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易动映红

父亲在二零一一年的冬至前一天去世，转眼间已经七年。七年在人的一生中 ，只是短短的一个瞬间，但这几年于我，却是漫长的思念与无尽的回忆，每每想提笔想写一些文字，纪念父亲，却无从下笔。

父亲的一生，值得用个中篇甚至是长篇来写，我却才力有限，只有在父亲节来临之际，写篇短文，告慰在天堂看着我们这些亲人的他。

父亲的少年时代非常艰辛，但那时却已经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尽管他的祖父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开明绅士，却因吸鸦片和赌博，败光万贯家财，死后一床草席裹出去了事，弄得他的儿子——我的祖父少年时代不得不背井离乡，到上海做童工谋生，吃尽苦头，但血脉里到底是流淌着先辈的文化基因，所以，他送自己的长子——我父亲就读于日本人开办的小学，尽管年年得班上的第一名，免去学杂费，但小学毕业后即辍学，在街头卖报或跟我婆婆去南京跑单帮（当小贩）赚钱养活弟妹，减轻家庭负担。

一九四九年五月底上海解放，未满十六岁的父亲在七月，报名参军解放大西南，几乎徒步经湖南，从秀山进四川。我不知道他那么羸弱的身体，是怎样一路行军剿匪的。他的很多战友牺牲在行军的路上和剿匪的战斗中，他却幸运地活了下来。几十年后，每每谈及此事，都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因为我的曾祖父是个文化很高的人，他的基因遗传给了父亲，也因为父亲在日本人的学校里，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加上他自己的勤奋好学，父亲后来在法院系统工作，能力突出，以致他五十年代写的判决书，居然在八十年代，还被老院长从档案室翻出来，作为培训单位年轻人业务的教材。

父亲当时不仅年轻有为，更是个诚实而具有悲悯情怀的人。他在办案的时候，总是替当事人作想，被批判是替“地主反坏右”说话，然后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又老老实实地給单位的领导提意见。在“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当仁不让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石柱黄水农场。这个时候，又有很多人忍受不了思想上的苦闷和身体上的痛苦自杀，但父亲依然坚强地挺过来。尽管他在思想上是个文化人，在骨子里却有着农民的顽强和质朴，那就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

在那段苦闷的岁月里，父亲遇见年轻、面貌姣好的母亲并结婚，这是他人生最大的安慰。这个时候，父亲离开上海已经十余年，他想回到父母的身边，重温久违的亲情。可是等父亲办好离职手续，带着母亲回到上海，上海子女回上海可以落户的政策已经变了，上不了户口，更别说安排工作。于是父母只有被当做街道闲散人员，下放到人生地不熟的安徽农村。在人生的必然里，总是充满戏剧的偶然，于是我们五姊妹全部出生在安徽农村，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也成为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父亲天生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书生，下放到一个偏僻、贫穷、排外的小山村，这让他受尽磨难。才下放的时候，父亲下田劳动，从没有被毒辣骄阳炙烤过的背，被晒得通红，母亲那时年轻不经事，更不会照顾人，拿毛巾给他轻轻擦背，结果整个背上的皮被揭掉一层。在那么炎热的天气里，又得经受多少痛苦，才能痊愈。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由于体能太差，尽管正值壮年，在生产队却只能干一些老年人才干的活儿，也得不到全工分。盛夏时节割谷，父亲没有臂力搭谷，只得跟另一个老头一起，抱谷把子供应搭谷的人，看着这是个相对轻松的活儿，但其实更累人。父亲那瘦弱的双腿要不停地、反复地奔跑，不断弯腰抱起谷把子，二个疲惫不堪的人抱，供应四个壮年搭谷人。我跟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站在田坎上等一块田搭完以后捡谷穗。在近四十度的烈日下，就这样无奈地看着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地，不断奔跑在泥泞、滚烫的水田里。多少次梦回童年，回到那个场景，总要泪湿双眼。

　　后来，父亲去大队的民办小学教书，即所谓的民办教师。但父亲早晨也要早早的起来，去菜园子种菜，我跟着去浇水；去村后小山上的自留地除草，我跟着去放鹅。记得有一年秋天，父亲去教书，挑着一对箩筐，我扛锄头跟在后面。放学后，父亲把我们上学路上，隔家很远那块地的山芋（红苕）挖回来，我把山芋上的土捋干净，一个个堆在一起，再放进箩筐里；第二天，又去更远的村子后面的小山背后的那块地，把那些只有大耗儿大小的山芋挖好“盘”回家。父亲的体能是那样的差，却从没有偷懒不种这些很远的地。我问我们村里，为什么我们家的地会这么远？因为这是我父亲没有力气开荒，母亲给逃难的河南人饭吃，那些人帮忙在这些离家很远的地方开的荒，近处已经没有可以开荒的土地。因为知道粮食来之不易，所以至今，只要能吃的东西都尽量吃，如果一不小心浪费了，总觉得可惜和罪过。

我们家在村后小山上还有块地叫“老包顶上”，是一个姓包的逃荒河南人帮忙开的荒。站在这块地里，正好可以看见我们家的那座茅草房子。我们出房子的后门，也正好能看见这块地，刚好是一个遥望的斜对角。那时父亲觉得他的一生不会有任何转折，不会离开那块偏僻、贫瘠的土地，曾经留下话:以后就葬在“老包顶上”，我可以天天看见你们，你们一出后房门抬头，也可以望见我、想到我。离开故乡十五年后，正值我青春迷茫，彷徨无顾的时候，第一次回到故乡——我的出生之地，特意去这块种了芝麻，正值紫色的芝麻花盛开的土地留影。我把这些照片拿给他看，他笑眯眯地拿着那张照片，似乎很得意自己没有葬在那里，不仅活着，还把我们全家人带了出来。但今天写到这里，耳边回响着诗人的“葬我在高山之巅…………”的诗句，才体会到父亲的念头是多么的悲壮，又多么深情。

　　我是父亲最钟爱的女儿，也许因为我骨子里太像他。记得九三年那次远游，我和同伴早早地在萝卜市（码头）上船，百无聊赖地在船舷上瞭望等船开。临进中午，船要开的时候，突然看见父亲提着他一惯用的拎包，四处张望地在找人。那时他已经退休，因为在法院系统工作多年，熟悉各种法律文书的写作且文笔极好，在大东门的一个律所帮人代笔法律文书（他的几大本文书，我保存至今，仍然是我现在写法律文书的样本），一定是尽快写完手头的法律文书，不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才赶来。其实头天晚上，我已经回家去跟他告别，并且得到他的资助。当时年轻心硬，居然也不以为然，并不感动。我在外耽搁一些时日，没有按时回家，也没有给家打电话，他很不放心。回家后，发现门上有他给我留的条子:云儿，回来后先给家里打电话。他一定是觉得条子留在家里的桌子上，怕我看不见，才贴在大门外面的。我在家的时候，都是我给他做午饭。可那二周，他只有自己下面条，但他从不洗碗，阳台上摆了一圈没有洗的碗，把能用的碗都用完了，看着是既好气又好笑，但现在想起这些细节，满满的温馨和感动，慢慢的眼眶湿润。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邻居家收了很多莴笋，我帮邻居剥莴笋，莴笋皮可归我带回家。莴笋皮撕去里面那层老筋，洗净用盐腌上，吃起来脆脆的，下稀饭很不错，现在犹记得父亲当时就说我以后肯定会做饭。可我外婆是小地主的“惯思”女儿，不会做家务，我母亲十四岁离家参加工作，更没机会学做饭，我家就没人能够把饭菜做得好吃，只是炒熟而已，所以我不会做饭。

记得在大东门，他跟我说想吃鱼香肉丝，可我当时不会做饭，只是用酸咸菜来增酸，肉都没用芡粉芡一下就炒，一定是老得嚼不动，当时他的牙齿已经很不好。在女儿出生以后，我这个人才放下理想，过上接地气的生活，慢慢的喜欢做饭。可他的牙齿已经吃不动什么。每每想起这些，就遗憾万分，为什么我不早点喜欢煮饭呢，为什么不在他牙齿嚼得动的时候，把童年那点潜藏的天赋发挥出来，真是辜负他的期望和判断。

我不仅结婚晚，要孩子也晚，我女儿是他最小的外孙。女儿上幼儿园之前，跟他住在一起。他非常喜欢我的女儿，早晨吃鸡蛋的时候，女儿像条小狗粘在他身边，昂起脑壳翘首以盼，于是蛋黄都是女儿吃。记得有一次，带女儿出去玩了一天，回来有点晚。他说一天没看到女儿，心里像丢了什么东西一样发慌， 给我打电话，我用的是小灵通接不上，把他急得不得了。回家后，女儿往他怀里扑，他一副视若珍宝的样子搂进怀里，至今记忆尤新。

我父亲的最后几年，是在医院渡过的。那时女儿刚好上小学，我们每个周末去看望。他总是拉着女儿的小手，反复地摩挲，看不够的样子，贴在嘴巴上亲，嘴里叨叨:这是我们家最小的一双手。女儿慢慢地显露出一些天赋，性格稳重，脾气温和，小小年纪，说话用词却很准确到位。他嘱咐我好好培养她，要把她培养成张爱玲，张爱玲一生那么凄惨，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当时真很不以为然。女儿读小学的时候，是个平凡孩子，但上初中以后，慢慢变得优秀。他要我把女儿培养成张爱玲，一定是觉得这样可以弥补我的遗憾。远在天堂的父亲，你能看见你的外孙女儿，正在朝你期许的方向发展吗？你能看见我重新提笔，写点短文吗？

　　父亲的一生，不仅勤劳，热爱家人，更是一个自觉的思想者。我记得他“右派”平凡，回到四川以后，那时摆在案头的是邓拓的《燕山夜话》、彭德怀的万言书，蔡东藩的《中国通史》、《中国通俗史演绎》、《中国思想史》，四大名著、四言二拍更是不在话下，他可以一整天赖在床上看书，不吃饭不下床。清朝几个著名帝王的传记，也是他最感兴趣的，记得《雍正王朝》热播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雍正非常可恨，我们讨论过雍正这个历史上著名的酷帝 ，但父亲有他独特的见解:没有雍正的严苛，就没有后来的乾隆盛世。现在，我也有自己的历史观，深以为然。我们父女二人，在同样的年纪，几乎思考着同样的问题。

　　父亲一生坎坷，历经贫穷与磨难，从不抱怨，不仅如此，父亲还是一个豁达，看透生死的人，去世之前，他多次嘱咐母亲，不用抢救。很多人害怕死亡，我的父亲却能勇敢面对，泰然处之。伟大而平凡的父亲，这世间有几人能有你这般睿智。

父亲去世这么久，终于得此文章，告慰他老人家，愿他在天之灵能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