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夏 的 回 忆 一一 记我的几个难眠的仲夏之夜（增订版）

刘海龙

　　几 点 说 明

1、六月份，应几位朋友之约，做了一祯美篇。取名《盛夏的回忆》，一是正当盛夏，二是我过往的经历中，有若干事发生在盛夏，为叙述方便，就以《盛夏的回忆》作标题了，绝不是其他季节就没有故事了。

2、这篇文字，是回忆录？是散文？是纪实文学？都不是。是我用自媒体，写成的一篇“四不象”，自娱自乐罢了。

这次，增加了若干内容，整篇显得丰满了一些。

3、背景音乐，采用了《感恩》。这首曲子，舒缓、深情，充满了对过往的回忆，也憧憬了美好的未来。正合我心境，所以采用了它。

歌词，也是我很欣赏的。抄录如下：

感恩每一滴水，它把我滋养。

感恩每一枝花，带给我芳香。

感恩每一片白云，编织我梦想。

感恩每一缕阳光，托起我希望。

感恩父母，给我生命。

感恩老师，教会我成长。

感恩帮我的人，使我感受善良。

感恩伤害我的人，使我学会坚强。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感恩的世界和谐美丽。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感恩的世界有你有我。

…………

我做过许多错事，也伤害过师长、亲友，但我始终怀有一颗感恩之心。伤害过我的人，全忘记。帮助过我的人，铭记在心，永世不忘。不感恩的人，不忏悔的人，上帝是不会原谅的。

4、我写了一些豆腐块，不成体系，欢迎指教。一些没见过面、不相识的网友点赞、打赏，在此，一并致谢。

　　暑去秋来，夏热冬冷，这是自然规律，年年如此。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我要记下的是一生中几个难忘的、难眠的仲夏之夜。那就从儿时开始吧！

　　1954年，1955年，夏，上学了。

1954年，夏未（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上学了。妈妈把我送到学校，一年级新生共四个人。坐在教室里，一动也不敢动。见了老师象老鼠见了猫。一上午是如何渡过的，忘了。下午，再去上学，老师说：刚接到通知，一年级不够五个学生，可以留级，你们四个就不要上了，明年再上（大意）。我上了半天学，就“留级”了。

1955年，夏未（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个旧庙改建的，全校20多个学生在一间屋子上课。老师给四年级讲完课，布置作业，再给三年级讲课，……依此论推。成年后，才知道这叫复式教学。当时农村学校基本都如此。由于上一年没招生，所以，我们是一、三、四年级在一个屋子上课，全校只有一个老师。

记得我当时的全部家当：一本《语文》、一本《算术》、一块石板（约20CmX20Cm的石制簿板，供小学生写字用，现已淘汰）、一盒石笔（约5Cm长的滑石条，供小学生写硬笔字用，现己淘汰）。

上学约一个星期后，算术学了1、2、3、4、5几个数字，老师说：1是杠子，2是鴨子，3是耳朵，4是镰刀，5是称钩，只记住不行，要会写。语文学了8个拼音：勹、攵、Π、匚、勺、厶、弓、力，（1958年后，原拼音废除，改为拉丁字母，即：b、p、m、f、dt、n、l）。

一天，老师说：一年级新生今天考试，一是回答问题，站起来回答就行，不要动。二是默写，要到讲台上来，在黑板上写。当叫到我的名字时，吓的两腿直哆嗦，战战競競地走到黑板前。老师喊：3，我在黑板上写下了“3”，突然，老师拿一根细长的小木棍（教鞭）重重的打在了我的手上。大声说：左手写字，不允许，左撇子一定要改过来。这是我终生第一次受体罚，也是终生唯一的一次受体罚。第二天，手肿了。在家因用左手拿筷子，妈妈打我，在学校困用左手写字，老师打我，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阴影。成年后，有人说我左、右手都能写字是长处，可谁知我心中的苦楚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了条件学开车，学了若干年也不会，因国内只有右胎车。在国外见到许多左胎车，商家根据客户需要、习惯，提供左右胎两种车型，在国内很难做到。社会对左撇子还应该更宽容一些啊！

看来，我一辈子都是赶牛车的命。

1957年，夏，背诵《三字经》

约七月中旬，放暑假了。当时已成立高级农业社，大人都集体干活了，小孩放假后自己玩。我的任务是：拔草，喂猪，放羊。趁凉快，一早下地，中午前拔满一筐草，够猪羊吃两顿，下午就轻松了。天太热，下午大人下地干活去的较晚，中午的时间显的特别长。这时，妈妈教我背《三字经》，妈妈不识字，小脚，非常勤俭，记性好。我问她：”谁教给你的《三字经》？”妈妈说：“你姥姥家旁边是一个学校，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了洋学堂。富户家的孩子上学，我上不起。先生大声念，学生跟着念，我们在学堂外边的几个小孩也跟着念，时间长了，就会背了”。“你还会背什么？”我问。妈妈说：“《千字文》、《上论》、《下论》、《上孟》、《下孟》，都能背，背不全。《三字经》能背全了”。（这大概是1920年前的事了，过了40年，还能背诵，可见妈妈的记忆力之好。）就这样，妈妈天天中午教我背几句，这个假期过的很有滋味，背会了《三字经》、《千字文》。

我的记性和妈妈没法比，时间久了，几乎忘光了。“少不学，老何为”，“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只剩下这些零散的记忆了。

六十年后，我的小孙女，恭恭正正地站在我面前，字正腔园地背诵《弟子规》、《三字经》，使我回到了童年，想起了妈妈……。

1959年，盛夏，“高考”。

1959年，盛夏（约七月中旬，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初级小字毕业了，面临“高考”（家乡把初小升高小称为高考）。考前，老师找四年级毕业生谈话：今年三个公社的考生报考孙耿完小，报名的有600人，完小录取150人，民高（民办高小）录取50人，总共200人，录取率30%。希望你们努力，考上高小。(大意)。当时不知什么是录取率，也不知何为30%，只知道三个人能考上一个。 几天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去离村12里地的完小考试。我们相邻的三个村共9名考生，考上5个，我是其中之一，很高兴。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跟妈妈要了3分钱，坐在村头的公路边等卖冰糕的人经过。（当时经常有从济南到济阳县城卖冰糕的人路过我们村头，只要看到自行车后面有个白箱子，就知道卖冰糕的人来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吃冰糕，很甜、很凉、很香。把冰糕吃完，又把包冰糕的纸舔了几囗，还是那么甜、凉、香。这次吃冰糕，终生不忘。成年后，很容易就可吃到冰糕了，什么味道？不记得了。

　　1960年，盛夏，“大饥荒”。

1960年，大饥荒进入了第二年。我的舅舅、大姑、大姑夫、大表哥、大表嫂、大伯母、二表哥都饿死了。一年多的时间失去六位亲人，邻村卞家庄死的更多了。

……

我的大姐带着我的妹妹连续三年去南方讨饭，才保住了我这条命。

这是我一段不願意提的痛苦记忆。相信历史会客观、公正地记录这一页的。

　　1961年，盛夏，“考秀才”。

1961年，夏，我高小毕业了，就要升中学了。家乡把升中学叫做“考秀才”。毕业典礼后，拿到了毕业证书。照完集体合影后，报名考中学。少部分同学直接回家了，没有参加中考。

考前一星期，老师做考前动员，说：一部分同学不参加考试了，考生比原来预计的少很多。济阳三中今年招生正取180人，副取10人。比较难办的是齐河县两个公社来报考，他们的教学情况我们不摸底。你们一定要努力，抓紧再抓紧，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千万别松劲啊！

约半个月后，录取通知书来了，我成了一名中学生。

开学后，注册登记，分了班，分了寐室。然后班主任老师带领我们参观了理化试验室、生物试验室、校图书馆、卫生室(小诊所)，当参现图书馆时，真是傻了眼，三间屋子全是书架，每个书架上都放满了书，比公社的新华书店还大。

有幸成为一名中学生，心里美滋滋的。

附： 我的高小语文老师

高小阶段，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语文老师艾庆甲。他教学严谨、严刻，又不乏温情。板书遒劲、漂亮。他教我的方法受用终生。

一、 学拼音：艾老师说：“拼音是拐棍，必须掌握。很早以前是汉字拼汉字，如，孙（思五恩）；王（五昂）；黃（何五昂）；周（支欧）；等等。以后有了威氏拼音（即：威妥玛拼音，即可拼汉字，又可拼英文，现已少用）。辛亥革命后，有了中国拼音，勹、攵、冂、匚、刀、厶、弓、为。58年以后改成拉丁字母拼音，b、p、m、f、d、t、n、l，以前的拼音了解就行了，新的拉丁字母拼音必须掌握。”在艾老师的耳提面命下，我学会了威氏拼音、中国拼音、拉丁拼音。读中学时又学了国际音标，翻看各种字（词、辞）典就没有大的障碍了。近60年了，我仍万分感激他。

2014年，北大几位教授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译为“常凯申”，闹了笑话。若稍微了解一点威氏拼音，就不会如此出丑了。可见，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二、查字典：艾老师教我们一首查四角号码的囗诀歌：橫一垂二三点捺，插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橫变零头。同学们很快就背熟了，但沒有字典可查。他有一本四角号码词典，放在教室里，供学生查用。我们刚学会口诀，很好奇，大家轮流查字典，很快就掌握了。

三、写作文：艾老师反复说：“学语文就是四个字：字、词、句、文，就是认字、解词、造句、作文。层层递进，一定能写出好文章。再掌握扩写缩写，作文就不会是作难了。如：打狗，打咬人的狗，打死咬人的狗，就是扩写；打死咬人的狗，打咬人的狗，打狗，就是缩写。掌握扩写缩写有什么用呢？考试写作文时有字数和时间限制，如果字数达不到要求，可以扩写，如果时间不够了，还没写完，可以用缩写的方式急煞笔，这样不会丟分的。”

我，老了。记性小，忘性大了，但艾老师教过的方法至今没忘。

　　1962年，盛夏，“夏令营”。

1962年夏天，我参加了全省青少年“夏令营”，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夏令营，只知道到济南开会、逛着玩。

一辆大卡车把我们拉进了济南师范，这是一所老学校，整个建筑古色古香，到处是花草，高大的法桐浓荫蔽日，美极了。

使我震憾的不仅仅是这个学校优美的环境，更是它的内部设施。教室的地面是洋灰的(水泥)，灯是电棍(日光灯)。这是我第一次用电棍，夜里和白天一样亮。我的家乡一直用小煤油灯，上中学后，晚自习用大煤油灯(在煤油灯上放一个玻璃罩，又称罩子灯)。那里见过雪白的电棍灯？

当时已放暑假，我们被安排在教室里住，课桌一摞，每人一个凉席，很舒服。太兴奋了，翻来复去睡不着。

更神奇的是这个学校的厕所，没有我们家乡的旱厕，都是大通道水冲厕所，还有几个抽水马桶厕所，便盆洁白，墙上有一个水箱，一拉绳，冲的干干净净，开眼啊！

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分别参观了山东省中心气象台、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阶级教育展览馆，游览了济南金牛公园。最后在大光明电影院看了一場电影。这些活动中，印象最深的是：在省气象台看气象气球升空。地面工作人员接收气球传来的“答答”、“答”的声音，讲解员说：这种声音是气象语言的传输，我们把它记录、翻译，就能知道空中的风速、含水量，一天几次，综合比较，就能预报天气情况了。

噢，原来天气预报是这么来的。

生活很好，每顿饭一个馒头，一个窩头。白吃白喝了三天，散会前每人发了一支橡皮头铅笔作纪念。

几十年过去了，仍历历在目。

1962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记：

一、加入“中国共青团”(14岁)。入团宣誓时高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奋斗了一辈子，共产主义在那里？

二、“当选”校学生会主席，从来沒搞过选举，我如何当选的？真是笑话。

三、一篇作文入选《中学生优秀作文选》，现在回忆起来，通篇都是空话、大话、假话，明明吃不饱，非说过着幸福生活。这样的作文“优秀”在何处？

四、受到班主任老师批评。1962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己好转。学校开始上体育课(原来上体育课的时间回宿舍睡觉，那是为了减少体力消耗)。

校长作了一次形势报告，大意是：形势大好，乘胜前进。会后各班级组织讨论。我班有个同学说：形势大好，就是吃不饱。不知怎么回事，班主任知道了这个同学的发言内容，因当时我是所谓的班干部，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我在落后言论面前不敢斗争，是立场问题。(大意)。为此，大哭一場。

真巧，22年后的1984年我在德州的大街上碰到了老校长。我说：“赵校长，我叫刘海龙，三中的，你还认识我吗？”老校长停了许久，仔细地打量着我说：“人，我不认识了，名字还有印象，你是六级吧？”我说：“谢谢校长，您记性真好，我是六三的。”随后谈起了三中的往事，也谈到了校长的那次报告。校长凝重的说：那个年代说了不少空话，也伤害了不少人。然后，我们互道珍重就分手了。

　　1964年，盛夏，“考举人”。

1964年夏，我初中毕业了，要升高中了。家乡人把升高中的考试称作“考举人”。

考前老师向我们交底：国民经济好转了，招生量扩大了，今年比较好考。但有几个学校比较难，青岛二中(原圣母玛丽亚中学，简称圣中)、济南三中(原育英中学)、德州二中(原博文中学)，这几个学校还是不容易考的。尤其德州二中，在山东、河北交界处，河北几个县也要来报考，加上驻军、铁路子弟，难度更大一些。20多个县来报考，录取180个学生，你们要心中有数。祝你们都被录取。

约8月中旬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被录取了。

附：记我的几位初中老师和一位同学

一

周世彦老师：高高的个头，烫着波浪式大背头，架一付宽边眼镜，穿着得体、新潮，是标准的美男子。在那个年代显的很突兀，在农村中学是少见的。他能教几门课，会拉小提琴、手风琴，打篮球，投篮的姿势很美，打乒乓球，左推右档，少有敌手。上语文课，板书能写几种字体。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他是“围着桌子转”的人（山东话：多才多艺的意思）。

我本想跟他学拉手风琴，因是左撇子，左键右弦，正好相反，放弃了。虽没学成小提琴，手风琴，他在其他方面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周老师有几个迷。30多岁了，不结婚。寒暑假不回家，一个人在校。在自己的宿舍里，挂了两张镶在镜框里的他自己和普希金的大幅彩色照片。

1984年，夏，我们在德州相见。席间，一是感谢老师的培养，二是问起了他的几个“隐私”。周老师说：“我在部队转业到地方的时候，档案丢了。直到80年兵役局（武装部）搬家，才找到。从54年到80年，26年啊！我一直是黑户，这个事只有校长和少数人知道，学生中沒人知道。我是没有档案的人，不是我丟的，可我一直被怀疑。为了不连累别人，我就不结婚。西安有个弟弟，他负责我母亲的生活，和家里也不联系了。” 我问：“那为嘛挂普希金的彩照呢？” 周老师说：“彩照才有了几天？那个时候有什么彩照？我把普希金的肖像和我自己仿着普希金的发式照的一张相片，在济南画了两幅油画，画的比较好，错当成照片了。挂的比较高，也不容易看出来。我挂普希金的照片，一是佩服他的才华，二是戒勉为情所累。”

我又问：“现在怎么样？”

周：“ 我80年结婚，孩子刚两岁。我老婆比我小30岁，比你还小。”

刘：“那我也要叫师娘啊！她辈大啊！”

啊啊，…………

二

贾善亭老师，教化学。学了半年化学，逐渐产生了兴趣。贾老师教学方法灵活，大家都爱听。实验课是学生动手的好机会，更願意上。我逐渐学会了使用元素周期表，也背会了化和价歌。

约63年底，我参加了一次化学竞赛，赛后座谈，老师让大家思路开阔一些，可以离开课本提一些化学问题。大家七嘴八舌，突然有个同学问：“老师，屁是什么成份，分子式怎么写？”贾老师微笑作答：“应该是H2S吧（氢二硫）！硫是臭的，氢出声音。成份很复杂。”我问：“那香油是什么成份？分子式怎么写？”贾老师说：“香油就复杂了，那是有机化学了，你们现在学的是无机化学。也不是分子式了，是分子结构式。”然后，他为了激发我们的兴趣，举了许多浅显的例子，使我对化学终生有兴趣。

到了高中，知道了克当量，克分子浓度。

1974年，在华纺上学时，学了一本适合不同文化层次的把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糅合在一起的书。从此，知道了单糖、葡萄糖，支链、直链，单环、双环，结构式等。自此，开始自学化学，但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课，自学很难深入下去，半途而废，我成了化学上的“半吊子。”

在纺织浆料上，聚乙烯醇（PVA），羟甲基纤维素钠（CMC），褐藻酸钠（海藻胶），这都是常用主料，也都是有机物。弄清了原理，干活时不费劲。我的这种轻松，可以说贾老师对我的化学啟蒙教育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贾老师，57年被错划“右派”，一直是带着帽子教学的呀！？

三

1962年，秋，齐河八中按国家规定撤销，学生分别分流到济阳、齐河两个县的就近中字就读。我班分来了三位，分别是周ⅩX，周XX，丁XX。

丁XX，高挑的身材，眼睛不大，但眼神有一种力穿纸背之感。标准的农村姑娘，可看上去却有几分洋气。和同学们交往，总是亲而不密，疏而不远，数学学的特别好。

1963年，春。老师叫我找丁XX谈话，动员她写入团申请书。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们进行了她转学以来的一次深入交谈。

刘：“丁XX，老师叫我找你谈谈，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应该要求进步，向组织靠拢啊！”

过了许久，丁XⅩ涨红了脸，慢慢地说：“我出身不好，写了申请书，也不会批准我入团。”

刘：“你写过吗？”

丁XX哭着说：“写了有什么用？重在表现，要和家庭划清界限。爹妈我自已怎么选择？怎么划清？重在表现，怎么叫表现好？怎么叫表现差？”

冷静了一会儿，她止住哭声，又说道：“辛XⅩ，学习那么差，怎么入的团？学习差也算表现好吗？” 我说：“辛XX是从一中转来的。咱们学校的辛校长从一中调来后，他隨父亲转来，比你来的早一点。至于他怎么入团的，我也不知道，应该和他父亲是校长沒有关系。我去年入团时，咱们班沒有团员，可团章规定入团要有两名介绍人，是张老师、周老师介绍我入团的。我入团后，又发展了一名。咱班就两名团员了。以后发展的几个人都是我和黃XX介绍的。咱班有了三个团员后，团委让成立团支部，我成了支部书记。辛xx来后，咱班成了年级中团员最多的班。我的意见是：发展团员不能限名额，把极积分子尽量吸收到团内来。老师说，应该这样。争取每个同学都写申请书。你考虑考虑吧！” “好吧，让我想想。”丁答到。我接着说：“问个闲事，你数学怎么那么好？你不如我下功夫呀！”丁答：“咱们现在学的代数比较简单，就是一元二次方程，三元一次方程。真正比较难的是《高等数学》。” “你学高等数学了？”我急切的问。丁说：“刚开始学，高中的代数也不难，就是指数、对数、数列。刚学完。刚开始学高等数学。”

刘：“怎么学，高等数学我连听说过也没有啊！”

丁：“我爸爸辅导我。”

刘：“太厉害了。”

丁：“我学数学不感到枯燥，很有滋味。我其他课一般，不象你那么全面，我挺佩服你的。”

末了，丁对我说：“我家是地主，在八中时都知道，来到三中后沒人知道。你不要给别人说，我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出身好的很难体会到。学数学这个事也不要说。”“好，我能做到。”我顺囗答道。

……

自64年毕业后，再无任何联系。想必她早已为人妻、为人母，该升级当奶奶了。她是我初中同学中印象最深的一位。不是她的美貌给我留下了印象，而是她内在的气质、不俗的举止，使我难忘。更难忘的是她在初中就学高等数学了。若在正常环境中，她在数学领域会有所建树的。

1972年，我到华纺读书，复习了一段初等数学后，开始学习微积分，见到 Σ、（和） ∫ （积分）等符号，就很自然的忆起了中学时代的丁XX，……

丁XX说的“无形的压力”后来我也有了体会。62年后，国家规定不再在高中生中发展党员，我没在高中入党，70年在农村种地时我又绝决地放弃了一次入党的机会，成了非党群众，群众在党员面前就“矮了一头”啊！……

　　1965年，盛夏，民兵打靶训练。

自1964年下半年开始，全国掀起了民兵练武的高潮。我被选为武装基干民兵。65年寒假只放了10天假，正月初五就返校训练了。暑假没有放假，为了迎接全国比赛，天天训练。在这期间，我使用过小囗径步枪(又称59步枪)、762步枪、79步枪，分别用立姿、跪姿、卧姿、有依托、无依托六种姿势进行过实弹射击训练，并使用了仿捷克式轻机枪、马克沁式重机枪进行了连发实弹射击训练。由于我是近视眼，带眼镜打靶是不合规的。虽然没有参加全国比赛，还是得了个教育系统第一名的奖状。更重要的是：每天补助半斤粮票、两毛钱，将近两个月，这是一大笔收入啊！

20年后的1985年夏，我被任命为民兵团长，大会后召开座谈会，说起了这段往事，武装部政委说：“你是个老兵了，以后在你们厂搞训练就不费劲了。”

……

1966年，春，参加一位老干部的批评会。

四月的一天，教导处主任找我和另一个同学谈话。说：“市里召开一个批评会，学校决定叫你俩参加，可能要集中几天。你们要做到参会学习两不误，明天早8：00在市中街市委第一会议室报到，不要迟到。”

第二天，我们按时到达。会议开始了，参会的只有十几个人。主持会议的一位长者（后知道，他是地委监委书记张XⅩ）说：“今天召开批判张Ⅹ专题会（张Ⅹ，地委常委、常务副专员兼市委书记），会后发专题材料，大家熟悉材料后搞专题批判。张X已拟定为三反分子，由省委上报中组部，待中央批复后正式公佈，现在是小范围内部批判。……”会议开了一上午。

临近中午，会议接待者（后知道，他是办公室主任王XⅩ）把我们送到市委招待所，住下。隨后，又有一位招待所工作人员（后知道，他是招待所所长彭ⅩX）送来饭菜票。王主任说：“你们每天补助1斤粮票，4毛钱，如果不够，还可以再加。”

天哪，白吃白喝，天下有这样的好事？

每天有3～4人发言，各有侧重。迫使张X认罪。两天后，轮到我发言。我照着预先写好的稿子念，念了约2/3，张X突然大声说：“我是革命的，我不是投机的……” 会塲局面一时失控，会议主持者大声说：“休会。”散会后，张X又高喊了几声。

晚饭后，王XX主任到招待所找我。我们的谈话如下：

王：小刘，你今天下午的发言戳到了张X的疼处，所以他发火。他的表现出乎预料，下午宣布休会后，他说要绝食。

刘：我是按领导的要求写的稿子，沒有什么特殊的，他怎么会发那么大的火？

王：关键是曹五旅这个事。（曹锟陆军第五混成旅，老百姓简称曹五旅）

刘：当时是军阀混战时期，段祺瑞、冯国璋势力大，曹锟数不上，只能算个小军阀，他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很出乎预料。他在上层贿选拉票，在下层招兵买马，扩大地盘。陵县整好是曹锟的地盘，张Ⅹ十几岁就到曹五旅当兵了。北伐胜利，东北易帜，北洋军阀就垮了。张X成了散兵游勇，他又参加了民团。抗战开始，他被共产党收编，参加了革命，那己经很晚了。我分析说他把军阀队伍中的旧习气和民团的匪气带进革命队伍，是不是他接受不了啊？

王：你的历史知识很丰富啊！

刘：历史课本上都有啊！曹锟贿选总统谁不知道啊？

王：你这样一分析，就把他的历史彻底否定了，所以他才发火。

隨后，王主任询问了我们在学校的伙食和在招待所的生活。对话如下：

刘：学校菜火1块5毛钱一份（每月），我们俩人吃一份。加上饭票，每月大约5块钱，我每月有2块钱助学金。

王：5块钱生活费，够吗？

刘：够了。有时星期天我去拔菜（挖野菜），晚上在伙房蒸一蒸，放点盐，能吃两天。春天、夏天拔菜，秋天弈地瓜（luan，秋收后找落地的小块地瓜），冬天就不行了。

王：很不容易呀！

刘：我感觉挺好的。我离家远，除了寒暑假，平时不回家。每学期开学前，拿着学校开的介绍信到公社粮站把生产队分给的粮食卖了，換成粮票，到学校再換饭票。卖的是粗粮，到学校大部分是细粮了。挺好的。

王：真不容易。这样，我今天来告诉你们，从明天开始，每人每天补助1斤2两粮票，5毛钱。

王主任说完就走了。我们送他到门囗。回来后，我们算了算：早饭可以加一个咸鸡蛋，午晚饭可以吃两个馒头再加一份菜。

这不是天天在过年吗？这样的好生活从来没想过。

会议进行了几天，写了一份总结，就回校了。

没想到这次参会给我带来几十年的麻烦。回想起来，整个参会过程就是一个字：傻！

1966年，盛夏，“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到处是大字报，宣传队，约8月底，接通知去济南珍珠泉礼堂参加批判省委书记、省长的会。当时在山东有四、五、六、七的说法，即山大校长成仿吾行政四级，省委书记谭启龙行政五级，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行政六级，省长白如冰行政七级。这次是书记、省长同时小范围内接受批判，几乎是面对面坐着，从来沒见过这么大的官，仔细看看，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和老百姓一样啊！

会后，在院内看大字报。省级领导人几乎都被贴了大字报，有的是揭露其“反党”言行，有的是生活腐化，最多的则是生活作风问题，xx找了三个老婆，xx因男女作风问题受过何种处分，等等。当时我心想：这些大官怎么都爱搞女人啊？

……

20年后的1986年，还是在济南珍珠堂礼堂，我几乎坐在同一位置上，向省经委汇报工作。围着一张椭园形的长桌坐满了经委、纺织厅、工行的各路大员。

有关处室的处长不时发问，让我回答。还有的人因沒有“难”住我，另提一些敏感、尖锐的问题让我再回答。这是汇报？还是“受审”？

将近12点了，经委主任高喊一声：通过，散会。终于解脫了。多少年过去了，衙门的作风，部分官员的冷漠、诘难，仍难以在记忆中抹去。

在同一地方，20年前看大官被“审”，20年后我被大官“审”，这就叫历史吗？

　　1967年，盛夏，父亲病逝。

父亲因患癌症，夏天离世。为了给父亲治病，我找遍了亲朋好友借钱。父亲走后，欠了一大堆债。用了三年才还清。

父亲有两大特点：一是热情好客，几乎可以和所有的人交朋友。二是记忆力超强，全村人家的亲戚，他都记的住，且大部分有来往。

为了给父亲治病，除了借钱外，家里稍微值钱的东西全卖了（木料、房前院后的树、一头克郎猪）。家里只剩了几床被褥、几个碗、一囗锅了。这样的日子怎么过？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体会的到的。

……

1967年，秋，对“文革”的反思。

1967年，秋，在正常情况下，我应毕业离校了。考不上，回家种地，考的上，应该踏进大学的校门了。可现在，到处乱烘烘，到处是两派，到处闹武斗。满街的大标语：打倒刘、邓、陶！地方上的“走资派”被忽略了。一部分老师关进了“牛棚”（文革中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各单位设立的关押牛鬼蛇神的塲所，简称牛棚，对他们施行群众专政）。

这样的状况何时是个头？这叫革命吗？

附：记我高中阶段的几位老师

一

物理课老师康寿之，把深奥的道理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出来，娓娓道来，真是享受。我的功课中，物理最差。自我评价，属于59分的水平，努力，勉强及格，稍一松懈，就要补考。在康老师的影响下，也能得60分以上了，当我得80分时，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文革开始后才知道，他是日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任中国中学物理教学研究会会长。留日期间，他被推荐为“优秀学生”，在皇宫受到了天皇的接见。这成了他终生的污点。

二

英语课老师高风超，优美的板书，音乐般的诵读，使同学们学习英语不再畏难。

文革开始后才知道，他留英回来后一直在省教肓厅工作直至49年，任英语视导员（专管英语课教材及教学）。是旧政府的旧职员。关进“牛棚”就成为必然了。

三

政治课老师戚哲浩，复旦哲学系毕业。一囗的上海话，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一句也听不懂。久了，他讲的哲学常识太有意思了。

四

语文课老师陈寿舜，36年北大毕业，学校留他任教或读研深造，山东省政府派员赴北大、清华游说，劝山东藉学生回家乡参加建设。陈老师回山东了，不久，被任命为县长。37年抗战爆发，山东沦陷，他辞官还乡。抗战中，北大、清华、南开南迁组成西南联大，45年抗战胜利，学校北归。北大又动员他回校任教。他认为，在最困难的时候不在学校，现在回校不合适，又放弃了。50年，因他当了几个月的县长带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老师和同学们都很佩服陈老师，尤其是语文教研组的老师对他更是敬重有加。同学们经常在私下议论：陈老师很厉害，他的几个同学和学生在北京的几个报社当总编，课本他都能挑出毛病来。

有人说：当了半年小官，受了半辈子大罪。

平反改正时，垂垂老矣！

　　1968年，盛夏，卖瓜。（一）

回乡几个月了，到了瓜熟的季节。我受生产队长指派，和一个叔叔去济南卖甜瓜。晚饭后，稍微歇了一会儿，就去瓜田装车了。共800斤，按8分钱一斤包干。另加2%的损耗，共816斤，回村后，只要交给会计64元钱，就记两天工分，如果不足，则扣工分，将影响秋后的口粮。

约晚上10点，我们拉车上路了。一鼓作气，到了黃河大堤下，休息了一两个小时，我在前面拉，叔叔在后面推，憋了一囗气，爬上了大堤顶。黄河大堤又陡又高，如果不一囗气爬上大堤，将前功尽弃。坐下歇会儿，喘着粗气，肩膀隐隐作疼，一摸，掉了一层皮，渗出了血。

身边不时有毛驴车、骡马车经过，心想：我和毛驴有何区别？

过了黄河，进入了济南市，路好走了，路灯很亮。天亮之前，我们已经赶到了大明湖畔。

在一棵大柳树下，撑起了小拉车，开始卖瓜。一毛钱一斤，一个时辰过去，已卖了大半。

太阳升起来了，大明湖中的游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划船，也有的在湖心亭上拉二胡、吹笛子，不时传来《让我们蕩起双浆》的歌声，很惬意。可我那有心思去欣赏？

大明湖公园没有围墙，湖中的美景尽收眼底。荷叶葱绿，荷花粉红，“一城荷花半城柳”，济南的美，名不虛传。

大瓜、好瓜己卖的差不多了。我们转移了阵地，约半小时，我们来到了济南国棉三厂大门口。瓜，降到了8分钱一斤。约摸10点，一车瓜已卖完。我靠在厂门口对面的大树下，拿出了带来的三个窝窩头，半个萝卜咸菜，在公用自来水龙头上接了滿满一搪瓷缸凉水，一会儿，就吃了个肚儿圆。

毕竟一夜没睡了，迷迷糊糊的进入了梦乡。醒来时，太阳己西斜。

回程是空车，轻松多了。

过黄河时，太阳快落山了。摆渡船很慢、很慢。盛夏，正在丰水期，河面很宽。坐在船上，看着下沉的太阳，真是“晚霞与落日齐飞”！在血红天空笼罩下，在万道霞光映照下，黃河的黃水变成了褐色。眼看着红日沉入黃河，把白天送去了远方，用黑夜轻轻地、轻轻地盖上了我的梦境。顿时，心中掀起万顷波涛，宁静的心再也不宁静了。说不清是兴奋？陶醉？忧伤？还是绝望？

送别落日，我拉着地排车，怅然若失地向家乡的方向走去。一路上边走边想：我这个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回乡务农(我高中没毕业，称知识青年太勉强了。)将来的生活就是这样吗？到家时，幽暗的天空早已挤满了星星，离天亮不远了。

……

1968年，盛夏，卖瓜。（二）

又过了几天，队长找我说：“现在瓜熟的很快，又该卖了，你再去吧！”我满囗答应了下来。队长又说：“这几天劳力太紧，公社又抽了几个人去，实在排不开，你自已去吧！少装点，500斤就行了。一个人出门，不要走夜路，明天一早走，带点盘缠（路费）。爬大堤时搭搭伙。”

第二天一早我就上路了，约10点，到了黃河大堤下，在路边等待搭伙（即拉重载车的人互相帮忙爬大堤）。等了很久，也没搭上伙。正午了，来了一辆半载骡马车，我向车把式（驭手）说明了原委，他痛快地答应了。把拉车攀栓在大车后杠上，很轻松地就爬上了大堤。我拿出两个甜瓜酬谢，车把式笑着说：“两个瓜最少卖两毛，顶你三天的工分，我要一个吧！……”

约下午4：00，到了大明湖畔，支起摊子，开始卖瓜。很快，就卖了将近一半。我为这次过河顺利、卖瓜顺利而暗自高兴。

不一会儿，天阴了，接着又下起了小雨。我拉着车到一棵大树下避雨。过了许久，雨没有停的意思，路上的行人匆匆而过，谁也不停下来买瓜。天也暗下来了，怎么办？我拉着车向附近的三孔桥走去。三孔桥是津浦铁路与胶济铁路在济南的交叉点，呈Y型，中间一大垮，两边各有一小垮，故称三孔桥。小垮的边上有一小平台，整好可以放车。我支好瓜车，撑起黃油布伞，等待雨停。

有几个讨饭的人也在桥下避雨，我们聊了起来。他们说：“到夜里，火车就少了，不算吵，我们天天在这里过夜。下雨不要紧，铺铺睡就行。”我半睡半醒地坐在地上，那敢睡呀？要看瓜啊！

约模过了几个小时，有个人起来小便，边洒尿也对我说：“怎么还不睡？是不是怕我们偷你的瓜？我们只讨饭，不是小偷。我替你看一会儿瓜车，你睡吧！”

老天爷真是捉弄人，时断时续、时大时小下了一夜。桥缝里不停地渗水，桥两端不断地灌水，天亮时，我成了真正的落汤鸡。

淋雨以后，瓜不新鲜了，不好卖了，价钱也掉下来了。200多次瓜，卖了一整天。在卖瓜的间隙，我啃几口带来的窝窝头，再吃几囗将要烂掉的甜瓜，凑和了一天。约晚9点多（夏天天长，晚9：00街上还有许多行人），拉车回程。到渡口时，码头上的时钟指向了“1”。

拉着车，两条腿，象灌了铅，慢慢走着。走到村头的公路边时，东方泛白了，毕竟36个小时沒合眼了，实在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在一棵树下，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听到有人大喊：“海龙，海龙，怎么了？怎么了？” 我睁眼一看，社员们都下地干活了。

……

多少年过去了，那几个讨饭的人的模样在我脑海里不但沒有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了，我不时仰夭长叹：我怎么感谢你们呢？弟兄们！我到那里去找你们呢？

附：換面粉，卖地瓜。

卖甜瓜是公活，受生产队指派，记工分。我还有換面粉、卖地瓜(红薯)的经历。这是私活。

麦收后，把生产队分给的小麦磨成面粉，留几斤过年包饺子吃，其余的则拿到济南去換玉米面(山东称棒子面)。当时济南市民的供应约一半细粮(面粉)一半粗粮(玉米面、地瓜面等杂粮)。比较富裕的家庭不願意吃粗粮，经常拿粗粮換面粉，一般一斤白面换二斤棒子面，运气好，能換到二斤半。这样可以多吃些日子，少挨点饿。但绝不是我喜欢吃粗粮啊！

卖地瓜：秋收后，把自留地的地瓜装上架子车去济南卖(两轮车山东称地排车、拉车子，独轮车称架子车、推车子)。換回煤油、酱油、盐等生活必需品。

几乎年年如此。

吃不饱饭是很难受的。挨饿的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体会啊！，

　　1969年，盛夏，出河工。

我的家乡在黃河北岸，自明清以来，治河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每年秋后冬初青壮年劳力都要出河工。1969年夏，破了例。盛夏治河（不是抗洪），据说是为了贯彻“九大”精神，要掀起兴修水利的新高潮。

整整半个月，肩膀脱了皮，手上全是血泡，浑身酸疼，整个身子好象散了架。

回家后，想好好睡一觉，恢复恢复再下地干活。突然，看到桌子上有一封我的信，字迹很熟悉，是一封远方姑娘的来信。

夜深了，鸟，不叫了，蝉，不鸣了。夜，静得让人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但怎么也睡不着。走到院子里，我突然哼起了《在银色的月光下》。

在那金色的沙滩上，

洒着银色的月光。

寻找往事踪影，

往事踪影迷茫。

……

飞呀，

飞呀，

我的马，

朝着她去的方向。

这是一首新疆民歌，也是一首情歌。我大约65年秋季学会，“文革”后很少有人唱了。这首歌描写失恋者的心情，我没谈过恋爱，更不存在失恋，可我为什么唱这首歌呢？是钟情？是怀春？还是青春的躁动？

意犹末尽。随之，我又哼了几句不算诗的诗：

移步在银色的月光下，

犹如徜徉在沙滩上。

吻着静谧的夜，

犹如依偎在你的身旁。

……

这几句冲囗而出的诗至今还记得。

……

理智告诉我：我是农民，除了三顿饭，什么也不能想。自已的命运，自已不能掌握，但自己的感情必须自已把握。当务之急，是生存啊！

1970年，秋，一段微小的政治插曲

秋天，我村一位在外地工作的老干部回乡探亲。期间，来找我聊天。我们漫无边际的瞎聊，很开心。实然，他问我：“海龙，你想入党吗？” “想啊，啥意思？”我顺囗应道。他接着说：“九大开过一年多了，各项工作都步入了正规，基层的整党建党马上要开始了，你有入党的想法很好，我给公社说一声，吸收你入党，怎么样？” 我说：“好哇，谢谢。” 他接着又说：“九大新党章规定，沒有预备期了。入党后就是正式党员，接着就可以担任党内职务。我想你入党后接着任大队支部书记，把XXX拿下来。怎么样？” 到此时我才明白了他来串门的用意。

平静了一会儿，他等待着我的答复。我说：“XX叔，我想入党，但用这种手段入党，我宁可不入。入党后，再用这种手段整人害人，我更不干。你们之间的过结我不了解，也不想掺和。我让你失望了，对不起。”

这次聊天就尴尬的结束了。

沒过几天，几个村子就传开了，刘海龙要如何如何了。老书记把我叫到他家，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前几天和XXX拉呱了？” 我说：“是的，X叔，拉的什么呱我就不给你说了，那样会加深你们之间的矛盾。我向你提两条保证，一，我不会入党，二，我不会代替你的位置，请你放心。”老书记说：“公社指定你入党怎么办？”我说：“那不会啊！就是上边有这个意思，也要本人提出申请。我不申请，上边怎么指定？就是拿来入党志願书，我不填，怎么会成为党员呢？退一万步讲，就是我填了表，也要基层支部通过后才能上报。您是大队书记，不讨论、不上报就行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老书记说：“海龙，你够意思。” 看表情，他好象松了一囗气。

真没想到，政治斗争渗透到了小小地村落。

不久，我成了民办教师。说农民吧，还教书，说老师吧，还种地。从此，乡亲们对我的称呼也变了。长辈仍然叫我“分子”（我的小名），同辈叫我“海龙”，晚辈和年龄稍小的则称我“刘老师。”40年后的2017年，我在上海的同班同学周利珍在千里之外叫了我一声“刘老师”，我顿时留下了两行热泪。真是难说清彼时此时的感受啊！

那位老干部，文革中当了几个月的“地级干部”，很快就下来了。因求官不成，得了精神分裂症。升迁无望，疯了，值吗？

我没有入党，和那位老书记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直到他97岁安祥地辞世。

政治，有时不想参与也躲不开。政治，有时在节骨眼上很能检验一个人的人品。守住做人的底线，看起来简单，但真做到也不容易呀！

　　1972年，春——夏，“工农兵大学生”。

1972年4月，我成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4月中旬，北方还比较凉，我穿着一件黑棉袄进了大上海。时隔四年，又成了学生。

家乡误传我进了复旦大学。直到1984年，碰到一位中学同学，他还问我：“你不是在复旦学的中文吗？怎么进了纺织厂了？”

纺织，成了我的终身职业。

1975年，春，母亲病逝。

4月初，突接电报：母亲病逝，速归。我立即失去知觉，嚎啕大哭。恢复理智后，请假，乘69路公交车来到上海北站。在候车室坐下后，母亲的过往一幕幕地在脑中浮现。尤其是59–61年，我上高小，最艰难。每天有一节早自习课，必须6：30以前到校。离家远，每天约4：00起床，吃过早饭后，走1.5—2小时方能到校。家里没有钟表，妈妈用公鸡打鸣的办法掌握时间，每天凌晨，公鸡叫第三遍时，妈妈按时起床，为我准备早饭。有时断炊，妈妈晚上不吃饭，把一碗稀菜粥留给我第二天早晨喝。……

越想越难受，泣不成声。忽然，有人叫我：“刘海龙，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抬头一看，是我初中同班同学艾秀增，他64年参军，在宁波海军服役，这次是回乡探亲在上海转车。我说明了原委，他帮我买了票，一路照顾我，恍恍惚惚地回到了家……

真巧，真是世无绝人之路啊！

母亲走后，我成了没家的“丧家之犬。”

1975年，盛夏，毕业离校。

七月末，我怀揣同班同学冯昌借给的20元钱，带上同班同学、女友李鴻雁为我准备的两身換洗衣服，背一个旅行包，挎上了北去的列车。

1975年，八月初，报到上班。

到德州后，在招待所住下，等待分配。两天后，一位同学来看望，他告诉我：“张X（我66年初批判的那位老干部）到国棉厂当书记了。” 我即刻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1976年，初夏，当了不是党员的党委秘书。

六月初，我正在车间干活。组织科长找我谈话：“经研究，调你到党办任秘书，你和车间交接一下，尽快报到。”我回答：“实习期不满，我还是在车间干活好，我不是党员，不能任党办秘书。”科长说：“实习期不满，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调整，不是党员以后可以入党啊！你就不要推辞了，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再说，是张书记点名调你的。”

我一切都明白了。

到办公室报到第二天，我坐在办公桌前发呆，主任刘XX说：“海龙，好好干。张书记很有水平，原来是专员，市委书记，

他是我的老上级，我了解他。他脾气大，文革前挨斗时，有个学生分析他的历史，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他大喊：我是革命的，我是打日本鬼子的，我不是投机的。他经常讲这个事。他功劳很大，因为历史上有点“寨”（山东话：树疤，小污点的意思），解放的很晚（干部打倒后重新安排工作称作解放），今年春天才来咱们厂的。”

……

几次调动，都被张书记以“工作需要”拦下了。我，升迁无望了。

　　1979年，夏，“工农兵大学生考试”。

十年动乱结束，国家逐步步入正规。“文革”中的所谓新生事物也开始否定了。“工农兵大学生”则是其中之一。当时社会上流传：工农兵大学生是“大学生的牌子，中学生的本子，小学生的脑子”。工农兵大学生成了臭狗屎。

国家的错误叫个人承担责任似乎不太合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久，传来上级文件精神：工农兵大学生必须经过文化、专业考试，合格者才能取得评定职称的资格。

我总想：学历不是唯一的。钱穆、华罗庚都只上过初中，依然成了知名教授。我确实不是高中毕业生，但也不至于是“小学生的脑子”吧！工农兵大学生成了低能儿的代名词，太过分了。

为了保证及格，我把理工科专业的数学学了一遍。《数学分析》、《概率论》、《复变函数》、《线性代数》、《拉普拉斯变換》、《富里哀级数》，许多内容确实没学过。就连微积分，也只学过一重积分，多重积分也没学过。补补课，也应该。

通过这次补课，不但取得了职称评定资格，也为后来自己的业余爱好铺了路。值了。

1985年，盛夏，与张X书记再次见面。

晚饭后，张X书记骑一辆半新的自行车来到我家。寒暄了几句，很快，进入主题。对话如下：

张：有两个人，想动动，你看怎么样？

刘：你说吧，我尽力而为。

张：XXX，X纺车间的，档车工。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刘：这样吧！我给车间总支书记、主任说一声，叫他们关照一下，先解决组织问题。再给组织科打个招呼，再解决以工代干问题。只能慢慢来。

张：这就行了。局里还有商场吗？

刘：不是商场，是个小门脸，算个门市部吧！

张：经营什么？

刘：以批发为主，也搞点零售，以纺织品为主。

张：有个人想调进来，可能看到商场活轻快一些，是个街坊。

刘：这个事简单一些。如果是干部，你给人事局说一声，如果是工人，你给劳动局说一声，只要原单位放，我告诉他们接收就行了。

张X书记提的两个问题在轻松的气氛中解决，我们的谈话也就轻松起来。话题很快又回到了文革前的挨批判。他说：“我的问题是在四清后期常委会上做的自我批评，我和XX不对付，他借机整我，没想到一拖拖了十几年。”

接着，又聊了许多孰悉的人和事。

天很晚了，张x书记起身告辞，他边起身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些年你的进步受些影响啊！”我回答：“没受影响啊，不是党员当党委秘书，这种待遇也不是人人都有啊！”

啊啊，啊啊，……我们共同笑了起来。

我送他出门，走了一段路，看着他挎上自行车，消逝在夜色中。

……

　　1987年，夏末，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九月初，我正在市委礼堂参加一个会议。期间，被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张ⅩX叫出，他急呼呼地对我说：“《人民日报》点了你的名，说你倒卖棉花，怎么回事？”我一看，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德州二棉厂长刘海龙倒卖棉花被查处。我仔细看完报纸后，平静地对副市长说：“请放心，市长。没事，报纸搞错了。我是办了一件好事，怎么成了倒卖？”副市长说：“没事就好。你先参加会，会后咱详细聊聊。现在是新闻报道，估计过几天有关部门会来查处的。”

…………

没想到，我一介草民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了。

约一个星期后，省纪委一位大员带领几位处长进驻，查处倒卖棉花事件。（当时我被列入全国八大经济案件之一）

七天后，查清。省纪委官员找我谈话。我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厂里的生产计划是省纺织厅下达，山东是纺织大省，但在产品档次上还是不如上海、江苏，我们以中档纱为主。原棉调拨计划是省商业厅下达，山东是产棉大省，也是调出棉花的大省。省厅也是好意，把高档花尽量留在本省，调往外省的棉花档次就低了一些。如果让我用131的棉花纺21s纱，厂子很快就亏光了。那是用富强粉蒸窝窝头啊！省纺织厅、商业厅都是上级，那个庙门也不敢得罪。他们互相不通气，弄的企业很被动。为了企业的效益，我征得江苏、山东两省棉蔴公司的同意，调換了指标。这样做的结果是：苏州苏纶厂由中档棉、高支纱变成了高档棉、高支纱，我们厂由高档棉、中支纱变成了中档棉、中支纱。这样的事，我不敢说利国利民，起码是两方得益吧！怎么成了倒卖？” “这是我们的工作失误造成的，对不起。”大员接着说。我接着又说：“我这是第三次被查处了，前年，我给职工发了一件棉袄，档次稍微高一点，就说我福利超标。我告诉财务科，把超标的部分从工资中扣回来，一年扣一元，100年就扣完了。去年，我给职工宿舍装了暖气，又说我工厂装暖气，搞特殊。我承认象山东这样的气候过渡地区企业没有装暖气的，可机关为什么能装呢？我怕被人抓住把柄，鍋炉、管道、暖气片都是在企业留利中列支，安装是义务劳动完成的。企业效益好、盈利高，天天找麻烦，亏损呢？谁管？”

…………

第二天，工作组结束工作，晚上请我吃饭。席间，大员说：“通过这个事，我们得到了一个教训，政工部门一定要有专业人员，否则就闹笑话。我们一直认为，社会上以次充好很多，你们是以好換坏，少有。这里边肯定有问题，沒想到还有那么多道道。厂长，对不起，敬你一杯。” 我回答：“既然《人民日报》错了就应该《人民日报》认错。”大员说：“敬你酒，就是向你认错了。叫《人民日报》向你认错，可能吗？”

片刻的沉默后，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不是辣的，是苦的，苦的伤心啊！

……

过了几天，晚饭后，我的同学王泽新来家玩。落座后，我俩的对话如下：

王：怎么回事？这么大动静。

刘：没事，搞错了。纪委工作组刚走。

王：没事就好，有事就麻烦了。

刘：（指着客厅茶几上的电话机）这几天电话打爆了，北京、上海、武汉、广东的同学、朋友都来问，我解释了几十遍了。我一直等《人民日报》认错，到今天为止，还没认错。

王：给你认错，没门。58年，亩产10万斤，也是《人民日报》说的，给谁认错了？

刘：亩产10万斤，错了，那是吹牛，沒伤害到具体人。这次点我的名，受伤害的是我呀！错了，不是吹牛啊？！

王：你呀，不适合当官。在西方当官，民选，可以。在中国当官，全是上头任命。你这个人当官前，你的上级都会压制你，你当了官，你的下级都会拥护你，你的上级都会讨厌你。

刘：为什么？

王：不会巴结，在官场混不下去。要会舔。花几百万元为职工装暖气，管屁用？工人拥护你，有屁用？不如花几百几千巴结巴结当官的。市委书记、组织部长两个人的作用超过几千工人。

刘：可我不是官啊！

王：什么是官？局长、厂长还不是官？你没看在眼里，可多少人眼红啊。咱们的同学有几个身边有秘书的？

刘：后来明白了，工商部门想拿罚沒收入提成。找到典型，罚款处理是肯定的，这次弄了个空喜欢。

王：这就对了。你现在工资多少？

刘： 基本工资132元，正县级，浮动一级，150元。

王：奖金多少？

刘：去年12000元，除去税，到手9000多，不到10000吧。

王：我工资88元，在县里算高的。你150元，你知道有多少人眼红吗？你奖金拿1万，全省有几个？鞍钢、武钢比你大吧，奖金也没这么高啊！在你身上刮点油太正常了。别人是傲气，你是傲骨，不整你整谁？

……

1989年，烦躁的夏季。

1989年、6月、4日、…………

这个夏天是怎么度过的呢？

　　1997年，夏，为父母立碑。

1997年夏，父亲已过世三十年，我在他的祭日前回家乡为二老立了一通碑。

村中来了很多人，其中有几位80多岁的老人，他们是父亲小时的玩伴。当黑色大理石墓碑缓缓立起时，我长跪在爹妈的坟前不起，一是感恩爹妈给了我生命，二是感恩众乡亲在我最艰难的时刻保住了我这条命。

仪式结束后，我宴请了众乡亲。席间，一位辈份最高的长者说：“分子，不错。几十年了，没忘。”分子是我的小名，长辈叫着我的小名，对我评价“不错”时，我流下了热泪。

…………

　　2009年，盛夏，病中吟。

前几年，我去北京西郊妙峰山游玩，顺便抽了个签。算命先生问了我的生辰、八字，沉思了一会儿，说：你65岁之前有一劫，一大劫，躲过，可以长寿，躲不过，就不好说了。我当做玩笑，过了些日子，忘了。

2009年盛夏，一場大病把我击倒。经CT及核磁共振检查，脑袋中长了个瘤子，直径5.8cm，真够大的。

几天后，挨了一刀。术后48小时己恢复意识。时儿清醒，时儿昏睡。头脑中，一会儿出现早逝的父母，一会儿出现60年、61年饥荒中饿死的几位亲人。突然，想起了算命先生，莫非这就是命中的“一劫”吗？能躲过吗？在半睡半醒中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华纺校园。在病床上哼成《病中吟》。

无 题 （病 中 吟）

卧榻梦回浦江边，

倏忽己过三十年。

姊弟兄妹同窗谊，

今生能否再相见？

　　2015年，夏末，同学会。

2015年盛夏，接到几位同学的电话：约9月份在上海聚会，问我能否参加？我在阎王爷身边转了一圈，己基本恢复，很想参加。刚学着用微信，还不熟。几天后，冯昌、国华在网上发了各自写的盼望集会的诗作。深情，亲切，受启发，我也顺拈了一首。

阮 郎 归

——— 相聚在黄浦江边(和冯昌)

离别申垣四十载，

祁盼再相见。

壮怀激烈无白发，

聊狂似少年。

重相聚，

无恩怨，

相会何其难？

相见时难别亦难，

切磋共勉话当年。

9月，和同学们相见，心情，难以用文字表达啊！

2018年，平静地走进了7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