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洒武汉建工

柴和平

前 言

从1970年7月初接到武汉市建工局的招工录取通知书，到2010年6月底满60周岁退休，我在武建集团干了整整四十年。四十年的经历不算复杂，大体可分为四个十年。第一个十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武建二公司。第二个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市建工局（市建总公司）教育处。第三个十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武建职大和武建机施公司。第四个十年，新世纪头十年，在武建集团纪委。四十年中二十年在机关，二十年在基层，想想还是在基层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本文集收集了我在2015到2017年间写的在武汉建工工作期间的有关文章。所写文字中，关于在武建机施公司的几乎没有。一是对我那一段经历的评价，各方面还不尽一致，容易引起争议；二是不少当事人还在，如实下笔，可能对某些人造成伤害。其实那一段经历是我四十年中最值得留念的（它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只有待若干年后有合适的机会或者找到合适的切入角度再写了。

柴和平

2018年6月

目 录

发生在新工人学习班里的风波

1970年武建二公司的三次招工

老五队的年轻人

我在武建二公司的中学同班同学

四十年前上干校

恢复高考后的武建二公司实中学子

武汉建工的“二公司现象”

我的武建职大情结（上）

我的武建职大情结（中）

我的武建职大情结（下）

“两个负责”是我的为“官”信条

再谈我的武建职大情缘

　　发生在新工人学习班里的风波

四十五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在武建二公司的新工人学习班里。1970年7月上旬，在连续三天从潜江县渔洋区武昌实验中学的知青点接回一百多名新工人后，7月8日，星期三，武建二公司的新工人学习班开班了。

新工人学习班大约办了十天，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务虚，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忆苦思甜，讲厂史，介绍单位的基本情况；二是务实，分配工种，把人员落实到各施工队。

第一项内容花的时间较长，但按部就班进行得很顺利。第二项内容在进行中却发生了一场风波，主要在工种分配问题上。

二公司1964年招了一批学徒工，我们进厂时都是二级工师傅了；1968和1969年，二公司又招收了局技校的两届中专毕业生和一批大专班毕业生（当时还都称技校生）。也许在招收这些人时，二公司在分配工种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因此在我们的学习班中，工种问题变得十分敏感。当时土建类主要工种是泥、木、砼、副、架，我们这一期没有安排副工，只有其他四个工种。另外还有一批集中在直属队（当时二公司称五队）的辅助工种，如水工、电工、机械工、油漆工、柏油工、白铁工、圆木工等。当时没有安排分配水电机械工，准备从表现较好的新工人中抽调。以上工种中，泥、木工以及多数辅助工种为技术工种，但需求量最大的混凝土工和架子工为熟练工种。熟练工种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一般人不愿意干。因此在学习班中，办班工作人员向新工人反复宣传“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同时又用表现不好将分配混凝土威胁那些比较调皮的新工人。这种情况让新工人中一部分人比较反感。本来我们从农村抽回城里当工人，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强，大家对建筑工种也没有多的认识，现在经有关工作人员这么一弄，反而强化了技术工种与熟练工种高低贵贱的概念。

进行到新工人对工种分配的表态发言时，新工人中有人放炮了，为首的就是高选勤（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刚从农村招工回城的不满23岁的青年）。对高选勤，我在实验中学时就认识，但没有打过交道，以后下农村也不在一个公社。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直面高选勤。他激动地走上讲台，讲了对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的认识和年轻人站出来让组织挑选的意愿，直率地表达了对学习班某些工作人员刻意贬低混凝土工的意见。最后他说，我表态，我主动要求分配当混凝土工。在高选勤的感染下，不少新工人纷纷当场表态，主动申请当混凝土工。办班工作人员担心的混凝土工分配的一个大难题很顺利地解决了，这让他们感到高兴。然而，新工人中所表露出来的那种带“刺”的风格，又让他们隐隐感到了痛。

这一次工种分配，我们知青组回城的五名男生中，1名木工，1名混凝土工，3名架子工。我分配的架子工，也是自愿报名的。

至于分配到哪个施工队，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概念，也就无所谓了。最后我和高选勤、高永平都分配在了一队。我架子工，高选勤混凝土工，高永平泥工。一个多月后，我又随师傅一起调到新成立的四队，而一队成建制地调到了建工局在三线的宜都指挥部，我阴差阳错地留在了武汉。

（这里所称二公司只是为了简便。刚招工回城时的单位不叫二公司，全称为武汉市工业建筑公司武昌工区，几个月后改称武汉市第三建筑工区。1972年，五工区从咸宁回汉，与三工区合署办公，对外称三工区。1973年6月，三、五工区组建成建工局新的二公司。）

2015年7月上旬

　　1970年武建二公司的三次招工

继七月份招回一百多名新工人后，1970年八月，武建二公司又从潜江三江区武昌铁中的知青点招回几十名新工人，其中知名度比较高的有吴功艾、刘宝珍、邓反美等。武建二公司以这几十名新工人为班底，再从其他施工队抽调了十几名优秀的老工人及其徒弟，组建了新的第四施工队。我就是在第四施工队成立时跟随师傅从一队调到四队的。当时从其他队调去的还有何志云（泥工）、舒先文（木工）、柯汉金（木工）等。

1970年十一月，武建二公司又从黄冈招回了一百多名新工人。这一次招的不仅有汉口统一街中学的几十名知青，还有不少黄冈的当地青年，其中名气最大的，就算邝培润了。邝培润分配到二队，与刘宝珍同队，不久，他们相好了。历尽坎坷，大约在1976年，他们结为了夫妻。

算下来，光三次招工，二公司在1970年就增加了三百多名职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人中不少因各种原因离开了二公司，但也有一大批坚持到了最后，他们为二公司后几十年的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2015年7月

　　老五队的年轻人

武建二公司第五施工队1975年5月一分为二，小东门车间大院升格为公司设备科，位于公司大院的队部和油漆队、柏油队迁至石排岭，仍称五队。我把之前的五队称为老五队，它存在于我们记忆中的时间不足五年，但却留住了我们青春的辉煌。

老五队的年轻人如果以三十岁以下为界，大体分为三拨：一是六四年进厂的一批，如油漆工姜家华、电焊工管米田、机修工陈启富等；二是六八、六九年建工局老技校毕业生，如水工涂星琦、车工朱独秀、机修工肖一龙等；再就是我们七零年招工的一批了。七零年招工的一批又有若干沿革，先是从潜江渔洋招回以武昌实验中学学生为主的一批，工种分布比较散；后是从潜江三江招回以武昌铁中学生为主的一批，工种以钢筋工为主，如杨赐芳、黄尔康、司迎泉等；再后是从黄冈招回以东方红中学学生为主的一批，工种以油漆工为主，如赵春保、张花朝、张喜云等；最后是从五工区合并过来的一批，以机修工为主，如邓思国、叶万九、容四十等。这个时候，七零年招工的一批人大约已经超过一百人了，占了全队职工人数的一大半。

在老五队的年轻人中，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武昌实验中学的校友了，这批人应该有二三十个，记得的有以下一些：

油漆班 :万崇年、张巧珠、俞良敏 、叶凤林 、倪晓霞 、 袁志群；

水电班: 华利萍、柴和平 、焦苑苑 、 朱丁、饶竹青 、袁先义；

机修班: 王展伦 、赵晓敏；

车工班: 贺三珊 、谭德芳、 曹志新；

柏油班: 苏均一、 龙纯瑾、 陈志敏；

电焊班: 杨明朗；

白铁班: 高光莉；

圆木班: 钱锦芬

(在五队搞过几个工种的，按第一个计算，如我不算车工，袁志群不算刨工)。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当年团支部的几个支委，竟然几乎都在现在的“五队老友”群里。那时青年工作十分活跃，我记得1973年纪念学雷锋十周年，车间那边搞了一场由团员青年参加的劳动竞赛，有人连续工作了二十多个小时（按现在的观点有损劳动者健康，不应提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叶万九，当时竟然还不是团员！

我期待着见到更多的五队老友，特别是五队老友中的实验中学校友。

2016年3月7日

　　我在二公司的中学同班同学

1970年，武建二公司在潜江的武昌实验中学知青点招回了一百多名新工人，其中武昌实验中学毕业的学生有近一百名（其余为实验中学学生的兄弟姐妹或投亲靠友插队的其他中学学生）。我们班（六六届初中一班）有七位同学进了武建二公司。七人中，陶震、赵林七七、七八年分别在考取大学读书毕业后离开二公司，余永均八五年调离二公司，一直干到从武建系统退休的仅剩四人。这四人是余行素、陈宽诚、叶凤林和我，余行素和我从集团退休，陈宽诚和叶凤林从二公司退休。

四人中，余行素的名气是最大的了。1970年代她在二公司当木工，1981～1984年在武建职大读了第二届职大班，毕业后调到当时的总公司承包公司，以后在富强公司当了几年老总，1996年任集团总经济师。1998年她出了事。到底是什么事我干了十年纪委也不清楚。2000年末 ，余行素在恢复自由后不久即向市纪委提出了恢复党籍的申诉，市纪委不作正面回复，一直拖延到今天也没有给人家一个结论。

余行素是一个坚强的人。在身心健康还未完全恢复的时候，她就学习开车（那时国有企业中的头头脑脑正在兴起学车热 ，社会上的一般人员学车的还很少），2003年我在亚心住院的时候她去看我，就是自驾小车去的。后来，她的儿子、媳妇技术移民到加拿大 ，她又恶补英语 ，以便去加拿大带孙子时能适应那边的语言环境。这些年班上同学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凡全班性的活动她都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尽管她自己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到位，但组织起活动来还是有模有样，跟没事人一样。

余行素是1996年的省劳模，她的省劳模的荣誉至今还得到保留，没有因她的问题而撤销。

陈宽诚与余行素是二公司同一个队的木工，1982～1984年被局组织部推荐到重庆建工学院脱产读了两年大专，毕业后回二公司任202工地主任，以后任二公司技术科长，1993年任二公司总工程师，直至2010年底退休。退休时他拥有的头衔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省建筑工程有关技术质量专家组成员，省政府津贴享受者。他还在2000年被评为省劳模。

叶凤林起初在二公司搞油漆工，以后搞建筑装饰预算，直至退休，是二公司建筑装饰预算的金牌预算师。她的老公就是武汉建工的副总工程师、技术质量部部长俞良敏。俞良敏是2003年的市劳模。

至于我本人，相比他们三人，算是各自所在业务领域中成绩最不出色的一位了。感谢集团对我的关照，在我退休前半年给了我一个武汉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荣誉，享受劳模待遇，具体就是每月八十元劳模保险补贴，每年春节前一张二百元的购物卡。应该说，这种待遇体现在物质上已经微不足道了，主要是在精神上。

在我们这几个人中，能够出两个省劳模，这是我们武建的同学在全班同学中可以引以为豪的事，我也沾了他们两位的光了。

2015年7月

　　四十年前上干校

1976年2月17日，我们武汉市建工局的16名干部作为市五七干校第七期学员，来到了位于东西湖走马岭农场的武汉市五七干校，在这里工作劳动了半年。新的环境、新的伙伴、新的生活让我们对这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建工局去的16人中，一公司3人:组干科长蔡端华、计划科干部周岐铭、技术科干部李国金；二公司4人:技术科副科长刘元启、计划科干部闫劲辉、设备科干部柴和平、财务科干部罗燕祥；三公司4人:党委书记江书臣、计划科干部谷斯廉、知青办干部朱克扬、宣传科干部黄瑞芳；安装公司3人:材料科长汪义乾、计划科干部孟昭贤、工会干部舒先群；局机关2人:设备科长钟国启、工会干部蒙建华，其中有5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那时建工局对办了正式提干手续的青年干部，都要安排到艰苦环境中锻炼一段时间，主要是两个渠道:一是下乡当知青带队干部，二是去五七干校。于是，柴和平、罗燕祥、黄瑞芳、舒先群、蒙建华5名年轻人有幸成了五七干校的学员。5人中柴和平最大，二十六岁，罗燕祥最小，二十四岁。

那一批干校的学员全市共有二三百人，市建工局和市建设局（市政总公司前身）两个单位的学员合为一个区队，有学员三十余人。区队长王建雄，时任市建设局副局长；区队党总支书记江书臣。另外，干校给区队派了一个联络员老吴（名字不记得了），是区队实际上的最高领导。

当时上干校主要是两大任务:系统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那个时候学的，是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时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批判邓小平了。劳动的内容，作为我们建工局的十几个学员，主要是在校内盖了几间房子，另外参加了干校农田插秧等几次农活。

干校生活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学习，也不是劳动，而是现在看来不起眼的小事。一是干校的伙食，每天早餐变着花样，中晚餐至少一餐能吃上肉。在那个吃肉要肉票的日子，能天天吃上肉是一件多么让人惬意的事情呀！二是晚间看电视。除少数时间晚上安排有学习批判活动外，一般都是自由活动。干校有一台20吋的彩色电视机，一到傍晚，就有人把它抬到操场上，特别是天气往热走，边乘凉边看电视，确实是一种享受。那时电视节目很少，中央电视台还被称为北京电视台，主要是播新闻。那时还没有电视剧的概念，但有时播放电影，如《春苗》、《欢腾的小凉河》等。20吋的电视机现在已经被淘汰，但当时觉得很大了，更何况还是彩色的，看电视的感觉就跟看电影差不多。几乎天天看到电影，在家时哪敢想象啊？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在干校中接触较多的几个人。

任德亮，时任干校党委副书记，年近五十，湖南人。由于我在区队大批判发言和写大批判文章较多，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再加上他的儿子任亚平是我市建二公司的同事、他的女儿任嫩芳是我武昌实验中学同届不同班的同学，一下子让我与他的关系贴得很近。他多次主动与我个别交流。有次在干校农场插秧，他在我旁边边插秧边说话，谈实验中学、谈二公司，也听我谈对时事的看法、对干校工作的意见。还有一次他特地把我约到他的办公室，两个人关起门聊了大约两个小时，主要是谈对时局的看法。那天他的神情让我有些奇怪，谈问题有时放得很开，有时又有点闪烁其词。粉碎“四人帮”后想起那次谈话，我猜测他对当时的时局有些迷惑，在一些问题上等待我对他的观点的附和。可惜当时我满脑子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理解他的心意。后来在临近干校学习结束前，他通过江书臣书记给我代话，让我留干校工作。当时我想自己在二公司设备科干得不错，何必又换一个新的环境呢，于是婉言谢绝了。（当时我不知道五七干校是市直机关的班底。当然，按当时的观念，即使知道也不会在意它。）1981年，我从武师分院大专毕业分配到市建工局机关，时任局党委副书记明汉山告诉我，在市里开会时碰到任德亮（此时任担任市委秘书长），任还问到我的近况，当他得知我通过全国高考读上大学时，再一次表露了调我到他身边工作的愿望。明对我说他没有答应任。当时我没有调动的想法，也没有试图与任联系一下，对他的关爱表示感谢。任德亮是我这一辈子能够攀上的职级最高的领导人，跟了他，也许我的后半辈子会有所改变。但我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因为我相信，只有待在企业中才能使自己的人生阅历最丰富，而丰富的人生阅历是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不能替代的。（特别是我在机施公司当董事长的几年，在权力的顶峰看身旁各色人等的表演，真是让人大长了见识。）

江书臣。上干校前，我知道他是三公司党委书记，也认识，但从未近距离接触过。那时他是一个公司的第一把手，自己是一个参加工作仅四、五年的小年轻，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能与这样的人套近乎。在干校，我、罗燕祥与江书臣、朱克扬住一间寝室，半年的朝夕相处使我对江书臣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也对他产生了浓浓的敬意。江书记让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一是他的讲话水平。上干校之前，建工局大大小小的干部也接触过不少，讲话、作报告水平比较高的有时任局科研所所长郑光华、局技校校长陈甘泉、局党委副书记费跃卿等，但他们都不是普通的工人干部。那种操着地道武汉口音的工人干部作报告，江书臣是让我佩服的第一人。在干校的全区队大会上，他没有稿子，一讲一两个小时，条理清晰，言之有物，没有重复，没有虚话套话，使人把听报告变成了一种享受。我在想，说这么长时间，如果是打了腹稿的，记忆力得相当好:如果是即兴发挥，那口才真是难能可贵了。

二是他的平易近人。与一个比自己年长一倍、职级高几个档次的人近距离接触能够做到无忧无虑，固然有干校这种特殊环境使然，但更与江书记为人随和和对青年干部的一片爱心有关。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并没有像某些当书记的人那样用警惕的眼睛盯着周围的人，让我们待在他身边感到气氛宽松。好几次星期天回城休息，他约我到他家去玩。我记得几次去他家都是傍晚时分，在他家面对航空側路马路的阳台上边乘凉边聊天，就像面对一位熟识多年的长者，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有一次，他问到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没有，他马上给我推荐了一个三公司的优秀青年女工。那人叫汪仕会，我认识，1972年在建工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团成员选拔活动中见过。那一次她被选上了，我则落选。我知道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而且相貌也很清秀，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不是武汉人，说的一口麻城话。我不知当时自己怎么鬼迷心窍，竟然把这一点看得很重，没怎么犹豫就谢绝了江书记的好意。江很大度，没事一样又与我谈其他了。事后我很后悔，为什么不慎重考虑一下呢？即使不同意也不应该那么快回绝。江书记是一片好心，他介绍汪仕会绝不是随意一说，而是对两个年轻人深深的关爱。1981年10月我到建工局机关工作，江书臣时任局纪委副书记，因意外脑外伤住院。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我到医院看护了一夜，也算对他的歉意作了最后一点弥补。

罗燕祥，时年24岁，不仅是我们这个区队最年轻的，在全干校这一批学员中也是最年轻的之一了。罗是我二公司的同事，也是我实验中学的校友，由于比我低两届，此前在二公司我与他的接触并不多。

罗燕祥让我印象深刻的，除了在劳动中踏实肯干也能干外，是他的广博的学识。虽然他比我年轻，但知道的东西比我多，数理化、文史哲，大到宏观宇宙，小到微观中子、质子，好像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有一次休息时与人谈起小说《三国演义》，他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好多地方能把《三国演义》大段大段地背下来。

罗燕祥让我印象深刻，还有他在政治上的观察力。那时正值批邓高潮，他却告诉我他的直觉认为邓小平是好人（至于对邓1977年复出以后的看法，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我虽然自认为不是一个盲从的人，但还是为他有这样的想法感到吃惊。说实话，当时我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深信不疑的。几个月以后粉碎“四人帮”，证实了他的直觉是对的。我感谢当时罗燕祥对我的信任。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中，遇到别有用心的告密者，与时局相悖的言论是可以引来杀身之祸的。

从干校学习结业后，不到一个月，我调到二公司宣传科，与黄瑞芳成了同行。几年后到市建工局机关，我与蒙建华又成了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同事。我在想，究竟是拥有一万多名职工的建工局太小，还是冥冥中上帝眷顾着我们这群干校中的年轻伙伴呢？

2016年3月

恢复高考后的武建二公司实中学子

1970年，武建二公司从潜江渔洋招收了近百名武昌实验中学插队知青，这些实中学子很快成为二公司各个岗位上的骨干。

1977年10月11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标志着高考制度正式恢复。蓄势已久的二公司实中学子看到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更大舞台，不少人积极报名参加高考并脱颖而出，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作为当年二公司实中学子参加高考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对四十年前发生在我的校友之间的一些事记忆犹新。

1977年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在公司基层施工队蹲点，对二公司当年高考报名和录取的全面情况不是十分清楚。我记得当年高考被录取的有高三田泳汉、张小川、王展伦，高二李杏初，我们班陶震，以及六八届初中的袁志群、陈志敏、刘军等，不知道有没有不是实中学子被录取的。当时我和张小川都在二公司机关，张小川报到时，我陪同送行，一直把他送到了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现武汉理工大学）的学生寝室。

1978年高考，公司把报名组织工作交公司宣传科，正好由我具体经办，因此对七八年公司高考的情况就十分清楚了。我记得当年二公司报考50人，达到录取分数线20人，二十人中，除王忠才、王中涛兄弟外，几乎都是实中学子，他们中有高三王都喜，高二章少良、王光新、高选勤、代忠林、张和利、吕玉森，高一王文光、龙纯瑾，初三赵林、柴和平、焦苑苑、俞良敏等。其中有几人上线未录取，后被市建工局职工大学免试录取了。

到七七年时，因陆续调走，留在二公司的实中学子大约在80人左右，经过七七、七八两年高考，又走了20余人，总共比刚招工时少了近半了。但这些留在二公司的实中学子仍然是二公司的中坚，如我们班陈宽诚、余行素被评为湖北省劳动模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们工作中的建树。

七八年高考中留下了让我印象深刻的花絮：

焦苑苑，六六届初中生，当时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报考理科考出了达到重点线的高分，被武汉建材学院（武汉理工大前生）录取。

王文光，六八届高中生，物理成绩在二公司上线人员中排名数一数二，但数学成绩只有5分。当时我就感觉分数搞错了，数学太差的人物理不可能考那么好。后来查分，果然搞错了，两位数写掉了一位，后来他被华中工学院录取。

高选勤，六七届高中生，报考文科，考了370多分的好成绩，但差一点没让报名。高选勤档案中有文革中有不良行为的记载，公司领导S书记在查看报考人员名单后，让我去高所在基层单位找W书记出一份不同意高报考的意见，谁知W书记不买账，说公司不同意就是公司不同意，为什么要让基层说意见？回头我向公司S书记作了报告，S书记很生气但未说进一步的意见。以后在正式向区招生办报名单时，高选勤要不要报我犹豫了一阵。请示S书记吧他不同意高选勤就失去这次机会了，不请示吧怕S书记追究我的责任。当时不知怎么动了恻隐之心，一向谨慎的我突然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既然没说新的意见就是没意见，不请示了，直接报！高选勤的名单就这样报上去了。以后S书记也没有向我问起这件事，我庆幸自己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而无需承担什么责任。

但有些二公司实中学子就没有高选勤这么幸运了，如高三程吉瑞、孙兴邦，高二杨华玉等，他们没有得到高考报名的机会，以后分别在建工局上了职大、电大，虽然也得到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但毕竟舞台要小一些了。初二江联芳到七九年才被同意报考并被录取。

2017年10月11日

　　武汉建工的“二公司现象”

想围绕二公司再写一点文章，我突然有了“二公司现象”的概念。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武建二公司，对市建工局面上的情况了解很少，难以论及武汉建工的“二公司现象”。八十年代初，我到了局机关，对局系统面上的情况了解多一些了。

我认为八十年代武汉建工的“二公司现象”就是创建鲁班奖工程。二公司从黄鹤楼工程获鲁班奖后，接连又在市供电局调度大楼工程、磨山楚天台工程等项目中先后获得鲁班奖，一时间成了武汉建工系统的鲁班奖专业户。而一公司、三公司都是在九十年代中期才获得第一个鲁班奖，与二公司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了。

九十年代中期（九五、九六年前后） ，武汉建工的“二公司现象”表现为集团所属单位党政正职中几乎都有从武建二公司走出的人（从哪个单位走出，以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为准）。除集团邝培润外，一公司王怀蜀、二公司柯汉金、三公司吴建军朱志强、机施公司柴和平、装饰公司熊钢发、物配公司危国宏、门窗厂李一新、构件一厂汪裕初、构件二厂刘顺国、富强公司余行素、房屋开发公司何志云、科研院胡涛（胡涛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咸宁工区，二公司前身）、职大舒先文。仅缺安装和建机。

新世纪头十年武汉建工的“二公司现象”，表现在集团领导班子的组成人员。从2003年集团总工程师谭先康退休以后，集团领导仅剩五人:邝培润、康际方、吴建军、尹建志、林山，

其中，邝、吴、尹均出自二公司。2007年林山退休，尹建志虽到退休年龄却仍在集团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的岗位上，集团领导班子四人中三人从二公司走出。2009年，康际方不再担任集团总经理，吴建军任总经理。随后，集团领导班子先后增加了应志刚、王爱勋、张汉培，集团领导班子的“二公司现象”才不复存在，而这时已到2010年了。

2015年7月

　　我的武建职大情结（上）

在武建集团工作的四十年中，我在武建职大工作的时间不足五年，但武建职大在我心目中的分量，远远不止八分之一。

最早与武建职大（及其前身建工技校）发生关联，是1973年7月。当时建工局在三公司汉阳墨水湖一个生活区举办文革开始以后的第一届团干培训班，由局团委和建工技校负责组织（当时局技校还在恢复筹建的过程中）。全局参加培训的团干大约有一百多人，脱产培训近一个月。

培训班中二公司和汉阳机械厂的团干分在一个组，二公司9人，汉阳机械厂2人，共11人。二公司大家熟悉的团干有高选勤（一队）、刘宝珍（二队）、我（五队）、周正全（六队）；汉阳机械厂有吕必俊。

培训班组织了几场理论辅导课，讲课的分别是局宣传科长罗平凡、安装公司理论教员范治家、建工技校校长陈甘泉。三名教员中，陈校长的讲课让我印象最深刻。他讲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存在阶级斗争，其中讲到了资产阶级法权，讲得逻辑严谨又颇有新意，比1975年春张春桥讲资产阶级法权早了近两年。这次培训班让我知道了建工技校，认识了老校长陈甘泉。

1974年夏秋之交，建工局举办了一期局系统理论骨干评法批儒培训班，由建工技校组织，办班地点在局四楼礼堂，大约脱产一周。在这期间，我按要求交了一篇论文，内容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这篇论文引起了陈甘泉校长的注意。在分组讨论时，他专程坐到我身边，与我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一次，陈甘泉校长认识了我。

1976年10月，我调到二公司宣传科，这样到建工技校参加培训的机会就更多了，但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场景不多。

1979年初至1981年十月，我在武师汉口分院读了几年书，毕业分配时带薪读书的有两个选项，一是由教育系统统一安排，二是回原系统安排，我们建工局系统在该校学习的都选择了回原系统。当时局技校已经升格成了职工大学，我在二公司的老领导彭珈鸿时任校长。我约余复民到彭校长家去找了他，表示想到职大教书。彭校长告诉我们，对我们这批人的安排局里已有考虑，我到局教育科，高选勤到局宣传科，余复民到职大，其余的分到各公司。我表示了想到职大教书的愿望，彭校长做我的工作。他说，中央刚作出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局教育科需要人，你去比较合适。我也不好再多说了。

在武师分院读书期间，我还是比较认真的，虽然学校离家不算太远，我还是在校住读，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做功课。三年学完，我的各科总成绩在班上排名第三。我原想能够有机会走上讲台，以不浪费了所学的知识。谁知一生也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这里也有自己没有努力去找的原因），以至我当时的教材和上十本学习笔记到现在还束之高阁。

到局教育科以后，我的工作业务与职大有比较多的联系，特别是82至83年“双补”高潮期间，建工职大又挂上了局职工学校的牌子，我与高选勤、李新桥三个人成立了一个教研组，我负责数学，高选勤负责语文（这时他已从局宣传科调到了职大），李新桥负责物理。在这期间，我几乎天天往来于局机关和职大之间。

1990年5月，市建总公司（市建工局1983年2月即改名为市建总公司）教育处与职大合署办公，对外名称不变，对内称职工教育中心，何志云任主任，我任副主任。由于合署办公了，我在职大也任了一个副校长，负责招生。从这时起，我的工作岗位和办公地点都到了职工大学，我正式成为一个职大人了。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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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武建职大情结（中）

设立职工教育中心也不知是总公司领导出于精简机关职数的考虑，还是何志云给总公司的建议，总之对学校应该是个利好。职工教育中心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角色，对学校的招生工作是起了促进作用的。我呢，从机关那种暮气较重的环境里来到学校这个年轻人较多的环境，也是求之不得的。更何况学校有两个假，虽说当领导的假期都没怎么休息，但真正家中有事办一下比在机关还是方便多了。

1992年9月，学校职工经历了一场比较大的调整，由近百人调整到四十人左右。完成调整后，何志云离开了学校，调到星光公司。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张兴礼找我谈话 ，让我牵头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没有具体谈我的职务安排问题，我也没有问，就接受了牵头的任务。后来，沈烈风碰到我（他当时只是总公司办公室主任），主动提到我的职务问题。他说，你现在是学校的第一副校“”长，因为何志云的关系还在学校，等他的关系正式转走后再解决你的职务问题。我听了也没有说什么。几个月后 ，学校意外发生了一件事。租用学校房屋的总公司内部某公司未经学校同意乱搭乱盖，引起了学校职工的不满，愤怒中将该公司的搭盖拆除了，当时我支持了学校职工的行为。这件事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何志云知道后，出于对我的关心，让我尽快去总公司找张干臣经理把情况汇报一下。我没有去找张干臣，只是把情况跟分管经理林山说了一下。几天后碰到沈烈风，他明确表示了对学校职工行为的不满，我知道，他实际上表示了对我的不满。以后，再没有人找我谈这件事，也没有人找我谈关于我的职务安排的事，我这个被办公室主任口头任命的第一副校长，一直干到从学校调离。

好在，我这个人不太看中名分，我看中的只是给我的舞台。从1992年10月到1994年12月，是我这一生最值得回味的一段时光，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精力和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干了想干的事。

在招生方面，学校新增了三类班次:一是项目经理培训班，这是在何志云手上打的基础，我只是在与建筑业协会在利益分成的讨价还价方面比何更灵活，很快与建筑业协会达成了协议，取得了建筑业协会对办班的支持。二是挂靠有关学校办大专班。当时职大招生已经非常困难了，多数想拿大专文凭的人难过成人高考关。经王虹牵线，学校与湖北经济管理大学挂上了钩，一段时间内经管大班成了学校的一张名片，也增加了学校招生工作在三郊四县建管站方面的吸引力。三是改办技校为办职业中专和职业高中班。技校生包分配，这些学生又不是职工子弟，集团（1992年末，市建总公司改名为武汉建筑工程总承包【集团】公司）内部单位没有接收的积极性。而职业中专、职业高中是不包分配的，但学校招收的大都是系统内职工子弟，按照当时的潜规则，国有企业招收职工子弟是天经地义的，这些人高中阶段无论读什么将来都要靠父母单位安置，学一点建筑方面的知识，对他们将来的就业更有好处。另外，当时正值集团系统七零年进厂人员子女读高中阶段的高峰期，几年内学校职业中专、职业高中的招生形势一片大好。

另外，在学校内部管理方面，我主要围绕打破分配上的大锅饭 ，让对学校贡献大的人得到更多的实惠。这方面学校本来就有很好的基础，我只不过让职工进一步从观念上强化了这种意识。

1993年末，基于学校招生工作的大好形势，我又及时征得集团同意，启动了教学楼加层的工作。经过半年多的施工，加层改造完成，原来利用率很低的三楼礼堂被拆除，新增了四楼五楼几间大教室，为学校后几年的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1994年，学校的招生工作在1993年的基础上实现了再上一层楼。

2015年7月

　　我的武建职大情结（下）

1994年末，正当我谋划学校1995年发展计划的时候，听到了集团要调我去机施公司的消息。说实话，我是完全没有去企业的思想准备的。我没有想好到底去不去，也没有去集团找领导谈，我等着他们来找我。与此同时，我让学校财务加紧完成学校1994年度的决算，并让她们按同口径把这几年学校职工收入的情况统计一下。统计数字显示，按同口径，学校职工年平均收入1992年为4800余元，1993年为8300余元，1994年为15000余元。这一组数字让我感到了欣慰。另外，不等决算出来，我自己盘算了一下学校到1994年底的利润情况。当时学校账上有活期存款40余万元，外借200万元（集团楼下建行80万元，学校楼下交行80万元，星光公司40万元），年利率为百分之二十一点六（星光公司年利8万）。上述借款有的不足一年，总利息为三十余万元。另外，学校预收学费近90万元。算下来，学校的利润在190万元左右。后来财务决算报的利润是89万余元，我说，凑一点报90万吧。我想，不管我是否留在学校，不能把学校的实底全漏给集团了，我也不能为了自己的脸面和年终兑现奖而不顾学校职工的利益了。

约莫半个月后，集团领导才约我谈调机施公司的问题。跟我谈话的是集团新任总经理邝培润、纪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尹建志。谈了两个多小时，我没有明确表态接受集团的安排。谈到下午五点多钟，集团已经下班了，时值冬至，外面天也黑了。尹建志说，天这么晚了，你打算让我们待到什么时候？我终于松了口，答应回去考虑考虑，这实际上是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我想，在集团对我的安排背后，还涉及一系列的人事安排，如果我不接受，自己面临什么后果倒无所谓，影响其他一大批人却是我所不忍心的。

1995年元旦一过，我就向接手的舒先文交了工作，离开了我舍不得离开的学校，去了机施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2001年1月底，集团接受了我调离机施公司的请求，调我到集团纪委。

2003年六月中下旬，我听到了集团想让我回学校推进学校改制的风声。本来离开机施公司，我就不打算再到基层去负什么责任了，因此我也不准备接这个任务了。后来在与邝总的闲聊中，我摸到了他处理学校问题的基本思路:学校的学历班到04年8月全部毕业后，集团就不办学校了。学校职工想办就按改制的思路去自己办，不想办集团就按政策消化学校在册的一二十名职工。得知情况后，我想，与其被动地拖到最后 ，不如主动早日改制，我的武建职大情结让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置学校职工的利益于不顾，更何况集团还给自己保留着纪委副书记的位置。因此，当集团动员我去学校时，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

2003年7月2日，我以学校校长、党总支书记的名分，在离别学校八年半以后再次回到学校。到学校后，我抓紧时间做了两件事。一是恢复招收学历班，无长不稳是学校职工多年的信条，两年没招学历班大家对学校的前途都不乐观，我必须先稳定军心。至于招了集团不让办怎么办，我想，如果学校改制成功，招的班就与集团没有关系了；改制不成功，无非把班转让出去，学校多少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收益，那个时候，谁抓得到生源谁就是爷。很快，学校挂靠一家上家招了一个大专班。为了钻上家录取率控制在百分之七十的空子，学校还上演了一幕花钱请人参加考试的活剧。二是抓紧制定学校的改制方案并争取集团给予较优惠的政策。我与集团谈定学校的改制时点定在2003年6月30日，此后学校的招生办班与集团无关，集团按原定学校办到2004年8月给学校拨付人头费和办班经费，作为对学校改制工作的支持，集团同意了我的意见。为了让改制后的学校轻装上阵，我还积极动员接近退休年龄的职工办理内退，不再进入改制后的学校，这一做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我的二公司老同事、武昌实验中学老校友杨明朗对我意见最大，以至于多年以后还不愿意理我。

2003年8月底，暑假结束后新学年开始了，我抓紧组织了通过改制方案和确定改制牵头人的工作。9月初改制方案顺利通过。但对于确定改制牵头人的问题，我却有了一番纠结，主要是我自己愿不愿意留在学校的问题。从感情上来讲，我愿意留在学校，毕竟离退休还有七年，在学校应该比在集团机关快活得多。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况，在学校搞七年体面地坚持到退休应该是问题不大。但理智地考虑，我有两点疑惑:一是自己的身体状况能不能让自己坚持七年？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心脏有问题，当时办公室在四楼，每次上班到办公室，我都明显地感到心脏不舒服。我想，如果干了一两年身体不能胜任了，自己将成为学校的包袱。二是到集团后，我已经习惯了下班就回家吃饭的生活，我厌倦那种公款请客、强装笑脸、没话找话的场面，而留在学校，这些就是必须的，否则就难以尽到对职工的责任。思虑再三，我到集团去找邝总。我问，你让我去学校，有没有精简集团机关职数的意思。邝说没有，你愿意留学校就留学校，愿意回集团就回集团。既然他给我开了一扇门，我就借机选择了退回。

9月中旬，学校职工推举余复民为改制牵头人。为了不影响余复民开展工作，我趁机请假到亚心去看病。谁知这一看，竟然闹出个心脏搭桥，我也就此再一次离开了学校。

以后在集团工作，我也多次得到学校的帮助。2007年我在集团工会组织全市粉刷工技能大赛，学校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全力的支持。以后组织集团老干活动，学校也给予了我不少的帮助。退休前，我专程去了一趟搬家后的学校，也算是让自己近四十年的武建职大情结划上一个句号。现在虽然退休了，与武建职大好友的情缘还在继续。

2015年7月

　　“两个负责”是我的为“官”信条

《我的武建职大情结》终于写完了。原来没打算写这么长，谁知越写要说的话越多。第一天想一气呵成，第二天想分上下两段写完，结果写了上中下三段还觉得意犹未尽。我想写1984年学校在周丕维校长领导下壮美的改革序幕，我想写自己1992~1994年期间推进学校内部管理时的无所顾忌，我还想写学校职工到广水三潭、到山东泰山、到江西庐山旅游的温馨岁月。也许，是我的武建职大情结使然吧，让自己面对武建职大好友有说不完的知心话。

不少职大好友给了我过多的赞美之词，这让我愧不敢当。但是，有一点我是自信的，我在学校为“官”期间，没有过多地考虑个人的利益，或者说主要地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利益。我牢记着毛泽东主席的一段名言（出自哪篇文章记不准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这段话慢慢让人们淡忘了，我看到太多太多的为官者，只知道向领导机关负责，甚至只向领导机关的一把手负责。至于向人民负责，大家都心照不宣:我不向你负责，你能奈我何？是的，这些年“人民”被严重地矮化了。“人民”不能奈你何，但是，你的良心可以奈你何。当你老了退休了，坐拥一大堆财富而没有朋友，甚至遭到千百人指责的时候，你是否会感到懊悔？我现在虽然不富有，但一般情况下钱财够用，相比那些困难人群，已经非常满足了。更何况拥有一大批知心朋友是千金也难买到的。

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三十多年前京剧《七品芝麻官》中的一句台词，让我在为“官”时时刻铭记在心。为民作主，也就是毛主席讲的向人民负责，在一个单位就是向职工群众负责。当自己觉得难以承担起对职工群众的责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退出，在机施公司时是这样，在学校改制时也是这样。

2015年8月

　　再谈我的武建职大情缘

写完《我的武建职大情结》后，我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1984年底何志云任学校代校长后至今的三十多年里，学校的行政主要负责人一直是由我的同学（或我本人）担任。这也算是我与武建职大的一点缘分吧。

学校成立至今已经五十余年了，前二十年行政主要负责人都是由文革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担任，更换也比较频繁。1984年，周丕维同志任学校校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可能动作太大，年底就被撤换了。从那以后，学校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就由文革后参加工作的人担任了。何志云从1984年底到1992年9月，搞了接近八年。以后我干了两年多。舒先文从1995年1月搞到2003年7月，搞了八年半。然后是余复民从那时搞到现在，历时十二年。何志云、舒先文是我的中学校友，余复民是我的大学同学。难怪自己总对学校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认识何志云是在二公司新工人学习班上。以前在实验中学可能见过面，但互不认识，下农村也不在一个公社。学习班结业后，我与何志云同分在一队，一个多月后又一起调到四队。四队的新工人几乎都是武昌铁中的，这样我与何志云两人的关系就比其他人显得更亲密一些。另外，我与何志云都喜欢下象棋，而且棋力相近（他比我略高一点，胜负大概四六开吧）。那时新工人平时都在单位住宿，所以两人在一起下棋的机会很多。几个月后，我离开了四队，而何志云也在几年后到局技校读七二一工大，毕业后留校了。这期间我们仍有一些交往。

认识余复民是在到武师汉口分院以后。之前听舒先群谈到过余复民，他是舒先群的表哥，1976年时在安装公司当木工，可惜未能谋面。到武师分院后，因为一个班上就3个人来自市建工局系统（另一个是曹煕敏），所以相互之间走得更近一些。余复民性格比较随和，学习成绩也不错，在班上人缘较好。当时余复民住汉口一元路附近的海寿里，我去过他家。我的奶奶六七十年代住在距海寿里步行不足五分钟的如寿里，我经常星期天去看奶奶，每年暑假还到奶奶那里住上十天半个月的，因此对一元路、车站路一带很熟悉。我想，说不定我在街上转悠时碰到过余复民，可惜当时不认识。

相对而言，我与舒先文的交往要少一些，但我们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巧遇。那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几年。1976年夏的一天，我到舒先文的堂妹舒先群家里去玩，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舒先群家。那时我和舒先群是市五七干校同一个班的学员，当时舒先群住汉口人和街，而我的外祖父也住人和街。那天我去看了外祖父以后，顺便去舒先群家看一下，结果碰到了舒先文。在那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与舒先文谈了一些五七干校的情况，也谈了一些二公司的情况。1978年7月，我和舒先文都参加了当年的全国高考，考外语时，我刚好与舒先文同位。那时还没有实行单人单桌，考场都是两个人一张桌子。那一年外语成绩不记入总分，只供录取时参考，我和舒先文报的都是俄语，结果刚巧两人坐到一起了。1979年1月下旬，吴贤爱要生柴琼，住进了二医院产房。我在产房外守候时，碰到舒先文扶着他的陈医生也来了，好像是生孩子要发作，结果医生说时间未到，休息一下就让他们回家了。我估计舒先文的儿子比柴琼要小上十天。前几年，我已经退休了，一天在马路上碰到舒先文，他在等小车去一个工地。我与舒先文聊了一会，聊到他的孙子，他眼里立刻放出异样的光彩，滔滔不绝地谈起关于孙子的许多故事，还拿出特意备好随身带着的孙子的照片给我看。分别后我很是感慨，我又想起了在二医院产房碰到他们夫妇的事，我想时间过得真快，早些天还在愁儿子出生，没过好久孙子就满地跑了。人生，真的是太奇妙了！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