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百年诞辰及奔赴延安80周年纪念

赤子之心两代人

2018年是我的父亲张建武（良俊）诞辰100周年及奔赴革命圣地-延安80周年。为此，特登载一篇父亲在1995年写的回忆当年奔赴延安过程中经历的文章《我们进行了一次小长征》。在此之前想先讲讲父亲的一些重要经历以及在我成长中父亲对我影响深刻的一些事儿。



一、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二、两袖清风担当军委办公厅财务科长重任

三、 遇到好事儿总喜欢朝后缩

四、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五、敢于对领导提出批评

六、长期超额交党费

七、幻想父亲给自己走后门

八、终生爱学习

九、父亲是否参加了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工作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十、周总理给父亲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十一、最喜欢吃食堂和唱

《革命人永远是年青》

十二、 父亲留给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

十三、父亲77岁时写的文章-《我们进行了一次小长征》

一、‘’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陕公‘’是陕北公学的简称。这是毛泽东1938年到陕北公学进行演讲时说的话。也说明陕北公学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为了把大批爱国青年培养成为优秀的抗战干部，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原本叫陕北大学，因当时国民党政府以陕北已经有了抗日军政大学为由不予核准，才改名为陕北公学，人们简称“陕公”。1937年冬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父亲抱着一腔热血，离开家乡安徽宿县，即现在的宿州市（当时家庭住址为宿县城内小河南街181号），跑到离宿县不足百公里的徐州，加入了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部队，当时正值台儿庄战役爆发前夕，父亲被编入由李宗仁亲自任团长的第五战区青年军团。1938年春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结束后不久，父亲经地下党的介绍，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奔赴延安，到延安后随即被陕北公学录取。陕北公学是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抗日军政大学齐名的学校。办学两年期间大约招收了六千名学生，陕北公学分普通班和高研班，父亲被分到高研班。高研班的人数是普通班的五分之一。陕北公学学习的内容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主要是为统一战线和抗日政权培养干部。学员毕业后直接分配到部队的不多，但由于父亲的表现，毕业不久就参军进入中央军委二局工作。陕北公学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储备了大量干部，新中国成立后陕北公学培养出来的干部许多都成为党务统战外交宣传部门的骨干，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包括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共产党唯一一位（不包括策反人员）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的无名英雄张露萍（黎琳）烈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曲作者郑律成、我们著名外交家上世纪60年代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以及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杨开慧的侄女杨展烈士了。少数在军队工作的干部基本上在文革前也都转业了。像父亲这样在军队一直工作到离休的应该是屈指可数了。这其中也包括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她也是1938年考入陕北公学的。但卓琳长期在地方工作，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调入军队，任军委办公厅顾问（副军职）。此外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安全部凌云部长、于若木（陈云夫人）、李力群（高岗夫人）以及在隐弊战线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任远等也均是陕北公学毕业生。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曾至少十次到陕北公学演讲并多次题词，此后中国任何一所学校都再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荣幸！然而随着岁月的流失，陕北公学的这段历史逐渐被人遗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底牺牲了多少陕北公学的毕业生，至今尚未发现有这方面的确切数字和名单，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就连比较完整的陕北公学毕业生名录也无人整理出来。但愿党史研究部门今后能花些经历作些调查。但父亲最重要的人生转折就是从到达延安，进入‘’陕公‘’开始的。

     二、 两袖清风担当军委办公厅财务科长重任

‘’两袖清风‘’是开国中将张才千将军对我父亲的评价。1949年父亲所在的四野第44军解放了广州，之后该军驻防广州达三年之久，那时正值建国初期，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尤其是44军驻防的广州，是离香港最近的大城市，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及糖衣炮弹影响的机会比其他地方更大，部队内个别经不起考验的干部也出现了一些贪污腐化行为。44军及时处理和抓捕了一批这样问题严重的干部（其中包括个别团级干部），一些情节轻微的甚至基本没有问题的干部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据我母亲回忆，当时四十四军查处的某个团级干部腰间居然缠满了“袁大头”银元。而在44军召开的三反五反总结大会上，父亲不仅未受到任何批评，而且时任四十四军军长的张才千将军还在大会上高度表扬父亲是‘’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个评价在团以上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后不久父亲调北京任中央军委办公厅财务预算科科长可能与此不无关系。时隔20年后，70年代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才千将军在北京再次见到父亲时，他还能清楚地提起这件事。军委办公厅财务科虽然只是个正团级部门，但却掌管着中央军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机关的运作经费（包括军委及总部首长的工资收入等），其重要作用非同一般，来不得丝毫差错。我父亲能负责这个部门的工作，体现了组织上对他的无比信任。当时军委办公厅主任是肖向荣将军。从1952年至1960年，我父亲在军委办公厅工作了八年，其中在财务科科长这个岗位工作了六年，经历了徐向前元帅、聂荣臻元帅、彭德怀元帅、林彪元帅、粟裕大将、黄克诚大将和罗瑞卿大将主持中央军委及总参谋部工作的时光。记得在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我父亲所在部队给每个家庭都发了一个又大又厚的塑料布用于搭临建篷，地震后拆临建篷时，父亲把收集到的塑料布碎片收集起来，卖了2元钱上交了。这虽然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觉得这与父亲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经受住了考验，以及在军委办公厅主管财务工作时所养成的严谨习惯有很大关系。

母亲还回忆起她和父亲初到军委办公厅时的一件事。刚来军委办公厅时，上级并未立即给父亲安排正式工作，而是过了几个月才下达正式任职命令。当时从全国各地和父亲一起来军委办公厅的有一批干部，但大多数干部都在下达正式任命时被调走了。在此之前上级领导曾提前通知父亲说：“调走的人员没有你，你是要留下的！”这说明上级没有很快给这批干部在军委办公厅安排正式工作，实际上是要暗中对他们进行一番考察。

当时个别人被调走的干部临走时还有骂骂咧咧的情况。

     三、  遇到好事儿总喜欢朝后缩

父亲是一个极不喜欢到处交往和拋头露脸并宣传自己的人，尤其是不喜欢与比他职务高的领导交往。从我记事起，除了公事外，我几乎不知道他曾到哪个领导家串过门和走关系。母亲曾经讲过一件事，50年代，父亲在军委办公厅（办公地点先后在中南海居仁堂和旃檀寺【该地名后改为爱民街】国防部大楼）工作过大约6、7年时间，有一次过节，领导发给他两张出席中南海怀仁堂文艺演出的票。对绝大多数人来讲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可是父亲就是没去，而且事后才告诉我母亲，母亲知道后很生气。军委办公厅是军队中接触军队最高领导机会最多的部门，但父亲从未主动跟任何领导有非常密切的联系。1981年父亲离休后苦练苦学书法，而且还上了有名家授课的天津业余书画学院进修，一度书法水平小有名气，当时一个大报社记者听说此事后，因为想找一个这方面老干部的典型，于是主动请求采访报道，但却被父亲生生拒绝了。50年代与父母同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一位老红军曾经对我母亲说：“老张（指我父亲）是有才不显”。1980年部队新盖了一幢5层宿舍楼，其中一部分是分给师职干部的四室一厅单元房（这也是我父亲当了二十年师职干部后第一次住上了四室一厅的房子，在70年代支左时期，我们全家曾住在与三教九流人员杂居、破旧不堪并且房顶经常漏雨的二居室单元达四年之久，甚至与前国民党中统局工作人员成了邻居。当时我父亲年纪大约已是55岁左右了）。领导让我父亲优先挑选，我父亲在这些师职干部中是级别最高（行政12级）、参加革命时间最长（42年）、年龄最大（62岁）的，优先选房也合情合理，但我父亲却只选择了四层楼的那套房子，把楼层好的让给了其他同志。我母亲对我不止一次说过这样一句话：“你爸爸就是这么个人，凡是遇到好事总是喜欢往后缩。”我认为这的确是对我父亲最中肯的评价！

记得80年代中后期我在报纸上读到当时新当选党的总书记赵某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要搞改革开放，出现腐败问题是难免的。我看了这些话，心里就顿时一沉，觉得作为总书记说出这种话是个不得了的事！也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于腐败的态度，总会存在两种人，一种人的态度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腐败，另外一种人的态度是腐败的机会自动送上门来也要推出去！哪种人会在社会上占上风其根源往往在于这类人的价值观占了上风！此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句名言又在我耳畔回响了！

　四、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1955年授衔仪式后，校官们纷纷穿着校官礼服照相，但我父亲竟然一张相也没照，甚至从未碰过这套校官礼服，直到十几年后礼服被虫蛀了打开晾晒也未穿过。至于为什么不照相，父亲从未解释过。2006年父亲去逝时，我向有关部门要来了一份父亲档案中个人简历的复印件后，这才使我有所醒悟，原来早在1946年父亲就已经是一名副团职干部了。当时任辽吉纵队（东野7纵和四野44军前身）保一旅骑兵团总支书记（政治处主任）。而1955年却只授了少校军衔。熟悉军史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四野45军军长（原东野八纵司令员）段苏权将军1955年授衔时，应授中将但只授了少将军衔。段苏权将军也是从未穿带军衔的军装照过相。而当时四野中与段苏权资历相当的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授了中将军衔。毛主席曾经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我认为这个话讲的非常到位，是对评军衔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因为这关系到军人的荣誉，真正的军人都是视荣誉为生命的！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当时的心情。

父亲从军40余年至离休，纵向上至军委总部机关，下至野战军战斗部队、地方军区，横向从司令部、政治部到后勤部、卫生部门机关各岗位都工作过，甚至在参加八路军前还在国民党李宗仁部队从过军，另外60年代还曾以军队干部身份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一段时间。像这样的人生履历在全军干部中也属凤毛麟角。

1965年中央决定取消军衔制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最辉煌的时期都是没有军衔的时期。父亲的这套礼服我现在仍然保存着，总有一天我将它会捐献给博物馆的。据查阅有关回忆当时授衔情况的文章表明，1955年授衔时相对于1988年来讲，军衔普遍被压得很低，有大量的老红军授了少校、中校军衔，当时确有一少部分像父亲这样的正团职军官被授予了少校军衔，而现在少校却是副营职的标配。关于军衔的事顺便多说几句，1955年我军授予校官（少校至大校）的总人数为32000余人，当时解放军总兵力为500万人。而1988年授予仅大校军衔的人数就大约为1万人，相当于1955年直1965年10年间我军全部授予上校军衔人数的总合。而1988年解放军总兵力大约为300万人。所以如何科学合理地规定不同军衔的人数和比例，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

四平战役纪念馆中保存的马仁兴师长记录我父亲情况的笔记本。

　　五、敢于对领导提出批评

父亲平时是个十分随和的人，但遇到重大原则问题时，却又不怕得罪人。母亲曾告诉过我一件事，就是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有一次部队召开一百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会议大概是讨论如何肃清四人帮流毒问题。会上多数人都在看领导态度，而不敢自己多表态，但父亲却亳不含糊地批评了当时部队的两位主要领导工作搞得被动等缺点，并且一讲就是一两个钟头，弄得两位领导面红耳赤。会议结束后，一些基层干部悄悄对我父亲说：还是从延安来的老首长有水平，说出了我们想说却又说不出的话。80年代中期，其中一位领导在离休后有一天还专门骑自行车到我家来看父亲。写到父亲的这段经历时，也让我想起了70年代中期在我家居住的部队宿舍大院门口，正巧碰到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也是部队里有一定级别的领导）谦虚地站在那里接受单位下级批评的场景。我想这些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实写照！

          六、长期超额交党费

对于交党费，父亲从来都是按远高于规定的标准交纳。父亲长期拿200元左右的工资，按规定每月只交2元，但他一直坚持交10元。文革前家虽然在北京，但父亲曾长期到新疆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每次都能多拿几百元的出差补助，然而父亲却把这些补助全部交了党费。交的最多的一次党费是800元。大概是在1966年初，文革还未开始之际，我父亲已经被安排转业并临时派到山西搞‘’四清‘’去了，转业手续已经办完并且领了800元转业费。不料，周总理一声令下，让刚办完转业首续的我父亲以及总参军师团三级有关人员重新回部队，到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简称‘’中央联合接待室‘’）报到，从事紧急而艰巨的对全国来京上访群众及红卫兵的接待及政策解释工作。当时这笔800元转业费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留下，但我父亲将这800元全部交了党费（甚至连存在银行几个月的利息也包括在内）。50多年前的茅台酒是4元钱一瓶，可以想象800元能买多少瓶茅台酒了。

　　七、幻想父亲给自己走后门

我从记事起就从未见过父亲利用职务之便为家里捞点好处走个后门之类的事。很早以前当我遇到难处时，虽然心里也恨不得父亲在关键时刻能帮自己一把，但却绝不敢开口，因为我心里明白，绝对没戏！不过有一次却让我产生了一丝幻想，大约是1984年春节，父亲已经离休二、三年了，我从外地大学放假回家，我和父亲在路上偶然遇到一位部队的干部，他大约三十多岁，原来曾经是一位开国少将的专职司机。当听说我还有一年多就大学毕业了，他深有感触地对我父亲说，孩子毕业分配的事您可要多抓紧啊！现在有些领导在大会上刚讲完反对不正之风回到家后，看见一家老小都等着他走后门呢！父亲听完后哈哈大笑。父亲这一笑让我产生了一丝不切实际幻想，觉得人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父亲应该会放在心上，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帮我一把。因为据我观察，虽然父亲离休了，但托人找找关系让我分配到一个较理想的单位并不太困难。没想到离快毕业还有两个月依然毫无动静，于是我偷偷给母亲打电话问问情况，母亲说，你爸爸让我告诉你，他是两眼一抹黑，让你无论分配到哪里都要好好干！当时我对父亲是一肚子怨气，但现在却是由衷的崇敬！

             八、 终生爱学习

父亲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爱学习。给别人的印象也是如此。每当有人来家串门儿时，一进门首先看见的就是父亲捧着书阅读的场面。他读的书不是马恩列斯毛，就是党的或部队的政策文件，也读不少的历史书籍。我父亲的爷爷是师爷出身，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培养爷爷张纯言（字雅斋）成了一位中医，父亲的四叔张纯朴（字朴民，民国时期曾任行政院编审，出版著作有《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列传》和《唐宋八大家评传》等）毕业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创办的北平中国大学（1949年被停办了）哲学教育系，父亲的五叔张纯德（抗日战争中被手榴弹炸瞎双眼）抗战前考进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因此父亲在青少年时代读书的功底打得十分扎实，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一直在家乡教书，古典诗词名句常常信手拈来、出口成章，讲述一件事的道理时也往往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抗日战争初期，我父亲有一段时间因工作关系与当时任军委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接触较多，胡耀邦同志对父亲的工作能力很看重，就提出希望父亲到他那里作秘书工作。但被父亲谢绝了，理由就是觉得这个工作责任重大，怕辜负了首长的期望。但父亲对胡耀邦同志的学习精神却十分钦佩。父亲回忆说在延安初次见到耀邦同志时，发觉他口吃情况比较明显，后来耀邦同志每天对着镜子刻苦练习演讲，很快就变成了一名随时随地出口成章的优秀宣传演讲家。估计耀邦同志口吃的情况连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阿姨也未必知道(李昭阿姨也是安徽宿县人，也是1938年从国民党第五战区投奔延安的，只是路上遇到的困难较多，于1939年才到达延安)。因为父亲在1940年之前就认识耀邦同志，而据公开资料介绍，耀同志和李昭阿姨二人相识的时间是1942年，因此本人推测，耀帮同志锻炼口才与为解决终身大事可能有一定关系。我认为既使的确如此也不失为一段佳话。50年代中期，父亲被任命为军委办公厅财务科长，当时父亲对财务一窍不通，但他还是努力学习财务知识并且利用业余时间获得了由当时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兼任校长的北京业余大学毕业文凭。父亲爱学习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使我终生受益。1991年，当我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之后，拿着来之不易的硕士学位证书给父亲看同时又告诉他我的导师、我国学术界公认的在湍流实验研究方面造诣深厚的实验流体力学专家舒玮先生还是钱老（钱学森）50年代从美国回来后在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培训的第一批研究生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顺便一提的是，90年代初在舒玮先生的指导和见证下，同时也是在没有向国家申请一分钱科研立项经费的情况下，我成功地完成了全国第一个采用变频交流调速技术和单片机相结合对风洞风速进行精确自动闭环调速的课题，为我们国家风洞实验技术水平的提高作了有益的工作。

九、父亲是否参加了我国第一次核试验工作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1964年7月父亲从军务部门调到基建部门，负责管理总参三部在全国各地的基建工作。上任后很快就被派往新疆出差。这个差一出就是小半年时间，可以说是父亲工作中出的最长的一次差了。前面我曾提到父亲将几百元出差补助交党费的事，主要就是指这次出差。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父亲出差期间恰好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爆炸成功的时间（1964年10月16日）。因此我推测父亲这次新疆之行可能与核试验有很大关系。但父亲多年从事高度涉密工作，养成了极强保密观念，他从未向我们子女讲过他工作上的事。

下面用两件来说明我父亲对保密工作的认真程度。以前我母亲单位在登记爱人工作经历的档案记录中，从未记录我父亲的工作单位-总参三部（这肯定是我父亲的要求）。还有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带回家几份上面标有机密字样的文件。看完文件后，父亲把文件放在脸盆里点火烧了。因此父亲在新疆期间的工作是否与核试验有关，只能寄希望以后有关档案解密才能知道真相了。

十、周总理给父亲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76年1月周总理世逝，那天我们全家都在观看向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转播。当屏幕上出现总理的遗容时，父亲不禁泪流满面。事后父亲回忆了1966年至1968年在中央联合接待室的工作经历，当时全国各地无数的群众和红卫兵都跑到北京来要求中央给他们解决问题和落实政策。父亲和中央联合接待室的几乎所有同志每天都是不分白天黑夜苦口婆心地解释和回答群众们的各种问题。有段时间甚至周总理都亲自来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接待室接待群众来访。每当周总理一来接待室，就被里三层外三层的群众们追着问问题，几乎动弹不得，总理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常常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这给父亲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据网上消息表明，文革大串联期间，中央联合接待室接待全国上访串联群众共达三、四百万之众，每次接待都要写接待纪要，来访群众都把这些纪要当作中央的指示和态度带回所在单位进行传达，甚至连吃饭住宿问题都要帮忙解决，其对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要求之高和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了。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群众上访工作的历史上不仅是空前的，恐怕也应该是绝后的！父亲之能被周总理选去从事这份艰巨的任务并担任北京组组长职务，不仅是对他工作能力的肯定，更是他一生极大的荣幸。可以说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的中央联合接待室为当时北京及全国极度混乱局势的平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否则文化大革命就很可能会混乱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总理逝世后，父亲就把总理像挂在客厅，一挂就是三十年！

1967年底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包括父亲在内的中央联合接待室全体同志并合影留念。

我母亲在回忆父亲这段时间的工作时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老伴在中央接待站北京组，每天接待全国各地上访人员，忙的不可开交，在上厕所时外面还跟着大群上访人员，怕你偷跑”。

　　十一、 最喜欢吃食堂和唱

《革命人永远是年青》

父亲在家乡安徽宿县应该是个大户人家，因为据父亲回忆，小时候县里的警察局长几乎天天到家里打麻将。但父亲这一辈子对吃穿玩亳无兴趣，从未见过他嫌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也未见他打过麻将。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红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未领我们全家下过饭馆吃饭。他最喜欢吃食堂，父亲觉得50年代在部队大院吃食堂的生活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父亲到了晚年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革命人永远是年青》，有段时间几乎天天唱，我母亲弹琴伴奏，有时也让我母亲一起唱。每当父亲引吭高歌时，我都能发现他眼神中的激情。

      十二、父亲留给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

从我懂事起，父亲一有空就对我进行思想教育，多数都是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我一度还对此产生过反感抵触情绪。许多话都记不清了，但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句话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当时我大概只有七岁，但不知道我至今为什么会那么清楚地记住这句话。我想这就是父亲终生的座右铭。现在我又多么希望父亲能在我身边继续给我谆谆教导啊！

记得父亲出殡那天，我和父亲一同乘坐着一辆老掉牙的灵车向火葬场方向驶去，所不同的是我坐着，而父亲却躺着。我望着东局子方向，也就是当年解放天津时父亲部队进攻的方向，默默地替父亲行了一个军礼！

写到这里，泪水已经在我眼中打转了！

本来想简单写一点，但一写就有点刹不住车了。

通过我写对父亲的回忆，才更加明白和理解了习主席为什么讲要‘’不忘初心‘’。1938年，父亲当年投奔延安根本没有告诉爷爷奶奶，一走就是杳无音信的十二年，图什么啊？因为没有国就没有家！为什么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后又去投奔延安？因为看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无能和军纪败坏。因此父辈们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都不能丢！丢了就等于丢掉了国家民族之魂！丢掉了人民军队之魂！

                          特别感谢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对父亲的晚年生活进行长达二十多年无微不至关怀和照顾的天津警备区第三干休所历任领导及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张新春所长、医务室何平均主任以及白淑林主任等）。在我父亲去世后，直到现在我的母亲梁萍（1949年3月参军同年11月随部队解放了广州，1958年从中央军委办公厅转业，1987年离休）仍然继续受到天津警备区第三干休所多方面的关照，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想今后无论干休所体制如何变化，但干休所全体官兵对保障军队离休老干部安度晚年所作出的特别贡献将永载人民军队光荣史册！

             

下面就是我父亲生前写的文章《我们经历了一次小长征》，这篇文章从未在正式刊物上发表过。

　十三、父亲77岁时与的文章-《我们进行了一次小长征》

这是50多年前的事。我现以年近八旬，长期病弱，记忆衰退，但对当时的某些重要情节依然经久难忘，历历犹新。

　　1937年冬，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因此怀著抗日救国的满腔热血，我和同学陈少英等一起从家乡安徽宿县出发，去江苏徐州参加国民党广西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创建的第五战区青年军团。受一般军政训练后，随即被分配台儿庄战场战地工作队做救亡工作。之后又转移到皖北、豫东一带及河南固始县继续从事抗日工作。十多年后，我在北京军委办公厅工作时，始知当年战地工作队领导人刘斗魁、张时雨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党在隐蔽中进行领导。

1938年5月在固始县张时雨介绍我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为民先队员。同年夏秋之交，我们驻在农村，梅雨季节，蚊虫肆虐，我和工作队不少人染上疟疾，久治不愈。我病情较重，经常混混欲睡。感到很伤脑筋，于是和陈少英同找张时雨汇报商量，欲去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张鉴于我们的实情和愿望，当即表示同意，并提出要我们和另外几个病号一起去陕北。

我们凑起来正好10个人，5男5女，最大的22岁，最小的只有15岁。经过一番研究，决定首先要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八月下旬，一行10人从河南商城县的西郊带病出发，途径湖北麻城、宋埠，直奔武汉。于是拉开了小长征的序幕。

数日后到达武汉市的汉口，驻在江汉路的一家小旅馆内，经过几番打听摸索，终于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我们身穿中央军军服，但每次外出都须不断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一连四、五天，我们每天都去该处登门拜访，反复向传达室的人员说明来意，其回答总是说负责人不在，以拖而不决。直到最后一次，他才引导我们沿着露天楼梯到楼上办公室，由办事处主任王梓木亲自接见，王年约30来岁，身躯高大，举止端庄，威严而儒雅。

50年代我在军委二局（总参三部）工作时，听局长李涛上将讲，王是经过两万五的老红军、老党员，又是独腿将军。因曾战斗负伤，被截去一条腿，装配了假腿，听后我才如梦出醒。然而在他接见的当时，我们并未发现其肢体残缺。记得接见一开头他就说，你们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你们是中央军，我们是八路军，两军加强团结才有利于抗战，我如果答应你们去陕北学习，恐怕会影响团结，势必不利于抗战，故而对你们的要求不好答应。大家听了之后，纷纷发言表示决心和希望并再三请求他大力帮助，我说的大意是，我们抱着满腔热情而来，没想到王主任的话却给我们泼了一瓢冷水，我们非常难过，我们两军都主张坚决抗战，贵军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最好的军队，我们投奔贵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学本领，和贵军并肩作战，多杀日寇，争取抗战早日胜利。这样一来既有利抗战，又有利团结，我想这定会得到王主任的赞同和采纳。我刚说完，王马上就说，这位同志讲得很好，你们都是有志青年，精诚可嘉，我同意你们去陕北学习。紧接着他就给写了介绍信，让我们前去西安市八路军办事处。至此，实现了第一个大目标，真是来之不易，大家欢天喜地，愁容顿消。由于在武汉有了重大突破，初战获胜，事关全局，为奔赴下一大目标“西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告别武汉，奔赴西安，是小长征中路途最长的一大段，而且是路线曲折，险阻较多，究竟怎样走法？一开始我们对整个路线有个大体设想，并准备边打听边走，逐步摸索，逐步前进的办法，中途还要随机应变，这些办法是我们的实际需要，又来自本身的实践。刚要离开武汉时，我们打听到乘火车可达武胜关，恰巧有一列中央军某部北上的运兵车，车厢都是闷罐子，经其一位少校军官的帮助，我们被安排在末尾的一个车厢里。开车后走了一段路程，距武胜关已不远，突遇数架日机空袭，疯狂轰炸、扫射。我们首先就地卧倒，等到敌机正在盘旋而暂未投弹时，迅即下车疏散并向武胜关进发，我们幸无伤亡。因急于赶路，也顾不得观察列车的损伤情况了。不久出了武胜关又向西至平靖关，住了一夜。次日入关南行，然后折而向西，沿着北的随县、阳等地行进。我们这支病弱的队伍，每天披星戴月走大路，天亮之前吃早饭，天刚亮就上路，中午随便吃点干粮、喝点水，几乎半小时就要休息一次，直到黄昏还要日落走哩。晚上食宿于路边小店，早、晚都是点上小油灯吃饭。即刻拼命赶路，日走十几小时，也只能前进三、四十里，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襄樊地区，将要进入豫西南之前听说国民党的恶霸别廷芳号称司令盘踞在邓县、淅川一带。他仇恨革命，杀人不眨眼，抓到共产党人就活埋。对此我们倍加警惕，由走大路改为走小路并加快步伐，一天走了五、六十里才越过险境，继而直插豫陕交界的荊紫关，然后奔向陕南的商南县、武关。这一带属山区，山峦起伏，洞穴很多，有些土匪藏匿于其间，不断杀人抢劫，图财害命。我们既病弱不堪，又手无寸铁。然而此处是必经之路,别无它法。趁大白天拼死命最高速度地急拼了大半天，约行30里，终于脱离了虎口地带，大家才松了口气，因太疲劳，稍息片刻，继续前行，依旧天晚宿营，次晨登程，地势渐渐升高，当天要跨越海拔2000米以上的秦岭，它是我国南半部和北半部的分界限。走了一段路程，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仍要奋力爬坡，当攀登到最高处时，俯视下方，深谷万丈，同时顿觉北风呼啸，寒气袭人，侧身前行，摇摇晃，弱不禁风，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感。经过一番拼搏，渐趋下坡，踏着漫长的山路，拖着疲病的身躯，一步一步地挪动，好不容易挪到陕南的商县。多日来，辗转于广大偏僻穷困的乡村，相比之下，商县颇有城市气氛。我们在商县南关的饭摊上进些粗茶淡饭后，到长途汽车站搭乘价廉去西安的运货大卡车，在车上美美地睡了一觉，不知不觉到达西安市内，很快找到了地处七贤庄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进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交上武汉办开的介绍信，即受到热情接待，食宿俭朴而方便。我们在西安办时处处感受从未见过的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参加学唱革命歌曲《国共合作中国就兴旺》印象很深，至今仍能记住歌词和唱法。

第二天进行填表、体检、面试，第三天决定分配去向和出发，8人去陕北公学，2人去三源县安吴堡冬训。大家都换上便衣，乘坐西办的卡车，飞快行驶，不消半天就抵达革命的熔炉—陕公，陕北公学简称陕公和抗大齐名，在我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南端的郇邑县的花宫，我极愉快地被编入第49队学习。组织上让我担任该队民先队长。不久就吸收我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最大愿望，从此我有了政治生命和政治灵魂。

　　回顾我们的小长征总的里程大约2500里，党的光辉照耀和指引着伟大的25000里长征。大长征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又鼓舞培育了无数的小长征，而我们只是其中之一。虽是大海一粟，却感到无比自豪，究其根源，我们的小长征和党领导下的大长征的激励是分不开的，也是一脉相承的。今天，党的光辉照耀着１3亿人民进行新的长征，我们有无穷的力量能够战胜任何困难，涤荡一切腐败势力，向着宏伟的目标不断奋勇前进，夺取新的更灿烂辉煌的胜利。

　　张建武　　

１９９５年５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