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旧事》（第三集）

张涟

作者：张涟

图片拍摄：葛华平

出镜：张涟

上图左一：我外婆，左二：三房的大外婆。右一：大房的外婆，右二：二房的外婆。

图片拍摄时间约在一九三五年左右，拍摄地点在临安县显岭脚村（中国人民解放军112部队医院地点的前身）

注：文中的太公、太婆指外公的父母。外太公、外太婆是指外婆的父母。大舅公、小舅公指外婆的大弟和小弟。姑婆指外公的妹妹。

第二章 新中国时期

目 录

第一节 镇压

第二节 阶级斗争，旗袍消失

第三节 大房的故事

第四节 二房的故事

第五节 小妾

第六节 外婆的工作（未完）

第七节 张成光

第八节 周韵归来

第九节 旗袍不翼而飞

第十节 张成栋活着

第十一节 外公回来

第十二节 小旗袍

第十三节 外公和他的流动书摊

第十四节 寻妾

第十五节 临安政府归还“胡家”及“张库房”的部分房产

第十六节 后记

　第二章 新中国时期

第八节 周韵归来

1950年年初的一个寒冬天，北风萧萧。傍晚，天色已微暗，外婆烧好晚饭，端着脸盆刚要跨出门去倒水。突然看见外公已出嫁的四妹周韵挺着大肚子，手里拉着三岁的女儿站在安置房的门口。只见她穿一身的粗布衣服，肩上背着一个大包裹，脚上踏着一双旧布鞋，头上的发髻也散落下来，迷茫又疲惫的样子；腿边倚拉着的女儿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倒背棉袄，头上绑着一块方头巾，小脸蛋饿得耷拉着。寒冷天母女俩的脸颊和双手都被冻得通红，外婆出屋看着一下子惊呆了。

“二嫂，是我。”四姑婆朝着外婆喊了一声，眼泪就涌了出来。

外婆急忙放下脸盆，上前去接过包裹，抱起女儿跨进了屋里。进屋后，外婆朝隔壁喊了一声：“姆妈，四妹回来了。”一边掀起锅盖盛出饭菜来。

这时隔壁的太婆和大外婆（外婆的妯娌）听见了声音也奔了过来。太婆见到已有两年未见的女儿变成这个样子，立刻心痛得整个人都发抖起来。两个都刚失去了丈夫的母女俩都不知道怎么安慰对方，泪眼相见，天旋地转，心如刀刮，只有跪倒在地，抱成一团轻声的痛哭了起来。

外婆回忆说：“当时看到你四姑婆这个心酸的样子，真是不知道如何告诉她父亲已经被镇压了，哥哥已去坐牢，也不知道如何问她怎么会成了今天这个模样了？湖南的丈夫（国民党少将）已经在撤退的路上打死了，她带着些家产和女儿回到杭州生活，这些事大家都知道，但是从这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她经历了什么？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临安的娘家人是一点也不知道啊！她们抑着嗓子痛哭的样子，一直刻进了我脑子里，再也无法抹去。”

我外公有五个妹妹，周韵是外公的四妹。外婆一直说她是五个姐妹里最漂亮的一个，身材窈窕，皮肤雪白，穿着旗袍，风姿绰约。她丈夫姓易，名治平（原名易才俊），湖南醴陵人（和陶广、陶柳叔侄是同乡），出身贫寒，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八期，是国民革命第28军的一名政治指导员。他相貌端正，皮肤黝黑，满脸胡子，身材挺拔，好义气，年轮比四姑婆要大十几岁，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国军抗日将领。

28军原是何键的湘军，1936年因抗战需要，部队从湖南开到浙江平湖、海盐一带守卫。1937年淞沪会战打响，日军从杭州湾登陆，28军62师、63师奉命分别在大营头、全公亭港湾与日军血战几个小时，终因装备落后，势单力薄，第一批湖南人全部壮烈牺牲。当时因为伤亡惨重，补充团兵员跟不上，第二批湖南人在国家危难时刻，即上火车，赶往浙江（包括湖南的第五、第六保安团），冲上战场，补上了28军的兵源人数。

淞沪会战结束后，苏浙皖边区的抗战部队，前期的正规军有4军、7军、18军、25军、48军、73军、91军、98军，中期有88军，但作战时间短促，在这里长期抗战的就是28军。28军是清一色湖南人，年轻勇敢，纪律严明，来浙江的时候，因都身穿草黄军装，头戴笠帽，所以老百姓都叫他们为“箬帽兵”。

战争是残酷的。到1941年，这些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湖南人，大都牺牲在浙皖大地上。28军的兵源再次不足，补充团开始从江西征兵。同时，在浙江征战多年的湖南籍军官开始在浙江娶妻生子。28军从此有了“湖南的军官，浙江的太太，江西的兵”的说法。

我四姑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抗战刚要结束时，由父母做主嫁给在浙江参战的湖南军官。

“这桩婚姻是你太公自己一手促成和操办的”。外婆回忆说：“主要原因是中国历经了多年抗战，全国上下都恨死日本佬，对抗战将士都十分的敬佩，你太公也不例外，当然他也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因为当时的民国社会属于军阀割据态势，执政主流是军阀，老百姓生活的贫富差距大，加上连年的战争，穷的地方连饭都没有吃，社会极不安定，土匪四起，当时临安天目山中就有土匪（于解放后消灭），绑票时有发生。那时候大户人家为了防卫，家里都有枪支和保安队，地主和资本家都想拉拢军阀当保护伞，所以当这个三十六岁未婚的国民党少将指导员出现在显岭脚村时，经陶广、陶柳叔侄的推荐和介绍，得知了他的个人婚姻问题是因为抗战而耽误的，就立即做主把自己的两个漂亮的女儿都许给了他，后小一点的女儿坚决不从，才由一贯听父母话的四姑婆一人嫁给了他。”

有了这个女婿，太公称心又满意，结婚时就送上了约200多亩田地的嫁妆。婚后四姑婆跟着部队辗转徐州、南昌、湖南等地方，好在结婚后非常幸福，两人感情一直如胶如漆。每次娘家人去看望她的时候，丈夫都招待得极其周到，住的公馆门口都有军人站岗，十分威严。娘家人看得出姑爷对四姑婆是疼爱有加，四姑婆对丈夫是既爱又崇拜；逢年过节丈夫陪她回来，都是一排排雪亮的黑色乌龟轿车开进周家院子，来的都是一个个穿戴整齐素质较好的军人，给娘家人添了不少风光！

她穿着旗袍，披着貂皮，梳着爱司头，从车上下来摩登的样子，直到外婆晚年都记得。

1945年8月中国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期间老百姓饱受了战争的苦难，痛失亲人，流离失所。据战后纪实片统计，中国老百姓被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人数达1000万之多。一些打仗过的大城市都千疮百孔，国家百废待兴，所以老百姓都盼望仗不要再打了，更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因为四姑婆害怕打仗，之前已经小产过两次了，所以丈夫也无心打内仗，心里起过退役返乡的念头，无奈少将军衔，军令如山，国共内战终于在1946年的深秋爆发，丈夫又重返了战场。

到1948年初的时候，丈夫四十岁还不到，女儿刚出生只有几个月，连名字都还未来得及取上，丈夫却意外地在一场国共战争的撤退中被子弹击中了，后死在运送的担架上，几个士兵一路哭着把担架送到了湖南家里的前厅时，尸体的脸色都已经发黑。家里的老母亲见状当场昏厥过去。四姑婆听到家里人来报，从内房奔到前厅扑到丈夫身上悲痛欲绝，几个人上来拉也拉不开。家中大乱，剪开丈夫的衣服，贴身的袋里还藏着与四姑婆的合照，及在战场上的写给他母亲和四姑婆的两封信。由于数枪子弹从后背射入，胸前的信纸已经被血水模糊，认不出几个字来。

 

“当时天气虽还未开始大热，但尸体抬回来前已经在外面过了好几天了，加上又是战争年代，难以放置。”外婆每说到这里，都要掏出手绢擦一下眼睛，喉咙哽咽一下再接着往下说：“当时你太公接到电报，犹如晴天霹雳，和你外公用最快的速度赶去奔丧。看到那里的情景及穿着黑色旗袍，带着白花的女儿，心里悲痛至极！直到一年后你太公也被镇压了，期间他心里指责自己极深，总认为是自己害了女儿的一生。”

 

这丧事最后在同乡战友、部下的帮忙，由同族的易姓叔叔做主丧人，草草地在湖南醴陵老家下了葬（易姓叔叔也是国民党军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是四姑婆丈夫入黄埔的介绍人）。

 

等丧事一过，四姑婆还一时承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整日的流泪，人也一下子病倒了。丈夫打了这么多年的抗战，比较大的正面战场会战就打了有6-7次。由于当时日军的海陆空战备比国军精良、先进许多，从整个抗日期间算起，国军共计阵亡人数约为320万人（日军的在华阵亡人数约为60万），国军阵亡的师长以上的将军就有206人。当时国民党将领中，黄埔军人最多，黄埔军人中湖南人最多，就湖南一个醴陵县就出现了100多个抗日将军；经历这么多的战争，丈夫虽也受过伤，但是没把命送了，现在竟然把命送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场上了，心里只觉得更加的沉痛。

 

原来是等着丈夫快回来给女儿取名字的，俩人说好等战争一结束还要生儿子的，谁知这次竟成了永别。看着襁褓中的女儿，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好在丈夫的一些旧部下依然十分关心她，乘打仗的空隙轮流着来家里慰问照看，特别是丈夫生前下面一位未婚的李姓军官，经常前来照看她和孩子。

 

这样伤痛的日子过去了一阵，四姑婆湖南家族里也因为家里的靠山倒了，而有些混乱，出走的出走，分家的分家，四姑婆的婆婆也在失去儿子的悲痛中身体越来越弱，于一年后去世。

 

因为四姑婆生的是女儿，夫家亲戚也没坚决要她留在湖南的要求，当时家里的经济足够撑起四姑婆以后的生活，但是丈夫没了，四姑婆也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在那里无依无靠，心里盘算着迟早要回到浙江的娘家来。

那个时候是1948年的下半年，国民党部队在前线战场上也步步溃败，丈夫的部队也渐渐有消息传出，欲撤往台湾。少将生前的上级和同乡的战友怕国民党将领的家属留在大陆以后会有麻烦，欲安排四姑婆和女儿一同前往台湾。

 

“ 于是你四姑婆写信到临安来，征求家里意见，并希望你外公和我一同前往，到台湾后可以相互有个照应。但是你太公（周杏生）、太婆接到信后，又极力反对她去台湾，我想去，但你外公胆小，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你太公认为：这么远的地方，跟着一帮军人，去了是生是死家里都不知道，怎么可以去啊？还不如回来，大家亲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外婆说到这里，会用手捂着胸口接着说：“其实你太公这种决定又是错误的，那么多的家产，变卖了一些，这么多的孩子送几个出去有什么不好？现在分散了，以后还可以回来的吗！你太公就是圈养着孩子还不放心，最好儿女都在他身边。你四姑婆本来心里就七上八下的，接到太公催回的电报，就决定不去台湾了。”

 

“因为娘家是个大户人家，七大姑八大婆的，四姑婆也想到自己死了丈夫，难免有些亲戚会嘴多，会看笑话，想到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姐姐住在杭州，于是她决定带着些家产先迁往杭州。”

 

在四姑婆打算回杭州的日子里，那位李姓军官多次前来表达他的真情，他欲负责四姑婆的一生，视少将女儿为己出。但是四姑婆拒绝了，她知道这个李军官秉性良好，心地善良，可是丈夫的身影还一直在眼前晃动，一时实在无法接受别的男人。李军官也一时没有法子劝我四姑婆跟他去台湾，只有按照她的意思，帮着打点家里的事务，择日送她到杭州去和家人团聚。

　　

接着四姑婆把湖南的一些家产变卖的变卖，送人的送人，因为战争年代，纸币不安全，所以一些家产都被换成了金条（那时叫小黄鱼）。到1949年的清明时节给丈夫扫了墓后，就带着些喜欢的旗袍，拎着这些金条和一些值钱的首饰由李军官一路陪同到了杭州，住进了妹妹为她租的离西湖不远的一个小套房里。

 

四姑婆心里知道李军官的真心，李军官也心有不舍，但部队撤往台湾的命令已来，第三天就必须赶回了湖南部队。离别的那晚他们心里都知道，此次一别，从此相隔天涯，再难相见，于是在将要离别的那晚，他们耳鬓厮磨，相依相爱……

　　

当时杭州正值兵荒马乱，旧政府忙着撤退，公共部门个个都瘫痪，社会上偷盗抢杀每天都有，通信和交通、医院等部门的运作都变得非常困难，完全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姑婆带着女儿雇了一男一女两个佣人，一个烧饭，一个打扫，心里盼望着这种乱世日子尽快过去，大家都平平安安的，自己可以早点回临安看望父母和亲人。

 

因为家里藏有那么多的金条，四姑婆也惶惶不安，终日不敢多出门。但是不知怎么回事，还是让贼惦记着了，一日女儿生病了，四姑婆从妹妹家里拿药回来，家里房门大开，不见了佣人，藏在床底下的金条已一根也没有，首饰也被偷个精光，姑婆大哭也大惧！这是她和女儿这辈子的依靠啊！让她以后怎么过啊？但是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到处都有，报案也没有地方啊！等另外两个小姑婆赶去，四姑婆已哭成泪人。

 

一个多月后的四姑婆遭遇了更难的事，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怀上了李军官的孩子。在这样的乱世时代，自己已身无分文，男人已远去，再也无音信，一个女儿已经没有了父亲，肚里的又一个注定没有父亲的孩子又急着来投胎，四姑婆欲哭无泪。

　　

在杭州解放前后这段时间里，四姑婆的肚里的孩子一天天的大了起来，家里该典当的物件都一件件的典当了，最后连湖南带回的旗袍也都当了，可生活还是日益拮据，杭州的另外两个姑婆也因家庭出身问题，政治问题弄得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所以特殊时期也一时照顾不了四姑婆。

　

于是1950年的年初，四姑婆带着女儿，挺着大肚子回到了临安，以为娘家有这么多亲人，总还有一点依靠，于是就出现开头外婆见到的一幕。

 

但是在时代变迁的大格局下，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是何等的渺小啊！新时代的美丽背后肯定也有哀愁。这时的娘家已遭巨变，父亲已被镇压，哥哥被送进了监狱，两个嫂嫂带着病倒的母亲和六个孩子住在安置房里，四姑婆见到外婆（又是嫂子又是表姐）和太婆时，忍不住轻声地嚎啕起来。

 

外婆连忙扶她进了家里，并安慰她说：“到了家里就什么都不要害怕，天大的事都会过去的，为了孩子再难也得挺过去。”还没从丈夫去世的阴影里走出来的四姑婆又惊闻了父亲被枪决的噩耗，身体再次受到了打击，回来的第六天肚子就开始疼了，孩子要早产了。外婆和大外婆慌忙地请来了村里的接生婆，并祷告老天爷，保佑四姑婆能平安生产，逃过这一劫。

 

1950年的春天，也就是周家遭到巨变后的第二年，四姑婆在解放军建造的安置房里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女儿。因为她的军长丈夫有个笔名叫“楠竹”，所以她的两个女儿分别取名为“忆竹”和“忆楠”，因为给大女儿取名的时候，不知道后面还有一个女儿，所以“竹”字在前，“楠”字在后。两个女儿都从未见过她们的亲生父亲，一生行走在这漫长的世上，如同两朵飘零的浮萍。小女儿“忆楠”的父亲在杭州一别，从此没有了消息，到九十年代的台湾开放两岸三通后，也一直没有音信。估计这个李军官到离开这个世界时都不知道四姑婆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在临安留下了一支他的血脉啊！

　　

因为有一大群孩子，活着的人还需坚强地活下去，外婆们相依为命地度过了每一天。由于四姑婆没有户口，那时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粮食分配，没有吃会饿死，为了孩子，为了要活下去，四姑婆跟着外婆都自学做了半个裁缝，经常替人家做些衣服。由于外婆对服装的爱好，一些小孩的衣服也做得非常别致，家里有点断断续续的缝补生意，但是这还是难以为继，最后四姑婆不得不做出了改嫁的决定。

但是那个时候全民讲究的是政治觉悟，就算你貌美如花，也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娶这样一个又是被处决的国民党少将的太太，又是被镇压的大地主的女儿，还带着这么小两个孩子的女人！

　　

几天后，媒人从临安山里面带来了一个三十七、八岁其貌不扬的男人（此人曾有过家室，老婆做产妇时正逢有人运送老式照相机到村里，乡下人没有见识过这种设备，照相时产妇当即被闪光灯吓傻，后在家中去世）。男人看了四姑婆后，当场表示愿意娶四姑婆为妻，并愿意接受和一起抚养两个女儿，同时也附上一个条件，就是婚后要和地主娘家断绝一切关系，不得再有来往。

外婆回忆说：“我记得这个男人来家里看人的那天，是个夏天，大热天的，他穿着一件劳动布的衣服，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坐在那里扭扭捏捏地偷看着你四姑婆的脸。而你四姑婆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低着头，一声也不响，也不抬头看这个男人一眼。大家看着这男人的打扮和貌相，都觉得委屈了你四姑婆，于是我把你四姑婆叫到房里，劝她不要答应，但是你四姑婆去意已定，只说了一句：‘让我去吧’，只是她说了这句话后，眼泪是一串串地掉下来了。”

“当时大家也没有别的办法，来答应相亲的也只有这个男人，为了她和两个女儿的生存，你四姑婆是一点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外婆回忆到这里也捂着脸哭了起来。

最后外婆出了房门当场和这个男人说：“如果你对她一辈子好，断绝娘家关系不要紧，如果你对她不好，娘家人还是要来的。”这个男人当即表态，一辈子会对她好的。

 

几天后，这个男人就带着四姑婆和两个女儿走了。因为要报户口，两个女儿都随了他的姓，头几年都没有和娘家来往，太婆心里也一直放心不下这个女儿，外婆们也偷偷托人去打听了，知道这个男人一直对她很好，对孩子也好；山里的村子里有人知道了四姑婆的身份，欲抓她批斗，这个男人挥起锄头发疯似的和人家拼命；四姑婆不会烧饭，不会干针线活，他也从不发火；四姑婆喜欢看书，他会到处去给她去借书看。我外公监狱农场回来后曾偷偷地去看过她，看她丈夫对她还好，才放下心来。

 

后来四姑婆又为这个男人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成为了五个孩子的母亲。由于家里孩子多，劳动力只有一个，这个男人里里外外做得够累，吃的粮食也年年向生产队透支，但是他始终没有给孩子饿着，没有让四姑婆受到一丁点欺负。”

 

忆竹和忆楠两姐妹也变成了彻底的临安人，由于四姑婆的地主出身，她们读完小学后也和我母亲一样被剥夺了读书权，不能再继续升学了，于是也小学毕业后就开始下地干农活，长大后分别嫁给了山里的农民。

我动笔写这篇文章前，曾去采访过四姑婆的大女儿忆竹，忆竹说：“我母亲后半辈子还是幸运的，我的后爸，以现在一些二次婚姻的家庭来评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后爸，也是最好的丈夫，他从没有对我母亲黑过脸，也没有委屈过我母亲。困难的时候，他就是自己饿肚子，也没有让我们两个不是他亲生的孩子饿过。”

时间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硝烟远去，历史已封存，四姑婆也70多岁了，孩子们也大了。在四姑婆的男人去世后的第二年，清明时节，大女儿忆竹提出要带着母亲去湖南醴陵父亲墓地扫墓，四姑婆不吭声地答应了。

 

到了湖南醴陵老家，四姑婆在一片荒芜地里找到了丈夫的墓碑，在坟前点上香，摸着碑文流泪不止，青山依旧，碑文还在，阴阳两隔已50多年了。那几年的相聚，是四姑婆一生幸福的烙印，四姑婆从未一天忘记过他，丈夫最后写给她的那封被血水泡过的信，还牢牢的藏在她身边，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是他一身戎装的样子；四姑婆一遍又一遍地在坟前呼唤着丈夫孤坟野鬼的灵魂，希望让他知道，血脉已经传承，今天她带着女儿和外孙来看他了！

 

四姑婆顺着心里的思念，过去仿佛都还在昨天，长沙的公馆有他们的温存，耳旁还有他带着她骑马时，他喊她的声音，老家乡间路上也有他温暖的牵手…。

 

这年以后，四姑婆每年清明都会带着孩子去湖南醴陵扫墓，并且每次去都要摸摸墓碑，喊喊丈夫的小名，然后在坟前坐上点时辰。

 

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认识我四姑婆，每次纷纷奔走相告，前来问好。老人们告诉四姑婆，“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人提出要扒了这反动派国民党军官的坟，族里有几位老人站出来严词拨正，斥训年轻人应该尊重历史，澄明墓主人生前也是一位勇敢的国军抗日将领，曾参加过长沙会战、芷江会战，指挥过多次打日本鬼子的战役，所以墓才能被保存下来。

 

巍巍青山还在，岁月如流水东逝。最后四姑婆周韵在2005年的冬天，以85岁的高龄在临安的小山村平静的去世，弥留之际她反复地说着一句话：“阿爹来了，阿爹来了。”孩子们问她是谁的阿爹来了，她已没有神志，只是嘴里反复说着，然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四姑婆就这样，在一个世纪的交替之际，在一个社会的大动荡转折时期，走完了她曲折颠簸的一生，结束了她在这个世上遇到的爱情缘分。

第九节 藏在杭州的旗袍不翼而飞

　　

外婆一直以为杭州地方大，目标暴露比临安要小，所以她把心爱的旗袍都藏在杭州了，心里想想衣服总是不大要紧的。谁知解放后她已经没有机会再去杭州了，一年的租期即将过去，心里非常地担心。于是外婆写信给杭州的小姑婆（外公的小妹），让她去湖滨六弄看看外婆藏着的衣服，谁知一月左右小姑婆来信说，湖滨六弄早已人去楼空了，房东都换了。她打听过，原来的房东解放前已经全家去了香港。外婆接到这封信后，如五雷轰顶，一下子病倒了，几天都吃不下饭。

在以后几十年的回忆的岁月里，我没有听到过外婆说失去多少房产，失去多少金银感到可惜；甚至在土改的时候，政府找到她调查，政府问道：“现在你们家城里小巷弄的老房子内住着十几户难民，你两个弟弟，一个弟弟调查清楚的是国民党，在改造，他的房子按规定已没收，还有一个弟弟在哪里？还回来吗？房子还要吗？”

外婆回答；“我还有一个弟弟十多年未回来了，现在还杳无音信，生死未卜，这个房子我们不要了。”

就这样，土改时外婆的一句话，“张库房”留在城里的老宅都充了公（这个房子后章节有叙）。

　　

外婆反复说的就是她的旗袍！她的旗袍！我母亲经常笑她：“旗袍、旗袍！哪有人逃跑还偷衣服逃跑的啊！不可能的，人家不会相信你的。”

我也曾调侃外婆说：“就是衣服还在，有什么用啊！妖怪穿穿的，背时的人穿穿的，烂也烂了，又不是金器、钻戒，没了就没了吗！不要再去想了。”

外婆每次听了我们的话都不大高兴， 看到街上流行穿羽绒服，她回来形容说：“像一只只吃得撑死的田鸡。”我和表妹穿牛仔裤，她硬说是“这种讨饭佬穿穿的东西。”八十年代曾流行过装“假肩”的衣服，看见我衣服上的两个假肩，她笑的直不起腰来，她说：“东方女人的肩是最柔美的，弄成噶硬梆梆的，是要去挑担。”

 

总之，我们和外婆对服装的审美观一直没有办法沟通，不管街上流行列宁装、青年装、连衣裙、喇叭裙、一步裙等，她就是不屑一顾，就说女人穿旗袍才漂亮，死认着这根筋。

 

后来因为去香港的这户人家有个妹妹住在临安，记得后来八十年代后期的时候，她还带着我去找到这户人家，询问当年她姐姐到底把她的旗袍弄到哪里去了？

 

不过到现在我50几岁了才领悟旗袍的美和精致，懂得了旗袍的内涵和气质。旗袍是清朝满族人的袍子演变而成，主要以绸缎、丝绒（现在也用麻）为面料，采用滚边、盘扣、刺绣等工艺手法，量体订制。整体线条完美，能充分衬托出女人的颈脖、肩、胸、腰、臀、腿的性感美，把女人的高贵、典雅、冷艳、孤傲刻画得淋漓尽致。

民国时期极度盛行旗袍，当时不管电影明星、白领女性、贵族女子都十分喜欢，和男子的长衫、西装配对也是绝美搭配。穿上旗袍的女人，静显文雅、动则性感，是一幕幕旧时代街头古巷风景的主角，也是贫富差距的一个代表。

服装是应时代的产物。到了新社会，大家都成了劳动人民，因为都要干活 ，旗袍就不再适应穿了。文革时期，旗袍一度成为资本主义的象征，所以一度受到批评和冷落。它和我们人的命运一样，辉煌过，灿烂过，也经历了百年的沧桑风雨。

 

现在街上穿旗袍的人多起来，专卖店也多起来了，各地的旗袍盛会络绎不绝，街上也偶有委婉女子着旗袍款款而来。几度春秋，几度沧桑，又见美丽。旗袍袭岁月之优雅，依然很柔美，很委婉，很风情，很妩媚，我也一点点的爱上了它。

 

外婆啊！是我们的审美错了，女人的确是穿旗袍漂亮，旗袍不仅能突出女性的高贵和优雅，突出女性的窈窕和性感。特别在一些正式场所旗袍代表的就是一种东方人的庄重和美丽，现在我们国家外交官夫人出场穿的都是旗袍，气质高贵又大方，风采亮丽，中国旗袍再次成为国粹，再次受到世界的瞩目！

 

可惜外婆一辈子希望我能穿旗袍给她看，我却到她去世时都没有穿过旗袍，让她遗憾地去了。

第十节 张成栋活着

 

大约到1953年的某一天，有一个村民路过112医院的大门，看大门的一个老兵叫住他问：“你们村里有没有一个叫张瑞棣的。”

他答：“有的。”

老兵说：“有一封来自首都北京的信，让她赶快来看看，是不是她家的。”

这个村民马上回来告诉外婆，外婆急忙放下家务活赶去。村里到112医院门口走路大约要10分钟的路途，外婆路上想：“我们家里没有北京的亲戚和朋友，怎么会有北京的来信呢？”

到了那里接过信，看到信封上写的是“张瑞棣姐收”，下面寄信人一栏写着“小弟成栋”，一看字迹，外婆一下子泪如雨下了。十多年了，小弟弟张成栋抗日战争时跟着杭州师范学院的老师出走后，一直杳无音信、生死未卜啊！外婆当场抖抖索索的拆了信，啊！真的是我小舅公张成栋的来信啊！

 

他在信中写道：“当年他和几个同学跟着两个老师一起出去，先是加入一些零星的抗日部队，其中一个老师在战斗中牺牲了，后另一个老师引荐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进入共产党办的华东政治军事大学第十一期学习。毕业后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战争结束后，又去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从朝鲜战场回来刚分配在北京首都钢铁厂动力科担任科长。已改名张杰，已结婚，妻子是南京人，也是一名战场上下来的军人，妻子的家人在日本人占领南京时都被炸死了，是一名孤儿……”

 

外婆看了信后，连忙向老天爷鞠了三躬，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外婆说：“那个时候上了战场的人，如果能够活着回来，那是一个奇迹，战争年代失踪的人几乎就是死亡。”

 

外婆连夜回了信，并写信给大舅公，告诉他弟弟还活着。但在写回信的时候，外婆说她哭湿了好几块手帕，因为外婆在信里告诉他：“自从他失踪后，母亲是天天流泪，天天盼儿回家成了病，于1948年夏天去世了，姑父1949年秋天被镇压，姑姑于1952年因郁病而死，母亲功臣山下的坟茔于数次被盗，至今找不到尸骨，哥哥在监狱里改造，姐夫也在监狱里改造。”

后来外婆才知道，小舅公已经写了好多信到临安城里的家，用父母的名字都是查无此人而退回，周家这里的地址也是寄了第三封了。以前因为参加了共产党，怕连累了家里，不敢寄信回来，现在小舅公是急切地想回来找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了，不知家里是否都安好！

外婆的信寄出的一个月后，小舅公张成栋从北京赶回来了。那天傍晚外婆在门口扫地，有一个人戴着一顶帽子，背着一个大包上前来问：“阿婆，请问这里有个叫张瑞棣的住在哪里？”外婆转过来一看，两个人都怔住了，十多年未见，一下子都认不出来了，等认出来时两人喉咙已经哽咽得不行了！迎进家门后，外婆含着泪一遍一遍的摸着弟弟的全身，怕他上了这么多次的战场，身上会有瞒着她的伤。张成栋抬起右脚说：“没有没有，就这儿腿肚上，在朝鲜战场上飞了一点弹片进去，挖出来就好了，挖出来就好了。”

 

第二天外婆陪着弟弟去了父亲张半城的土堆边，小舅公一边跪着把头叩在土堆里，一边哭着喊：

“阿爸我是成栋，我回来了！”

“阿爸我是你儿子成栋，我没有死！我加入共产党了！我去打仗了！”

“阿爸我是成栋，是我不孝，是我不孝，都是我不孝啊！”

外婆看他这样，也陪着边哭边喊：“阿爸，成栋回来了，阿爸，妈妈的墓找不到了，你和妈妈说一声，成栋活着回来了，他现在在北平，已经娶了媳妇了，爸爸你和妈妈说一声，成栋回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姐弟俩几乎天天说说泣泣，十多年的岁月，已阴阳两隔的父母，翻天覆地的变化，国事家事几天也说不完啊！

 

五天后小舅公回了北京，从那以后他每月会寄钱来，一直寄到我母亲15岁左右，一直寄到他自己也有三个孩子为止，还隔两年就会回来看我外婆，有时也接外婆去北京居住。外婆到北京小舅公家里，他就当着外婆的面对他的妻子儿女说：“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一天孝顺过自己的父母，大姑来了，就等于你们的婆婆和奶奶来了，要多亲近，多孝顺。”

 

后来小舅公离休后，经常会来临安小住，这时候大舅公也会赶来外婆这里住上几天，当时兄弟俩（一个国民党，一个共产党）已地位悬殊，待遇差别也挺大的。当时大舅公的建筑公司已濒临倒闭，发不出工资来了。他们还常常坐下来一起喝酒聊天，一起回忆抗战时期各自阵营打日本人的战况及解放战争中的一些趣事，也相互调侃。

我记得大舅公给我们说了一个战斗中的故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他说抗战中有一个部队连续作战一个多月，因为没办法洗脸，也没办法洗脚，脸都被炮灰蒙得黑漆漆的，胡子也一天天的长起来，最后活着的军人都个个变成了清一色的挂着长胡子的黑脸老爷爷，竟然互相都认不出来了……”

因为大舅公和小舅公分别是两个党的，那时的我们也似懂非懂的，又有些势利，总认为大舅公就是反动派，所以连故事都不要他多讲。相反，小舅公一来，我们就缠着他讲革命故事。

 

小舅公讲的故事，从“淞沪会战”开始的。他说：“‘淞沪会战’开打没多久，浙江省国民政府就开始搬迁了，杭州的学校也随即开始慌乱了，浙江大学决定随国民政府西迁，也有部分搬到天目山去。我读的学校因为不是著名的，所以就有了散的准备。因为要为逃跑做准备，班里有个别的学生已经不来学校了。但大多数同学还天天聚在学校里，没心思听课，成天地了解战事新闻。

有一天早上，是我们的国文老师——李老师上课。他上了讲台说：“同学们，上海的仗还在打，中国现在天天有成千上万的同胞在惨死，惨死的原因就是中国各方面都太落后，太弱了，弱得连日本这样的小国也来欺负我们。所以大家千万记住学好文化，现在尤其要学好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等掌握了技术知识，总有报国的那天。所以在任何情况下，读书是千万不能放弃的。如果放弃了读书，那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李老师说完了这段话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上了《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的课文题目。

 

接着李老师说：“同学们，静下心来，我们今天重新学习一下南宋时期抗金将领岳飞写的诗篇《满江红》，我先给大家读一读。”

 

李老师读道：“……。

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

民安在？填沟壑。

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

 

李老师读到这几句时，顿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接着讲台下的我们也跟着“呜呜呜”地哭了起来，一时间台上台下哭声一片，大家哽咽着读完这篇课文。”

 

接着小舅公开始讲他抗日时的故事。

 

他说初次上战场打日本佬的时候，他打枪都不会打，看着身边的人被打死，或打伤，心里急，眼睛红，握着枪乱扳。丢手榴弹也丢不好，像丢石子一样，丢不准，丢不远，效益不高。记得小舅公一边说，一边还站起来给我们摆了打枪的姿势，惹得我们这些听故事的孩子哈哈大笑。

他说：“打起仗来，日本佬很坏，不仅常常在吃饭的时候来扔炸弹，还经常把我们炊事班的锅子炸飞。锅炸了，就没饭吃。没饭吃，打仗也没力气了。”

有一次，他和两个同学在李老师的带领下，又一次摸到了抗战的前线，帮着一群游击队和日本佬激战，打着打着，李老师被一串子弹打中了，鲜血霎时从他身上的子弹孔里“咕咕”地冒了出来，整个胸膛迅速被血染红了，游击队里也没有卫生兵，也不知道附近哪里有战地医院。两个同学立即脱下内衣，堵住老师流血的伤口。但是伤口深，鲜血还是止不住往外冒，小舅公和同学都慌了。他们喊着哭着，但是也没有办法，李老师身上的血一点一点地流尽了，人也虚弱下去，呼吸只剩下一口气的时候，留下一句：“你们千万保护好自己的命，一定要回家去。”的话，就牺牲了！

看到自己的老师死在面前，同学们和游击队也都杀红了眼。突然一个炮弹下来，小舅公和同学顿时失去了知觉。

几小时过去了，小舅公昏昏浊浊地醒来，发现压在他身体上面的同学已经牺牲了。剩下的游击队也撤走了，另一个同学也不见了。幸好那次敌人没有来打扫战场。天已是晚上，小舅公爬起来一看，周围漆黑，月光下看去全是横七竖八的尸体。他那次真是难受又害怕，心里真是后悔当时这样瞒着家里出来，于是就坐在战壕里哭，哭了十几分钟后，隐约听到离他十几米地的战壕里也似乎有一个哭的声音。小舅公听着哭声翻过一个个战友的尸体寻了过去，终于找到了发出哭声的地方。原来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学生，年纪和小舅公差不多，20岁不到的样子，腿和肩膀都受了伤，人也动不了，血已经浸透了他的全身，也坐在那里哭，一边哭一边还喊着“妈妈”。看到小舅公爬过去，他哭得越加厉害，嘴上不停地说：“上海家里不知道我出来参军，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我不能死啊！我妈妈会哭死的……”

小舅公急忙在月光下撕了身边战友尸体上的一条裤子，扎紧他还在流血的伤口，两人就这样手握着手挨到了天亮。

天一亮，就有几个胆大的，当地的老百姓摸过来，一看还有人活着，就立刻从附近找来一块门板，把他们俩人都送到了附近的战地医院。小舅公说其实那次他没有什么受伤，只是脑子昏昏沉沉的，在战地医院休息了几天就好了。但是那个上海的学生，由于流血过多，进了战地医院，再也没有能够出来。

小舅公还说了很多他在朝鲜战场打美国佬的故事，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到了朝鲜，第一仗就把美国佬和美国佬的十几个跟屁虫打得落荒而逃。美国佬的军事装备先进，但是士兵的意志不强，原来听说美国兵是王牌，听起来都害怕，实际上都是熊包，一抓住美国佬俘虏，你一举枪，他就投降，你一举枪，他就投降。美国佬还不敢拼刺刀，看到我们端着刺刀跳出战壕，他们就飞快地跑了。但是我们中国人还和当年对抗日本佬的战争一样，军事装备极端落后，通讯联络极为薄弱，我们凭的就是人多和不怕死。我们每个战士口袋里都缝着一个白布条，白布条上写着姓名、籍贯、年龄、单位、血型。”

记得我弟弟马上问他：“这白布条是干吗用的。”

“这是防止牺牲后用的，这白布条一缝上，大家都等于把后事交代好了。但是我心里想，我已经快十年没有回家了，家里人肯定心里难过的，现在国内已经解放了，我可以和家里人说出身份了，所以我一定要活着回去的。”小舅公急着补上这句话。并顿了顿继续说：

“当年去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大多是刚打好解放战争的解放军，还有刚翻身解放组织起来的农民，也有原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军等。都还没来得及在新中国的怀抱中享受过岁月静好的日子，就随着部队到了冰天雪地的***，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拼上了。”

“战场在从极其寒冷的***往南打，过平壤，一直打到汉城。下半年的天气越打越冷，温度降到零下几十度，美国士兵穿的是又暖又轻的鸭绒服，睡得是鸭绒的睡袋，握着卡宾枪，吃的是罐头和火鸡；而我们中国志愿军只穿一件单薄的棉袄，还经常需要在齐腰深的积雪里卧着，手脚冻得僵硬，浑身挂满冰坨，抱着像冰一样的步枪，硬硬的干粮蘸着雪吃。听到一声指挥令下，都勇敢地像潮水般的涌向敌阵。”

我还记得他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一个执行伏击任务的连队，穿着单薄的军衣，在雪窝里趴了一夜。第二天前来传令的士兵发现，全连官兵在雪地里保持着伏击的姿势，像冰雕一样全被冻死在阵地上了。”

每次小舅公说着说着就会激动起来，会提着嗓音说：“几乎和抗日战争一样，我们的军事装备差，没有航空军事的制空能力，没有先进的通信设备，只有步枪、手榴弹和一些没有什么威力的高射炮。没有办法，为了让美国佬的现代武器发不出威力，我们只有白天隐藏起来，晚上黑乎乎再摸到敌人的阵营里去丢手榴弹。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稍微发达一点，那不到半年就可以收拾这批美国佬，也不至于有那么多人的命丢在朝鲜了。”

记得听小舅公讲这些战斗故事的时候，我们握紧小拳头，心里都是振奋和激动，但不会淌眼泪。听得直淌眼泪的常常是在灶头旁的外婆。

 

有时大舅公和小舅公也会因为几句话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一方会中途拂袖而去，大舅公一般说不过小舅公。记得有一次小舅公笑大舅公说：“你当初的路线就走错了，怎么还坚持走到底了昵？” 大舅公反驳道：“如果军校毕业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共产党，那家里的人都要被杀光了，半路变节也是要有机遇的，只能说这是每个人的命运不同。”

小舅公也曾告诉外婆，在朝鲜战场上，他睡着时经常会梦见自己的父母，梦见父亲“张库房”的，常常是一张铁青的脸，就朝他看，一句话也不说；梦见母亲钱桂珍的，常常是母亲哭着脸，追着来打他。

晚年的外婆也一直不喜欢看打仗的电视剧，一看到打仗的电视就毫不犹豫地换台。我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你们知道什么叫打仗吗？看见过打仗的真场面吗？你们能理解战争打到家门口的那种恐惧吗？那真是横尸遍野啊！有些炸断的手脚和炸开的肚肠都挂在路边。当然你们理解不了关牛棚，剃阴阳头，整天挂牌游街批斗那种伤人自尊心的运动。所以人的大命运就是能生活在一个岁月静好的年代。”

第十一节 外公回来

 

1953年年底我外公从余杭留下监狱里待了4年多释放回来了，用我外婆后来的话说：“外公这段时候去坐牢是好事，一是他避开了他父亲惨死的场面。二是他这四年在农场的食堂里干活，有的吃，农场里都是出身不好的人，同命相怜，苦头也吃得少。回来看看大家饿得扁扁的，你外公却被养的白白胖胖的，如果你外公当时不抓走，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啊！况且那个时候，即使不坐牢，在外面也有无数个人监视着你。”但是外公一回来那天就去他父亲坟头坐了半天，回来后关在房间里奋笔疾书，外婆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谁知第二天一早外公就去了乡里，把一份材料交到乡里，另一封材料丢进了邮筒。

 

到第三天一早，乡里就来了四个民兵把外公又带走了，外婆跟在后面，随他们来到乡里，才知道外公写了反革命材料，材料的题目叫“十个想不通？，十个为什么？”

 

第一个想不通是他父亲没有犯过血债为何会被枪毙？

 

第二个想不通是周家曾经掩护多名共产党，进步分子，为何列入反革命行列？

 

第三个想不通是周家一直做路造桥，做善事，除了入股杭徽公路临安段的建设外，还修缮了至今还在走路的新溪大桥（七孔大桥）和汇源桥（两孔）的建设。

至今为止，这新溪七孔大桥仍是临安地区规模最大的石拱桥。原桥北面立有一块2吨多重的石碑，碑上刻着造桥及修缮捐款人的各姓氏名字。1946年，临安地区爆发特大洪水，新溪大桥桥墩底部的两块大石被洪水冲走，也是太公周杏生独户出资，进行了修缮。他从无恶意欺霸行为，为何定为“恶霸地主”？这块碑在解放后因为上面刻有地主的名字，所以被人有意砸碎，沉入河底或当作地基石砌于地下。

第四个想不通……。

 

外公、外婆还记得去参加过好几次一年一次的杭徽公路—杭州段及临安段的各个股东大会，每次不是外公去就是外婆去，有时两人一起去，杭州段的基本在杭州召开，由临安几个大户代表去参加，临安段的在临安召开，据外婆回忆说：“入股的人很多，有临安本地人和本地的商户号，也有好多外地人和外地的商户号，杨家（杨维礼家）几兄弟都入了股，这个股东是只有股权，可以转让，没有股利，也没有分红的，因为建成后的公路从来都没有收过费。”

新溪七孔大桥

民国时期杭徽公路股东册一页

　　

“你外公这次是吃了苦头了”，外婆说：“他白天关起来，晚上被两人架着坐飞机式到台上遭批斗。”

这样连续弄了十几天，外公才被放回来，放回来的外公腿上、脸上、头上满是伤疤。但是他仿佛根本不知道皮肉疼，神情呆呆的，眼睛也不会转弯了，一连几天都捧着头不能睡熬到天亮。但是总算以后不写了，再让他写交代材料，一拿起笔他就反复写这几个字“吃吃做做站站，做做吃吃站站”。

回来后外公开始白天去田里干农活，晚上除了替乡里去送公文外（那时候由于信息不通，乡与乡，村与村的一般公文传递工作都由地主分子晚上步行完成），就是去背桌子搭台，然后自己站在台上接受批判。这就是真正的“斗地主”，不知现在发明玩斗地主游戏的人是否知道其中的艰辛，这种斗地主不是一个时期就结束的，从1949年开始，陆陆续续的运动，到1966至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斗得越加厉害，一直到我上小学，外公还来学校操场背桌子。每次看见我，外公就快速地躲到别人的身后去，有一次实在躲不过去，他就朝我挥手，示意我快走开，我每次看见他，都会当场就流下泪来。更有一次令我这辈子都害怕的是，大约我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放学回家路过横溪七孔大桥时，竟然看见我外公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子站在桥的边上，当时那种恐惧惊慌的心理快速的流进了我的血液，成了我以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一种自卑和忧伤。按我外婆的话说：“先是人的脸皮被斗完，然后人身上的血也感觉被斗完了，如果不是有孩子，根本就是不需要活下去了，你外公青云桥的大妹夫就是经不住这种批斗和折磨，抛下年幼的五个孩子和妻子，上吊离世的。”

最后外公由于经常干不好农活，后来小队里专门安排让他干削田口的活。

削田口就是把每块田边上的草都削干净，然后把田里的污泥糊在田的边沿上，这也叫糊田唇，属于一种辅助劳动。通常一个正劳力一天的公分是十分，削田口就只有六分。每年小队里年终结算家庭收支时，一个公分约能折上7分—8分钱。这个活是一个人干的，不需要和别人合作，也不需要和别人说话，他一个人一圈一圈的削，累了坐下来抽烟，看天空，从早到晚都不再说话。

我是从小跟着外婆外公长大的孩子，解放军的安置房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对这个世界的视线和意识从那里开始，村里的小山小溪有我快乐的回忆。虽然出生于地主分子家庭，但外公外婆的爱给了我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小时候就能感觉他们身上那股难抹的忧伤。

可是小时候的一些记忆和印象要等到我长大成熟以后才能明白和理解啊！特别对一些亲情的感恩和感悟，要等到四、五十岁才开始去追悔和思念。

沧桑的岁月和心酸的命运折磨得他们原本就有动摇的封建包办婚姻，后来如两只只会独自哀鸣的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白天各自干活，晚上夜深人静，翻开伤口时，却都要躲起来伤悲，独自舔伤；但是虽然这样，在我的记忆里，却从未见过外公外婆吵架、相互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