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夹缝下的旧体诗词——梅云先生在江右诗社戊戌蕲春年会上的讲话

靈曜（落紅無意）

　　我在江右年会上一般讲的是关于江西诗派比较雅一点的内容，今天换一个题目，讲讲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民国时候和建国之后的诗词。

建国之后我们的执政党论断“诗应该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这是1957年毛泽东给《诗刊》的主编臧克家的一封信里的话。建国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般来讲，都把新诗放在最主要的篇幅上，而像唐弢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对旧诗根本就不屑一提。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所以我特此对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吟坛几次大的事件作一次回顾。

1914年，南社的领袖人物柳亚子先生写了一组学杜甫《戏为六绝句》的《论诗绝句》。其中第二首云：“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认为以郑（孝胥）陈（三立）为代表的同光体、正统学宋诗的、一闽派一赣派的诗人领袖，皆“枯寂无生趣”； 而以樊（增祥）易（顺鼎）学张之洞的唐宋兼采派，更是“淫哇乱正声”，对他们全盘否定。接下来他很自负地说：“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用阮嗣宗“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之典，言外之意是：环顾天下诗人，除我南社，除我柳亚子之外，其他都是“竖子成名”。柳亚子此诗等于是一篇向同光派挑战的宣言。我们知道，民国建立之后，乃至三十年代，吟坛几乎都是江西诗派、同光体的天下，而柳亚子却对此不屑，遂发此檄文，欲向传统宣战。

1916年，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先生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最著名的文章《文学革命论》，他先回顾了几千年的文学史，认为中国传统诗歌“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贵族文学，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这是陈独秀的观点，正因为如此，他提出了三大主义，推倒什么，建设什么，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的观点虽然比较激烈，他本人也搞创作，但他走的还是宋诗的那条道路，风格与郑、陈那一派更接近。比如“目断积成半钵泪，魂销赢得十篇诗。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是步苏曼殊《本事诗》的原韵。他在日本的时候偶然遇到落拓漂流、从小就失去母爱的苏曼殊。苏对汉文了解不深，拜陈独秀为师。早期苏写了十首《本事诗》，请陈独秀修改，其原诗为“乌舍凌波肌胜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苏曼珠的感情是非常丰富的，虽然已经剃度出家了，但对爱情方面还苦苦追求。其诗第一句用日本典故，“乌舍”者，日本传说中之女神也，就如我们中国的洛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他心中的这一个女子长得太美太美了，就如当初的凌波仙子。第二句说这位绝代的女子亲手拿着一片红叶请苏曼殊题诗，苏一想自己已经出家了，只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这首诗明显是从张籍《节妇吟》“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化来的，具唐人的味道，以兴象、灵感取胜，很有诗人的气味。陈独秀先生步其韵，写得特别有深度，走的是宋诗的路子，以寓理、说理为主。“目断积成半钵泪”，你望穿秋水，你的泪水就渐渐地积成了一钵，“魂销赢得十篇诗”，你销魂之中终于写就了十首本事诗。下面两句特别好：“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劝苏曼殊不要太多情了，认为你与其再一次跟百助枫子相逢，重归旧好，还不如把这种美好的回忆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中，永久的相思比再一度的相逢境界更好，为什么呢？下面他用了一个特别好的句子：“万境妍于未到时”。所有的境界最美最美的就是那一刹那“未到时”，譬如登庐山时，你特别向往的是五老峰，但一旦登上峰顶，也许会觉得不过如此而已，其实，所有向往的美好都是在追求之中。陈独秀虽然反对传统的贵族文学、山林文学，但他本人的诗更近于中国传统，特别是宋人之诗。苏东坡和李太白写庐山，太白是唐人的风格：“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而苏东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则是寓理的，蕴含理趣的。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之所以对庐山真面不太清楚，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我觉得宋诗跟唐诗比较起来，风格虽然不同，但所寓的哲理反而更深了。你看，曼殊和尚的“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韵味诚然很美很隽永，有唐诗的绝代风华之致。而陈独秀先生的这两句则寓意更深：“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我们建国之前多少先烈都希望建成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社会，但革命成功之后，回头一看，才发觉“未到时”多美，一旦到达了，怎么样？不是反而觉得怅惘若有所失么？这种寓意实在太深太深啊。所以我觉得走宋诗这条路子还是很不错的。

第一篇宣言是柳亚子先生，反对同光派，反对吟坛主流，第二篇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反对一切的传统。再看第三篇，胡适之先生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特地写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他的观点比起陈独秀可能就更加激烈了，虽然就题目来讲，陈独秀显得更激烈些。陈是“革命”，而胡是“改良”，但是胡适之先生要求推翻传统的心境比他更激烈，他说：“当前的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之先生一边提出他的主张，一边也大胆尝试。并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诗歌的发展史上、现代文学史上，谈到第一部新诗集，以前都说是郭沫若的《女神》，其实最早的还是胡适之的《尝试集》。《尝试集》里大量的作品有一个特点，跟古代不同，古代没有标点符号，一路到底，他却是分行排列。比如他著名的一首：“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根据他创作的理论，确实完全是俗字俗调，而且是分行排列。他讲不模仿古人，但是这首却完全是照抄古人的。北宋南宋之交有个叫向滈的词人，有一首《如梦令》，几乎和胡适的这首辞句完全一样：“谁伴明窗独坐，我共影儿两个。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栖惶的我。”胡适的尝试，等于是抄了古人的一首词。也许你会说，胡适是偶然跟古人暗合，但我不太相信。他在北大讲课的时候，编了一本《白话文学史》，偏偏就列了这首词。胡适之所以将自己的诗集名之曰《尝试》，是化用陆放翁的一句诗：“尝试成功自古无”。在这个新的时代，你要创作出一种新体，像当代李子所创造的那种诗，其实走的还是胡适之的这条路。很通俗，很多口语，但古人早就有大量的此类诗，如果你翻一下刘永济的《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就知道了。他把词分为几个流派，其中一种就是通俗油滑的。现在很多人自认为尝试成功了，但未必能被广大读者认可，正如陆游所说，“尝试成功自古无”！胡适之先生不相信，他要尝试，但是最终历史作了结论，他的尝试并没有成功，还是证明了陆游那句话正确。

陈独秀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既有理论，又有创作。这两个新文化的闯将，相对来讲，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先生更有自己的风格，更显现出一种传统的韵味。但是到了后来，那些留学日本、留学北美、欧洲的一大批人也纷纷地搞创作了，积极地反对传统，用新的语言、新的手法来写诗。最著名的应该是郭沫若先生，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要么不上课，一上课就写诗，一写诗就投稿，一投稿就发表。因为他写的诗确实是惊世骇俗，与传统诗的味道全然不同。胡适是尝试，尝试的结果还是走前人通俗的那条路子；郭沫若的尝试就完全不同了，就以他的《天狗》为例。天狗吞吃月亮，吞吃太阳，通过这个把自己反对传统的那种意象、那种内心的冲动表现出来了，这首诗是郭沫若一边上课一边开小差写出来的，不久就发表在我们国内的《学灯》杂志上。我给大家念一下吧：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能底总量！

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这首诗在中国的《学灯》杂志上一发表，全国都轰动了。郭沫若影响的程度远远超过当代所谓第一流的创新的改革派，影响特别大。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先生读到此诗，特别写了一封信到《学灯》杂志：“郭君的这首诗才是真正的诗呢”。可想而知，这条路一直走下去，那么中国以后的诗都是这样狂叫的。这首诗有个明显的缺点，没有中国传统的那种积淀，完全走的是西方的特别是美国惠特曼的《草叶集》那条路子。另外还有一些留英美的年轻人，喜欢泰戈尔的小诗。泰戈尔的诗当时流行一时，他是印度人，当时印度是英国殖民地，完全是用英语来写作，不是用孟加拉语来写。冰心女士、郑振铎先生等，把泰戈尔的《园丁集》、《飞鸟集》都翻译出来。冰心女士翻译之馀，写了大量的泰戈尔式的小诗。如“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中，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互相颂赞了”、“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就小了”、“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走的全部是泰戈尔的那条路子，即不讲韵律，也不押韵。其实西方既有有韵诗，也有无韵诗，我刚刚念的泰戈尔的诗几乎都是无韵诗，但西方也有传统押韵的诗，如英国女诗人克理斯蒂的十四行诗，还有每两句一换韵的（举例略）。但是当时的年轻诗人大都走不押韵的路子，就像我们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流行席慕蓉的诗，中学的女孩子个个以席慕蓉为榜样，大学生也这样，还有汪国真的诗，都是很浅显的，读起来朗朗上口。其实冰心的影响也不是很长远，过了不久之后，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先生，湖北浠水人，也可以讲是蕲州人（古代浠水曾经一度属于蕲州的管辖范围），他出了两本诗集，最早的不讲究格律，如《红烛》：“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后来创作了《死水》，属有格律的尝试：“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仍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个剩菜残羹……”，闻一多最著名的，对当时影响极大的是《口供》一诗，每二句一换韵，分为两大节，我朗诵一下这首诗，我觉得闻一多这首诗写得很不错的：“我不骗你，我不是什么诗人，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这首诗，炼字炼得很好，如“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的“织”字等，此诗前面一大段写自己的一种高尚追求，下面突然来了两句：“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把自己卑劣的一面坦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即所谓“两重人格”。我觉得闻一多早期还是很不错的，他的诗影响很大，他提出“三美”，即“音乐的美”（读起来要朗朗上口）；第二个“绘画的美”（有一种诗情画意）；第三个“建筑的美”（如果分行排列的话，字数最好整齐）。你一看他的诗一块一块，在当时被人讥讽为“豆腐干体”，那就是闻一多诗的特点。但是他确确实实在尝试，他的尝试相对来讲比胡适之更为成功，尽管闻一多先生对郭沫若是特别地推崇，但是我觉得闻一多先生在这一方面要比郭走得更远一点。后来闻一多先生越来越觉得中国的诗学外国不是一条好路子，从此他开始学唐诗，他编了一本诗选，选了很多唐诗，后来在西南联大讲课用的就是这个选本。这时候他在回国的途中，经过太平洋，写了一首七绝：“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鴂舌总堪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九夷”出自《论语》，边远的少数民族，这里代指国外；“鴂舌”出自《孟子》，讲我们南方是“南蛮鴂舌之地”，该地方的人说话像鸟叫，不知唱什么东西，好听是好听，但听不懂。我刚刚念的那些英文诗，真是好听，就是听不懂。翻成中文就听得懂了。“吟成鴂舌总堪疑”，我自己也怀疑了，这样写下去有什么用呢？“唐贤读破三千纸”，我把唐人的诗读破了三千多页，因为唐诗总共四万多首，三千多页差不多。闻一多先生醒悟了，看起来写新诗的前途不是很大，我还是“勒马回缰作旧诗”吧！事实证明闻一多先生后来还是没有“勒马回缰”，但他搞的还是旧诗的研究，比如诗经的研究，成果很显著，特别在西南联大期间，闻一多先生贡献很大。

　　到了二十年代，又出现了一个英国留学生徐志摩先生，剑桥大学毕业的。徐志摩的诗虽然学习西方，但是还是从中国古代传统之中吸取了很多精华，如《再别康桥》《沙扬拉那》：“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虽然用的全然都是现代语，但是它的骨子里还是包含着很深很深的传统韵味，很像李商隐的那种意境。另一位被鲁迅先生称为“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戴望舒，他走的是象征主义的道路，比如他的《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虽然是借鉴西方魏尔仑、波特莱尔象征主义的手法（因为他曾经在法国留学），但他同样具有很深的传统诗的意境。总而言之，这种诗毕竟只能博得少量洋学堂里洋学生的喜欢。中国传统的东西，在广大的农村，偏远的小镇，似乎更受欢迎，他们大部分读的还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儒家经典，吟诵的还是《千家诗》里“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这些传统诗歌。

到了三十年代，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些写新诗的人都开始写旧诗了，连鲁迅、郭沫若这些以创作新诗为主的也不例外。鲁迅早年也写新诗，如1927年国共分裂，他的学生曾经是共产党的或曾经是国民党的相互屠杀，他很不满意这种现象，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俄国的一些理论。所以鲁迅先生在《而已集》的题词里发出这样的浩叹：“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而已集》是鲁迅先生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我们发现打这之后，鲁迅先生几乎不再写新诗了，他写的全都是传统之诗，以七律为主，走的应该是龚定庵的路子。龚定庵（自珍）的诗近代以来对南社的影响特别大，对鲁迅先生的影响也特别大。鲁迅先生的诗明显带着定庵的那种味道。我们小时候读定庵诗，主要是毛泽东的原因，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短文里，引了清人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后来拜一个时代所赐，即七十年代的“评法批儒”，龚定庵很幸运地划为毛泽东特别喜欢的法家系列，所以龚自珍的诗集出版了。记得刚刚发行的时候，在南昌胜利路的新华书店排了很长的队，我也加入其中，终于花了一块五毛钱买到了《龚自珍全集》。那时真是“万马齐喑”的年代，我们下放在农村，整天读着定庵的诗，如醉如痴，心想世上还有写得这么好的诗：“我所思兮在何处，胸中灵气欲成云。槎通碧汉无多路，土蚀寒花又此坟。某水某山迷姓氏，一钗一佩断知闻。起看历历楼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一读就马上打动了我们的心，龚定庵的诗我最少可以背二百首以上，因为那个时候在读毛主席著作、鲁迅著作之余，我们只能读正式出版的法家著作，所以天天拿着定庵的诗集反复地读。其他法家还有许多，如王安石、陈亮、魏源等等。后来我认识一大批诗人，像杨启宇先生，王玉祥先生等，跟他们一交谈，都有和我一样的经历，同样都在七十年代时读过龚定庵的集子。当然那时候还有很多通俗的本子，由工农兵领衔，这个批判小组，那个批判小组，都会选录龚自珍的诗，并加以注释。鲁迅先生的诗明显带着定庵的味道，其最有名的诗：“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茫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这首诗虽然明显走的是定庵的路子，但关键是通篇对偶，从老杜的《登高》来的。杜诗结尾“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也是对仗，使人不觉，鲁迅也是对仗结尾的。我在那时就开始注意句法的变化，声调的调整，还有典故的运用等等，那时就惊讶于鲁迅先生，虽然是新文学的领袖人物，但他的旧体诗写得如此地道，近似于传统的同光派的那条路子。再比如新文学家里面还有很多，最著名的文学研究社、雨丝派，比如文学研究社的茅盾、叶圣陶；雨丝派的周作人、鲁迅等一批作家。还有一派就是创造社，以郭沫若为领袖，还有郁达夫、成仿吾，这一派和文学研究社本来是根本对立的，但是其中创造社的郁达夫先生，从关系上跟郭沫若更远，跟鲁迅更近。1927年国共分化时，创造社的人批判鲁迅，成仿吾（创造社的第三个头目）讲鲁迅“第一个是有闲，第二个是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说鲁迅是有闲阶级，鲁迅索性把自已的一本杂文命名为《三闲集》；当蒋光慈、冯乃超等新创造派的人都在骂鲁迅的时候，只有郁达夫先生很同情鲁迅，写了一首诗：“醉眼朦胧上小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最后借用了杜甫的一句诗来称赞鲁迅先生。我们接触郁达夫先生是在六十年代，可以凭学生证在图书馆里借书。那时候我就借了一本《郁达夫作品选》，里面有他的小说和散文，我读他第一篇小说《沉沦》，简直是迷住了。因为我们当时看的都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半夜鸡叫》《卓亚和舒拉的故事》《古丽娅的道路》，都是苏联作家或者中国现代作家写的一些作品。郁达夫的《沉沦》里的一首诗“醉拍阑干酒意寒，天涯牢落又冬残。剧怜鹦鹉中洲骨，未拜长沙太傅官。一饭千金图报易，五噫几辈出关难。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那时候我十四五岁，觉得郁达夫这个人的诗还是写得很好，后来渐渐地觉得郁达夫走的是黄仲则的路子。二十年代他曾写过一篇小说叫《采石矶》，通过描写黄仲则和当时的大儒戴震，因为观点不相符，黄仲则就被戴震等人所排斥。我们当时看了就知道，郁达夫对胡适先生是极端不满意的，因此自比黄仲则，把戴震比成胡适。胡适已经掌管了学术界的话语权，郁达夫则是不入流者。试看他的一首七律：“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无补，义士纷纷说帝秦”。建国之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大学生都沉迷于郁达夫先生的诗中，因为郁达夫，又爱上了黄仲则的《两当轩集》。我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曾经特地写了一篇论文《八十年代为什么会兴起黄仲则热》的长文章，发表在我们省内的一个刊物上，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复印资料，也把我的这篇论文复印了一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很多地方以为我是黄仲则专家，其实我只不过是喜欢读《两当轩集》而已，说明清代的文学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影响还是很深的。现在平静地反思一下，三十年代虽然出现了很多相当好的诗，包括鲁迅先生，他的那首诗影响多大啊。

昨天我们参观了胡风的博物馆，那里面全部是和鲁迅先生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鲁迅先生最喜欢的年青的作家有谁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胡风，胡风最被鲁迅所宠爱，无怪乎昨天在胡风故居，看到的手稿里面，有几十首诗，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步鲁迅的“惯于长夜过春时”原韵。郭沫若跟鲁迅先生一向唱反调的，说“早期我读《呐喊》，我只喜欢其中的一篇‘头发的故事’”（莫名其妙，这应该是《呐喊》里面最差的小说）；并说“其他的看不下去，后来我就把它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什么地方，厕所里当擦屁股的纸）。后来在1927年，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流亡到日本之前，曾经发表了一个宣言，跟文学界的老辈联合在一起，鲁迅也是其中之一，要办一个新的刊物。“本来我有机会见到鲁迅，因为我不得不流亡到日本，所以第二次机会又失去了”。等到1936年底1937年初的时候，郭沫若从日本回来，在登上轮船的时候，他突然想起鲁迅，那时鲁迅已经死了，他又极端地崇拜鲁迅了。建国前他应该是真心的，不是假心假意的。他读了鲁迅的著作之后，他觉得鲁迅比自己深刻多了，他在船上也步鲁迅韵写了一首诗：“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决心回国抗战了。郭沫若应该讲也是个才子，蒋介石在北阀期间担任总司令，郭沫若先生是少将秘书。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的时候，开始倾轧共产党人，平息工人纠察队的运动，于是郭沫若就大骂蒋介石，写了一篇著名的缴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倘若他不骂蒋介石，不参加南昌起义，不跑到日本去，那郭沫若的地位就相当于陈布雷，陈布雷就不可能成为蒋介石最亲近的秘书了，他的位置应该是很高很高的。建国之后郭沫若讲到了新旧诗，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新诗和旧诗，新体诗就好像是大海一样，旧体诗就像是高山一样”：“爱山还爱海，山海俱爱之。山体严格律，海是自由诗”，这是郭老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山体严格律”，旧体诗就应该格律严谨，“海是自由诗”，自由诗可以天马行空，可以一泻千里。很可惜的是建国之后郭沫若的诗实在是乏善可陈了，应时的味道太强。

　　现在我暂时停顿一下，来回顾一下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大学课堂上，在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目之中，最好的诗并不是黄仲则的诗，也不是龚定庵的诗，而应该是宋诗，同光派的诗。我现在先讲一个人物，黄秋岳（黄浚），后来成了汉奸，是陈石遗的弟子。他曾在国民政府担任过秘书长，1937年被蒋介石枪毙了。他写过一本特别著名的书《花随人圣庵摭记》，这本书在八十年代上海书店影印过。当时江西社科院的名誉院长姚公骞先生特别推荐，“你如果不读这本书，你对近代历史根本无法入门”，建议我读黄浚的这本书。他为什么被国民党枪毙了呢？在抗战之前，蒋介石在吴淞口作了一个安排，准备搜寻日本人的商船，因为商船里面包含着很多军事秘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行动没有采取之前，那些日本的商船全部跑掉了，后来调查发现是黄浚出卖了这个信息，因为他在国民党政府的机要部门担任工作，他泄漏了这个信息，得到了三千美元。1943年，曾在在西南联大执教的钱钟书先生与同事关系紧张（孔夫子讲“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我觉得钱钟书先生有点像黄季刚先生一样狂），钱先生在学校呆不下去了，他又回到了上海沦陷区，当时正好出版了黄浚的《聆风簃诗集》。钱钟书读了这本诗集后写了一首《题新刊<聆风簃诗集>》，这首诗明显带有同光的味道，走的还是郑孝胥的那条路子，他怎么写的呢？钱钟书的诗不像读鲁迅的诗郁达夫的诗特别好懂，第一句“良家十郡鬼犹雄”，就有点难懂，什么叫“良家十郡”，其实是化用老杜的《悲陈陶》“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这个人因为出卖了情报，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多灾难，“鬼犹雄”一看就知道化用屈子的《国殇》里的“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也可以讲化用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虽然成了鬼了，他的诗歌对我打动的力量还是很大的，这里用了很宽容的笔调，这个人虽然是汉奸，但文章还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第二句又讲他的罪恶“颈血难偿竟试锋”，“试锋”用头来试刀锋，“颈血难偿”，虽然你颈上溅了血，你被枪毙了，但是你的死还是偿不了你给国家带来损失的罪恶，这是批评他，而批评里面也有宽容。下面来了句“失足真成千古恨”，这是江西诗派典型的写法，“老杜之诗，退之之文，无一字无出处”，这都有出处的，这是用了唐伯虎的名句“一失足成千古笑，再回头是百年人”，“低头应愧九原逢”这一句写得真好，我低下头来很是惭愧，即使在九泉底下再碰到先前的恩人我也只能低头，不好意思见面。这是化用了谁的句子呢？吴梅村的。吴梅村因为失节，认为本来我不应该在清朝做官，但是清王朝再三地逼迫我，没有办法当了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校长。吴梅村临死之前再三叮嘱家人：我死了之后，墓碑上千万不能出现国子监祭酒这个官名，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我只能题“诗人吴梅村之墓”。他写了一首诗：“玉颜憔悴几经秋，薄命无言只泪流。手把定情金合子，九原相见尚低头”，万一九原之下再遇到崇祯皇帝，我真的简直抬不起头来了。钱先生把这个句子对得真好，“失足”对“低头”，“真成”对“应愧”，“千古恨”对“九原逢”，这就是典型的“无一字无出处”，而且对得那么工整。“良家十郡鬼犹雄，颈血难偿竟试锋。失足真成千古恨，低头应愧九原逢。能高踪迹常嫌近，性毒文章不掩工。细与论诗一樽酒，荒阡何处觅无从”。“能高”指才能高，“迹近”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常常巴结高官，与高官交往太近，这又是用典故了，用谁的典故呢？用朱熹的典故。朱熹当年给自己的朋友写一封信，评价陆放翁“‘常忧放翁迹太近，能太高’。”我常常担忧陆放翁跟韩侂胄走得太近太近了，而他的才华又太高太高了，那韩侂胄就要看中陆游了，就逼迫他写文章《南园记》。对于韩侂胄这个人，现在评价似乎不够客观，应该一分为二，因为韩侂胄最起码能坚持抗战，坚决要求收复故土，所以辛弃疾跟韩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至于陆放翁呢，似乎不应该写歌颂韩侂胄的《南园记》吧？钱钟书把黄秋岳比作陆放翁“能高、迹近”，你的能力太高，又跟国民党的高官太近，倘若你不亲近蒋中正，不亲近南京政府，你怎么知道这种秘密呢？结果秘密出卖了，你也被杀掉了，因此把他比成了陆放翁一样的人了。下面“性毒文章不掩工”又是一个典故。当年的严嵩逝世之后，大文学家王世贞就写了一首很长的很长的五言古诗，讽刺严嵩，称赞严嵩的才华确实很高：“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孔雀的羽毛虽美，但如果你吃了孔雀胆，肯定就中毒了。严嵩虽然人品不好，但是他的文章还是“不掩工”，“文章”对“踪迹”，“常嫌近”对“不掩工”，对得非常工稳。“细与论诗一樽酒”，明显化用老杜的“何时一樽酒，相与细论文”。钱钟书先生早年的时候经常到陈石遗家里去，钱先生死了之后，他妻子杨绛出版了一本《石语》，是钱钟书记载自己和陈衍的谈话录。在陈衍的家里，他曾经见过黄浚其人，钱钟书的学问绝对不低于黄浚，他对近代的掌故也是烂熟于心。在陈衍家里的时候，连陈石遗都惊讶得很，陈石遗每提到一首诗都要想很久，钱钟书（当时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马上脱口而出，当年也曾经和黄浚一起论诗，故说“细与论诗一樽酒”。最后一句：“荒阡何处觅无从”，是说现在我想到你的坟墓寻找你，但是再找也找不到了，也没有人为你立碑了。这首诗确实写得特别好。无独有偶，另一位学问很深的陈寅恪先生，四年之后也写了一首七律，题目很长，《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摭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关于此诗的本事，陈寅老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一文中作了回顾：当年在清华的时候就听说南京的报纸上登载了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记》的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些文章对于研究同光以来的政治、思想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因为自己当时眼疾，到伦敦去看病，结果失去了看这本书的机会。经过抗战，八年的漂流，自己又一次到英国去治病，又没有治好眼病，现在重新回到清华，终于承清华园里一个朋友把十多年前想看的书给我看了，看了之后感慨万千。于是就写了这首七律：“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篇惜此才。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馀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意思是说，当年听说过他的祸事，被枪决的消息，我当时就“费疑猜”，他究竟是不是犯法了，这个情报是不是真正由他出卖的？“费疑猜”三字，把陈先生的惋惜心情表达得极为准确。下面接着说，今日我一打开此书，就为这个人被枪决感到太可惜了。国家的劫难终于结束了，幸运的是他的这本书现在还没有成灰。现在我仰看荒凉的西山（清华园就在西山脚下），“后死哀”，叹息自己是一个后死之人。“断句”，谓残留的句子。陈寅恪最喜欢黄秋岳的哪句诗呢？就是“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相传西山的晹台峰，杏花开了几十里。陈寅恪最感兴趣就是这两句。他说，我何尝不是如此呢？十多年前我也在清华教书，十多年后我又一次来到清华，这里曾经就是黄秋岳游玩的地方。黄秋岳这句“绝艳似怜前度意”，本身就用了刘禹锡的“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之典，因此感慨自然而然就涌上心头。我现在重来，不就是黄秋岳诗中所说的“繁枝犹待后游人”么？面对杏花，怎不慨然？故最后两句是“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写至此，陈先生兴犹未尽，又添上一段跋语曰：“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

　　我觉得在大学课堂之中，保留这一脉的陈寅恪先生、以及钱钟书先生，一直活到建国之后，应该是教授中的杰出代表，證明传统文人的风骨犹在。钱先生建国之后的诗也写得很好，但建国前的少作，似乎更有个性。他的诗有时很风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的老师吴雨僧（吴宓）教授是美国的留学生，精通英国文学。但是三十年代，民国初年的总理熊希龄的遗孀毛彦芳女士办了一座幼儿园，吴雨僧教授特别迷恋她，为她写了很多李商隐式的《无题》诗，并在《空轩诗话》里面坦承自己的单相思。钱先生作为吴雨僧的弟子，还在清华大学读书，就写了一首七绝《呈雨僧师》，用自己独特的感慨劝说自己的老师：“中年哀乐托无题，想少情多近玉谿。一笑升天鸡犬事，甘随黄九堕泥犁。”说已到中年了，你的哀你的乐都寄托在像李商隐那样的《无题》诗里。“想少情多”出自《楞严经》。“想”就是一种意识，佛家的意识。“情”呢，就是儿女的私情。按照《楞严经》的佛旨，你“情”跟“想”一样多，下辈子可以成人；你“想少情多”下辈子就会变成飞鸟；而你“情少想多”的话，下辈子可能就会成罗汉甚至菩萨。吴雨僧教授跟李商隐差不多，正思维太少，儿女情太多，肯定会或下地狱，或变禽兽了。第三句“一笑升天鸡犬事”，是说当年的淮南王刘安吃了仙家之药，他的鸡犬都随他上天去了。我想一想，成仙有什么意思呢，连鸡和狗都是仙人，还不如“甘随黄九堕泥犁”呢！这用的是黄山谷的典故，黄山谷平常写了很多艳诗，法秀圆通禅师再三劝告：这种绮语赶紧删掉，不然你要堕“泥犁之狱”。据说十八层地狱之下还有一层，犯绮语罪者躺在泥田里，牛就天天在你身上耕来耕去。黄山谷却说，我“甘堕泥犁”，也不删掉我的绮情诗。钱先生早年的诗已经看出他的性情来了，很了不起的。陈先生就更不用说了，他的诗很有风骨，不太像其父陈散原，而更接近郑孝胥（海藏）的诗风。我昨天跟黄去非先生开玩笑：你姓黄，是黄山谷的后代，而去非又是陈简斋的字，即陈与义，虽是湘人，而走的却是江西诗派这条路子。陈先生在抗战胜利之后，羁留于重庆，因为燕京大学一度在成都，后来又搬到重庆，他想回江西，暂时还回不去，因为日本人还没有完全投降。于是写了一首《念故居》。陈先生的故居有二处，一处是南昌西山的崝庐，一座是庐山的松门别墅。诗云：“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破碎山河迎胜利，残馀岁月伴凄凉。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陈先生气骨苍坚，蒋介石每一次的训导，他根本不听，即使听了也当面指出蒋的不对。对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亦是如此。现在自己逗留重庆，归隐松门不知是何年之梦。第三句“一生负气成今日”，真有风骨！从哪来的呢？从郑孝胥。昨天晚上我和黄去非在谈话时，他正看一本线装的《海藏楼诗集》，第一首就是《春归》。郑孝胥三十岁时写的：“正是春归却送归，斜街长日见花飞。茶能破睡人终倦，诗与排愁事已微。 三十不官宁有道，一生负气恐全非。昨宵索共红裙醉，酒泪无端欲满衣”。相比较起来，陈寅恪先生虽然学的是郑海藏，但气骨就完全不同了。正因为海藏“三十不官宁有道，一生负气恐全非”，他才会委屈自己，投降日本，在满洲国担任总理，虽然他最后还是死在日本人的手里，究竟怎么死的也不得而知。但总而言之，就他的气节来讲，远远不如陈寅恪先生。建国之后，中国的文坛一片颂扬之声，只有陈寅恪行己有耻。他67岁时，其夫人为他置酒祝寿，就写了“红云碧海映重楼，初度盲翁六七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晚上点上灯我还要从事攻读的生涯，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平生所学供埋骨（在这个时代里恐怕只能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这首诗刚刚发表的时候可能有忌讳，他的弟子蒋天枢纂写陈的编年事辑时，“欠砍头”改成“笑乱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乱头粗服”，不走正宗的路子，只能粗头乱服，后来看他的手稿是“欠斫头”，现在通行版本是“欠砍头”）。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七年留”（很有幸的，是广州的梅花还很多，跟我相视一笑，莫逆于心。我在炎热的南方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七年了。这是1956年写的诗，正好67岁生日）。这首诗风骨腾骞，说明走的是正统的路子。在座的多数是我们江右诗社的，还有几位高手，如雪峰兄、长鸿兄、苍筠大姐、蕲春的才子才女，走的也是正统的路子，雪峰兄明显走宋诗的路子，长鸿兄学的是唐人。其实唐宋兼采，两者融合在一起最好。就我的美学趋向来讲，当然才子诗还是要学的。清人把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才人之诗”，袁子才的这条路；第二类是“学人之诗”，翁方纲的走学问的这条路子，第三类是“诗人之诗”。按道理应该把“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这两个融和起来，千万不要走“才人之诗”的路子，我们现在很多作者情不自禁走上了油滑的路子，在古人来看是不太正的路子。纪晓岚那种诗，当然写得也不错，“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多美的诗啊，经过我们纪晓岚一改：“去年今日此门过，人面麻花相对搓。人面不知何处去，麻花依旧滚油锅。”这就走成了恶路子。鲁迅先生我虽然很崇拜他，他活剥崔颢的诗：“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馀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虽讽刺入骨，然就诗论诗，这只能算杂文诗，现在有些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但是过于直露，肯定一发到网上立即被删除，你大胆地指责当政者，过于尖锐似乎也不行，其实还是要像陈先生、钱先生学习，把学问积蓄在胸中。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大学教授里面有很多“学人之诗”。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有一个特定的优越条件，那时编《江西诗词》，我觉得如果专门编江西老干部的诗不是一条好路子，于是就想到要去组稿，因此我认识了四川大学的教授缪钺先生、华东师大的施蛰存先生、北京的孔凡章先生，跟他们经常通信。他们这些人又辗转地为我荐稿。又因为吕小薇先生，其老师是钱基博夫子，我同小薇师到北京拜访钱钟书先生，在钱先生府上听他谈诗，感觉真是妙语如珠。上述的那些老先生我们都是当面拜访请益，他们对我的教育就是多读前人的书，字都不认识你怎么写诗。现在很多人张口就是错字，中央电视台虽然对普及诗词有很大的功劳，但是许多嘉宾一读就是错字，一听令人头都都大了。比如最简单的字，康震教授读东坡的“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我们小学就背过的诗，“入”字竟然认成了“人”字，说明不是不认识字，而是不了解诗的意思，什么叫“人荒陂”？还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看”字宜平且不论，这是小事情，是格律问题。而“重”字本读去声却读第二声，这就根本不理解老杜的诗，下了一夜的雨，花沉甸甸的，肯定要念去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看出我们国学的底子太薄，要写好诗，还是要认得字，你字都不认识，意思都不了解的话，怎么能鉴别诗词的好坏？

　　三十年代，鲁迅和郁达夫这些新文学家，都具备国学根底，刚才已讲过了。抗战时期。胡风之所以出名，主要是他办了一个《七月》杂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文人。在抗战时期，国统区功劳最大的其实算来算去应该还是郭沫若先生，那时政治部主任是陈诚，政治部副主任是周恩来，第三厅的厅长就是郭沫若。在郭沫若的领导之下，全国的文化人组成了一个文化团体，大家都是为抗战而写作——抗战文艺。就诗而论，虽乏善可陈，但这时却发生了一桩大事，即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经过各方的斡旋（苏联斯大林和美国罗斯福等），共同努力达成了共识，国共之间一定要谈判，毛泽东应蒋中正之邀，前赴重庆。毛本欲拒绝，但斯大林指示毛泽东一定要参加，于是毛只好冒着危险去参加这次谈判。毛泽东在统战方面做得特别好，他第一个拜访的是柳亚子先生，柳亚子当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曾经是毛泽东的领导，组织讲课的，毛泽东当年曾经讲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柳亚子之所以把毛泽东请到那里去讲课，是汪精卫极力推荐的原因。毛泽东利用柳亚子这个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上层造成一定的影响，于是毛泽东马上把他的一首旧作稍作修改之后交给柳亚子：“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对毛泽东这首词指责的也多，称赞的也不少。就我们公平的观点来看，好多人讲上下片完全脱节，上片写雪景，下片没有雪景，应该讲严重地脱离的，这是当代的普遍的观点。我倒认为不尽然，上片“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我等待晴天的时候，茫茫的积雪在太阳的照耀下，特别特别地美。下片紧承“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祖国的江山是如此之美丽，引得千百年来的英雄都为这美丽的江山而折腰了，当然这个“江山”在毛泽东的心目之中就是真正的政权，江山这个“美人”要选择了，尽管许许多多的帝王英雄都追求这个“江山”，占领这个“江山”，夺取这个“江山”，但“江山”如何考虑呢？“惜秦皇汉武”，我不要你，因为你“略输文采”；“唐宗宋祖”，我也不要你，你“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我也不要你，你“只识弯弓射大雕”；我要谁呢？“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江山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果然四年以后夺取了天下了。当年的柳亚子先生狂到极点，他第一个和毛泽东：“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你毛润之和我柳亚子“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就表面上看是在词坛上称雄于当代，但是骨子里面把这个注押在了毛泽东身上，将来你一旦夺得天下的话，你当“唐太宗”，我就是“魏征”了。因为这首词，柳亚子先生还特地请毛泽东亲自题词“上天下地斋”，柳亚子先生是一直挂在他那个书斋里面的。他那个吹捧虽然捧得很不错，但是捧得不太得体，想和毛泽东并驾齐驱，肯定不行。郭沫若就更会捧了：“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不可雕。何足道，纵漫天弥雾，无损晴朝。”（蒋介石组织一大群文人批毛泽东有帝王思想，郭沫若马上反驳这一点：“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你简直是看得太轻，毛泽东是“片言狱折”，片言就可以论断一个令人棘手的难题，毛泽东是“恭宽信敏”，用儒家的道德谦恭、宽容、敏捷、诚信，“无器民滔”，说毛泽东虽然暂时没有得到真正君王的位置，但却被老百姓所信任。“无器而民滔乎前”，语出《庄子》。就凭这一句，毛泽东肯定暗中已经选定了郭沫若先生：如果将来取得政权的话，沫若的位置肯定要在柳亚子之上，柳亚子简直是目中无人，要“上天下地”跟我一起把握天下。“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沛风出自汉高祖“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但毛的气势岂能跟刘邦的《大风歌》等同？易水即荆轲所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毛应该也有点担心，怕万一被蒋公扣留或暗杀了。“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更显示毛的气魄之大，可侪身于诗经《大雅》中的《文王》矣！单凭这首词，就看出郭沫若先生捧得恰到好处，最善于把握时机。柳亚子先生就显得有些不知所云，“拨剑难平块磊高”，当时柳亚子参加周恩来举行的一次宴会，因为柳亚子先生年纪大了，想早点回去休息，周恩来就派自己的车，让自己的秘书李少石亲自送柳亚子到家，李少石乘坐这部车回周公馆的时候，被一个国民党的士兵开枪打死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其词上片“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明显写到李少石，你步毛泽东的韵，却又牵扯到一个李少石，离题也太远了，哪里比得上郭沫若开门见山，直契毛的心理。无怪乎快解放的时候，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渡江，柳亚子先生就提前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那时候已经内定了，柳亚子先生连个政协副主席的职位都没有拿到，只拿到一个政协常委，而郭沫若先生却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于是柳亚子写道：“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说项依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当今的中央文献办公室室的权威专家这样解释：说服项羽归顺刘邦，意思是说服蒋介石，归顺毛泽东，这简直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了，不知道我们中央文献办公室的学者水平竟如此之低！ “说项”是什么意思？出自唐代杨敬之的《赠项斯》：“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只要碰到人就说他的好话，毛润之啊毛润之，你知道我柳亚子可是你的老领导啊，我不管碰到谁都说你的伟大。“依刘”是指当年的王粲在中原不得志，跑到刘表那儿去，刘表看到他长得又矮又黑，样子又难看，就不重用他。于是王粲登上城楼上写了著名的《登楼赋》，有“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之句。荆州的山水虽然美，但终非我的故土，遂生寄人篱下之感。“夺席谈经非五鹿”，汉朝讲周易最好的是五鹿充宗，但是后来有个年轻的小伙朱云，朱云一讲课，竟然把五鹿充宗门下的那些弟子都吸引过去了。言外之意是，我的学问比郭沫若那些人不知强多少，而他们却占了要路津，他们在谈经，我本可以非难这些“五鹿充宗”们，所谓的权威沈君儒也好，张澜也好，哪里比得上我柳亚子呢！但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无车弹铗怨冯驩”了！柳亚子毕竟还是有学问的，他用了孟尝君门客冯驩弹铗而歌的典故：“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无以家为！”说我现在只能“弹铗”，希望你能给我解决住房问题，解决坐车问题。当年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柳亚子有一个朋友来了，想带他到颐和园去，但是没有车，到处打电话，上面不搭理。后来柳亚子直接打给周恩来，周恩来马上派了一辆车赶到他府上，柳亚子一见到司机就打了他两个耳光，责怪司机怠慢自己。其实哪怪司机呢？他就迁怒于毛，怪毛不感念他的恩德。自叹“头颅早悔平生贱”！这里暗用陶弘景《与从兄书》中“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书郎，即抽簪高迈。今三十六方作奉请郎，头颅可知，不如早去！”柳亚子其实是说，我这个人呢出生入死，当年骂蒋介石救你共产党，当年还称赞你和孙中山是“并世支那两列宁”，你在落难的时候举行秋收起义，我还高度赞美你和孙中山一样伟大，所以他就发出这样的牢骚。但转而又说：“肝胆宁忘一寸丹”！化用老杜“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之意，表白自己的一寸丹心还是紧紧地向着你毛润之的。傲慢的时候又赶紧谦卑几句。最后“安得南征驰捷报”，什么时候你领导的大军渡过长江去，打下南京，解放我的故乡吴江，那么“分湖便是子陵滩”了，我就回到我的老家，学当年的严子陵去垂钓。这个诗一出来，毛泽东肯定意识到又得罪了一个民主人士了，马上又写首诗来劝慰他：“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毛说：想当年我们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饮茶粤海，往事难以忘怀。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重庆，你亲自向我索句，我马上就给你《沁园春》词，“旧国”者，旧时的国都也，北洋政府的时候首都在北京，1918年毛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倘若当时的馆长给他16个大洋，或者20大洋，或100大洋，也许毛泽东就安心工作，不闹革命了，当时只给他8个大洋，待遇太低，因此他就揭竿而起。三十一年后，终于又回到了旧时的北京，在三月底四月初落花时节，读到了你柳亚子的华章了，只是牢骚未免太多了！这样写，应该还是得体的，从而暂时宽慰了柳亚子。

　　柳亚子的《感事呈主席》和毛泽东的《和柳亚子先生》，都是抗战以后，一直到建国之初的一个信号。讲到这里，我顺便还要提到一个学者型的诗人，就是蕲春的黄季刚先生。昨天上午我们参拜了黄君墓。“黄君”这个词用得特别好。汉代的时候，称最有学问的人就往往用“君”这个称呼。比如经学家郑玄，当时都称“郑君”；《说文解字》作者许慎，也被称为“许君”，这个称呼跟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有点不同。汉代的姓后加“生”，是老先生的意思，“贾生”较年轻，“伏生”则九十多岁了，同样都以“生”称之。盖“生”者，老先生也；“君”者，学问极高之人也。称“黄君”是很得体的，说明他是真正文字学家，音韵学家，考据学家，又是文选学家，各方面造诣都很高，诗亦写得甚好。我今天就举他的一首临终绝笔为例，来看看他的诗风。曾有人问黄季刚：你为什么不著述？他讲：年轻时候学问还不成熟，草草著述，似乎过于轻率，我要等五十以后再静心著书。但是到了五十岁那年，他就死去了。其最后一首诗，就是1935年重阳登高后的绝笔，登高的地点是在南京的鸡鸣寺。这首诗写得很沉郁。昨天我来到黄季刚的墓前，想起他这首诗，真个是感慨万千。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的这首七律：“秋气侵怀兴不豪，兹辰倍欲却登高。应将丛菊沾双泪，岂有清樽慰二毛。西下阳乌偏灼灼，南来朔雁转嗷嗷。神方不救群生厄，独臂茱萸空自劳。”黄季刚回顾当年的自己，有一股豪气，那时他留学日本，认识了章太炎先生、孙中山先生，投身于革命，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民国以来，他郁郁不得志，遂把兴趣转向了学问，兴致再不像当年那样豪荡了。而今天重阳，却登上了高处，准备对着丛菊一洒伤时之泪，想回到故园蕲春（化用老杜《秋兴八首）中的“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但因为俗事，因为教学工作，却不得不淹留异地。虽然酒满清樽，但杯中徒然映着自己黑白相间的华发，谁能慰藉我这二毛之身呢？以下两句真好：“西下阳乌偏灼灼，南来朔雁转嗷嗷”。既是登高时所见，更是对时局的感慨。1935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鼓吹“以德治国”，看起来光焰灼灼，然而“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表面的繁荣，怎能掩盖颓危的政局呢？字里行间包含着对所谓“党国”的强烈讽刺。北雁南飞，象征广大的农民流离失所，《诗•小雅•鸿雁》不云乎：“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看，黄季刚批评政府，却全用比兴的手法来写，此即“温柔敦厚”也。第七句“神方不救群生厄”，神方者，奇异的药方也。我们到药圣李时珍的故里，李时珍开的药方可以起死回生，蒋介石也开了一个药方——新生活运动。每一个公民自觉养成高尚的品德，以崇高的道德来治理国家。这个“神方”能救群生的困厄么？估计是不可能吧！按：“神方”语出李义山“检与神方教驻景，收将凤纸写相思”，李商隐要收检一个神异的方子，让太阳永不落山，让光阴永不流逝，大概也只能是幻想吧！“独臂茱萸空自劳”，这个句子写得特别好，“茱萸”也是神药，可以祛尽邪恶，我要凭借着自己个人的力量，用我的学术来救国，但恐怕也只是徒劳了。季刚先生在重阳那天与中央大学的一大批名教授相聚，吟罢此诗，放怀纵酒，结果溘然辞世，真令人叹惋不已！

以上谈的是建国前。建国之后，中国的诗歌又走上一条别具特色的路子，五四以来的传统几乎断层。因为毛泽东在1957年《诗刊》刚刚创立的时候，就发表了他的意见：“诗当然应该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从此新诗占了主流，诗人只能代工农兵立言，只能抒“大我”之怀，不能有“小我”之情。语言则要求通俗化。1958年两个权威，郭沫若和周扬领衔，组织人马编了一套新国风《红旗歌谣》，郭沫若写了一篇序，把《红旗歌谣》推誉为远远超过了《诗三百》，超过了李白、杜甫。我们当时的小学课本里就有《红旗歌谣》中的诗：“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这些诗歌其实是基层的知识分子编写出来的，却冒充为民歌交给上面去。当时规定每个人都要写诗。聂绀弩在那个时候虽然是右派，但也响应党的号召，每天给党组织交诗，比如他的《推磨》：“百事输人我老牛，惟馀转磨稍风流。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连朝齐步三千里，不在雷池更外头。”又如《锄草》：“何处有苗无有草，每回锄草总伤苗。培苗常恨草相混，锄草又怜苗太娇。未见新苗高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停锄不觉手挥汗, 物理难通心自焦。”聂绀弩的诗当时只是在小范围内流传，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的诗集出版，由胡乔木先生亲自作序，这才广泛流传。现在很多人都把聂绀弩的诗作为最高标准，湖北每年都要颁发“聂绀弩诗歌奖”，可见其影响之大。我以为，学聂诗虽然也是一条路子。但学他就一定要有他的生活，毕竟他是在劳改农场度过的，有他独特的生活情趣。不然，也一定会流入油滑尖新。

文革以前，能在主流媒体发表旧体诗词的，除毛泽东和柳亚子外，就只有郭沫若、胡乔木、赵朴初三人而已，郭沫若的诗词，远逊其民国之作，导致老干体的流行，比如他的《满江红》：“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就几乎是标语口号。建国之后流行的诗词，就是郭老的这种，这属于第一种。第二种流行的稍雅一点，还是老干体，以胡乔木为代表。我们在六十年代时，党报曾整版登载他的《词十六首》、《诗词二十六首》，如《七一抒怀》：“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指顾崎岖成坦道，笑谈荆棘等浮云。旌旗猎猎春风暖，万目环球看大军。”读起来朗朗上口，韵律也比郭老更完美一点，而且也不乏形象思维。“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在“笔”、“文”前面加了好多豪壮的词语，都是学毛泽东的风格，所以流行一时。我们小时候，老师都教导我们，要学诗就得像胡乔木那样写，但我们学不到，哪有那么大口气，我们只能望洋兴叹。记得我写的第一首诗：“斜阳无力卧西山，嫋嫋东风唤鸟还。流水有情何不语，觉来皆是梦中欢。”我那时年纪虽然才十二三岁，但总觉得人生如梦，学不来胡乔木“滚滚江流万古长，几分几合到汪洋”那种豪情。再一个是赵朴初先生，1964年，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他的散曲《某公三哭》，当时正激烈地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又正好碰到三件事：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印度总理尼赫鲁死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头目下台了。赵朴初就用带过曲和自制曲的形式写了《某公三哭》，“我为你勤傍妆台，浓施粉黛，讨你笑颜开。我为你赔折家财，抛离骨肉，卖掉祖宗牌。可怜我衣裳颠倒把相思害，才盼得一些影儿来，又谁知命蹇事多乖……”我们那时候还是蛮用功的，拿着一枝破笔，几张烂纸，把街头报栏上的这些东西抄下来，凭着我的这些烂记忆，六十年代读过的东西现在还背得滚瓜烂熟，说明好的东西或坏的东西都会给人以影响。如果年轻时全部读好的作品，“取法乎上，仅得其中”，那么现在的水平一定会高的多。当然特定的时代也只能有那种特定的作品，鲁迅先生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我们碰到这个有中国特色的时代，写起东西来，有时似乎还得用曲笔，过于直露肯定不行。三十年代，《申报·自由谈》曾经登载过黎烈文的一个启事，告诫大家不要妄议国家大事：“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我们投稿的时候，尽量考虑到编辑的困难，过于敏感的话题最好绕开，或者委婉含蓄地表达出来。一味歌颂赞扬可能也不太好，最好还得有点忧患意识。当年《申报·自由谈》黎烈文的那篇启事，对我们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刘红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