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

孙月

　　我的母亲距今去世一周年，心里总有好多的话想说，积聚多日，我终于拿起笔记下点滴，以解心中郁积。

我的母亲1930年出生于中农家庭，我的姥爷是开车马大店的。听母亲讲，母亲从小就爱干家务，在她还没有锅台高的时候，就蹬小凳子爬上灶台洗锅刷碗，放下锅刷就去打狗喂猪，整日有干不完的活计。在清除文盲的运动中，母亲丢不下家务活，让两个比她小的姨姨去扫盲班学习识字。最后，母亲就能认识自己的名字，每当说起这件事，母亲总说当了一辈子的“瞎子”，憋闷得慌。

母亲十九岁时经舅姥姥做媒和我父亲成亲，父亲比母亲小两岁。父亲在家排老四，也是老幺，很早就从农村出来工作，起初是矿山，先后在庞家堡和烟筒山下过坑。父亲中等个子，不胖不瘦，心灵手巧。母亲后来随父亲带家眷先后在庞家堡和烟筒山居住过，因为当时还没有我，所以印象全无。

我是1968年出生在宣化东大院，长在宣化。我记得母亲在家带我到五岁时出去工作，将我托付给邻居大姥姥，大姥姥家还有两个比我小一岁和比我小三岁的妹妹，我们一起玩耍。大姥姥主要负责我们的安全，那时我记得家门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父亲在院里还安装了秋千，渴了饿了，想荡秋千，自己踮脚开门回家。

那时，大家的日子都过得非常紧绷，我兄弟姐妹四个，我排老四，当时只有大姐上班，父母还得时常接济老家的奶奶和姥姥辈。母亲为了家里稍微宽松些，也为了接济姥姥他们有更大的空间，下定决心出去工作。母亲三十八岁时生下我，出去工作时已经是四十三岁。寻到的第一份工作是装卸火车皮，硕大的铁锹快有母亲半个身子高，第一天回来满面通红，累得趴了炕。随后又在建筑工地找下了活计，工地在地院和通校。那时只是听说地院、通校，但真正的空间距离我没有一点概念。母亲没有学会骑自行车，当时更没有公交，单向六七公里的路程全凭两条小短腿。由于赶时间，母亲不得每天加快脚步每日行走约三个小时的路程，邻居给母亲起绰号“倒亨塄”。意思是腿短速度快。

母亲不仅上班路程遥远，在建筑工地当了很长时间的小工，和（huo）泥搬砖瓦，伺候泥瓦工师傅。那时机械化程度低，全靠人力按照水泥和沙子的比例混搅拌，俗称“打水泥”。时常听母亲回到家说打了一天的水泥，别说当时我无法体会母亲的劳动强度，就是现在对于没有拿过一天铁锹的我，也无从得知其中滋味。

即使这样，照应家里几口人吃喝的任务仍落在母亲肩上。母亲每天五点起床，先准备我们中午的午饭，一般是手工捏一大笼莜面窝窝，削好土豆皮之后准备我们的早餐，将馒头或者窝头围着炉圈考得焦黄焦黄，我们上学时走一个拿一个。由于路程远，母亲中午不能回家，早晨需要带好中午的餐盒。那时粗粮多，往往是一大盒高粱米，一饭盒生菜放好调料，拿到工地蒸饭时一起放进蒸箱。那时，父亲在供销工作，工作时间稍微宽松，我记得每天中午我拉风箱填火，父亲做熟一家人的饭菜。家人坐小凳子围着一张落地方桌吃饭。虽然日子过得紧绷。但不记得当时有什么烦恼忧愁，也许是我少年不知愁的年龄吧。记忆中的母亲也是忙碌地去，快乐地归来。

转眼1980年，临我小学毕业时，母亲结束了建筑工地的临时工作，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过去叫大修厂）找到一份新工作，将金属按一定需求截断，俗称“下料”。这个工作对于五十岁的母亲有巨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带来很大的挑战性，因为母亲对于数字还不清楚，还不会使用必用工具—盒尺。记得我正是好为人师的年龄，喜欢教母亲识数，母亲当然也好学，当时还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因为交货需要签单。后来几年，每每谈起大修厂工作的时光，母亲的嘴角都会扬起不自觉的笑容。那时在工厂里工友称呼母亲“俞师傅”，还记得母亲曾获得过先进工作者的称号。我想那时也应该是母亲工作得心应手的一段快乐时光吧！

这一年的国庆节，大姐婚嫁。那个年代不象现在请客都在饭店，办喜事都是在自家小院搭帐篷、请厨师、借桌椅板凳餐具等等。我就记得临近中午宾客到来开饭时，母亲到南小房哭泣，我们纷纷上前询问原因，原来是由于劳累腿痛得厉害自己独自流眼泪，还一边含着眼泪笑着给大家解释我不是怕大家吃。其实这是困扰母亲后半生关节痛的开端，我记不清母亲是什么时候发病，据母亲回忆是在工地干活，某日坐在铁锹把上席地小憩时，站起顿觉关节疼痛，一时没有理会，造成后来多年腿疾，严重时膝盖肿得象一个面包，不能下地，只有东大院市场东边的一个老医生才敢动手，叫到家里用很大的注射器抽出里边的积液，随后才能下地。

现在我想起母亲其实就是积劳成疾，走路太多以致膝盖磨损，整日劳作的缘故。当时没有计步器，现在猜想在工地工作的几年，每天路程加上工作时间一定超过三万步，运动过量造成。

母亲病痛的头几年，父亲带着母亲去过医院，当张家口二五一医院提出换人工膝盖时，母亲考虑到昂贵的医疗费用，还有无法照顾一大家子的起居时，她退缩了，只是芬必得止疼药吃了不少，而病痛一直延续到终老。

大姐出嫁，母亲腿疾，哥哥分配到东北工作，我上初中，二姐刚好初中毕业上班，家里稍微宽裕些，母亲待在家里又承担了全部家务。特别是我课业趋重，母亲怕耽误我的学习，更是默默地陪伴在我的身边。

早晨从叫早开始，那时闹钟对于年少的我根本不起作用，母亲总是推推搡搡叫我好几遍。我急急忙忙地洗漱，母亲配合我从小南房替我推出自行车在一旁等候，目送我去上学。晚上，我学到几点，母亲陪我到几点，有时一道题卡住，还要陪我到比我年长的邻居家求问，尽管母亲不识字，但是有母亲的陪伴，我心里总是感到很踏实，很暖和。

春去秋来，1986年我高中毕业，在哥哥办完婚礼的第二天，我踏上列车离开宣化去鞍山上学。第一学期寒假回家，大姐和哥哥去火车站接我，告诉了父亲患食道癌的真相。自我离开家的第二天，父亲去医院检查早已不适的身体，医生告知病情，随后就是除了我闷在鼓里，一大家人拖父亲在北京做手术治病的艰难时光。我回到家里，父亲骨瘦如柴，母亲由于操心劳累消瘦了许多。过完春节不久我回到学校，那是我最煎熬的一个学期，时常莫名其妙地流泪，担心父母，思念家人，暑假回到家，父亲住院，母亲陪床，七月底的一天晚上，父亲逝世，那年我十九岁。

第二年，我中专毕业回到宣化工作。随着二姐的出嫁，家里剩下我们母女二人。母亲住着拐杖，照顾着我的日常起居，寒来暑往直到1994年8月我结婚出嫁，东大院的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好在当时我租的房子离母亲不远。 母亲虽然有腿疾，但整日不得闲，洗衣做饭，我时常还回到母亲家中吃香喷喷的午饭，冬天生炉子时，母亲劈柴、掏炉灰一样不落下。闲暇之余缝缝补补，不仅四个外甥孙子穿着姥姥的棉衣长大，给我们大人、孩子的鞋垫都是一针一线手工衲之。母亲做针线活慢，但特别要样，就是那种“慢工出细活吧”。

　　不记得哪一年，大概是我结婚的前后时间，母亲又增加了哮喘病，也算是地方病，尤其是冬天气压低，特别容易得肺炎。有时肺炎输液需要近一个月，好在家中大姐是半个医生，那几年都是大姐承担了母亲的家庭医生责任。后来从邻居打听到一种北京部队医院配制的胶囊药，对母亲的哮喘特别有效。我时常托同事从北京捎药回来，基本能遏制哮喘，但是我们怀疑药中含有激素，母亲不敢多吃，稍微走动费劲就喘得不停。尤其是中午张罗午饭越来越感到吃力，但母亲还是独自度过了十几年的日子。

直到2005年春天，听母亲说拄着拐杖不自主地摔了两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带着母亲先后在宣化，张家口二五一医院进行排查，一开始怀疑是小脑萎缩，但经CT检查，医院说小脑正常的不像当时母亲七十五岁的年龄，后来做了颈腰脊部CT片，到北京海军医院医生判定是颈椎压迫，需要手术。考虑到母亲走动不便和医疗费用问题，我们决定在张家口二五一医院诊治。在入院后检查身体过程中，由于肺活量达不到指标，医生不敢实施麻醉，造成母亲不能手术。同时我印象中母亲没有住过院，作为家庭妇女没有文化，住在一个八人的大病房，你一言我一语造成母亲心神不定，无法适应住院环境，整日坐卧不宁，晚上不得休息，再加上不会吹肺活量气泡，导致住了两三天后我们回到家中。但是这时母亲已经不能独立生活，我们已经各自成家，谁来陪护母亲成了一个大问题。

　　记得母亲从医院回到家中已是秋天，二姐首先把母亲接到自己家中，二姐还没退休，白班夜班倒班，我有时也去探望母亲，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给母亲买了补钙剂，母亲竟神奇般地能下地开门，会走路了。母亲在二姐家过了春节，我们开始四处寻找保姆，开春后从洋河南找到保姆，就把母亲搬到东大院。我给母亲买了轮椅，推着她去过养老院，那也是我第一次参观养老院，对于能走动交流的老人在不能自理情况下去养老院是一个选择，但对于不能交流或不能行走的老人，我想到我行将至老的可怜模样。自从去过养老院，母亲无论如何不愿去养老院养老。我们也不忍心将她送进养老院。

　　起初两年经常为找保姆犯难，在接不上保姆的情况下。母亲在大姐家我家先后住过。那两年冬天租楼房，夏天回平房，非常麻烦恼人。直到2008年，我同学搬到廊坊居住，提出让我照看开发区的楼房让母亲居住。尽管是顶楼，经过我们姊妹商量，母亲携保姆搬到开发区居住了三年半。这个老保姆，尽管个子不高，看上去六十多岁，但她坚强有韧性的品格让我记忆犹新。她随母亲从东大院到开发区后到建国街陪伴了母亲五年多的时间。随着母亲的病重，老保姆年纪增大实在伺候不了母亲，我们才送她回到了她家。

2011年春节前，婆婆搬了新房，我再次和姊妹商量，将母亲接到建国街楼房住。大姐2009年4月起到北京伺候外甥女，哥哥经常外出，二姐脾气不好，有时候很长时间不露面，幸亏中介找的保姆人还不错，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但是母亲的病愈发难缠，长久卧床，白天打盹，晚上不能安心入睡，起夜无数。2015年先后四次住院，拨打急救电话。尤其是前两次吓得我们要死，经医院诊断为癫痫，发作时嘴角流口水，眼斜，第一天不省人事，第二天疯闹，第三天和没事人似的。经过四次住院，母亲记忆部分丧失，许多近年发生过的事都不记得，但奇怪的是在祖籍发生的陈年旧事还能一一道来。再就是性情大变，稍微我们哪句话不如意伸手就打，打掉我眼镜数次，并且出手很重，有时打得我很痛，我不由得还手，母亲看出我恼怒，嗔怪我“哪有闺女打娘的”，令我哭笑不得，有时只能怒视一会儿，去一边流泪。

母亲病情最严重的一次是2016年入秋的一天半夜，我接到二姐电话说母亲浑身打颤。我急忙和老公赶去一量体温41度高烧，凌晨两点叫急救车又怕影响邻居，我们推着轮椅就近将母亲送到医院。可恨的是医院医疗条件和年轻的大夫不敢接诊，我们又开车送到宣化区医院，折腾到天亮才送进病房。诊断结果是尿路感染引起高烧，输了十天液病情得到控制，但回到家中身体软的像滩泥，吃饭也不正常了。二姐用八宝粥拌红糖一勺勺喂，近两个月的时间母亲身体才得以恢复。这期间二姐与保姆弄意见，辞掉了保姆，二姐担起了照顾母亲的重任，但二姐有家，母亲病情难缠，我每周五下班替她两夜两天，这样熬过两个多月直到母亲身体恢复。

2016年12月通过中介找到赵川保姆赵姐。赵姐喜欢夸赞自己，照顾母亲效果还不错。母亲肠胃一向没毛病，喜欢吃元宵，每天两顿元宵，早晨元宵，中午馒头泡菜，晚上继续吃元宵，元宵甜腻难消化，但喜欢吃，我们就顺从她。从春节开始，我和

大姐轮番买，一买四五袋冻在冰箱里。母亲午睡醒来，吃一小碗葡萄，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不是要饼干就是葡萄。安定药早已控制不了母亲的睡眠，吃少了不管事，吃多了第二天浑身瘫软，我想了办法用谷维素和维C代替，反正都是小白药片，这个方法哄了母亲好几年。半年来母亲吃喝起居挺正常，但进入六月尿路有些感染，出现尿频，吃了几盒药，病情有所控制。

就在六月三十日的早晨，我接到大姐的电话，母亲吃元宵出现吞咽困难，怎么也喂不进去，我首先想到测体温，果然还是出现了高烧，即刻送往医院，象往常一样，办完住院手续，大姐和保姆提前离开，我待到中午一点钟，二姐买饭回来，我回家歇息准备晚上陪床。近三点时，我接到二姐的电话急忙赶往医院，没想到母亲离我们而去。没想到，一万个没想到，我刚才离开时，母亲还睁着清醒的眼睛和我说“睡不着，不瞌睡”，我还说“昨晚闹腾了一夜，闭眼歇会儿吧”，没有一丝征兆，两个小时后，我们和母亲竟阴阳两隔，我再也喊不醒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朴实平凡操劳一生，养育四个子女，卧床十余年，疾病踏侵二十多年，寡居整整三十年，刚刚度过八十七岁生日，没有显赫家世，没有特殊留名，但是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母亲你把我养大，我陪你变老，终不悔。我的母亲！

　　谨以此篇献给母亲逝世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