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青春——内蒙古突泉县插队纪实

晖姐

1968年陆陆续续地有中学生去兵团，去牧区插队的消息了，就是去这些地方也要政审。当去内蒙古农区插队的消息传来时，去报名的同学里很多是父母“有问题”，自知逃不过插队的命运。

这张转户口的介绍信，是林延辉开了介绍信到海淀派出所销户口时，一位户籍警看了看他的介绍信，接过户口本一把就把他的户口卡从户口本上扯下来，撕碎后扔进废纸篓，然后居然把介绍信又还给了他。

怀揣这张介绍信，他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1968年9月20号的下午，一列专车在北京站拉响汽笛，发出一声沉重的喘息，车轮缓缓地转动起来，越来越快，火车冒着白烟，载着文革中最早大批到农村插队的中学生们穿越山海关向着塞外内蒙古草原疾驰。

这1368名中学生被告知要去呼伦贝尔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突泉县插队。

去突泉县插队的同学每人领到这样一张“乘车证”，1968年9月20日那天，先带着行李到学校集合，被装上临时调来的公交车，拉到北京火车站。

1968年9月20日北京站

在北京火车站，在即将离开故乡北京的一刹那，我们看着站台上亲人的眼泪和压抑着的哭泣声，远离父母、远离亲人、远离家乡，对刚刚步入人生的十几岁的青年到底意味着什么？同学、朋友各奔东西，父母儿女远隔千里，到底何时能相见？到底明天会发生什么？"文革"的那些岁月里谁也无法预测，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北京"。

清华园中学一百多名同学被分配到突泉县杜尔基公社的八个生产队的落户；五四、五一、光明、和平、解放、保安、六合、加拉嘎。

到了公社才知道，我们插队的地方连电都没有。

在火车到了乌兰浩特后，青年点最小的王育就疯了，她在屯里待了一年多时间，病退回北京了。

敞篷卡车送我们到杜尔基公社，各大队套着四匹马的胶皮轱辘大车来接北京的知青。在大车上晃悠了一个多小时。经过密密麻麻的玉米地就看见一排排土房，院墙都是石头砌的。院里满满当当的有柴禾栏子、菜园子、猪圈、鸡舍、狗窝、厕所、酱缸、泔水缸，这就是后加拉嘎屯了。

后加拉嘎屯在突泉县西北，铁耙山下，两丘陵之间，据说蒙语是山脚的意思。北边的丘陵叫北山，南边的丘陵叫南山，翻过南山是前加拉嘎。

加拉嘎大队是由前后加拉嘎两个屯子组成，我们分到后加拉嘎屯，男生住小学校，女生住社员刘大哥家。

9月份正是秋收季节，我们从收割谷子开始了接受再教育的第一天。

在电影和宣传画里看到的秋天是喜悦和金灿灿的，那是收获的季节，颗粒饱满的麦穗和谷穗摇曳诱人的身姿。

1968年的秋天，在内蒙古草原上迎着凉爽的秋风，我们看到了一片片成熟的庄稼。第一茬的农活就是最“硬”的活儿——收割。

就这样，我们懵懵懂懂地闯进了人生的拐点，开始了做农民的日子。

1969年11月颐和园左起：周晖、袁翠青、范勤宇、周琥。

熬到1969年的11月，四个女生回到北京探亲，她们穿着发给知青的青年皮（棉外套），来到颐和园，留下了这张合影。

从1968年的9月到1969年的11月，这4个正当花季的女孩子离开了父母，学校，在内蒙古的田野经历了第一轮刻骨铭心的春夏秋冬，春播时，给种子浇水，她们每天都会湿到膝盖。给谷子薅草时，她们爬在垄沟里往前拱，分不清哪是苗哪是草，收工时腰和腿直起来都费劲，脸也“胖”了。夏锄时，她们拼命地挥舞锄头，汗水像小溪似的淌下来。秋收是最累的活儿，她们弯着腰在谷地里吃力地甩动着镰刀，左手指全都磨"漏"了。在苞米地用镰刀胡乱砍着，跟头把式地往前冲。最遭罪的是扒苞米，猫着腰从割到在地里的苞米杆上把扒出苞米棒子，有时候要从雪堆里扒，腰疼不说，脸都控肿了，手被苞米叶子划出口子。在大地里无论干的哪种农活，这些女生都跟不上农村的姑娘，越着急越撵不上，沮丧极了，甚至有点绝望。有时一边干活，一边掉眼泪。

1970年1月白城地区知青先进集体表彰大会，二排左四为赵建军。

1970 年，我们青年点被公社评为学习毛著先进青年点，要去公社

参加表彰大会，林延辉写出的讲用稿，连公社都没通过，因为"高度不够"，公社帮助修改后的讲用稿里，我们成了"心怀祖国，放眼世界，永远忠于毛主席"的知识青年。"

加拉嘎青年点成了突泉县的先进集青年点，赵建军代表我们到白城参加白城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

平心而论，加拉嘎青年点作为地区先进青年点名副其实。

1970年的春节，没有回家的同学和蔡书记在屯子的南山坡上。

左起：刘显华、蔡森林、饶永山、林延辉

1968年10月，天气已经冷了，跟着生产队长来到水塘边，水塘黑乎乎的，队长说里面泡着麻杆，已经在水塘里沤了几天，今天的活儿就是"起麻"，要跳到水塘里把麻杆捞出来。有人用苞米杆拢起一堆火，男生们脱了衣服喝了几口酒，和老乡一块下了水塘。水冰冷刺骨，一直没到大腿根，他们蹲在水里把脚底下的一捆一捆的麻杆拽出来，水泛起一股股腐烂的恶臭，几乎无法呼吸。冻的受不了就上来烤烤火，烤完还得下去，实在忍不了就大声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给自己壮胆。"起麻"的活儿，干过一次终生不忘。水塘里的恶臭几天都去不掉。

这些泡好的麻杆捞出来后，就着湿劲儿就把上面的麻皮剥下来，这是妇女的活儿。正是这些麻能打成各种粗细不同的麻绳，做成拉车的套、犁杖的套、马笼头、盖房捆秫秸的绳、大车用的绳，还有纳鞋底的麻绳。可谁知道麻绳是这样做出来的呢？

1970年春节，左起：刘显华、赵建军、蔡森林、林延辉、饶永山 。

1970年2月的场院空空荡荡的，漫长的冬季开始了。

这么大的场院，在入冬的时候，曾经堆满了粮食。小山似的苞米穗，高高大垛带着沉甸甸谷穗的谷子，一大堆高粱穗。经过脱粒、扬场后，金色的苞米，黄色的谷粒，红色的高粱，各自为阵占据场院一方，真是赏心悦目。

队里指派北京来的知青看场院，一要防火，二要防盗，三要防牲口祸害。一年的辛苦，要交的公粮和明年的口粮都在这儿，责任重大。

男生很认真地负起责任，一只猪溜进场院，被从小就擅长溜石头子儿的体院子弟赵建军发现，顺手抄起一块石头，一个标准的动作命中靶心——猪死了！这才知道，打死猪得赔，用安家费买下了死猪。

1970年3月照片上左起是从水泉搂柴禾回到青年点卸车的点长赵建军，负责做饭看家的刘显华在喂老母猪，饶永山在收拾搂柴禾的耙帘子，旁边站着的是来加拉嘎搞运动的贫宣队老姚。

在内蒙古东部农区的冬季，农民把场院的粮食扬晒入库后，就背起独杆套到山坡上去搂耙枯死的茅草。全年取暖和做饭用的柴禾靠队里分的秫秸秆远远不够。搂柴禾这是被当地人称之为最累的两种活之一，另一种是脱坯。我们自然是入境随俗，楼柴禾的活儿归了男生。说来也怪，这些刚刚离开故乡的中学生，都很自觉的背负起过日子的责任。

到加拉嘎的第一个冬天，哥儿七个扛着大耙跟着村里的赶车老板马德山，马大板来到太东公社太本大队搂柴禾，搂柴禾首先就是一个走功，每个人每天至少要搂够50个，要走几十里路，而脚踩在草甸子上来回走的滋味，可不像在硬地上得劲、利索。只觉得脚下喧喧的，迈步使不上劲，肩上还扛着大耙和柴禾，这肩膀和两腿可吃了力了，一天下来，肩和腿疼得没地儿放。在拖着大耙迎风奋力走着的时候，常常被寒风噎得喘不过气来。

特别遭罪的是在晌午时，又累又渴。早上走的时候会把水壶里灌满水，带上女生们特地为这些受苦受累的男生们蒸的两样面的小馒头。水壶和干粮放到柴禾堆里，渴了时，倒进嘴里的已是冰碴，有的水壶干脆冻裂了。小馒头早已冻得岗岗的，其硬度可以打死人，一口咬上去，一溜白牙印。咸菜里有盐，稍好一点。因为冬季白天很短，舍不得中午回去吃饭的时间和力气，就想着早一天搂够柴禾，早一天离开这个鬼地方。

这些"生荒蛋子"一天就能搂够一大车柴禾，那个冬天他们搂了六车柴禾，随着最后一车柴禾，男生们破破烂烂，面目狰狞地回到了青年点，钱湛年已经发了几天大烧，他是躺在装满柴禾的车顶上送回来的，从车上滑下来时晃晃悠悠的活脱脱就像一只大熊猫，两个墨黑墨黑的眼圈让女生惊惶失措。

青年点的院子里立起了全村最大的柴禾垛，震了那些坐地户们。从此青年点被公认是村子里的第一大户，没有一家能与之抗衡。

我们还养了老母猪和克郎猪。

1970年3月，前排蹲着的是崔杰民和饶永山，后排左起：刘显华、赵建军、林延辉和钱湛年。

1969年冬天，男生们商量去哪儿楼柴禾， 马大板说，过完年你们跟我走吧，就往水泉走，走哪算哪。有草就搂，能住就住。1970年2 月 8 日正月初三一早，林延辉、赵建军、饶永山和刘燕生带上行李和大耙子就上了马大板的车，一路向东。到了水泉的地界，看到大车道两边柴草还挺厚，就奔屯里去了。一打听，是水泉公社东升大队，屯里还有北京知青的青年点，赶紧进屋要水喝，看到有高中的男生，就过去套瓷，这个青年点里的是北航附中的，男生叫崔杰民，是老高三的。男生问能不能在这儿住两天，搂车柴禾再走？崔杰民一口答应。这样他们就住下来，这一住住了半个月，后来又来了三个男生，住到隔壁老乡家里。

1970年3月，水泉公社东升大队的女生，左起：周紫霄、周海平、李思宣、张云。

男生们在东升青年点住，也在青年点吃。自带粮食和咸菜，每天早上三点就有一个东升青年点的女生起床烧火做饭。五点钟天还黑着，男生们就起床，吃完饭扛上耙子就走了。要走一个半小时到山上，此时天刚蒙蒙亮，刚好看得清耙道。

下午四点往回撤，东北冬天日短，到家天已黑了，每天差不多背着耙子走 10 个小时。进了青年点就看见热饭热菜，都是东升青年点的女生做的，吃完上炕倒头便睡。

两个青年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请东升青年点的同学来加拉嘎串门，在信件里讨论对上山下乡的认识，林延辉带相机过去给他们照相。

1970年春，女生们换上干净的衣服，在青年点房前合影。

左起：袁翠青、范勤宇、周晖、郭芹、周琥。

1969年开春，同学们兴头头地商量启动盖青年点新房子的工程了，计划一排五间坐北朝南七条檩的新房子。男生两间，女生一间，一间厨房，一间仓房，一水儿的玻璃窗。越说越兴奋，跳下炕来就去找蔡书记合计。蔡书记一点不打喯地报出盖新房子面临的种种困难：材料今年备不齐，人工也派不出来，最早也要明年开春以后了。这瓢凉水浇灭大伙满心的盼望。合计一下，不甘心要等这么长的时间，晚上几个同学又挤到蔡书记家的热炕头，准备打持久战。蔡书记沉吟了一下说出一个方案来：能不能把第一生产小队的队部维修一下，改成青年点？我们这才恍然：坑早就挖好了。贫困的生产队压根就没打算用那笔安家费给我们盖新房子，可是一队的队部只有三间破房子，旁边是驴圈呀，而且院子里还有队里的碾道（碾房）。蔡书记依旧一点不打喯地说：那啥，没事儿，驴圈改成两间房，和原来的三间连在一起就是五间房了，好好抹抹，收拾收拾，门窗都重打（做），瞧好吧，碾道就不挪了，你们磨个米压个面啥的也近便。

我们虽然年轻，也明白要是硬扛着盖新房子，就没准猴年马月能住上了。我们还知道夜长梦多的道理，要是等到明年，不知道安家费还有没有了，大伙儿商量了半天，只有乖乖的同意了这个的方案。总算在1969年9月份住进了"新房子"。

1970年春，场院石墙外。

按照男主外、女主内的古训，大家商量着把青年点的活计分了工，男生搂柴禾，女生推碾子。

碾房就在青年点的院子里，从磨苞米面开始了第一课，拎着粮食口袋，扛着直径一米多的大笸箩，跟社员借了个筛面的箩，拿着请村里木匠新做的铁皮搓子，进了碾道。进来了，才知道雄关漫道真如铁。磨面的难点在簸糠，要把碾下来的糠皮子簸出去，压出的面才好吃。要想压出好面就多多的簸糠，要想省粮食就少簸糠，忠孝不能两全。看大娘大婶大嫂们双手抓着柳条编的大簸箕，三颠两抖，那糠皮子就和苞米馇子分了手，糠皮子跑到簸箕边上，只需轻轻往外一的瑟，就簸出去了。那动作不但利索还特有节奏感。等簸箕到了我们手里就玩不转了，抓着簸箕上下左右晃悠，苞米馇子和糠皮子就是不离不弃。急得我们加大晃悠的力度，Kao！眼前一阵轻舞飞扬，苞米馇子和糠皮子都簸到地上了，顿时楞在那里。大娘大婶大嫂们赶紧帮我们收拾起地上的粮食，一遍遍的给我们做示范，可我们那叫一个笨呀，直到"老师"把那些糠皮子都给示范到地上算是下课了。每次从碾道出来时从头到脚都是白花花的，衣服上挂的粉面子掸到猪食槽子里能让猪兴奋一回。

1970年春，山坡上。

推碾子里最技术和最吃力的是"伐小米"。

冬天口粮分下来了，大宗的谷子和高梁、糜子都要趁新鲜赶紧把壳去掉，变成米存放。这时屯子里唯一的碾房就要大排班了，全屯各户都顺序排好碾班，每户给一两天时间，把分到的毛粮食（带皮儿的）伐成米。青年点分到三千多斤谷子，如果只白天使碾子，队里给的那三天的碾班是不够用的。于是决定女生挑灯夜战，分成两班。每班两个女生，午夜12点换班。

男生把几麻袋的谷子堆在碾道里，周晖和周琥是第一班，按照前几天特意观摩来的伐米的程序，开始复制。先牵来一头大黑驴，很熟练的把套包套上，夹板系好，蒙眼戴上。经过一段时间，已经敢自己套驴了。把一个木制的漏斗形的容器绑在碾子的竖轴上，把谷子倒满"漏斗"，一声尖细的"驾"！，碾子吱嘎吱嘎地转动起来。赶紧把"漏斗"下面的隔板抽出来一截，谷子从下面唰唰的均匀地漏到碾盘上，厚厚一层。然后不断的往"漏斗"里倒谷子。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请村里的孤老头老蒋六叔来指点，老蒋六叔很得意知青，经常来青年点串门，男生们喜欢和他贫嘴，老能听见老头儿一边笑一边骂着：妈了个巴子，净扯王八犊子。这天，老蒋六叔眨巴着红眼圈，早早来到碾道。他不时抓一把碾子上的谷子，吹去谷糠，看看成色。调整"漏斗"漏谷子的快慢。他说这伐谷子至少要伐两遍，第一次能伐出三分之二的小米，第二次上碾子时，"漏斗"下谷子的插板要关小，漏得慢一些，剩下的谷子就都脱壳了。整好了能出八十六七个米。我俩一个不断地往"漏斗"里添谷子，一个不断地把伐好的谷子装进鼓风机上面的斗里。装满了以后右手握着摇柄转动风扇，左手拉动斗下面的插板。只见谷糠从风口喷涌而出，伐好的半成品顺着鼓风机下面的一个出口滑落到早已准备好的大笸箩里。

天黑了，老蒋六叔家去了，毛驴也换了两次。寒风从破木门的裂缝里，从临时用塑料布遮挡的窗户缝里凶猛地钻进来，棉袄、棉裤、棉乌拉（里面絮了毡垫的棉鞋）里全都是冰凉冰凉的，冻得心都侷绺了。越来越冷，周琥手上的冻疮越发紫涨了。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在碾房里跳起忠字舞取暖。背景音乐是呼啸的北风 ，舞台的大灯是朦胧的煤油灯光，碾子滚动的吱嘎声和驴蹄子踏地的声音是伴奏的鼓点，两个女孩子踩着厚厚的谷糠在碾道里蹦着跳着，快要冻僵了……

半夜12点，袁翠清和范勤宇来换班了，她们在寒冷中继续围着碾子操作......

3天后，满满一大茓子小米立在青年点的仓库里，女生们全部花容失色，成了吴法宪的妹妹——无法看。

1970年在屯外的树林。

屯子里妇女的针线活让女生开了眼界，首先是做鞋，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很多人会带着没纳完的鞋底，歇气儿时就纳几针。老乡除了冬天的棉乌拉（胶皮棉鞋）和皮靴，都是穿家作的布鞋，鞋的样子好不好看和结实的程度是显示这家女人针线活的标尺，一目了然。姑娘在出嫁前要为自己做好十几双嫁鞋，那更是争奇斗巧的机会。看到过很多姑娘的嫁鞋，精致得让我们啧啧赞叹不已，姑娘对婚后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做在这嫁鞋里了。

做鞋似乎并不是很难。再说下地干活鞋费得厉害，工分又不值钱。我们找出破旧衣服撕吧撕吧打袼褙，到供销社买几尺礼服呢做鞋面，到了准备纳鞋底的麻绳，难住了，麻绳是要自己搓的，搓麻绳是件非常技术的活，不是一日之功，照量一番以失败告终。回北京探亲时买了麻绳带回来，但北京的麻绳比搓的麻绳细不少，纳出的鞋底远不如嫂子姑娘纳的好看、结实。鞋子做出来了，质量虽然差多了，毕竟学到了一门手艺。

每个女生都找了个姑娘做师傅，把从北京带来的棉袄、棉裤拆洗了，重新做好的棉衣比原来的合身暖和，这些姑娘的手，干起农活来煞愣有劲，做起针线活来细致灵巧，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心灵手巧。

1970年夏铁耙山下

后排左起：周琥、郭芹、周晖、范勤宇、袁翠清。

前排左起：刘燕生、周玉林、饶永山、钱湛年、赵建军、刘显华。

1970年夏青年点菜园子里。左起：周琥、袁翠青、郭芹、范勤宇、周晖。

搬进由队部和驴圈改造成的青年点后，虽然不是新盖的，住进去后也挺知足，挺高兴，觉得是个家了，要正经过日子了，过的是自己的日子，过日子该有的都得有。把房前空地里的石头块都捡出来，地边上用石块垒起一道矮墙，种上茄子，西红柿和大葱。青年点有了自己的菜园子。

夏锄结束后，知青们很高兴又闯过一关。扛着锄头在菜园子里摆个泡斯。

1970年夏青年点菜园子里。前排左起：刘显华、周玉林、赵建军。后排左起：饶永山、钱湛年、刘燕生、林延辉。

青年点的8个男生，到了1970年，已经少了一个，赵爱军当兵走了。

这7个男生坐在菜园子里，看着辛辛苦苦经营的家园，笑逐颜开。可是过了没多久，他们就 闯了大祸。

生产队长来到青年点，让男生去看青，居然许诺把进了庄稼地的猪往死了扎，扎死一头记60工分。这个诱惑太大了，虽然男生因为失手打死社员家的猪，曾经两次用安家费买下死猪赔偿，这回可是生产队长的命令，好大的馅饼从天上掉下来砸到这哥儿几个头上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回没再犹豫了，梭标不够就把杀猪刀上绑根木棍，五条汉子杀气腾腾地扑向青纱帐。不一会儿战果辉煌，扎死了6头猪，还都是队干部家的，这下乡亲都急了，把青年点围住，偏巧从来没有撒出去的青年点的猪正颠颠地向玉米地跑去。男生疯狂地追赶，把猪赶回猪圈。

看着墙外红了眼的乡亲，赶紧去找生产队长来澄清，没想到这位生产队长翻脸不认账，这下知青都傻了，双方撕破脸大吵，正在僵持不下时，蔡书记从人群里走出来，他瞪着眼睛，声色俱厉地斥责我们好半天，大家都低着头不吭声，一通臭训后，墙外的人终于散了。蔡书记进了青年点，男生围过去诉说委屈，蔡书记说：你们这些傻狍子，给个棒槌就纫个针（认个真）？给你们60工分，你们就把猪扎死，要是给五百工分，让你们扎人，你们也去？

最后由蔡书记出面协调，知青不赔老乡的猪，也不给知青看青扎猪的工分，算是扯平了。

1970年夏青年点房前。左起：刘燕生、林延辉、赵建军、钱湛年、周玉林、饶永山、刘显华

搬进青年点后，男生们跟着刘大哥上山去打石头，垒院墙、垒猪圈要用石头，圈个菜园子，砌个柴禾栏子，还有厕所，都要用石头。在山上的石头坑里，看到一块巨大的圆形石板醒目地躺在坑边，直径有两米，厚三十多公分。不知道是谁打下来的，实在太大了，拉不走只好撂在那旮沓。

刘大哥端详了一会儿这块石板，跟赵建军说：你们的仓房不是闹耗子吗，把这块石头整回去当囤底，下面垫上石头，隔潮通风，齐活。再说，哪家也没有你们青年点人多，这大石板没有十个八个人别想搬动。

晚上，这七个男生自己拽起一挂大车就上山了（饲养员不会把干了一天活儿的马借给知青去拉石头）。到了北山上的石头坑里。几个人先把大石板的一头撬起，另几个人把大车头抬起，车尾卧进石头下，大伙儿喊着号子把石头的另一头搬起，平放在马车上，这块石头足有一吨多重。装完车第一步先要把车拉出石头坑，往上拉肯定是得把吃奶的力气使出来了。

而顺着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往下走才是真正的险象丛生；大石头片是浮搁在车上，没法固定。吃美国奶粉长大的钱湛年充当辕马，掌握方向和平衡。其余的人分布在左右和后面，控制大车的速度。下山的车速一定要慢，快了容易控制不住车的平稳，而大石板再顺势往前滑动，那钱湛年就惨了，万一拖不住翻了车，能把人砸死。这时的天已经大黑了，满天的星星眨着眼睛看着这七个知青围着大车较劲。车轱辘迟疑地转动着，十四只刚刚生出老茧的手紧紧地抠着车辕子，石头边，拽着绳子。借着清冷的月光辨认下山的路，每往前迈一步都要步调一致。一尺一尺地挪，一步步地拱。七个傻小子这会儿只有一个心思，就是稳稳当当的，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出事。回到屯子时，四处静悄悄，除了青年点没有一家的灯还亮着。

第二天全屯的老少爷们都被惊动了，人们围在大石头边上瞅来瞅去，嘴里啧啧的。

青年点的仓房里囤了满满一大茓子的苞米，有一人高。

完成了一件大事的男生们自豪、快乐地合个影。

1970年夏在屯东头的树林前。

屯东头有一小片人造林，都是碗口粗细的杨树，这是队里的林场，也是后加拉嘎唯一的一片树林。

1971年夏天，青年点原本很单薄的柴禾垛眼看就见底了，蔡书记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他和大队商量了一下，让我们去林场打树枝子。林延辉、周琥、范勤宇和周晖来到树林，蔡书记让把把树根和树干上生出枝枝丫丫的小树杈砍下来，够一小堆了，就用绳子捆起来，背出树林，等大车来装。打枝不很难，就是沾得满手满衣服都是黄绿色的树油。周晖捆好一堆树枝后，弯下腰来想扛起来，才知道这湿树枝可是不轻，根本举不到背上。同学都四下散开，找不到人托一把，于是一屁股坐在地上，把捆树枝的绳子拽在胸前，起！没起来。再起！还是起不来。前面有个东西能拽着借个力就好了，可手能触及的地方没有坚实的东西，她伸出一只手够着去揪粗一点的草，手指抠进土里攥住草根慢慢地将身子往前探，先跪起来，喘着粗气，再支起一条腿，终于颤着站了起来，背着树枝往外走。如果遇到小树枝或草不经拽，一个屁蹲儿又坐回在地上，就换个方向找结实一点的。汗水淌进眼睛里，没法用沾满树油的手去擦，只好用袖子擦，后来袖子上也都是树油了，只能任汗水腌着眼睛。当跪在地上抠着草根拽着树枝一次次往起爬时，她想起了电影《农奴》，觉得就跟西藏农奴有一拼，都挺惨。

4个人在树林里干了3天，打了一大车树枝子，把树枝卸在院子里，看看浑身上下的绿树油子，长出一口气。

1970年夏在青年点房前。后排左起第一个是蔡书记。

这是张珍贵的合影，是插队时青年点的大部分同学与蔡书记的合影（缺少病退回京的王育和当兵走了的赵爱军）。

蔡书记名叫蔡森林，是加拉嘎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他原是辽宁北票人，自小父母死于日本细菌战所散发的鼠疫。7 岁放牛，49年当兵，50 年入朝，人非常聪明，当过团长的警卫员，团长喜欢他，推荐到苏联学习军事。要出国，先要返回国内留俄预备班学习，因在回国的火车上犯病，直接就送到部队医院。1959 年拿着一张三等甲的残废证明就复员回沈阳了。先后任剧团团长和被服厂厂长，60 年代因饥荒投奔他叔到突泉加拉嘎落户，从生产队长到民兵营长，最后当大队书记。他的病就是经常夜里犯病大喊大叫，说是在朝鲜时美军日夜轰炸时吓的。

1968年，我们14个知青两眼一抹黑，带着简单的行李，幼稚和单纯的大脑离开都市，离开父母来到了加拉嘎屯。对将要面对的艰苦生活，对农村和农民都一无所知，跌落到社会底层的我们手足无措。蔡书记和老乡们接受了我们，从播种到收割，从搂柴禾到赶大车、从推碾子到煮大馇子饭，手把手的教起，教我们学会过农民的日子。蔡书记和老乡们还让我们懂得了如何做人，虽然他们没有"文化"。

刚下乡时，正赶上大抓"内人党"，直到生产大队这级都人人自危，接着的几年"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整建党"，此起彼伏。蔡书记从来是灭火的，各路工作组都对知青示好，蔡书记看着跃跃欲试的知青们，慢悠悠地说：甭跟着瞎掺和，工作组是挺能整的，最后整出一堆事儿来，他们拍拍屁股走了，都给你撂下了，看你咋整？当时这些话虽然不能算醍醐灌顶，可还是让我们消停了不少。

加拉嘎是个穷队，分不到钱，青年点的锅里油水也少，我们就想法子从嘴里节省，男生难免有偷鸡解馋的时候，蔡书记告诉我们，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青年点有的是糠，养几只鸡不费事，还动员乡亲给青年点送来几只鸡。经蔡书记和刘大哥点拨，青年点还养了一头老母猪，卖猪羔的钱，让灶房里的大柴锅见了油星。

下乡不久，青年点里就有了矛盾，无非是谁吃得多了，或者谁干得少了。开饭时，要把菜平均分成两份，男女生各自端到自己的宿舍去吃，当女生发现做饭的男生玩了个簒儿，他先盛出一点菜后再把锅里的菜一分为二。立刻爆发了一场争吵，唇枪舌剑谁也不服谁，暴怒的男生把桌子都掀了。分灶!各吃各的，谁也别占谁的便宜。在别的青年点里，分灶已是不稀奇了。还是蔡书记把我们叫到一起，一会儿声色俱厉，一会儿苦口婆心，把我们心里那点小九九兜得底儿朝天。他掰开揉碎告诉我们，在这穷乡僻壤，只有抱成团才有活路，就这样，知青们的几次闹事都被蔡书记"镇压"下去了。在公社所有的青年点里，我们青年点是唯一没有分过灶的。就是在这穷队里，青年点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喜欢听蔡书记唠嗑，他很少一本正经的说教，也很少直截了当，可还净是真理。有几句一直铭记在心；看到我们对村里的贫困忧心忡忡，他笑呵呵地说：甭怕，信不信，别的屯都到了共产主义，也不能把咱们拉下。他总教导我们：机会主义很重要。听得我们心惊肉跳，很多年以后才懂得了在人生中遇到机会，抓住机会才是改变命运的拐点。打我们刚到村里，他就坚定不移认为知青都是飞鸽派，说句实话，那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以为这辈子就交待给这一望无际的苞米地了。蔡书记把知青分了三类；第一类是知识青年，有知识有文化的，到了哪旮沓都能干得不错。第二类是指使青年，你不指使他，他不知道干啥。最后一类是吃屎青年，除了闯祸，啥不是。

蔡书记是个园丁，清晰的思路和睿智的语言就像一把锋利的剪刀，把我们修理得笔直向上。我们这14个人的经历和意识里都被他烙上了深深的印痕，在人生道路上，他举足轻重。

青年点与蔡书记家就隔一堵墙，蔡书记家的日子过得正经不错，老蔡大嫂浓眉大眼，周周正正，见人就笑，是个嘴一份，手一份的女人。按说这一大家子，孩子六七个，只有蔡书记一个整劳力，那日子应该是紧巴巴的。说句良心话，那时候的大队干部远不如现在的村官风光，顶多是工分上得点便宜，穷队的工分不值钱，也没多少油水。可老蔡家的锅老是油亮亮的。屋里干净敞亮，炕上炕下利利索索的，孩子的衣服也囫囵干净。老蔡大嫂手里总不闲着，不是缝缝补补，就是喂猪喂鸡，要不然就是扎盖帘子，补炕席。从她身上学到了贤惠、善良、能干的家庭主妇的风格。

蔡书记家吃好嚼谷时，总忘不了我们，不是端一大碗过来，就是喊我们过去“造”。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和蔡书记轧邻居，绝对是知青的一大幸事。有时我们侍弄院子里的菜园子时，蔡书记会隔着墙指点一二。赶上青年点杀猪，蔡书记一定会亲临现场指挥并露一手。灌出了血肠，糊熟的大块猪肉，热气腾腾的一大盆一大盆的杀猪菜，那叫一个香！

蔡书记家的炕头，是暖和的，亲切的。

刚到加拉嘎时，6个女生安排住在刘文成家，他腾出了一间北房，自家的老婆孩子挤在另一间北房里。刘文成是四野独立炮八师的老兵，从东北打到广东，解放后复员回了乡。我们叫他刘大哥，他是个正直，厚道的人，对知青非常好，就像我们的兄长。女生在他家住的时候，是他和大嫂从零开始教给我们各种生活知识。刘大哥的为人处世和对知青的关心帮助，让男生对他敬重和信任，青年点的大事里，一定有刘大哥的身影。刘燕生和刘显华就当他是亲大哥，郭芹因为体弱和得了肝炎，刘大嫂时常叫她到家里，给她做点可口的饭菜。

1971年2月在加拉嘎。左起：任福琴、陈淑英、范勤宇、王桂芝

1971年冬天范勤宇没有回京，和她的伙伴在一起过年。夏天她担任了大队民办教师。1972年范勤宇成了突泉县北京知青扎根农村的典型，她"决心扎根农村，立足本职工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做出自己的贡献。"后来入了党，被推荐到吉林大学上学。

1970年12月刘显华回到加拉嘎告别，在青年点房前合影。

后排左起：周玉林、刘燕生、刘显华、林延辉、钱湛年、赵建军、饶永山

前排左起：老姚（贫宣队）、周琥、范勤宇、刘淑珍（六合大队知青）、袁翠清

刘显华是青年点里年龄最大的，人最实诚，也倔强。他担任过很长时间青年点的大厨兼喂猪，1970年4月他分配到万宝红旗煤矿做矿工，这是第一个被招工离开农村的知青。矿工下井每次会领到一个面包，在缺少细粮的地方，是很稀罕的，他隔一段时间会回青年点看望大家，当他拿出攒下的面包分给大家时，每个人都感动并快乐着。

1970年12月份，刘显华在煤矿参军了，他是青年点第二个参军的，第一个是赵爱军，年初就走了。

大家依依惜别，那六个男生都在想：我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

1970年12月刘显华与屯子里的好哥们王海、王刚合影。

说起刘显华的实诚，要回到1969年的秋天，他晚上到地里看青，捉住了正在偷苞米的老乡，是父子二人，两条麻袋都装满了，显华让他们把苞米倒在地头，抄起麻袋押着人往屯子走，进了屯子，老乡停住了脚，吭吭唧唧地跟显华说：为了腾出麻袋，把原来装在麻袋里的苞米都倒在炕上了，能不能把麻袋还给他，回家把炕上的苞米收起来，好让他的老母亲能躺下睡觉了。回头，我指定和你一起去见队长。显华想了想，觉得反正已经抓住了，不差这一会儿。就让这爷俩拿着麻袋先回家了。他到队长家汇报战果，队长迷迷糊糊地听他说完就直摇头：“拉到吧，麻袋都给了人家，谁还能承认偷苞米呀？”显华不服地说：“他说让他妈睡下了，他就过来。”左等右等不见老乡来，显华回去找，老乡根本不认账了。第二天老乡还带着几个人闯到青年点说显华埋汰他，要说道说道。显华气疯了，要过去理论，被同学使劲拽住。闻讯赶来的蔡书记，生产队长把就要动起手来的两拨人隔开，显华涨红了脸，脖子上的青筋突突地蹦着，大喊着：“我他妈的就不应该放了那两条麻袋，麻袋没了，可苞米还在南山上，走，上南山！”他领着书记和队长来到南山，地头上果然堆着的苞米棒子。蔡书记让大伙都来队部，蔡书记说：南山地头的确有撂下的苞米，可没有麻袋，就不能认定是谁偷的。但知青和你家无冤无仇，为啥单单说是你家呢？咋不说是我偷的？”书记笑着撇了那家哥几个一眼接着说：“说就是你家偷苞米也冤，没有证明。再说这既然放了，就别再告了，一块儿喝顿酒，齐活。都别吵吵了。这件事就这么地了，不要再提了。以后记住了，”蔡书记顿了一下，响亮了声音：“抓贼抓赃。”

这件事给所有的知青都上了一课。

1970年12月送刘显华参军离别。

刘显华在加格达奇当兵，复员后又回到万宝煤矿，他结了婚，在煤矿子弟小学当了几年工会主席，到1990年代，他也想方设法回了北京。

回来以后在工厂上班，不久就下岗了，最后在小区里办了个报亭勉强糊口。他带回来一儿一女，大女儿是智障，老婆没工作，生活拮据、精神郁闷可想而知。后来查出来得了肝癌，2002年郁郁而死。他去世没两年，老伴也去世了。

1971年1月初，周玉林、赵建军、钱湛年、饶永山、刘燕生分配到乌兰浩特钢铁厂，哥几个乐坏了。

用了一年多时间，辛辛苦苦地把青年点房子修整得像回事了，猪圈垒起来了，老母猪养上了，菜园子垒起来了，菜种上了，自留地种上了，鸡也养上了，菜窖挖出来了，好容易青年点刚建设的有点样子，没想到让蔡书记说中了，知青是飞鸽牌的。哥五个一走，把老母猪也卖了，真是"呼喇喇似大厦倾"，房子空了，人走了，剩下的女生和唯一的男生什么心劲都没有了，满心都是对未来不明的担忧。

1971年9月6日送林延辉分配到扶余油田，左起：周琥、周晖、姜运生（公社知青办）、林延辉、郭芹、范勤宇

1971年1月青年点男生只剩下一个林延辉，他是因为家庭"问题"，被刷下来。没想到他被屯子里的政治队长归到地富子弟一类里，让他和地富子弟一块干最苦最累的活儿，还百般刁难他，甚至站在青年点门口破口大骂。并不是林延辉得罪过政治队长，是因为去乌钢的男生临走前请屯子的各级领导和要好乡亲们吃饭辞行，之前通知他了，临时没有再去请他，他没有来。于是各种刁难开始了，人为把1970年的工分分值降下一截，说男生的口粮钱不够，不让走。经蔡书记的调解，卖了一部分口粮，卖了老母猪，凑够200元钱交给他。临走时又不肯派车送男生和行李到公社，把一向和气生财的赵建军逼急了，要去公社告状。政治队长接着把邪火就都撒到林延辉身上了，那段日子对林延辉就是煎熬。

公社知青办的干部姜运生了解林延辉的处境，当扶余油田的招工指标下来时，他让林延辉走了。

1971年9月6日刘大哥、政治队长、林延辉

1971年9月6日前排：周琥、周晖、郭芹后排，陈纪繁（大队医生）、姜运生（公社知青办）、蔡书记、林延辉 。

林延辉也分配工作了，还去当了一名油田工人，蔡书记、刘大哥、陈大夫，还有屯里的一些与知青关系好的老乡都为他高兴。

巧的是这天有卖鱼的来到屯子里，鱼不大，两三寸长，一块钱一斤，真是好价钱，那时候猪肉才几毛钱一斤，周琥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些，为林延辉饯行的"席"上添了一个好菜。

女生的心里是五味杂陈，高兴的是林延辉能离开农村，能挣工资，不用再下地干活，不再受政治队长的欺负。难受的是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来的时候是6个女生，王育因为精神失常，已经病退回北京了。袁翠清患了严重的关节炎，都无法正常走路，正在办理病退手续。郭芹患有肝炎，病退手续也同时在办理。男生都走了，留下来的女生心情波动，低落。

1971年与妇女队长王凤云在青年点合影。

男生们与屯子里的一些小伙子结下友情，女生也交下了几个好姑娘。生产队里的妇女队长都是姑娘里的人尖子，她们领着妇女下地干活，她们不但农活好，针线活好，多数的模样也端正秀丽。王凤云是后加拉嘎姑娘里非常出色的一个，心气很高，很聪明。嫁给了一个回乡知青。

1971年秋天在屯东头的路口，女生们到公社开知青会议，在路边等着搭顺风大车。左起：周琥、周晖、蔡书记、郭芹、周玉林、范勤宇。

赵建军和周玉林从乌钢回加拉嘎看望女生和老乡，临走时，蔡书记送到路边，留下这张合影。

1968年12月7日，大队接到国防科委打来的电话，要找郭芹，说她的父亲去世了，让她马上回北京，郭芹愣了，同学们都愣了。只知道郭芹的父亲郭永怀先生是大科学家，1956年携全家冲破重重阻力从美国回到北京报效祖国。噩耗来得太突然了，赶紧由两个女生陪着她去公路截长途汽车到县里，从县里再乘车到洮南赶火车。

郭芹是郭永怀先生的独生女，同学们都以为郭芹不会回到加拉嘎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她回来了。

听郭芹说才知道郭永怀先生参加了研究发展原子弹，他在从基地返回北京时，飞机失事牺牲了。1999年郭永怀先生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郭芹为什么还要回来？因为她的母亲李佩早就因为在重庆（白区）工作和美国留学的经历，已经被作为"特务"而"隔离审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牛棚里。郭永怀先生的追悼会结束后不久，1969年初春，郭芹回到了插队的地方，李佩回到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

郭芹很善良和单纯，但是无论是"劳动关"还是"生活关"，她过得非常艰难，看到她无论如何过不去"劳动关"，生产队让她看菜园子，同学们就让她在家做饭。挑水洗米做饭喂猪喂鸡也不是简单劳动，郭芹做得很吃力，同学收工回来，常常饭还没有做好，猪饿得直哼哼。贴出的大饼子，一半都是黑黑的糊嘎巴儿，另一半没糊的还是酸的，郭芹手忙脚乱、满脸通红地忙乎着......

郭芹家的经济条件好，她会在中秋节时买来月饼给同学们吃，当知道青年点没有味精了，马上买一大袋回来，她还把家里的美国衣服送给刘大哥家。她和老乡的关系很好，愿意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一次帮助老乡织毛衣，反被老乡咬说丢了毛线，非要她赔。郭芹赔了10块钱，大哭。

郭芹从小就学弹钢琴，她还会拉手风琴，插队时她带了一架手风琴。这让同学们大喜过望。当郭芹拉起手风琴时，她像换了一个人，脸上露出了自信，洋溢着光彩。灵巧的手指在键盘上熟练地滑动着，美妙的琴声征服了所有的同学。每当郭芹拉起手风琴时，就是青年点的节日。

1971年底郭芹病退回到北京，后来她与一块插队的一个男生谈恋爱了，通过父母的人脉关系，郭芹帮助他落下了北京户口，该是谈婚论嫁的时候了，那男生撕毁了婚约。

1996年11月8日，郭芹走完了她年仅四十五岁的人生旅程，离开了这个世界。

郭芹病重住院时，曾带信给这个男生希望见见面，他没去。

郭芹的骨灰撒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

这张合影的准确时间记不得了，从服装上看体面多了，都不是农民，是吃商品粮的了，也许是1973年之后的一年的春节期间，几个回到北京探亲的同学聚到一起。

前排的周琥已经在白城师范上学了，郭芹回到北京后，以烈士子女的身份进入父亲的单位"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袁翠清在京郊中学教书，第二排的周晖在杜尔基公社卫生院做护士，赵爱军还在部队服役，范勤宇已经是杜尔基小学的公办老师，最后一排的钱湛年、赵建军和周玉林都在乌兰浩特钢铁厂工作。

在北大校园合影。

周晖1972年秋天分配到杜尔基公社卫生院做护理工作。她是加拉嘎青年点唯一没有离开杜尔基公社的知青，直到患肝炎病退回到北京，她在这块热土上生活了10年。

在公社卫生院简陋的条件下，周晖熟练掌握了内外妇儿科的基础护理工作，她更多看到1970年代农村无比落后的医疗条件和农民卑微的生命。

林延辉正在扶余油田的抽油机上工作。

周琥在白城师范上学（后排左一）。

1975年，周琥毕业了，她成了一名优秀的小学音乐教师，并以此为终身职业。

在加拉嘎屯插队的14名知青陆陆续续的全部回到北京，其中王育、郭芹、刘显华已经离世，他们过早的离世与那场轰轰烈烈，长达10年，裹挟一千七百万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无可推卸的因果关系。

王育1969年病退回北京

袁翠清1971年病退回北京。

郭芹1971年病退回北京

周玉林1978年病退回北京

周琥1978年病退回北京

周晖1978年病退回北京。

范勤宇1970年代末调回北京。

钱湛年1980年代回到美国

赵建军1982年病退回北京

林延辉1987年回到北京

刘燕生1990年代返京

刘显华1990年代返京

饶永山1990年代返京

赵爱军1970年代复员回北京

看到这么多朋友阅读了我对插队生活回忆的美篇，我想告诉朋友们，我已经写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塞外十年记》，这本原创的书，详细、真实的描写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北京知青的生活场景，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喜怒哀乐，是对我们这代人蹉跎岁月的记录。

这本书已经出版了，谢谢朋友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