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散记

研究孙

题记

2018年的母亲节，给母亲打去问候的电话，母亲情绪很激动，责怪我平时给她打少了电话。的确，这点上弟妹们比我做得好很多。挂了电话，我心情难以平静，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许多与母亲有关的往事，并觉得把其中的一些记录下来也有意义。凭着自己的记忆，再加上母亲的叙述，便有了下面这些文字。

　　母亲曾经是一个乡村教师，教没教过我，我已经没有印象了。母亲常教“复式班”，一间教室里坐着两个或三个年级的孩子，给高年级的上新课，低年级的就预习，更低年级的就抄字什么的，轮流着来。那时，上课下课靠摇铃，摇的是铜铃，铃声清脆悠扬，余音袅袅。铃声有两种，一种慢悠悠，一种很急促，一听就晓得是上课还是下课。母亲常常是那个摇铃的人，母亲摇铃的姿势和神态，我还依稀记得。

老师的儿子也搞些特殊，比如新学期开学交学费，别人家的孩子都是从家长手里拿了钱交给老师，而我不，我会叫老师去找我母亲要。

　　母亲15岁不到就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在罐头嘴乡搞土改复查工作，人称夏干部。那时的母亲没上过几天学，在农民家里吃过饭后欠条都写不来，只能用最简单的数字表示。后应族人夏孝成之邀参加了县里的师范招生考试，未考上;后改考初中，被录取。录取后读了两个月就没读了，因为生病，还因为其他原因。

出于对知识的强烈渴望，第二年又去报考。正在排队报名，被一个认识的老师从队伍里拉了出来，老师说你去年是休学，今年不用报名了，接着读就是的。母亲就这样读了三年初中，本来有机会接着读中专，因家里生活贫困没去读。

初中毕业后的母亲，于1955年9月走上了教师岗位，当老师的第一站是在罐头嘴公社的落水口小学。两年多后，也就是到了1958年，母亲带着一岁多的我回到了老家文蔚公社，在文华大队教了一年多。

母亲曾因表现突出，还被选派到益阳师范培训了一个学期，那次全县选派的人不多，就13个。

　　生父跟母亲离异，是在我11个月大的时候。我跟了母亲，实际上是跟了外婆，外婆把我含在口里养。母亲跟外公都是吃“国家粮”的，每月有薪水领，家里的生活会比当地种田的农民好那么一片篾。鸡蛋糕是我幼儿时期吃到的最高级的营养品。在我稍稍懂事时，外公外婆就不止一次跟我讲，说我是鸡蛋糕喂大的。

小时候，我们四姊妹与母亲的合影都不多，这跟许多家庭是一样的。好在母亲是个有心人，给我和大妹妹、弟弟留下了百天之内的照片。给小妹妹也应当是留了的，可能是弄丢了。我出生75天时与母亲的合影，母亲当年送了人，那人在若干年后又物归原主，这样我才有机会见到襁褓中的自己。母亲抱着大妹妹的那张，幸好背面写了字，不然是抱的谁，在多大时照的都搞不清了。相片背面写了送给舅舅，到底是哪个舅舅，母亲也记不起来了。弟弟的百天照我是头次见到，从一堆没整理的老照片里翻出来的。

　　1959年10月1日，母亲组织了新的家庭。次年调至县城东门外的席家咀当老师。1962年，典着大肚子的母亲再次调回了文蔚公社，在汀头小学任教。这次调动是为了即将出生的大妹妹，想让外婆帮着带人。

那时的农村师资力量十分缺乏，母亲因此而频繁调动。母亲调离汀头后，辗转在永光、华光、明光、团地、易兴大队教过书，这些地方都属于文蔚公社。母亲调动，我没有跟着一起走，与外婆生活在永光大队第二生产队。

母亲想把我从就读的汀头中学转学到公社中学，放在手边既能有个照应，又能帮她一把，公社中学里一位姚姓校长不肯接收我，母亲找更过硬的关系，才使我得以转学。

　　家里常年只有我和外婆两人。外婆抽烟，抽那种极劣质的旱烟，咳嗽得厉害，还患有肺病以及严重的哮喘病，因此干不了体力活。

小小年纪的我俨然成了家里的正劳动力，捡猪粪挣工分，隔河渡水去湖里割茅草当柴烧，担水，劈柴，推磨，打扫猪栏，没一样事干不来。农活里除了拿锄头的事做得少，其他的诸如插秧、扯田草、割稻、踩打稻机、踩水车都干过，甚至还试着跟在牛屁股后面扶过犁。我捉鱼摸虾也是一把好手，外公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逢人就夸我，而来自母亲的夸奖就少了。

　　我10岁那年，已经有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最小。弟弟出生第37天外婆去世。在我们那里，月子是按40天算的，这样算来，外婆去世时弟弟还没满月。按当地习俗，坐月子的人是不能见死去的亲人的，哪怕是至亲也不能，母亲就只能在隔壁房间里嚎啕大哭。外婆去世的那天早上，还在睡梦里的我被母亲的哭声弄醒，起床后知道是外婆死了，也跟着哭，哭得十分地伤心。

　　没了外婆，两个妹妹还有弟弟就跟在了母亲身边。此时，“文革”已经开始，母亲在易家嘴的易兴小学任教。易兴小学是跟公社中学挨在一起的，学校离外婆家有十来里路，我经常沿着机耕道在外婆家和学校之间两头跑。

每天有教学、家务一大把的事要做，父亲在县城里上班，帮不上母亲好多忙，尽管是请了人带两个妹妹，母亲也还是很忙很辛苦。

母亲虽说是当老师的，教育自己的孩子却缺乏耐心，气极了的时候，骂我的话很难听，比如“你这遭枪打的！”有口无心，骂过了，母亲还是对我疼爱有加。邻居梅姐的爹娘从不打骂她，对她总是和颜悦色，我羡慕的不得了。童年的我几乎没在母亲面前撒过娇，也极少亲亲热热地跟母亲睡过一个被窝，到老了想起来都觉得是个遗憾。

　　易兴小学里的房子住着很挤，等到放学了，教室里走得没人了，就把课桌挪开，腾出地方生炉子做饭。有时教室里还有三两个被留校的，我们等不得，也照做不误。那时还没有藕煤，烧的是煤球，留火不容易，几乎每天要生炉子，一生炉子，教室里就会烟气呛人。

姊妹四个，我是老大，没把书读好，没把弟妹带好，没把家务做好，都是少不得挨骂的，甚至是少不得挨打的。我挨打时，时常会被寄宿的同学撞见，撞见了他们也不回避，盯着看，弄得我无地自容。

　　解放初期当过文蔚乡乡长的外公，曾被抓过壮丁，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一段时间的兵，这段吃苦受累的经历，竟然成了别人嘴里的“历史问题”。

文革期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整我母亲，不仅抓住这所谓的“历史问题”不放，还捏造我写过“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语，还信口雌黄向母亲泼脏水……

一天，我跟着造反派抄家的队伍看热闹，跟着跟着就跟到了自己家里，亲眼看到造反派们翻箱倒柜，抄走了家里一副牛骨麻将，一副军人领章。领章是我当兵的姨父放在家里的，母亲说还抄走了一个铜脸盆。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母亲没有垮掉，咬牙挺了过来。

　　1971年，母亲调离了文蔚公社，到了菱角湖的六亿小学教书。随后我也转学到了汉寿县中学（后改为县二中），在那里完成了初中最后一年以及高中两年的学业。

与六亿相邻的几个大队，分别取名叫春风、杨柳、神州，这些地名都取自毛主席的«送瘟神»一诗。之所以会这样取名，因为那地方是芦苇荡里围出来的一块，是血吸虫疫区。

在疫区教书，母亲感染了血吸虫。早年治血吸虫病的药物毒性极大，病人容易出现严重的药物反应，常有治着治着就陡然丢了性命的。母亲40岁那年，在县血防站治疗血吸虫病，一个疗程的针还没打完，严重的药物反应就出现了，出现得毫无征兆，出现得猝不及防。抢救进行了整整7天，其间，母亲的心脏多次停止跳动。

　　母亲能逃出鬼门关，邓威特医生功不可没，堪称救命恩人。另一位医生在抢救中也是尽职尽责，尽心尽力，要记住他的名字------滕久元。

母亲这样的危重病人能被抢救过来，参与了抢救的省医疗队的医生说是个奇迹，地区血防系统的领导、专家也说是个奇迹。这就有了后来的报社、广播电台，大力报道医师邓威特先进事迹的时候，也采访过我的母亲。一天早上我打开收音机，正巧收到了采访录音的播出，母亲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万千，泣不成声。

　　1972年，母亲调到了县城边上的渔业队任教，渔业队是习惯叫法，它的正式名称叫护城公社五七渔场。1974年3月，刚满17岁的我高中毕业，去了那里劳动锻炼。

渔业队的校舍孤零零地立在河边上，可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通往学校的小路，两边长满了杂草，早上从那里走过，露水会把膝盖以下的裤腿打得浇湿。两人在小路上走，最好一前一后，不要并排，并排挤挤挨挨，容易掉进旁边的沟里。

走其中的一条小路还不能直达学校，有一条几米宽的水沟把路隔断了。少水的时候沟底窄，垫砖头搭竹桥板就能过;遇上涨水，就要横一只木筏子在那里，推过去，扯过来。母亲常和男老师一起在那里迎来送往。

　　走出教室门一、二十步就到了河里，曾有人指着河边一个地方告诉我，说有人在那里投河自尽了，此后的夜里我再不敢朝那个地方望。

教室的上方跟屋顶之间有一个隔层，整个屋子的隔层是连通的，上面堆满了渔具、船桨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夜里，隔层上面偶尔会发出一些响声，像是有东西被翻动，陡然响那么一下又没了。那上面一无老鼠二无猫，响声哪里来的？我一个人睡在那里，害怕得汗毛都竖起来。

在那样的环境里任教，母亲尽职尽责，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敬重。离开渔场好多年后，母亲再与那里的人相遇，也是亲热了得。

　　父母亲的工资要养一家6口人，还要接济独住在山里的爷爷，日子过得不宽裕，母亲跟父亲就商量着怎么挣点小钱补贴家用。首先是让我在假期里去县招待所“办会”，所谓办会，就是开大会期间去食堂跑腿，搬桌子板凳，摆调羹碗筷，择菜洗菜搞卫生……一天能挣块把钱。这样的挣钱机会并不多，因为不是所有的寒暑假里都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

县革委会的院子里散落着一些做不得正用的砖头，这些砖头有的在基建工地，有的在旮旯里，有的跟垃圾混在一起，有的被埋在了土里，把它们捡拢来归在一起，然后用榔头捶，捶成鸭蛋、鹅蛋大的一坨坨。这种活我们叫着捶砖渣，捶好了的砖渣堆成长方形或正方形，丈量后按几块钱一立方卖掉，大坨坨的便宜些，小坨坨的贵些。这是一个苦活、累活，以我为主，弟妹们帮没帮手不记得了，父母亲是帮了手的。

除了“办会”、捶砖渣，家里还揽了莲子去壳的活。莲子去壳看似简单，其实也是有技巧的，下刀的力度要把握好，轻了，破不了壳;重了，或成两截，或四分五裂。劈坏了的莲子轻易不往口里送，怕归不拢数。修补“受伤”了的莲子，我们通常的方法是用口水粘，不卫生，却有效。

一家人有空就劈，没空也要抽空。劈一斤溜圆的“水鱼蛋”几分、角把钱，“冬瓜莲”难劈些，一斤要贵那么三两分钱。熟手劈一粒莲子至少也要三刀，两刀重，一刀轻。一麻袋一麻袋地弄回家里，一粒一粒地劈，一粒三刀，一麻袋该要多少刀？想想都是一个可怕的数字。耗时费力挣钱少不说，劈时还要十分地小心，弄不好刀会吃肉﹐说粒粒皆辛苦一点都不夸张。

　　越是日子过得不宽裕，就越是巴望着自己快快长大，长大了挣一份收入减轻父母的负担。

粗大茶淡饭也养人，我和弟妹们都少病少痛地长大了，长大了的我们没有都生活在父母身边，姊妹4个里有3个在外地安了家。

2013年3月，78岁的母亲当了太奶奶，曾孙夏天朗她是十分地喜欢。

到2014年5月父亲去世前，当初的6口之家已变成了15个人的大家庭。

　　母亲是个有远见的人。上世纪末，我所在的企业连连走下坡路，职工人心涣散，都想着企业垮了自己做什么去。我也想，就去考了机动车驾照，还是B照，为的是多掌握一门谋生的技能。

有了驾驶资格却无车可开，常年搁在抽屉里的驾照成了僵尸驾照。即便成了“僵尸”也是要“养”着的，每年都要年审，要花个几十块钱。妻子不愿花这钱，说车没得车开，这钱花得不值。我也想过，留着吧，日后可能还真没有开车的那一天，留了白留;让它废了吧，又心有不舍和不甘，毕竟是花了钱费了力考来的，那感觉就是留着是块骨头，吐了是块肉。

母亲晓得了这件事，三番五次从老家打来电话，劝我和妻子把眼光放远点，说会有用得上的时候。听了母亲的话，就继续将驾照年审。

母亲的话得到了应验，务工单位的老板购置了一辆皮卡车，管理人员里只我有驾照，便将车交由我来开。此时摸上方向盘，已是我考取驾照后的第14个年头。

转眼间到了退休的年纪，儿子换车，换下来的车送给了我。叫花子不嫌饭馊，我乐滋滋地开着到处转。若不是听了母亲当年的劝说，没让驾照废了，如今哪里会体验得到驾驶的快乐。这把年纪莫说没有勇气去驾校报考，即便有勇气报考，通过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2003年，我倾其所有买了一套商品房，有了新房子，就想把原先那套60多平米的老房子卖了。听到我要卖房，几拨人先后上门来询问。很快跟一个同事以2万元的价格谈妥，对方还交了订金。

母亲听到消息，急急地打来电话劝阻，说困难是暂时的，缺钱想其他办法解决，不要卖了房子。小妹妹也相劝，跟母亲一个意思。

觉得母亲和妹妹讲得有道理，我跟妻子商量后决定不卖了，便买了礼品上门退掉订金，并表示歉意。没卖的房子就一直出租。2016年，老房子被征拆，征拆补偿款达到了35万元之多。倘若当初以2万元卖掉了，那该要吃多大的亏啊！佩服母亲的远见，也感谢妹妹相劝。

　　最终，母亲调进了城里，成了县林业局的一名干部，一直干到退休。这么多年不当老师了，凡认识母亲的人，无论长幼大多仍旧尊称她夏老师。写信或寄包裹到县林业局，不用写名字，写夏老师收就行。

退休后的母亲有了足够的空闲时间，安家在深圳的弟弟和大妹妹希望她老人家常去深圳，她去，但不常去，去了也不住很久。深圳那城市很繁华很美，弟妹家里生活条件也好，在母亲看来美中也有不足，那就是不能天天打“跑胡子”牌，不能一出门就碰见熟人，一句话归总：没有在家里随意自在。

弟妹们买了滋补品孝敬母亲，母亲很少吃，有时放在那里都放得忘记了，放得过期了、变质了也是常有的事。母亲吃水果不多，几乎不吃零食，基本上只吃一日三餐，有时还只吃一日两餐，即便是这样的饮食习惯，母亲依然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老年人常有的“三高”，她一高都没有。

　　媒体上常有报道，说有团伙专找老年人推销五花八门的所谓保健品，他们讲得瓜儿甜籽儿蜜，好多老年人被忽悠，花大把的票子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他们忽悠不了我的母亲，母亲从不去听那些所谓的养生讲座，更不眼热别人从讲座上得到的那些小礼品。

母亲十分地讲究卫生，家里总是保持着窗明几净，地勤拖，铺盖勤洗，衣服勤换。大冬天里，母亲也几乎是一天一个澡。洗这么勤，好多年轻人都做不到。见报纸、杂志上说老年人洗澡太勤也不利于健康，转述给母亲，她不听，照旧天天洗，说不洗不舒服。也没见她洗出什么不舒服来，只由得她。

　　在几个儿女里头，母亲为我操心最多，付出最多。

我的户口就经过了非转农，而后又农转非的几次折腾;小学的转学，中学的转学都是需要求人的;我高中毕业后，先是到渔业队劳动锻炼，再到芦苇场当合同工，接着又进汽修厂当学徒，然后去常纺机技校上学，这一路过来，父母亲不知求了多少人帮忙，不知多少次热脸挨冷脸。

儿子6岁时生了一场重病，当奶奶的心急如焚，不仅给予了钱上的大力资助，还四处信迷信，祈求孙子转危为安。母亲本是不信鬼神的。

儿子在省儿童医院住院，母亲准备了吃的用的，让父亲担了一担挤长途车送到医院。风尘仆仆的父亲，在医院没停顿多久就打回转了，怕晚了赶不上回汉寿的车。

我结婚用的全套家具，是父母亲买回木材请木匠在家里做好，然后又找车送到湘潭。

……

　　母亲的文化底子和综合素养不输一些年轻人。古稀之年，玩起了平板电脑，跟晚辈微信聊天、视频通话乐此不疲。母亲本来是会汉语拼音的，只是多年不用，荒废了，如今她又开始温习，从自己的名字拼起，已初见成效。

母亲在县委会和林业局都有房子，两边的房子都是装修过了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林业局的房子几乎空着，母亲偶尔会在那里睡个午觉，或邀人来打打“跑糊子”牌。

母亲打牌的心态好，纯粹是娱乐，是消磨时间，输了赢了看得淡，不像有些人输了点钱就像是输了田土，耿耿于怀，牢骚满腹。正因为如此，愿意跟她打牌的人很多。母亲打牌从不废寝忘食，该吃饭吃饭，该休息休息。牌桌上的母亲头脑清晰，思维缜密，老年痴呆症应该会找不上她。

　　我长期在一家背时企业里上班，收入十分地有限，因此对父母亲的回报少之又少。好在弟妹们有能力也有孝心，无论是时间上的陪伴，还是物资上的给与，都比我做得好。父亲健在时，弟妹们带二老去过香港，去过北京，游览了许多著名景点，去北京还是坐飞机去坐软卧回，让父母亲享受了一把。

　　父亲去世后，老屋常年关着，贼牯子翻墙进屋，把能变钱的东西偷了个精光。我把贼牯子不屑一顾的木脚盆归在一起，大大小小竟然有6只。一只只灰头土脸，落满了灰尘，有的还结了蜘蛛网。都桐油油过，除一只外，其余的铁箍都还紧紧的，边边角角都有自然地磨损，尽显沧桑。

贼牯子看不上眼的东西，母亲看重，我也看重。母亲讲，有的木脚盆可能还是我外婆的陪嫁，若真如此，那木脚盆的“年纪”就将近百岁了。木脚盆于我还有一些温馨的回忆，儿时的我把木脚盆当船，坐在里面，划到水里摘菱角……

我将木脚盆擦洗干净，装在车里准备运往我居住的湘潭留存。临行前，母亲让我打开车门，她要再看一眼陪伴了她几十年的“伙伴”。那一刻，母亲思绪万千、百感交集，我心的深处也被深深地触动。

　　县林业局的宿舍房子是砌在北门河上的，我们家住一楼。这样的房子住着不舒适，具体地讲就是冬不暖，夏不凉，河风刮得呼呼响，梦里听到浪打浪。当然，站在窗户边朝外望，看水波荡漾、看鱼儿跳跃、看水鸟飞翔，也会心情不错。

住这样的房子钓鱼方便，站在窗户边、阳台上都可以钓鱼。多年前，母亲也在家里钓过鱼，用的是那种“爆炸钓”，也就是海钓。夜里，把钓抛进水里，把信号铃子放在床头，信号铃一响赶紧收钓，有时一晚放钓收钓好几次。钓的到鱼自然开心，钓不到也无所谓，图的就是那份垂钓的快乐。

母亲不钓鱼已经好多年了，一是岁月不饶人，二是河上的鱼是有主的，是禁止钓的。

　　我们家的亲戚有很多在乡下，那“一兜子”夏姓亲戚里，比母亲辈分高的都不在世了，平辈里母亲是最年长的。母亲出生于一九三五年，今年已是83岁高龄。高龄的母亲念旧，想常去老家走走，我乡下的表姐“东方红”也想她去。但母亲难得去一回，因为晕车。

母亲晕车，不光晕汽车，有时还晕火车。不是万不得已母亲不坐车，要坐，会在上车前做足了准备，又是服药又是用生姜贴这里贴那里，有时管用，有时没有效。

一次，我接母亲和父亲来我生活的城市小住，车开出没多远母亲就开始晕车，母亲忍着想挺过去，却是越来越难受，我只得停车让她在路边呕吐。三番五次地吐，胆汁似乎都要吐出来了，便在一个叫三堤两港的地方掉头。

每晕车一回都像是生了一场病，母亲便不怎么出远门，我生活的湘潭实在是隔得近，她也是很少来。

乡下亲戚家有嫁娶喜庆之事，知道了，母亲大多是派我的小妹妹去庆贺。小妹妹没空就托人带去礼金。人到人情到，母亲偶尔也会亲自去打一转，当天去当天回，亲戚再三挽留也留不住，母亲不习惯厕所里没有坐式抽水马桶。

　　母亲也有过百年之后回归乡下老家的想法，这与父亲的想法有异。父亲于四年前“走”了，安息于风景秀丽的公墓。现墓碑已立，墓碑上母亲的照片被遮盖着，属于母亲的“千年屋”空着。每每凭吊父亲，我们做儿女的就想：要是母亲的照片能长久地被遮盖着，“千年屋”能长久地空着，那该是我们做儿女的多大的福气！

写于2018年端午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