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典型升学考试之一：小升初一波三折

空想到科学

　　我是50后，也就是什么倒霉的事都碰上了那批人，正读书时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该上班时碰上上山下乡......虽然上学的时间不长，但在1966年至1977年十一年间，却有幸参加了三次不可复制的非典型升学考试，而且不管考试成绩好还是不好，都考上了，由此还改变了我的人生，演义了一部个人的时代的悲喜剧。
　　

　　（我读书的小学，当年叫安陆县城关第一小学，现在叫安陆市实验小学）
　　

我1966年小学毕业时，“文化大革命”正方兴未艾，教育战线首当其冲。县一中的学生已经不上课了，天天搞大批判，批斗老师。我们小学暂时未受影响，小升初考试照常进行。当年的教育可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初中招生人数很少，根据往年的经验，有一半的小学毕业生上不了初中，考县一中竞争更加激烈。我平时各科学习都不错，放在今天就是个“学霸”。考试对于我来说那是小菜一碟，考高分不是问题，是争取交头卷和考头名的问题。记得有一次考算术，我交了头卷，卷面整洁，字迹又工整，老师非常喜欢，破格给我打了110分（满分100分），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这次升学考试只考语文和算术，都是我的强项，因此信心十足，志在必得。我思忖着一定要考出一个最好的成绩，向对我寄予厚望的老师汇报。

　　（老安陆一中的老大门，我1966年进校时这个大门还在）
　　

面对人生中第一次重要考试，我把它看得无比的庄严隆重，各项准备工作及早进行，一切追求尽善尽美。我甚至连考试时压卷子的镇纸都想到了，玉、瓷、竹、木、铁、铜材质的不敢想像，太高大上了，我想的就是瓦片，找几块大的，早早在井台上磨得有棱有角光光滑滑的。吃的是重中之重，自然更不能马虎，我小时候最喜欢吃我们安陆的瘦肉细汤粉，但条件有限，一年可能也吃不了一次。这次我借机早早向老保姆（我们从小管她叫买菜的妈妈）提出，为了保证考高分，考试那天要吃瘦肉细汤粉。老保姆非常重视和支持（因父母在外县搞“四清”运动不能回），头一天就准备妥当。考试那天早上，我像扒本似的，一连吃了三大碗，涨得肚子鼓鼓的，然后信心满满地上了考场。
虽然打的是有把握有准备之仗，那次考试还是阴沟里翻了船。据我考试过后估计，算术这一门几道大点的题，我一道题都没做对。在考场里还没意识到，一出考场突然明白了，真是斜了门了。读了六年小学，从来也没有考得这么差过，个中原因好多年都百思不得其解。一直至八十年代中期，看了中日围棋赛的报道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瘦肉细汤粉惹的祸。我考试前吃得太饱了，跟喝醉了酒是一样的，头脑一直是晕晕糊糊的。据说聂卫平就知道这个秘籍，每逢重大比赛，他就提前几餐不吃饭，只喝一点西瓜汁，要让肚子饿着，这样才能保证精力高度集中，取得好成绩。

考试过后，成绩没有公布（文革以前升学考试成绩都不会公布），但我知道算术肯定是不及格，并且是一个极低的分数。我完全失去了上初中的希望，未来不知怎么办了，只有走向社会了。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对走向社会充满恐惧。

正在绝望的时候，忽然峰回路转。暑假快结束的某一天，班上有两位女同学找到我家，通知我考上县一中了，明天到小学去拿录取通知书。好像是起死回生又中了500万，我兴奋得一晚上睡不着觉，躺在床上翻来复去，老在幻想拿通知书的情景，推测哪些同学“考”上了。我人生第一次失眠了。

　　（当年的城关小学分部，我在这里读过一学期。后来改为安陆县城关二小，现在的紫金路小学）

发生如此变化的原因是，短短二个月时间，旧的招生制度已经被彻底砸烂。那次考试变得不重要了，纯粹是走个过场，按分数录取甚至会成为大批判的靶子，录取不录取只看家庭成分。当时运动才开始，我那在小单位做“当权派”的父亲还没被打倒，我还是红五类，因此顺利地“考”上了县一中。

（我的二年级上学期是在城关小学分部读的，教师办公室就是这个大屋）

我有很多同学平时成绩非常好，那次考试成绩也不错，仅仅因为家庭成分高了点，就没有上学了，真是令人惋惜。我虽然幸运地进了县一中，其实也没有享受到任何“福利”，只是空喜欢了一场。进了县一中后，天天搞运动，一堂文化课也没上。随着运动深入，好多原来的“红五类”同学也变成了“黑五类”子弟，我也无法幸免，当初录取时执行的阶级路线又不对了，我们被全体退回小学，小学也没有人管，最后，都成了无业游民，有的在家玩，有的做小工，一直混了三年。

1969年初中复课重新招生，由于读书无用论已经深入人心，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学了。这回什么条件也不讲，也不用考试了，城关地区66、67、68三届小学毕业生，不管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只要愿意上学的，全部录取到县一中，合成一个年级，编了6个班。县一中老校址己经被纺织工业部五七棉纺织厂征用，凤凰山新校舍还没建成，老师和同学只好发扬“抗大”精神，到处打游击，先后在工会、三小、粮机厂子弟学校上课。可是我已经于1969年初自愿加自动回老家江陵农村当农民（最多算回乡知青），没有赶上这一拨。

1970年初我又回到安陆，想上山下乡或招工都没有希望，只好在家又混了半年。一直到了1970年9月，家长觉得我还是要混个初中文凭，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后才好招工些，于是找了关系，让我在县一中插班，直接进了初中二年级下学期的课堂。本以为此生已经与学校永别了的我第二次跨入了中学校门，此时距我第一次被该校录取已经过去四年了。

因为前面一年半没上课，几本薄薄的课本对我来讲如同天书，老师讲的啥我完全听不懂，考试交白卷也没人管。好在只混了四个月，我就初中毕业，还得到了一本红色塑料皮的初中毕业证书，成了所谓的“知识”青年，然后我毫无悬念地被分配上山下乡了。

从1966年9月至1971年1月，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中学时代就这样过去了。

（现在的安陆一中校区。我是在凤凰校区读的初中，不是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