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叙事曲

逆流而上

一

一天，八十六岁的老母亲又在怨气幽幽地说：我是你们续家花八十块现大洋买来的。这话她已说过不止一次了，正是从她口中我们才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母亲在娘家的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大，下面有三个弟弟四个妹妹。姥爷沾染上吸大烟的不良嗜好后，搞得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只好在适婚的母亲身上打主意。而我父亲小时患过天花，脸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麻点。父亲虽然破了相，可为后代着想，奶奶还是执意要给父亲找个漂亮媳妇。我爷爷那时还算有钱，于是就形成了这桩具有买卖性质的婚姻。

倒也相过亲的，是在八十多里外的孝义县我姥爷家相的，不过奶奶让我大伯冒充了我父亲。但也不能说我母亲相中的是我大伯，因为害羞的母亲一直低着头，根本就没打算看对方长啥样。过后母亲隐隐约约听说她那灵石县的对象是个麻脸时，就急着去问姥爷，却遭到一番训斥。黄花闺女打问对象长啥样，好像是没规没矩似的。长相有那么重要吗？家境殷实才是硬道理。

隔了七十年的时光，母亲还在对此耿耿于怀。当年八十块大洋大概能买二十五石（约三千斤）粮食，姥爷倒是没把闺女的卖身钱也吸了大烟，好歹让一家人度过了饥饿难关，可谁还记得这事呢？照现在的彩礼行情来看，八十块大洋简直就是白菜价了。

是奶奶只身一人送的大洋，路上还遭遇了在关卡处搜身盘查的国民党哨兵，奶奶很惊慌，担心藏在身上的钱被抢走，没等搜身就往过跑，跑得掉了一只鞋，趿拉上又跑。哨兵喊：站住！另一个哨兵说：算了，让她过去吧。那是个疯子，你不见她那鞋是怎么趿拉着吗？奶奶在慌乱中用三寸小脚的脚尖挑着鞋后跟摇摇晃晃地跑，直跑到当兵的看不见为止……我不明白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为何让奶奶一人去送那八十块现洋。

那是解放前夕，父亲娶母亲时十九岁，刚中师毕业当了教师，而十六岁的母亲根本就没上过学。他俩身不由己被父母包办了婚姻，也不知谁嫌弃谁，婚后好长时间俩人都互不搭理，晚上去听房，啥动静也没有。

爷爷说：要是男人不待见女人，那是墙上的泥皮，剥了旧的换新的；要是女人不待见男人，那就得用鞭杆儿下点料！这极具男权主义的话语既是对父亲的提示也是对母亲的警告，它让生性怯懦的母亲打了一个寒噤，至今记忆犹新。

恰逢母亲过门不久，我家就莫名其妙死了一头牛，于是母亲就被认为是个妨主的货。

还有人说，这个媳妇迟早是留不住的。

而父亲和母亲却不吵不闹，日子一天天地过下去了。

说起那时来，晚年的母亲提到这样一件事：那年我姥爷家有了丧事，来报丧时没按俗规送来让亲属奔丧穿孝用的白洋布。母亲清楚娘家是送不起的，而让奔丧者自己买则是犯忌的，这让我奶奶知道后可怎么得了？正暗自焦虑，父亲却背着人不声不响地塞给她一匹新买的白洋布。母亲还说那时她偷偷给娘家的弟弟妹妹们做鞋做袜，也是父亲给打掩护。我想那时父亲还是喜欢母亲的，不然他不会这么做。

待母亲好的还有两个没出嫁的小姑子——我四姑和五姑。父亲不在家时，到了晚上两个花季女孩便和年龄差不多的新嫂子做伴，彻夜叽叽咕咕，窃窃私语。一次，三个女子偷学吸烟，母亲不慎把被子烧了个大窟窿，吓坏了。两个姑姑也吓坏了。见母亲吓得手足无措，四姑便说不怕，让她当替罪羊好了。“不学好”的四姑替母亲挨了奶奶的好一顿责骂，母亲从此绝不沾烟制品。这两个姑姑也成了我母亲一辈子的闺蜜。

日子虽然过得平静如水，可结婚两年多了，母亲也没怀孕。奶奶就唉声叹气，说老大家（我大妈）不生育，看来老三家（我妈）也是个“采幕子”（土语，意为不生孩子的女人）！又故意当着母亲的面说：汾西刘家那女子早生第二胎了，唉，早知道的话……

母亲早就听说了有个汾西县的女子给我父亲介绍过，那女子来我们村走亲戚时，母亲也见过的：梳着两条大辫子，眼睛水灵灵的，看着就喜人……在母亲的描述里，“汾西刘家那女子”似乎比她还漂亮，并且她好像也在替父亲惋惜着。

婚后死了牛的事再次被提及。与它联系起来，母亲的不生育就有了印证的意味。母亲那时是抬不起头的小媳妇了。

奶奶脾气不好，每天都起得很早，一早起来看见不顺心的事就要骂人：起得迟一点就骂你睡懒觉，做饭慢一点就骂你不勤快……奶奶常常是边扫院边骂。

那时的婆婆本来就是要让儿媳做恶梦的。

母亲只有低眉顺眼小心谨慎地侍奉公婆。三个妯娌，母亲是最小的，也是唯一没和公婆分开过的。母亲现在回忆起来似乎很温馨，她说：俺们婆媳从没红过脸。她这话更像是对自己的褒扬。至今五姑都说：不管你奶奶说啥，你妈都没顶过嘴。五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如今那一辈就剩她们姑嫂二人了。

结婚第四年，二十岁的母亲才生下了大哥。大哥让重男轻女的奶奶喜欢得不得了——尽管大哥已是爷爷的第三个孙子了，奶奶仍对大哥格外宠爱，从小到大一直让跟着她睡，枕头边经常有小零食。此后母亲生起孩子来就一发而不可收了，共生育了四儿四女。

我是父母的第四个孩子。我出生那年，全国性的三年大饥荒还没过去，所谓的“食堂化”也还在实行中。母亲觉得自己年轻，又是从小饿大的，饿不坏的，就尽量用野菜或公共食堂煮过面的面汤充饥，把领到的不多的面食省给老人和小孩吃。要得到面汤也不易，母亲得给人家帮厨。父亲在外村教书，每次在回家途中都饿着肚子偷偷地上山“刨坡坡地”——开垦荒坡种庄稼，以求获得一些粮食。但后来还是被人发现，差点成为政治运动的靶子。

生我前一天，母亲还挺着大肚子，带上八岁的大哥上山挖野菜、打马茹茹。不料暴雨袭来，母子二人从山上下来时都滚了一身泥……由于母亲坐月子吃的基本是马茹茹之类做成的绿色食品，没满月的我就一直拉像水一样的绿屎。奶奶劝道：老三家，你快每天吃上一个玉䵚黍面窝窝吧，别怕，饿不死咱们的……玉䵚黍是我们这儿对玉米的叫法，䵚读tao音。除了不在家的父亲外，那时我们全家有老小七口，每天能从公共食堂领到的面食也就是三、四个不大的纯玉䵚黍面窝窝头吧，不过也不能算杯水车薪，终于没有饿死人。

到那会儿，母亲早已显示出了她性格中要强的一面，不过奶奶更喜欢的是母亲的会过日子和善解人意。母亲已成为奶奶最贴心的儿媳了，以致另外两个妯娌，我的两个大妈，都公开说奶奶偏心了。

晚年的母亲常会提起那时的事，她对我说：人们越说我和你爹过不下去，我越要争口气和你爹好好过日子。

奶奶是因患水臌病去世的，其时我已六岁。我记得她患病初期肚子就胀得像个孕妇，还硬要背着患了小儿麻痹病的我上街。不多久奶奶就躺在炕上起不来了，枕头边放了一个玻璃罐头瓶，让她往里吐痰。印象中母亲总是在奶奶炕边忙来忙去。

我父亲弟兄三人，奶奶去世后，就由三家轮流给爷爷做饭，一家十天。那是个连粗粮都吃不饱的年代，可轮到谁家也是用紧缺的白面给老爷子做小灶饭。晚年的爷爷可算享福了，身体也一直没毛病，只是在八十五岁时跌了一跤卧床不起的，那时他已开始糊涂起来，稍不操心他就会将大便屙到被窝里，并沾到手上随处乱抹……爷爷瘫倒后母亲说：也别三家轮流了，就让我一人侍候吧。

那时，让我爷爷常年吃白面，我们一家是供不起；可侍候爷爷，母亲一人就能包揽，多受点累没什么。犯糊涂的爷爷还残留着一些清醒意识，别别扭扭遮遮掩掩地不愿让儿媳给他接屎接尿擦洗身上，母亲不当回事地说：爹，我虽是您的儿媳，可您就是生我，我也是个末梢梢的，这有什么呀！直到一年多后爷爷去世，母亲也没让别人替换她，因此堂房里就有人怀疑我家背地里得了爷爷什么好处。这么猜测挺没意思的，爷爷还有什么呢？只有一架水晶石墨镜还算是个宝贝。爷爷去世后，我的一个堂嫂说她喜欢那墨镜，大家也就由她拿去了。

二

我是四岁患了小儿麻痹病的。开始只是发高烧，医生也没搞清是啥病，只一味给退烧。大概是到了第三天深夜吧，病情加重了，我体温又骤然升高，浑身发烫。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急忙去请医生。不料被叫醒的医生却说：你孩儿这病我也实在没办法啦……为了打发再三央求的母亲，医生取出一袋退烧的冲剂药，说喝上半袋试试看吧。母亲急匆匆赶回家，在给我喝药之前又看了看药袋上的说明，就一下迟疑起来：按说明这一袋冲剂是要分六次喝的，喝一半可就大大超量了。迟疑片刻，母亲取了个中间数，只给我喝了四分之一。稍后我的体温就迅速下降，我也逐渐清醒过来。我说：妈，给我买一顶帽子吧，我想戴帽子。母亲一愣，连忙答应。我的体温越降越低，我又提出我还要穿一件用那种有小苹果花样的布做的新衣，这让母亲感到很疑惧，她慌乱地答应，又问我还要啥？我说我还要穿一双新鞋。母亲顿时头皮发炸，觉得这是我生命的告别之言，她摸着我早已冰凉的身体，嗓音颤抖地问：俺孩儿还想要啥？赶紧说！我想了想，说还想喝热米汤。母亲恍然醒悟似的赶忙生起炕火熬上汤。炕上热了，母亲又给我加盖了一层被子。一碗热米汤喝下去，我的体温才又升高……

母亲本来是没上过学的，是父亲教她识了不少字，她甚至能写一手娟秀的钢笔字了。亏得母亲是个精细之人，那晚在给我服药前看了药袋上的说明，不然我恐怕小命难保。

当我全身瘫痪后才被确诊为小儿麻痹。除了眼和口会动外，连脖子也不能转动了，晚上隔一会儿就得让母亲给翻一次身。我成了这个样子，母亲的心都碎了，觉得日子没法过了，可还得咬牙过下去！

这时三弟已出生了，母亲带我去外地医院治疗时，还把不满一岁的三弟也带上。我们住在亲戚家，每天早饭后，母亲就用一辆吱吱吜吜的竹制婴儿车推着我和三弟去医院。从那时起，医院特有的来苏水味就成为让我发悚的气味。

三弟一两岁时特黏母亲，母亲一将他放到炕上，他哇的哭一声就晕厥过去了。现在提到这事，母亲还很奇怪，说三弟幼儿时气性那么大，长大后反倒没脾气了。三弟如此黏母亲，母亲干活儿时只好把他绑在背上。我至今记得：绑三弟的带子从后面绕过母亲的双肩，在胸前交叉，又绕到背后。这种绑法是住在我们院里的一位东北女人教给母亲的。母亲背着三弟干这干那——那时农村家庭主妇的家务活儿还包括纺花织布、纳底做鞋、割草喂猪、磨面碾米……

那时，我常常会在半夜被一种类似梦魇的莫可名状的感觉逼醒——身上并不冷，却又有着处于冷窖般彻骨的寒凉；身边躺着熟睡的亲人，却仿佛被单独隔离在密闭的空间；饥饿感不是缘于腹空，却像是来自皮肤；呼吸并无什么阻碍，却似乎即将窒息……当我手脚乱动、发出不安的叫声时，母亲立刻把我拥入怀中。她仿佛知道是怎么回事，轻轻拍着我说：别怕别怕，俺孩睡吧……于是我很快安定下来，重新入睡。

我不知母亲为我度过多少个难熬的白天和黑夜，只记得我大把大把地吃药，吃得头发全掉光了，母亲就用大蒜在我头皮上摩擦，让头发又渐渐长出……只记得除了让我吃钙片，母亲还把鸡蛋皮捣成粉末，掺在面里蒸成馒头让我吃，增加我的补钙量……我已记不得好多事了。对于母亲，我们不免要丢失很多记忆，正如说起那时的事来，三弟毫无记忆，说让母亲绑在背上的是别人，他不会那么黏累母亲。

好在我能坐起来了。接着能爬动了。又能坐着小板凳挪动了。这真是不幸中也有值得庆幸的事。假如我一直瘫着，会不会成为母亲无尽的人生磨难？她没料到我十七岁时还能站立行走，可以养活自己；更没料到我会娶妻生子，那可是喜出望外了。

三

父亲在外教书时，家里就像没个顶梁柱的男人一样，老的老小的小，所有事全得靠母亲。两个伯伯也去世得早，有些事只得求助于外人。

母亲是那种脸皮薄、很怕伤面子的人，让她最犯难的莫过于去生产队里分粮分菜。由于我家没男劳力，很受排斥排挤。去得早了，人家就说没劳力的倒来得这么早，来这么早干嘛？靠后吧；去得迟了人家又会说给你家分粮食还不说早点来，再来迟了可没人等……这让母亲感到自己不是去分粮，而是厚着脸皮硬去拿别人的劳动成果了。分粮一般是在晚上，最后才能轮到我家，分下粮食往往已是半夜时分，母亲还得找人往家里扛。另外到了年底生产队结算也是个关口，劳力多的是分红户，没劳力的就是欠(口粮)款户。我家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结算口粮款，可人家一开始就催得很不耐烦，母亲只好找一个分红户用还没兑现的工分款冲抵我家的口粮款，谓之“拨口粮款”，差不多等于让人家借钱给我们。

生产队个别干部之所以那样恶劣地对待我家，说到底恐怕也是出于一种嫉恨——挣工分者对挣工资者的嫉恨。我父亲扔掉工作回来参加生产队劳动也许才会让这样的人心理平衡。后来我大哥一结束学业就在外村当了民办教师，生产队某干部知道后就一趟一趟地向学校往回要人，因为我大哥户口在生产队，他们有人员管理权。逼得我大哥不得不以当上门女婿的名义把户口迁走。

母亲说她最怕求人了，其实她在村里人缘很好，谁也知道她是个喜合人。“喜合”是我们的地方话，也就是为人热情的意思。再加上她还会裁缝，给人做衣服从来都不要报酬的，因此在需要时不愁找不到帮忙的，有时还没等她开口，就有人主动提出可以给我家拨口粮款或扛起分下的粮食或红薯什么的一趟又一趟地送到我家。

在那样的困窘时刻得到帮助让母亲非常感激，觉得欠了很大人情。母亲总认为自己帮助别人的事无关紧要，而别人却是在紧要关头出大力帮助自己的，相互并不对等。母亲在这种独力支撑家庭事务的经历中已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重别人而轻自己的为人风格，比如平时家里无论来个什么人，母亲的招呼总是过分热情，不无谦卑讨好的成分，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不同于母亲的为人热情，斯文的父亲则有点儿不苟言笑。还有人对母亲指责过父亲，说父亲见了人不理不睬的。母亲知道父亲只是不爱主动和人搭讪，也常劝父亲改掉这个臭毛病，不要不爱和村里人交谈，要尽量有个好的人缘。

在母亲看来，要想人缘好，只有实实在在地给别人多办事。

在一个假期里有人请父亲在喜事上帮忙。过事的前一天母亲就催父亲早点去那家看看是否已有事可干，而父亲却要先忙完自己手头的事，说明天才过事，过一会儿再去也不迟。事实上也确如父亲所说。可母亲为此很生气，和“不积极”为别人办事的父亲大闹了一场……直到现在，每当我们给别人办了件什么事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十分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对别人有用的人，当然也包括现在的她自己。无论活到多少岁数，她都乐意力所能及地给别人帮忙。

母亲到现在还经常抱怨说父亲对家里的大小事都不闻不问，都要靠她出面求人。那时在外教书的父亲每星期回家一次。他对家里的事也的确不大上心，因为他觉得母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挺能干的，什么事也无需他操心。他常常在星期天去找同村的两个也是当教师的朋友闲聊(其中一个还是由他做的媒)。一天父亲竟聊到深夜才回家。母亲又生气了，不给他开屋门。他只好在门外叫我大姐。十岁的大姐睡眼惺忪地正要下炕，母亲一声断喝：“你试着去开！”大姐被镇住，赶忙又往被窝里钻。父亲在门外不断叫大姐，母亲却又示意让开门。当大姐再要下炕时，母亲又是一声断喝。大姐愣怔了一下，但立即明白过来。母亲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做法让大姐一时有点进退维谷，她真不想理这事了，看嘴狠心软的母亲怎么收场。但母亲一个劲儿示意她，她也只好气呼呼地开了门……

父亲深夜迟归的情形也只发生过这么一次。我记忆更多的却是父亲每次回家的晚上，我们都睡下了，父亲就开始兴致勃勃地给母亲讲故事。讲的不是赵树理的小说，就是今古奇观、聊斋之类，我们也听着。可是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等到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黎明，耳边还是话语声，却是母亲在讲，杂七杂八地给父亲讲家长理短的事，声音特温柔。他俩就好像觉也没睡，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整夜似的。这哪里还像他俩初婚时那样谁也不理谁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脸上的麻坑越来越不显眼了，后来竟全部消失，面部重现光滑。父亲看起来越活越年轻帅气了。可谁知后来他会多次住院呢？

四

父亲第一次住院是在他四十岁时。那年他在校办林场摘花椒从凳子上跌下来，造成右胳膊肘关节处骨折，做手术时公社卫生院粗枝大叶地又将断骨接错了位，连字也无法写了。最后母亲陪父亲上了省城医院，把已经长住的骨头断开来，重新接了一回。前后折腾了半年多。在省城住院时，同室的一个病友误将母亲认作是父亲的妈妈。这让还不到四十岁的母亲很不乐意，她不服气地问父亲：我有那么老吗？他什么眼光呐！从省城回来后母亲还在念叨此事，我暗中比较了一下，觉得父亲虽然略显年轻，但母亲也并未显出与年龄不符的老相，不至于让人将他俩的年龄差距看得那么大，很奇怪那人是怎么看的。

没过几年，父亲突然患了脑血栓。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五月的一天深夜，有人跑到我家报信，说父亲任教的那个山村打来电话：父亲中风了，瘫倒了。前两天父亲从家里走时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瘫了呢？母亲当即就哭成了泪人，哭着说：你爹咋这样多灾多难呢？从小患天花差点要了命，从凳子上跌下来竟然能摔折胳膊……他可是从来也没害过人呀，走路都怕踩死蚂蚁，咋又让他病倒呢……

天明时分，父亲被抬进公社卫生院，话也不会说了，只是用还能活动的一只手吃力地、令人费解地比划着安排后事。母亲泣不成声。在父亲的病床前，我的兄弟姐妹们也都一个个泪流不止，母亲注意到只有我没哭。母亲大概很在意我们对父亲的感情吧，因为她后来还提到过这事，不无谴责意味，这让我很是内疚。当时我也想哭，可不知为什么，就是哭不出来。我无法用眼泪来证明自己的悲伤。

所幸父亲没有踏进死亡的门槛。母亲不管不顾地抛开一切事务，坚韧地陪父亲辗转各地医院治疗，打听到哪儿治得好就去哪儿。好在父亲属于公费医疗，没让我家背上沉重的债务。

在外地的一家医院治疗期间，为了在别人灶上搭伙做饭以节省买饭的开支，母亲主动帮人家做剔拔股、圪坨坨等特色饭。还忙里偷闲，安顿父亲睡好后匆匆忙忙地到附近刚割了麦子的地里拾麦穗。最后竟搓下了几十斤麦子换成了当时稀缺的白面，与搭伙做饭的人分享。

在病房里母亲边搀扶着父亲下地锻练走路，边教父亲说话，就像教婴儿说话一样——母亲指着父亲最爱吃的鸡蛋说一句“鸡蛋”，父亲舌头不灵便地来一句“西……唱”！母亲指着进来的护士说“护士”，父亲跟着说“五……日”。父亲会说的话越来越多，不过大都含混不清，让人不知所云，只有母亲能够准确领会他的意思。

这一时期最不可理喻的是父亲对母亲的无端猜疑，父亲常常指责母亲背着他和别人乱搞男女关系。一有陌生人在病房门口探头张望，父亲就要呜里呜噜地破口大骂，认为那就是来和母亲进行暗号联络的。幸亏别人听不懂他是在骂人。父亲还气急败坏地说他看见母亲和别人亲嘴，母亲生气地质问：我和谁亲嘴来？父亲用他那含混的语言极为愤怒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你以为我没看见么？你和日本人、和国民党狗特务，乱七八糟地……向来名声清白的母亲何曾受过这样的污辱！病中的父亲性情大变，变得就像换了一个人，疑神疑鬼，空穴来风，胡卷乱骂。这让母亲感到陌生，感到困惑——父亲可是从来也没这样小心眼儿过。母亲疑惑地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种情况属于脑血栓患者常见的精神方面的症状，是病理性的，需要多做心理疏导。哦，母亲明白了，他这是怕我撂下他不管吧？他爹呀，我哪会撂下你不管呢？父亲生气的样子让母亲非常揪心，她生怕父亲为此而加重病情。母亲柔声安慰道：你别怕，我不会走的。即使你不在了，我也会守着这个家……说这话时，母亲眼里闪现着泪花。

以前是母亲脾气不好，父亲让着母亲；现在则来了个颠倒，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大，母亲的脾气就越来越好。母亲尽量陪着笑脸，化解父亲随时会有的恶劣情绪。

父亲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结束住院治疗后，父亲仍在不断康复着。

那时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到了几亩地，而家里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不是参加工作就是还在上学，还是没有劳力，春种秋收的事就落在了母亲头上，有时也花钱雇人，好在父亲也能帮着下地干点活儿了。

有一年夏天麦收了，母亲带着父亲在场里碾压麦子。碾好麦子后天已黑了，也没一丝风，不能扬场，母亲和父亲就守在了场里。那天夜里在场里守看麦子的还有另外两家的男人。父亲躺在麦秸堆里睡着了，那两个男人则在聊天。不远处有路灯照过来，母亲给熟睡的父亲盖好一件大衣，就借着朦胧的灯光用簸箕簸开了麦子，心想簸一点是一点吧……夜深了，那两个男人的聊天渐渐地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后来他俩也相继在麦秸堆里打起了呼噜。只有母亲没睡，她一直簸着……不知不觉天就亮了。那两个男人醒来后吃了一惊，只见在熹微的晨光中母亲还在簸着，再簸两三簸箕，我家的麦子也就簸完了，那可是几百斤的一堆麦子啊。两个男人啧着嘴说：这婆姨可真是厉害！那天簸完麦子的母亲并未休息，早饭后又去抢割另一块地里的麦子……

五

要说父亲身体的恢复还是很不错的，从病卧在床恢复到了能挑担干活、下地劳动。父亲歇不住了，到了冬天都要一捆一捆地从地里往回背玉米秸秆，供烧火用，烧也烧不完。

1983年父亲53岁时办理了离休手续，由人民教师转变为离休老干部——在我们有着官本位价值观的这个社会，“离休老干部”听起来更荣耀更尊贵一些。那时县上新设立的老干部局也把他们挺当回事的，逢年过节就召集他们吃喝一顿再发点慰问品，还组织他们到北京旅游了一趟。父亲很看重这种待遇，颇有点儿被抬高社会地位的感觉。老干局引导他们发挥余热，老有所为，为社会做新贡献。我们镇苗家庄村有两个“老干部”合办图书阅览室受到表彰后，父亲就想着自己也做点什么就好了。他当小学校长时办过林场，是开门办学的先进典型，于是在荒坡上植树造林就成为他老有所为的首选了。剌槐树苗可每年到镇上去领，不用花钱，它也耐旱耐瘠薄生长迅速。父亲要凭着一己之力绿化荒山，当然私心里主要还是想给子孙创造财富。

对此母亲一开始就强烈反对，因为父亲毕竟患有脑血栓病，保养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可父亲根本不听劝阻，认为身体越活动才会越强壮。我们也只好存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时光仿佛倒流一般，父亲又像三年困难时期那样在山上刨开坡坡地了——不过这次是挖鱼鳞坑。父亲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扛着镢头早出晚归，风吹日晒的，有两次还遭遇了暴雨袭击，被淋得浑身精湿……气得母亲都不想理他了。

事实证明侥幸是不存在的。两年多后父亲就旧病复发，又一次病瘫在床，而且再没恢复过来。也不知这和他的劳累有无因果关系，至于他栽下的那些个树苗，也没一个人关心，不知成活的有多少。我家老院子里还有他栽活的一棵杏树，长得枝繁叶茂，却只开花不结果，年年如此。据说是由于自花不授粉的缘故。直到现在母亲也不让我们锯倒它，说这可是你们老子栽下的，得留着。

侍候病人似乎是母亲的宿命。

瘫在炕上的父亲连大小便也失禁了。那时还没有纸尿裤，母亲随时准备给父亲替换裤子，有时都替换不过来，屋里时常有一股尿臊味。又让大哥大姐找来很多报纸，用以处理父亲的大便。有时母亲正做饭，父亲却便下了。处理了父亲的大便，母亲把手洗了又洗，接着做饭。

那时洗尿裤洗床单是母亲每天要干的活儿，双手长年被水泡得白生生的，冬天则裂开一道道血口子。我给她买了一台洗衣机她也不用，嫌费水费电费洗衣粉。

侍候父亲也是个体力活儿，不说洗洗涮涮了，光是给父亲穿脱或替换一次衣服就让母亲出一身汗。

白天，在母亲忙活儿的时候，父亲就呼呼大睡；而当母亲忙完活儿，一身疲累地躺下想午睡一会儿，往往刚入睡就要被父亲冷不防的、随心所欲的一声叫喊惊醒。父亲叫喊的总是那么固定的一句，挺滑稽的，模仿的是我们村里山东人的口音：“闹么唻？”——意即“干嘛呢？”母亲在往下躺时还尽量不发出声音，以免让父亲觉察到她要午睡。可是不行，看起来也在沉睡的父亲总是能及时发现她要休息。如果母亲沉住气不“醒”来，父亲就会一直“闹么唻”地叫下去，直到母亲气得一翻身坐起来……父亲就像在故意折磨母亲，还挺会折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母亲百思不得其解。与之前父亲出现的那种猜疑母亲的精神症状不同，这已很难说父亲有什么明确的心理动机，而更像是一种无目的的下意识行为。那时父亲早已没有了清晰的意识，有次本村他的一个发小来看望他，母亲恰好不在屋里，父亲已认不出他来了。父亲那茫然的眼神和痴呆的表情太异常也太怕人了，那人过后说他吓得掉身就走。

那时我就觉得，在某种意义上父亲和母亲就像在展开一场痛苦惨烈的生死拔河赛：俩人互相拉扯着较量着，无声地嘶喊着喘息着，母亲是要尽力延长父亲的生命，而父亲却像要把母亲拽往相反的方向……

我们很担心瘦弱的母亲会被累倒，才五十多岁的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了，她这时可是显出了与年龄不符的老相。然而母亲的韧力耐力也非一般，她没有倒下，她好像连生病也顾不得了。儿女们都有工作，谁也不能代替她。姥爷姥姥病重时母亲只好将父亲托付给大姐，但也是匆匆而去，两三天后又匆匆而归。让母亲负疚的是，在姥爷姥姥生前，她没能像侍候爷爷奶奶那样侍候过他们一天。有时她又会对着空气抱怨道：谁让你们八十块现洋把我卖了这么远！

父亲在炕上瘫了七年多后，终因体内的脏器功能逐步衰竭而去世。至今母亲还在叹息：所有的力都努尽了，可实在留不住你爹了呀，他要活着该有多好！他可是一辈子也没享过一天福呀……

父亲去世后，大哥特意带母亲外出旅游了一趟，给她买了一个听戏机，又让跟着他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母亲始终精神萎顿、郁郁寡欢，甚至有点病恹恹的样子，好像身体反倒不如以前了……她似乎很难适应没有父亲的日子，很难适应突然轻松起来的生活。这让我想到一个书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为了让母亲的晚年生活不太孤单，我们兄妹们商量，是不是该给刚过六十的母亲找个老伴？大家达成了肯定性的共识——为什么不呢？假如是父亲落单，我们自然会想到给他再找个老伴，母亲也一样的。我还想到，让晚年的母亲在婚姻上自主一回，也不失为对她的一种补偿……当我们把这意思委婉地向母亲表达了之后，当即遭到母亲的斥骂。母亲质问我们：你们有这想法，对得起你们的爹吗？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老子最怕的就是我改嫁吗？

这话把我们一个个问得都很惭愧。

过了一年多，母亲才又恢复了精神。现在母亲八十六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她认为这是老天对她一辈子侍候病人的回报。作为离休老干部的遗孀，她每月可领到七百多元的生活补贴。母亲常感叹地对我们说：我现在还在沾着老头子的光呢！

可母亲仍然要说：我是你们续家花八十块现大洋买来的。

写于2018年6月30日母亲生日之前

在父亲的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