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知青路

老猴子

回望知青路

龚友林

1973年11月30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让人总也忘不掉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我们从学校走入了社会，跟随着上山下乡的时代潮流，到了农村插队落户，开始了一段艰难迷茫的人生历程。从此，我们这代人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

记得那天是一个太阳天，风很大。我早早就起床了，父母已经帮我准备好了行装。行装很简单，一床棉被，一张草席，一个提桶，洗漱用具和几件换洗的衣裤。其中的棉被、草席和提桶是父母单位赠送的。临行前，母亲叮嘱了几句话我还记得，她说，到了农村，做事要勤快些，嘴巴要甜点，莫做坏事。就这么简单朴实的几句话，饱含着母亲对儿子的希望和担忧。看着母亲我点头嗯了一声，母亲的眼眶里含着泪水。父亲送我，帮我拿着行李，一直没有说话，看得出来，父亲的心情也是沉重的。我的心情也不轻松，总是有些忧虑和不安。

说实话，我当时是不想去的，不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而是因为我的身体。七月份高中毕业回家，在家等分配的这段时间，我的腰一直很痛，严重时走路都有些困难。可能是我高中阶段经常练习举重，肌肉或骨骼受伤了引起的疼痛。经过父母单位的医生针灸治疗，病情也还是时好时坏。为此我还专门去学校找到有关领导和校医，说了我不想去农村插队的原因。但学校领导没有同意我的要求，还跟我说了，如果不去，后果会如何如何严重等等。其后果的严重性，我是承受不了的，无奈，也只能随波逐流了。所以，我的忧虑和不安只是担心我的身体而已。

坐着父母单位的拖拉机，咚咚咚咚的来到了学校，早上八点多的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届的毕业生是按学校分配的，就是一个学校的人下乡插队在同一个公社，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到学校报到，集中统一出发。学校的操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我们胸前戴着大红花站在那里，更多的是来送我们的父母和亲人也站在那里，操场的四周插着一些彩旗，在操场边等候的卡车护栏上也插有一些彩旗，场面看上去很热闹，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戏台，戏台上正在上演一台无法预知结局的戏剧，戏剧的序幕才刚刚拉开，戏剧的演员就是我们，而导演这场戏剧的人却不在我们中间。学校的领导作了简单的讲话，之后开始点名，一个一个的上到卡车上。卡车驶出学校的那一刻，我意识到了，上大学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一辆接着一辆的卡车沿着大街，由南向北缓慢行驶。我们分站在车厢的两侧，用不舍的目光看着这座熟悉的城市，只是默默的看着，心里有些难受。当卡车行驶到市中心十字街时，场面再一次热闹起来，广场上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人们聚集在这里，欢送我们离开这座城市。卡车停在那里，或围着十字街中心的交通指挥台转圈，接受人们的欢送并表达我们的谢意。我依然兴奋不起来，还是没有从梦想破灭的情绪中走出来，木讷地站在车上，不想说话。在这里折腾了约半小时，车队又继续缓慢的向北行驶。车队一直向北行驶，驶出了市区。我不知道这车要把我拉到哪里，也不知道我是要到哪里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也许是有人说过了，是我没在意，没记住。心想，管他呢，拉到哪算哪。在那个年代，你的一切似乎都是由别人安排和掌控的，这个别人的名字就叫做组织。你无力跟这个组织抗争，只有服从的命运。这时感觉有些累有些饿了，我躺在行李上，闭上眼睛，车子一摇一晃的行驶着。大约过了一小时，汽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知道了这地方叫灵川县三街公社。又一次点名，然后再上车。车队在这里就分开了，有的继续向北，有的调头向南，我乘坐的车是调头向南的。没过多久，车子在一个路边村庄停了下来。这个村子位于公路的东面，叫五里排村，是五福大队的大队部所在地。一拨人被点名下车，这里就是他们插队落户的地方。车子穿过村庄继续向东行驶，驶入了一条不宽的机耕路，约十多分钟，车子到了一个小岭坡上停下，这里叫作土坡村，分上土坡和下土坡，相隔不到二百米，上土坡又分一队和二队。这时，全部的人都下了车，来迎接我们的各生产队的代表也都站在那里。我们的人被分成了三拨，跟着各自生产队的代表进村了。我和另外五人被分在了上土坡一队。这时才弄清楚，我插队落户的地方叫做灵川县三街公社五福大队上土坡一队。

社员领着我们六个人，还有来送我们的父母以及学校的一位领导一起进村了。这时已经是中午一点多钟的样子，我又饿又渴，加上这一路的颠簸和折腾，整个人感觉非常疲惫。社员把我们领进了给我们准备好的住房。这是一间砖瓦房，墙基部分用的是石头，上面用的是泥砖。房屋有五十来平米，隔成了三间房，大门的左侧是一小间，右侧是一大间，中间是堂屋，也是煮饭炒菜吃饭的地方，房间里的隔墙用的都是泥砖，约有两米高。社员忙着给我们烧开水，屋子里烟雾袅袅。因为烧柴火的灶是一个简易的没有排烟管的灶，加上柴火不干，所以才会产生那么多的烟雾。很多人都受不了，站到了屋子外面。不一会烧开水的锅响了，有人说水开了，但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女知青接着话说，水还没有开，开水不响，响水不开，一副老考屎的样子，引来了大家的一阵笑声。在我的印象里这就是我们插队做知青的第一次笑声。

喝完水，来送我们的父母们要走了。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我的脑子里好像一下子变得一片空白，等他们走远了，我才慢慢的缓过神来并意识到，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得靠自己了。可是，我们都还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啊，我们的身心尚未发育成熟，我们根本无法规划和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这生活的担子哟，就这样无情的压在了我们稚嫩的肩膀上，让我们感到茫然无措。我们在应该读书的年龄却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让我们变成了知识匮乏的一代人。把我们称之为知识青年，颇有些讽刺的意味。我们其实还是一群青涩懵懂的无知无畏的少年，让我们如何去面对这纷繁嘈杂的社会。

插队吃的第一餐饭是生产队招待的，就在我们住的地方。煮了一大锅饭，饭煮焦了，锅底全是黑锅巴。就炒了一个菜，猪肉炒包包菜，猪肉几乎都是肥肉。菜放在铁锅里，大家围着铁锅吃饭。这时，天已经黑了，一整天没吃过东西的我们已经饿极了，大口大口的吃着，感觉饭菜都特别好吃。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你根本就分不清锅里的肥肉和包包菜，无所谓，夹起来往嘴里送就是了，管它是肥肉还是包包菜。但我们有个别不吃肥肉的女知青就尴尬了，吃着肥肉还不敢往外吐，生怕被陪我们一起吃饭的社员看见影响不好。含在嘴里直打恶心，只能找个由头说要去上厕所，跑到外面吐掉。

在生产队里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但记忆依然清晰。那天吃完晚饭和社员聊天到十点多的样子就睡了。睡到凌晨，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了。这种声音非常大，一阵一阵的，有点像婴儿的哭声，但比婴儿的哭声更为凄惨。这种声音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让人感觉非常害怕，毛骨悚然！躺在床上再也没有了睡意。天亮了，起床，推开窗户上的小木门，深秋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从窗户的木栏栅挤了进来，我的小屋顿然变得明亮和清爽，昨晚被困扰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起来了。问了社员才知道，昨晚听到的凄惨的声音是母猫发情时的嚎叫。

我们六个人，二男四女，同住同吃共同生活在一片屋檐下，我们两个男的住在堂屋左侧的小房间，她们四人住在堂屋右侧的大房间，中间堂屋是我们煮饭吃饭的地方。之后，我们有很多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片屋檐下。我们都是来自同一所中学的同学，但班别不同。我和建雄是从小在一起的发小，彼此间很熟悉。小英、娅妮、淑梅、华清，她们四人也是从小在一起的发小。我对她们四人并不熟悉，只是有点面熟而已。但对她们中的淑梅倒是有些印象，那是在初中阶段，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年级到农村去学农，在农村的一块空地上，她代表年级作发言，她站在那里，一条粗而长的辫子，圆圆的、白白的泛着红润的脸，清脆的声音，还有挽起裤子露出的白白的小腿，大方活泼的神态，都给我留下了印象。我们六个人中，华清最小，才十六岁。看上去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女性青春期的特征都没有显露出来，还是个孩子，个头也是最小的。我和建雄、淑梅，我们三人都是十七岁。建雄的个头比较高，但显得单瘦。淑梅的个子不高，微胖，看上去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我在我们六个人中间，身体最为强壮，按照现在的讲法，就是肌肉男，因为长了一脸的胡子，所以在别人眼里显得成熟些。华清的妈妈还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过，小龚啊，你大些懂事些，你要照顾好她们几个人哦。她就这么一说，我还真有了要照顾好她们几个人的冲动。小英和娅妮他们俩都是十八岁。小英，人长得漂亮，身材也好，话不多，显得成熟、傲气，是那种让人望而生怯，可望不可及的人。娅妮却是我们中间最为特殊的一个人，个头大，长了一双蓝色的眼睛，好像跟我们不是同一类人种，像俄罗斯人，话很多，充满了热情。

建雄

小英、娅妮、淑梅和华清，她们四人都是部队子弟，干部家庭，在她们身上的那种优越感，时不时、或多或少还是可以看出来的，特别是小英。我和建雄的父母都是国营农场的职工，我们的家庭相对贫穷一些，特别是我的家庭。童年时光里，我对饥饿和寒冷都有过深切的感受。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相对于小英她们四人，我和建雄性格里最缺失的就是自信，表现出来的就是在人在事面前的自卑感。我在女孩面前特别害羞和不善表达。由于这种性格，为我以后在感情上的犹豫、挫折和失败埋下了伏笔。

左起淑梅、小英、亚妮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国家给予了知青一些关怀和照顾。一是给生产队下拨了数额不多的知青安置费，主要用于盖房子和置办农具。二是给予了知青个人的一点生活补贴，仅限于一年时间，每月有10元钱，有40斤米，0.5斤油，1斤猪肉的购置定额。所以，第一年我们的生活状况还是可以的，比起生产队的社员们要强多了。我们六个知青是在一起开伙的，我们选出了华清为我们的组长，亚妮管钱和伙食账目。

华清

我们的屋前是一块空地，空地的中央有一口老井，老井水量充沛，水质清澈，口感清爽。全村人的用水就靠这口老井。每天清晨，这里是全村最为喧嚣热闹的地方，有赶着牛吆喝着的人，有挑水的人，洗菜的，洗衣服的人，熙熙攘攘，匆匆忙忙。女人们在这里，一边做事，一边嚼着舌头，什么天南地北的，家长里短的，张三李四的，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生产队的队长或指导员通常也是在这里喊工，出工啦！出工啦！说着土话，声音非常大。有时，喊着喊着还去敲敲我的窗户门，小龚，小龚起床啦，你他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你还不起床！讲着土话，骂着粗口。每天早晨都是在这种喧嚣中起床，开始一天的劳动。到了晚上，这里也不清静，在热天、晴天，生产队都是在这里开会和记工分。在我的印象里，生产队里开会从来都是闹哄哄的，社员们一个比一个的声音大，经常都是在吵闹声中散会。这块空地和我们的屋子里就是生产队里社员们聚集、议事、聊天的场所。

那口老井

这是个田多人少的生产队，生产队总共有四百多亩田，平均每人有三亩多点。分为几大块，村口前面的一大片田叫门口田，是生产队里最为平整和肥沃的田，此外，还有蛇骨头、廖家山，球家塘、金家岭四大块田。金家岭的田多为冷水田，只能种一季水稻。那么多的田却收获不了多少谷子，一年下来，像我这样的强劳动力，也只能分得到四百来斤的谷子。一年到头，社员们以及家中的老人和小孩还得要忍饥受饿。生产队的旱地比较少，除了房前屋后有点地种点青菜外，还有金家岭有点旱地，分给大家种点花生红薯。生产队集体有块最大的旱地，在八兜树下，有三、四十亩。距离生产队有三公里的路程。每年都用这块地来种甘蔗，榨糖。可以分个四、五斤黄糖，三、四斤酒。生产队在农闲时间里也搞点副业，主要是打铁和烧砖瓦。挣些钱用来购买农药化肥和增添更新农具等。

我们来到生产队的时间，已经是深秋季节，在农村属于农闲季节。在这个季节里，主要是要做好春耕前的准备工作，诸如积肥、农田修整、农具修理更新等，其次是做副业，在我们这里就是打铁和烧砖瓦。还有就是公社布置的，各生产队抽一些人去修水利。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出工做农活，是去挖塘泥挑塘泥。这是个比较重、比较累的活。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对于知青来说，所谓的炼其筋骨的劳动关是一定要过的，否则你的"再教育"过程就很难得到"贫下中农"的认可。说实话，这一关对于知青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劳动，不光是身体上的承受，还有意志力的磨练。就是这个过程，这种经历，成为了之后我们这代人的人生中，最大的资本。我们这代人当中的一些人，之所以能成功，就是有了这份原始的资本。我们今天是要到球家塘挖塘泥，就是把已经抽干水的，塘底部的，晒干了些的塘泥挑到周围的水田里作肥料。我们六个知青都去了，挑着撮箕，拿着锄头。今天是抢工分的活，计件的，多劳多得。亚妮好了，分给她一个"干部"的活，过秤和登记。我们其余五人就跟社员们一样，挖塘泥和挑塘泥。最难的就是把塘泥从塘底挑上去，是要踩着有些坡度的竹跳板往上走，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建雄、小英、淑梅和华清，他们可能从小都没有挑过担子，再加上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力气不够，挑起担子来的样子，真是好可怜，让人心痛！特别是华清，由于个头小，又从来没挑过担子，所以挑担子对于她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她第一次挑担子的样子，至今我都有印象，挑起担子来，两手握着扁担的前端，担子一下往前翘一下往后翘，整个人也跟着一下前倾一下后仰，左摇右摆、踉踉跄跄。我跟他们几个不一样，我从初中起就开始挑担子了。那时，一到寒暑假，父亲就时常带着我到山上砍柴或挖柴兜，然后要从山上挑着担子下山回家。到了高中阶段，我就可以挑着百来斤的担子走山路了。所以，过所谓的劳动关，我肯定没有其他知青的感受来得深切。这次挑塘泥，我让社员们见识了我的强壮和力气。一百五六，一百七八都不在话下，最重一次我挑了二百来斤，走着走着扁担就裂了。这下把社员们给惊住了，哇，这个知青的力气太大了！其实之前有些社员也见识过我的力气，我们屋子门口放有一个石锁，据说村子里有三代人都举不起这个石锁了，而我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可以举起这个石锁。有社员说我壮的像东德他们家养的那头牛，那头牛可是全队公 认的最壮的牛。这次挑塘泥，我挣了十八个工分。有位社员还送了一根好扁担给我，之后，这根扁担就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离开。

球家塘

说来奇怪，一个多月来，我的腰痛症一次也没患过。也许是每天的体力劳动，促进了血液循环，将原来受伤处的瘀积彻底疏通了。我之前的忧虑也渐渐的消除了。感谢这块土地，让我的身体重新获得健康和强壮！

通过一个多月的劳动，社员们根据我们知青每个人劳动能力的大小，给我们评定了工分等级，我是10分(一等劳动力〉，建雄9分，小英、亚妮、淑梅和华清都是8分。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在平日的劳动中，要去承担最重最累的活。

我经常用来锻炼身体的石锁

插队后不久，去八兜树下那边收割甘蔗并把甘蔗运送到上支铺榨糖。甘蔗地是离生产队最远的一块旱地，约有三公里的路程。三四十亩的地全都种的甘蔗。因为路途较远，吃过早早饭八点多才出工，走到那里九点多旳样子。开始收割甘蔗，把甘蔗砍断，把叶子剥掉，再把兜巴和尾巴砍掉，堆好。甘蔗尾巴也要集中堆好，随后将其放到地窖里，用作来年的种子。一直忙到中午两点，甘蔗还没收割完，大家又累又饿，这时，指导员初生一声令下，休息喽，吃午饭！没带午饭的就啃甘蔗。我们几个知青都没带午饭，只有啃甘蔗了。这种甘蔗很硬，但很甜。我连续啃掉了六根甘蔗，每根约一米长，啃得嘴巴和舌头都变得红红的，还有些痛感，打出的嗝都是甜甜的。这是我一生中一次性吃甘蔗最多的一次。下午将近五点钟，甘蔗才收割完，还要把甘蔗运到上支铺。从甘蔗地到上支铺，走小路约有三公里远。我记得有一辆手扶拖拉机帮着运送甘蔗，走大路。人挑着甘蔗走小路到上支铺。我挑着七八十斤重的甘蔗，到上支铺时，天已经黑了。又累又饿，一整天了，就是靠啃甘蔗充饥。我们一行到上支铺约有二十人，一起在上支铺做饭，八点多钟吃的晚饭。吃过饭没多久，榨糖开始了，又要干活了。我们几个知青负责挑甘蔗渣，就是将榨干了水的甘蔗渣，挑到一个个地窑里让其发酵，随后用来制作酒，地窑有点像战壕里的猫儿洞。下乡插队第一次熬夜干活，况且白天已经累了一整天了，那个累啊，难受啊！一辈子都忘不了！到了半夜一点多这样，我几乎都要撑不往了，这时，我全身开始发冷，发抖并冒虚汗，我发烧了。不一会，又发现我的半边脸肿了，而且肿得越来越大，一只眼睛都睁不开了。原来是我的上嘴唇一个毛囊炎，在过于劳累，免疫力快速下降的情况下，感染迅速扩大加重导致的。就是在这么严重的状况下，我都还坚持着干活到天亮。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想明白，当时是一种什么精神力量在支撑着我。所以，我常对年轻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最不缺的品质，就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力。早晨我回到了生产队，睡了一觉起来，才l到公社卫生院看病，打了三天的针，病情才逐渐好转。因为后来我学医的原故，知道了感染的部位叫危险三角区域，如果感染不及时控制，很容易波及到大脑，引起严重的后果。

我们六个知青，在同一片屋檐下生活，你做饭，我做菜；你摘菜洗菜，我掌勺炒菜；你烧火添柴，我挑水劈柴。我们像一群父母不在家的孩子，一下子懂事了，都在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我们一边做饭，一边聊天，讲着出工的趣事和艰辛；我唱着歌，她哼着小曲，忙碌、和谐、其乐融融的场景。然而，也并非全是这样，大家在一起，免不了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引起的。有的人勤快些，有的人懒些，有的人出工回来累了，就懒得动了，有的人懂做事，有的人不太懂做事，诸如此类，引起的一些争执，埋怨。每到这时，我都会出来，多承担些，多做些。淑梅或华清会出来帮着我一起做，其他几个随后也会出来跟着一起做。矛盾和争执总是在谦让和包容中得以化解。我们几个也有集体偷懒的时候，特别是下大雨不出工的日子。我们在一起打牌，打得个天昏地暗，在瘾头上，连饭都不想做了。这时，我们叫上队里经常关心我们的三伯娘来帮我们做饭，她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

一天晚上，睡下没多久，女知青的房间里响起了歌声。刚开始我没在意，接下来四个女知青都唱了起来，或合唱或轮流唱，气氛相当活跃。小英的歌声优美动听，亚妮的歌声粗犷豪气，淑梅的歌声清脆活泼，华清的歌声嘶哑低沉。我和建雄也被这种气氛感染了，开始兴奋起来，没有了睡意。唱吧！我们也跟着唱了起来，我和建雄的歌声高亢响亮。你唱一首我唱一首，你唱一句我唱一句，慢慢的就形成了男女轮唱和对唱。什么苏联歌曲，文革歌曲，战地新歌，知青歌曲，把所有会唱的歌曲都唱个遍。歌声在整个村庄里荡漾，让黑夜宁静的空气里，泛起了青春的涟漪。村里的狗随着我们的歌声，汪汪的叫个不停，像是在给我们伴奏。我们也随着狗的叫声发疯式的纵情歌唱，释放着我们的青春激情。一直唱到凌晨两点左右，累了困了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来，遭到了社员们的一片骂声，说我们是一群疯子！也有的社员夸我们的歌唱得好，但唱的不是时候，你们唱了一夜，我们听了一夜。有时候，青春就是这么任性和放肆！

一群十七、八岁的，情窦初开的，青涩懵懂的少男少女，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在一个锅里吃饭，慢慢的、自然的就会有故事发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的'心里有了一个人。我喜欢听她说话，喜欢看她的笑脸，喜欢和她一起做事。她随意吹吹口哨，我也觉得美妙动听。我总是想为她做些事，想让她使唤我帮她做事，无论帮她做什么事，心里面总是有一种甜甜的味道。她经常帮我洗衣服，我知道这是她热情和乐于助人的性格所使然，但仍然让我激动不已，想入非非！渐渐的，我在她面前就会脸红，心跳加速，跟她说话就结结巴巴，甚至语无伦次，很想接近她，但行动上又有意无意的避开她(真是莫名其妙)。我心里非常清楚，我是爱上她了！但在那个年代里，又有几个人敢于明确的向对方表白爱意呢？也只能埋在心里。上面说了那么多的她，这个她就是淑梅——我的初恋！其实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生产队里传统的副业就是烧制砖瓦和打铁。说说烧制砖瓦吧！烧制的是那种古老的青砖青瓦，整个过程比较复杂，技术含量也高。是我在农村做过的最具技术含量的事。这种砖瓦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烧制的，它需要一种很特别，粘性适中带有蜡性的黄泥作为原料。生产队的廖古岭上就是这种黄泥。砖窑就建在廖古岭旁。先将挖好的黄泥倒进一个凹坑里，倒上水，用牛或人在凹坑里不断地踩，使黄泥充分的粘在一起并变得细腻，这样就可以用来制作砖瓦了。这个过程需要一天的时间。制作砖比较简单，制作瓦就比较复杂了，就像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制作陶罐的过程差不多，先制作成一个没底的瓦桶，稍晾干后用手掰成四片瓦。砖瓦制作好了，堆放在自然环境中晾干，一般以其变硬，拿着不变形，表面有微微的裂痕等为指征，达到了这些指征就可以装窑了。装窑也是很有讲究的，砖堆放在窑的下层，瓦堆放在窑的上层，堆放的间隙也要合理。窑装好后就可以点火了，那时烧砖瓦是用茅草的。点火的仪式是少不了的，杀一只生公鸡，把血滴在窑口、窑顶和窑周围，然后大家在窑口吃一顿。点火后，至少要烧个三天三夜，窑内的温度要达到700度左右。怎么掌控温度呢？是通过观察孔，看窑内的亮度，以亮度来判断温度，全是凭感观和经验来判断。这三天三夜要消耗掉很多的茅草，所以很多的劳动力就用在了割茅草上，这些事多由妇女们来完成。烧制了三天三夜后，开始封窑，把窑口和窑顶全封上，使窑内处于无氧状态，然后在窑顶挖出一圆形凹槽，往凹槽内不断的倒水，让水缓慢的浸入窑内形成蒸气。这一过程非常关健，如果窑内的水蒸气不够，砖瓦就不会变色或变色不够。这一过程需要七天七夜的时间，窑内砖瓦的变化奇妙而缓慢。出窑了，看着一块块的青砖，一片片的青瓦，就像看到自己精心制作的艺术品，感到兴奋和自豪。砖瓦的制作和烧制全过程都请有师傅，我还记得，这个师傅是市郊大河乡董家巷的。师傅真是了得，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每天都小酒大肉的伺候着，脾气还非常大。那时，我非常敬佩和羡慕这个师傅。砖窑上所有的事我都做过，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近几年，我在徒步途中，看过很多的古建筑。看到那些几百年前的青砖青瓦，我都会想起在乡下烧制砖瓦的日子。有时会问身边的驴友，你们知道这些青砖是怎么烧制出来的吗？他们肯定是不知道。这时，我就会很自豪的告诉他们，我知道是怎么烧制出来的，而且我还曾经烧制过。

回家过完春节回到生产队不久，春耕开始了。春耕是生产队男人们抢工分的季节。犁田和耙田最能展示出男人们的劳动能力和技巧。我是知青当中唯一的一个一线劳动力，这种事肯定会有我。対于我来说，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怎么样牵牛吆喝牛，怎么样套犁，还有犁头吃地深浅的手感，以及驾驭着牛和人的协调一致等等。生产队分给了我一头最壮最犟的牛，就是东德他们家的那头黄牛。下田前，桂宝大哥手把手的教我，我非常的感激。下到田里，那正月未的水好冷啊！一下，脚板脚背就被冻得红红的，但在田里走了一段时间就不感觉冷了。开犁时，那尴尬的场景一个接一个出现，一会犁头吃得太浅冒出地面，牛往前空走，又要回头重新来。一会犁头吃得太深，牛用力把犁弓拉得吱吱响，很容易把犁弓拉断(那时的犁弓是用木头做的)。吃得太深都很难拔出来。还好，这种尴尬的局面只维持了约两个小时。吃过早饭再到田里，我基本上就能驾驭自如了。

我一边犁着田，一边观察着旁边田里的社员是怎么犁的。我发现他们怎么比我快那么多，至少比我快三分之一。不对啊，我的牛是生产队最強壮的牛，我犁的速度也不慢啊，怎么会这样？我在想。仔细观察，我发现了他们的秘密。他们时不时是跳着犁的，就是留下一道门坎，用下一犁的土盖掉门坎，从表面看是看不出来的，只有认真检查把土拨开才能发现。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犁田叫犁门坎田。收工时，有个社员还意味深长的跟我说，小龚啊，你太老实了！我明白他说什么，给我暗示什么。我这算第一次领教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还有句话说的很正确，农村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

队里其他知青看到我犁田的样子，都说我像地道的老农民。

有一天，生产队里派我和几个社员到金家岭去犁田。金家岭有好多的冷水田，田里有些地方牛是不敢走的，因为会陷下去很深。有个社员指着一块田对我说，小龚你去犁那块田。我没在意，背起犁赶着牛就过去了。开始感觉还顺利，只是水太冷。当犁到田中间一个地方时，牛突然停了下了，怎么吆喝怎么鞭打，它就是不走了。我鞭打着牛，牛直接就跑到另外一块田里了。在我周围犁田的社员见状，竟然哈哈大笑！哇，他们在戏弄我，看我的笑话！后来我知道了，每头牛对那块田都是有记忆的，犁到那里时，只能绕开走。

头几个月里，涉及到我们知青的，发生了几件大事。第一件事，先来说说小英吧！一天傍晚，我们收工回来，在一起做饭，吃饭。吃完饭收拾锅碗瓢盆时，小英端着洗锅水准备走到外面倒掉，这时娅妮坐着的长凳子摆得过了点，小英端着锅又看不到，被凳子绊倒，重重的摔在地上，小英的门牙刚好啃在了锅沿上。因为小英端起锅时亚妮正在讲笑话，小英正咧嘴笑呢，所以是牙齿撞到锅沿上，要不然应该是嘴唇撞到锅沿上，那后果更为难堪。小英捂着嘴，非常痛苦，血从嘴里不断往外流，看着感觉好可怜！我叫上建雄，拿着手电筒，跑到下土坡知青黄勤那里，给她拿了些消毒止血的药。这是插队给小英身上留下的第一道烙印。此后，她的这颗门牙的颜色开始变深，慢慢的废掉了。还好，只要不开口说话，小英的脸蛋依然漂亮！

说说第二件事，我记得是三月底的一天，早晨，外面下着大雨，我早早的起床了，一个人在堂屋给大家烧水做早饭。没过多久，淑梅和华清从外面推门进来，哇，她俩比我还要起得早，她们是去育秧，淋得个焦巴烂湿，回来换衣服的。她俩知道我在堂屋做饭。她们进房间换衣服不一会，就听到淑梅、亚妮大声喊，墙倒了！墙倒了！又听到华清拼命喊着我的名字，我当时正弯着腰，低着头在吹火，听到她们的喊声，我反应过来抬头一看，那堵墙几乎要压到我的头顶了，我向左一个跳步，跳到了柴房那边。轰隆一声巨响，整堵墙倒塌了，把整个堂屋压得满满的。我被吓傻了，呆呆地站在那里，足有一分钟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她们喊着我的名字，问我有没有事，我都没有反应。后来华清跟我说，你那时真的是被吓傻了！是啊，现在想想，如果有一块大泥砖打在我的头上，不死也将把我打成植物人，打在腰上也能让我一辈子坐在轮椅上，多可怕啊！感谢我的知青队友，你们都是我生命中的恩人，是你们的呼喊，让我躲过了生命中的一次劫难。我会好好珍惜这份情谊！我们的锅碗瓢盆全被砸烂了。我们养的一只带小鸡的母鸡和几只小鸡也被砸死了。有两只幸运躲过死亡的小鸡，在不停的叫着，寻找它们的妈妈。我只是右脚的两个脚指头受了些轻微伤。这次隔墙倒塌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做饭时，经常把水往墙脚下泼，久而久之使墙脚下的泥砖软化，再加上连续几天的下雨，墙脚更加潮湿，最终导致墙体倒塌。

第三件事，也是我的事，是一件丑事，说白了就是件偷鸡摸狗的事。写不写这件事，我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件事记录下来。理由有三，一、这件事对我来说，在当时是一件大事，也是很多知青们知晓的一件事，如果不写下来，这篇回忆录就不完整，有只说好事唱赞歌的嫌疑。二、这件事我早已释怀了，可以坦然面对了。我只是把这件事，当作我青春期的一次莽撞行为，误入了一次歧途，并为此付出了成长的代价。三、是想告诫年轻人，人的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做好的是，尽量让自已的成长少付出代价，避免付出重大的代价。

在家过完年，准备回生产队，这时有个比我大四五岁的，下乡插队在资源的发小跟我说，他想到我们土坡玩几天再回资源，我说好啊，他又叫上了一个父母单位的职工，也是发小，我们一起来到土坡生产队。第二天，他俩去灵川县城玩了一天，回来的路上偷了一只鸡，当晚我们就把鸡吃掉了。明天是三街圩，他俩提出，明天赶圩再弄只鸡回来吃，我说好啊。我们四人，大概十一点就到圩场了，在圩场逛到中午一点左右，买好了菜和其他的用品，叫建雄挑着箩筐先回生产队。我们三人在圩场上吃完米粉，开始了行动。我们在公社机关的家属区，中学家属区和卫生院家属区一带逛来逛去伺机下手。在公社机关的家属区，我们几乎得手了，抓到了一只大母鸡，这时，一只大公鸡飞扑过来，似乎要和我们决斗，要救那只母鸡。公鸡的叫声非常大，一直追着我们，非常执着。我们怕动静闹得太大，被人发现，无奈，把母鸡放了。此后，再也没有了适合下手的机会，时间也晚了，只有放弃行动，回生产队。一路上三人的情绪不高，没能得手，心有不甘。走到离生产队不远的桥头村时，看到一片还没有放水的田里有一大群鸭子，我们顿时又兴奋起来了，想着要抓一只鸭子。我们察看了周边，看到前面有一农村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正往前走，我们等她走过拐弯处，就开始了行动。我们把那群鸭子赶到一条小水沟里，用石头和干泥块使劲砸向鸭子，不一会，一只鸭子被砸晕了倒在水沟里。我们赶紧下到水沟里，把鸭子塞进挎包里，准备走。这时，桥头村的一大群社员冲了过来，手里有拿扁担的，有拿锄头的，还有拿着斧头的，离我们也就十来米距离。他们俩见状扭头就往岭上跑，我没跑，就站在那里，觉得跑也是枉然。不到五分钟，他俩就被抓了回来。社员们没有打我们，只是用绳子把我们的手反绑起来。他们在议论把我们送到哪处理，有人说送到大队处理，有人说大队里今天没有人，都到公社开三级干部大会了，最后决定把我们送到公社处理。他们大约有十个人押着我们三个人往公社走。这一路上，我好像变得清醒和冷静了些，非常悔恨今天的行为，并开始忧虑往后的日子。到达公社的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公社依然很热闹，聚集了好多的人，因为开三级干部大会的人是住在公社的。桥头村的负责押送我们的社员，把我们交给公社的相关人员后，他们就离开了。我被单独关进了一个房间，他俩关在另一个房间。带我进房间的是公社的武装干事，我见过他，每次赶圩都能看到他挎着一支手枪，在圩场上走来走去，看上去很威风的样子。把我带进房间，帮我解开绳索，没说话，锁门就离开了。我坐在靠窗户下的长凳子上，刚坐下，我的后脑勺上就重重的挨了两拳，是从窗户外栏栅间打进来的。一路上押送我们的普通社员都没有打过我们，看来这干部的斗争性要强于普通社员。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在小房间里，我除了恐惧就是饥饿。我饿极了，非常难受，我开始不停的拍打着门，叫他们给我饭吃。我闹腾了一阵子，门被打开了，还是那位武装干事走了进来。他板着脸，把我骂了一顿，最后对我说，公社食堂关门了没有饭了，你现在可以回生产队了。听他这么一说，我感觉到了一阵轻松的心情。我问，他俩呢？他说，已经走了。我走出了这间让我失去了短暂自由的小房间。太晚了，我不敢走小路，只能走大路回生产队。走在路上，我又冷又饿，周围是漆黑一片，第一次感觉到了这人世间的苍凉！走着，走着，我发现在生产队方向的岭坡上，有许多的光点在移动，像好多人举着火把在搜寻什么。快到五里排时，路边有人突然大声喊，叫我站住，手里拿着枪。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住了，愣愣的站在那里。等他们问清楚了，我才继续往前走。岭坡上移动的光点，站在路边的手拿武器的人，这等现象让我感觉到了，这漆黑的夜晚，周围弥漫着紧张和不安的气氛，一定是此时此地发生了大事件。我不敢多想，赶紧回到生产队再说。回到生产队已经是晚上十点半的样子了。走进房间，房间里坐着好几个拿着武器的生产队的民兵，他们告诉我，跟我一起的那两个人，从公社里逃跑了，公社布置了民兵抓捕他俩。怪不得，在路上看到岭坡上移动的光点和站在路边手拿武器的人。我进门不到十分钟，正在狼吞虎咽的吃饭，他俩居然也推门进来了，这让所有人感到意外和疑问，怎么会主动送上门来。原来他俩就躲在村头路边的空氨水窖里，看到我回来了，以为没事了。生产队的民兵把他俩绑了，送到了灵川县看守所。后来，他们一个人被关了半个月，另一个人被关了近两个月。而对我的处理是，留在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就是事件的全过程。

这个事情发生后，我在精神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变得更加自卑和不爱说话，我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没有了梦想，只有无尽的忧虑！每当生产队里谁家丢了鸡，谁家找不着鸭的时侯，我的压力是最大的。我就曾听到过，一个社员找不着自家的鸡，正在着急时，另一社员就提醒她，你去小龚那里去看看，是不是他偷吃掉了。每当听到这些，我都不会去争辩或解释，但我不能否认我内心已经泛起了波澜和受到了伤害。没办法，我只能忍受。要想让别人重新认识你，唯有时间和你的表现。

四月底，整个早稻春种工作全部结束。在这个季节里，我学会了犁田，耙田，拔秧，插秧等农活。每天都是起早贪黑，挥汗如雨。接下来的农活就是田间管理，施肥和防治病虫害。杀虫，是一件又累又危险的事。生产队里社员们都不愿意做这件事，一般都是硬性规定轮流来做，每天2——3人，一星期轮换。而生产队这次派我杀虫是固定的，不像其他社员是可以轮换的。我不知道当时生产队是故意的，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现在已无法考证。当时用的三种农药我还清楚的记得，敌敌畏、1605和1059。由于后来所学专业的原因，我对这几种农药都非常熟悉。后两种农药早已淘汰，在当时属于剧毒的有机磷农药。在那时，我什么也不懂，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来保护自己，皮肤是暴露的，口腔以及整个呼吸道都是暴露的。背起手压式的喷雾器，顶着炎炎夏日，在田里走来走去，一块田，又一块田，不知何日是尽头。农药通过皮肤，通过呼吸道，消化道不断的进入我的机体，经血液流入每一个细胞。每天杀虫回来，光着膀子躺在床上就不想动弹，连饭都不想吃。我不知道是太累了，还是农药中毒了。我躺过的地方，坐过的地方，我手摸过的碗和一些用具，这些地方或碗里或用具上面，都死了无数的苍蝇，让人看着非常害怕。试想一下，我的身上染上了多少农药？也许我机体表面的每一个毛孔里，都被农药侵袭了。在杀虫的第七天，我肚子里的蛔虫被打了下来。你可能闻所未闻，但却是在那个年代里，我亲身经历的实实在在的事儿。杀虫的活干了十来天，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了。我目睹了，领教了这杀虫剂的毒性，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了，我得保护自已。最后几天的杀虫，是到金家岭那片田，离村子比较远，而且就派我一个人去。在生产队里，去较远的地方出工，一般都是出晚工，也就是吃了早饭再出工，带上中午饭，下午收早工回来。到金家岭杀虫就是如此。我早上不到十点就到金家岭了，我并没有去杀虫，而是去山脚下找到一个凹坑，把整瓶杀虫剂原液倒掉，然后走到那棵野生杨梅树下休息，睡觉。杨梅树旁有一眼泉水，甘甜可口，渴了就喝口山泉水，时不时还可爬到树上摘几颗杨梅解馋，真是惬意。到下午五点多钟，背起喷雾器，拿起空瓶子，收工回家。在金家岭那里，我度过了三天最轻松惬意的日子。这实在不是我偷工怕累，而是被迫无奈的举措。我说过，我不能让这样的杀虫继续了，太可怕了，我要保护自己！

一天，在廖家山那片田里薅田，原本还是艳阳当头，一下子天空就变得乌云密布，下起了暴雨。我和淑梅从田里不约而同的跑到一个小丘岭下避风躲雨。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手中有一块一米见方的塑料薄膜，我们扯起薄膜，盖在头顶，蹲在地上，雨在哗啦啦的下。我们的肩膀靠在一起，脸也挨得很近，我能感受得到她的体温和她呼出的气息。这时，我的心跳在加速，呼吸也变得急促，全身都有些微微的颤抖。我的血液开始加热，沸腾！身体里涌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浪！我好想好想抱紧她，再也不松手！雨停了，太阳又出来了，一切又回到了现实中。

1974年的6月份，生产队给四个女知青盖的新房子竣工了。新房就在原来住房的对面，在井的旁边。是一座农村中传统的住房，中间是堂屋，两边各隔成两间住房。四个女知青搬进了新房，淑梅和小英住前面左右两间，淑梅住房的窗户，刚好对着水井，华清和亚妮住后面左右两间。她们四人搬走后，腾出了她们原来住的大房间，我和建雄也随后从小房间搬到了大房间。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开伙。自从她们搬到新房后，水井后面的那扇窗户，就成了我目光经常停留的地方。

七月初，双抢开始了。所谓的双抢，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早稻的收割入仓和晚稻的播种完成，时间一般在四十天这祥。双抢季节是农村一年中最忙最累的季节。割禾，犁田，耙田，拔秧，插田，所有这些农活都要在四十天内完成。所以，每天都要出工十来个小时，出工收工，两头都得披星戴月。整个双抢下来，不光脱层皮，还得掉个十斤八斤的肉。犁田耙田，插秧割禾，我样样都得做，每天都累得半死。对于知青来说，有了双抢这样的磨练，对今后我们克服困难的意志力以及整个人生，都有着重重的意义。这次双抢，公社有个特殊的干部在我们生产队蹲点，和我们知青吃住在一起，他就是知青的总管全某亮同志。他时不时也跟我们知青一起出工做事，回来也帮着一起做饭，炒菜。我们非常尊重他，把他当作领导和客人，每次赶圩都多买些肉和菜，想让他吃好些。就这样，他在我们知青点吃住了一个来月，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居然没有交过一分钱的伙食。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们几个知青谈起这件事，都还是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冬修水利，是公社布置的一项重要工作，每个生产队都要抽调一些人，由公社统一指挥和安排。多数知青都经历过冬修水利。1974年的年底，我们生产队一行九人，来到与兴安县交界的小溶江，在小溶江南岸的半山腰兴修水利。分配给我们生产队的任务是，在一段五十米长的山腰上，修建平台，然后在平台上修建水渠。这五十米长的山腰上，有一个约二十米宽的山槽，横跨这个山槽修建平台，难度和工作量相当大。我们修建平台的山，不是土山，也不完全是石灰岩山，它有很多风化石，也有石灰岩石。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炮眼，装填炸药，点炮，铲泥，挑石头，垒石头等，工作强度相当大。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打炮眼，装填炸药，安置雷管、导火索和点炮。打炮眼是两个人协助的工作，一个人双手把住钢钎，另一个人抡铁锤。铁锤的重量9——12磅，铁锤的把子也是有讲究的，它是用三片竹片叠在一起组成的，是有弹性的，这样既省力，又缓冲了振动力对手臂的冲击。不管是抡铁锤还是把住钢钎，都是一件又累又危险的活，特别是把住钢钎的人，随时都有可能被砸伤。我就被砸伤过几次，但都不重。到后来我还学会了打甩锤，打甩锤的姿势非常潇洒。往炮眼里装填炸药以及安置雷管和导火索，到最后点炮，都需要沉着，冷静，细心和果断，否则就会出问题。先点炮的和后点炮的导火索的长短都不一样，要留有比较充分的时间跑进炮棚。我们在作业平台的上面(方)约十米处搭建有一个简单安全的炮棚，一般是利用地形和自然条件搭建在石头后或两块大石头之间，用于放炮时人员的躲避。每天，整个作业平台点炮的时间都是统一规定统一指挥的。一天，我在山槽的一边点炮，刚点完我的五炮，山槽另一面点炮的人喊了起来，小龚！小龚！赶快过来帮我点两炮，我的火头灭了。我听到喊声，没有半点犹豫就跑了过去，迅速的帮他点完那两炮。刚跑到炮棚口，轰隆轰隆炸开了，石头在空中满天飞舞，我吓得本能的用手蒙住头，趴在了炮棚口。炮棚里的人见状，赶紧伸手把我拉进去，就在这时，一块一尺见圆的石头从空中落下，砸在了我的大腿旁。好险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如果石头歪那么一点，我的大腿将被砸碎，真是幸运！每天收工，整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全身酸痛。修水利，除了危险和累以外，还有一个感受就是饿。主要是吃的没有油水，每天几乎都是什么包包菜抄辣椒，茄子、冬瓜抄辣椒等，半个月都见不到一点肉。有时候睡到半夜都会被饿醒，再也没有了睡意。有一天吃完晚饭，我和二队知青伟豪去散步，不到九点钟，就感觉好饿受不了了，我们走到小卖部，一个人吃了两个月饼，把肚子填饱了。我记得是伟豪出钱请我吃的，我可没有钱，在此谢谢他！那时我们才十七、八岁，正是发育长身体的时候，每天都承受着那么强的体力劳动，而且还没有吃的，这种对身体的伤害，会影响我们一辈子。

还没有修完水利，生产队就把我抽调回来了，让建雄去顶替我。把我派到碾米房工作。这个碾米房是上下土坡三个生产队合建的，建在下土坡的村口旁。由于没有电，碾米机是用水流作为动力的。碾米房是一座有阁楼的房子，房子前面有水沟通入，水沟建有一个小闸门，是用较厚的木板制做的，可以用手提拉，开闸和关闸。开闸后水流进入，带动房子下面的涡轮旋转，通过传动装置使碾米机旋转。谷子从阁楼上的漏斗往下倒进入碾米机。 三个生产队各抽一人共三人负责碾米房的工作，一个人负责机器操作，一个人负责把谷子挑上阁楼往漏斗里倒谷子，还有一个人负责开闸关闸，清理水闸前水中的杂草杂物。记得那时碾一担(100斤)谷子收0.15元的加工费，一担谷子可以出68——70斤的米。这个工作对于知青来说，算是比较轻松的，日不晒，雨不淋，风不吹，而且还有些技术含量，就这样我做了近三个月的碾米工。

闲时，我坐在碾米房门口，望着眼前的田野。秋收后的田野里，只有禾兜和草垛，显得荒芜，毫无生机。每天都能看见很多公狗和母狗在田埂上或田野里作乐，扯起一双一对的，它们努力的在孕育着生命，倒是成为了眼前一道独特的场景。看到这一场景，让我想起了我在中学时期看过的一部小说《迎春花》。在这部小说里，对这一场景有过描述：春天来了，母狗翘起了那条遮丑的尾巴，好让公狗来戳穿它的心。我所看到的场景是在秋天，而作者怎么描述成是在春天呢？不对啊，当时就起了疑惑，认为作者体验生活不够，观察事物不够细致。真是无聊，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

每年的三月份，都要到蛟塘的山边去挑石灰。生产队的石灰窑建在蛟塘的山边，因为那里有烧石灰的石头。从生产队到石灰窑约有四公里远。挑着七八十斤，百来斤的石灰，要走四公里的路，一天要挑几个来回，而且一挑就是几天，对于我们知青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磨难。那天，我跟淑梅和华清去挑最后一趟，如果不去的话，收工就早了些，去的话，挑回来就快天黑了，我们还是去了。走到石灰窑，赶紧装上石灰挑起担子就往回赶。我走得很快，不敢歇脚，把她俩落下好远。我是想一个人先赶回去，回头再来接淑梅。左肩痛了换右肩，右肩痛了换左肩，换来换去，两个肩膀都痛了，有时脖子中间也用来顶一下，就这样坚持着没有停下脚步，四公里的路程就休息了一次。心里面就一个念头，赶紧回到生产队，回头去接她。回到生产队一过秤，我挑的那担石灰有140斤。真是难以想象，挑着140斤的担子走了四公里，才休息了一次。应该是心中有爱，才能焕发出来的力量吧！过完秤我回头就去接她了，走到五里排我看见了她俩。华清看到我走过来，知道我是来接淑梅的，故意跟她拉开了些距离。我接过了她肩上的担子，跟她说，你帮着华清两个人挑一担，我来挑你这一担。我们回到生产队，天已经黑了。那天真的好累好累，但感觉心里面甜甜的。

1975年5月的一天，我没有出工，在家给大家做饭。不知怎么了，那天我非常的想她，脑子里全是她。中午，我躺在床上，想了好多好多，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今天，就是今天，我要向她说出我心里的话，向她表白，告诉她我喜欢她。不管她是接受还是拒绝，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解脱。整个过程和细节我都作了些设计，并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我知道那天下午她和华清在金家岭薅田，刚好我们知青种的红薯也在金家岭，我想好了，在她收工前我赶到金家岭，借着给红薯锄草和培土的机会，让她看见我，因为她看见了一定会过来帮忙，我就在红薯地里向她表白。如果华清也一起过来帮忙，我就想办法把华清吱走，如果华清没过来帮忙，直接回去，那自然是最好了。下午四点多钟，我扛起一把锄头开始赶往金家岭，走到金家岭要半个小时时间。一路上，我紧张、兴奋，又忐忑不安。走着走着，那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鼓足的勇气，又开始变得有些犹豫不决。我总是缺乏信心，自卑感在我身上又慢慢的占据了上风，还是认为我不配她，她不会看得上我。想着想着走到了金家岭。我用目光在找寻她，我看到她了，她也往我这边看了一下，估计也看到我了。我走向红薯地，地里的红薯苗长得很茂盛，绿油油的。我心不在焉的拔着地里的草，整理着乱七八糟的红薯苗，同时也在慢慢的梳理一下我更加乱七八糟的思绪。我时不时看看那边薅田的人，看他们是否收工了。过了约半小时，他们收工了，她径直向红薯地走了过来。我看着她，又开始变得很紧张，身体和嘴唇都有些发抖。她跟我打招呼说，拔草呢，我们一起做。我只是哼了一声，不知道该说什么。等我稍微镇定了一下，刚想说出那句憋在心里好久的话，向她表白时，走在前面准备回去的华清突然喊了起来，淑梅，淑梅快走啊，你在干嘛？她说，你先走吧，我帮龚友林干完活再走。这时华清也走了过来说，那我眼你们一起干完再走。就这样，我那句刚要说出口的话，又咽了回去。其实在回去的路上，我还是有机会向她说出那句话的，因为华清走的快在前面，我和她并排走在后面。只是我一路上都感觉有些不安和慌乱，再也没有了信心和勇气说出那句话。所以我从来也没有怪过华清。下了一天的决心，鼓了一天的勇气，最终还是被我的性格缺陷给瓦解了。我还是没能解脱，还是深深的陷在无尽相思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当年我们知青的红薯地

大概是1975年的6月，她们四个女知青就跟我和建雄分开吃了。为什么要分开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始终认为小英和亚妮是始作俑者。那天的情形我大概还记得，那天是圩日，本来是轮到小英和亚妮去赶圩买菜的，但她俩没去，又没有吭声说明原因。后来我问了华清和淑梅，才知道她们要分开吃了。分开吃的原因是后来才慢慢的知道了一些，说是我赶圩买菜，最喜欢买肥肉，她们不喜欢吃肥肉。有一次看到我买的肉太肥了，小英和娅妮生气了，把肥肉全部炼成油，也不让我吃。现在回想起来，都怪我！光顾着自己的喜好，没有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在这里跟小英和亚妮说声抱歉！分开吃后没几天，我和建雄就搬到了北边村头，跟老知青运生住在一起了。那是一间低矮、潮湿、黑暗的房子，里面用竹片加泥草隔成了一间堂屋，和三间住房，我住最小的一间。门前两三米是一条小水沟，小水沟旁是一片田地。自从井边搬过来后，我就很少跟她们四个女知青接触了，只是出工时偶尔碰到。但我每次去挑水，或从井边路过，我都会忍不住要看一下井边的那扇窗户。

我们隔壁住着一户很特殊的人家，一家三口人，两口子加上一个独生女儿。说其特殊，是指这家人的阶级成份的特殊。妈妈叫七婶，是地主成份阶级敌人，在生产队里属于四类分子，被管制的对象。父亲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女儿叫付妹，是生产队里长得最漂亮的姑娘，五官标致，皮肤白皙，身材适中。付妹的年龄跟我们知青一般大，平日里干活她也喜欢和我们说说笑笑。在人面前，她还算得上是一个开朗、活泼、健谈的人，做事也相当能干。但是，每当她一个人时，从她的脸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她的心里掩藏着深深的忧郁。每次看到她从我们门前路过，从她的脸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忧郁。有好几次，在半夜里我都被她做恶梦的喊叫声吵醒。因为我住的小房间和她们家只是一墙之隔，她的喊叫声，咳嗽声，甚至打呼噜的声音我都能听得到。有一天我跟她开玩笑说，付妹，我昨晚听到你讲梦话了，她的脸唰的一下子红了，很害羞的笑了一下，显得特别可爱！她是一个让人心疼和可怜的姑娘。长得那么好看，在生产队里却没有一个小伙子敢去追求她，去爱她，就是因为她有一个被管制的妈妈。每当她的妈妈在生产队里被批斗时，她都不会去现场，作为女儿，她不愿看到妈妈受屈辱的场面，也许她会一个人躲在某个地方哭。付妹的妈妈七婶，每天都被管制着参加劳动，一但有什么政治运动，或上头有什么布置，生产队就会开会把她批斗一番，她也习以为常了，不管你们怎么说，她不吭声就是了。七婶其实是一个精明、热情、善良的人。那时我们不敢搭理她，遇到她也不打招呼，把她当成坏人。但她每次遇到我们，都会跟我们打招呼，露出善意的笑脸。有一次，她看见我们没有菜吃，就从菜园里摘了一把青菜送给我们，我们硬是不敢要，把她弄得非常尴尬。现在想想，真是对不起七婶。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情，人性都被扭曲或泯灭了。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我们知青返城七、八年以后，听说付妹嫁给了县城工厂的一位工人，有了孩子后不久就得癌症死了。细细想来，其实是那个时代把她害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恐惧、忧郁、屈辱和饥饿一直伴随着她，久而久之积郁(劳)成疾。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1975年8月，双抢结束后，生产队里所有的知青都去修水利了，唯独把我留在了生产队。这段时间，是我插队近两年来，感觉最为寂寞和孤独的日子。傍晚收工回来，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饭，没人说话，没人聊天，我又不喜欢串门，只能一个人忍受着这种寂寞和孤独。吃完晚饭，一个人坐在门口，看看月亮，数下星星，听听蛙鸣，望着漆黑的远方，无尽的相思涌上心头，我想她了！这段日子，我还经常失眠，非常痛苦。一天生产队清塘，抓了些魚，我分到了两条鲤鱼，约有一斤多。我到下土坡买了一斤43度的高粱酒，吃着鱼，我一个人把一斤高粱酒全部喝完。这是我唯一一次一个人喝那么多酒，那天我特别想她，就是想借酒精来麻醉自己。过后，我的头开始疼痛，而且越来越厉害，有头痛欲裂的感觉。我躺在床上，抱着头，难受极了，我还想到了，我今晚会不会死掉啊！过了半夜，我的胃也难受了，开始呕吐，把晚上吃的吐得个一干二净。吐完后，我感觉身体舒服多了，头也不怎么痛了，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下。快天亮时被堂屋里的响声吵醒了。我起床倚着门探头看向堂屋，借着从亮瓦上透下来的微弱的光，我看到了一只大老鼠在掀我的鼎锅盖偷饭吃，它用嘴用力顶着锅盖的边沿，直到把锅盖顶开。意外的看到这一幕，让我有些吃惊，老鼠为了生存，进化得如此聪明。其实任何生物都是在逆境中，为了生存和繁衍才得以进化的。看到的这一幕，似乎给了我一些人生方面的启发。后来，我作为病媒生物学方面的专家，在给有关人员上课时，我都会给他们讲述我插队时看到的老鼠掀锅盖的故事。

回城前我和建雄最后住过的房子

招工了，人心开始躁动，回城当工人，是每个知青所期盼的。招工有没有你的份？把你招到哪里？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在那个年代，你的一切都是由别人支配和安排的，你只能听天由命。对于我来说，和其他知青相比，又多了一分担忧，因为我是犯过错误的人。政审能不能过关，有没有工厂要，这些都是我所担忧的。那种在焦虑中的等待，让人倍感煎熬。十月底，得到了第一拨消息，淑梅和亚妮去地区水泥厂，工厂就在县城。得到这一消息，我的心情很复杂，有些高兴，有些忧虑，有些难受。高兴的是，她们终于离开农村了，开始了新的生活。忧虑和难受的是，不知道什么时侯才可以轮到自己，这次招工有没有自己的份；还有，她离开了农村，也离开了我，以后我很难有机会再见到她了。我甚至想，把亚妮的名字换成我的名字就好了。她们俩离开生产队的那天，我依然记忆犹新。有一辆军用卡车来接送她俩，车子停在保管站的晒谷坪上。那天小英和华清也从水利工地上回来了，建雄没有回来。我们一起帮着她俩收拾行李并搬到车上，然后帮着在保管站秤谷子。等这些事情做完后，她俩走出保管站在门口和大家道别。我没有出门，一个人站在保管站那张桌子旁，不停的在拨拉着桌子上的算盘。我心里非常难受，眼眶里含着泪水，我不敢出去送她，不敢和她道别，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让大家见笑。听到汽车发动了开走了，我顿然感觉我的希望，我的支撑，我的念想全部垮塌了，今后的生活再无意义。我从保管站的后门，跑回自己的小屋，痛哭了一场！

华清和建雄是第二拨得到的招工通知，是到桂林市一家制药厂。但建雄在政审这一关出了问题，被招工单位把名字划掉了。文革十年，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梦想和前程，被这个所谓的政审毁灭了，又有多少人的命运因为这个政审而落入了深渊！残酷啊！倒霉的建雄，就是因为看了一本《少女之心》的手抄本而落到如此境地，命运由此改变。这本书在当时非常流行，我也看过，很多知青都看过，唯独建雄的命运被这本书改变了，真是荒唐之极，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可以想象，建雄在受到如此大的打击之后，他的心理，他的精神，如果没有强大的承受能力，那整个人都要被毁掉。还好，过了一个来月，另一家单位招录了他，才得以回城。

1975年12月初，我和小英也得到了消息，被招工到桂林市阀门厂。12月6日离开了农村，结束了两年多一点的知青岁月。12月8日到工厂报到，做了一名普通工人。1978年我考入广西医学院(现在的广西医科大学)，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在本应该大学毕业的年龄，却成为了一名大学新生。不管怎样，上大学的梦想最终还是实现了。五年后大学毕业，做医生直到退休。

知青，乃上天赐予吾等至尊称谓，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内炼心志，外炼筋骨，人生有此经历足矣。

2018.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