远、李征东吴大苏、李松华郑智、何庆元、余敬东、曹索菲石鼎，以及伍星的鼎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