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50年祭 岁月有痕（二）回忆农建十一师

孙老师

告别兰州铁一中，来到农建十一师；

告别学生身份，我们成了“知青”。

1969年2月23日这一天，我同几十个学生一起，乘坐一辆拖拉机的车斗，在戈壁滩上一路风尘跑了三个小时后，来到农建八一农场天生坑分场二连，满脸土灰地成为一名正式的农工。

（当时“知青”叫法还不太流行。）

好像还听到了几下敲鼓响动的欢迎声音。

我们这是第二批到八一农场的兰州知青，组成有些杂乱，兰州铁一中，铁二中，铁三中的，还有兰州市十中十一中等好几所学校的学生，从高三到初一各年级都有。

第一批兰州铁一中分来的学生，已于1968年12月28日，先期到达了。

我的农建生涯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1975年11月25日，才离开二连，整整做了七个年头的“知青”！

从不满17岁到23岁多，几乎全部的“芳华”岁月，都贡献给了农建十一师。

这一天也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从此，我们走入社会，开始了自己跌跌荡荡的一生。

这一天也成为我们这批人永远难忘的日子！永远的记忆！永远的伤痛！

我长达43年半的工龄也是从这一天算起。

在知青下乡五十周年之际，我要说，虽然我们都已步入老年，历尽人生的艰难困苦。我们可以选择淡定，但绝不能夠忘却！

以下是我对农建十一师七年经历的真实回忆！

我们所到的农建十一师八一农场天生坑分场——位于祁连山下河西走廊，甘肃省武威地区永昌县最北面的大戈壁滩中，离兰州市约400公里，离武威市约100公里，离兰新线上的河西堡火车站四十多公里。

现在听起来，好像很近，开车不就个把小时的事嘛。可在当时交通状况下，却真是很难！因农场地处戈壁荒滩无人烟，不通公共汽车。从兰州去要先从兰州车站坐一整夜十几小时的火车，到河西堡站后，转乘公共交通车。再从河西堡坐上开往内蒙古雅布赖盐场每天只有一趟的班车，跑几十公里后从一个叫“下四分”的汽车站下车。再步行经永昌县双湾镇的陈家沟，走30多里土路，用整整一天时间才可到达（以后我们“探亲”来回就走此路）。

当年住人的“土窝子”长这样。

天生坑分场地域，原是一处亘古荒原戈壁，气候干旱降水极少，故方圆几十里几乎无人烟，也见不到树木草莽，传说是汉代“苏武牧羊”的地方，“风吹石头跑，鸟儿不拉屎”，气候和环境都非常恶劣！多少年没人烟是有原因的，不是因当地人懒。

最初在1958年由兰州军区的“八百军官（后文详述）”进入这片荒原之地，开始创建农场。他们艰难地在这里驻扎下来，建房打井垦地栽树，辛苦了整整十年，才使周边环境渐渐地有了一点点绿色一点点生气。

而我们所在的二连，是1966年才开始创建，位置在分场场部的北面约2公里处，与民勤县昌宁公社地界相接。

我们这批兰州知青去时，“连部”这块足球场大小的地方，已建有八排简陋不堪的土坯房，有职工住房，有伙房，小会议室以及周边的猪马牛羊圈等。还有一个机井房泵水，供应人口生活之用。

第八排房建在连部西南角上，就是刚刚赶工完成的“知青宿舍”。

我们进入时，新屋里还有浓浓的土味，房顶墙面上的冰碴子还清晰可见，四处漏风。

这张照片是我们到二连不久后，部分知青的留影，分别是

（后排左起）邓友寒，陈学灿，付宗春，相四喜，陈宗奇；

（前排左起）王大镭，孙亚征，包录才，马振华。

我们与先期来的人汇集一起，组成“兰州知青排”。

二排是男生排，一共有28人，分成三个班。排长叫朱秀锦，是一位河南籍转业兵，比我们年长十来岁。

三排是女生排，一共有25人，也分成三个班。排长叫王军，一位上海籍的女知青，年龄稍长，也是单身。

遗憾当年没有留下知青的全体合影。

这是当时分到八一农场天生坑分场二连的全部兰州青年名单：

（这里要特别感谢有心人王大镭，为我们保留下了这份珍贵的名册）

（兰州铁一中男知青）

相四喜 邓友寒 陈振西 东章成 王铁成

王大镭 韩振忠 胡进平 付宗春 陈学灿

孙亚征 杨樵亭 张二民 徐新生 周喜庆

王忠生 陈宗奇 高凤彪 冉军利 陈泰来

赵洪铭 李逸欣 薛仰和

（非铁一中男知青）

王义臣 李博民 包录才 王春生

王世范（小河南）

（铁一中女知青）

庄映 宋子范 宋爱芝 蒋子芬 范子敏

向风莲 项光华 陈天瑾 杨志丹 田秀萍

范君丽 成学林 黄桂兰 姜 丽

（非铁一中女知青）

胡献金 王霞云 张桂兰 蒋兰生 周春兰

尹 红 瞿 珍 王志红 曹东香 王恩华

安玉莲 柳小琴 窦文安

（名单可能不全，凭记忆添加）

兰州青年登记表 69、2、20

这应该是在我们到达前几天，连队所造的名册。

姓名之后，还有这些人的性别，年龄，民族，家庭出身，毕业学校，政治面貌（是否党团员），社会关系即家长是否有政治历史问题等（因涉及个人隐私，作了处理）。

这些知青中的很多人，在到二连之后或短或长的一段时间里，就离开了农场，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连行李甚至连“学生档案”都不要了，打死也不回来！

可见农建十一师天生坑分场连队给他们的印象之深！

农建十一师的人很实在，知道我们这些人没学什么“知识”，在造册时直接叫“兰州青年”。

二连的一排，是天津青年排，也有二三十人。

我与几位“战友”回忆，记得上的人有：

男知青

冯根生 王永增 姜树信 郭向党 刘少良

牟兆祥 马家俊 王永德 董老密 （名字忘了）

女知青

刘莉莉 周荣甫 杨来年 马桂云 韩锐

何金香 郝顺英

（后调到二连的天津青年还有，李淑敏（党员） 刘向勤 张清田 刘秀莲，南燕，山东济南等地青年刘俊海，周钢，“老先进” ，“歪曼儿”，“胖酸枣”等人）

排长赵长新，是一位河北籍的转业兵。

记得当年连里还有几位1965年就来到农场的兰州老青年，有：张文厚 李凱立 赵建新 马振华 王志高 魏富贵 蒋光荣（女）等。

后又从河西堡“蒸养砖厂”调到连里的兰州城建中学知青：张冰珠，郑柏森，李仕奇，张跃文，张一君等人。

二连指导员叫易元合，连长叫梁云聚，副指导员叫刘汉荣，他们都是义务（转业）兵。

后又调来了一个副连长甄作众，是永昌县当地农民转制进场。

连里还有十几户老职工，他们是不同时期来到农场的。多是拖家带口的转业兵，也有少量从学校毕业分来的技术人员，还有当地农村人口转制入场的。

记得有：

连队会计段明义和农业技术员张秀莲两口子，山西运城某技校分到农建；

连队技术员梁干事和卫生员XXⅩ两口子，河北人，梁的二胡拉的非常棒。

连电工转业兵王世忠和冉秀梅两口子；

班长转业兵宋海波两口子；

饲养班长李应得一家人，大大小小七口人，五个孩子（李成兴，李成珍等）；

饲养员赵德元一家人，儿子赵生寿等；

猪倌张玉玲，薛X林两口子；

管理员马中权，纪有年两口子，他父亲老马爷弟弟吉谭子妹妹吉丫头。

马车夫韩发祥一家人。

农工曹万辉一家；

……时间太久，记不全了。

我最初被分在二连的二排六班，七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木板床上，每人二尺半的宽度。“同床”的，指定班长叫赵洪铭（共青团员），还有陈宗奇，陈泰来，王世范（小河南），李逸欣，李博民等人，他们都是和我一拖斗车来的，车上才认识。

以后一些知青走了，才调整为每人一床，每间屋住五六人，屋里自然是拥挤不堪乱七八糟。

还记得我吃的第一顿迎接饭，是煮包心菜和两个半斤重的大馒头；

我领到的第一个生产工具是一把“燕”牌铁铣，铣把直长无拐，铣头涂满黑漆。

我领到的第一月工资11块多钱，是扣除了伙食费之后所得。当时农工的月工资初中生是25块，高中生是28块。

第一天出工。

早上天刚蒙蒙亮，连部高高的木杆上的喇叭就响起了起床号，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快速起床穿衣洗漱，到伙房打点饭随便一吃，然后扛上铁锹，排队出工。

初春的戈壁滩上干冷干冷（应该在零度以下）的，寒风凛冽，吹到脸上针扎一般，吹透了身上薄薄的绒衣，让我不停地打冷颤。

我们在排长的带领下，走长长的一段路，到大田里干“打埂子”的活。就是用铁锹铲挖起土，给条田上垒起一条约40厘米高的横埂。条田有二三十米宽，两个人从两边不停地挖铲堆垒拍实……打好一条埂子需要近一个小时，然后再前行打下一条埂。

这活没啥技术含量，只要用力气不停地挥动铁锹铲挖就行，但并不轻松，很累，不一会身上就出了汗……。

打埂是为了给条田浇地。过一段时间，等到浇过水后，再把埂子铲平，以方便拖拉机播种或收割。

我到二连后的最初一个月，几乎每天就是干这个活，我们当时称之为“铁锹挖地球”。

不用几天铁锹就被磨得银光闪闪，手上皮肤也先是血泡后成死皮老茧。

身体也很快结实了有力气了。

那时间下地干活时，我们常常会遭遇到“沙尘暴”，当时我们叫黄沙风。

——眼看着西面天际的黄云，像一堵移动的有狰狞面孔的巨兽一般，快速滚动着压过来，不一会便狂风劲吹飞沙走石猛烈吹来，人立刻就被浓浓的黄沙风裹携推动，根本无法站立……我们只能屏住呼吸，蹲下或躺在田埂边背风处，用外衣蒙着头躲避，但还是免不了满嘴满眼满脖领，都被沙土覆盖侵袭……

就这样熬呀熬，熬到风沙过去风小一点，再干活。

有时排长如果看风势太大没有停顿的意思，也会让大家返回连队宿舍躲避，知青们就可以欢呼着返回宿舍，可休息较长点时间。没有排长的命令，我们是不可以擅自回连队的。

一场沙尘暴过后，人人都是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连队也不可能有澡堂，只能是下工后用温水洗洗脸擦擦身。我们最初还很不习惯，时间长了也就增加了忍耐性，可以十天半月不换衣服，随便擦把脸涮涮脚就上床睡觉。（当时有说当地人一辈子只洗两次澡，我信。）

很多年后兰州市区也曾出现了一次这样的“沙尘暴”，引起无数市民的恐慌和震惊！而我们农建人只是“呵呵”一笑……说，早就领教过了！

到连队后的没几天，我就知道了这样一件事：

第一批来的铁一中高二男知青东章成与女知青蒋子芬，二人原为同班同学，来到农建十一师二连几天后，对这里的一切都极为不满和失望。于是二人密谋，不惜一切也要逃离这里。

东章成为了筹集路费，还偷偷地把自己的一床新被子卖给附近“九个井”村的农民，得了9块钱，看来真是“破釜沉舟，死心拼了”。

一天夜晚，乘大家熟睡之后，他俩便从宿舍偷偷出来，似逃犯一般出逃，拼着命朝着有灯光的金川镇方向急行……因为只有那里才有汽车站交通车，才能坐到火车站，才能回到兰州见到父母亲。

二人跌跌撞撞摸黑走了整整一夜，还没到金川，人已经是疲惫至极……

第二天一大早，连队发现有人跑后，立刻派人开着拖拉机追逃。很快他们就被找到了抓住了。视野开阔的大戈壁滩上，好找。

于是二人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地被扔在拖斗中，押回连队。拖拉机顺便还带回一车石头，用作盖房子的基石。

听到此事后，我的心里象压了一大块石头，感觉非常沉重！

（这个东章成，后被调到场部学校当老师，再转调农建的东大山煤矿，听说因精神抑郁，不久后便卧轨自杀，令我们知青们唏嘘不已！这是后话）

我们知青都很能体会东章成二人那时的心态和做法。

刚到农建十一师的知青们，每个人的思想都是极其苦闷悲催的。

这当然与农建艰苦的环境、恶劣的气侯、粗暴的管理等诸多物质因素有关。而更重要的，是个人对前途的失望和理想的破灭，是对社会的不公，分来前明显的欺骗等精神方面的原因；

想到我们将要在这里生活很多年，甚至要呆上一辈子，每个人都会恐惧万分不寒而慄！

只是我们在努力克制自己，没像他们那样走极端。

知青们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未来，尤如被判了无期徒刑，却又无可奈何。

第一次连队开大会。

时间为我们到后约第四五天的一个晚饭后，是一场批斗会。

地点就是我们伙房打饭口的前厅，还不到一间教室的窄小空间里，全连200多号人，老职工，天津知青，兰州知青，每人坐一个小板凳，乱乱的挤坐了大半间房。

昏暗的灯光下，烟味汗味体味老羊皮味混杂在逼仄的空间里，娃娃哭大人喊乱哄哄的……

会前等候时，先是集体合唱了一段当时流行的京剧《红灯记》中的唱段：

“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唱罢，指导员易元合讲了几句话后，批斗会就开始了：

喝斥声中，批斗对象三个人灰溜溜的走到场前空地，低头站定。

一个是“老右派”周Ⅹ礼，一个秃顶老人；二是“坏分子”薛XX，一个瘸了一条腿的中年人，只能半跪着；三是天津青年冯Ⅹ生，据说是因冯在过年期间与一帮知青酗酒后，点烟用火时点燃床上铺盖，差点烧了房子酿成火灾……

当然还要捎带上新来的知青东章成、蒋子芬，和已经逃跑成功的冉军利三个人，他们是来到二连后最先“逃跑”的兰州知青，两个被抓回来，一个跑成了。这给农建荣誉带来极坏的影响……因各种原因，人没让站在前面，已是留了点面子。

接着是早已准备好的发言者，有知青也有老职工，大声地历数罪行指责批判毫不留情……

这次会，一看就是“杀鸡吓猴”，也真的对我们刚来的知青造成很大威慑！我们知道了农建的“军纪”很严不可违背，眼前的路只有一条——遵守纪律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

与此同时，天生坑分场及各连队也树起标杆，让我们这些知青学有榜样。

这是当时的通行做法及管理方式。

二连队就树了三位兰州（铁一中）青年的榜样：

他们分别是：

“老黄牛”ⅩXX，共青团员，听话能吃苦耐劳，还会木匠技能，这在连里很吃香；是兰州知青里第一个被任命当“班长”的人。

“铁姑娘”XⅩX，特别干活能吃苦肯出力；后被提拔为排长及营团级干部，还入了党。

“养猪标兵”XⅩⅩ，不怕脏不怕累，有力气肯喂猪。后来也曾在养马牛猪羊的“杂务”排当过排长，入了党并推荐上工农兵大学。

成为“标兵”后，他们多次被团营领导安排回兰州，给兰州的各学校学生及家长作报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农建师的“美好”，并欢迎他们来农建“屯垦戍边，建设边疆”。

其实我很清楚，他们也并不真心喜欢农场环境，不愿意在农建十一师干一辈子，当时也是权益之计无奈之举。

总场里树的标兵名叫田毅，是一个天津来的女知青，在小井子分场（后来成了武威地区农垦局的干部）。

我们后来也做过连里的许多活计，平田整地，给大田放水，用木模拖土坯，制作修渠的壁砖，装卸运粪土，以及用镰刀割麦子，收苞谷摘棉花等一系列农活。

很快就熟悉了连队工作的方方面面，成为连里的主要劳动力。

农场当年的工作制度是，早上8点出工12点收工，下午2点出工6点收工。每天的各项工作都有定额及标准，完不成或做不好是不可以的。

生活休大礼拜，就是每个月逢10号20号30号休息一天，可以睡个懒觉，洗洗衣服。

但到了割麦子，大会战时，“大礼拜”就被取消，天天上工，大干苦干，直到这项工作结束。

连里领导说，农建有制度规定，知青同正规部队入伍的新兵一样，初来的一年内，是没有探亲假的。

不可以回兰州看家人，这是我们感到最痛苦的。为了回兰州看看，知青们便想出了各种办法，逃跑是一种，还有让家里发个假电报说家里亲人得了重病什么的，以达到目的。

这是连队女知青王霞云在农田劳动的照片。

曾记得，有一次在天寒地冻的季节，我们二个人到离连队最远“北四斗”给麦田放水。半夜十二点接班后，一人因故回连，剩下我独自一人干活。当时我穿着十几斤重的光面羊皮襖，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拿着铁锹巡视放水。

那是在一块盐碱地上，啥也看不清我眼又近视，一不小心跌进到一处被水泡成稀乎浆半人深的盐碱泥潭里，整个人都躺在泥水中，挣扎着出不来，齐膝长的胶靴里也进了泥水，就如同长征时过草地陷入泥沼一模一样（幸好不是过草地）……最后费尽全力翻过来身，爬着挣扎了一阵才出来。我满脸泥浆浑身湿透，灯也灭了，锹也丢了，寒冬天里黑咕隆咚的，惨得无法言说。

出来后我坐在田埂上，放声大哭……哭得真是撕心裂肺惊天动地啊！

可天苍野茫的大戈壁滩上，又是大半夜，谁能听得见……

后来我把这件事记在日记上，至今难忘！

这让我想起了《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句话：有这碗酒垫底，我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之后我就变的坚强了许多，什么困难也不怕了。

图为当年用过的马灯。

我在连队生产排期间，还干过平田整地，制砖修渠，运肥撒粪，拖土坯砖，收割麦子等一系列农活。农工就是干这些活的，哪样都不轻松，不仅需要体力支持，还要经受日晒风吹雨淋，逐渐的我也学会了适应了。

记得天津青年总结的“农场四大累活”：收麦子拖坯，盖房子操X，非常准确传神。

刚去时，我特别能吃，一顿饭两个半斤的馒头不在话下，汤面条能吃一大盆，迅速胖了几十斤。

很快的，几个月就过去了。

这是知青王大镭在农建当兽医的工作照。

图为当年二连知青照片。

胡进平，韩振忠，相四喜，孙亚征，王大镭

1969年初，中国与苏联交恶，在东北边境发生了“珍宝岛冲突”。

这件事不仅影响到中国“文革”的走势，知青政策（“69届学生就没有下乡”），也很大的改变了农建十一师的态势。

这年6月，天生坑分场按照国家“备战备荒”的战略部署，决定组建四连为“值勤连”，就是成立一个武装化程度较高的连队，配备武器，严格训练，以防不测。

农场知青都是单身，是“值勤连”的最好的人选，二连的很多人被调了过去。记得有陈振西，张二民，徐新生，周喜庆，尹红等20多人离开了。我因为身体单薄没被选上，还挺伤心的。

（农建十一师因此一度还曾改变编制，成为兰州军区920部队，八一农场改为923部队，二连改为23连。）

分场那时间还多次组织“拉练”。大半夜的突然吹哨“紧急集合”，还要求每人都必须打好并背上背包行李，到戈壁滩跑上一大圈再回来，一次要好几个小时，把人累的不成样子。

当时还有个口号叫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连也组织人力挖了“防空洞”，就在连队院中的东北角位置，挖了有两米来深，几十米长的一条地下洞，就类似电影《地道战》里的那样，一个辘轳摇车架在洞口上，垂直向下挖。领导指派人轮流挖洞，我也被派去挖过。

后来形势逐渐不紧张了，挖洞的事也就停了，洞也废弃了，“拉练”也不搞了。

图为兰州知青，

陈学灿，魏富贵，胡进平，陈振西，包录才，邓友寒，王义臣。

知青排的人，“值勤连”调走一批，之后又陆续的，有人被调到分场去当兽医、配种员，当拖拉机驾驶员，调分场宣传队演节目，连里新建“农业实验组”也调人。这部分人走后，连里留下来的知青就被重新整编为一个排，我们兰州知青与天津知青就混编到了一起，成为同班战友了。

我们也认识了解了“天津知青”，他们是早我们两年的1966年底来农场的，年龄与我们差不多，但体格比我们强很多，农场劳动锻炼出来的。他们的成分不象兰州青年这么平均单一都是学生，稍复杂些，有学生也有社会青年，其中有非常优秀非常有历史背景的人才，据说有位是李鸿章的亲孙子。

有文化程度较高的，有修养品味很好的，还有会拉京胡的，会拉手风琴的，会吹竹笛的，会说相声快板的，还有会修手表的，会盖房修渠的，当然也有会摔跤打架的……各种人应有尽有。

最初时，天津兰州两拨知青之间因互相不了解，也产生了一些小纠纷小误会，打过架。知青混编后，慢慢消除了隔痎，有的还成为很好的朋友，乃至发展成为男女恋人，结婚了。

这是兰州女知青蒋光荣的孩子，两三岁的她还走不稳路却不怕狗和狗玩，很奇怪。知青们很喜欢她。

现在这个孩子应该五十多岁了。

1969年末，二连又盖起了第九排土坯房。

连部房屋整体坐西向东，九排房两边整齐排列，中间最底排是伙房和会议室，形成一个“门”字形状的连部。

新盖的第九排房中有一间房的形状比较“奇特”，是格子屋，即一间房的面积被隔成四间单房，每间房仅四五个平方米。

这是因为连里出现了新情况，就是有几位女知青结婚成家又有了孩子，其男人却不是农场的。她们要喂奶做饭，有小孩哭闹，便无法在集体宿舍住了。单独给一间大房显然又不可能，于是就盖了这种房型，让她们单住自己做饭。

这种房被戏称“寡妇里”，记得兰州女知青滕力群，张冰珠，蒋光荣，天津知青周荣甫，刘秀莲等人都住过这种房。

这时连里的女知青大都已经20多岁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多数人不敢谈恋爱，更不敢结婚，怕再也回不去家了。只有极少数年龄大些的在城里或金川矿找了对象结了婚。

1969年底，我被调到“后勤”排，在积肥班当班长，管了三个人，负责给所有的大牲口圈清理粪便，垫上新土。

一年之后，我的思想也逐渐稳定下来，这是无奈的选择。

大多数兰州知青应该也是这样。

我很快就发现，在连队里，看机井的活不错，干伙房的活不错，当“赤脚医生”活不错，甚至养猪放羊喂马的活也不错，因为可以不用遭受在大田里干活的“冰冻寒风”、“日晒雨淋”和“沙尘暴”乃至受人监督完成定额遵守纪律的严苛。

我也观察到，有知青除了好好干活，还常常跑到领导家帮干家务活，给领导送些城里带来的好东西，以及见到领导主动献上微笑……诸如此类，为的是留个好印象，便于调个工作，而且往往有效果，得以如愿以偿。

当年的我真的很幼稚没有“情商”，觉得这些人“掉价”没人格，我做不到。但现实教育了我，让我逐渐变得“聪明”一点，我也有样学样。

因为经历过敲锣打鼓送你们去下乡去农林场的“光荣”，也见到了悄无声无息地留在城里分到工厂的“偷着乐”；见识过会上大讲“上山下乡大有前途”，会下却收礼吃贿准备把人从农场“办回来的”虚伪，现实社会的运行就是这样，你改变不了，只有适应。

知青们开始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各自打起了“小算盘”，以便使自己离开生产排，到一个好一点的岗位。

我也开始好好干活努力表现，为了换个“工种”。

这张照片上是王大镭和我，二人坐在一匹大洋马背上。

还在饲养班学过喂马。

这是我曾经喂过的大洋马，一匹叫“俄罗斯”，一匹叫“苏维埃”，是农建从外地引进的良种重輓马，很少见。

骑马人是兰州知青陈学灿，包录才。

这是我在二连做奶牛饲养员时的照片。这只小奶牛每天跟着我，我给它喂奶，它只认识我不认识它妈妈。

我还喂过一年多奶牛，每天放牛挤奶。

连里有四只黑白花奶牛，可以挤出来几十上百斤牛奶，差不多两大桶，每斤一角钱，买给连队职工。

那段时间，是我在农建最逍遥的时光。

每天迎着阳光，把奶牛赶到田里吃草，我坐在阴凉树下，静静地呆着……后来觉得很浪费时间，就拿本《唐诗三百首》背唐诗，或用树枝在沙地上练写字，或拿个笔记本写日记……真的受益不小。至今我还能背100多首唐诗，留下来十几本日记（今天能写此文，也与这些日记有关）。

我们知青在农场的生活。

每月的工资，初中生是25块高中生是28块。

知青们都是吃食堂饭，每月42斤定量，基本夠吃饱。伙食很一般，顿顿馒头加煮菜（每人月仅供四两清油），夏天好点冬天蔬菜只有洋芋包菜萝卜；肉很少，连里不杀猪就吃不到，几个月吃一次。当时有句话，“学老三篇，吃老三样”。

男知青吃的多点，每月花销15块左右，女知青也差不多，稍少点。在管理员马中祥那里买饭票。2块一斤主食饭票，42斤定量需用8块4角，菜金每天2角左右，30天6块。馒头半斤一个，素菜5分一份，过年吃肉菜1角5分，红烧肉5角。

知青如果探亲回家或去河西堡吃饭馆，要在管理员那里用口粮定额换粮票，甘肃省粮票好换些，全国粮票就很难换到，天津知青回家为此要费些事。

穿的衣服要从家里带或自己买布做，冬季有时农场里也有黄布类似军装的棉衣棉裤买，10块钱一套，颜色难看不说还不耐穿，常被磨破露出棉花团来，不成样子。

所以知青们穿的都很破烂糟糕，补丁加补丁的，冬天光身子穿件黄棉袄腰上用麻绳一扎，根本不讲形象。

好像那时间还给发布票，每年一丈多，我们拿着布票可以到分场小卖部扯布做衣服。

记得有次到分场小卖部，看到有桃酥买，六两粮票六毛六一斤，但我的口袋里没有一两粮票，连一块桃酥都买不上，只好失望的咽下口水依依不舍的回到连队。

那段时间，各个连队都有自己的宣传队，就是把十来个有点“文艺特长”的人临时组合到一起，利用工余时间排练节目，有时也占用少许正式时间。我也被抽去充个数，因为仅仅会吹几声竹笛，连半吊子也算不上，比完全不会的强一点。

连里的知青水平有限，排出来的节目也谈不上什么“质量”，无非是唱唱“南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再做点舞蹈动作之类。为的是分场汇演时凑个数，不是空白。

但分场总场师部宣传队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演出就像模像样了。特别是师部宣传队，汇集了全师文艺精英人才，声乐器乐舞蹈道具基本上是专业水平，能演当时八个样板戏中的许多单场戏，甚至演全场，比武威地区文工团都要强。

我也非常羡慕那些能到营宣传队甚至团宣传队的“能人”，比如比我高一级的韩振忠等人，他们是能歌善舞，会吹拉弹唱，在舞台上气宇轩昂光彩照人地表演，被万人注目。并且我还真得下决心要学吹竹笛学拉二胡，还终究不是那块料。

那时知青的业余生活很单调，难得看一次“节目”，没有书看，没有体育活动，啥都没有。

只能是干活，吃饭，睡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

偶尔的，分场会有电影看，露天场，记得看过《摘苹果的时候》，《新闻简报》，《看不见的战线》，《列宁在一九一八》等。

每逢到场部演电影，知青们就很兴奋，因为不仅可以看电影，还能会会朋友。

一年之后，知青们有了探亲假。每年有12天时间，可以回到兰州家里，与亲人在一起住几天，说说话。还可以到街上饭馆吃顿“大餐”，还记得当年的牛肉面，一碗3两粮票1角8分。如果几个农建知青能凑一块回兰州，必定要互相串串门，一起逛街，照张像，或是到公园玩玩。这是我们知青感到最幸福的时光，总觉得12天一晃眼就过去了。

也能遇到分工厂的同学亲友，见到他们身穿劳动布工作服，拿着比我们高一倍的工资，让我们很羡慕，再看看自己感到有点自悲。

兰州五泉山留影。

知青当年精力旺盛，也做过许多现在看起来有点说不出口的事。

比如夏天晚上爬瓜地偷瓜，秋天掰葵花盘，用暖瓶煮毛豆，用柴草烧苞谷洋芋；冬天用烧水壶煮麦子吃等等事，我们都干过。

也有过知青间争强好胜打赌吃面条，某人一次吃下一斤八两拌好菜的捞面条，差点没撑坏人。

有一次我们几个知青，休息天到附近农村“九个井”小队，花2元钱买了一只鸡，让老乡现杀现煮。半个小时后，半生不熟的鸡就被啃了个净净光……

这是当年《人民军垦》报记者来二连时，摆拍的一张照片。知青们在田头表决心，要扎根边疆一辈子。副指导员刘汉荣主持，还有会计段明义，技术员张秀莲，天津知青何金香，姜树信，兰州知青周春兰，蒋光荣，老职工赵生寿媳妇等人。

从1971年开始，农场有了新动向，那就是知青可以上工农兵大学了。一下子点燃了知青们梦想的火苗，似乎看到了希望。

当看到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时，也觉得挺好。其实实际操作时根本不是那回事，许多时候就变成利益交换，暗中作事。

只有很少的知青幸运：记得邓友寒，刘月明去了西安某大学，好朋友韩振忠去了兰州水电学校，项光华和包录才去了黄羊镇的甘农大，陈学灿和王义臣去了武威畜牧学校……

而且好学校都被师里总场的人先期抢走了，到分场到连队都是农牧之类的。

说是哪来哪去，但没有一个人再回农建。

我内心是非常羡慕他们的，很想去，但因为出身不好或别的什么原因，我一直都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上工农兵大学。

1972年，农建知青又加了工资，初中毕业的从25元加至32元，高中毕业的从28元加到35元。据说是因为这件事：

福建省有个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致信领袖，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无奈。信寄出后，不久后收到领袖的回信，而且寄给他300块钱“聊补无米之炊”。

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

连队开会也传达了有关这件事的上级文件，而且也改变了对知青的管理方式。

记得在1972年春节后的一天，连里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说林彪为了抢班夺权，多次谋害伟大领袖，还搞了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要武装分割，最后乘“三叉戟”叛逃苏修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我们听到后，惊的出了一身冷汗！怎么会！?

怎么可能！?

那可是我们天天喊的要“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呀！是从井冈山就跟着领袖打天下的“亲密战友”呀！转眼间就成了坏人。

这件事让我们真的不敢相信！可中央文件又说的那么确凿，无法不信。

这件事引起知青们极大的振动，也引发了诸多联想，诸多思考。

好像在1970年，二连调来两个老人，六七十岁年纪是两口子，男的叫喇庆章，女的叫温碧云。老头个头不高眼球稍稍突出，留着有型的小胡子，老太皮肤白晰脸宠精致，一看年轻时就是美人；他们虽己退休，但要负责全连几个厕所粪便的清理工作，与我的积肥班同“行”，我管牲口他管人口。说有些变调的上海话，见到我时会礼貌地问侯“吃过早点啦”。

后来得知，他们是1961年从上海被发配来的，原国民党时期政府公务人员，我还见过他旧时“风光照片”装了半档案袋。都是在大上海楼宇里照的，西装革履衣冠楚楚。

这样的人分场也有一批。

多年后当我看到张艺谋拍的电影《归来》里的陆焉识，让我一下就想起了他。

马福元上吊

1974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写东西，突然听到外面有人说，“马爷上吊了”！我听到后心头一惊，急忙跑往猪圈马爷的住房去看个究竟。看到甄作众副连长在门口张罗人安排后事，透过半开的门看到，果然人已经没了，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上盖着一块白手绢。甄副连长还对我说，马爷在上吊前几小时还求他给刮刮头，他在忙便说等有空再说，结果马爷等不及了……

马爷名叫马福元，是一个身材高大相貌慈善的老人，那年79岁，早就没了老伴，孤身一人生活，住在猪圈里的一间小黑房里，自己做饭吃，也不用下地干活，每月连里给15块钱养老。他人很和善，腰板直挺，走路稳当，见我们知青时会笑一笑，说句玩笑话，特别是对女知青。

据说老人原来是军人，是袁世凯的旧部，只有女儿，女婿是八百军官，农场组建时带他来到这里。后来女婿调往酒泉，没带他走，他就成了这样。

后来他被葬在“7号井”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因为是自杀，连里没办葬礼也没人送葬，悄悄地埋了。

后来我曾到“马爷”的坟上看，戈壁滩上一个独零零的土馒头，没有墓碑没有任何诉说。

想想他又想想自己，他被女儿女婿“抛弃”了，他无奈女儿女婿也是无奈，才走了这条路；而我是被社会“抛弃”了，今后的路不知在何方……

分场里还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师的惨案：天津知青高飞云杀人劫财案，导致两个知青死亡。

这是当年永昌县人民法院的布告（全文）：

抢劫杀人犯高飞云，男，二十六岁，天津南开区人。

高犯资产阶级思想极为严重。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该犯在武威地区永昌农场天生坑分场和同连出纳员张少英在分场返回连部途中，得知张背包内装有职工六月份工资，遂起杀人抢劫歹意，乘张不备，用随身携带的七寸藏刀在张胸、背部连刺数刀，将张当即杀死，抢去人民币六仟四百元。次日被抓获归案。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依法判处高飞云死刑，立即执行。

据农场领导说，这个高飞云，是天津塘沽来的知青，贫农出身。原为农二师值勤连农工，后调至天生坑分场一连。他一直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晚期肾炎和败血症等病，长年泡病号不上工，当时兵团医疗条件也很有限，医生曾告诉他，最长一年。于是他绝望了，干出这件事。

被杀的那个出纳张少英，是一个兰州老知青。

这张布告就贴在分场礼堂前面，大红印章血红色。布告上约印有七八个罪犯的姓名及犯罪事实简述，判决结果，相当于压缩版的判决书。

真是一场“知青悲剧”！

说起八一农场的建场史，那比农建十一师还要悠久。资料显示，其建成时间是1958年元月。

当年的兰州军区报请国务院批准，组织了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第九预备师，西安步兵预备学校800余名即将退出现役的少尉以上、中校以下军官，在永昌县天生坑、民勤县昌宁堡建立转业军官农场，初名八一农庄，直属兰州军区领导。即后人所称的“800军官”建场。

只是后来农场归属到农建十一师管理，我记得师领导有个叫姚知一的，具体的职位不清楚。

而农建十一师建成于六年后的1964年，这年10月，开始做筹备工作。因新疆已建制十个师，由西向东排列，甘肃组建十一师。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一师”，师部设在河西重镇酒泉城东南三公里甘新公路南侧，直属农垦部。

在青海建了农建十二师；宁夏建立农建十三师

，陕西建农建十四师。

我在农建的最后两年，在二连做文书兼出纳。

一直到1975年11月25日，才离开连队。

至此，兰州知青基本上全部离开了天生坑分场，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丝毫留恋。

他们在这里，或几个月或几年，尤如一场梦，终于醒了！

当时也不知农建十一师高层接到了什么“最高指示”，决定让知青走，给他们一条生路。

回顾当年，下去时千军万马一条路，返口时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表现好，就能返回，而是有关系才能捷足先登，最后一批，却靠了“老天”开恩。下农建时场景大致相同，返回的路却是因人而异，对多数知青来说，回家的路充满辛酸和苦难！

当时连里还有个别知青，因种种原因，无奈地继续挣扎。

今天我在写此文时，翻开那些记录知青农建十一师生活的笔记本，以及当年的老照片，好像又回到农建，心情是五味杂陈，难以诉说

我在农建十一师连队呆了七年，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有苦难也有收获。

这里也不想多说什么。

今天我在想，农建（农垦）事业作为国家的战略大计，当然需要发展，需要有人来，不用置疑。

但是谁来?怎么来?是个问题。

可以用经济的方法，用引导的方法，就象现在一样，自愿选择。

但绝对不能像当年知青下乡那样，不能欺骗，不能强迫，不管是领袖还是政府。

我们之中的绝大部分知青命运，都是不应该承受的苦难，他们始终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我们的青春及以后的生活全都给那场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给毁了。

我一直主张说真话。

当年的我们这些知青，被时代无情的抛到了农建。如果不愿意，会被强制动员去，你别无选择。

而另一部分人则根本不需要走这条路，他们也就成为当然的接班人。即便当今有过知青经历的成功人士，当年也因受父母被迫害的株连而上山下乡，与其说是锻炼，不如说是落难。

我对前些年社会上的一些人对上山下乡时代的自恋式的怀旧，感到悲哀。明明是苦难，非要罩上无比幸福的外衣，作些无病呻吟的回忆。

我们当年到农建十一师的经历，是“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组成部分，真的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不仅仅是浪费了时间，白流了血汗，也给知青本人和家庭带来了重创。

我们应该放飞思想的翅膀，为社会的进步、公平、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哪怕是微不足道，但它是一种认识和态度。

这是2015年，我们几个农建知青的照片。

都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老态龙钟，疾病缠身，来日不多了。可能刚刚发生的事记不住，但对农建十一师的那些事却永远忘不掉！

莫说面对那无奈的经历，等待别人为知青们说真话的那一天，就是要趁我们知青人还在，说出经得起历史检 验的知青自己的呼声！

仅以此文，献给曾经在农建十一师有过“蹉跎岁月”，浪费了“芳华”的兰州铁一中知青；献给兰州的天津的济南的以及全国各地知青，你们的青春不会白过，你们的血汗不会白流，“岁月有痕”，会有人替你们记录，替你们说话的。

（我的这篇“回忆”文章应该是客观的，但也不能排除主观因素。如有“冒犯”，乞请见谅！

也请把想对笔者说的话留在“美篇”内，我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