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母亲

付开元

——引 子

据《进贤傅氏族谱》记载，我们的先祖是从福建一个叫黄泥坑的地方迁徙过来的，先祖名叫傅源，由福建派往临川任县令（明朝期间），死后葬于临川长山晏（1969年4月李渡、文港、前途、长山晏等公社划入进贤县）樟山岭。其子傅琳在樟山岭脚下庐墓（守孝或丁忧）三年，后在该地安居，系为下樟山傅家。后其子孙在长山晏上首建村，系为上樟山傅家。

清朝初期，下樟山傅家一脉育有四子，举家到龙岗一带谋生，在花洲湾定居，建村为柳溪傅家（即现在的垱头傅家）。为啥取名“柳溪”，据说当年垱外塔下到钟家对面，柳树成荫，寓意为柳溪傅家。现村内有四房，本房为大房（可能是长子），所以我们的辈份比族里同年龄阶段的人要小一辈。

我们的太祖爷（太祖公）、爷爷（公公）可能是单传。太祖爷叫毛仔（大名叫什么，爸爸都不清楚），他当年在村里的土地可能不少，如前后老樟树，老苦连子树（介元老屋旁边那片土地），都是老太爷爷的。他住的房子在信泉老屋门前（后火烧了）。据说日本侵略中国，1941年轰炸临川，逃荒到景德镇，死于景德镇。爷爷叫傅金祥，生于1897年，卒于1955年。性格耿直，做篾匠出身，到他手上就没有什么财产。解放前后在云山左家桥旁边，租了一间店铺，做点篾器杂货生意。（我问过爸爸，在我们这些子孙后代内，有谁象爷爷，爸爸说，仁元家里的老四——官元象相）。奶奶（婆婆）鄢飘香，云山鄢坊人。生于1908年，卒于1974年10月（他们育有三男二女，长女傅九红、长子傅思祺、次子傅来祺、三子傅福祺、小女傅员红、养女或童养媳周木兰。据说三兄弟的名字是爸爸的私塾先生取的，“思来福”）。大姑姑傅九红就是在云山经人介绍，与大姑父张好元喜结良缘的。

解放后，村里实行土地改革，分田到户。大概是1953年举家回村，分到当年村里地主傅惠生（因有血债，镇压枪毙）东边一前间和厢房（西后间系50年代末，爸爸买的）。就这样，一家老小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日子。

　　爸爸生于农历1933年1月11日。一生节俭纯朴，勤而不怨，多有坎坷。性格耿直，为人正派。思想敏杰，过于精明。不巴结人，也不服人。时常会做些吃了亏还好面子的事。

爸爸小时候读过二年私塾，给他带来几次机遇，但都错过了。他能写会算，算盘加减乘除都会，既熟练又快。年轻时还经常拉拉二胡。青年时代，也有许多梦想。据大姑姑回忆，1949年年初，国民党军队败退云山时，他也搞不清是什么军队，不是奶奶、大姑姑拦住，有可能就跟着国军到台湾去了。

那时，云山可能也有赶集，孔家小太外婆也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不知怎么认识爸爸的。她经常带着水香阿姨以及妈妈到云山赶集，久而久之，小太外婆就把妈妈介绍给了爸爸。

1953年全家回到村里，日子还算过得去。1954年爸妈喜结连理。借住在傅冬泉老屋内。家里多了一个人吃饭，爷爷在吃饭时，眼睛总是盯着大叔叔和妈妈。1955年妈妈怀我在身，经常吃不饱，分开单独过日子。没过多久，爷爷做八仙埋惠祥爷爷时，无意说了句旁边这块地好，将来他死后，就埋在这块地里。也就这么巧，一星期后，爷爷吐血而亡，按照他的遗愿，葬于惠祥旁边。爷爷走后，给爸爸压上了千斤担。奶奶带着大叔叔、婶婶、小姑姑过日子。小叔叔跟着爸爸。次年正月初六，我来到了人间。

1956——1957年年景好，全家温饱基本可以解决。从1958——1960年开始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也搞大炼钢铁，集中吃食堂。加之天灾人祸，村民没吃没喝，啃树皮草根、吃糠咽菜过日子。

1960年大叔叔婶婶结婚。大妹开花出生。爸爸购买了舍元老屋西后间，并在西后间后做了一间干打垒土墙的厨房。这年爸爸在龙岗公社驻村邓家供销社工作（同事有个叫楊寿祖）。我们家经常有些粉丝、粉皮吃。也不知是供销社工资低，还是1961年分自留地（食堂解散，恢复各家做饭），回到生产队做会计。这期间小叔叔在罗湖上初中，后辍学，去福建学木匠。这时，国家也对农村政策作了调整。除必须要上交的公粮外，减少了余粮的收购，并提高收购价格。

1963年二妹绸花出生。家里生活也逐渐好转。但不幸，爸爸因阑尾炎发炎，在床上痛得打滚，幸好村上父老乡亲帮助，用竹床做担架，把爸爸抬到抚州地区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如果再晚点就穿孔了，也许撒手人间了。

　　紧接着1964——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爸爸无辜被村里父老乡亲污篾为“四不清”分子。他这个人性格倔强，从不向任何人低头，也不买工作组的帐。还隔三差五买些小鱼小虾之类的食物吃（有时舅舅捉到的石鸡、鳝鱼也会送些到家），工作组就住在我们屋后，闻到香味自然联系到村民的检举揭发。最后定性为“四不清”分子。清算兑现300多元；成份由贫农降为中农。从这之后，家里债台高筑，欠了许多债。家里几件能卖点钱的物器都卖了。如外婆打给我10岁的颈箍、二床新棉絮、夏布蚊帐等。

后来的几年，他经常到崇仁等地放竹排，放竹排危险性大，但可以多挣点钱还债。从那时起，也落下毛病，经常咳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社教”运动就停止了。他利用农闲时间做畚箕、谷箩到唱凯、云山集市上卖。年年冬天修水利，花洲许家小下山堤坝上贴石头护坡，他每天清晨推着木制的独轮鸡公车到肖坊石场，装300多斤的石头运往小下山。

1966年小叔叔结婚，自然是爸妈操办。婚房是借委福大伯的西边前间。婚后不到一年，叔婶分开过日子。

1968年农历二月初八上午，龙岗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在万年村召开成立大会，我从邓家回家，妈妈说生了一个弟弟，有元降生到我们这个困难家庭。这一年小姑姑也出嫁了。

爸爸从小没做过耕田、打糙、栽禾等农田之事。那个年代生产队是实行记工分，男劳力大多数记10分，爸爸一般记9——9.5分；女劳力最高记6.5分，妈妈只记6分。年终分值每10分只有0.6元钱。我们家只有爸妈那点分，养育了几个孩子，所以一年到头的劳动，年年超支，欠生产队的钱（因为生产队发稻谷要扣钱）。

大概在1968年下半年，云山傅士泥村一个表舅公，名叫傅仁松。在临川建筑公司任会计，看到这种困境，就介绍爸爸在“临建”做篾，4级工，每日2.09元，但生产队要交副业，每日1.2元。除了吃饭和其它费用，也剩不了几个钱。1970年中秋节前后，花洲大队许银太书记、许木元副书记来到咱家，谈到要在许家办代销点，要他去做经销。爸爸一辈子佩服银太书记，所以辞去了“临建”的工作，到许家帮大队开代销点，在生产队记工分。但错失了在“临建”做下去会转为正式职工的机会。不到两年，花洲、万年分家，垱头村划归万年管理，他只好“打道回府”。

1972年早禾刚刚插完，我从唱凯中学回家，奶奶说你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三妹员花出生。那时爸不在家里，好像到黎溪修水库管理伙食去了。

1973——1974年，他与曾在“临建”共过事的黄朝芙黄师傅一道在南昌步兵学校（现为南昌陆军学院）扎架。1973年我高中辍学，想学手艺吧，没钱交副业。1974年就跟着爸爸到步校学扎架，扛竹子、递扎篾，扛着竹子爬到四、五楼，脚就打摆，实在吓人。10月份家里电报告知，奶奶病危，我们赶回家，问奶奶想吃什么，她说想喝点糖水，跑到邓家找杨寿祖，开后门买了一斤红糖。几天后奶奶病故，安葬了奶奶后，大队营长邓冬水告诉我，体检马上开始，今年兵种好，空军文化兵。我下定了决心，当兵去！万年只有两个指标，乱生书记的儿子水昌是铁定的，我要感谢冬水营长的鼎力相助，让我如愿以偿地参了军。

1975年以后，大的事情略知。从这年开始，也不知是我和水昌的战友关系，还是垱头村要有一个人在大队帮乱生书记做做工作（因当年划归万年管理时，我们村闹了一阵子)。

乱生书记就让爸爸到大队砖瓦窑上去了。一是窑上全年出满勤；二是当兵每年记3600分，也是记满勤的工分；三是在窑上多少有些福利；四是开花、绸花也能挣点工分。我走后，她们俩是辛苦了，特别是开花，顶了我的位置，确实做了女孩子们不该做的苦脏累的活（开花1980年春节结婚后，绸花接了她的班，也累得够呛）。也就是从这年开始，生产队的超支户摘了帽，生活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平稳过渡到1978年农村分田到户，窑上搞承包制（1977年，四妹春花出生）。爸爸与邓义文的父亲（义文爸爸大名忘了）、邓利保三人承包。农民赶上好政策，做手艺挣的钱不要交副业，田地精耕细作，多打粮食，而且还自由。勤快点的人，还可以利用农闲时间做点小生意。所以，做房子的人特别多。窑厂的砖瓦不愁销。当然，爸爸最辛苦，煤烟熏得他老毛病经常咳血。

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1981年在我结婚之前，终于把房子盖起来了，这是他一辈子的心愿，付出了大半辈子的努力，对于那个时代的农民而言，是何等的不易！

随后几年，海仔、南初在爸爸的策划下，也陆续做了新房，解决了立足之地。

1982年6月底，洪水冲垮了华溪大堤。花洲这个圏圈谭家大堤也随之泻堤，给农民带来极大的创伤。

新做的房子面临严峻的挑战，洪水进屋，俩佬也不逃离，而是坐在楼上，大有与房子共存亡的气魄，整整在楼上呆了几个白天和黑夜。可想而知，俩佬当时的心情是何等担惊受怕！

通过这次洪水的教训，农民感觉到要盖房子再不能盖砖木结构的房子，要做混凝土结构的房子。随着科技的发展，机砖应运而生，传统的青砖白瓦受到冲击，没过几年，小砖瓦窑逐步遭到淘汰。

在一帮子老朋友的影响下，开始做些日用品小生意。可能经营了10多年。在这些年间，身体受到几次严重的威胁。第一次，大概在1990左右，一只脚不会走路，由于经常受风寒侵蚀，导至膝关节炎症，在景德镇检了几十包中药回去；第二次，大概在1994年左右，被毒蛇咬伤，到了刮骨疗伤的地步，死里逃生；第三次，2009年中秋节期间，肺部、肠胃并发症，病情严重，好不容易熬过来了。尔后俩佬在景德镇整整呆了五年，还是坚持要回家。2015年、2016年都是在年后，两次在抚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总之，隨着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爸爸的一生，是辛苦的一生、劳累的一生，一生走来充满了棘刺，经过许多磨难，由于他坚强的意志，永不言败的性格，战胜了人生各种困难。所以说，俩佬也是幸福的一生，痛快的一生！

妈妈生于农历1937年10月10日，唱凯白水孔家人。孔家人烟稀少，当年只有三个大户人家。我们的太外公（妈妈的爷爷）兄弟二人，他排行老大，名叫孔协和；小太外公名叫孔自和。太外公育有四子，我们的外公是长子，名叫孔贺生。小太外公无儿女，带养了一个女儿。

太外公兄弟俩在白水周边名气可不一般，很受人尊敬。他们俩的生存之道是继承祖业，世代打金银铜锡，历史上这种手艺经久不衰。这种艺匠师傅可以使金银纯度变低，也可以鱼目混珠，以次充优，甚至重量上“缺厘少毫”。直到现在到打金店做饰品，主人不敢大意一下，否则，艺匠师傅会给你变个“戏法”。

太外公将这种艺匠传给了两个儿子（长子和四子）。在上世纪50年代前，这个家族是很富裕的。我们的外公据说手艺精湛，打得一手好饰品。那个年代不知亲近结婚的危害性，太外公将他的亲外甥女搓合给长子做媳妇（也就是我们的外婆），舅表结亲，亲上加亲。外婆是唱凯艾巷颜家村人，婚后生育二男一女，大舅是长子，妈妈排行老二，小舅7岁时夭折了。大舅天生智力有些缺陷，一是耳朵有点背；二是晚上看不见（俗称抱鸡婆眼）。太外公生了四个儿子，没有女儿，妈妈是长孙女，可以说是他们家的掌上明珠。可惜外公1951年劳累过度，患肺结核过世。

小太外婆做媒把妈妈介绍给爸爸，太外公是不同意的，他嫌爷爷、奶奶家太穷。如果不是外公过世，这门婚姻绝对没门。尽管小太外婆辈分高，但年龄比外婆大不了几岁，俩人如同姐妹。小太外婆能说会道，说动了外婆，外婆拍板，才把这门亲事订下来了。

妈妈为人老实本分，胆小怕事，不善言谈。也不怎么惹爷爷喜欢，婚后经常吃不饱饭。尽管后来分了家，但爷爷死后，奶奶带着大叔、大婶、小姑一家四口日子过得很艰难，爸妈还是经常要接济他们。三年困难时期，食堂吃钵子，小孩只有二两的定量，我吃不饱，妈妈只能从她钵子里划拉一半给我。

特别是到了1963年，家里五口人，小孩子多，定量少，饭量又大，秋季一过，经常吃两顿，晚饭有时吃红薯米饭或萝卜米饭。为了能让几个孩子吃饱饭，妈妈是绞尽脑汁。绸花出生后，经常生病，头顶上的旋位烂得见骨头，家里穷，没钱治疗，妈妈经常用棉花做个棉签，沾上麻油，把脓包清理干净。那个时代人的命就是贱，拖了近一年，旋上慢慢长出新肉。

从我记事起，就懂得妈妈是最辛苦的。天天一大早起床，一日三餐饭，煮猪食，喂猪，养鸡鸭，而且正常参加生产队劳动。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尤其是夏天烧大锅灶，热得难以承受。6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穿衣问题，妈妈要纺出全家做衣服的棉线，送到织布师傅家去织布，织好的粗布计划好做什么衣服，染什么颜色。而且要请裁缝，做好一家人的穿戴。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凭票供应布匹，成人12尺布，小孩6尺布，做得了冬衣，做不了夏衣，我是长子，妈妈每年都会给我做些新衣服穿。一般情况都是小的捡大哥哥大姐姐的衣服穿。每年的冬天要到唱凯去做豆腐，早上起早去，天黑才到家。做好豆腐又要霉好，保障第二年开春青黄不接的季节有霉豆腐吃。每年的农历10月，开始酿造谷酒，准备春节待客。我们家一般都要吊（酿造）一到二锅谷酒（一锅大概30斤）。春节临近，妈妈就更忙，酥糖、炒豆子、花生；晒糯米粉，腌鱼、腌肉等等。里里外外大扫除。一家老小团团圆圆、快快乐乐过个春节。

春节过后，男人们大多数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爸爸外出，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妈妈一个人操劳。自留田、自留地要送肥、蔬菜要浇水，忙得不亦乐乎！春分季节一到，生产队春耕开始大忙，犁田耙田、拔秧插秧，要感在每年“5.1”之前插完秧，妇女们是最辛苦的，不仅要参加生产队劳动，而且一日三餐都是妇女们做。妈妈除做好这些事之外，带着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要到自留地种上辣椒、茄子、丝瓜、南瓜、冬瓜等蔬菜。插完秧，又到收油菜的季节，油菜一收，开始插红薯，生产队还要收红花草。

农村最难熬的季节莫过于“双抢”，小暑一过，意味着开镰收割。妈妈每天早早地起来，做好饭，让孩子们早早地吃好早饭，煮好猪食喂好猪，要下田割稻子了。中午一般都是吃早上煮好的饭菜。晚上下工后，妈妈要做饭、喂好猪，数一数鸡鸭进窝了啵，尔后再去洗澡，忙到很晚才开始休息。

妈妈一辈子尽管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在我们儿女心中，妈妈是我们家的功臣。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女们，默默地贡献了一辈子，而且从无怨言。受过许多的委屈，吃过不少的苦头，千辛万苦把儿女们拉大成人。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

爸爸、妈妈，你们一路走来，受过许多磨难，尝过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千辛万苦把儿女们拉扯大，儿女们感到无比的荣幸！感谢爸妈的养育之恩！

　　在云山时，爸爸经常与大姑父（大姑父生于1925年，年长爸爸8岁）俩出门推独轮土车子，帮生意人送货。大姑父很关心自己的舅子，所以他们俩的感情很深。跑得最远的一次是景德镇。当年老家人上镇上，走旱路的经东乡，几乎是现在走的路线；走水路的跑到梁家渡坐船，由抚河进入鄱阳湖，过鄱阳湖到昌江，进入景德镇。

　　妈妈小时候唯一的女性小伙伴就是水香阿姨，她俩亲如姊妹，一同下河洗衣服、洗菜等。年年拜年都会见面，有唠嗑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旧。

　　从我记事起，爸妈经常讲些他们年轻时的一些事情。下面凭我的记忆，叙述下俩佬的风风雨雨。

爸年轻时跟着爷爷学做篾匠，篾匠种类繁多。精细点的如睡觉的竹垫子、谷（皮）箩、筛子等，他一样都不会做。只会做畚箕、篓仔（箩）。据说当年在云山开杂货店时，他做了十来只不合格的畚箕，他感觉卖不出去，就丢到柜台内。有个买畚箕的人，左看右看柜台前的畚箕不太满意，硬要看柜台内的。爸爸就讲，里面的畚箕是人家挑好付了钱放在柜台内的，那个人也是一根筋，就是要买柜台内的，付了钱拿了两担。

　　他们那代人是吃尽了苦头。据妈妈讲，生我的那天（住在冬泉老屋内），天下着鹅毛大雪，厚度大概到膝盖上。爷爷刚去世不久，家里相当贫穷。妈妈坐月子，是外婆冒着大雪送些东西过来吃。

　　爸爸在万年供销社时期，逢年过节会带些粉丝、粉皮回家。有时带一、二只墨鱼回家。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当年妈妈烧的墨鱼煮粉丝、粉皮，到现在还流口水。

　　三年困难时期，吃糠、吃树皮、挖野菜、甚至把稻草碾碎做团子吃。据妈妈讲，吃下去容易，拉出来就难。大便时要用手抠，或用挖耳屎的小扒子一点一点地抠出来。村上的小孩早早地守在食堂，叫着钵子钵子，据说我都晕过去几次。小时候我都到过大边井旁边的棉田摘棉桃吃。想想饿到什么程度！

　　村里的食堂解散后，家家户户为了买锅而患难。大跃进年代，家家户户的锅拿去炼钢铁了。突然之间家家户户要买锅，在钢铁困难年代，老百姓要买个锅都相当困难。我们家的锅都是万年供销社杨寿祖帮的忙。锅的供应一直紧张到1965年。

　　每当爸爸放排回来，身上多处受伤，脚也是疼的，而且经常咳血、吐血。但他从不叫苦叫累，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就是在那种身体状况下，拿起篾刀，编畚箕、打篓子（谷箩）。赶上唱凯、云山的集市去卖，有时他一个人去，有时我陪他去。

　　前面介绍了我们家1963年和1964年的情况，在这里再展开写一段。这两年对我们家是多事之秋，一是爸爸阑尾炎到抚州开刀；二是绸花妹出生，头顶的旋一直烂；三是我还发生一次意外，西边井前面当时是一片低洼的沟，有几户在南头种菜的在这带挖了几个大坑蓄水。当时我还小，不会游泳，一天中午在西边井前洗澡，踩到坑里去了，被树荣救起来了，要不然肥田去了；四是社教。

这两年对于爸妈来讲，是他们人生的低谷。尤其是妈妈，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爸爸受了许多委屈，气没地方出，他只好找妈妈出气。妈妈也一肚子的苦水，嫁到你傅家十来年，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还整天受气。1964年夏秋的一天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绸花一直在哭，妈妈哭着对我讲，崽呀崽，以后听你爸爸的话，就出门了。不到半个时辰，不知是谁把妈妈从西边井里拖上岸，当得知妈妈寻短见，我和开花只知道抱着妈妈哭。

俗话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尽管那几年我们家穷得叮当响，但我们几个懂事，听话，知道替爸妈分担困难，爸妈不用为了孩子担惊受怕。

　　为了生计，为了儿女能吃饱饭，他是什么都干。记得1966年初冬期间，早上大地白茫茫一片霜花，爸爸推着独轮车，我们父子俩踩着咯吱作响的霜花，向肖坊石场出发运石块。装着大约400来斤的石块，运到花洲许家小下山堤坝上去，爸爸推，我在前面拉。车轮一路打滑，当走到许家时，都在吃早饭（冬天早饭乡下大概9点左右）。当经过许家篾匠师傅许冬女家门口时，看到我们父子俩又冷又饿，从锅里拿来两只热气腾腾的红薯给我们，那个红薯真是又香又甜又暖心，我们父子俩每当想起这件事，总感觉到许冬女是及时雨，是我们的恩人。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农村的政策多少有点松动，如允许农民有自留地、几分自留田。一般的温饱基本上可以解决。家里每年会买两头小猪养。养大后上交一头猪卖给国家（每户每年国家计划收购一头猪）。另一头一般都是杀年猪。煮猪食、喂猪食自然是妈妈的事。我们几个大点的孩子也会帮帮忙。

　　原来我们村南头是一片沙洲，沙洲边上我们有块自留田，这块自留田实际是个小竹园。每星期基本上要去老虎渡用牛拉牛车灌溉一次。有次半夜天气电闪雷鸣，下着大雨，爸爸把我叫醒，问我套牛的“盘碾子”拿回来没有（白天是我去灌溉田的），我都睡得迷迷糊糊的，他老人家一巴掌打过来，让我去把“盘碾子”找回来。打清醒后，我才记起放在厨房内。

　　爸爸在临建的时侯，带我到抚州市玩了几天。我们小的时候认为，抚州市是最大的。走到赣东大道上（当年叫东方红大道），感到马路又宽又长，房子又高又大，真是乡巴佬进城，分不出东西南北。

　　1970年前，我们家6口人吃饭，粮食很拮据。当年的生产队人口粮食标准是：满18岁为每年660斤谷子。婴儿出生当年为200斤，每长一岁，适当增加一点谷子。我印象中，我们家一天的定量4斤米左右；每天实际用量要5斤左右（一斗多点，一斗为4斤）。小孩子都会吃饭，孩子们多的，家里定量就不够，冬天有时吃两餐或吃稀点的。

　　每到生产队春播、双抢、秋收季节，妈妈早早地做饭。锅巴上撒上盐、涂上猪油，做成一个锅巴团子，送到田地里充饥。那个年代物资严重匮乏，家里腌些鸭蛋，改善下生活。一个咸鸭蛋，妈妈对开切，让我吃一半，开花、绸花分另一半。有时爸爸买点肉，妈妈都要先舀一碗给我，剩下的大家吃，现在回想起来都不好意思了！

　　初夏，妈妈带着开花、绸花晒腌菜、擦菜梗；深秋，腌辣椒、晒茄子干；冬天围坐在一起，同妈妈一道切萝卜、串萝卜、晒萝卜、擦萝卜。到了70年代初期，自留田、地的活我们几个大点的都能包下来了。

　　1971年，自留地调整。我们家分到竹园旁边，那个地约有300——400平米，后把边上的埂铲平了，共有500来平米。那个地是沙地，浇地要到汤枯塘去挑水，普遍浇一次，要挑15担左右。当兵之前以我为主。当兵之后，以开花为主。

　　当年我们一家晚上睡觉都是挤在老屋西后间一间房内，那个房子是板壁房，冬天冷，夏天热（夏天晚上经常把竹床搬到外面睡）。一间房，放两张床，房间阴暗，又有跳蚤，冬天身上都可以捉到跳蚤。后我借委福的厢房住，还到早堂新屋住到当兵。

　　那个年代，吃饭桌子都没有。就是有吃饭桌子也没地方放。正月来客一般都是借用老屋邻居的桌子。平时来亲戚，把锅盖翻过来放在谷箩上，就这么简单。那个年代大家都差不多，没有那个会去嘲笑别人。

　　生产队每年双抢，都会杀头猪，吃一顿饭。大家可以吃上几块肉。双抢进度太慢，多则30天，少则25天。男劳力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晚上还要拔秧，每人要拔100只秧。我们拔100只秧，爸爸只能拔60只，所以要经常帮他完成任务。“双抢”一般情况下他都是打谷、送谷，或犁田、耙田。

　　那个年代冬天特别冷，也显得特别长似的。尽管爸妈早早地与我们准备了冬装，但还是感觉冷。每当太阳升起，我们这些姊妹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薯、稀饭或大米饭，站在木根大伯门口晒太阳。我们家的孩子除了上身有棉衣外，下身往往是穿两条粗布裤过冬，既没有棉裤，更谈不上毛线裤。冬天都会下雪，有时下鹅毛大雪，屋檐下吊下一尺多长的冰凌，我们冷得瑟瑟发抖。冬天没有棉鞋，穿解放鞋过冬，脚冻得发紫。一到天黑，赶紧往被子内钻，大家挤在一张床上。

　　提起“社教”，爸妈一肚子的苦水。“社教”本来是一次对农民的教育，那个年代什么都过左，工作组进村后，动员社员揭发“四不清”分子（“四清”即：清帐目、清仓库、清财产、清工分；相反就所谓四不清）。当年生产队三年困难时期一贫如洗，除了几头耕牛和农具，那有什么财产？堆谷的仓库和生产队队部都在木根大伯老屋内。每年的稻谷除了交公、余粮、再分发社员全年的定量后，所剩无几。生产队长是xq；爸爸是会计；hg是保管。起初几次会，社员也没把开会放在身上，开多了次数，大家感到厌倦。有一次会上，我们房的桂昌伯就说，“我们没有文化，四清还是四不清要问思祺，只有他识字，帐怎么记只有他知道”。从这开始，工作组就锁定了目标，动员社员揭发，随后hg、hq、早堂zt、mt等人无中生有揭发。mt指责爸爸“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给人印象爸爸是村霸，隨着揭发、斗争的深入，工作组开始上纲上线，开始整理爸爸的材料，凭某些人的片面之词以及诬陷，定性为“四不清”分子。并清算兑现所谓的“贪污”资金。

解放后土改时期，农村划分成分的几个等级：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几类人是政府的专政对象）；上中农、中农、贫农、雇农（雇农最光荣，属无产阶级）。“社教”中，演派出新的一类分子，“四不清”；“四不清”划等级划到四类分子之内，子女属于被教育好的子女。爸爸的政治生命被生产队的干部踏上一只脚，属于被管教的范畴。

隨着1966年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家如同村内几个四类分子一样（村里四类分子：树泉〔放仔的爸爸〕、义泉〔毛仔的爸爸〕、泉昌〔广仔、三元的爸爸〕），被村干部派去修路，修堤坝，挑粪！甚至陪斗！

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折磨，当年有许多成份不好的农民死于非命（义泉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吊死在饶家对面谭家井的沙洲上）。

尽管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每当想起，心中仍然隐隐作痛，痛恨村里那些长辈人面兽心，无情无义的栽赃、陷害的恶劣行径。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隨着家里的经济收入逐渐走出低谷时，特别要表下大妹、二妹。爸爸这一辈子到底养了多少猪，没法统计。养得最多的一次据说近30头，房子西边三、四个大猪栏就是当年的见证。养猪可不是省心的事，一早要到菜地摘菜、洗净，切碎，放上适当比倒的大米，在大锅内煮食。烧的是稻秆和草，夏天灶前的温度相当高，灼热的火烤得身上发烫。一日喂食三次。而且天天要打扫、冲冼猪栏，可想而知，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一天的劳动量多大？

除了养猪之外，分到的田地一年二季都要象男劳力一样，从播种到收割，除了打田机械化之外，其它的操作都是人工操作，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

尤其菜地、早地付出的劳动最多。春季、初夏要种空心菜、淡菜、茄子、辣椒、冬瓜、南瓜、丝瓜等，旱地种上红薯、甘蔗、绿豆、黑豆以及瓜果等。秋季、初冬要种上大量的白菜、芥菜、萝卜等，旱地种油菜等。种地实际比种水稻更费工夫，几乎是天天要到地里转，不是锄草就是施肥，不是浇水就是打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的是同样的事，但不能少一个环节，头顶太阳晒，起早摸黑，非常辛苦了。

为了家里多挣点钱，有时摘一些瓜果蔬菜、拔一些甘蔗、挖一些红薯到集市上卖。爸爸在窑上，有时窑上缺人手，需要帮忙运砖瓦、挑煤渣等，都需要付出男人的体力。可以说，她们俩人为家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我们家的功臣！

爸妈的一生，经过许多曲折和艰难困苦。尤其是在中年，是一生中的低谷。好在老来过上了安静、自在、幸福的的生活。当然，享受这种安逸的日子与儿女们以及晚辈的孝顺是分不开的。他们经常讲，在垱头村他们这一辈的人，他俩是最幸福的。

写到为止，只是凭我个人的记忆回忆了爸妈的一些事情，没来得及征集兄弟姊妹们的回忆，尤其是我离开家乡后，爸妈许多经历我不清楚，无法写入。如你们感兴趣，可在微信内谈谈，隨后可陆续写入。

最后祝爸妈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祝我们大家庭所有成员开心、快乐！

　　2016年正月初二，付梦轩、谢鑫定婚。大家庭在抚州体育馆集体照。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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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探亲，房前留影纪念。

　　欢送邓盼盼考入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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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景根一行下乡看望舅舅、舅母合影。

儿时的徐倩。

儿时的徐文缙。

老屋门前留个影。

在开元60寿辰宴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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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慢慢吃，我去抓几条鱼来红烧——徐文缙。

生意来了，接个电话——许裕荣。

　　2018年中秋，方峰举家到唱凯探亲，有幸在唱凯相聚。

　　哥俩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兄弟相逢莫言醉。

　　平时不显山、不露水。20岁了，该出手了，关键时刻半斤八两不掉链子。

在徐瑶、顾一凡的婚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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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弟在说悄悄话——徐倩、徐文缙。

许老师，在构思什么嘞？

　　潘秋蓉与俩孙女珏玮、珈玮在徐瑶、顾一凡的婚宴上留影。

轩轩与父母合影。

　　2017年7月，与外甥徐晨坤在天安门前留影。

　　2016年7月，应国、员花夫妇与妈妈在浙江乌镇留影。

　　方园与俩女儿2017年7月长城留影。

　　才子加帅哥徐晨坤。

　　未来的陶瓷大师涂航达。

　　小帅哥许俊超。

　　小时侯的许俊杰。

　　才女、 美女许梓怡。

　　激情燃烧的少年，充满激情和自信。

奶奶，再不要“扶”我了，我已长大成人——许俊杰。

　　姐妹情深。徐瑶、付梦轩在窃窃私语。

父子情深——许裕荣与父亲亲密照。

　　顺荣夫妇与小俊杰生活照。

徐瑶、晨坤与大姨夫妇、父母合影。

　　涂航达小叔叔与小侄子、小侄女在一起玩耍。左后涂航达；左前许梓怡；右前许俊超；右后许俊杰。

　　许裕荣、李枝燕夫妇情侣照。

小姐弟——许梓怡、许俊超。

　　三姊妹笑得多欢。左起雷燕梅、付梦轩、徐瑶。

　　咱要向姑姑学习，将来也出国留洋。徐瑶与许艺萌靓照。

老姐，好久不见，留个影吧！开花、员花合影。

老爷子召开家庭会，讨论什么呢？忘了！

　　顺荣与徐瑶合影留念。

　　尽管咱们天天见面，也来一张合照吧！开花、春花合影。

　　姐弟情深——邓盼盼、徐晨坤合照。

祖孙三代合影留念。

　　与孙女许梓怡、孙子许俊超合影留念。

　　兄弟家庭成员与母亲合照。

　　小家庭多温馨 ——文缙、佩佩与爱儿明烨合照。

　　母子情深——燕燕与杰杰合照。

　　宝宝快长大——李枝燕与超超合照。

　　未来之星——徐明烨。

父女情深——傅涛与小甜甜珈玮萌照。

　　佩佩近照。

　　长大后我必须做法官——徐明烨。

　　愿大家的日子像我们门前的柚子树一样，根深叶茂，硕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