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如飞

回马枪

快乐如飞

（前言）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一段他（她）自认为是最快乐的时光。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在1963年年底至1967年年底。当然，更准确的时间段应该是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这两三年的时间里。

写下自己这段快乐时光，这是我整个人生中记忆最为深刻，生活最为幸福，影响最为深远的真实写照。几十年来，自己总是喜欢有意无意去回味这段快乐往事。特别是我每每走到昔日的县委招待所和县委会，即使旧地面貌已经大变，我总会驻足四看，总会在自己脑海中去搜寻那记忆中的一花一草，一砖一木，总会去回味那难忘的日日夜夜。

我记叙下自己那段快乐如飞的生活，可以还原于我从童年过渡到少年许多快乐往事。比如捉麻雀、老鼠掏洞、唱戏、打球、捉鱼、捉弄领导等等非常有趣的故事，在我的《快乐如飞》中都有详细记载。

当然，我的快乐是生活在我整个的幸福家庭之中，也就是说，没有我母亲的单位调换，没有我继父的及时出现，那么我的快乐生活又从何谈起？所以，我文章会以我的整个家庭作为背景，着墨点会尽量多一点，毕竟这是一条主线。

由于自己水平所限，我记叙出来的文字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是我想，只要我能将自己人生之中那最快乐的一段时光记叙出来，也已足矣。

（1967年12月，我们全家在平江照相馆留下珍贵的瞬间。）

（一）

1963年底，县人委会负责人吴善仁找到我母亲，说是要将她从县百货公司调到县委招待所任所长。我母亲开始不是太愿意，后来吴再三强调说这是组织决定，我母亲就说先过去试试看。记得那时母亲和县商业局业务科的黄根保叔叔已经明确了恋爱关系，黄叔叔也几乎每天到我们家里来。母亲也对我们三姐弟交了底，以后他就是你们的继父。

母亲去县委招待所正式上班后，不久，母亲就和黄叔叔正式登记结婚，我们在烈士公园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期间，我们全家也搬到了县委招待所。招待所分给我们两间房，就在当时大食堂的最左边。纯白色墙壁的房间说不上宽大，但非常明亮，也显得非常整洁。内外门上都有玻璃摇头，即使有钥匙，我也总是喜欢从摇头上爬进去，那种像鱼一样滑溜溜的滋味现在回想起来总是令我特别惬意。记得有一次，我从摇头上爬进去，一不小心，裤子被摇头上一颗钉子挂住了，由于下滑惯性，结果裤子被钉子划了一个口子。二哥知道后，立即用针线给我缝好了。庆幸母亲给我洗衣裤并没有发觉。从这也可以看出我二哥当年的小手针线活十分了得。

食堂就在我们住房右前方三十米处，不时飘来香喷喷的肉香，闻着都会让我倾倒。食堂大厨叫刘闪阶，面相慈善，不喜欢高谈阔论，待人接物都很有分寸，炒菜手艺更是十分了得。据说有一年在外宾面前比武炒菜，从杀鸡拔毛、破肚、剁、炒到鸡肉上桌他只用了短短的9分钟时间，让人惊叹不已！煮饭的也姓刘，叫刘菊，比我大十来岁，我叫他菊叔叔；还有一位勤杂工和我母亲中间一个字同音，大家都叫他雅老。当然，我母亲那时很少有人直呼袁雅音本名，而是有了一个尊称，那就是袁所长。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第一次开餐，大碗的红萝卜炒肉，还有排骨海带汤。过惯了苦日子的我们，一下子面对这种诱人的大餐，除了窃喜，还真有点不太适应。毕竟这不是一餐两餐，而是餐餐如此。特别是县里隔三差五经常会在这里开大会，会议期间，早晨肉包子、馒头、稀饭、面条等等，中晚餐各种荤菜五花八门，可以说我们就餐时饭菜简直是应有尽有，总让我们觉得这里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

食堂后面是长长的围墙，围墙背面是县人民医院。围墙中间有一木门，但经常落锁。食堂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去吊水。食堂旁边有一口井，水面不深，但井水很清澈。水井上面有一轱辘，两只水桶上面的绳索在轱辘上一转动，一上一下非常有趣。转下去的水桶装满水后吊起来倒进比我略矮的水槽里，井水就哗哗流进食堂里面的水池中。开始只要我一吊水，食堂里几位师傅就叫我小心点，后来看见我吊水技术越来越熟练，他们只要看见我放学回家一到食堂，就叫我吊水。什么叫乐此不疲？可能这就是我的启蒙尝试。

大师傅们的胃口是永远填不满的，只要我一有时间在食堂现身，有时水池满了，他们又会叫我去刨冬瓜皮、择菜或者扫地，对这些我不感兴趣的玩意我搞了一会总是会借故溜开。当然，如果是大师傅们在切南瓜，我总会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很殷勤，因为南瓜里面的瓜子很有诱惑力。但最后师傅们给我的都是冬瓜子，南瓜子都被他们据为己有。可能有一次是破例吧，因为我在他们面前表现确实太好了，拿到南瓜子，我洗得干干净净。晒干后，叫大师傅们给我炒熟，美得我开心快乐了好些天。

（1964年春节，母亲和继父再婚后，和我们三姐弟在平江烈士公园合影留念。）

（二）

当时的县委招待所面积不是太大，但也不小。房子除了我们所住的那栋食堂外，前面还有三栋住宿楼。住宿楼一二栋为普通房间，都是那种中间为走廊，两边房间对立。房间每间也就十多平米，放两床，床中间的桌子上放一热水瓶。在那个年代，每个房间不可能有卫生间，更谈不上有其它任何电器设施。两栋都是两层，只不过一栋二楼是会议室，其余绝大部分房间供旅客住宿。三栋叫外宾楼，一般的旅客即使你再有钱，没有特殊介绍信，没有特殊身份，是不可能让你住进去的。三栋只有一层，中间是会议室，住房只有几间，每间面积也比较大，成U字形排列。这里环境不错，前面是花园，后面树木葱茏。

一栋前面是桃树林，我们搬来后不久，这里桃花朵朵，显得春意盎然；二栋前面是猪圈、男女厕所和池塘。养猪人是专职的，三十来岁，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当年他家住在东街菜农队。

招待所里有四位服务员，名字分别叫余桃英、余桃荣，龙文华，喻柏青。开始我们以为余桃英和余桃荣是两姐妹，其实不是。她们当年20多岁，余桃荣长相一般，穿戴很朴素，好像还结了婚，经常带一小女孩。我很少和她有交谈，她似乎过于严肃，不太爱开玩笑；余桃英长得比较漂亮，笑起来也是像桃花一样灿烂。她性格非常随和，有时旅客骂她她也不生气。大人们都叫她桃米济。记得当年我经常问她参与电影《怒潮》拍摄的往事。谈起那晚摄制组去万石厫拍摄分地主粮仓片段，她对导演说，你们要我去当群众演员，就要在影片中能看见我的影子。后来拍摄时导演还真给了她一个面部特写镜头。就这一个短短的两秒钟，让家乡人民瞬间记住了她，这值得她荣耀自己一辈子。

龙文华和喻柏青当年20岁不到，都是长寿街的小伙子。两人性格迥异，龙聪明调皮，喻老实木讷。龙文华身材高挑，长得也帅气，他根本瞧不起服务员这个角色，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早晚要走人。记得有一次，越南外宾来平江参观小水电住在三栋，外宾走后龙喻两人去打扫清理房间。会议室剩余的苹果喻柏青说要交给袁所长，龙文华拿起一个苹果就咬，边咬边说喻是一个一辈子做不成大事的人。事实也证明他说的话。不久，龙文华就应征入伍，远走高飞，去完成他的远大理想和抱负；而喻柏青即使后来不在招待所当了服务员，也是在其它单位传达室做门卫，据说他一辈子没有结婚。

招待所里还有一位总务，叫童构，家住三阳，我们都叫他构叔叔。他对我们家的情况非常熟悉了解，特别是他和我亲父生前关系不错，他老是说我的相貌从前面看长得像你母亲，从后面看长得又像你父亲。由于当年特殊的历史背景，构叔叔不愿和我提及我亲生父亲太多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全家和他关系不错。当然，所里还有其他行管人员。

在当年招待所里，四个服务员每天的劳动量不可谓不大。那时没有洗衣机不说，还没有自来水。客人一走，光是洗被单就会累得他们腰酸背痛。要从井里吊水，被单要在水池中搓踩，反复清洗干净后再晾晒。尽管龙文华对本职工作多少有点怨言，但劳动起来还是兢兢业业，当然，所里一遇到县里开大会，会议结束之后，四位服务员面对上百床需要清洗的被单，他们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完成的，这时候就需要其他人来帮助了。据我当时的同学薛丽娜回忆，她说她们家会经常到招待所领取几床甚至十几床被单，每清洗一床是五毛钱。被单清洗晾晒干净后，还要将被单包起被胆用针线缝好。当然，当年清洗被单也是轮流分配到各家的。在那个时候，清洗被单也算是一种紧俏货。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平江县委招待所第三栋外宾楼侧面）

（三）

继父是汨罗黄柏塅人，比我母亲小两岁。身材修长，长得比较清瘦。据母亲介绍，继父前妻是1963年上半年生小孩难产导致大出血去世。他现有一儿一女，儿子在老家种田，已成家立业；女儿未婚，在部队当兵；继父还有一老父亲住在老家。这样的条件对于母亲来说，是非常不错的。而更让母亲看中的是继父的人品，虽说继父在平江这么多年，妻子又很少来平江，但在社会上从未听过他有半点绯闻。但继父与我母亲结婚后，继父在汨罗老家几乎所有的亲戚就不这么看了。

作为一个男人，自己的妻子去世不到一年就在外地和一位寡妇结婚，汨罗的亲戚总认为我继父和我母亲之前肯定有过什么名堂。听到汨罗传来的这些风言风语，我母亲特地给我继父在部队的女儿写了一封六页的长信，将他们双方多年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这大半年的慢慢接触，才决定走到一起的整个经过，在信里都一一作了详细说明。并说他们在结婚之前感情上是非常清白的，他们汨罗老家的任何一位亲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平江商业系统来调查了解，并以她的人格作保证。

信寄过去后，继父的女儿看了信有点半信半疑，然后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哥哥，意思就是，眼见为实，不行就是革命同志。所以，在那个时候，虽说母亲已经和继父正式结婚，但在继父那边的儿女看来，他们并没有完全认可这位继母。

我们这边，作为我们三姐弟，刚开始肯定对这位新进门的继父是有所抵触的。有可能是母亲和我姐姐在这之前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姐姐后来对继父的态度有所缓和。我和二哥是什么也不说，表面上对这位继父也开始叫爸爸，但内心对他还是心存芥蒂。在这之前，母亲和我舅舅也先后通了一两封信，母亲将其重组家庭情况以及我继父的人品和我舅舅详细作了介绍，信中并夹了一张我们刚照的全家福相片。没想到我舅舅回信很简单，在祝贺的同时只是说姐夫相貌和我母亲有点差距。母亲接到自己亲弟弟的回信，轻轻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你回信每次总是一页纸，不能多写几句吗？

记得继父刚到我们的新家，一口汨罗话。喜欢吃他家乡的豆子茶，为此母亲会经常买来新鲜黄豆将其炒熟，放置陶罐中，供他慢慢饮用。继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来到平江参加的工作，也就是真正的土改干部。他到平江十多年乡音未改，没有半点平江尾音，也属难得。当然，我们和他交流全部是平江话，各种各样的平江土话他全部听得懂，也算得上是平江通。当时继父和我们说话不是太多，对我们也算得上比较热情。当然，我们对他表面上也还尊敬，因为母亲私下再三交待我们，要敬重你们的父亲。

在那段有点意思的日子里，双方都在试探，都在慢慢融合，都希望找到一个共同的平衡契合点。

在我们刚搬到招待所的那段时间里，他一有时间就开始看《毛泽东选集》，他从第一卷看到第四卷，我是亲眼目睹了他学习《毛选》的全过程。当时我也想，他是真正在认真看呢还是做样子给我们看呢？有一次我特意在他上厕所之际看了看他截留书时的页数，然后将书翻乱。没想到他重新再看时皱了皱眉头，嘴里嘟哝了几句，重新翻到了他刚看到的一页。从这也证明，继父确实是在认真读书。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知道我母亲是县启明女校毕业，又当过老师，继父自知文化低，他也怕夫妻之间这种文化差异过大，他想用读书来尽量缩短这种差异。不管如何，继父当年认真读书的初始形象在我心中还是留下了不错的印象。特别是继父非常喜欢和在意母亲，单凭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

时隔五六年之后，母亲终于有了一位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丈夫；我们也有了一位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父亲。特别是对于我和二哥，亲生父亲1957年被错划右派，1961年冤死狱中，我们对他的记忆和印象始终停留在一种模糊且尴尬之中，而继父的到来，也终于使得我们这个家得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完整。

（1959年六一节，不到五岁的我和儿时小伙伴曼莉在平江照相馆留影。）

（四）

当年的县委招待所和县委会所在地是连在一起的，地形和现在相比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招待所地势比县委会大部分地方略高。经过五十多年的历史变迁，除了招待所已经换成了县委办公大楼和县人民医院门诊大楼外，其它变化比较明显的是，原招待所那条下坡车道从内移到了县委会的大门外，还有就是那口曾经给我带来很多快乐的池塘的周围都变成了宿舍。

那时我们住在招待所，所里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娱乐设施；除了我们姐弟三人，所里很少有玩伴。龙文华有一漂亮妹妹，但每次来她哥哥处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厨刘闪阶的公子哥刘自友，也只是白天偶尔来来，大部分时间都吃住在毛家巷他的老家。所以，我和二哥每天吃完晚饭，去县委会篮球场打球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当年的县委会篮球场位置与现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记得我们第一次去打球，大人和小孩各自占据半壁江山，互不干涉，场面很是热闹。县委会有几位小孩是我在城北完小新一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们分别叫赵光、薛丽娜和戎云。所以，初到县委会，首先第一件事我就去寻觅他们的踪影。球场上打球的小孩里面，我只认识赵光，他很热情和我打了招呼。

那时我打篮球远没有赵光等小孩们厉害，毕竟我从小到大除了读书时上体育课偶尔摸过篮球外，其余时间打篮球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奢望。

我很快就和这些打球的小孩们混熟了，除了赵光外，也知道了他们各自的姓名，比如李首平、李跃进、赵平、戎晋、董明，薛维国、宋晋平、蔚晋湘等等。特别是里面还有一位漂亮的姐姐，她叫薛平华。平华姐长得最漂亮的地方是她的鼻梁，还有她那双眼睛长得楚楚动人。有人说我姐长得漂亮，但在我看来平华姐在某些地方长得比我姐还要更迷人。平华姐既是我同学薛丽娜的姐姐，也是我二哥的同学。她待人很热情，打起球来风风火火。带球上篮，抢篮在小男孩面前一点也不怯场。在那时，平华姐的球技是不错的，她和我二哥、赵光等人的球技应该是高于我们。李跃进尽管当时只有六七岁，但他像条泥鳅，喜欢带球往人群里钻，经常赢得大人们的阵阵掌声。蔚晋湘年纪比我略大，喜欢投远篮。胖乎乎的脸上一脸的笑相，但他往往投两个篮又不见了踪影。我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天真快乐的小集体之中。我们经常会以三个小孩为一组，六个小孩分成两边对垒，一方以先进五个球为胜。大人们站在球场边除了看热闹，有时也参与进来。在那时，打篮球简直成了我的最爱。

篮球场靠东北侧有一乒乓球室。如果遇上天下雨，我们就会到这里打乒乓球。相对而言，我打乒乓球的球技比打篮球多少要厉害一点，至少我能打败薛丽娜、戎云等女同学。但在赵光两兄弟面前，我一直是他们的手下败将。我二哥球技不错，他的左撇子弧圈发球经常令我们接球失误。我们就用球拍反面的木板接球；二哥又改用另一种前冲力很强的发球方式，我们往往会接球出界。于是有的小孩就大喊，不准用左手发球，当时笑得大家前俯后仰。在那时，我和二哥一有时间，就会跑到县委会打球。

招待所里龙文华也很爱玩，他多次和我说，要我找我母亲添置一张乒乓球桌。母亲每天忙于大事，找她解决问题的人实在太多。除了接待应酬县内各路会议人员，有时还要忙于接待省内外甚至国外众多外宾。所以，对这类小事她根本无暇顾及。

在那个时候，我很想我们家有一个篮球，但作为一般的家庭来说要购置这种奢侈品不是特别现实。

有一天，二哥带回来了一个球。

（上世纪50年代的平江县委会，照片中汽车旁边那个影子就是篮球架。）

（五）

二哥带回来的是一个灰白色的旧皮球。皮球比篮球要小很多。无疑，这个旧皮球估计是他的同学送给他或者借给他的。虽说与我期望中的篮球相差甚远，但在那个年代，这小小的皮球也给我带来了不少的快乐。

在我们住房前的走廊上，不时会看见我拍球的身影，至少通过这种反复拍球，对我的球技无疑要提高不少。后来，我灵机一动，将我们家的木椅翻过来，椅子的四只脚就成了现成的“篮筐”，白白的墙壁就成了“篮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定点投“篮”率几乎百发百中。以至于我长大后上场打球有着极高的投篮命中率，与当年我用椅子脚当“篮筐”投篮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二哥带回家的这个旧皮球，对我打篮球的球技提高很快。不过，这个旧皮球经常漏气，不时要用气筒充气，而气筒我们会经常去童构叔叔住处去借，因为他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我每次去借，他总是笑呵呵的。有时我们一天要给皮球充好几次气。尽管如此，我也没有丝毫怨言，毕竟这个小小的旧皮球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

后来二哥又不知从哪里搞回来一块乒乓球拍。我们哥儿俩就用球拍对着墙壁打球。我从最初的几下十几下慢慢提高到上百下而球不落地；有时我们也用吃饭桌靠着墙壁替代乒乓球桌，球儿在墙壁、桌子、球拍之间一上一下来回跳动，用这种方式打球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乐趣。虽说这种和平球在其他人看来只是小儿科，但至少在我看来，通过这种简陋条件下的反复练习，对自己的乒乓球球技还是有不小的提高。

当时我和二哥同睡一张床。记得一到星期天，我们就会在床上将被单挂起来当内幕，而前面的蚊帐就是前台幕布。然后我俩从幕后走出来演戏。至于当初演些什么内容？我是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过我清楚记得，当我们其中一人在外面演的时候，另外一人就在内幕里面做准备，至于观众不去管它了。有一次母亲回来，看见我们在床上演戏，就说我们胡闹，说是把被单搞脏了。但母亲一走，我们又重新开演。姐姐看过我俩演的戏，不过，她似乎不是太感兴趣，看了一会就走了。我俩快乐的就像小鸟，这小小的床上就是我们任意飞翔的天空。其实，我俩哪是在演戏，只不过是一种快乐心情的极致释放，毕竟前几年那苦难的日子压抑在我们心中太久。

我们也会在我们住房对门的食堂捉麻雀，因为食堂饭桌上经常会有遗留的饭粒。麻雀经常会从外面飞进来。当麻雀一飞进来，我们就赶快将门和窗户全部关紧，然后用竹扫帚到食堂内去赶麻雀。麻雀被我们赶得四处乱飞，经常是一头盲目撞在玻璃窗户上，又很快折回头沿着墙壁四角乱飞。到最后麻雀累得飞不动了，就躲在桌子底下用可怜兮兮的眼神望着我们。这时我俩也跑得筋疲力竭。几反几复，当我们最终捉到麻雀的时候，它那种凄惨无助的眼神望着我的时候，我却有一种无比胜利喜悦的感觉。我们将麻雀捉到后然后在其脚上绑一根小绳，紧握在手心的小绳便任由麻雀在我们眼前飞舞。有一次，我将拴有麻雀的绳子绑在一根木棍上，谁料几十分钟后，它的同伴悄悄飞过来竟然啄开了绑在麻雀脚上打了死结的绳结，将其营救一起远走高飞。那时的我，既不懂爱情的美丽和伟大，也不懂得去敬畏高贵圣洁的生命。自从那一只被我活捉到的麻雀被同伴或许是伴侣营救飞走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极少有麻雀飞进食堂里面来了。莫非鸟类也有语言？莫非动物也有人类一样的爱恋？望着死里逃生在天空比翼双飞的一对麻雀，望着天空成双成对自由飞翔的鸟儿，当时的我只能是望鸟兴叹，因为那时我什么都不懂。

在我家的窗户外，经常会有大堆的沙堆。一有时间，我就会在湿润的沙子上去挖筑各式各样的城堡。城堡四通八达，外面还有城墙，甚至还有骑士。有时望着自己一件件“艺术品”，总让我在很久一段时间里都沉浸于那美妙快乐的享受之中。

沙堆过去一点，就是有屋顶高像小山一样的柴堆。不到两尺长一根的木柴乱七八糟堆放在一起。我不知是从哪里学到或者是我自己发明的一项手艺，那就是“老鼠掏洞”。我从横七竖八的木柴堆贴着地面开始掏洞。我弓着腰，将一根根木柴掏出后，便形成一个刚好容我爬进去的柴洞。我掏洞的时候，不时会将洞上方挡道的柴棍一根根拔出来。记得当时我也怕柴洞会塌，我掏洞进去有了了两三米的时候，也曾在柴堆上面踩跳，结果安全无恙。掏柴洞也不是一日之功，因为你要将打洞里面的木柴一根根盘出来。后来，我要二哥和我来一起掏洞。有两个人传递，速度明显快多了。没过多久，我们就掏到了柴山的中心。柴洞初步掏好后，我们再用一根根大小差不太多的柴棍整齐铺在地下。柴洞的中心比较大，我们可以直起腰坐在里面。后来我又在所里的猪圈附近挖来几坨红薯，并带进柴洞里供我们慢慢享用。有一次我爬出柴洞，正好遇见龙文华和喻柏青，两人吓一大跳。喻柏青当即要告诉我母亲；龙文华弯下腰看了看我掏好的柴洞，一脸坏笑对喻柏青说，这点小事就不要告诉袁所长了，冒事的。后来两人也真的没有告诉我母亲。其实，也正如龙文华当初想到的，横七竖八的柴堆由于木柴的各种力的支撑制约，柴洞是垮塌不了的。后来，我的掏洞技艺日臻成熟，还带了戎晋和董明两个“徒弟”。当然，这是后话。

（1958年冬天，我、二哥和姐姐在平江照相馆留影。）

（六）

日子就这样快乐轻松地前行。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客人20多岁，个子适中，穿戴打扮比较朴素。从母亲口中悉知，客人是继父的儿子，名水田。母亲要我叫他哥哥。我很快就叫了他一声哥，虽说是第一次在生人面前叫哥，但比我第一次叫继父为爸爸要轻松爽快多了。

哥哥端着一碗豆子茶，边饮边看着我说，这是迎宪吧？我点了点头。他问了我在哪所学校就读？读几年级？以及学习成绩如何？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看得出来，哥哥比较健谈，也容易沟通，让人很容易亲近。后来二哥和姐姐先后回家了，大家都作了自我介绍。

从哥哥口中悉知，大嫂在家要带一岁多一点的儿子，还要喂猪种菜，抽不开身，所以，这次只来他一人。尽管那时我还不是太懂再婚家庭之中的玄机，但至少知道，哥哥此行是来探路的，也就是代表他的妹妹来全方位了解他们心目中的这位继母，究竟日后是作为一位革命同志还是真正的母亲来看待？初次继母的印象对他来说无疑十分重要。

晚餐的气氛很融洽，作为组合只有几个月的一个再婚大家庭，这种良好气氛的渲染的确十分重要，毕竟它决定着继父继母日后在对方子女中的地位和形象。就像我一样，虽然我多少改变了一点对继父的看法，也多少对他有了一点良好的印象，但要全方位去接纳这位继父，还需要一些时日。我的这种想法其实也代表了我们姐弟三人同样的真实想法。这位初来乍到的哥哥其内心的想法不也是和我们一样吗？时间是检测一个人道德品质好坏最好的试金石。

哥哥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回去了，说是家里事情实在太多，有时间再来。哥哥临走之际，母亲买了大包小包的平江土特产给这位生疏的儿子送行。哥哥走的时候我不记得他喊了母亲没有，也许没有喊，也许喊了一声“妈妈”。没喊也正常，喊了也正常。不过我看得出来，通过他不到一天的短暂时间对这位继母，对我们姊妹的初浅了解，给他留下的初始印象应该还算不错。

又过了一些天，家里又来了一位女性客人。客人身材高挑，年纪和母亲相差不大。她称呼母亲为大嫂，无疑这是我亲生父亲最小的妹妹，我们姊妹都叫她细姑姐。

在我印象中，这位细姑姐我是第一次见到，但她说多次见到过我。细姑姐长得和我姐姐有几分相似。细姑姐当年是一位小学教师，她能言善辩，很明显从口才方面，我母亲远远不是她的对手。

细姑姐对我母亲和我继父当时态度也还不错，我母亲也客客气气招待了这位妹妹，双方都没有翻陈年旧账。从我母亲内心来讲，对我亲父这边大多数的亲戚是有所不满的。从我父亲57年错划右派开始，除了我细叔细婶拿过家乡土特产来看望过我们，其他亲戚对我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从来没有进过我家的门。而那几年里又是我们生活最艰难最困苦的日子。现在我们生活刚刚开始好转，你这个时候来，即使母亲口中不说，但内心总会有一点疙瘩。当然母亲还是看在昔日多年亲戚份上，对我的这位细姑姐还是热情接待了。

细姑姐从内心来讲其实是很愿意亲戚之间多多走动的。作为我亲父那边，也称得上是教育世家。从我爷爷开始，就非常重视办学教育，其教学方法在《平江县志》上都有详细记载。如果没有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出现，那么我们这个家庭也就不可能会出现前几年那种令人心酸的苦难。细姑姐也向我们三姐弟仔细询问了一些家庭近况。有时还哭哭啼啼，似乎她还沉浸在好些年前我们家团圆在一起的日子里。

后来我的细叔细婶也来县城看望我们。母亲和细婶都是老实厚道人，做年轻媳妇时两妯娌关系就非常要好。特别是在我们全家落难的日子里，也只有细叔细婶几次登门看望安慰我们。人永远是患难见真情。细叔也是文化人，他和他妹妹也就是我的细姑姐一样都是小学老师，但他说话没有我细姑姐那么刁钻，而是和风细雨。他在我们三姐弟面前没有提及太多的过往，而是鼓励我们日后努力学习，要我们搞好和继父的关系。也许，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吧。

（1958年春节我和姐姐在县城照相馆留影）

（七）

汨罗的哥哥走了没多久，招待所里来了一位老人，他向服务员余桃英打听袁所长住在哪？余桃英很快将老人带到我母亲面前。母亲问老人有什么事？老人一口汨罗腔说，你是雅音吧？母亲一听是汨罗口音，又看着老人那熟悉的头型，就说你是根保的父亲吧？老人连连点头。

老人名叫黄瑞生，当年60多岁。那头型和我继父简直是一个模子复印出来的，个头只是比我继父要矮小一些。我们三姐弟见到这位老人时，母亲要我们喊公公（爷爷），继父说叫爹爹。我们有点不习惯，毕竟这个称谓拗口不说，作为平江人从来没有对爷爷有过这种称谓，因为我们觉得爹就是爸的称呼。我们面面相觑，半天没有做声。但既然是继父的父亲，我们就得尊重继父当地的风俗习惯。后来我们遇到他，有时叫爹爹，有时叫树爹（平江口音称瑞为树），有时叫爹老。就像我们叫继父一样，爸爸也叫，爸老也叫，爸老咪也叫。

爹爹之前来过平江，所以他对平江县城也比较熟悉。他经常穿一身黑色的父母装，裤子是那种抄头裤，一根布绳齐腰将裤头扎紧。一双老式黑色布鞋穿在脚上，不是下雨天从不换鞋。

爹爹刚来的时候比较拘谨，话不是太多。带他去洗澡，他说澡堂这么多间；带他上厕所，他说茅坑太远了。吃饭的时候，早餐馒头稀饭他吃不太惯；到了吃晚餐，他说这么早就吃饭？一到晚上他老是说肚子饿。所以，刚来的时候他对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太习惯。

刚开始我以为他也会像汨罗哥哥一样住上一两天就会离开，没想到他住了一个星期还没有走的打算。当然，我母亲一再挽留这位爹爹是主因。

后来爹爹慢慢和我们熟了，他和我们姐弟之间也有了一些交流。他和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你母亲好体面，一排扎齐的牙齿。然后又会说，水妹子（汨罗人喜欢将男的说成妹子，女的则相反。水妹子就是水田）的妈妈长得也很体面，不比你妈妈差。他也介绍了我继父以前的一些趣事。继父结婚很早，年纪轻轻就挑起了家庭重担。爹爹也说了他30多岁自己妻子去世之后就没有再婚，为的就是守住我继父这根独苗。所以，这也是继父名字根保的来由。

爹爹在这里住了一个月时间，汨罗哥哥又来了一次。哥哥这次来的意思是想将爹爹接回去，加上爹爹对这里生活不是太习惯，他本人也想回去。但母亲一再挽留，这样爹爹只得又住下了。哥哥这次来，看到母亲对自己的爹爹如此关心照顾，所以他也很动情，当着我们姊妹的面喊了一声“妈妈”，然后动情失声哭了起来。我想哥哥哭的原因可以说是百感交集，毕竟他的亲生母亲去世还只有一年多一点，另外他也可能看到了他这位继母人格品德确实高尚。

哥哥回去后不久，有一天，我在所里小卖部看到一封信，信是从广东兴宁179医院寄给继父的，于是我将信交给了母亲。继父下班后，母亲将没有拆封的信交给了我继父。继父打开信后，说是杏伢子写来的。继父读完信，看了我母亲一眼，然后将信交给了我母亲。我母亲一看信，眼睛就开始湿润起来，因为信的开头就是爸爸妈妈，落款是您们的女儿杏华。无疑，继父的这位女儿从心底里已经开始认可她心中的这位继母。无疑这也是他们兄妹俩沟通后一致的意见。我的这位姐姐在信中还夹带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穿着军装的正面近照，另一张是她和几位女兵在海边抬头看椰子树的风景照。从照片中看得出，杏华姐长得非常漂亮，笑起来两个酒窝特别好看。从杏华姐信中也得知，她当时刚好20岁，比我姐大4岁。爹爹接过照片眯着眼睛仔细看后说，杏伢子长得像他妈妈。

爹爹住了两个月，无论母亲怎么挽留，他都执意要走。我想，爹爹此次平江之行，使得我母亲在我继父子女心中已经留下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印象。

我想，如果换了其他一位继母，面对这种情况，不见得都能做得到。即使能做到，也有可能是天天在指桑骂槐，弄得家里每天鸡犬不宁。这就是我的母亲。

（1963年春，我和母亲、舅舅以及红二代们在我外公外婆陵墓前合影。）

（八）

爹爹临走的前两天，母亲带着我和爹爹去了一趟十字街百货商场。在百货商场母亲和柜台里的营业员一一打招呼，毕竟这里曾经是母亲工作过的单位。许多叔叔阿姨们摸着我的脸蛋说胖伢子又长高了，又指着爹爹问那是谁？母亲告诉他们说这是根老（我继父）的父亲，今天是来给他扯块布。母亲带着爹爹在布匹柜台量了衣样，扯了几尺白土布，又买了一些本地土特产便准备回去。我悄悄和母亲说，给我扯块布撒，我老是穿姐姐二哥剩下来的衣服。母亲笑着对我说，去年带着你去南京，不是给你买了一件青色灯芯绒的夹克衣吗？我说那是给你挣面子。母亲狠狠瞪了我一眼。见母亲不答应，我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提起那件青色灯芯绒夹克衣，是我从小到大母亲唯一一次给我买的新衣服，因为去南京，母亲要拜见江渭清、张震等老首长，我穿得太寒碜，会掉母亲的面子。除此之外，我穿的衣服都是姐姐二哥穿过之后不要了的。在那几年，我们三姐弟身上几乎从上到下所有穿戴，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母亲的针线活制作手艺之灵巧精致，无论在百货公司还是在招待所，都被众人所深深折服。

母亲回到家，晚上便挑灯夜战，首先是用那种裁缝粉笔在布料上画好图样，然后用剪刀对着粉笔线慢慢剪下来，到最后一针一线缝了起来。母亲给爹爹做的是汉装，扣子也是布的。做这种装样，最难的是包扣子。你不要看那小小的布扣子，如果没有高超的针线手工，做出来总会不成型，大大小小歪歪扭扭，也就是让人看得特别不舒服。当然，裁剪和针线活也是特别难做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一名好裁缝岂止是养活一家人，简直是会让全家过上上等好日子。当年，曾有人邀请我母亲开衣铺，原因就是看中了我母亲的针线活，当然被我母亲婉拒了。母亲将她亲手缝制的汉装衣给爹爹穿上后，爹爹笑得合不拢嘴，连连说太合身了，比我们当地的裁缝要强万十倍。

爹爹回到他的老家后，天天穿着我母亲缝制的这块汉装衣到处走村串户，逢人就说这是我媳妇做的。大家都说瑞爹真有福气，前后两个媳妇对你都有这么好。所以，不要小看母亲给爹爹亲手缝制的这块土布衣，但在当时继父的老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而使得我母亲的好名声传遍了当地的十里八乡。

爹爹走后，我是很想母亲给我买件新衣服。有一天记得正好是五一节，百货商场新来了一批凉皮鞋，3元钱一双，每人只准买一双。我闻讯后立即飞快赶回家，把这好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这一次出奇的大方，当即给了我3元钱。等我再去时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不过我还算机灵，插队买到了一双凉皮鞋。回到家，我就赶紧将凉皮鞋穿上了。母亲看到我穿的新鞋，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她说她是来测试我的，我拿着这3元钱去买凉皮鞋，究竟是给自己买呢？还是会大度一点给我二哥买？结果证明了我有很重的私心。母亲这一说，我回话就有点结结巴巴了，我反复狡辩道，你又不早说。哪个人没有私心？就像我们学校有位同学家里只有一块新衣，是两姊妹轮着穿，一人一天穿一转，但轮到弟弟穿他就不脱下来了。母亲一听便反驳我说，你那位同学也不对，你们学雷锋是怎么学的？你在你们班这个小队长是怎么当的？母亲一席话说的我哑口无言。后来我想，如果那次我买鞋真的给二哥买了，有可能母亲会给我重新买一双，即使凭票，母亲也会要继父想尽千方百计买给我。不过，我当时不可能会看得懂母亲会持有这种想法。

我买来的这双凉皮鞋我也想和二哥轮着穿，可惜鞋码子太小他穿不进。当然这是我后来的想法。

（1968年，县委大院的姐姐妹妹们在一起合影）

（九）

我从小就喜欢集邮。

1963年年底，也就是我们全家快要搬到县委会招待所新家的前夕，我将我们三姐弟辛辛苦苦集了好几年一大册的邮票，带到我所在的新一班同学之中去炫耀，结果被一位同学偷走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从自己失望透顶的阴影中走出来。

也许是快乐需要重新开始，也许是霉运在我身上已经结束。在我们住进招待所的那段日子里，我还是痴心不改，每天一放学总喜欢到招待所小卖部，去看看是否有外地寄过来贴有各种花花绿绿邮票的信件？令我失望的是，招待所毕竟干部职工不多，每天从外地寄来的信件少得可怜。我又不死心，跑到坡下几十米远的县委会传达室去搜寻。

传达室门卫叫吴俊民，大人们都叫他老吴，我叫他俊伯伯。俊伯伯是长寿街人，四十多岁，原则性非常强。他站在传达室一遇见陌生人进来，总要上去盘三问四。那时县委会传达室每天邮递员除了送来大堆的报纸之外，还总有一大摞的信件放置桌上。望着许多信封上贴有黄山、蝴蝶、金鱼、梅兰芳等等五颜六色的邮票，我真的是垂涎欲滴。我一开口向俊伯伯讨要邮票，就被他严词拒绝。而且所有信件都被他锁进柜子里。我低声下气向他讨要，一次、两次、若干次都不行，我就开始骂他，骂他为看门狗。俊伯伯气得青筋直爆，连忙向我母亲告状。我母亲听后不容我申辩，对着我脸上就是一巴掌。我摸着自己火辣辣的脸也知道了，在这里要像在百货公司那里集邮是万万不可能了。

于是我就开始收集烟标和糖纸。烟标的收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占有了招待所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由于所里经常有外地客人住宿，所以住宿楼的走廊及窗户外面经常会见到各式各样的空烟盒。最有印象的烟标是黄金叶、大前门、勇士、丰收、恒大、光荣等等。当时在班上同学里面收集烟标非常盛行，同学们都喜欢将有相同牌子而品相不好的多余烟标，折叠成三角板，然后两人或多人相互之间轮流将各自的三角板用力朝地下摔，如能将对方的烟标板摔翻转，那烟标板就归谁所有。那时摔烟标板我也是有输有赢，有时赢到了自己不曾见到的烟标，我就会小心翼翼将其解开，再夹到自己的书本中。记得有一次摔烟标板时，我在烟标里面包了一块三角铁片，这样我摔人家的一摔就立马使其翻转，而同学们摔我的却翻不过来。同学们当然不是傻瓜，因为我摔的时候声音有异样。当时同学们就和我吵了起来，最后我毕竟理亏，只好将我“赢”来的烟标板全部退还给了同学们。这还不算，同学们都将我身上所有的烟标板都搜走了。这是真正的“赔了烟标又折兵”。

招待所一栋二楼会议室上面的主席台，下面有一地下室，右边有一不是太大的四方进出口。有一次我弯着腰从这口子爬进去，没想到里面倒有很多垃圾，而这大堆的垃圾里面竟然埋藏着大量的烟标，特别让我惊喜的是有许多烟标都是我不曾见到过的。这狭小的空间里似乎埋藏着一座巨大的宝藏，而我却成了发现这宝藏的初始探宝者。所以用惊喜一词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夸张。那个时候的我收集到的各式各样的烟标品种，已经夹满了厚厚的两个书本。

当时收集糖纸似乎比收集烟标更为困难。其原因是当时大家的家庭生活条件都不宽裕。商店里买出来的糖果，包装大都是那种用蜡纸包的简单又丑陋的本地糖纸。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糖纸是无人问津的。

那个时候，我舅舅在南京或者哈尔滨经常会给我们寄来五颜六色的糖果饼干。而我们三姐弟吃过糖之后的糖纸就自然成了我的收藏品。糖纸大多是上海、南京、哈尔滨、杭州等大城市的，而以上海的居多。我收集到的糖纸，我就会夹在书本里并将书放在自己屁股下使劲去压，过一两天时间再拿出来就平整漂亮多了。在那时，收集糖纸一是比漂亮，比品相，二是比城市。无疑，我收集到的上海出产的糖纸，经常会让我那些同学和小伙伴们眼前一亮，但如果碰到有同学拿出北京出产的糖纸在我眼前炫耀，我就不说话了，因为我无话可说。所以，当时北京出产的糖纸最牛皮（那时还没有使用牛逼造词）。记得有一次，我拿了3张上海糖纸才和那位同学换了一张北京糖纸。当然，有了五颜六色漂漂亮亮全国各地的糖纸，我再次将其拿到班上去炫耀，我特意注意了上次那位偷我邮票的同学贪婪、羡慕的眼神。不过，这次我带来的夹糖纸的书本每时每刻都不离我的左右，人总是在长记性的同时也会多长个心眼。

谁料到20多年之后，当年自己酷爱的小小的集邮竟然会变成我的谋生职业？上帝似乎也冥冥之中将我的后半生和收藏结缘！

（1964年元月，我所在的新一班部分同学在县烈士公园合影。）

（十）

春天走了，夏天来了。1964年的夏天，也是二哥难忘的季节，因为他面临小学就读六年后的初考。

二哥比我大三岁。他是在南京出生的，所以取名叫小南。据我母亲生前说，怀小南的时候，她每餐饭后都被我外婆逼着吃苹果，但小南生下来却比较黑；而怀我的时候，根本吃不到任何水果，每餐就是吃大米饭，而且餐餐都要吃三卢碗（一卢碗相当于二三两米）饭，生我下来白净不说，还足有9斤6两。所以我的乳名叫胖伢子。

有可能母亲分别怀我二哥和我的的候，一个是维生素补充太多，一个是蛋白质营养过甚，从而使得我俩从个性、爱好、学习等等方面都有着巨大差异。二哥从小到大一直非常聪明，听我舅舅说小南小时候聪明不说，还非常调皮活泼。那个时候的二哥，被我外婆和舅舅视为掌中宝，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那是真正的小皇帝。如果二哥的幸福生活就这样顺利前行，那么展示在他面前的将会是一马平川，前途辉煌。遗憾的是我外婆1956年因病辞世后，第二年二哥非常无奈被我舅舅送回了平江。他面临的周围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是从天堂一下掉落到了凡间，二哥的性格从此变得非常内向。

二哥是典型的“左撇子”，除了写字是右手，其余吃饭用筷做事全都是左手。他会织毛衣，做针线活，甚至会绣花；二哥性格倔，做任何事不会轻易认输，也不轻易发怒，一旦发起怒来又像是一头咆哮的狮子。记得当年我俩一起到石碧潭洗冷水澡。二哥和一年龄比他略大的小青年发生口角，二哥在岸上打他不过，就说要打就到水里面去打，结果那小青年不敢了。所以当时县委大院的玩伴们给它封了一个雅号——“霸大嫂”。就是霸道、霸气、不服输的大嫂级人物。可见他在当时的县委大院小玩伴里面有着很高的威信；他在学校里算术成绩拔尖，经常是全年级前几名。而我一看见算术头都大了，特别是做应用题，我总是不能清晰理清思路。但相对来说，我的语文成绩要略好于二哥。二哥和我姐姐在学习上与我偏文不同，他们就是不偏科，各科成绩都是佼佼者；我俩性格迥异，但都属于内向型，只不过二哥比我更内向。我们这种内向的性格，是由于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给我们所带来的长期压抑，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力为转移的。

随着初考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二哥似乎是胸有成竹，该玩的照样要玩。我姐当年初考成绩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所以她非常顺利考入了县一中。我母亲当然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像她女儿一样，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县里最好的中学——县一中，这是每一位做母亲内心非常自然真实的想法。

有一天晚上，二哥带着我在水池边玩水，一直玩到深夜，两兄弟浑身上下都淋湿了。一进屋，母亲和继父板着脸，母亲拧着我和二哥的耳朵，大声问我们下次敢不敢了？我立马回答说不敢了。二哥开始是一言不发，但经不住母亲的“严刑拷打”，最后二哥也屈服表示不敢了。母亲和继父对我们轮流训斥，罚站几个小时，面壁思过。我俩也真老实，就这样站着，我看着二哥朝他暗笑，二哥却板着脸眼睛死死盯着墙壁。站到最后，父母先后走出了我们罚站的房间睡去了，我们也见机悄悄洗完澡溜到床上睡了。这也算是我快乐时光的一段小小插曲而已，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忍俊不禁。

不久，二哥以优异成绩考入一中。母亲对此表面上也显得很淡然，她逢人就说，我几个儿女的学习我是从来不管的，他们读书都有这个天赋。这当然是母亲的自谦而已，我们的学习她哪里会不管？我们那晚罚站，其实就是母亲管理我们学习的一种方式方法，毕竟二哥初考在即，只不过是母亲比较“心狠”而已。二哥以优异成绩考入一中，其实母亲内心比谁都高兴，这是普天下所有母亲共同的心愿。

那晚，继父和我母亲合演的这场“苦肉计”，母亲当然是导演。当时我们对继父的所作所为不是特别理解，但随着二哥正式考入县一中，我们对他的不满也就烟消云散。

可怜天下父母心。

（当年二哥和外婆、舅舅在南京。右边是外婆的秘书。）

（十一）

1964年，平江小水电工程名扬国内外，特别是到了下半年，国内外宾客经常慕名来到平江参观考察。偶尔能亲眼见到亚非国家不同肤色的外国人，让我感到特别新鲜好奇。

那时候，招待所二楼会议室会经常放映关于平江小水电工程的电影。放映电影之前，放映员黄活福会经常放一些幻灯片，通过他妙趣横生的讲解，看了幻灯片便觉得非常活泼生动。在那个时候，只要是听说在哪里放电影，不管是故事片、新闻片还是纪录片，放映地点观众会场场爆满。所以，尽管在招待所楼上会议室经常放映小水电的新闻纪录片，不管是新片还是重复片，我们是每场必到。

这一年放暑假的时候，招待所来了一位外地客人，客人来自何方以及姓名我都忘记了。他不到30岁，长得英俊帅气，住在二栋左边第一间房。他是当地一位水电工程师，是来参观考察平江小水电的。很快他就和我搞熟了。一有时间我也经常跑到他的房间去玩。

有一天，他说要去张家碑水电站参观考察，问我去不去？我说先去问我母亲，然后再告诉他。经母亲同意后，我和他乘坐县委会的一台老式吉普车出发了。

开车的司机叫汤恕桃，我县栗山人。我叫他汤叔叔，有时也跟着大人们叫他汤师傅。汤师傅喜欢喝酒，而且开车前一定要喝，不然开车没劲。后来经时任县委书记董志文特批可以在开车前多少喝一点。所以坐他开的车，驾驶室内经常会酒气扑鼻。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汤师傅的儿子，别看小汤师傅年纪比我略小，却会开车。小孩子会开车？这在当时可谓是惊天新闻。所以，我对这位小弟弟特别崇拜。

我和小汤师傅坐在后座，一路上我向他一遍又一遍讨要开车过程。他讲了好几遍，我老是记不住。到最后他不耐烦了，说下车告诉我。那个时候，我曾多次梦想过，如果哪一天我能手握方向盘，神气地开着汽车，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妙幸福快乐的事情。

我还沉浸在开车的梦想中，张家碑水电站已经到了。对于参观水电站，我兴趣不是太大。毕竟全县大部分水电站我都见过。汤师傅将车开到一草坪前停车熄火后，再三交代我们不要乱跑，然后陪同那位工程师去参观考察了。

等他们两人走远，我和小汤师傅快速跑到正副驾驶座坐了下来。可能汤师傅忘记拔车钥匙了，这正如我们心愿。小汤师傅坐在驾驶室，似乎就是个老司机。他先告诉我离合器以及挂挡。我问他什么叫离合器？他也答不出来；我又问他为什么要挂不同的档？他说不挂档车子走不了。我又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档？小汤师傅不太耐烦了，因为他的解释我越听越糊涂。车子开动了，我目不转睛望着他。他开车似乎很熟练，离合器、油门、刹车踩不到他会站起来。我们在草坪转了几圈，我有点来瘾了，想试着开一下车。我几乎是用乞求的语气看着他。小汤师傅就要我坐在他后面捉着方向盘。不知什么原因，小汤师傅手一离方向盘，车子就不听使唤，老是朝一边跑。而小汤师傅小手一来，车子就平稳向前了。特别是车子转弯时，小汤师傅要我使劲用力，我使出吃奶的劲也没有他转起来那么轻松。可能是我太紧张太生疏的原因。我向小汤师傅说，你坐在我后面，我来试试哪是刹车？哪是油门？哪是离合器？小汤师傅一口拒绝了我。

小汤师傅将车开了几圈，正将我的兴趣调起来，他就将车停了下来。我要他再开一圈，他说怕他父亲骂人。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开车无疑有着非常强烈的诱惑力，以至于很久一段时间我还沉浸在梦幻开车的极度乐趣之中。

当年招待所里还有一辆大客车，是专门到各个区和公社接送会议代表的。开车司机叫李岳周，他的编制是县汽车站的。大人们和我们小孩都叫他岳司机。那段时间，只要是星期天或者暑假里，我经常会坐着他开的车到乡下去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全县各个地方的小水电站。那时坐车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记得那时住在招待所，我刚刚在学着骑单车。每次我站在招待所小卖部门前，只要有大人推着自行车从下面上坡到招待所来，我就要大人将自行车给我试两把。有的人会不理我；有的叔叔倒也痛快，要我上车后，会在后面扶着自行车后座。我会手握车头，双脚踩着踏脚板慢慢前行。当时我个子小，自行车骑座又太高，我只能一只脚从车的三脚架伸进去，双脚在踏脚板上一上一下踩着半圈。有时候大人们将单车放在所里小卖部前面，我只要发现大人没有将车子上锁，就推着自行车在门前就乱踩起来。有一次，我骑着车不小心摔了一跤，膝盖都磨出了血，自行车也摔破了漆，那位叔叔见了不但没有责骂我，还带着我到不远的中医院涂了碘酒并敷好药贴上纱布。

那时二哥还用木板、轴承做成一辆简易的三轮滑车。前面一个轴承旁有一木棍支配前行方向，每次只能坐一人。我们坐在滑车上面，从招待所坡上滑到县委会去的时候，右脚就放在支配方向的木棍上，双手死死抓住两边的木板，然后开始下滑。嘴里会大声呼喊，大声唱歌；风在耳旁呼呼而过，轴承在地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各种音符交织在一起，让我们大喊刺激过瘾，也让大人们站在路旁吐着舌头对我们纷纷避让。

在那个时候，三种不同类型的车让我有了三种不同的感受和享受，但在当时，真正让我”叱咤风云”的还是那辆三轮木板滑车，因为此车归我和二哥所有。

（1963年春，母亲带着我在南京，这是在南京菊花台。照片右一为周子昆女儿周民；左二为江渭清女儿江海滨。）

（十二）

暑假过完后，二哥和姐姐一起到一中上学去了。从这以后，二哥便很少和我玩了，也许是他开始长大了，也许是他的学业特别紧张。对于我来说，虽然依旧特别爱玩，但母亲不时给我敲警钟，那就是你姐姐和二哥已经为你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这是必须完成的硬指标。因为明年的夏天是我小学毕业的季节。虽然我比二哥小三岁，但读书我只比他低一个年纪。因为我除了入学岁数比他早一年，我读书又恰逢国家实行五年一贯制。

我当年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处于上中游，也还说得过去。我母亲也曾多次问过李庆龄老师，李老师对我母亲说，袁迎宪如果努把力，考入一二中问题不是太大，但算术要加把油。所以，母亲就反复交待我姐姐和二哥，要他们在算术特别是应用题对我多开开小灶，尽快提高我的解题分析理解能力。记得那时姐姐经常写出几道应用题要我和二哥同时做，每次都是二哥先行做出来写出正确的答案。有的题目即使我已知道正确答案，但仍旧理不清头绪。姐姐一再帮我分析题意，理清思路，但我还是一知半解。比如行程中路程、时间和速度的关系在计算中我老是混淆。题目大多是汽车以每小时多少公里从甲地到乙地，跑了多少分钟，又超过中点多少米，照这样的速度，汽车要多久才能到达目的地？我看着题目苦思冥想总是搞不清。姐姐有点着急，说胖老像这样解题有点问题。有时她看我总是搞不懂，就骂我真笨！我也急起来大声回应，我就是笨！母亲也很心焦，又不可能跟着我姐骂我，只好叫我姐姐耐烦一点。所以，那段时间我解应用题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让我对应用题的解题计算有了一点恐惧的感觉。

当年在新一班给我们教算术的老师姓凌，四十多岁，个子不高，齐耳短发，穿戴非常朴素，好像眼睛不是太好。有一天，我母亲亲自上门拜访了凌老师，要她给我补补课。当时老师给学生补课既不要请客送礼，也不要凭关系走后门。只要学生家长愿意，老师会发自内心鼎力帮助。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每晚都会准时出现在凌老师的面前。凌老师不像我姐姐讲大道理，而是循循善诱，剥茧抽丝，由表及里。她讲解应用题的时候，她会先画图，比如甲地到乙地，她会画上坐标，然后将题目中的已知数和未知数写出来。再找出能够表达应用题全部含义的相等关系，方程式就很容易列出来了，就能够得到含有未知数的等式。解方程是我的强项，所以，经凌老师多次反复点拨，我终于有了解应用题的一点悟性，后来，每次上新课我基本上能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如果当初不是凌老师及时给我补课，我想一年后我初考算术时遇到应用题我会考得一塌糊涂。

当时县委大院我们新一班的四位同学里面，成绩都挺不错，好像赵光成绩更为突出。他无论是语文、算术成绩在班上都是佼佼者。记得有一次，班上有一位同学说，你们县委会的爷娘（父母）老子都当官，做崽的也当官。你们是武装部。当时戎云就说，我没有当官呀。那时，赵光、薛丽娜和我分别在班里任大、中、小队长。我不知那位同学说的武装部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全是当官的笑称。那时候，我算术不懂的地方找赵光比较多，他也非常乐意告诉我。所以，在五年级上学期那个阶段，我学习成绩还是赶上来了。

后来，二哥又将他初考的卷子让我去做，我单独做出来好像语文是良好，算术是及格。尽管里面有一些题目我还从未学过，但这个成绩要想考入一二中是肯定不行的。所以，在那个时期，我玩的时间要比以前少多了。

母亲那时工作实在太忙，她工作起来自己也确实感到力不从心，她多次向上级打报告要求辞职，但领导始终不予批准。母亲也是有苦难言，毕竟她来招待所任所长之前从未正式当过领导，我母亲也不会在领导面前阿谀奉承，拍马屁，加上单位里面有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她也感到苦恼。我从未见到过她在职工面前动过怒，甚至骂人的话都不曾有过，我总觉得母亲太善良了。也可能是母亲缺少那么一点点领导艺术吧。

到了1964年年底，我母亲再次向上级领导写了辞职报告。这一次，她去意非常坚决。

（1963年春，我和我母亲、舅舅在我外公、外婆陵墓前合影留念。）

（十三）

母亲的辞职报告递交上去之后，领导给她的回复是，过了春节再说。

继父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了一年的时间。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他的好感还是占了主流。

继父文化不高，只读了2年小学。由于脑瓜子比较活泛，又比较爱学习，解放初期就在当地当上了乡长。1952年搞土改，湘潭专署组织干部轮训，后来就将他安排到了平江工作。继父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是多年的老党员。特别是他口才不错，大会作报告从来不要手稿，讲起来也很生动，这是大家公认的。他祖宗三代都是农民出身，是真正的贫下中农。特别是他业务精湛，是县里当年商业系统难得的业务骨干，深受时任商业局局长彭友才器重。

继父对我母亲的体贴可谓是无微不至，对我们三姐弟的关心也还说得过去。他是一位非常认真细致的人。起床后的被窝折叠，衣物的整理存放，家具杂物的清理摆设以及家庭的环境卫生都被他收拾得井井有条。可以这么说，继父所做的一切大小事，你在当时看不出有任何破绽，就是日后你也找不出有多大的疏漏。他做事的认真细致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这一点，我母亲是自愧弗如，我们三姐弟更是望尘莫及。有一次，我母亲和我姐姐准备将换季的衣物整理折叠起来放到木箱里，但无论怎么折叠还是放不下。但继父下班后，将衣物全部解散，由他一个人慢慢整理，到最后衣服折叠整理后放置木箱还有空间。所以，继父整理衣物的细致可以说是他的绝招。

我母亲对继父的评价是: 作风正派，忠诚可靠。继父由于工作需要，也经常出差。每次他出差之前，总会再三交代我母亲，包括大小事，生怕我母亲做事遗漏。他出发前的旅行包里，衣物整齐得可以说是像一本本的书；回来进门也从来不高声大叫。不管他出多远的门，也很少给我们买实质性的用具甚至食品。当然，他和我母亲就更谈不上有任何浪漫。

继父和我母亲结婚一年来，我很少看见他俩拌过嘴吵过架。当然，继父有时也会当着母亲的面发点小脾气，但我母亲一般会让着他。但如果继父有些事确实做得不对，那母亲会和他摆事实讲道理，继父自知理亏便会不做声了。在那时，他俩也算得上是模范夫妻，在同事之间也有比较好的声誉。

继父脾气有点急躁，性格比较固执。说话有时不是太注意方寸，比较容易得罪人，但心眼不坏，用我们的俗话讲就是良心好。我母亲生前也多次对她的亲人和同事说过，她选择和我继父结婚没有选错。经过后来三十多年风风雨雨的见证，我母亲和我继父共同携手走过的艰辛历程也足以让他们感到欣慰。特别是在两人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我继父曾当着我母亲的面明确表态，他愿意和我母亲合葬在平江，而不是与他前妻合葬在他的老家——汨罗。所以仅凭这一点，作为一名继父也已足够了。

继父对我们三姐弟也还不错，尽管我们之间交流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极少。但作为一位继父，我们也不能用太高太苛刻的条件去要求他。他基本上做到了一位继父该做到的一些责任和担当。最起码，他已将我们作为他自己的儿女看待，而我们，也已经将他作为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位父亲。

（1964年我的继父）

（十四）

1964年12月，我心目中崇拜的偶像——我唯一的亲舅舅第二次来到了平江。

舅舅到平江时，戴着一顶粽色绒军帽，发亮的帽徽领章，笔挺的蓝色军装穿在身上显得英气逼人。舅舅这次到平江，母亲自然是喜出望外，继父特意请了一天假，忙里忙外热情接待了这位初次见面的老舅。舅舅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漂亮的糖果饼干，被母亲放在大柜里。母亲每天会给我们三姐弟发一点糖果，但我总是嫌少，不时趁母亲不注意，开柜偷吃一点解馋。

母亲和舅舅两人在一起的时候，舅舅总喜欢搬条小凳子坐在母亲身边。这种温馨感人的场景，不由让我想起了两年前母亲带着我在南京和舅舅欢聚的一幕。两人也像在平江这样相依在一起，会讲述他们各自不同而不幸的童年，会描述他们未来生活美好的远景。记得那次我们一起去给我外公外婆扫墓，舅舅和江渭清儿子小林、周子昆女儿周民以及延光等红二代的叔叔阿姨们一路谈笑风生，那时意气风发的他们，正值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希望和栋梁之才。舅舅有时又和母亲并排走在一起，聊着愉快开心的话题，两人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总有聊不完的事。当我们一起在外公外婆陵墓前合影的时候，我注意到母亲和舅舅表情严肃，眼里噙满了泪水。这静穆的亲情温馨瞬间，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我母亲似乎就是我舅舅心灵可以托付的温暖而温馨的港湾。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的大小事，他都喜欢向我母亲倾诉，也愿意听从我母亲的意见。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母亲在我舅舅心目中，既是他的姐姐又更像是他的母亲。

舅舅1939年出生在安徽泾县罗里村的云岭，这里是新四军军部。舅舅生下来后，父母非常欣喜，父亲将他取名“皖南”，就是要让儿子一辈子记住皖南这个地方，长大了一定要当兵。后来我的外婆根据湖南口音，将”皖南”取其谐音为“皖郎”，这也是舅舅的乳名。舅舅出生后不久，由于父母工作异常繁忙，就将他送回了我外公的老家——湖南邵东县袁家台。

舅舅的童年是由他的奶奶一手带大的。小小年纪的他，每天和奶奶相依为命。舅舅两岁的时候，父亲袁国平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牺牲。后来奶奶不知从哪儿知道了她儿子牺牲的消息，成天以泪洗面，最后将自己双眼都哭瞎了。为了生存，舅舅每天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四处乞讨度日。直到1946年，通过组织上派人寻找，舅舅才和自己的母亲重逢在一起。解放后，舅舅进入南京师范附中就读，十几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舅舅和我母亲感情很深。记得当年我亲父因错划右派陷入牢狱之灾，加上国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全家的生活可以说是过得异常窘迫。当时在部队服役的舅舅，每月从他20元的津贴费中抽出7元钱寄给我们，而且一寄就是好几年，一直寄到我们生活慢慢开始好转。特别是在那个时候，舅舅自己还紧衣缩食，经常买来各种糖果饼干寄给我们。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舅舅寄来了一筒数斤重的”大公鸡”牌饼干，饼干筒用四方铁皮包装，这个空饼干筒我母亲一直舍不掉扔掉，放在桌上当装饰品。尽管我们的家后来多次搬迁，又经过文革动荡，下放农村，母亲多次调换单位，但只有这个外面已经完全生锈的饼干筒，一直陪伴着我母亲几十年，直到她去世。因为在母亲心中，每天看到了这个饼干筒，就会自然让她想起她的弟弟，因为他也是我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至亲的亲人。有一次我回家，看见母亲摸着这只饼干筒，口里喃喃自语说道，你舅舅有两个月没有给我来信了，不知他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从这一点也说明母亲对自己的弟弟，总有一种无尽的思念和牵挂。

母亲在家最盼望的就是我舅舅的来信。我每次一拿到舅舅的来信递给母亲的时候，母亲脸上那种绽放出来的幸福笑容就自然流露出来了。记得有一次母亲正在睡午觉，我拿着舅舅寄来的信朝母亲大声喊道，舅舅来信了！母亲立马就从床上爬起来，迫不及待兴奋看了起来。看完我舅舅的信之后，母亲总觉得意犹未尽，总是久久沉浸在我舅舅的字里行间之中遐想。对于我舅舅的每一次来信，她都会一一放置抽屉中保存下来。有时没事的时候，母亲又会拿起我舅舅的来信再度细看。有一次，母亲接到舅舅的来信，说是他已经下连队当兵。母亲看完信后非常高兴，说你舅舅就是要下连队锻炼，只有这样才能尽快成才。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舅舅当年谈了一位走资派的女儿，部队领导对我舅舅的婚事一直不批，那时我舅舅年纪也有30多岁了。有一天，母亲接到舅舅来信，她拆开一看，里面有一张舅舅戴着军帽和一漂亮姑娘的黑白照片。喜笑颜开的母亲和我说，你舅舅的婚事总算解决了。我母亲后来每次来到南京，这位舅妈对我母亲总是非常体贴关心，迎前忙后。尽管她父亲当时已经是江苏省省长，但她没有一点官小姐的架子。那段时候，母亲只要一谈起她的弟弟弟媳，嘴巴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因为他们是我母亲的骄傲！母亲和她弟弟之间这种深深的血缘亲情，通过几十年信件的相互传递，都有了一种彼此的牵挂和念想。他们相知相惜相依为命，他们那浓浓的化不开的姐弟情缘，扬起了他们生命中前进的风帆。

舅舅长得和我母亲非常相像，特别是眉毛和眼睛以及走路的姿势神态。他们为人善良真诚，处事低调。特别是我舅舅，多年后我和我爱人在南京曾坐在台下亲耳聆听了他的一次即刻致辞，舅舅先后用标准的中、俄文向各位来宾致谢。他声音洪亮，条理叙述非常清楚，赢得了台下亲朋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爱人当即和我说，你舅舅太有才华了。

舅舅这次在平江停留时间很短，匆匆一别时和我们全家一起在照相馆合了影，留下了珍贵瞬间的同时，也留下了他第二次到平江的足印。

（1954年，我外婆和舅舅在上海留影）

（十五）

1965年春节过后，上级领导同意了母亲的辞职请求，将母亲调换到了县委档案馆任办事员。我们全家重回百货公司的担心终于没有出现，当然，让我们永远告别招待所那种“贵族”生活无疑还是有一点点失落。

我们全家被安排在县委会篮球场靠右的那栋老式房。两层的房子呈7字形，我们住在乒乓球室过来一点点，是里外套间房，左边有一很窄的过道，房间面积比招待所要大一些，但里面那间房光线比较暗。上面是木板楼。住在我们左右两边的邻居都是当官的，右边住着县共青团委书记王梦兰一家子，左边则住着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喻光耀和他的老婆孩子。

县委会也有食堂，分大小灶。总务叫罗国珍，长得眉清目秀，个子不是太高，为人非常热情，他的办公室就在食堂前面；掌菜勺的大厨叫钟新才，我们都叫他新伯伯。炒菜手艺还不错，但我们分享的是大灶伙食，要像以前餐餐吃肉已经不现实。唯一与以前不同的是我们可以自己煮饭弄菜，所以，我们房间里的那条过道就自然成了厨房。

我每次一放学回家，母亲就叫我煮饭切菜。那时煮饭都是烧炭，而炒菜则是用木柴。后来我煮饭发明了一种神仙饭，就是用适量的木炭放置火炉里将其引燃后，然后将淘洗干净的米放入铝锅里加入适量的水，盖上盖将铝锅放置燃烧的火炉上。半个多小时后，木炭烧完了，铝锅里的饭也煮熟了。炒菜的灶有一米左右高，是继父设计的，灶台外套一只木箱，内用石灰砖砌成，后面还装了一铁皮烟囱排烟。

我一开始切萝卜瓜菜总是怕切到手，我的眼睛会死死盯着刀、菜和案板，一刀刀小心翼翼将萝卜瓜菜切下去；经过自己几个月的锻炼，到最后我切菜时，眼睛可以望着楼板，嘴里还吹着口哨，而菜刀则是有节奏在案板上快速匀动，切过后的萝卜瓜菜厚薄均匀。继父下班回来后，由他掌勺炒菜。所以，当年我们住在县委会，给继父炒菜时打下手也不失为我的一大乐趣。

继父很喜欢炒菜，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继父炒菜手艺不错。继父喜欢我们奉承他的菜炒的好吃，所以，我们经常会当面夸奖他。继父喜欢吃麻花煮肉汤，炒冬瓜时喜欢放豆豉。有一次他炒冬瓜，没有豆豉了，一定叫我去招待所的小卖部买。当我买回来问他，放多少？继父说放几粒。我问他放几粒？他狠狠瞪了我一眼说，几粒不晓得？于是我放了十多粒，也没见他说什么。继父是不爱开玩笑的，包括我的母亲大人。有时家里没米了，我就会到隔壁王叔叔家去借。王叔叔的母亲是浏阳社港人，一口的社港家乡话，待人非常和蔼，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我们都叫她王娭毑。每次我借了王娭毑一平碗米，母亲叫我去还米时，总会将碗里的米堆成小山状。还米时，笑容可掬的王娭毑总是说，还什么米撒，莫还啰。所以我们全家都和王娭毑一家关系特别好。右边的喻光耀叔叔和我们做邻居不是太久就搬到大院里面去了。记得当时喻光耀叔叔爱人叫陈光荣，长得非常漂亮，我们都叫她陈姨。陈姨经常穿一身藏青色的父母装，齐耳短发，头发梳得笔直，非常爱干净。她有一漂亮女儿年纪比我略大，身材非常好，我们都叫她三妹则，后来才知道她的真实名字叫喻莉芝，在家里排行第三。

住在这里条件还不错，比我们当年住在百货公司要强多了。

（1965年春，我和二哥、姐姐在一起合影）

（十六）

通过一年多和县委大院的孩子们接触玩耍，我和他们已经混得非常熟了。这里边有一位孩子王，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对他几乎顶礼膜拜。他对我们说的话就是“圣旨”，个个服服帖帖，比父母对我们说的话还管用。这位孩子王叫谢谷生。当年的谢谷生还不到16岁，浓眉大眼，圆脸短发，长得非常帅气。他是时任县委书记董志文的通讯员，据说他是董书记亲自挑选的。我记得董叔叔是我们搬来县委会不久从副书记提拔为书记的。董叔叔育有一男二女，分别叫董英、董明和董丽。他儿子董明年纪比我小两三岁，当时和我关系非常好。谷记是谢谷生的浑号，也有人叫他谷老生或谢谷。但我们小孩子们都叫他谷记，很少听见有孩子们叫他谷哥。正因为如此，使得我们和他有了一种无话不谈的亲近感。谷记非常聪明，又非常调皮，他最让我们佩服的就是他喜欢搞恶作剧。而恶作剧的对象并非我们小孩专属，有时大人甚至领导都被他弄得哭笑不得。谷记喜欢爬楼，他的这种爬楼并不是直接从楼梯上爬，而是像消防队员那样不带任何安全工具，直接从地上沿着窗户爬上去，看得我们目瞪口呆。平华姐也是男孩子性格，她看到谷记攀爬，她也跟着爬。我母亲看了吐舌头，经常劝他们不要爬了，怕出意外。但他俩只是笑笑，爬楼对他俩而言似乎是小菜一碟。

记得那时谷记带着我制幻灯片。他找来一些划好的玻璃片，并带来一本《敌后武工队》的连环画，叫我用墨笔在玻璃上对着连环画临摹。我将玻璃片画好交给了谷记。天一黑，他带着我来到了乒乓球室。他搞来一只纸箱，用放大镜和接好线的电灯泡放进纸箱，然后将我画好的玻璃片放在电灯泡前面，谁知一放成了散光，墙壁上什么也看不到。谷记反复拨弄，左改右改，到最后幻灯片竟然投射到墙壁上去了。我们在旁边欢呼雀跃，拍手称快，好像就是过节过年。

谷记不喜欢打篮球，偶尔打打乒乓球。他最擅长的就是搞恶作剧。有一天，谷记搞来一个灰白色的皮球，用墨笔在皮球上画上像鬼一样的骷髅。画完以后对我扮了一个鬼脸，我知道，今晚有好戏看了。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带了一件大衣和那个画着💀的皮球出发了。我们紧跟随他的后面看热闹。他站在传达室右边大门外，这里没有路灯，有点暗。然后他将头缩进大衣里一动不动。直到有人从远处走到大门前，他就突然将皮球从大衣上面抖出来，吓得路人丢魂落魄大叫。我们在旁边躲着看的小孩子们哈哈大笑，而他却像没事一样，扮个鬼脸进去了。

又过了一些天，在县委会发生了一件让人捧腹大笑的“伟大”恶作剧。当时县委会有一位青年干事叫李贤天，20来岁，喜欢梳分头，冬天脖子上喜欢围一条花格子羊绒围巾。李贤天文质彬彬，有点文墨，喜欢讲那种冷笑话。那天，李贤天领着一位海外华侨走进了县委机关，并且一直向常委会会议室走去。李走在那位华侨前面，并且派人赶快向李少良副县长报告。李少良当时机关里面很多人都叫他少胡子，说明他没有官架子，容易接近人，我们小孩都叫他少叔叔。少叔叔讲话声音洪亮，一口平江音，大会作报告口若悬河，很是动听。少叔叔接到有华侨来平江的消息，本来正在开会，赶忙中断会议进程，来接见这位远道而来的华侨。华侨带着礼帽、墨镜，拄着文明棍，皮鞋擦的锃亮，显得很有派头。少叔叔恭恭敬敬接待了这位华侨，并且拿出笔记本，进行详细记录。双方彬彬有礼，你来我去。不过，少叔叔似乎觉得此人有点眼熟，但又不好明说。到最后，这位华侨摘下礼帽和墨镜，笑眯眯看着李副县长。少叔叔一看，原来此人是谢谷生。玩笑可能开得有点大，弄得少叔叔非常尴尬并下不来台。虽然少叔叔当时动了点怒，但后来看到是年青人开玩笑，此事最后不了了之。这幕搞笑剧鬼点子当然是谷记出的，李贤天当然也是策划者。不过，这件事的发生，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笑得直喊肚子痛。我母亲当时也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谷记后来和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特别是他后来当兵去了北海舰队，我们一直通信联系多年。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中断过联系。谷记是一位很讲情谊的朋友，记得有一年我想去长沙湘雅附二检查病情，由于专家号非常紧俏，我就打电话给居住在长沙的谷记，想麻烦他给我挂个专家号。没想到谷记满口答应，并在我去的当天5点就起床了。当我赶到附二医院的时候，谷记早已在大门等候我们。我爱人当时就说，谷记这个朋友待人真诚，值得信赖。所以，谷记也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兄长和好朋友。

（此照为当年县委会大楼和球场，这栋大楼也是县委会迄今为止唯一没有拆除的老建筑。）

（十七）

我家的门前是一块菜地，菜地前有一块长长的空闲地。我们的洗脸水、洗菜水都会泼洒在这里。那时我们用水都要到将近100米远的食堂去提，洗衣洗被子都是在食堂旁边。当年我家每天去食堂提着茶瓶打开水，提着木桶打冷水是我们三姐弟当天“工作”的主要职责。我当时提水只能提长半桶，到中间还要歇个缓。天气放晴遇到母亲洗被子，不管春夏秋冬，到脚盆里踩被子又是我必须完成的任务。记得在冬天，双脚踩在刺骨的冰水中，冷得我直打哆嗦。不过，踩了十来分钟，双脚冻得通红后，渐渐就开始发热，到最后一点也不冷了。当年，在食堂前面有很多家的叔叔阿姨们都在洗被子，和我年纪相差不大的小伙伴们也和我一样到脚盆里踩被。七八个脚盆挨放在一起，阿姨们在水泥台上不停的刷被，也是当年县委大院的一道风景。我和小伙伴们在各自的脚盆里踩被子，几乎都是边跳边踩，有时双手边打拍子边唱着歌。我唱的最多是《我是一个兵》，边唱边抬脚走着正步；有时会喊立正！稍息！喊到稍息，右脚在脚盆被单里面一滑过去，就会在脚盆边溅起一排水花，将母亲身上溅湿。母亲只是说轻点踩撒。有时自己踩被时又会想到下象棋，尽管我当时下棋水平很臭，但至少会知道怎么走。出炮，正车；边想边踩；走马，上象，边踩边想；过兵，上士，想到踩到；就这样一来一回，不知不觉母亲就会喊要换水了。母亲一般换上三四次水，将脚盆里的被子翻上十来次转，我的歌唱完了，棋下完了，被子也洗完了。记得有一次我从脚盆里出来，可能地上太滑，一不小心仰面摔了一跤，重重跌在地上。母亲赶紧上来扶起我，心痛的问我，摔得痛不痛？小心一点撒。我摸着摔痛的屁股，朝母亲扮了一个鬼脸，口里只能说不痛。后来我一瘸一瘸走路，母亲被子也不晒了，一定要和我上医院去看看是否伤了骨头没有？母亲过来反复揉着我的屁股，我只能对着母亲连连说冒事冒事。

四月的春天暖洋洋。姐姐有一天灵机一动，在家门前挖了几个坑，播下了十来粒玉米种。没过多久，玉米苗就从泥土中先后破土钻出来了。一排的两叶小草，拼命吮吸着阳光雨露，在春风中摇摇摆摆，很是可爱。每天一起床，我就会看玉米苗又长高了没有？没有长的破土出来了没有？我甚至会拉开裤子，小鸡鸡对着玉米苗就撒起来。有一天，起得早的王娭毑看见我对着玉米苗在撒尿，就笑着对我说，你这样会将玉米苗烧死的。我说，那位种菜的叔叔，经常往菜土里泼尿也没看见烧死呢？王娭毑笑了起来说，那是要掺水的。哦，我有点似懂非懂。其实我们全家每天早晨起来，母亲或者姐姐都要将家里装着尿的尿盆倒往后面的厕所里面去，我当时不懂也不好意思去问，这么多的尿为什么不掺水给玉米施肥呢？

玉米苗长成了玉米杆，而且越长越高，甚至超过了我的身高，玉米苗、杆的这种变化是在静悄悄的发生的，而且每天都在变化着。所以，这一排的玉米杆长高了煞是好看。特别是我从篮球场远远望过来，真像一排绿色的小精灵卫士，在春风的吹拂下，似乎是在给我们家站岗放哨。

过了一个多月，也就是夏天来临了，玉米开始结棒棒了。棒棒也是从钢笔大小慢慢变成像擀面杖那般大了。特别是棒棒上面长着像老人下巴飘着那长长的胡须，开始是青色的，慢慢变成黄色，到最后就成了咖啡色。王娭毑告诉我说，棒棒上的玉米须变成了咖啡色，再有几天就可以掰下来吃了。到了玉米棒成熟的那天，我和姐姐掰下一个个的玉米棒的时候，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当我一页页撕开玉米棒的外衣，看着一排排娇嫩的黄灿灿的玉米粒，我细心的清理着她四周散乱的发丝，然后剥下一粒放入口中，那种甘甜清香的原汁原味让我陶醉，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亲手种下的粮食。特别是后来我们全家吃着煮熟的香喷喷的玉米，大家喜笑颜开，似乎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吃到的人间最美的美味佳肴。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用任何形容词来形容都不能表达我们快乐幸福的心情。

当时不记得是谁出了一个谜语叫我们猜。谜面是这样的: 细来力（小时候）像根草，大哒像根树。树上长坨✘，✘上一撮毛。谜面一说出来，大家都哄堂大笑。记得王娭毑的孙子当年只有两三岁的三毛也很快将谜语背熟了，他坐在三娭毑的身上大声说: 细来力像……三娭毑不等三毛说完，就笑着打他的嘴巴，不准他说下去。很多年以后，我还深深记得当年这对老少其乐融融坐在椅子上，那散发着浓郁亲情感人的温馨画面。

（上世纪50年代的县委会篮球场侧上的那条斜坡道，左边是老房子走廊下的葡萄架。）

左为王娭毑媳妇卢素辉（王梦兰爱人）

（十八）

春雨绵绵，连续几天的春雨使我想起了招待所那口池塘。

当年我们家住在招待所，我上厕所时，会不时绕着厕所边上那口池塘走一圈。池塘水不是太深，里面养着很多鱼，特别是鲫鱼最多。池塘一遇到下雨，里面的水就会溢出来，经过一条水圳而流往地势较低的围墙外。

池塘的溢水口经常会放一块较大的篾折，所以，一遇到下大雨溢水口流出的小鱼就会截留在篾折上。那时，我经过池塘溢水口，即使见到这类小鱼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家都是在食堂就餐，偶尔捡回来几只活着的小鱼放在小瓶里养着，要不了几天小鱼就会缺氧致死。但现在我家搬到了县委会，几乎每天都会自己弄饭炒菜。所以，只要天一下大雨，我就非常自然想起了那池塘溢水口篾折上截留的鱼。

有一天凌晨5点半左右，下了大半夜的雨依然没有停。我起来提着木桶悄悄打开了门。母亲一惊醒问我去哪？我说上厕所。我撑着雨伞打着赤脚，提着木桶快步来到池塘边。与以前所不同的是，溢水口篾折上多了一只篾篓子。也就是说，这种篾篓子鱼儿一进去就出不来了。不用说，这篾篓子是有人放在这捡鱼的。我管不了那么多，蹲下身连忙将篾篓子拿起来一看，里面竟有十来条小鱼。于是我将篓子里的鱼倒出来，然后放在提桶中带回了家。

家里人起床后看见我捡来的鱼当然喜笑颜开。第二天大雨依然没有停。我依旧如法炮制，当我走到厕所前，发现溢水口有人打着伞在那忙乎着，看来这个人已经捷足先登。我只好无精打采回家了。

隔了一些天，又开始下大雨，我知道再按常理出牌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希望了。于是第二天凌晨5点我就起床了。当我走到池塘边，漆黑一团。我将篾篓子一提起来，里面竟然白花花一片，喜得我吹起了口哨。当我将鱼倒进木桶里，准备起身走人，这时池塘边有人撑着雨伞走过来了。我一看是县委会的总务罗国珍叔叔，我当时叫他罗叔叔。这时罗叔叔也看见了我，他要我将鱼放下，我说鱼又不是你的。他说篾篓子是我放在这里的。我没有和他多说，也没有等他走近，就提着木桶沿着池塘边另外一条小路快速跑回了家。

后来，罗叔叔也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和我母亲说了这件事。母亲后来也笑着和我说不要再去池塘边捡鱼了。可能我也觉得不是太妥，以后我也懒得起早床跑到池塘边去了。过了几个月，那口池塘竟然又和我牵扯在一起，那种极大的诱惑力让人根本无法抗拒。

当初那口池塘靠南边开挖池塘时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每块石头之间都有一个一个的石洞。到了七八月份，我们就会到跑到池塘里面去捉鱼，因为鲫鱼一到下午都喜欢藏在石洞里。记得当时我和薛维国、董明、戎晋、建建等小伙伴一起下塘捉鱼。我们是沿着洞口自上至下一个个不放过，小手一伸进洞里，如果有鱼在里面，鱼就开始颤跳，这时我们内心一阵狂喜，因为鱼已经跑不出来了。当我们用小手将鱼捉出来，心中那种狂喜简直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与春天在篾篓子里捡鱼，那是不劳而获，甚至可以说是攫取人家的胜利果实；而眼下自己捉到的鱼，那是自己真正的劳动成果，这是用金钱都买不回来的。有一次，我在石洞里摸鱼，突然被洞里面的水蛇咬着我的手指不松口，我急得哇哇大哭，赶紧将小手抽出来。岂料一细看谁知咬住我手指的是一条黄鳝。我破涕为笑。在石洞里，除了摸过鲫鱼和黄鳝外，我还摸过田螺，摸过螃蟹，甚至还摸过一只小小的乌龟。

（这是当年的县委会大门）

（十九）

1965年4月下旬，县委会的叔叔阿姨们要去献钟五角大队支援春插生产。大院里面许多小伙伴们都去了，比如赵光、薛丽娜、戎云、毛曼曼、喻莉芝等等。

我们是坐着招待所岳司机开的那辆大客车出发的，车子将我们送到泗洲坪合作社门前就回去了，而我们只能在合作社周围等待。也不知等了多久，大队上来了一位负责人，将我们带到大队部（马路旁边不远的一座古庙）坐了下来。向我们谈了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将大家一一分散到各家去餐宿。我分的这户人家条件一般，一层的土砖房，总共也就是三四间房，大门正对不远处马路。他家有一儿子叫狗伢子，年龄比我要大好几岁。

我们所在生产队的名字忘记了（古庙坡下），周围环境不错，往里走二三华里路就到了汨罗江。这里种植水稻为主，民风淳朴，四邻乡亲非常好客。

当时我们来的小孩子全部归一位20来岁的姐姐管理。记得我们当天就下田插秧了。我是第一次下田，当然也是第一次插秧。也许是好奇，也许是好玩，第一天劳动了大半天觉得很有趣，似乎意犹未尽，毕竟都是小伙伴们在一起，又没有明确规定劳动定额任务。大家嘻嘻哈哈，插一会秧大家又玩一会，小伙伴们笑作一团。

到了第二天，我们刚要出工，那位管理我们的姐姐和我们说，你们昨天有的人插秧不行，一放水都浮蔸了。我们跟着她到昨天插秧的田里一看，秧苗浮了一大片。戎云就说，那浮了秧的是袁胖子（我的浑名）栽的，怪不得他栽这么快？我白了戎云一眼，我学着她妈妈山西话的腔调说，花花（戎云的乳名），你插的秧都浮掉了。大家哄堂大笑，戎云气得脸色苍白。后来，这丘秧苗浮蔸的田都被大人补了蔸。那位管理我们的姐姐就告诉我们，插秧时右手捏着分好的秧苗时，食指和中指要和秧苗蔸齐平，大拇指夹住秧苗，再插下去，这样就不会浮蔸。看来插秧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简单。

我在狗伢子家就餐，头两餐有肉，也有好几个菜，后来几天就很少见到肉了。特别是吃饭，让我出尽洋相。记得第一天吃中饭，我刚吃了两碗饭，正准备添饭就已经见了锅底。到了吃晚饭，我狼吞虎咽，很快三碗饭风卷残云。我得意摸着嘴巴离座而去。到了第二天我又如法炮制，可狗伢子妈妈不干了。她找到生产队长，说不要我上他家吃饭了。队长有点尴尬，最后找到县委大院那位带队的叔叔，那位叔叔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我说，少吃一点撒。后来规定我每餐只准吃两碗饭。当然，后来我们搞熟了，狗伢子的父母也没有那么“小气”了，倒是我却不好意思再多添饭了。

插了两三天的秧有点累人了。虽说大人笑谈小孩不知道腰痛，但我们的腰子当然会痛。由于怕秧苗插下去再次发生浮蔸，我们小孩插秧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倒是大人在那里搞得热火朝天。记得当时有一位叔叔说，如果刘三姐站在我身后，我会一直弯着腰插秧，不管有多远的距离我都会坚持到底。有人打趣说，回去告诉你的夫娘（爱人），跪搓衣板。欢笑声也让大家忘记了劳累。

连续几天的插秧尽管很累，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也许是老天爷看着我们可怜，有一天竟然下雨了。队里负责人宣布我们放假一天。我们欢呼雀跃，一起结伴走到5华里之外的献钟街上。从献钟街回来之后又去了江边的黄花潭。江上有一大坝，大坝往上游一点就是吴自立的家乡——潭头屋里。几年前我母亲曾在这里办队多年。当时母亲也曾带着我在这里住过一段时期。不过由于我那时太小，对这里没有了一点印象。

当我们从大坝上走过去的时候，尽管水面只盖过脚板，但我们毫无胆怯，也没有大人牵着我们，大家更没有手牵手。薛丽娜走在我前面口里在喃喃自语，戎云一路高声尖叫，我却是大声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有惊无险从大坝上走了个来回。

老天爷只下了一天的雨就没有再下了，我们又连续插了两三天的秧，累得我们直叫娘。有一天，我发现那位管理我们的姐姐竟然没有来。于是我借故没有下田插秧。在田里插秧的小孩子们问队长，说那位姐姐怎么不来劳动？队长说她身上来了，小孩子们似懂非懂，特别是我根本就不懂。这时队长对着大家说，你们中间有身上来了的都可以上岸。这时有几位女孩都上岸了。我问队长怎么女的都上岸不劳动了？他笑着对我说你身上又没有来？我楞了一下问队长，身上来什么？队长笑着说，她们身上来了就是身体有病，不能参加劳动。我赶快说，我们身上也来了。大家哄堂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许多当年参加劳动的小伙伴们其它都不记得了，只有这个笑话让他们记忆了一辈子。

在这里劳动了七八天，小伙伴们进步都很快，特别是我，我插秧的速度和质量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生产队给我们每人送了一个笔记本，里面还盖了生产队的公章。由于县里正在开大会，车辆十分紧张，没有车子接我们，我们是徒步走回县城的。

这年的双抢和三秋，我们又随着县委会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了爽口的郊东和马嘶。郊东记忆非常深刻，就是我们在那里学会了割禾和打禾，特别是我们住的房东曾开玩笑对我说，要将她漂亮的女儿送给我做媳妇。我也开玩笑满口答应，回去时一定带她到县城。还有就是我在屋后的山坡上遇见一条大蛇，差点丢了性命。我是一路狂奔跑回队里的。马嘶记忆不是太深。

通过这一年三次跟随大人们下乡劳动锻炼，为我后来跟随母亲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是我人生走出的实质性的第一步，影响非常深远。

（1968年，我姐姐和县委会好友建建母亲余能菊、毛曼曼合影）

（二十）

从献钟五角大队春插回来没几天，县委会的一帮小男孩们便结伴去了石碧潭浮桥处游泳。

当时石碧潭浮桥桥面用若干块竹板相连，每块竹板30公分宽，将近2米长。100多米相连的竹板下面由10多条船相互串联在一起，船与船宽约3米。那时我还不会游泳，所以我开始去的时候，只能在浅水区游一下。游了一两天，我可以在齐脖子深的水里来来回回游了，甚至还可以潜水。后来慢慢可以到江中最深的地方游泳了。当时我潜水能一口气从两三条船底下穿过，就像鱼儿那样欢快地游着。我初步掌握到了游泳和潜水的技能后，跳水无疑又深深吸引了我。

跳水具有非常强的观赏性，当然也是游泳里面最难学会的。那时在石碧潭游泳的大人小孩不少，但跳水出众者寥寥无几。记得前不久我和同学们一起在县电影院看过彩色电影《女跳水队员》，我曾被电影里面那些跳水的女运动员的精湛技艺所深深折服。看着那些女运动员在十米跳台上像雄鹰展翅舒展出各种优美的跳姿，我就心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像她们那样在跳台上一展雄姿，轻盈出一个优美绝妙的弧线，在水中化成一圈圈涟漪该是多么美妙？！

当时在石碧潭，大人小孩站在船头跳水是最迷人的一道风景。不过，由于船头高度不够，跳水者跳水一般都是斜插入水式，这种跳水难度不大，观赏性也略差。但即使是这种最简单的跳水式样，也会让一些初学跳水者望而生畏。

记得我第一次站在船头学跳水的时候，我迟迟不敢跳入水中。后来在大人小孩的鼓励、尖叫声之中，我只好双眼一闭，跳下去时直挺挺的身体被重重拍在水面上，溅起四周一大片水花，痛得我要命。跳了好几次，只要我一落入水中，总觉得身体似乎不听自己使唤，我想头先入水，但总是肚子先拍到水面上。有一次，我入水时，整个身体竟然像一个皮球滚下水，引得四周大人小孩一阵嘲笑。跳水就像小孩刚开始走路，不摔痛几次自己的肚皮是不可能学会跳水的。后来，已经学会跳水的我二哥和赵光告诉我，跳水时要用力向上弹起，然后再将自己整个身体向下垂直，这样就不会摔着自己肚皮了。

跳了很多次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一点感觉。记得有一次跳水是自己第一次头先入水，然后整个身体快速下沉，当自己的双手触摸到水下的沙子，我心头一阵亢奋和狂喜，我赶紧从水底抓起一把沙子浮出水面。尽管那一次跳水姿势不是很完美，但我毕竟完成了跳水正确入水的第一步。

当时，跳水高手们嫌船头高度不够，就从桥面上抽来一块竹板，一头直插在船头舱内，另一头悬在半空。这样跳水高度有了，还有了竹板一上一下的震颤力，人站在竹板上头，借竹板几个回合的震颤力，无疑增加了跳水者的弹跳高度，跳水者跳起来就可以将自己整个身体自由舒展，入水时身体的垂直度就会显得更加自然，非常好看，甚至整个身体入水时非但没有浪花，而且声响也不大。当然用这种姿势跳水难度非常之大，跳水者入水时要不就是弯腿，要不就是身体不能垂直，要不就像我刚学跳水一样重重摔在水面上。所以，当时众多的跳水者里面真正的高手不多。尽管我通过一两年的反复摔打，我跳水技能也没有进去到真正的高手行列。但那时的我可以一口气在汨罗江上游两三个来回了。

当时离浮桥不远的石岩处，水面幽深，这里是真正的石碧潭。据说深潭下面有一暗洞可以穿到西门外的澄潭。当时在这里游泳的大大小小的游泳高手，无人敢去深潭下面冒险。只是听说曾经有过咪（潜水）师下去过，上来连说下面暗洞无数。当然我们也不知他说的话真假。就像多年以前，美籍华裔宇航员卢杰说他在太空见到长城一样，因为当时的中国人都没有进入过太空，真真假假随他说。当然，石碧潭下面是否有暗洞，这终究只是一个传说。

后来，随着自己的游泳技能不断提高，我又开始冒险。那时，从汨罗江上游经常有放排者撑大量木排、竹排而过，也会有放排者将弯弯曲曲的竹木排停留石碧潭东岸浮桥前面处。那时，只要有放排的大队人马在此休整，我就会从浮桥上跳入水中，然后从竹、木排下面潜水过去。有一次，我潜水过去时，大概潜水有了半分钟，水下面依然漆黑一团，我有点慌神，不由自主呛了几口水，幸亏前面有一不大的光亮点，于是我不顾一切在光亮点将头拼命挤出去，庆幸这个缝隙刚好容我脑袋进去。我伸出头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我潜水游错了方位，并不是横过竹排而是顺着竹排游过来的。如果不是这个救命的窟窿，我肯定会葬身水底。当然，这个秘密我一直埋藏在自己心底多年，也算是自己命大吧。

（上世纪六十年代平江县石碧潭浮桥前的放排者）

（二十一）

不知不觉我就读的五年小学面临毕业，也就是即将迎来我人生中的第一场考试。对于小学升入中学面临初考的学生，在当时入学的门槛比较高；而现在的学生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初考不以成绩论英雄，人人都可过关。当年我所在的城北完小由于五年和六年学制的撞车，共有七个班400多人统一参加升学考试，而学生能进入一二中读书的平均录取率还不到20%。也就是说，一个班五六位学生之中只有一位才能被正式录取进入一二中，在当时学生录取也根本没有开后门之风和学校与家庭存在的买卖合约，全都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升学录取读书。从这可以想象当年的我们在心理上所背负的巨大压力。

当时为了放松压力，我对母亲说我想去五中（栗山）读书，毕竟到那里考试成绩比一二中要低一些。没想到母亲听后动了怒，她说你姐姐二哥这么有志气，你就不给我们家争点光？其实我哪里不想考取一二中，当然还是怕有万一，我也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当然在考试前，我又多次找老师补课，特别是在算术解应用题等方面，凌老师再次给我讲解多种应用题的题意，多次给我出题并讲解解题要领。我也利用多个夜晚，对各个年级算术书本上的所有题目全部做了一遍。除此之外，凌老师还给我出了一些各个方面的应用题，要我一一解出来，并且说了一些在解题之中我应该注意的问题。

到了真正考试的那一天，我反而不是那么紧张了。特别是考试语文，作文题目是:《写给越南小朋友的一封信》，看到这篇作文题，让我如释重负。我将我在县委招待所和县委会这一年多快乐的生活真实记叙出来，并鼓励越南小朋友跟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我还表示了我和越南小朋友一起向当时的越南英雄阮文追学习的坚定信念。考试过后，我将我写的内容说给李庆龄老师听，李老师当即就夸奖我，说我写得很好。当然，算术考试我考得不是特别理想，各种原因都有，但至少考出了我的基本水平。

考试结束后，我们都是耐心等待考试结果。特别是我们县委大院除了我们新一班四位小伙伴之外，还有喻光耀的女儿喻莉芝也一并参加了这次考试。所以说，我们五人如果有人没有考取一二中，那会让人非常失落。

没有过多久，我们五人都非常幸运被一二中录取。当时赵光是录取到了一中，后来他父亲赵石麟叔叔认为一中离家太远，就和另外一位录取二中的同学调换到了二中。也就是说，我们县委大院五位小伙伴都同时考入了二中。所以，我能考入二中，让我母亲确实感到很高兴。好像当时李老师曾对我母亲说，迎宪如果算术做题不粗心，考的再好一点，就能考取一中了。但对于我来说，已经非常满意了，因为我们五位小伙伴都被录取在同一所学校，也有可能会分在同一个班。

记得考试结束后，我和赵光吃完晚饭会一起到城北完小下面操场去玩。我会经常对着赵光搞一些恶作剧。

有一次，我对赵光说，你过来，我告诉你一件秘密。赵光以为我真的会告诉他什么重要新闻，就过来了。我贴着赵光的耳朵突然大吼一声。赵光捂着耳朵生气地瞪了我一眼，我就嘻嘻哈哈不停向他赔小心。过了两天，在操场上我又对赵光说，我们来赛跑。你先站在操场上面的厕所旁，我喊一二三，然后跑向上面的善惠庵，我肯定会捉到你。赵光不假思索走到上面的石阶前笑着对我说，你做梦。我一喊一二三，赵光就开始跑，我马上捉着自己的小鸡鸡说，捉到了捉到了。赵光气得脸色铁青，一连几天都不理我了。当然，后来我也不再和他开玩笑了，我怕他真生我的气。毕竟学校已开始放暑假，快乐如飞的日子已经在频频向我招手。

（这是当年长得清秀帅气的赵光）

（二十二）

暑假是孩子们放逐玩耍的快乐天堂。

我当时带着比我小几岁的戎晋、董明、建建等小伙伴们到处疯玩，我们除了下塘捉鱼之外，还上树摘凉粉子，偷吃葡萄，骑单车、掏柴洞等等。

县委大院那栋老房子靠右边的走廊下有一葡萄架，葡萄当时还没成熟，一串串的青葡萄，经我们一折腾，糟蹋不少。有时我们摘一串，只尝试一两颗由于涩味太浓，就扔掉了；有时我们将摘下的青葡萄当作子弹，经常搞恶作剧偷袭小孩，被击中的小孩便哇哇大哭，我们却像无事一样偷笑。大人们见到我们糟蹋葡萄，就用白纸黑字写出安民告示:本葡萄架内已喷洒农药，偷摘偷吃者后果自负。其实大人们当时只是略施小计，我们就被蒙骗在鼓里。后来葡萄真正成熟的时候，等我们反应过来，亮晶晶的葡萄一夜之间都被大人们采摘个精光。

老房子左边过来是当时的广播站，我和当时站里的修理工吴则安玩得比较好，我们大人小孩都叫他吴“站长”。吴“站长”当年20岁左右，中等个子，经常穿一身褪色的蓝工作服，戴一顶蓝色帽子，为人非常随和。那时的我只要吴“站长”的单车一有空闲，就会迫不及待去骑。他也比较好说话，一般不会阻止。由于经常骑吴“站长”的单车，我的车技提高很快。除了围着篮球场转圈之外，我喜欢冲坡。篮球场旁边有一很陡的长坡，那时骑单车只能踩着半圈的我，冲到三分之一的坡度就踩不上去了。而下坡的时候，刚开始我也有点害怕，只能从下面一点一点逐级放坡。到最后我从坡顶全程放坡的时候，吴“站长”站在坡下的篮球场一再叫我小心一点。当我手握车头，脚踏“风火轮”，车子快速飞下去的一刹那，我俨然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哪吒”。只听见耳边的风声呼呼作响，两旁的树木快速后退，我的心跳也急剧加速，心理上带来的这种巨大刺激，远胜我一年前坐的那种简陋轴承车。吴“站长”一再叫我扣后手刹，我只是快到坡下的时候才很不情愿扣刹，我想，如果坡下的篮球场是一条直道，那放坡下去一泻千里的感觉该是何等美妙刺激？！当然，为了博得吴“站长”的好感和“恩赐”，我会尽量帮他扶楼梯接广播线，和他一道分解电线以及跑腿等等。

当年院子内长有不少的凉粉子树，其中分公母品种，只有母树对我们才有吸引力。因为母树结下的果实里面的囊籽是一种果胶，将囊籽用纱布包好，放入凉开水中揉搓成浆汁调匀后，过一段时间会自然凝结，然后放入白糖、生姜、小酒就是上等的开胃果冻。记得当时我们全家经常搞凉粉子果冻，母亲和姐姐是制作果冻的高手，几乎每次都能成功。当然偶尔一两次也会失败，做出来成了一锅汤。我每次吃着母亲和姐姐做的凉粉子果冻，总感到快乐无比，毕竟这里面也浸透我的汗水，也有着我的一份功劳。那时，我们爬上高高的凉粉子树，开始有一点害怕，特别是越爬越高的时候，这种害怕的感觉尤为加剧。不过后来胆子大了，慢慢也习以为常了。记得自己当年爬树曾爬到了比两层房子还高。特别是爬竹竿，我就像一只猴子，能快速上下，这一点是我那几位铁杆小伙伴深为佩服的。有时，碰到树上有的果实摘不到，我们就用竹竿去击打。有一次，我击打下来的凉粉子打着了一位小女孩，庆幸只是打着了她的手臂。后来，我们在树上用竹竿击打时，下面会“戒严”，毕竟这不是闹儿戏。

掏柴洞已经是我的拿手好戏。当时院子里的木柴堆放在食堂走廊的最右边，堆成小山的木柴已经堆到了走廊外面，而且将左边的一间空房基本上都填满了。我们便从这间房子外面的窗户里爬进去。由于我有了掏柴洞经验，加上几位小伙伴们的强力支援，很快我们就将洞掏到了柴堆中心。当我们将柴洞掏好整理后，几个人坐在柴洞里，吃着各自从家里带来的糖果点心，细细品尝，真有一种梁山好汉的感觉。当然，有时我一个人爬进来，或坐或卧在柴洞里，虽说有点寂寞，但又有点得意。“占山为王”的我感觉自己顷刻变成了美猴王。

我家后面的厕所旁也有一口池塘，这口池塘比招待所那口塘要小一半。池塘里鱼也不少，一般是不准外人到这里钓鱼的。有一天，来了一位年龄比我要大几岁的青年到此钓鱼，由于平时钓鱼的人少，所以他坐下刚一下钓很快就钓到了一条红鲫鱼。当时我正好从对面坡上走下来，我赶紧向他说，这里是不准钓鱼的。他赶紧和我做了一个嘘的手势，叫我不要做声。然后说刚才钓的那条红鲫鱼归你，但你要给我站岗放哨，有人来了告诉我。我略一思索，觉得主意不错，就站在小路上观察来往行人。大约过了20分钟，来了一位叔叔，我赶紧叫他不要钓了。他收拾起鱼竿，说是上个厕所。谁知他这一去就不回了。我大骂这个骗子。这也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受骗吧。

当然，我们的游戏还有“让子弹飞”。当然这不是演电影，而是一次真正的冒险。记得当时的我不知从哪里捡到了一颗子弹。就叫来戎晋拿块石头和我一起敲打。岂料敲打的过程中，突然“砰”的一声，子弹头擦着戎晋的眉梢飞了出去，当时吓得我俩呆若木鸡。过后好多天，惊魂未定的我俩都不敢谈及此事。记得当时社会上谣传，说是县茶厂有一个人扔黄豆子将一个小孩打死了，当时讲得活灵活现。在那个不谙世事，只知疯玩的我来说，通过此类事例也算是对后人的一种警醒。

这一年的暑假，是我快乐如飞的生活最真实的生动写照。

（当年县委会的小伙伴们: 赵光兄弟俩和戎晋）

（二十三）

暑假眨眼就过完了，面对新的学校、新的环境、新的学业，一切预示着我都需要重新开始。

我的二中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我被分在63班。县委大院内与我分在同一个班的小伙伴有薛丽娜和喻莉芝；赵光和戎云分在62班。当年二中在我们那个年级一共招收三个班，并安排在同一栋教学楼。62和63班是英语班，64班为俄语班。报到以后让我们更为高兴的是，教我们数学的吴虎威老师，是我们小学班主任李老师的爱人，而且我们这个班有十多位新一班的小学同学，其小学同班同学同招在一个班数量之多，占据了三个班之首。

安排座位时，我由于个子小，坐在左边第二行第二排，和王新民同学同桌。我们的老师除了吴虎威之外，还有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李世才，英语老师甘婷婷；生物地理老师鲁希涛；美术老师吴午虞；体育老师余福汉等等。各位老师上课时，他们别具一格的教学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如李世才老师的夹生普通话；吴虎威老师写的斜体数学方程式；甘婷婷老师的嗲嗲英语发音；吴午虞老师的一脸坏笑等等都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他们任课教学时的片段我也记忆犹新。比如吴虎威老师讲解一元一次方程，通俗易懂，我当时说了一句，这么容易。吴老师当即看了我一眼说，后面有你好看的；又比如鲁希涛老师上地理课，他说我们湖南省的地形就是一个侧面人头，有鼻子有眼睛有嘴巴，湖北省就是一个将军帽，刚好盖在湖南省的头上。两湖的湘楚和荆楚文化就这样紧紧维系在了一起；当然吴午虞老师讲课是我最喜欢听的。有一次上课他说一滴墨水滴入大海，看起来颜色没有和之前发生任何变化，其实是变成了两种颜色，只不过是我们的肉眼看不出来罢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各位老师上课讲解时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招。

进入中学，我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少年，也意味着我从以前的调皮贪玩要立马转移至认真学习的轨道上来。我们这个班年龄差异非常之大，记得当年我和李凌江年龄最小，而最大的同学出生年份竟然和我姐姐同一年，我们之间差了六七岁。所以，在当时，那些年龄比我大好几岁的同学都不是特别喜欢和我玩。

我们进校读书没过多久，我们就被安排开挖游泳池和护理桃树。当时学校是号召同学们学雷锋，开展劳动竞赛。特别是游泳池修建完工后，我们在游泳池里和老师同学一起游泳，这么多的人集中在这小小的游泳池里，远比在石碧潭要开心很多，毕竟这游泳池是我们一锄头一箢箕开挖出来的。记得有一次张志坚老师游泳时，不小心将他戴的眼镜掉入游泳池里去了，急得他手足无措，因为他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后来还是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在水下潜水寻找了很久才找到。张老师说没有了眼镜就等于成了瞎子。尽管他是老师，但我们却和他嘻嘻哈哈，彼此开玩笑，师生之间这种真诚的友谊也是那个时候最真实的写照。桃树林也是那样，特别是到了第二年满园的桃花盛开，桃果挂满了树枝，我们的快乐心情也会像朵朵桃花一样灿烂无比。

记得当时同学里面调皮捣蛋的也很多，经常会发生一些打架事件。特别是高我们一个年级的几位男同学，会经常在一起搞突然袭击，选中一位单独走路的小同学，然后合伙抬起这位男同学到礼堂，扒开他的裤子。当然，我也不例外，被他们恶意搞了一次。对他们的这种恶作剧，后来老师还是及时制止了他们，毕竟给我们小同学的心理留下了一定的阴影。当然，也有开心的，就是在操场和同学们一起爬竹竿，这是我的强项，爬到最高处望着围墙外的风景特别开心。

放学回家，我会折叠一只小船，出校门后将小船放入右边小路旁的水圳里。我会跟着小船慢慢向前走着。有时遇到调皮捣蛋的同学，会捡起一块石头将行走的小船打翻，然后说是台风来了；有的同学会在小圳里放几块石头，阻挡小船前行，说是拦河筑坝，让小船刻意停下来；也有的在圳里隔二连三放置石块，说是长江三峡；那时放学回家在小圳里放纸船，是我们多位同学的心愿，我们会跟着小船一直走到小桥边上的深潭前。深潭上面经常有人跳水。尽管我多次在石碧潭浮桥上跳水，但要在这几米高的流水口跳水，还是有点望而生畏。不过，我会在深潭边上的崖壁攀岩，崖壁尽管不是太高，但坡度很陡，要真正攀爬上去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当爬到最高处，微风吹来，鸟瞰我的母校，心头充满憧憬。当时，我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感到好奇。甚至放学时，我会从我们教室边上的围墙爬过去，绕着学校兜一个大圈回家。

我们县委大院五位同校同年级的小伙伴之中，除了喻莉芝年龄略大，我们四位年龄相差不大，戎云年龄最小。所以，当时，除了喻莉芝之外，我们四人对校园爱情一是不懂，二是与我们完全不搭边。倒是喻莉芝既有她喜欢的帅男同学，也有喜欢她的小帅哥。在当时，喻莉芝她们传递爱情的方式就是相互写纸条，因为我亲眼见过有位男同学传递过纸条给她。可惜，我那时什么也不懂。因为，校园爱情对当时的我来说似乎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这是我们中学同班的女同学毕业时在县烈士公园合影）

（二十四）

在县委大院内打篮球将近两年，我的球技也得到了迅猛提高，其水平基本上和大院内打球的小伙伴们不相上下。

不记得是哪一年，县里在工人俱乐部组织了一次职工篮球赛。报名参加的机关厂矿篮球队比较多，作为县委会经常打球的叔叔们也代表县委会机关队准备参加这项赛事。

记得当时县委会打球的叔叔们有石松柏（右锋）、刘华生（左锋）、钟谷厚（中锋）、朱朝华（后卫）、罗国珍（后卫）、张爱东（替补）等等。那时石松柏右边定位投篮非常准；刘华生喜欢在左边带球后勾起双脚跳投；朱朝华的远投和三步上篮；张爱东45°中距离投篮以及号称“坦克”的罗国珍带球横冲直撞等等，这些叔叔们精湛的球技都给我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看了他们打球配合娴熟，投篮精准，我深信他们参加这次比赛一定会横扫千军而夺冠。

到了比赛那一天，也就是县委会机关队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大院内许多叔叔阿姨和我们这些小伙伴们，一起到工人俱乐部去给叔叔们加油助威。当时不记得县委会队是和哪个队交锋。反正比赛一开始，正式上场的县委会队和以前我们看到的叔叔们打球判若两队，对方完全就像是大人打小孩子，两个队完全不在一个等级。对方并不是说水平有多厉害，而是县委会的这些叔叔们一到真刀实枪，就完全变成了花拳绣腿，就完全哑火了，石松柏擅长的右边精准投篮被对方多次盖帽；后来换上张爱东，慢条斯理文质彬彬的他上场后竟然球也抓不住。虽然朱朝华在后场运球过来一再叫大家冷静不要慌乱，但没有人能接住他的传球，他将球一传过来几乎就被对方抢断。钟谷厚以前在己方三秒区是他的得分手段，但现在的他在篮下球也抢不到，更不要说投了。最后，县委会队以一场大败输给了对手。回来后，我们小伙伴们七嘴八舌讥笑他们，用平江土话就是: “灶背弯里杠锄头——冒的真本事”。后来我们干脆说，我们打球也比你们强。

当时我们也和大人们打比赛，当然我们不可能打赢他们。那时与县委会一墙之隔的人民医院也经常有小孩爬围墙过来打球，记得当时有刘治虎、李仪、李佶、小杨、余爱平、李庆宪等。后来他们来的多了，就会经常和我们打比赛。我们这边是我们兄弟俩、薛平华、赵光兄弟俩、李首平、李跃进、宋晋平、薛维国等。大人们就给我们做场外教练和裁判。说老实话，当时打球人民医院子弟队从个人球技来讲并不逊色于我们，甚至个别人水平还在我们之上。但他们整体水平比我们还是略差一点。相对来说，刘治虎和李仪兄弟俩打球比较厉害，但小杨等人的球技不行。所以打起球来，双方各有输赢。

记得有一次，医院子弟队一上场就气势汹汹，特别是刘治虎，他拿到球有一个假动作过人特别厉害。前几次我都被他骗过了。后来他晃动身体的时候我不为所动，但他身体比我要硬朗，我们之间的对抗我明显处于下风。特别是他在前场一拿到球就喜欢带球往三秒区里钻，而二次篮板又多次被李仪兄弟俩抢到，我们防这三人有点顾此失彼，比分一度被他们遥遥领先。当然，我们也不是吃素的，因为另外两人后卫基本功不行。特别是我们一过中场，经常将球交给平华姐，而平华姐带球在三秒区横冲直撞，屡屡将球投进。场外看球的叔叔一再拍手叫好。特别是我和我二哥、赵光中距离投篮多次投篮命中，将他们彻底打败了。过后他们都不服气，自宽自解说道，薛平华我们又没有盯防她，好男不跟女斗。不过，也必须承认，平华姐一拿到球，他们都不好意思和她硬抢。谁让她是一位女的呢？但不管怎样，我们赢球了就是硬道理。

后来我们也和打球的叔叔们混编成两队在场上竞赛。当时打球分全场和半场比赛，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毕竟全场比赛强度更大，对抗更加激烈，跑位更加灵活，当然视野也更加开阔，打全场比赛对提高自己的球技水平也更快。几年后，我能进入到县商业局篮球代表队，与我当年在县委大院打球有着必然的联系。

（当年的我和县委大院内的小伙伴建建在一起合影）

（二十五）

转眼到了1965年年底。也就是说母亲和继父带着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和谐时光。

母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我的母亲最伟大的地方，不在于她为我们付出了多少，而是她用自己的一生，用平实、坚定的信念，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点点滴滴教会了我们，什么是无私的爱？什么是无怨无悔的爱？什么是超越了血缘的爱？

母亲1926年出生在思村丁家源，母亲的童年是非常不幸的。母亲一生下来她的外公、父母和舅舅等亲人都跟着彭德怀闹革命走了，幼小的母亲无奈交由自己的外婆抚养。母亲的外公当时家境殷实，曾在省城就读大学，毕业后在清朝官府任过五品官职，民国时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任铜鼓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舅舅和母亲曾在湘鄂赣苏维埃政府分别担任“经济部长”和“妇女部长”。外公后因病回乡。慈祥的外婆是母亲的全部依靠，可惜外婆在母亲七岁的时候不幸病逝，母亲只好寄居在舅母家生活。母亲的这位舅母为人刻薄，在家一手遮天，母亲的外公都有几分惧怕她。那时的母亲经常被舅母打骂，吃不饱饭，甚至整天不给母亲一口饭吃。母亲九岁那年，也就是母亲的外婆去世后的第二个冬天，这位没有一点人性的舅母，竟然给我母亲剃一个光头，让她打一双赤脚在外面流浪。后来这位舅母好心的儿子，偷偷将他家吃剩下来的锅巴饭藏在棉袄里，送给我母亲。望着我母亲狼吞虎咽吃完锅巴饭，这位舅妈的儿子也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母亲后来回忆起此件事，她说当时躺在草堆里，饿得已经没有了一点力气。后来母亲的外公对自己霸道的儿媳也看不下去了，就托人做媒给我父亲做了童养媳。母亲是善良的，尽管这位舅妈对她如此狠心，但后来母亲用自己宽厚仁慈的心善待了这位舅妈。

那是1963年春，母亲带着我去南京，当时我和母亲完全可以住在我舅舅或江渭清家里，但母亲执意要住在当时已到南京定居的她舅母家中，并且对这位身患重病的舅母非但不计前嫌，而是百般照料，嘘寒问暖，每天给她擦身、洗澡，倒马桶。让这位舅母后来深感内疚。当时我亲眼见到她流着泪和我母亲说，细来里（小时候）让你吃苦遭罪了，很对不起你。母亲则连连安慰她说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要再提了。长大后我曾问过母亲，说当初你对这位狠心的舅妈难道不恨吗？母亲回答说当时当然恨，但解放后自己读了书才知道她也是旧中国的牺牲品。特别是她的爱人早年参加了共产党，被国民党多次通缉追杀，不幸英年早逝。她早年守寡，带着唯一的儿子每天担惊受怕，东躲西藏，也非常不易。再怎么说她们也是烈士家属，又是我至亲的人，所以后来也就原谅了她。

当年母亲的娘家许多亲人都是共产党，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血洗丁家源，将邱家许多与共产党有牵连的直系亲属都杀掉了。所以，那时的母亲也是跟着大人成天东躲西藏，母亲能幸存下来也是一种侥幸。1944年5月，日本鬼子进犯平江到了官塘，家住离官塘只有十来里的永兴村的父母亲，抱着2岁不到的大哥随着逃跑的人群往福寿山躲难。途中我母亲不顾自己安危，执意绕道去看了身患重病的外公最后一眼。所以说，母亲的博大胸怀是用委屈、谦让撑出来的；她平和的心态也是她艰辛的经历磨砺出来的。是苦难的岁月铸造出了慈祥的母亲坚毅的性格，母亲高尚无私的优美品德也让我们后人敬仰。

解放后，母亲被我外婆安排在江苏省委工作，母亲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不为心动，执意回到自己的老家工作。特别是文革结束，我舅舅有意将我二哥调到南京工作，但我母亲没有同意，她说要去就凭自己的真本事考进去。又比如我，曾经在县内一家小工厂当工人10多年，我也多次央求母亲凭她的人脉关系，将我调换到县内或者省城行政单位工作，同样被我母亲拒绝。我后来上大学，都是凭自己的真本事，母亲和继父也根本没有找任何人给我开后门。但并不是说母亲根本不关心我们子女的前途。记得我当年被中南工业大学正式录取，我在学校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告诉了她这一喜讯，母亲接到信后立马给我回了信。母亲在信中说，得知你考取大学我比你更高兴，要知道你考试的那两天我比你更紧张。人的前途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而不是永远生活在父母的羽翼下。所以说，母亲一生的清廉众口皆碑，她对子女的爱戴是发自内心的无私的爱。只有当我们自己做了父母亲之后，才能真正体会到母亲当年的良苦用心。

当年在县委会，母亲和魏姨、丁姨、邢姨等阿姨们关系非常要好。她们有事也喜欢在一起共同商量。特别是她们对我母亲非常信任，因为我母亲在她们面前处事周到，为人友善，热情大方。有一次，丁姨家里遇到了一点家庭矛盾，丁姨几次上门找到我母亲寻求解决办法。最后是我母亲和她们促膝谈心，将她自己的苦难经历和现实生活去劝说她们，将有些问题慢慢化解。后来甚至丁姨的女儿曼曼的婚姻大事也是我母亲作主，并成就了她美满的姻缘。曼曼从此也视我母亲为自己的亲生母亲。后来母亲调到了县水泥厂工作，她为人的亲和力众所周知。特别是母亲和当时厂里一位叫小范的外地姑娘结为了忘年交。母亲待她如亲生闺女看待，并教她织毛衣、绣花、做针线活。小范大小事都喜欢找我母亲商量，后来小范的婚姻大事也是由我母亲亲自把关。小范结婚后同样将我母亲视为她的亲生母亲。后来曼曼和小范都在外地工作，两人每次回平，都会带着爱人小孩和礼品登门来看望母亲。

记得有一次，我和我们单位同事汤申泉骑着单车去我母亲所在的水泥厂搞调查。我们到达的时候正是下午五点。在我们来之前，我母亲接到我们单位领导一个电话，说是老汤的父亲在老家安定秋湖去世了，叫他即刻回家奔丧。母亲得知消息后，不动声色，一直等老汤吃完饭后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噩耗。并找了一辆货车亲自将他送上车。老汤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后来对我说，你母亲处事非常周到细致，一般人完全想不到。真的非常谢谢你母亲。

母亲无论在何时何地，她的善良仁慈、热情大方的优美品德，得到了大家一致的高度评价。

母亲教给我们的不只有昨天、今天，还有更灿烂的明天……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我母亲）

（二十六）

1966年春节到了。有一天，姐姐突然和我谈起了一件事，就是继父还有一位两岁多的小儿子，目前已经换了三四户人家寄养。汨罗大哥给父母来了信，虽说信中没有直截了当要将弟弟送回平江，但看得出他是在试探母亲，究竟最后作何抉择？

母亲有大小事都是找我姐商量，对我和二哥从来只字不谈。当时我姐听后不是太乐意，但母亲态度则非常坚决。她说你继父能够接纳你们姊妹三个，难道我就不能容纳他一个儿子？何况这孩子从生下来被当作一头牲口一样买来买去太可怜。我听完姐姐的一席话，感到非常突然的同时也感到震惊，在这之前，我对这位弟弟的情况一无所知。从自己当时内心来讲不是特别情愿，但既然母亲已经决定，我又能说什么呢？

4月的一天，汨罗爹爹带着一位小孩来到了我们的家。无须介绍，这位小孩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弟弟。我第一次见到弟弟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双非常无助的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们，瘦削矮小的他穿戴非常土气，面容有点憔悴，长得也还秀气。母亲当即带他上街理了发，回来后给他洗了一个澡，然后给他换上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并戴上了一个黄“军帽”。爹爹给我们介绍说，你们的这位弟弟叫黄辉，我们当地人都叫他辉妹子。然后将我们一一介绍给他。轮到介绍我时弟弟叫我细哥，虽说他叫的声音很低，也不自然，又是一口汨罗话，但对于我来说，在家里第一次有人叫我哥，我的心情也很复杂。

爹爹将我们互相介绍完后，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说是黄辉生下来两个月在家里照的。照片是黑白的，有两位小孩坐在摇篮里。不用说右边那位是弟弟了，模样和继父很像。只见他张着嘴巴，一双无神的眼睛可怜巴巴望着众人。左边那位听爹爹介绍说是比他大三个月的侄子，也就是大哥的儿子。两人颈上都戴了一个大大的银圈，穿一个式样的黑色的土布衣服。看完这张照片，让我对这位弟弟似乎有了一丝的怜悯。

爹爹接着介绍说，他们这次来平江是从汨罗白水坐火车到长沙，然后转乘汽车到平江的。可能黄辉是第一次出远门，什么都感到新鲜，都是自己走路的。但平时就不一样了，由于他寄养的外婆（大哥的岳母）家对他过分溺爱，所以每次只要他一出门就要大人们抱他，不然就不走。

爹爹又给我们介绍了他的身世。弟弟幼年是非常不幸的。母亲一生下他因难产去世。哥哥大嫂带他两个月后，附近有一叫苦筑坝的生产队里有户人家刚好夭折了一个小孩，妻子又有奶水，弟弟就被这户人家抱过去收养了；带了一年多，这户人家却反悔不愿收养了。让人遗憾的是，弟弟在这户人家哺乳过程中直接感染了肺病，而且十分严重。继父的堂兄涛爹当时家中已有两个女儿，由于他想为自己传宗接代，于是弟弟被转到他家收养。弟弟被涛爹带了三四个月，由于各种原因他又不愿收养了。所以弟弟无奈只好交由他的哥哥大嫂抚养。当时由于大哥在大队信用社任会计，每天工作非常繁忙，大嫂在家又要种菜喂猪，自己也有一个儿子要抚养，所以，大哥家对于自己的亲弟弟也实在无力带下去了，最后弟弟只能交由自己的岳母寄养。屈指算下来，弟弟从生下来2年多的时间内，先后被四户人家收养、抚养、寄养，到最后还落下一身病。所以，弟弟到平江的第一件事就是母亲带他到医院治病。

医生看了弟弟的病检报告，严肃地对母亲说，你儿子这种病情由于久拖未及时治疗，一下很难根治，唯一的办法就是保守治疗。医生也告诫母亲，治疗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叫我母亲在心理上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所以，从这一天开始，母亲就用医生开具的治疗单方，每天不厌其烦给自己的儿子熬药治疗，这一熬就是几十年，一直熬到母亲头发从青丝转为白发，一直熬到母亲去世。

弟弟由于身体欠佳，经常咳嗽和吐浓痰。特别是晚上病情会更为加剧。为此事，母亲和继父半夜不知起来了多少次，有时送医院，有时弟弟想吃面条或者水果，母亲都会起来满足弟弟的要求。想起我小时候，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晚我发烧，母亲硬是背着我走到北街人民医院打针吃药。后来我的感冒好了，晚上母亲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面条，母亲走到十字街平江饭店给我端来了一碗肉丝面。那时正是我们生活最为困难的年代。特别是我小时候患疝气，一痛起来简直无法忍受，母亲会背着我弯着腰轻轻走动，边走边给我抚摸。小时候母亲每晚都要背我，会一直背到我睡。现在，母亲又将过去对我的母爱完全转移到了弟弟身上。尽管那时我已渐渐长大，但自己内心多少也有一点失衡，总感觉自己在母亲面前已经开始失宠。

作为一位继母，面对突如其来的一位有病的儿子，她展示的是她博大无私的胸怀。如果母亲当时不接纳继父这位儿子，继父也不好说什么，毕竟他们当年结婚时没有作为其先决条件。但现在，母亲不但接纳了这位儿子，而且还日复一日给他治病，母亲的这种大爱无疑深深感动了继父那边的子女和所有亲戚们！也可以这么说，从弟弟到平江的这一天开始，母亲已经得到了继父那边的子女和亲戚们一致的高度评价和完全接受认可。

（弟弟当年4岁时的照片）

（二十七）

爹爹住在平江的那些天，每当我们一放学回家，总看见爹爹抱着弟弟在四处转悠。我当时见了这爷孙俩就心想，爹爹这么大年纪了，弟弟自己怎么不走路呢？记得有一次，吃完晚饭后，爹爹抱着弟弟从县委会一起走到犁头嘴，我跟在他们后面竟然发现弟弟一直不下来。我看不下去了，就走上前强行将弟弟抱了下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弟弟站在原地举着小手用汨罗话朝他爹爹喊，要候（要抱）。爹爹苦笑着又去抱他。我和爹爹说道，不要惯坏他，今天就不候你。爹爹摇了摇头说，他不会走的，这都是他外婆带他的时候太宠他。我们僵持了很久，弟弟就是不走，爹爹只好又抱起了他。气得我狠狠朝弟弟屁股上拧了一把，痛得他哇哇大哭。

爹爹住了一段日子回汨罗老家去了，爹爹走后，弟弟便一直跟着父母睡。我想，弟弟没有了爹爹的依靠，在一个陌生环境里，再怎么说他也会向我们屈服低头。但我们远远低估了他”倔”的能量。

爹爹走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三姐弟领着弟弟去街上玩。一出县委会大门，他就不肯走了。姐姐只好背起他，一路上，我反复拧弟弟的屁股，然后快速跑到姐姐前面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弟弟摸着自己的屁股大哭起来。姐姐知道是我干的“好事”，一边安慰弟弟，一边骂我。后来姐姐和二哥轮流抱他，轮到我抱，弟弟却转过身不理我，我暗暗偷笑。就这样，我们四姐弟上了一次街，弟弟竟然没有下来走一步路。又有一次，我们带着弟弟上街，姐姐背着他走到鲁家坪，就有意将他放下来，然后我们头也不回朝犁头嘴走去。当我们拐弯到了伞厂，再偷偷看他时，弟弟竟然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弟弟的“倔”劲让我们无可奈何。后来回家我们将此事讲给母亲听，母亲只是说，辉伢子造孽（可怜），你们做哥哥姐姐的让他一点，让他多感受一点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我们上学后，弟弟会跟着母亲上班。无论母亲到哪，她都会抱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弟弟对母亲有了很深的感情和强烈的依赖性，妈妈每天喊个不停，只要一会儿不见了母亲，就会到处叫妈妈。后来他又学会了平江话，妈妈换成了m买（平江方言妈妈）。当然，母亲也不可能每天带着自己的儿子上班，不久弟弟就被寄养在离我们家几百米远的西街陈家大屋一位大妈家里。后来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一起下放到了时丰普庆大队。弟弟几个月后又跟着母亲到水泥厂周边学校上了小学，也一直跟着母亲睡。记得母亲有一次生病去了省城住院，都是弟弟照料陪伴在她身边。后来母亲多次对我说，辉伢子非常细心，又有孝心，比你要强很多。母亲说的也是大实话，母亲给了弟弟完整的母爱，而弟弟也给了母亲完全的孝心。

有一天，正好是星期日，大院里来了一位匠人在篮球场干活，弟弟站在旁边看热闹。由于匠人大意，用斧子时不小心用将弟弟嘴唇人中处划开了一道口子，当时鲜血直流。匠人吓得不轻，赶紧将弟弟抱至医院将伤口包扎治疗。后来匠人和母亲提起赔偿事宜，毕竟伤口给弟弟留下了永远的疤痕。但母亲拒绝了，她没有向匠人提出任何过分要求，只是说对他是一个教训。从这一点也看出母亲博大的胸怀。

1967年12月，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一次完美的大团圆。我舅舅、继父的儿子、女儿、侄子都相邀到了平江。特别是继父的女儿是第一次面对母亲，当她饱含热泪叫一声“妈妈”的时候，大家都被这浓浓的亲情所感染。历史被永远定格在这一美好的瞬间。

人的一生，就是努力寻找自己的快乐，追寻你自己心中的世界。三毛说，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是难以快乐的。而我，就是在快乐中寻找自己的长处，寻找自己的天赋。快乐是会传染的，只有分享自己的快乐，才能让朋友圈的亲朋跟着你一起快乐。不是吗，通过我记叙出来的这许许多多的快乐往事，让她真正的快乐如飞……

（1967年12月我们家的大团圆）

（后记）

其实，我很想写母亲。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至今从未单独写过纪念母亲的文章。写的太短，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写的太长，又怕自己理不出头绪，凌乱中怕影响母亲的形象。

我采用的这种回忆写法，表面看起来我是主人公，其实真正的主人公是我母亲，这是我内心深处的原始想法。我想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回忆，渐渐将母亲慈祥、贤惠、善良、谦让、忍耐、热情的东方女性形象浮现在读者面前。所以我之前写的《岁月》《姐夫》甚至《童年》等回忆文章，都和这次写的《快乐》一样，里面都有母亲生前许多细节描写。从而让读者通过我写的这么多篇回忆文章，渐渐认知和认可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形象。

我写母亲的原始资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爱人生小孩后在母亲家中坐月，母亲一点一滴告诉我爱人的。特别是母亲的舅母对她极其残忍的事例，我母亲生前都没有和她自己的母亲和弟弟讲述的那么详细具体，只是轻描淡写说她的舅妈小时候待她不好。母亲和我爱人讲述自己苦难童年的这一段，也是我爱人以前对她有很多误解后，母亲才不情愿讲出来的。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母亲的博大胸怀和坚毅的品德。母亲的这种坚强的忍耐力超乎常人想象。我舅舅看后我写的这篇文章给我留言: “快乐如飞”让我知道了更多我姐姐和你们姐弟的事情。特别是姐姐小时吃过那么多苦。虽然姐姐和妈妈都跟我讲过舅妈对姐姐不好。却没有想到舅妈是那样残忍，我为我的姐姐难过。

母爱是一本永远写不完的书，其中隐藏着伟大和巨大的正能量，让我们后代去深深思索。她如春风滋润我们的心房，特别是在精神上给我们带来的愉悦不可估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望着天空中的一轮明月，就会自然想到母爱，让你安静中而不孤单。母爱无时不刻在默默地鼓励、安慰、支持我们，母爱的这种伟大力量胜过任何一切。这是人世间超越一切的大爱，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挡她。

母爱无边、母爱无声、母爱无价、母爱无言，母爱永远也道不尽，写不完。

祝母亲在天国开心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