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一颗心

衡阳邮政渠道平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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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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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

百发

工作

徐茂君总经理关于邮政服务质量大提升工作的批示

6月19日下午，徐茂君总经理就如何提升邮政服务质量工作作出批示：

现将国华总经理关于辽宁沈阳用户来信的批示、罗淑珍老部长总结的“一封信、一颗心”精神，以及“不断延伸的邮路”的报道一并发你们认真组织学习。

尽管时代在变化，投递的内容有丰富，但邮政的宗旨没有变，要认真开展好邮政服务质量大提升工作，擦亮我们的服务品牌，为经营发展营造更好的客户体验和企业形象。

罗淑珍：从邮递员到邮电部副部长

中国人大网转《中国人大》杂志（2011年第2期）

　　家住北京万寿路甲15号六区部长院的罗淑珍，是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邮政第一代女邮递员。她曾创下了连续21年投送信报360万件无差错的佳绩；更以“一封信、一颗心”的口号响彻整个邮电系统。而她从一名女邮递员成长为共和国女副部长的经历更让记者对她的采访充满期许。

　　第一次登门采访，罗淑珍怕记者找不到，居然跑到楼下大门口来接。我们在院子里遇到。老人充满阳光的笑脸、挺直的身躯和健硕的步伐，很难让人把她同年近80的高龄联系起来。

当选代表是人民的信任

　　回忆起往事，罗淑珍心潮起伏：“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60年过去了。我是51年参加工作；52年加入共青团；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54年被评为北京市的劳模；56年被评为全国劳模；58年被评为全国青年和全国妇女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59年又被评为全国劳模……”

　　尽管罗淑珍一生经历过无数的辉煌时刻，但回忆起上个世纪50年代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是激动万分。她说：“每想起来，我的心情都特别激动。我记得1959年2月，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选出了二十多位出席第二届全国人代会的代表，其中有我。当接到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通知后，我们邮局的领导和同事们把我围起来，向我祝贺。一个邮递员在旧社会被人看不起，现在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能和国家领导人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同志们都为我高兴。他们说，这不仅是你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全邮局职工的光荣，更是我们邮递员的光荣。当时，我的心情特别得激动。我就是一个普通邮递员，在工作上刚做出一点成绩，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样的荣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信任。我一次次地对自己说，诀不能辜负了人民的信任。”

周总理关心体恤

　　谈及第一次参加人代会的情形，罗淑珍至今记忆犹新。“1959年4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那次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会议期间，周总理经常坐在下面和代表们一起认真听取代表的发言……还问我们政府工作报告听得清还是听不清，我们都回答说听得清。”

　　她告诉记者：“北京代表团共29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主要领导都在北京代表团。分团讨论的时候，周总理到北京组和北京代表团代表一起参加讨论。周总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的情况，彭真同志介绍北京市的一些情况。他们都特别平易近人。分团讨论时，我们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听周总理来了，都抢着发言介绍本行业的情况。我介绍了邮电系统的情况，讲了我们如何贯彻‘人民邮电为人民’的精神，如何做好投递工作等。我发言时，周总理不光是坐在那里听，还不时插话。当我讲到我是以‘一封信一颗心’的精神来送好每一封信时，周总理非常高兴，说：‘人民需要你们邮递员，没有邮递员，我也就收不到信了。你们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听完周总理的一番话后，我更觉得我们的工作真的很重要。周总理还关心地问，‘你一天送几趟信啊？有没有困难啊？’我当时真是特别得激动，回答说：‘没困难，就算有困难我也不怕！’周总理还问我，‘骑车摔过跤没有？’周总理这么一问，在场的代表都笑了。”

彭真教我听京剧

　　“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兼任北京市长的彭真，对我们北京代表团的这些人都特别熟悉。在休息的时候，彭真同志见了我们工人代表，总是问长问短。会议休息的时候，还跟大伙儿在一块聊天，问家里有几口人啊，工资收入怎么样啊，还有学习情况等等。有一次，彭真同志问我：‘小罗，你是爱看电影，还是爱听京戏啊？’这个问题，让我觉得挺突然的。那时候，像我们年轻人也就是看个电影，很少听京戏。一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后来想了想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电影，京戏里有些台词还听不太懂。后来彭真同志说，‘文艺的爱好应是多方面的，爱看电影也好。但是老看电影，眼睛也会发酸的，不妨听听京戏。’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听广播电台里的京剧，后来还真喜欢听了，也特别喜欢京剧的台词了，原来我总觉得京剧的台词一句老唱不完。但仔细听，反倒觉得京剧的台词特别简练，一个字的废话都没有。到现在我也经常看中央电视11台播的京剧节目。”

罗淑珍在送信

万里鼓励年轻代表

　　“在北京代表团中像我这样的工农代表还有北京建筑工人张百发，发电厂工人刘德珍，‘毛泽东号’的火车司机长郭树德，仓库管理员黄润萍，农业劳模殷维臣。我跟张百发最熟，从1952年就认识，一起参加北京市的一些活动。所以，我们是在参加人代会之前就很熟悉了的。会议休息时，我们这些年经的工业和农业代表经常扎堆儿，在一起交流情况。有一次，张百发讲他们青年突击队建大会堂怎么加班加点，用十个月完成大会堂施工。我说，‘你们的那个情况我都知道，我天天给大会堂工地送信，我们邮局就在这条街的对面。因为外地的工人特别多，我一天要往大会堂送三次信给那里的建筑工人。你们在建大会堂时，工人什么样我都亲眼见到。’我早七点钟要把所有的报纸都送到，八点钟第一次信就已经送回来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五点钟上班的，三次信一趟报。我还对张百发说，‘你们那个热火朝天的精神感染了我，我就更要把信件送得更快更好更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迅速、准确、安全、方便，为你们更好地服务。’张百发说，‘那好啊，你就给我们更好地送信，我们就在这更快更好地盖大楼。我们盖出来的大楼一定很坚固。’刘德珍说，我们发电工人更好地发电，让北京更亮堂。殷维臣就说，我们要尽全力保证丰收，让你们城市的人能吃上更新鲜的菜……万里同志来到休息室，看见我们说得这么热闹，问：‘你们这些年轻人在说什么呢？’张百发就说，‘我们在这儿交流经验呢。’我和刘德珍对万里同志说，‘我们在向张百发学习呢。’万里同志说，‘好啊，你们是年轻的代表，又都是劳模，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你们都是先进，当了先进还要更先进。’我们几个年轻的代表听后都从心里感谢万里同志对我们的鼓励。”

老舍称赞“一封信一颗心”

　　“我们北京团有个大作家舒舍予，就是老舍。因为我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开会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跟他接触交流。实际上，老舍还是很平易近人的。有一次大会休息时，老舍走过来和我聊天。他问我，怎么就能想到‘一封信一颗心’。我就把我工作中的一些体会说了出来。寄信人都在计算收信时间，收信人也正在等待亲人的来信。老人们的闺女儿子都在外面工作，不放心，就特别盼望亲人的来信。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更没有手机，电话也不普及，不像现在能打电话、上网。当时，家里有电话的人家极少，打长途电话还必须要到长途电话局打。所以，信件几乎就是传递人们感情唯一的一个通讯工具。当时很多人收到信时就说，‘哎呀，这下我可放心了，心里踏实了。’特别是50年代初，学校的同学们经常给志愿军写信，视志愿军为亲人。我看到学生们一收到志愿军的来信就特别高兴，好多同学高兴得都跳起来了，因为他们收到了盼望的来信。我想，我们手中一封封白纸黑字的信，实际上代表了用户一颗颗焦急盼望的心。老舍同志听了我的介绍以后说：‘非常好!非常好!’他还说，‘我也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但是我不能够每封来信都给回。我回读者信的时候，读者却能给我回好几封信，这个我深有体会。你这个说法，我非常能够理解。你提的这个一封信一颗心，寓意很深。’老舍的那几句话对我的鼓励还是挺大的。”

　　采访快结束时，罗淑珍告诉记者：“多年一线投递工作带给我的福气就是身体很好。现在，我每天都在院子里快步走，七圈下来差不过一个多小时……我退休后经常到公园和大家一起唱歌，广交朋友……我喜欢亲手给朋友们写贺卡，逢年过节我会给各省区市的朋友写七八百张贺年卡，根据他们岗位不同、年龄不同，写不同的祝福内容。这虽然要占我很长的时间，但我每当收到朋友们的贺卡时就特别、特别得开心……”

　　这位从基层干出来的高层领导干部最大的魅力就是真诚、善良和亲切。这是一种真正女性的东西，而最高境界的精彩就是平淡。看着她灿烂的笑容，记者想到了七十如晚霞的比喻。心里默默祝她八十如明月，九十如清风……永远快乐、健康。

邮电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刚刚翻身作主的广大妇女,挣脱了束缚在自己身上的封建枷锁之后,以极大的热情,辛勤的劳动,投人到了祖国各条战线的生产和建设中。新旧社会两重天。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下,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一定能做到。1951年,北京市邮政局决定招收一批女邮递员,一个叫罗淑珍的16岁的女孩子毫不犹豫地加人到了这支队伍中来。

　　当邮递员的确辛苦,尤其是女孩子更不容易。一天晚上,罗淑珍送最后一班信件时,忽然刮起了大风,把电线吹得呜呜直叫,街上的路灯和她的车灯也被刮灭了,四周一片漆黑。罗淑珍心里又着急,又害怕,只能推着车、顶着风,跌跌撞撞的,摸着黑送完了最后一批信。谁知没过几天,她又遇上了一场狂风暴雨。那一天天刚黑,狂风卷着暴雨就向她袭来,没带雨衣,全身都被淋湿了,车灯也被浇灭了,她只好躲在一户人家的门洞下。看着自己浑身上下全湿透了,一阵委屈从心底升起。她犹豫了半天,最后咬咬牙,还是把信件送了出去。

　　这时,罗淑珍开始感到邮递员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和简单的了。一个女同志不仅要走千家万户,还要经常顶风冒雨,是够苦的。支局的领导看出了她的思想波动,就鼓励她一定要战胜困难,坚持下去,为新中国的妇女树立榜样。罗淑珍沉思了,她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不再是一个孩子了。“我们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头一批,女邮递员能不能干得好,不仅仅代表自己,更代表着已经翻身解放了的广大中国妇女。我一定要争这口气。”

　　同时,她每天在与各行各业人们的频繁接触中,也逐步认清了邮递工作对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民群众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重要作用。

有一次,她到西交民巷去给一位老太太送信。老太太不识字,又急于想知道信的内容,她就主动念给老太太听。老太太听了,高兴极了,非常感谢她。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外,看着她走远了才回去。真是“家书抵万金”呀!这件事对她的影响很大,使她从心里感到,能让群众早一天接到亲人们的信件,早一点看到报纸,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自己的幸福,苦一点,累一点也值得。

　　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罗淑珍的邮递工作越干越好。不久,她又提出了“一封信,一颗心”的口号。这个口号,对全国邮电战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1953年到1959年,罗淑珍投递邮件和报刊一百一十八万七千万百五十九件,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在全国创造了个人投递的新纪录。她对工作认真负责,尤其表现在投递地址不明的“瞎信”上。有些“瞎信”,在别人看来已无法投递,不得不退回原处,可罗淑珍却总让“瞎信”复活。有一次,她送一封收件人是北京三十中学生物组的一个同志的信,可这个中学没有这个收件人。她想,如果退给寄件人,有要紧的事不就耽误了吗?信封上虽然写的是三十中学,会不会是寄件人一时粗心写丢了字呢?她就打开电话簿,给三十一中、三十二中……挨个打电话,打到三十六中,才找到了收件人。还有一次,上海某中学的少先队员,给革命妈妈陶承写来一封信,信封上只写着“北京邮局转交”,这封信交到了罗淑珍的手里,她虽然是解决疑难信的能手,但对这封既无地址,又无单位的信也觉得无从下手。退回去吧,又不忍心叫孩子们失望。于是,她就给作家协会等几个单位打电话,一连问了几个单位,才找到了地址。

　　一年秋天,领导上调罗淑珍去做替班的工作(其他邮递员休息时替他们送信),一个人要替四个班,路线常变,比起原来在一个道段送信,情况更不容易熟悉了。加上冬天快到了,天也越来越黑得早,亮得晚。早晚送信、送报时,门牌号和报纸投递卡片都不容易看清,发生差错的可能性很大。在新的困难面前,她仍然以非常负责的态度,认真调查研究,摸索规律,并虚心向同志们学习。她不仅上班时注意观察各个道段的特点,下班后,骑车时还注意熟悉情况。经过不太长的时间,对几个道段的住户和单位都做到心中有数,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由于出色的工作,1956年和1959年,罗淑珍先后两次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1975年,罗淑珍担任了邮电部副部长,1982年任全国邮电工会代主席。

罗淑珍简历

　　1934出生，北京人。1951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市邮政局投递员、科长、副局长，邮电部邮政总局副局长，邮电部副部长，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共十大、十一大代表。曾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后，历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长、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顾问。

不断延伸的邮路

■ 聂鑫森

编者按：作家聂鑫森（株洲市人）的《不断延伸的邮路》一文在《人民日报》（2009年6月8日16版）发表后，引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的重视，他批示：这是对邮政工作的肯定和鼓励，建议《中国邮政报》予以转载，以教育广大邮政职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文章中，作者用朴实的语言描述了邮路随其住址的变迁、岁月的更迭而不断延伸的过程，以自己工作、生活中的体验和感受，赞扬了邮政员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

我从青春年少，便开始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眨眼间已进入花甲老境。也许是性格使然，日常生活中总不想麻烦人，图的是个利索。但有一件事，却不得不劳驾邮递员。几十年来，几乎每天都有从外地寄来的信件、刊物、书籍，而且量还大。尽管我不知道这些不断替换的邮递员姓甚名谁，但我却知道这条邮路是怎么由短而长地延伸！

我原先供职的株洲木材厂，处在这座城市的最南端，再往前走就是郊区的地界。厂门正对着湘江，厂后是家属区；往里走，是一个很大的称之为“南湖塘”的泱泱湖塘，湖塘边横陈着郊区农民的菜畦瓜架；再深入进去，是“王塔冲”，有山有谷有崖有溪，树木丛生，云缠雾绕，隐约可见几栋散居的农家土砖瓦屋，很冷清也很荒僻。

成家前，我住的是厂区内的单人宿舍；1977年成家后，因家属区暂无住房，与十几户人家一道，还是住在厂区内一栋由办公楼改成的住宅楼里，一家只一间。

株洲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邮路的分布往往与沿途的工厂有关。以市中心的邮局为起点，以木材厂为终点，便是其中的一条邮路。邮递员每日上午和下午，各送一次邮件到厂传达室。我会在下班后，到传达室去取回属于我的邮件。1978年秋，我调到离厂不太远的《株洲日报》，但“家”仍安在这里，朋友们所寄邮件写的仍是这个地址，于是，到传达室取邮件的任务，便由内人承担了。

1983年，孩子一岁多了，我们搬进了厂后的家属区，拥有了一套小居室。没事时，我可以到南湖塘边散步，可以去闻闻瓜菜的清香。有意思的是，这片家属区因新建了几座宿舍楼，居住人口增加了，便设了一个投递点。凡是寄“株洲木材厂家属区”的邮件，邮递员都会送到这里的值班室来。粗粗一算，这条邮路从厂门口到家属区，延长了五六百米！

在此后的两个年头里，开进了一支又一支的基建队伍，菜地平复了，南湖塘填充了，呼啦啦崛起了几十栋商品住宅楼。1985年，报社在14栋的中门，买下一个单元12套房子，我也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一厨、一卫，和先前比，真是“鸟枪换炮”了。但我最关心的，是这个名叫“南湖塘住宅区”的邮件投递。因为我家离木材厂的家属区，已经很远了。

邮局的同志早想好了，紧挨着这片住宅区，新设了一个“南湖塘邮政所”。邮件用汽车从总局运来后，再由邮递员步行投送到各家各户的邮箱里，又快捷又稳当。这条邮路，追随着岁月的步伐，又向前延伸了好几百米！

株洲的发展，真是太快了。基建队伍又开始向王塔冲挺进，“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开山炸崖，平谷修路，建起了一座一座的大厦，组成了一个一个的住宅区，依山傍水，树绿花香，不少人家都搬到这里来了。

2003年夏，我们购买了康和山庄一套160多平方米的房子，装修后，在春节前高高兴兴地搬进去了。不但有了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还有了很宽敞的书房画室。这里距南湖塘，又有了千把米的距离，绿色的邮路几乎是如影随形，也延伸了过来。当然邮路有了变异，是从株洲火车站的邮件分拣处出发的，然后径直扑进了王塔冲。康和山庄有传达室，邮件投递到这里就算完成了任务。跑这条邮路的，是一位骑着女式电动车的中年女同志。她知道我的邮件多，特意和我取得了联系，让我在一楼的杂物间外挂一个邮箱，这样可以万无一失。每年10月，邮局开始征订报纸、杂志。她见我年纪大了，去邮局不方便，亲自上楼登门叩访，让我填写订单，代我去交款。

30年来，不断延伸的邮路，象征着流光溢彩的生活场景，以及蒸蒸日上的邮政事业，在不断地拓展和升华，城市是这样，乡村亦如此。

我赞美绿色的邮路，赞美春天的信使——邮递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