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一、刘苏将军简历</h1><h1> 刘苏(1913—1992),原名刘仲义。山西省应县人,北方军官学校毕业,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察绥游击军,刘苏任副官长。同年10月游击军在离石成立第1支队,刘苏任支队长。1938年1月开到西雁北平鲁,1939年1月进入浑源西南山区,在359旅帮助下进行整顿,成立察绥游击纵队,刘苏任纵队长兼1支队长,在359旅和晋察冀五地委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2月察绥游击支队与359旅雁北支队在灵丘大兴庄合编为雁北支队,刘苏任司令员。1944年3月,雁北支队与应县支队合编,改称应县支队,刘苏仍任支队长。1940年二、三月间,察绥支队与一二○师三五九旅雁北支队合编,由刘苏任司令员,陈凤桐任政委,在晋察冀北部的应县、繁峙、灵邱一带作战,并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后任第五军分区副参谋长,绥东纵队司令员。刘苏领导的雁北支队,是雁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地方抗日武装,曾在灵丘境内进行过多次战斗,给敌人沉重打击。</h1><h1> 刘苏同志领导的雁北支队在抗战最艰苦的阶级,转战灵丘、浑源、应县一带,为保卫灵丘和雁北抗日根据地做出过重要贡献,被群众誉为“铁军司令”。</h1><h1>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军区雁北军分区副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二旅副旅长,一旅副旅长,华北军区第一纵队副参谋长,第二十兵团六十六军副参谋长、参谋长。</h1><h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随部入朝,参加组织指挥了六十六军抗美援朝的所有战役。1951年6月,调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七军参谋长,二次入朝参加组织指挥了朝鲜金城地区的阻击战役和1953年夏季的金城进攻等战役。1954年调任志愿军参谋学校校长,1955年1月调南京军事学院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事科学研究部研究室主任、训练部副部长,1957年调北京任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后又调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二研究所(现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任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六院二所所长,后又调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任研究所长、训练基地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大校,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81年离休后,担任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委会主任。</h1><h3><br></h3> <h1>二、阎锡山的排长成长为共产党员</h1><h1> 1913年,山西应县县城东南五公里的龙泉村刘家,添了一个男丁,取名刘仲义。</h1><h1> 8岁上村中小学,仲义对课文中“亡国之奴不如丧家之狗”之句印象很深,每年考第一的他深得老师喜爱。4年后家里怕花钱,没让他进城读高小,他便入了两冬私塾。</h1><h1> 14岁时,刘仲义随出家的祖父在五台山古佛寺里当了侍职,供吃穿,每月还有薪金一元。这是1927年冬天,军阀混战,冯玉祥与阎锡山打仗打到了雁门关,阎锡山手下的炮兵司令部驻在了古佛寺。军官们打麻将时,侍职免不了端茶送水伺候,清秀伶俐又能写会算的刘仲义受到赏识,成了副司令的勤务兵,还被推荐考入阎锡山创办的北方军校。</h1><h1> 军校系统教授战术、地形、兵器、交通、筑城五大教程,学员还要学习数理化和语文。两年半的军事学习中,刘仲义成绩出众。“在后来抗日时期用于打游击、解放战争时期用于运动战和攻坚战,抗美援朝对付现代化战争,军事原则基本相同。”</h1><h1> 1932年,19岁的刘仲义当上了阎锡山的少尉排长,并以学术小有名气。1935年,部队开到晋南修南同蒲铁路,刘仲义由此又学到建路规程,坡度计算、土石方计算……而好学的习惯也一直伴随了他一生。</h1><h1> 在南京军校进修时,国难当头,东三省连失,他一面目睹旧军队的腐败,一面眼看红军“愈剿愈多愈得民心”,产生了退学到前线去抗日之念。辞职时,被曾任他军校老师的团长大骂一顿,但又被他抗日的决心感动而批准。</h1><h1> 刘仲义来到太原。时值国共合作抗日高潮,决死队成立、牺盟会活跃,各地进步青年纷纷涌来。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齐聚太原。1937年8月,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察绥游击军,刘仲义任副官长,此后改名为刘苏。</h1><h1> 这一年10月,这位昔日阎锡山的小排长,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日之路。</h1><h1> “铁军司令”有勇有谋书写战争传奇</h1><h1> 从1938年到1949年,从平鲁到浑源、应县到灵丘,从游击队长到参谋长到司令员……在雁北大地上那无数场风云激荡的战斗中,刘苏屡屡书写着战争传奇,被誉为“铁军司令”。他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他领导的雁北支队,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转战灵丘、浑源、应县一带,多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当地民间至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刘司令是关云长,他带的队伍,是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飞行军!”</h1><h1> 有个故事始终被人传诵:游击战中,反动军队抓去了刘苏的母亲,但从老人口中问不出刘苏的行踪,便以此为饵写信给他,说“你若不和我联合反共,你母亲性命就难保了”。刘苏像刘邦给项羽一样回信痛斥:“如果杀害我母,愿分我一杯羹。”敌人软硬兼施而未能得逞。后来又有敌人图谋行刺,刺客却反被刘苏“策反”,回去后给刘苏多次送来情报。</h1><h1> 抗战相持阶段,三五九旅回陕北保卫延安,司令员刘苏带领雁北支队孤军奋战。他们常在敌人合围时跳出包围圈;曾在10分钟内全歼敌人30余而无一伤亡;曾通过争取伪军工作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四处据点……情况越困难越复杂,越显出刘苏的指挥领导能力。整整十一年,他的部队在雁北大地纵横驰骋,为保卫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h1><h1> 1947年秋,刘苏带部队参加石家庄战役;其后再攻应县城;调入司令部任副参谋长;参加平津战役;参加太原战役。太原战役中他开创了多个军司令部在大兵团作战中的第一次,他亲手培养起来的第五八九团更是第一个突击登上太原城,再立新功。</h1><h1> 1950年他赴朝鲜战场,参加组织指挥了六十六军抗美援朝的所有战役。1951年6月调任六十七军参谋长后二次入朝。他是唯一一名两次赴朝、连续五年作战的军级以上干部。</h1><h1> 刘苏撰写过许多军事研究文章。我们也许看不太懂那些军事文章中战术战略、围兵布阵的大略,但六十七军老同志的这一句感慨最能说明问题:“刘参谋长呀,没有你,我们在抗美援朝中都回不来啦!”</h1><h1> 离休后五回雁北倾力建言家乡建设</h1><h1> 1981年离休后,刘苏担任晋察冀人民抗日斗争史编委会主任。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新工作中。四年间他曾四次回到家乡雁北,走访调查,挨户去老乡家里,摸摸炕上的铺盖看厚不厚,掀开粮缸瞧粮食满不满……他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欣喜泪下,他为革命进程中的种种丑恶和倒退忧愤泪下。他花数月时间,将工、农、财、文等十个方面的问题整理成书面材料,寄给省委相关方面参考;他又将所见所思的浮夸、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吃喝风等写成六个方面的情况分析,投书报社,《光明日报》以内参形式刊发,引起相关连锁反应。</h1><h1> 1986年一个冬夜,当刘苏第五次回乡进行专项调查时,突然晕倒在工作台旁。数百乡亲群众闻讯都赶来看望,纷纷要求为将军献血。</h1><h1> 从北京赶来的直升飞机降落在应县中学操场上,把将军接走了。那一天应县万人空巷,那也是应县老百姓第一次看到直升飞机。</h1><h1> 此后6年,刘苏在病榻上度过,而始终心念家国天下,国计民生。1992年元旦,将军逝世。</h1><h1> 家乡人民痛挽:“大柱倾九泉,哀音不忍闻。雁塞山河悲,泪溢桑干地”。</h1> <h1>一本怀念刘苏将军的书,作者孙德祥。网购价240元。</h1> <h1>三、刘苏挽救应县本塔的故事</h1><h3> (资料来源:太原道网站)</h3><h1> 已有950多年历史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坐落在应县城西北隅佛宫寺内,全塔无一颗铁钉,完全由54种拱卯榫咬合垒叠而成,结构设计科学缜密,令人称奇。而在解放应县的战争中,木塔之所以能够免于炮火完好留存,则要说到刘苏将军救木塔的故事。</h1><h1> 刘苏将军救木塔的故事笔者是听马良同志讲述的。马良原是应县旅游局局长、县党史办主任、《应县志》总编。据他介绍,1982年,在天津召开解放应县座谈会,参会的10多人,大多数是师级以上干部,会上许多同志都谈到刘苏将军救木塔的故事,特别是1948年攻打应县的炮兵连连长霍洪山同志了解的情况最多。</h1><h1> 1948年4月15日到5月25日,历时40天,由华北军区第一纵队攻打应县城。我军连续发动两次攻城战斗,付出了很大牺牲仍未攻下。因发现守军在木塔二层设立观察哨和机枪阵地,给攻城部队造成极大威胁,攻城指挥部决定对准木塔开炮,但炮弹穿塔而过,未在塔内爆炸。就在准备继续炮攻的关键时刻,时任二旅副旅长的刘苏向攻打应县总指挥唐延杰司令员建议“不要向木塔开炮,摧毁木塔应县人民不答应。”于是,唐司令立即下令不准向木塔开炮。</h1><h1> 5月17日18时我军发起第三次攻城,仍以第一旅为主攻,并附二旅四团、三旅七团,原来向木塔开炮的10门野炮转而对准西南角城墙轰炸,瞬间把城墙轰开几十米宽的斜坡大口。19时20分先锋队攻上城头,并向两侧延展,接着上城头的两个团占据了城西南角的大部,由于当时未命令向城下纵深进攻,快拂晓时又为假情报所迷,误信大同来敌增援,下令撤退。我军撤出后,敌军因受重创难支,于5月24日弃城北逃。从此应县解放。</h1><h1> 1961年,国务院公布应县木塔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世界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结构高层塔式建筑,与法国埃菲尔铁塔、意大利比萨斜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目前朔州市政府正积极进行释迦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h1> <h1>应县木塔</h1> <h1>应县木塔正面</h1> <h1>四、刘苏在朝鲜战场</h1><h3>作者:孙莱芙</h3><h3></h3><h1> 刘苏是应县龙泉村人,1950年10月27日出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直属军66军参谋长,参加并指挥了一至四次战役。1951年4月10日66军回国休整后,调任67军参谋长,直至1954年9月29日(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回国,经历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是雁北地区赴朝作战时间最长,级别最高的指挥员。</h1><h1> 抗美援朝是一场贫弱国对抗世界头号强国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决战,在选派入朝部队最高指挥的问题上,毛主席很费了一番周折,他首先想到了粟裕,继而是林彪。因为没有与美军作战而且是大兵团作战的先例,所以只能从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将领对付美械装备国民党军的战况中,来确定最高指挥人选。</h1><h1> 从指挥部队的数量上看,1948年9月辽沈战役时,林彪指挥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四个兵团70余万人(不含军区部队)。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1948年8月指挥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为15个纵队达32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挥所部42万人,战后,野战军达到55.1万人。1949年2月,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部队辖四个兵团约为58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毛主席首先选择粟裕,除考虑上述因素外,更主要的还是考虑到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军事表现更为独特一些,因为他“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h1><h1> 但是后来 ,因为二人都有病,便选择了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h1><h1> 在炮兵、空军、工程、后勤与兵团以及军、师、团指挥员的配置上,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同样煞费了苦心。</h1><h1> 第66军是志愿军直属军,前身是华北军区第一纵队。该纵队是以少数红军为骨干,分别由1937年、1938年、1939年晋冀地区的30余支抗日游击队组成的。有参加平江起义,坚持井冈山斗争的红5军团与第13团的部分红军战士,有120师359旅雁北支队的部分战士。这些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活跃在太行山中部和北部。</h1><h1> 刘苏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先后担任过察绥支队支队长、雁北支队支队长、冀晋第五军区副司令。1948年刘苏离开雁北,先后担任过晋察冀一纵队二旅副旅长、一纵队副参谋长,一纵改编为66军后,他成为军参谋长。</h1><h1> 刘苏是地方部队指挥员,进入正规部队战斗序列的时间短,缺乏大兵团、现代化作战的实践,把他安排在直属军参谋长的位置上,直接指挥运筹部队,体现了我军对地方部队的信任和重视。</h1><h1> 雁北支队是雁北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地方抗日武装,以晋东北恒山山脉、内外长城为依托,与主力部队晋察冀军区6团一道,战斗在灵丘、繁峙、浑源、代县、应县、山阴、怀仁、大同、阳高与兴和等县。</h1><h1> 这支部队有效地保障了雁北人民的生命财产,被群众称作“看家佛”,刘苏也被誉为“铁军司令”。在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封锁最为猖厥的1942年,晋察冀边区决定建立恒山山系秘密交通线,以加强边区与延安党中央的联系。这条交通线从灵丘下关开始,经独峪、冉庄、平型关进入恒山,沿长城线,进入晋西北,全长200多公里,晋察冀军区6团和雁北支队担负着保卫恒山交通线畅通的任务。</h1><h1> 1943年夏季到秋季,先后有5批干部、学校、部队和边区党政军领导安全通过恒山交通线,前往延安。其中有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冀中军区吕正操司令员,还有些领导同志是从根据地到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共达7000多人。</h1><h1> 作为地方武装,在补给和武器配备上不能与正规部队相比,还得经常为正规部队输送武器和兵员。他们的环境异常险恶,遭遇的战斗也格外惨烈。比如1940年8月21日,刘苏率领56名干部战士从第五军区所在地狼牙沟出发到应县,在灵丘白崖台、老爷庙一带遇到大队敌人袭击, 28名同志在突围中壮烈牺牲。这是一支经过抗日与解放战争拼杀的队伍,是一支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起来的部队。</h1><h1> 因此,由30余支抗日游击队组成的志愿军66军,被列为首批入朝部队,而且属志愿军直属军战斗序列。</h1><h1> 第66军辖196、197、198三个师。在第一次战役中,美24师一部在飞机掩护向黎邱洞、黎下里一线198师一部阵地发起攻击。英27旅在坦克掩护下向纱帽岩196师阵地展开进攻。198师一部在白云洞阵地打退美24师五次冲锋。197师在中场里毙伤敌20余人,击毁敌汽车四辆。</h1><h1> 196师冒雨急行军往宣州、定州堵截英27旅,但当进至宣州时,27旅已逃。66军因斩获甚微,受到彭总批评。</h1><h1> 1950年11月17日,军党委在青下里召开扩大会议,刘苏作了发言,分析了失误原因:仓促入朝,身处异国,地理生疏,装备落后,供应困难。更为主要的原因是,部分指战员怕死,怕苦,怕飞机,怕坦克,怕大炮。个别干部离前沿太远,判断敌情不准确,执行命令不坚决,使用兵力不当,迂回穿插不力,行动缓慢,以致失去战机。</h1><h1> 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打响,197、198师经过六天激战,共毙伤俘敌1373人。12月下旬,军党委在破邑召开扩大会议,刘苏批评了591团的平推战术,是不了解敌人机械化部队机动快,火力强的特点,死打硬拼,丢掉了我军传统的战法。</h1><h1> 通过总结经验,刘苏要求各部队一定要构筑好隐蔽、坚固的工事,把白天丢失的阵地在夜晚夺回来。在第三四次战役中,第66军共毙伤俘敌15329人,缴获各种炮163门,枪3781支,坦克212辆。</h1><h1> 66军1951年4月10日回国休整后,5月,刘苏二次入朝,担任67军参谋长。8月9日部队向金城开进,这年朝鲜暴发了特大洪涝灾害,风雨昼夜不停,山洪滚滚,江河泛滥。道路和桥梁大多被冲毁,部队经常绕道爬山,蹚水过河。在敌人的空中封锁下,粮食和弹药的供应非常紧缺。刘苏要求每个指战员自带大米30斤,每夜行军40多公里,按时到达了目标。</h1><h1> 他深入全军各个阵地细致观察,认为防御工事还是浅纵深的,无法抗击敌人的连续攻击。经过研究,决定构筑纵深为27公里的阵地。</h1><h1> 针对敌人以大规模的坦克集团进行割裂我军阵地的作战,即“坦克劈入战”,刘苏制定措施,一是改造地形,建立反坦克阵地,组织反坦克演练;二是在敌坦克楔入危险最大的地方,普遍埋设反坦克地雷。这些措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51年10月13日至25日美出动280多辆坦克向67军阵地发起攻击,每天发射炮弹5至10万发,出动飞机100至130架次,这是朝鲜战场美军出动坦克最多的一次。</h1><h1> 67军把防空洞和设计掩体串联起来,在防空洞挖到一定深度时拐个弯儿,此举不仅可以减轻敌炮火冲击波的破坏力,更能有效地避免敌机的轰炸。这种“马地形坑道”经过改进,集疏散、隐蔽、防空、防毒、防炮、防雨为一体,而且便于观察和射击,组成了四层火网。67军的6个炮兵营(含5个反坦克连),各师、各团、各连队的反坦克队、反坦克小组,使用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和反坦克手雷,以及设置障碍,埋设地雷等多种办法,经过10昼夜激战,使敌人仅仅推进了6至9公里即被阻住,共杀伤敌人2.1万人,击毁敌坦克39辆。</h1><h1> 我军采取步、炮、工兵密切协作,将火炮、反坦克出击和工程障碍相结合的作战方法,使敌人遭到重创,此后敌人再未敢使用坦克。</h1> <h1>在网上发现几页刘苏副司令员写的诗,系1980年打印给老战友留念用的。在网上作为孤本拍卖,全本共19页,缺第18页。拍卖价777.00元。</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