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巜五七厄运》</h3><h3><br /></h3><h3>父亲就这样在1988年的4月14日离开了我们,终年68岁。像他这样的身体,如果没有1957年那场政治大风暴,应该能够活的更久。父亲去世四年后,我前往美国纽约哥大做访问学者,每看到周边的华人老者因为不懂英文而在异国他乡百感不便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父亲;如果他还健在,有机会来到这里凭他的英文水平那该是多少如鱼得水。然而,父亲五七年的受难恰恰是与他的精通英文分不开的。</h3><h3><br /></h3><h3>年纪稍长的人都知道,五七年"反右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就是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首当其冲的又是与西方文化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而父亲无论是在四十年代的浙大还是五二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浙江农业大学,从事的都是图书馆的"西文编目",主要负责英法文书籍的定购,分类,编目,接触的全是西方的东西,而且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骨干,因此注定难逃此劫。</h3><h3><br /></h3><h3>当然,导致父亲蒙冤的因素不仅仅是他的专业,也和他的才华和性格有关。父亲年轻时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他天生好学,又极具天赋,父亲在那段时期除了完成人生事业方面常人难以想象的传奇逆袭(此部分我将在回忆录第三部分的"西迁岁月"章节再行细述)外,业余时间还学京胡二胡、长箫短笛、绘画书法、金石治印和京剧表演,样样拿得起来;尤其是金石和京剧还得到过名师指点,只是我没记住他们的名字。小时候我看到过父亲粉墨戎装登台扮演常山赵子龙的英俊剧照,漂亮的将军头冠左右两边各插数面旌旗,扮相威风凛凛,要英俊潇洒,应属京剧中演武生的角色。可惜照片在"文革"抄家前夕给我们专门挑出当作"封资修"烧掉了。至于金石印刻,家里一直保存着数盒图章和一本父亲的印刻作品的线装本,里面琳琅满目甚至还有他刻的"浙江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印章,可见其功力不凡。</h3><h3><br /></h3><h3>正因为父亲出众的才华和能力,他在解放后在浙大就当了工会干事。那时全国学苏联,工会的地位之高为建国几十年历史中的空前绝后,我家就在那个时期搬到浙大的龙泉东村宿舍,与著名核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为邻。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到了农大,父亲更升到工会副主席。那时的他在学校集业务骨干、青年才俊、工会干部于一身,光环照人,还有人视他为未来图书馆馆的馆长人接班人,殊不知此时其实已经播下了厄运的种子。</h3><h3><br /></h3><h3>五七年的初夏似乎是徐家的好日子。风华正茂的父亲正等待着又一个孩子的降生。前面已经是两个男孩,父亲更希望这次是女儿。六月二日婴儿哇哇落地,真的是一个女孩!父亲欣喜若狂,给女儿取名为丽丽;如今不但事业成功而且儿女双全,以后的日子怎么想都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h3><h3><br /></h3><h3>转眼时间就到了仲夏,国内政治风云突变,一场由执政党发起,动员非党群众帮助党整风的运动,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地兴起,可是还没几个月,便活生生地被最高领导翻脸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并立马精心布置"引蛇出洞"之策,刻意动员知识分子站出来"大鸣大放",以便将他们"聚而歼之",一网打尽。</h3><h3><br /></h3><h3>一向不关心政治、又沉浸在新得爱女喜悦中的父亲,在这场运动之初及中期始终没有什么积极性,结果被领导专门谈话"晓以大义":"你作为工会副主席应该带头来帮助党整风啊!"于是父亲这个老实人表示虚心接受,接下来就认真履行其职,专门在与教职员工生活利益相关的学校医院食堂后勤部门去征求可以改进的意见,再借用自己专业擅长的"分类"方法予以归纳整理,写成了大字报。贴完大字报,本以为可以交差,接着再被领导动员,要他继续"带头"上台"鸣放";丝毫没有心计和政治经验的父亲一想,只是上台读一遍大字报的内容,于是又老实照办了。</h3><h3><br /></h3><h3>未料天有不测风云。父亲上台"鸣放"只过了两天,一篇实为那位最高领导亲笔写的"这是为什么"的人民日报社论公开发表,吹响了"反右运动"的冲锋号。父亲就这样糊里糊涂被领导引导坐上了这趟末班车,在劫难逃。反右后期做结论时,父亲被定性成"平时伪装自己,后误以为共产党大势已去,在关键时刻跳出来,大肆收集阴暗黑材料,猖狂向党发动进攻",最后被带上"右派"帽子,从此打入"十八层地狱"。</h3><h3><br /></h3><h3>父亲"带帽"后的处理决定是连降三级工资,调离大学专业岗位发配到农场劳动。幸好农业大学在省内自己的农场,父亲被下放到黄岩县境内的一家叫黄天畔的农场劳动。那里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如果那时他人还在浙大可能就只能去黑龙江了。我在哥大认识一位来自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一位访问学者,他父亲解放后特地从德国回来到浙大任教,被打成右派后就是放到黑龙江去劳动改造,结果因饥寒交迫第二年就死在那里。那时候在黑龙江劳动改造的右派非正常死亡率为全国最高,有一篇报告文学就专门讲右派在"夹皮沟"劳改期间的悲催历史。</h3><h3><br /></h3><h3>父亲落难之际我刚满四周岁,对家中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情当然不会有印象,只知道从那时起就很少看见父亲了。不久我温州大叔长女即将出生,我奶奶带着我们哥俩去了温州,两年后回来方知道因父亲我也成了他人眼中的另类。</h3><h3><br /></h3><h3>第一次知道父亲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是源于我小学读二年级时的一次做语文作业。我在温州提前上学,七岁回到杭州时直接插班读二年级。那次语文作业是造句。题目是"为.....而"的句子。因为刚回杭州再见久别的父亲觉得很亲切,因此我就写了"我为家里有爸爸这样的亲人而自傲。"作业交上去当日课后班主任就把我留下来谈话。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姓黄,见面劈头盖脸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你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吗?!"</h3><h3><br /></h3><h3>从那天起我知道我的父亲是和其他同学家长不一样的"右派分子",接下来的岁月中每次填写有父亲"政治面貌"栏的各种表格就成为我最不堪的精神负担。因父亲是"右派"所带来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我的成长过程一直到文革结束。期间佩带红领巾,加入红卫兵,报名去黑龙江"反修"前线插队落户,在兵团申请入团,甚至我的初恋,全都深受影响,无一顺利。种种痛苦回忆因非本文主题,在此不一一细表。</h3><h3><br /></h3><h3>后记:感谢阅读,未完待续。接下来将写"父亲啊父亲"回忆录之三"西迁岁月",专门讲我父亲在跟随祖父母和浙大西迁到贵州遵义后,怎样从一个高中肄业生成为浙大史地系主任的英文助手及图书馆"西文编目"专业人员的传奇经历,敬请关注。</h3><h3><br /></h3><h3>写于2018年6月20日阿拉斯加邮轮旅游途中</h3><h3> </h3><h3> </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