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场略记

郭德文

　　肖场一度很有名，说远点，解放前就与邻县江陵的岳场，一起称为肖岳场。上世纪农业学大寨时代，肖场因湖田多，生产的粮食多，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更是报上有名，广播有声。

不过，我所说的肖场，是指肖场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时的那个场。当时肖场是一条东西的场口，小学在场的东边。紧挨学校，原路的南北都是铁匠铺，职工有十多人，好多还是吃商品粮的。铁匠铺很有名，方圆十里都来打刀煅锄，特别是打镰刀，那是每户每年必不可少的。生意十分兴隆。铁匠铺掌门人周永贵，个子不高，比较精瘦，眼睛虽然很大，但略显疲劳。老板娘姓邓，个子也不高，皮肤白皙，待人很是热情。我到学校时，铁匠铺搬往岳山。但老板娘还住在路的北面，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往西是一条贯通南北的流水涧，北面一排依次住着郭昌发（我的爷爷辈）、狗大妈（人们这样喊，论年纪我应该叫奶奶）、张士彪（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一般就直呼其名了），后来这三户都搬走。在他们的原址上，大队建了卫生所。卫生所人多时，有四五人，既有公职人员，象周立仙、唐西城等，又有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中郭安邦与我是同一小队，转业军人，抗美援越时，在部队当过连队卫生员。郭医生话语不多，很会烧火，酒量不小，但喝酒有度。我在肖场时，没听说他喝醉过。一次我买了几斤乌龟（那时野生乌龟太便宜了，好像两毛多钱一斤），交给他整，他宰杀后，把乌龟壳卖了，沽了一斤酒，用煤油炉（我们那时个人烧饭炒菜的主要炊具）将乌龟烧好。把一斤酒二一添作五，我说我喝不完，他喝了半斤，就不再喝了。这顿饭，对于每天吃食堂的我，不啻于山珍海味，四十多年了，印象仍然十分深刻。

接着是供销社。售货员都是国家职工，印象较深的有胡伯、窦伯、宋伯（记不得他们的大名了）。宋伯行动不是很快，待人非常和蔼。窦伯鼻梁较高，五官棱角分明，显得非常精干，比较严肃，按现在的话说，酷。胡伯头已拔顶，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一顾客来买东西，拿了东西后，久久没有下钱，胡伯招呼别的顾客去了。这位先生不知是觉得付了钱，还是怎么的，将货拿走了。胡伯待他出了门，才出去叫他，说他忘了付钱。饶是胡伯精明，也会遇上说不清的事。听说有一顾客，用日本棒瓶（此瓶可装3斤半酒）打了3斤酒，钱也付了。胡伯从东柜台忙到西柜台去了。过了一会，这位顾客扬起日本棒瓶，说未打酒，胡伯疑惑地看了看他手中的空瓶，只得又给他打了3斤。心中直嘀咕：今天碰到鬼了。

再往西，是三队开的勤行（勤行就是做粑粑饼子，炸油条等的地方，为何称之为“勤行”，大概做这些要“勤快”吧！）三队主要是烤饼子，俗称脚兜子粑粑。用茅草作燃料。上面是倒扣的铁锅，下面是平底锅。先将铁锅烧得滚烫，然后放上装好饼子的平底锅，再将烧热的铁锅放到平底锅上。不一会便熟了。那出锅的饼子真叫好吃，一般的人都可吃十个以上。三队王伯在家吃了三发碗（大碗）饭，来到勤行，看到刚烤出的粑粑，说，这脚兜子粑粑50个都吃得完，有人听了说，你吃完了，不要你付钱。王伯说，真的？答曰，真的！打赌开始了，王伯一下子就吃了30个，后又吃了10多个，还剩4个实在吃不下去了，平时老实巴交的王伯，这时灵光一闪，说，这几个舍不得吃了，给娃儿们带回去。

北排最西头是江德超家，江德超父亲江振武，未读什么书，可对子女，不管多困难，尽量让他们多读书，长女张传芝，和我同学，读到小学高年级，这在当时，全大队是少有的。在我印象中，整个年级就她一个女生。儿子江德超高中毕业后，一边劳动，一边努力自学，后经过考试做代课教师，然后考入沙洋师范，毕业后，当然是公办教师了。后当过拾桥中学校长，现是拾桥镇文教干部。从一个普通 的代课教师，走到这一步，还是挺不容易的，当然与他父亲的付出也是分不开的。

南排与江德超家对应的，是宋光美，小名太平。太平与爷爷一起生活。爷爷宋修云是个有个性的人，解放前靠宰牛为生，牛蹄筋是他的最爱。他连地主张松月（人称张松爷）的钱都敢借，没钱还也不怕。一次，张松月要他还钱，他说没有，张松月掏出枪，他面不改色，心不跳，说，您打死我也没有，张松月一想，也是，加之张松月多的是钱，此事遂作罢。太平长大后，招了个女婿叫丁顺新，生了两个儿子。那时大集体忙，两口子无暇顾及孩子。两孩子吃了不少苦头，冬天了，有时还穿着空洞（即未穿内衣）棉袄，冻得直打哆嗦。然只怕生，不怕长，两孩子照样长大。大儿子，改革开放后，做贩卖鸡鸭鱼等生意，很早就在拾桥做了屋；小儿子学瓦匠，练得一手好手艺，不愁没人请，早在荆门安了家。

接着是李景山家，李景山，江陵将台中学毕业，年青时可称帅哥，爱好文体，篮球打得不错，我们与江陵丰收小学打球时，常邀请他参加。后李景山在拾桥镇办纸箱厂、造纸厂，干得风生水起，是名副其实的民营企业家。李景山爷爷李天福干勤行，靠勤劳致富，打下了李家基业。李景山的爷爷可是个极有远见的人。他攒下钱首先让子女读书。李景山父亲李开银，就读湖北省立第八中学（即现在的荆州中学），毕业后，当了教师。后因成分问题被错划为右派，回到原籍劳动。文革后，平反，重新回到教师队伍中。李老师特别爱孩子，退休后，还到肖场小学执教，并且教幼儿园，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的李老师，知足常乐，整天笑得合不上嘴。李老师多才多艺，书法是颜体，春节常给人写对联；会炸油条；会武术，尤擅长舞长板凳，听说与人合作舞起来，水泼不进；爱唱戏，曾是肖场剧团的台柱子。

李景山的叔叔李开顏，是解放前的武大毕业生，学生时代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解放后，在省计委等单位工作过，听说任过省计委副主任等职务。总之，在肖场，那时候李开顏是个传奇性的人物。

李景山的子女赶上了好时代，通过读书，一个个远走高飞。或跻身国际大都市，或落户一线城市，或在新一线城市发展。比他们的祖辈父辈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往东是孔繁东家。孔是入赘李家的，孔的爱人就是李景山的姑姑——李开凤。李开凤唱过戏，与兄长李开银演过梁祝，我小时候还看过，想必李开凤也读过不少书。解放前，他们就开勤行，改革开放后，重操旧业，现在肖场有不少人对他们炸的油条，做的包子还记忆犹新。

紧接着是谢家志，理发匠，外地人，好像就是两老。谢去世后，遗孀成为五保户，搬往大队林场。

再往东，是谢炳昭家，裁缝，是当时场里唯一全家吃商品粮的住户。谢师傅的妻子也做衣服，夫妻俩为人随和，手艺好，周围十里，荆门、江陵两县的好多人都到谢师傅裁缝店做衣服，很多住户请他们到家里裁剪衣服。谢师傅夫妇有八个孩子，孩子虽然较多，但争气，个个都搞得不错。从世俗的观点看，老十（按出生月份改的小名）谢本洪搞的最好。他进入税务部门后，一步一个脚印，先在荆门市国税局任副局长，后到襄阳市国税局任局长。

接着，是余昌生家，他家紧挨着原来的学校。他们姊妹在家洗碗、扫地什么的，听到铃声，活一停，去上课，也不会迟到。余昌生后来学了理发，手艺不错，加之为人厚到，生意很好。

再往东，就是原小学，我在这里从四年级读到小学毕业。70年下学期，我到小学执教时，学校早已迁往东面。原来的教室，一间文业新家居住。文业新，转业军人，抗美援过朝，当过大队的大队长，身材魁伟，披一件黄色军大衣。那个时代的人都非常节约，生怕浪费一点粮食。文大队长当然也不例外。当时，磷肥不好搞，采购员设天法想苦法搞到磷肥，为了感谢，会请客，作为大队长，难免会作陪。一次请客，剩了两碗饭，文大队长感到可惜，不顾客人在场，连声说：叫多了，叫多了。搞得采购员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另外几间教室，靠东的一间做了食品站，食品站柜台朝西，柜台前面，北面是大门，方便人出入，南面是园门。食品站主要收鸡蛋、牲猪，牲猪在另外的空地收，一收就送往拾桥。余下的教室用芦席间隔了七八间房，作学校、卫生所职工的部分男寝室。我的寝室紧挨食品站。食品站会计严德炳，夏巷人，待人和蔼可亲，说话细声细语。我有时给大队写材料，修改时，会念一念，芦席夹的墙，不隔音，严伯听了，总是鼓励：郭老师，写得好呢！如果我写的东西也算文章的话，严伯可算我的第一个读者。严伯退休后，回老家住。我回肖场，路过夏巷，严伯若看到，老远就会迎上来，先问家父，再问我们情况，依然是细声细语，一脸慈祥。

南排最后一户是王应林家。王应林个子高大，教过书，说话慢条斯理。大女儿王永芝，梳着长辫子，套用歌词形容，辫子粗又长。王永芝后来找的爱人罗道富，后港三河人，和我们是同仁，曾热情邀请我们学生篮球队到三河小学进行篮球友谊赛。比赛那天，下午放学后，罗老师组织学生到桥河边夹道欢迎我们，那真是锣鼓喧天，彩旗飘飘，叫人好不激动。

罗道富常到岳父家住，夏天的晚上，繁星满天，萤火虫飞舞。他在自家门前的场子上纳凉，我们也搬出凳子坐在学校的操场上，隔着一大块空地，搭着话，讲着新闻，说着故事，不知不觉中，夜就深了。那情景仿佛就在昨日，但屈指算来，已快半个世纪。

我刚到学校时，学生有二百多人，有的年级还有两个班。我走后，还办过戴帽初中。如今，学校早撤了。原场里的住户，大都搬走，仅有景圣伯的大儿子余昌生在原太平屋的地址上，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楼房，继续从事理发，算是硕果仅存。原来的场口逐渐冷落起来，现在在场西面沿大路两旁，建有几十户人家，其中有四五家做着日杂、百货等生意。但面目全非，已不是原来的肖场了。

小小肖场，为沧海桑田加了一个例证。

2019年6月24日于西山林语丽景苑

载《沙洋文艺》（2019年2期）

　　《肖场略记》投寄《沙洋文艺》后，编辑王琼女士给了热情洋溢的鼓励。为感谢王琼女士的厚爱，特辑于后。

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历历在目，栩栩如生。行文非常自然亲切，阅读感觉特别安静自在。《肖场略记》将用于《沙洋文艺》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