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普通一党员

江城龙

　　一转眼，父亲离开我们五年了。今年6月13日，是父亲诞辰94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我敬爱的父亲。

2000年3月，父亲写了一首小诗【入党六十周年感言】：“不改丹心六十年，奇功大过两无缘，子孙后代应知我，中共普通一党员。”这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父亲夏夔（1924.06.13～2013.02.02），湖北沔阳（今仙桃）沙湖镇人。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基本建设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大军区副职），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获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

从小追求真理向往光明

父亲出生于一个偏僻乡村的贫苦农民家庭。旧社会沔阳连年水灾，有民谣说“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其祖父（我的曾祖父）乃另谋生计，在附近小集镇余家场摆摊开店，过着半耕半商的生活，全家六口得以温饱。1931年长江大水灾，沔阳全县一片汪洋，全家外出逃荒，父亲的妹妹（我的姑姑）与母亲（我的奶奶）先后得传染病死亡，家庭生活从此步入困境。在封建思想十分浓厚的农村，宗族间的矛盾十分复杂。夏家在当地是小姓，常受周围有势力的大姓宗族的欺凌，许多难以忍受的屈辱在父亲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家里希望他有一天能改变这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父亲不满六岁，家里就要他发蒙读书。在乡下读私塾，从“三字经”一直读到“四书五经”。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愿望愈发强烈。

父亲14岁时

　　从简师走上革命道路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更为艰苦的时期。已经15岁的父亲，目睹人民群众的深重灾难，心中苦闷至极。正在这时，偶然得到信息，设在松滋刘家场庆贺寺的湖北省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附中部招生，由于当时沙市、宜昌一带尚未沦陷，相对比较安全，我的祖父把他送到了那所学校。这所学校名义上是国民党政府“官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争取和培养青年学生的革命学校。老师大都是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生，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实际主持学校工作的教导主任田绥祥是名老共产党员，训育主任史林峰来自延安抗大，他们经常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消极抗战，深入浅出地介绍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一踏进学校，父亲就像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学校的政治空气浓厚，师生的抗战热情很高，同学们唱的都是《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员之歌》、《黄河大合唱》等一些他从未听过的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办壁报、开晚会、搞校外宣传，都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主题。在课程设置上，学校除了统一规定的国文、数学、理化、英语等外，还增设了“抗战知识”这门课，专门讲授抗战的理论和实践。平时，他在学校图书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比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鲁迅的《呐喊》、《彷徨》，苏联作家的《铁流》、《毁灭》等等。所有这一切，使年轻的父亲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在学校师生的教育帮助下，父亲的认识不断提高，在革命的摇篮里锻炼成长。1940年3月18日，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又担任了附中部学生党支部书记，还当选为全校学生自治会总干事。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他奉组织之命，转移到鄂豫边区参加新四军，加入到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行列。

父亲在简师加入中国共产党（15岁）

　　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于1941年4月初到达我鄂豫边区根据地。边区党委组织部立即安排他到边区党校学习。三个月后，调校部任教务干事。当年11月，党校师生奉命转移到天汉湖区，接着又南渡襄河，在汉阳北部开辟新的根据地。这里原是敌我犬牙交错的游击区，年方17岁的父亲被分配到嵩阳乡任区委书记，以当地小学教导主任的身份作掩护，不顾生命危险，在敌人眼皮底下对群众进行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在此期间他曾多次只身与日寇遭遇，但都凭着机智勇敢和群众掩护而化险为夷。1941年12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武汉周围敌军比较空虚，我新四军第五师主力乘机发起了三打侏儒山战役，给伪“定国军”第一师以歼灭性打击，缴获了大量军火物资。在战役过程中，父亲负责动员嵩阳乡的群众积极参战，搬运战利品，并带领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在新收复的敌占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3月，父亲调天汉地委宣传部任干事。这一年天灾十分严重，国民党军队又乘机向我大举进攻，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父亲被派到基层任区委书记，从事征粮和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生产自救，多次参加韩家集、吕家巷、杨业陂等地区的反对日寇“扫荡”的斗争。1943年初，调任边区《七七报》驻襄河地委特派记者，五月初到新开辟的襄南地区进行采访时，被当时的襄南工委派往新成立的监沔县委任宣传部长。19岁的父亲只身前往监利县周老嘴地区，协同在那里活动的部队和部分进步青年，先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监沔县行政委员会，并担任秘书长。不久，县委书记和其他成员先后到达，分工父亲东下洪湖，负责巩固朱（河）北、开辟朱南两个根据地的工作。1944年2月，父亲奉调到襄南中心县委任政治秘书，同时也是新四军襄南指挥部的秘书，曾参加过攻克周老嘴、汪家桥及多次反“扫荡”的战斗。1945年5月，父亲调往大悟山参加边区党校的整风学习。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父亲被派往“武汉解放委员会”工作，并一度进入武汉，策动伪军向我投降。由于国民党与日寇相互勾结，极力阻挠，我军受降工作未获成功，父亲奉命仍回根据地工作。

父亲在新四军襄南指挥部任秘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 悍然发动内战。战斗在武汉周围的新四军第五师首当其冲，数万名浴血抗日的新四军干部战士被迫实行中原突围。1946年6月，由于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父亲所在的江汉军区部队从杨家河等地出动，进到柳林店整编，天汉中心县委的部队和军区警卫营合编为警卫团，父亲任团部总支书记。整编后的部队迅速西进，父亲随警卫团经保康县的报信坡进入鄂西北大山区。父亲告诉我们，部队越往西走，越感到沟深坡陡，山一座比一座高，一上一下少则要走二三十里。真是“举头明月近，回首白云低”啊！行军中更多的是辛苦和磨难，其艰苦程度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鄂西北一直是敌人的统治区，群众十分贫困，粮食只有少量的玉米和土豆。每到一处，部队只好用自带的食盐和银元向当地老百姓换点粮食，大部分时间得靠吃玉米糊和南瓜汤果腹，这对于来自“鱼米之乡”的父亲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一天晚上，部队露营在高山上，战士们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而方圆几里路才有一户住着茅草棚的人家，司务长只好给这户人家几块银元，在他家地里掰了几十个玉米棒子，分发给战士们在火上烤熟后充饥。有一次，父亲误吃了生芽的土豆，食物中毒，半夜里头晕脑胀，恶心呕吐，又没有药吃，只有硬挺着。西进途中，父亲不幸患了痢疾，一天拉十几次，也没有药物治疗。当时部队为摆脱敌人，每天急行军，要是因为这病跟不上部队，就得留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幸好卫生队长给了他一小瓶“鸦片酊”，他一天几次舀点路边溪水冲服，才逐渐好转，避免了掉队。这时，中央决定，已经胜利突围的中原部队就地展开，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牵制大量敌军，配合华北我军作战。父亲被分配到新成立的鄂西北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任宣传兼统战科科长。9月下旬，司令员李人林奉命率四个半连及一部电台，组成江汉支队东渡襄河到大洪山、桐柏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父亲担任该支队政工科长。经过四个月的艰苦斗争，支队歼灭了数以千计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牵制了敌正规军三个旅，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又无根据地可作依托。1946年12月31日夜，受敌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灭，大量敌人从四面八方不停地围追堵剿，部队昼夜不停地行军作战，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父亲向主要领导建议，迅速打过长江去，在江南地区开辟新的战场。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于1947年1月22日（正是大年初一）在沙市以东的郝穴镇横渡长江，进入湘鄂西地区。这一行动是这支部队得以生存发展，日后转战大江南北，长期在敌人后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关键。前进途中，父亲参加了甘家场、张家场、暖水街等多次战斗。不久，另一支部队也从鄂西北渡长江南下，会合后，两支部队奉中央指示，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下辖一、四两个支队，父亲被分配到一支队二大队任副政治委员，参加了大堰垱、磨岗岩等战斗。当年5月，纵队渡江北上，参加了安家集等战斗。尔后，经鄂西北进入豫皖苏解放区，部队整编为中原独立旅，下辖一、四两团，父亲被任命为一团二营教导员。参加了解放安徽阜阳、亳州及河南周口镇等战斗，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在鲁西南的作战。7月初，刘邓大军越过陇海铁路，挺进大别山，中原独立旅列入野战军序列，在刘邓首长统一指挥下，沿平汉铁路东侧徒涉黄泛区，破击平汉路，在河南光山地区与刘邓大军会师，然后挥师南下，先后攻克河南新县、湖北黄（红）安及李家集、竹瓦店等，并与刘邓大军所辖其他野战纵队并肩作战，进行了高山铺战役，一举歼灭敌整编第40师一万二千余人。

从中原突围到高山铺战役这一年多时间里，父亲一直在战斗部队中工作。先后两渡长江、四渡汉水、六涉淮河、四次跨越平汉铁路，历经鄂、豫、皖、陕、湘五省八十余县，行程两万余里，参加大小战斗一百余次。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为艰苦也最值得纪念的重要历程。同时，也受到了最大的考验和锻炼。

高山铺战役后，中原独立旅与第十二纵队奉命西越平汉铁路，收复江汉地区。父亲率第一团二营又一次南渡汉水，重建第三（襄南）军分区。二营抽出一个连分散开辟一个县，其余三个连和一营全部为军分区的机动部队，父亲仍任二营教导员。这个地区是老根据地，位于长江北岸，邻近武汉、沙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先后组织二十余个团正规军加上地方武装对我军进行了四次“清剿”，父亲先后参加并参与指挥了横沟市、汴河剅、积玉口、普济观等多次战斗，粉碎了敌人对襄南的一、二、三次“清剿”。部队在战斗中日益成长壮大。1948年6月，二营扩编为十一团，父亲任团政治处主任，又参加了反敌第四次“清剿”及三江口、新沟嘴、柴家集等重要战斗。1948年底，十一团与其他两个团整编升级为江汉军区独立第二旅，父亲仍任十一团政治处主任。1949年1月，为配合淮海战役，江汉军区集中独一、二旅及两个军分区部队发起荆门战役，全歼敌七十九军，活捉敌军长。不久，又配合四野南下部队，参加解放沙（市）宜（昌）的战役。

父亲（右二）任营教导员时与营的领导合影

父亲任团政治处主任时（24岁）

　　营救盟军飞行员结下跨国情谊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父亲还有过一段“外事活动”。那是1944年5月上旬的一个下午，在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襄南指挥部驻地江陵县赵家垴，时任指挥部秘书的父亲正在写材料。忽然，“快来看啊”的喊叫声和奔跑的脚步声响成一片。出于好奇，他随着人群朝小河边跑去，只见一只小木船正在靠岸，船舱里坐着一个身穿飞行服碧眼金发的年轻的外国军人，护送的是两个背枪的游击队员。这个“洋人”上岸后，用惊疑不安的目光东张西望，父亲把他带到指挥部政委李人林的住处，“洋人”显得更为惶惑、紧张。父亲用自己早年在“简师”学的一点英语说道：“Sit down please（请坐）”。洋人以为父亲会英语，很高兴，叽哩呱啦说了一大堆，父亲却听不懂，只好用知道的英语单词，结合手势和他攀谈。得知他叫莱威士，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他驾驶一架P-40战斗机从湖南芷江基地起飞，掩护轰炸机群轰炸日寇在武汉的军事目标，但在返航途中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油箱，不能继续航行，只好跳伞，幸好被当地农民救起来。为了这位美国飞行员的安全，防止日军的突然袭击，当夜指挥部机关转移到一个比较偏僻的村庄。受组织派遣，父亲与莱威士同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他们每天用手势和英语单词交谈，相处很好。有时也会闹出一些笑话。一个多星期后，父亲告诉莱威士，新四军将派部队护送他到李先念将军的司令部，然后从那里到重庆。莱威士十分高兴，一天要问几次“什么时候能动身”。父亲想告诉莱威士后天一定可以走，但不知道“后天”用英语怎么说，灵机一动，后天不就是明天的明天吗，于是先了说了句“Tomorrow”,然后用手一翻，又说了一遍“Tomorrow”,莱威士怔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高兴地纠正道：“After tomorrow.”莱威士临走的那天下午，专门交给父亲一封信，他要告诉以后再遇到危难的美国人，如果他们不幸遇到困难了，千万不要忧愁，这里的军民是真正抗日的朋友，一定会使他们生活得很愉快，并能帮助他们回到自己的部队……没过几天，新四军在洪湖又营救了一位名叫本尼达的美国中尉飞行员，他在路过襄南指挥部时，父亲把莱威士的信给他看，他很受鼓舞，还连连念叨：“我们认识！”

这种国际友谊一直延续了下来，2002年5月，本尼达来中国时，专门到北京与父亲见了面。他告诉父亲，莱威士还健在。此后，本尼达每年都要携家人来中国。2010年本尼达全家又一次来到中国，和我们家成员亲密聚会。可是本尼达回国后就去世了。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家人和我们家人都还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父母亲与本尼达夫妇合影

2010年，本尼达全家来到北京，与我们家部分成员聚会

父亲从朝鲜前线实习参观归来。

　　为国防建设作出贡献

1949年5月，武汉解放。独二旅改为湖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参加了包括解放鄂西地区在内的西南战役。恩施解放后，独二师奉命就地分散，执行工作队任务。父亲率十一团二营两个连及团直一部，前往宣恩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兼县长及县大队政委，负责开辟该县工作。湘鄂西地区历来匪患严重，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湖北省政府也设在恩施，反动势力较强。作为宣恩县人民政府的首任主要领导人，父亲坚决贯彻上级意图，依靠人民群众，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抓住主要矛盾，首先指挥部队在宣恩县南部截击西逃之敌，俘敌师长以下数百人，并派武装下乡，同时开展政治攻势，消灭、瓦解、招降敌地方武装，清剿土匪。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县敌军全部被消灭，旧政权纷纷垮台，人民政权从上到下建立起来。接着以坚决的行动，平息了土匪的暴乱，随后又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革命秩序迅速确立巩固，为宣恩县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父亲任宣恩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时期颁发的结婚证

　　1951年11月，父亲又调回军队工作，任湖北军区后勤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主要抓志愿军归国疗养的伤病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后勤部几所医院的“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春，湖北军区整编为省军区，工作重点是加强民兵建设，为实行义务兵役制做准备。这年6月，父亲调到湖北省军区司令部任组织动员科科长，主管民兵建设的业务工作，指导军分区、人武部推行普遍民兵制，建立基干民兵团。1954年6月，全军人武部统一改为兵役局，8月，父亲调任武汉市兵役局副局长，新组建成立兵役局。9月，为实行义务兵役制摸索经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为人民解放军征集30万补充兵员的命令（武汉市为550名）。这是我国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的开始，也是武汉市首次征兵。父亲带领新成立的兵役局全体人员积极投入这一新的工作，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超额完成了任务，其经验为湖北省军区党委和武汉市委所肯定，其总结报告作为市委文件转发全市所属单位。武汉市学校比较多，湖北省选调飞行员（包括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主要在武汉市的高中毕业生中进行，体检、政审工作特别复杂、繁重。父亲积极努力，都能顺利完成任务。1958年，全国兴起“大办民兵师”的热潮，武汉市各个工厂、学校、机关积极响应，办起了数量众多的民兵师、团，还下发了大批武器，父亲和兵役局的同志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9年12月，为适应地方体制的改变，武汉市兵役局与孝感军分区合组为汉口军分区，父亲被任命为军分区副司令员。

1960年，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编写我军各个时期的战史。父亲被选调到北京，参加红四方面军战史的编写工作，历时三年。父亲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参与了最后的统稿。

完成战史编写任务后，父亲回到武汉军区，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一年后，任部长。他在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加强民兵政治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蹲点总结经验的“留庄英雄民兵营”，被树为全国民兵工作重大典型，受到毛主席接见。

父亲为民兵颁发武器

父亲在基层检查民兵工作

父亲在武汉市民兵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局势逐渐混乱。地方一些造反组织不断到军队寻衅闹事，父亲身为群工部长，对“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当然责无旁贷，军区领导又指示他负责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为了保持军队的稳定和搞好军民关系，父亲只得不分昼夜地和那些“造反派”耐心解释，反复做工作，弄得舌敝唇焦、疲困不堪。后来父亲任“支左指挥部”党委常委和工交组长。7月中旬，在林彪、江青的策划下，谢富治、王力窜到武汉，不和军区领导见面，片面宣布“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污蔑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激起了武汉市广大军民的无比愤怒，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一度揪斗了王力，这就是所谓的“七·二0反革命事件”。结果导致湖北全省一片混乱，武汉军区机关也一度瘫痪。父亲对“中央文革”的这一行为极为不满，曾公开指责。后来，造反派揪住不放，污蔑父亲是“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是“陈再道的黑爪牙”、，是“‘百万雄师’的黑高参”，大会斗、小会整，一直折腾了大半年，才让恢复工作。

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武汉局势仍未好转。军区领导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先抓几个大厂（‘造反派’的主要阵地），稳定局势，恢复生产。这年6月，父亲被派到武汉锅炉厂任“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率领100多名来自陆海空三军的干部战士，进驻该厂，宣传党的政策。根据党的群众路线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好干部，改组了各级革委会，把被坏人掌握的权力夺了过来，对立两派的矛盾基本消除，生产水平也提高到该厂历史上的最好水平，全厂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1975年末，父亲任武汉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即后来的信阳陆军学院）副政委，分工负责领导政治教研室的教学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又参与领导揭批“四人帮”的活动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改革军队政治工作的教学内容。

父亲在武汉锅炉厂担负“三支两军”任务时与工人一起学习

父亲在基建工程兵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

　　加强基建工程兵的政治工作

1979年1月，父亲调基建工程兵工作。开始以副主任的身份主持政治部全面工作，并担任基建工程兵党委常委。一年后，任政治部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是1966年8月开始组建的，是一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的部队，主要承担三线建设重点工程的施工任务。1978年2月，党中央作出决定，把基建工程兵列为解放军的一个兵种，成立基建工程兵党委和领导机关，隶属中央军委和三总部领导，其施工任务则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安排。父亲到任后，为加强基建工程兵的政治工作，他主要抓了三项比较有成效的工作：一、加强组织建设。基建工程兵原来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所属部队的政治机关、政工干部也不很健全，各部队的党委分别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党组领导。基建工程兵政治部成立后，按照解放军的编制和政治工作原则，结合基建工程兵的实际，建立和健全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配齐配好各级政工干部，完善了在总政治部统一领导下的部队政治工作体系。二、按实事求是的精神改进基建工程兵的政治工作。强调政治工作要为中心工作施工生产服务，政工干部的工作岗位主要在施工现场。针对基建工程兵“以工为主”的实际情况，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政治部于1980年6月总结出《关于政治工作结合施工生产一道去做的若干问题》，共15条，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各部队，受到普遍欢迎。三、统一和完善干部管理制度。按“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军队的规定，与国务院各部积极协商，逐步建立了对所有干部实行“分级管理”、“统一调配”的体制，完善了干部工作的各项制度。1982年，父亲由基建工程兵军人代表大会选举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1983――1987年的一至五次会议，履行了人民代表的职责。

1982年8月，党中央、中央军委为改革军队体制，裁减军队员额，作出了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父亲没有过多考虑个人的去留，而是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精神，高度负责、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和组织协调工作，稳定了部队，较好地完成了干部安置、部队移交等大量善后工作。他始终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实事求是，努力工作。组织上曾经打算安排父亲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而这个时期，他受人诬陷，受到无情批斗及人身攻击，但他在逆境中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正确对待，冷静处理，最终真象大白，他是完全清白和无辜的，他以宽容大度为怀，从不计较和议论此事，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高尚的道德情操。随着基建工程兵领导机关的撤销，父亲离开了工作岗位，时年仅58岁，这在同职级干部中是比较年轻的。

父亲任基建工程兵政治部主任时在施工现场检查工作

父亲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正在认真审阅文件

父亲离休后

　　充当“特使”担负重要使命

1991年4月5日是新四军第五师建军50周年纪念日，湖北省准备在大悟举行纪念大会，去函邀请曾任师长的李先念、代政委任质斌到会。当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正在主持召开政协会议，难以抽身，找任质斌商量，两位老首长一致认为：4月5日恰好是清明节，不如派两个人作为代表，去大悟县向烈士纪念碑献花圈，到烈士陵园扫墓，以表示对烈士的哀悼和怀念，并参加新四军五师建军50周年纪念活动。后来，两位老首长一合计，从在京的五师人员中，挑选年纪较轻、身体较好而又熟悉五师历史的父亲和黄永贵，分别作为李先念、任质斌的“特使”，到大悟县参加纪念活动。遵照两位老首长的指示，父亲与黄永贵按期抵达大悟，参加了数千人的纪念大会，向烈士纪念碑敬献了由李先念、任质斌署名的两个大花圈，瞻仰了烈士陵园，并委托大悟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向群众转达了两位老首长对老区人民的问候，感谢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新四军第五师的巨大支持和无私奉献，祝愿老区人民迅速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随后，父亲和黄永贵访问了滚子河、白果树湾及宣化店，参观了大悟县革命陈列馆、五师和中原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以及李先念的故居，会见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完成任务回到北京，父亲及时向任质斌汇报了情况，李先念也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两位老首长都详细地询问了老区的近况。谈及这次“特使”经历，父亲总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对老首长的这份厚爱和信任表达深深的谢意。

参加新四军老战士书画展

　　居功自谦永保革命本色

离休以后，父亲本着“离休不是离开革命”的思想，继续为国家和军队建设发挥余热。父亲始终拥护党的领导，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关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坚持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读书学习，严守党的纪律。他时刻关注国际国内形势，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参与组织“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并先后担任研究会副会长及五师分会会长。撰写了十多篇反映新四军第五师与中原突围战斗历程的回忆文章和研究论文，先后在中央及地方报刊上发表。2004年又将自己多年撰写的一些文章和诗词加以整理编辑，出版了夏夔文稿选辑《荷塘雨声》一书。他心系人民群众，多次为贫困地区和灾区群众捐款捐物，2004年和2007年两次向故乡仙桃市图书馆捐赠图书五千余册。他先后任总政白石桥第三干休所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党委委员、管委会主任，心系干休所建设，关心爱护工作人员，积极为干休所发展建言献策。1996年被评为总政治部优秀共产党员，2003年被评为总政治部先进离休干部。父亲严于责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廉洁自律。对我们几个子女，他从来都是严格要求，并言传身教。我们都是靠着本人的努力和自身的能力素质，在不同的岗位上取得较好的成绩。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一堆旧的发票，打开仔细一看，原来是父亲当年在职时因私用车交纳费用的收据。当年，父亲可谓位高权重，可是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细节上也处处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有关规定。组织上给他配有专车，可他公私分明，因私用车主动交费。事情虽小，但却反映父亲一生清廉的本色，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有人说，一个老革命就是一本革命思想和传统教育的活教材，这话放在父亲身上一点不假。父亲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博学睿智、不断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淡泊名利、平易近人，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贡献永载史册！父亲从革命的熔炉里锻造出的那种坚定的信念、那种正直的品格，无论何时何地，永远都不会过时，也永远激励着我们！

参加国庆50周年观礼

父亲始终坚持读书看报，认真学习

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会

父亲因私用车时交费的收据

父亲在练习书法

父亲和母亲

父母和我们几个子女（母亲怀抱者为我的儿子——父亲的长孙夏桐）

父母和我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