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父亲在若尔盖大草原的足迹

曹辉

       我对父亲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只是他的“音容笑貌”，陌生的是对他过去“战斗的历程”（工作情况）几乎一点都不了解；只知道他在四川当了多年兵，所在部队确切番号以及具体在部队曾经在哪里打过什么仗，参与过哪些剿匪活动一概不清楚，非常后悔当初在一起那么多的大把黄金时间被白白地“流淌”了，多少应该问一些当年他“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故事……

　　真是“弹指一挥间”，他离开我都有近19个年头了，但他经常在我的梦里出现，前不久的一个梦里，他还在我们全家旅游的队伍里，在赶车的过程中他动作还是原来军人那样反应很快。仿佛他像是出远门一样，隔个一年半载回家“看望”一下，总是幻想着他没有离开我，自己也多想停留在梦里或希望能把梦再延长一些。后来一直想写关于父亲的内容，始终感到自己大脑里“干涸”需要的内容那么的匮乏，后来有一些关于父亲的点滴记忆都是通过母亲和了解他一些的亲戚同事透露给我的。

       父亲曾经是一位骑兵，他1930年10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淮南市高皇镇曹尹村，那会儿年长的乡里乡亲都喊他“杨生“的小名，当年他按照辈份起的名字叫：曹广善，他的上一辈是“万”字辈，下面是“守”字辈，他自1949年4月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曹善友。他于1961年7月转业后，被分到了马尔康干部农场先后担任副队长、队长。自从他1949年4月至转业，他整整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锻造了12年，其间没有回过一次老家，父亲的“青春岁月”多是在艰苦的重庆綦江和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红原、若尔盖大草原上，和他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一起度过的。

　　骑兵看上去很威风，可背后的辛苦却很少有外人知晓。实际上，绝大多数的骑兵生涯是从养马、喂马、伺候马开始的，战马一天三喂，食物以豆饼和草料为主，部队战士们每天还要涮马和遛马等。训练之余他们要照顾好“无言的战友”——战马，并通过朝夕相处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父亲曾告诉过同事，通过长期相处与观察，马和四五岁的小孩智力水平相当，而且大多数马都很有个性和脾气，你要是摸不准，别说驰骋草原，就是骑上它都很困难。骑兵必须配备马刀和马枪，战马也必须配备马装具，包括马鞍、马蹬、马缰绳、马肚带、马嚼子等。冬天，马跑了一身汗，骑兵们宁愿自己挨冻，也要把大衣披在马身上，虽然有专门喂马的，但骑兵们往往在执行任务中，仍经常舍不得自己吃饱也要把有限的口粮喂给战马吃，并与自己心爱的战马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  注：1928年4月，我军第一支骑兵部队——西北工农革命军骑兵队正式成立。1933年我军成立了骑兵团。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师、炮兵师和战车师相继通过天安门广场，随后由1978匹战马组成的骑兵师方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在鼎盛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曾拥有12个建制师，共19个师，解放军骑兵在历史上最多时曾达到1０万之众。曾几何时，解放军骑兵以师为建制，数万匹战马。如今历经多次缩编，目前只保留了两个骑兵营和几个骑兵连，驻扎于内蒙古草原和西部边防线。】

   当下还有驻扎在内蒙古草原的现代骑兵，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国境边防线长，尤其是在内蒙古草原和西部高原山区，有些地形不便于车辆进出，确实需要骑兵来完成管边控边任务。

      父亲当兵后的第二年，他60岁的父亲（1890年出生）就因病在1950年的一个冬天去世了，大名叫曹万开，小名“黑子”，平凡的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来，此前父亲的母亲因战乱和水灾于解放前逃荒时饿死在当年合肥长丰县的一个吴山庙里。他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因为无钱看病也只有几岁大小相继病死了。解放后不久，由于他刚入川加上部队的特殊情况以及通讯落后的因素，他几乎没有老家的任何音讯，也谈不上回家。（实际从我的爹爹去世那时就注定父亲已经成为了一个孤儿）直到他7、8年后结婚生子，他才不再那么孤单……

       为了追寻当年父亲的足迹，“父亲节”来临前夕，我于2018年6月12日从都江堰乘车沿着汶川、理县来到了当年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四川的红原、若尔盖大草原……并穿越多个几千米长的隧道和著名的鹧鸪山等山脉，在崇山峻岭之中的蜿蜒曲折的公路上前行，进入红原县境内的刷马路口，过刷经寺镇，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壤口乡俄么塘草原——花海，3000余亩的花海一望无际。

　　一路来我想到了50年代这里公路的地形十分险峻，右边是耸立的直上云霄的岷山山脉，左边则是悬崖绝壁下的汹涌的岷江。我想到了当年剿匪时解放军的汽车也是在这样险峻的公路上行驶，那时没有隧道，车辆要绕道而行，司机除了需要高超的技术外，还需要格外的小心。

　　现在的交通方便了，坐了几个小时大巴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红原、若尔盖。 不来不知道，来了才感受到世界如此之大， 我站在这个父亲魂牵梦绕的地方，放眼茫茫大草原， 看到了四川巴蜀独有的秀丽景色，胸中激情无法言谕。若尔盖大草原以中国最大面积的高原湿地而著称，地处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结合部的中国川西北大草原，为中国五大草原之一，面积35600多平方公里，系以牧业为主的藏族聚居地；由草甸草原和沼泽组成。草原地势平坦，一望无际，人烟稀少。 如今若尔盖、红原大草原自然风光旖旎而独特， 民族风情古朴多彩。

       当我第一次踏上红原、若尔盖大草原时就迷上了那片贫瘠荒凉，却壮阔美丽的高原草原，看见草原时的那份激动和震撼深深地铭记在了我的心里。如今若尔盖湿地己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一块原生态的高原碧宝，享有“中国最美的高寒湿地草原”和“中国黑颈鹤之乡”的美誉。若尔盖地形复杂，地势西高东低；宽广、美丽的大草原，孕育着神奇和力量，蓝天、白云、绿草，草原似璞玉浑金，折射着粗犷纯洁的魅力。

       西南地区是红军长征的主要途经地，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曾多次通过这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和革命遗址，使草地声名远播海内外，伟大的长征己过去了80多年，长征给这块土地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长征后的十几年后这里又成为了另一个焦点和“战场”：大西南剿匪，时间跨过了10年后。

        父亲当年在草原上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如同放映影片的感觉， 那许多的场景故事和情节更似电影胶片一样闪现着，时光仿佛穿越到了60年前：50年代与现在相比就大不一样了，那时候草原就是草地， 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不仅人烟稀少，而且常常是方圆几十里见不到有人；房子也沒几个， 特别是冬季雪后寒风凛冽，高飞的雄鹰盘旋在阴冷的天空上，俯视着茫茫的大草原。

草地行走又有沼泽地，困难重重，人们常说：“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泥没足，七八九，正当走，十冬腊，皮开拆。”这充分形象地反应了整个川、甘、青、康四地边区的草地行路难的情况。当时正赶上剿匪的艰巨任务， 解放军为了藏族同胞的解放事业，随时作出抛头颅、洒热血的思想准备。 属马的父亲骑着他的战马也加入到了剿匪的大军。

      当年为了平息西藏的叛乱， 除了西藏军区的部队以外，成都、兰州两个大军区也同时调集了数十个团的兵力，对叛匪布下了天罗地网， 而骑兵更是冲锋陷阵活跃在第一线。骑兵那时候在我军属于十分重要的兵种。（骑兵出身的将军共55人，其中上将2人、中将8人、少将45人。骑兵是除步兵外，产生将军最多的兵种，这其中就包括开国上将许世友、张爱萍以及抗美援朝中被彭德怀总司令赞为“万岁军”的38军军长梁兴初……）那期间确实锻炼和考验人的意志 ，他们长年生活、战斗在严寒、缺氧的雪山草地上， 又是和匪帮近距离正面交战，危险性可想而知。草地不像陆地那里几乎没有路线可寻，重要军用物质主要依靠牦牛驮物和带路，马用来乘骑和侦查巡逻、打仗。以致父亲还算命大，山上和草原雨水多，也经常下雪，山上经常有滚石落下，叛匪在暗处，解放军在明处，等于在枪林弹雨下摸爬滚打十几年，在无数次的剿匪战斗中父亲只是臂膀上留下一处枪伤，好在身体未受到大的影响。

       至今我还保存着父亲当年使用过的公文夹子，封面印有“茂县军分区”字样，虽然很旧又无内容，但我觉得非常珍贵。茂县军分区当年管辖范围包括阿坝藏族自治州。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连康定，西北靠青海省，北接甘肃省。它的面积辽阔，有8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浙江省面积的五分之四），人口只有40万（相当于浙江省人口的百分之一）。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5人。 全区（州）共有12个县，这里的森林面积在全国居第二位；绝大部分是原始森林，并不是原始时代长出的森林，而是自生、自长、自倒、自灭，基本从来没有进行过人工砍伐的森林。藏族占全区人口的一半，约有20万人；汉族14万，羌族3万，其他还有少数回族和傈傈族人。全区共有和尚1万多人，喇嘛5千多人，活佛70多人。三者加在一起，将近2万人，占藏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还多。西南地区是全国解放较晚的地区，全区解放的过程：1950年，进军茂县。1951年，进军大金、小金。1952年，进军黑水。1953年，进军松潘草地。

      父亲所在部队最早属于二野十二军补训团一营二连，之后他又转到当年还属于四川省的重庆綦江独立营，先后担任过战士、征粮队员、副班长、班长、中队长、副排长等职。通过两年的“摸爬滚打”锻炼，1951年5月，那一年他21岁时被委派到綦江县武装大队担任代理中队长、队长，负责管理上百人。随后这一年8月他又被委任为綦江警卫营一连副排长。1952年在他从速成中学上了两年专业学习后，又转入成都军区骑兵第二团（母亲后来想起并确定是3964部队）。这个团当年 1950年2月9日，由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与率领第十八兵团入川的西北军区机关一部于重庆合并组成。

       从西南军区速成中学上了两年学后，他被分到了公安第二十三团步兵营四连、内卫骑兵团七连担任副排长，1957年开始又转入到骑兵二团警通连和步四连，分别担任过司务长、马术队长、排长、连副指导员等。当时的团长是：邵金旺，团领导换了好几任，后为尚昌鑫，政委卲金旺，团部驻扎在红原县，那几年，他所经历的连长和指导员先后有张成祥、赵新清、裴金铭、李汉文、孙维正等。他们这支英雄的部队在川西北剿匪的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有100多人，仅1959年6月在红原县的一次战斗中有一个排与数倍匪徒的激战中，就牺牲了近两个班我们最可爱的战士，可见当时形势的严峻。

　　【 解放军正在川黔交界地的深山丛林中搜剿土匪】 

       他们不仅在草地上，还驻扎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山坳上清剿残匪， 高海泼地方不仅严重缺氧，那里的冬天气候更是特别寒冷， 一年四季都下雪，常下冰雹，天气变化大，本来是大好晴天，忽然一阵风刮来，即刻下起雨、雪和冰雹来，冰雹大的过指头，小的如黄豆，山顶冰雪一般全年不化。早晚与中午的温差甚至达摄氏30度，年平均气温为摄氏 3度。草地饮水也相当困难，结冰期间（普遍为11月至次年4月），须取冰煮水，如追击匪徒或有紧急任务，只能喝冷水，喝后还要吃些蒜头。非结冰时草积水中，草地里除了草和水以外，常出现牛粪和马粪。所以又相当污沌，呈棕红色，多含有肝胫，牛马及人喝了多患肠胃寄生虫病，故需煮沸后方能喝，有的吃了蒜瓣仍然不乏拉肚子肚疼等现象，至于嗽口水有条件的活一般都要放些杀菌的药品更好。在这种恶劣条件下，战士们还要克服高原反应，追剿匪徒……

【父亲的战友们】

      父亲的有一段经历是写进去还是不写进去，我一直内心比较矛盾和纠结，犹豫再三想想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是写进去吧。父亲曾经告诉过母亲：最让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是在一次激烈剿匪战役的那个晚上，经过一整天的战斗下来，每个战士都是又累又饿，大家都是在荒漠的野外，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吃的晚饭。结果到了第二天他们才知道，前一天晚上吃的饭竟然是用了被打死的匪徒死尸上刚流淌下来的血做成的，可以想象到当时如果知道的话，没有一个战士能吃下。事后他们想吐又吐不出来，因为他们肚子里已消化的没有食物了，炊事战士说当时也是处于沒有办法的办法，光秃秃的山区没有一点水源，为了活下去必须这样做……

       他们把马鞍当枕头，毡衣或羊毛大衣作被褥，半夜里他们的帐篷经常遭到狂风暴雨和野牦牛的双重袭击 ，生活条件之恶劣难以想象。前一天晚上用热水洗脸使用过的毛巾，第二天早上，它已变成了一张硬邦邦的如同“铁皮”一样坚硬。每天，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下骑在马上一活动，内衣都要被汗水浸湿浸透，晚上，他们只好再用自己的体温去把它“烘干”。 每天他们草草地洗漱之后，硬挺着精神，打好背包还要牵着自己的战马坚持行军宿营或开展搜索。行军中，他们脚上磨出血泡是常有的现象，经常是袜子与皮肉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血痂，接着第二天行军又被磨破而又裂开了。 当年的大山剿匪，山险林密，沟壑纵横，到处密布机关和陷阱，根本不能用人海战术。

【父亲与他老家的亲戚大约于1956年深秋在成都带兵时的合影，旁边的男孩我称他“宝孩”大哥，现在有70岁左右，小女孩是我“爱珍”大姐，现在也已奔“7”了】

       为了平叛，他们常年披星戴月，跋山涉水，忍饥挨饿，露宿于雪山草地，备尝了人间的各种艰难困苦。在平叛中，有的人得了严重的雪盲症，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永远失去了观看亲人、朋友和这个美好世界的权利；有的人在严寒的冬天被冻坏了脚，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将双脚截去，只能在轮椅上度过终生；有的战士与匪帮战斗到最后，牺牲在茫茫的草地中而死而无怨！ 我从一位参加剿匪的老革命回忆中了解到：从1951年起到1959年的八九年以来，四川、青海、甘肃等省的藏族地区的叛乱与平叛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过。仅以四川为例，群众被裹胁参加叛乱的达13万人，12个县的县城遭到叛乱分子的围攻，一千多名干部和积极分子被叛匪杀害。在这期间，我军共歼灭（包括毙、伤、俘在内 ）叛匪12万多人。

     父亲曾经告诉过母亲，他们部队平时根据康藏地形、气候、交通、经济及敌情与我军人马装备具体条件实施补给了“帐篷、马用头罩、羊毛大衣、高腰皮靴、毡子、棉帽、手套、毛袜、线棉背心、棉被、风镜、雨衣、防湿垫布等。”（母亲至今还保存着已有60多年父亲当年使用过的军用羊皮大衣）为了保持战士们的身体健康，力求食品中养分充足，部队适量下发一些牛肉、猪肉罐头等。战马的伙食条件当时还不算差，经常喂的有豌豆、玉米、豆饼等，遇到当地不能满足条件时，主要依靠航空物资空投补给。

【1952年10月，正在修筑康藏公路的解放军54师】

      后来我还了解到， 平叛部队的生活虽然养分充足，但经常四五天吃不上一点蔬菜，没办法只有克服。有时他们也一起想办法大家一起动手，有的去摘野韭菜，有的和面，没有擀面杖，就用手榴弹把子代替；没有面板，找一块较为平坦的石板，大家齐动手“众人拾柴火焰高”很快就吃上了热腾腾地饺子。这种用罐头牛肉、猪肉拌上野韭菜做馅的饺子，既有高原的风味，又有内地的特色，对当时来说真算得上美味佳肴了。

      在藏区的人们，几乎家家都有枪支，所以很难一下分辨清楚谁是老百姓，谁是匪徒。往往是白天才卖给你的牦牛和羊，晚上匪徒就又冷不防地突然返回来抢夺，一般来说财产损失还是小事，严重的则是财失人亡。西南地区土匪数量多、分布广，加上地理条件复杂，各地剿匪工作进展不平衡。这些匪帮占有天时地利，化整为零躲在暗处。解放军们是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极易吃亏，他们部队一位九连连长就是中叛匪冷枪而英勇献身的。某团进军壤塘的一个战士只因掉队了五六十米，在后面两百米远还有后续部队的情况下，他就被从路旁的原始草丛中窜出来的叛匪一刀戳中了要害壮烈牺牲了。 

　　【父亲（右一）1954年6月在重庆北碚速成中学学习时与战友们合影】

胜利的法宝就是总能因地制宜地制定出不同的作战计划和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和消灭敌方有生力量。 四川各地的剿匪斗争不断告捷，到1950年2月底，川东、川西、川南3个地区已歼匪4.5万多人。但是，尚未打更多的歼灭战，大股土匪多数未被全歼。 1952年平息了黑水叛乱以后，1953年1月1日，阿坝藏族自治州政府在刷经寺成立。3月，中央认为解放草地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解放军全线进入草地。 至1953年底，西南地区共歼灭土匪116万多人，缴获各种枪60万余支。

     【部队在4200米的高山上建起营地】 

       藏民的生活方式极其简单和落后，接近于原始社会的末期； 藏民人人穿羊皮袄，腰间系一根腰带。干活的时候，就把皮袄的上身披下来，垂在腰下，裸露着上身，不论男女，都是如此。 藏民的主要食品为青稞，青稞又称“裸大麦”，是大麦的一个变种，它成熟后，种子与稃壳分离，容易脱落。 藏族劳动群众生活在一起，吃糌粑，喝奶茶，啃生牛肉；打青稞，扑山火；斗土官……藏民的生产也很落后，连个锄头都没有，翻地用牛角，或者用“二牛抬杠”。一般是妇女从事生产劳动，男人在家看孩子。 藏族劳动人民很重感情，很讲信用，也喜好交友。 

        当地藏民全都信奉喇嘛教，喇嘛教又称“西藏佛教”或“藏传佛教”。所以，这里的喇嘛寺很多，全区共有200多座，他们属于西藏喇嘛教系统。 佛教，家家户户都设有经堂。他们住的是用石头砌成的三层楼房，形状象一座四四方方的碉堡，底层给牛羊住，中层基本都住人，顶层作为经堂。这里寺庙很多，每个喇嘛寺一般都有一两个活佛，一般僧人称和尚或扎巴，高僧称为喇嘛，喇嘛要到拉萨朝拜回来之后才被认可。寺院的最高主持人叫“堪布”。 部落里的头人的名称很多，有的叫“土司”，有的叫“土官”。头人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地方的土皇帝，他们的权利很大，可以无代价地占有民财，侵占民女，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农奴制。寺庙的刑罚也很多，什么样的花样都有。

藏民的婚姻制度比较特殊，既有一夫一妻，也有一夫多妻，还有一妻多夫。目前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于松潘等地，据说男方必须送给女方家50头牦牛才能娶到妻子。 那时候人们的等级观念很强，群众见到“头人”要低头，甚至还有老百姓把活佛的尿当宝贝抢着喝的现象。 一些以牧业为生的藏民，夏天住帐篷，冬天用树枝搭个架子，糊上牛粪，就成了房子，所有的藏民，前面说过都是一件皮袄，四季穿着它，白天穿着是衣服，晚上抻开是被子。 到了严热夏天时男女几乎都是赤裸着上身，包括一些地方泡温泉也都是男女半裸着同时在一个“屋檐”下混浴。

    【父亲1954年6月在重庆北碚速成中学学习时的毕业留影，第四排左七】   

那时候每户藏民家庭中的生活用品寥寥无几，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没有凳子，没有桌子，甚至没有床，自然也就没有床上的一切用品。他们的被子就是白天穿的那件羊皮袄；在房子的一个角落里铺上点青稞秸秆，那就是晚上躺下睡觉的地方；有的连秸秆都不用铺，随便哪里都可以当床睡。他们祖辈下来就保持不理发，不洗澡，不洗脸，不刷牙的习惯。所以，也就没有毛巾、牙刷、牙膏、肥皂、脸盆、缸子等等一整套洗漱用品。他们身上散发的多是牦牛和草地上特有的味道，令生活在域外的人们不习惯……

       各地解放以后部队在精简整编的同时，很快掀起了学习文化的运动。50年代初，解放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8％，军队中文盲半文盲就占了30％。1950年8月1日，毛泽东就签署了中央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出：“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1952年5月28日，西南军区直属队举行了隆重的1952年度文化学习开学典礼。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指出，部队精简整编后，要把每个连队都变成一个学校。3年之内把全军战士普遍提高到高小文化程度，干部不够初中文化水平的都要提高到初中文化程度。在这个大背景下，22岁的父亲也参加了速成中学的学习。

       【父亲（前排左一）1954年在重庆北碚速成中学打蓝球时与战友们合影】

父亲当兵前没有文化，当时作为准尉以上的骨干人员，都必须要达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1952年他抓住第一批被转入速成中学的难得机遇，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父亲在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学习期间，他当时的校长刘康（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知识分子干部，当时的速成中学在重庆（那时重庆归四川省管辖）。

   【父亲当年的速成中学毕业证书和在篮球场上的留影】

　　父亲当年被分配在西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七大队二十班，通过两年的刻苦努力学习，他于1954年7月21日24岁时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初中毕业证，成为速成中学第一届毕业的“初中生”。有了这个短期有效而扎实的学习基础，对他后来转业到企业里负责政工、武装、工会等工作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因此他有幸还被抽调到政府机关的相关组织负责国家的首次房屋普查工作，并获得了市政府的表彰。同时他还被指定为当时的淮南市第二服装厂负责撰写《厂志》的工作。

【在全国第一次房屋普查工作中获得市政府的表彰】

　　父亲在速成中学学习后的第二年，即1955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重新划分全国军区，撤销西南军区番号，在西南地区分别成立成都军区。此后的第二年后期开始，他曾分别担任了骑兵二团属下马术队队长、司务长、代理副连长等职务。作为马术队经常参加表演和重要演练活动，那期间父亲与他的战友们策马挥刀，要进行乘骑、斩劈、马上射击、马上站立、马上倒立、马上高山拾物、军马卧倒隐藏等科目训练，阳光下，军刀闪闪，马蹄生风。

       父亲在担任马术队长期间，他和他的战友们不仅仅经常进行马术训练，还要进行表演， 并在风驰电掣中，对准左右两侧和正前方的靶标扣动扳机…… 英姿飒爽的骑手们在乘马疾驰中放开马缰，猿臂轻展，摘下背在身后的半自动步枪或冲锋枪，双腿裹紧马腹，从马镫上挺身直立持枪， 乘马射击……

乘马射击项目对骑兵的要求是比较全面的，它需要骑手操控马匹的能力、精准的射击技能、沉着灵活果敢的反应能力等等。因为军马袭步奔驰的速度在200米内可以超过汽车，而骑手仅靠双腿夹裹马腹进行立姿射击，稍有闪失就会从马上跌落下来，因此为了更好地考核骑手的驭马能力，他们训练的科目还包括“乘马捡物”、 “马刀入鞘”等内容 。

      那几年部队总是与叛匪打些小仗。1956年，黑水、马尔康、绰斯甲等地发生叛乱，为了平叛，他们与匪帮大打了一阵子。1957年，相对平静一些，进军阿坝。1958年，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六七个县发生叛乱，部队也派遣部分队伍去支援那里的平叛。资料记载仅北线就共有叛匪1千多人，枪500多支。其中，若尔盖有叛匪300多人，阿坝有叛匪200至300人，理县有叛匪600多人。这一千多叛匪开始负隅顽抗，后期陆续也有投降缴械的。

　　 【父亲所在的部队时任连长裴金铭】

     那几年里，虽然各地已经解放，但这里小战役还是不断发生。大雪山上的气候瞬息万变， 傍晚，正在山那边吃晚饭的时候，忽然一阵狂风刮来，紧接着便是雷声隆隆，比豆子还要大的冰雹，密密麻麻地砸了下来，砸在脸上、手上，又酸又痛。而后就是大雪纷飞，本来是一片绿油油青翠的山岗，顿时变成了白茫茫一片……太阳出来后，又热得要命，只得又把棉衣脱掉。可是，没有过多久，老天爷又是故伎重演，天空上又是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打雷闪电，大雪纷飞。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他们经常要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为了摆脱同叛匪的遭遇，连续急行军四五个小时，不顾狂风暴雨和冰雹的袭击，翻过雪山草地，直到安全到达新的宿营地才能休息。

      剿匪了好一阵，又时常出现反复，当1959年3月拉萨发生叛乱的时候，四川、青海、甘肃等省的藏族地区的叛匪达数万人。其中仅四川省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叛匪将近2万人，他们拥有枪支19000支。1959年夏天，为了消灭四川、青海、甘肃等三省交界地区的叛匪，成都和兰州两个大军区调集了数十个团的兵力进行围剿，被叛匪围困或占领的一些县城又被我军解放。于是，叛匪便分散到偏僻的深山老林同我军打“游击”。

　 【父亲（左一）与他的战友】

对付这些分散的残余叛匪，兵力少了是不行的。 例如，为了围歼盘踞在青海省的斑马、久治和四川省的阿坝、壤塘等四个县交界地区的两千多名叛匪，我军就出动了三个骑兵团和两个步兵团。在平叛中，当地的绝大多数的藏族僧俗群众是与解放军密切合作的。1959年7月19日开始。三天歼敌与争取1000余人，缴获枪800余支，尔后划区包干展开清剿。步兵2团、骑兵团在色达东部不到两个月，基本平息当地叛乱。

骑兵团在完成堵击任务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向敌出击，歼敌133名，缴枪68支，到了1959年秋天，这些地方的叛乱已基本平息，大股敌人已基本消灭，剩下的只是一些分散的、隐蔽的小股敌人了。

【父亲与他的战友赵朋考（时任排长）合影留念】

　　骑兵团在完成堵击任务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向敌出击，歼敌133名，缴枪68支，到了1959年秋天，这些地方的叛乱已基本平息，大股敌人已基本消灭，剩下的只是一些分散的、隐蔽的小股敌人了。

在平叛剿匪作战中，空军航空兵13师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2年至1959年之间先后参与了“黑水战役”、康藏等部分地区地面作战以及负担陆军第18军的空运空投和支援任务。仅1952年7月3日至9月19日，空13师派出18架运输机负责战区空投粮食和作战物资467.8吨、237架次。1956年8月2日至12月底先后参与康藏地区剿匪作战中，空投各类食品60余万多公斤，出动211架次。

        部队的业余文化生活除了学习训练，偶尔也去看看电影，他们看过的电影主要有《平息西藏叛乱》新闻纪录片。影片以大量的事实，揭露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是怎样指示叛匪破坏交通、劫掠财物、奸淫烧杀、残害人民的。影片还播放了人民解放军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彻底粉碎拉萨市区叛匪的过程。晚上有时也放映露天电影：《上甘岭》、《水库上的歌声》；他们还看过墨西哥影片《躲藏的激流》，故事发生在墨西哥的华莱士总统的执政期间， 一个年轻的女人自己选择到偏远的农村当老师，在克服了种种的偏见之后，她终于以自己的行为获得了村民和学生们的敬重。1956年底看了《五六年国庆节》； 1959年看过电影《母女教师》、《边寨烽火》等……

       1957年的一次征兵促成了他一辈子的婚姻，正在都江堰组织征兵对象进行体检的父亲，由于自身27岁仍处于单身状态，从而被在医院做临工未来的岳母相中，并认识了我的母亲，经过一番周折，“好事多磨”最后终于“撮合”了这段姻缘。于是1958年7月、1962年7月在都江堰先后出生了他们的大儿子（我的兄长）和二儿子（我），1964年3月已转业回到安徽淮南九龙岗后又有了他们的女儿……

　　1957年结婚后母亲一度在红原县的军人服务社工作了半年左右，那时的她不过20岁，草原条件非常艰苦，她说那时是冬天，红原县经常处在零下40多摄氏度，穿上羊毛皮鞋都感觉不到暖和，加上有高原反应很不适应，毕竟军人服务社属于家属临时工，就呆了一段时间后返回灌县了。母亲告诉我她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骑马就是在红原县，记得是骑着裴连长的战马，此马可能怕生她刚骑上去，马就不听使唤地在红原县一片小树林里乱跑起来，当时吓得不轻，在马上连长怎么大声说她就按照他的指挥执行，拽紧缰绳没有掉下来，好在连长的警卫员立即骑马飞奔过来“救驾”，总算有惊无险地安全返回了。后来结婚后曾经带着出生一周岁左右的大儿子到红原县探亲，此后再也没到过那里。

      父亲当初转业到阿坝藏族自治州。当时由州委组织部把他分配到州级机关干部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并任副队长。一年后被推荐准备分配工作，然而农场党委书记找他谈话，说是一批干部要下放锻炼，要骨干，并亲口对他承诺：“ 把你留下当队长，只要有机会就立即安排。”就这样他被留下了。哪料想，一年后“风云突变”州委将农场一刀砍掉，对干部动员下放，大小会动员，落实到人，不间断地找下放对象谈话，不断施加压力。并宣传目前机关已满额，无法安插，迟走不如早走。同时要求响应党的号召，干部要带头下放，如果不走的话，自治州在雪山底下开办一个农场，都到那劳动；第二选择到部落里当牧民安家落户。正如父亲自己在信中述说的那样，当年他也是含着眼泪离开那里的。

      父亲离开干部农场不久，阿坝州机关认为他不符合下放政策的要求，并给他写了证明，叫他回去复职。毕竟安徽淮南距离四川阿坝州几千公里，通讯方面和沟通联系也不方便，在时间上受到了影响，之后又因为来信告知“你已有工作，希安心工作”这句话就没有及时返回阿坝州。等父亲再次去的时候，加上自己的原因，被州组织部门告知：你早来三天就行了，我们可直接安排你的工作，现在复职的权限省里已收回，一切都由省里特批，如在省文件下达前发的可以复职。最终父亲也没有得到复职……

       自从父亲离开他曾经战斗过的若尔盖、红原县、马尔康以后，那么多年来他再也没有回到过那里……

　　父亲一生清贫，经历坎坷，他是少年丧母，青年丧父，15岁为了生计就开始下井干些井口升降机打铃的活计，后从事体力劳动，也干了很多其它工作，直到他后来当兵。父亲也喜欢美术，在部队的平时业余时间里以及转业到地方的初期，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手中的画笔。非常遗憾在我小时候，父亲创作的不少素描画，全部被流失或也有被我送给同学了。

一张白纸，父亲用手中的画笔，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形象就展现在眼前，文革中他为单位画过毛主席像，形象非常生动，他曾想放弃工作以画画为生，被母亲严加拒绝后才不再有此想法。细活能上手，粗活他同样“得心应手”，家中住房拥挤，门前的几间平房和“两层阁楼”硬是靠他一砖一瓦自力更生“摞”起来的（我是不情愿的情况下当他的“小工”）。

【父女俩的合影】

父亲年轻时爱好广泛，在部队就学会了手拉风琴，经常参加部队的“自娱自乐”的活动，亦参加部分小型文艺活动的表演，转业复员到地方后，没舍得买手拉风琴，便买了口琴，也吹了不少年。可能在父亲的潜移默化影响下，我们弟兄俩从小也喜欢吹口琴、吹笛子、唱歌，可惜没有坚持下来。父亲在“文革”期间经常教同事们唱“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滨”等歌曲片段，自己还会“假声”唱法，他不但“识谱”，懂得“五弦谱”，还很专研用功，现在我还保存着他那时购买的《红灯记》乐谱，其它几本乐谱可能因为搬家等原因被他丢失了。再后来他兴趣转移便很少唱歌了。他身上也聚集着一些“童趣”的细胞，比如喜欢看《动物世界”，包括“唐老鸭、米老鼠”等动画片，还有“西游记、水浒传”等名著，一度他还坚持每天晚上给铁工厂左右门邻老少爷们讲名著里的故事……

　　他性格庚直，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上他始终保持着部队的严谨作风，他的性格亦造就了他的另一面，容易得罪人，包括家人。我从小在家也时常被他“敲”几下，故对他一直以来是又爱又恨。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出来，当初80年代流行的邓丽君歌曲一度被纳入“ 靡靡之音”行列，我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并于1979年购买了磁卡录音机，同时从地下“渠道”买的邓丽君磁带，他知道后也不打招呼，更不商量地把我几年辛勤攒下来的有关邓丽君的一些磁带与复制带几乎全部上缴。这也是我事后才知道的，包括文革时期留下的许多毛主席像章和家中本来就鲜见的主席瓷像更是被他上缴给了“組织”。

从他身上想拈点“油水”，那基本是“门”也没有，作为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他从不搞“特殊化”，没有重病从不去开药拿药，感冒头疼的随便买几粒药片吃吃基本就抗过去了，以致于没有看到他住院过，直到最后在医院的两天多的岁月里只是吊了几瓶水……

       父亲、母亲都是我无法用世上所有最美的语言也不能尽兴描述的那个人，作为父亲他也是把我带到这个世上的人，他也永远是背后默默支持我的那个人，想想那几年里我还是非常庆幸自己的，为了满足他的那点“虚荣心”，同时也在为我自己的努力工作，我积极在新闻媒体上发稿，“见报稿”几乎都给他“审阅”一遍，在自己的努力下，我每年都荣获《淮南日报》优秀通讯员，因此这也成为了他与左邻右舍“吹牛”聊天的“谈资”……

1990年父亲60岁离休后也未闲着几年，他始终有不服老的精神，接近70岁的时候仍然还想干这干那。父亲除了在部队受过一次伤可能住了一次医院，后来几乎没见到他与医院打过交道，1999年7月1日那天，我清楚记得自己作为当年被公司党委表彰的优秀党员一分子正在参加“七一”总结表彰大会，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赶紧到市第三人民医院去。仅仅两天，父亲进了医院后，我至始至终陪在他身边，可他再也没有能回到他住了将近30年的家 。在心电图没有任何工作的状态下，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更让我至今都印象非常深刻地是，在为他最后穿衣服的时候，他的后背仍是那么的炽热，看那原本那么充满着强盛活力的生命，在转瞬间就“烟消云散”，我当时心情难以忘怀，亦久久不能平静，我鼻子发酸，眼眶是湿润的……

       父亲离开他魂牵梦绕的草原和他的战友也己半个多世纪了，如今沿着父亲的足迹，踏上了他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征程路上，放眼若尔盖大草原，心潮澎湃，感受颇多……

       在欣赏若尔盖、红原大草原美丽景色的同时，我仿佛还看到了成群的牦牛绕过黄昏的山头，正慢慢地走在归家的路上。在若尔盖大草原马背上的父亲策马驰骋，手提着战刀正飞奔而来，夕阳的余晖映红了他的身姿。跟随他多年的那匹高昂的河曲战马开始放慢了蹄子，好像朝我的方向正缓緩地走来……

【曹辉2018年6月15日写于都江堰】

【我沿着父亲战斗过的足迹所拍下的若尔盖、红原大草原】